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摘要：蒋述卓倡导的第三种批评——文化诗学批评是19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文艺批评阐释系统。在倡导和研究过程中，蒋述卓逐步建构起包括概念定义、建构取径、价值基点、理论基础等在内的相互关联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框架。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篇1：

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双重落差与文化学分析

内容提要 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成熟，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然而，这一理论形态与批评模式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却滞后约十五年之久;它在进入中国之初遭逢冷遇的事实，亦与同一时期中国文论界引进国外“新方法”的众声喧哗形成鲜明对照。对这一“双重落差”现象进行文化学分析，不仅能够为考察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提供一种历史参照，而且可以获得关于文化与文学的传播、影响与接受的特点和规律的更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 女性主义诗学 新时期 思想解放运动

作者：杨莉馨

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篇2：

文艺理论建构的本土化实践

摘要：蒋述卓倡导的第三种批评——文化诗学批评是19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文艺批评阐释系统。在倡导和研究过程中，蒋述卓逐步建构起包括概念定义、建构取径、价值基点、理论基础等在内的相互关联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框架。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的实践品格源自其对文艺创作的实际批评，而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出发创造中国的理论话语，是他文化诗学批评的内在动力和终极诉求。

关键词：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文艺理论;本土化

蒋述卓倡导的第三种批评——文化诗学批评是1990年代中国文艺批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文艺批评阐释系统。所谓“第三种批评”，在他那里，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和戏仿后现代主义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而言的，实际上就是基于对后二者的不满而提出来的。其文化诗学批评的倡导与实践从他1995年发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一文至今，已近三十年，其理论建构、批评实践、诗学诉求之价值蕴藏及问题，都极有必要加以检视和总结。

一 理论自觉

关于“文化詩学批评”的提倡，蒋述卓曾在《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后记”中说：“我对‘文化诗学’研究的构想最早在1995年。当时只是针对开辟文学批评的新径而提出来的。此事的最初动因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1995年初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发展路向’。当时，许明、程文超、吴炫、谭湘、金岱与我在会下的一个晚上聊天，其实聊的都是文学批评界的事。围绕着文学批评的发展问题，由许明挑头，提出要提倡‘第三种批评’，以区别于当时的先锋派批评和社会学批评……于是就有了我那篇文章《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这段话常常引起读者的误解，以为“文化诗学批评”的提出不过是一时起意，实出偶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早在这一概念提出的前一年，他就在《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中提出了“文学史的文化学研究”的构想，其中的一些说法与后来的观点还相当一致。可以说其文化诗学批评的倡导是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考察中开始的。

然则，其理论建构由自发到自觉还是在发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从而“理解了自己活动的意义”之后，其标志应该就是1996年在《广州文艺》召开的“文化批评”专题研讨会上对“第三种批评”的“进一步阐发”和文艺学“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学科方向的设置。在“文化批评”专题研讨会上，众多学者撰文发表了各自的高见，蒋述卓的进一步阐发则使“文化诗学批评”的内涵更为明晰：“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基点是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文化诗学批评的审美特性在于它的诗意描述与感悟性批评……作为第三种批评，它更强调批评家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眼光。”这一阐发以《文化诗学批评：第三种批评的设想》为题发表于《广州文艺》1997年第3期。

1996年上半年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方向“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设置和“文艺文化学”等课程的开设，则将文化诗学批评的研究正式纳入文艺学专业研究范围。经过三年摸索，1999年他开始有意识地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范例问题做有关批评家个案的研究，并于2001年领衔以“文化诗学：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性进程”为题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获立项。该项目以个案研究为主，涉及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巴赫金、韦勒克、诺斯洛普·弗莱、海登·怀特、厄尔·迈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中西十二位批评家，旨在揭示文化诗学的方法论，为文化诗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学理基础。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于2005年以《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艺学学科方向“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设置的另一个成果是由他主编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一套六本)的出版。丛书所着意的更多在广义的文化研究，为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21世纪以来，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本土化研究进一步深化，转入消费时代的文艺学与城市文学(诗学)研究，先后发表《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城市与文学关系初探》《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等论文。这些论文面对中国问题发言，立足当前的社会现实语境，以文化(诗学)研究的本土化为终极诉求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对于中国当代诗学话语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倡导和研究过程中，蒋述卓逐步建构起包括概念定义、建构取径、价值基点、理论基础等在内的相互关联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框架。

关于文化诗学批评的定义，蒋述卓在多篇(部)论著中论及。概括起来，可作如下表述：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文化阐释与美学分析相结合，通过文化对话建立起来的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并以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为价值基点的新的文学阐释系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阐释系统，文化诗学批评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规定：一是文化批评，二是诗学批评。文化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批评之入思与取义在于从文学的角度考察文化，把文学当成理解文化的手段;广义的文化批评之入思与取义在于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把文学当成目的。在比较狭义与广义的文化批评的异趣之后，蒋述卓将自己的文化诗学批评作了如下定位：把各种文学、诗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与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考察和透视文学与诗学现象，以达成对文学与诗学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理解。诗学批评强调的则是文学批评的审美性，因为文化诗学批评涉及的对象还是文学，故而离不开文学文本的审美分析。文化诗学批评就是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其审美性，把“文化阐释与美学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文化批评与诗学批评的有机统一。

文化诗学批评的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文化关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即分析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二是把作品描绘的社会心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人文关怀的重点则在人格建设。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要看它的“基调、价值取向是否有利于现代文化人格的培养和建设”①。同样地，文艺学的发展也应在培养现代人格方面有所作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前提是文艺学自身的发展需具备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包括文艺学自身的科学化、现代审美意识的确立、人文精神的烛照等。

文化诗学批评阐释系统建构的取径是文化对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是指文化传统与当代文艺评论(理论)的对话，可分为三个层面：在文化立场层面，两者的对话必须建立在整体性的文化视野上，挖掘文化传统的永恒价值;在学理方法层面，从继承古代文论的精神与思维方式出发，处理好文论建设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创造出既有现代思维高度、又具有民族性的当代文论形态;在具体的批评实践层面，应侧重强调文化传统的价值实现。中西对话的目的是中西融合，这是文化诗学阐释系统获得普适性，中国文学批评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前提。中西融合强调的则是在借鉴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时需化入中国文化语境，融入中国经验。在这种对话与融合过程中，本土经验、当代语境和西方理论资源几个要素都是缺一不可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深入理解，是文化诗学批评提出与建构的思想基础。在蒋述卓那里，文化与文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文化作为文学的本源、传统、背景与环境而存在，文学与文化整体之间则有着相同或类似的信息;文化为文学研究设置背景，实际上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观察视野，促使文学研究产生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方法，让文学研究在包容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具有超意识形态性，从而涉及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信息与意义的载体，呈现或折射出文化的色彩，文学主题、形象、语言、风格等不可避免地都要表现出文化的内涵;文化观念引进到文学研究中来，可形成对文学文本的文化透视与文化提升，文学在这里既可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既呈现出“自律”又可表现为“他律”，甚至还影响与制约着文学叙事方式，如屈原《离骚》的表达方式与楚文化、《红楼梦》 的叙述方式与佛道文化的紧密联系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来自这一基础的支撑，其文化诗学批评才获得立足与延展的根基。

二 实践品格

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的实践品格源自其对文艺创作的实际批评，其实际批评乃是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和展开。其实际批评的开篇之作应该是1994年发表于《岭南文报》的《走进岭南——论广东文学的文化走向及其评价》一文。在广东评论界频繁呼喊广东文学“走出岭南”之时，该文却从文化的视角一反常态地提出了“走进岭南”的口号，认为只有“走进岭南”，才能更好地“树立岭南”。这一口号的提出，乃基于作者对岭南文学特殊价值——“现代性”的深刻体认。在他看来，岭南文学这种现代性是“植根于岭南这一文化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中，它将会创造出一套新的文化语境”。因此，他提出应站在一种历史的高度“肯定它在文化转型时期的开拓作用与重要地位”。该文写于“文化诗学批评”倡导的前一年，与“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酝酿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此开启了蒋述卓实际批评的新的文化诗学批评范式。

从文化碰撞与比较角度切入文学创作的讨论，是蒋述卓实际批评的显明特色。《异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晶——广东近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评述》聚焦于“新移民作家群”，从内地与广东两种文化碰撞的角度观察广东文学，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有着意想不到的发现。文章认为，在新移民作家的笔下，漂泊无依的感伤与无奈、迁徙后的焦灼与艰辛以及强烈的情感需求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但另一方面，在他们作品的“叙述的肌理之中”，读者却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极为深厚的情感基质——那正是一种无人可以剥夺的恋乡之情，是终身也走不出的乡愁。而正因为如此，移民作家才拥有任何一个本土作家所不可替代的优势，那就是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带来的丰沛的叙事资源和广阔的叙事前景。

比起中国大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比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跨文化碰撞与比较得到了蒋述卓更多的关注。他从华文行走文学、欧华文学中欧洲游记散文和日华文学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取向，那就是其创作主体由于同时拥有中西文化背景而不经意地从文化比较的角度书写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碰撞与交流。如旅美作家陈之藩的散文《旅美小简》中涉及的中美学生衣着的不同而引起的对成功哲学的思考与比较，旅欧作家余泽民的散文《画乳添乳》基于比较文化视野探讨中国与欧洲建筑文化的差异与特征，旅日作家唐辛子的传记文学《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和徐曼的长篇小说《东京那边女人的故事》则在中日文化交融中塑造女性形象等等。

这种文化碰撞与交流不仅带来了文化的启悟，也引发了审美的愉悦。《细看和风入文来——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看日华文学》对居日作家林祁散文《“樱前线”》所涉及的文化碰撞中的“误读”现象作了分析：“樱前线”不过是日本人赏樱的著名景点，但作者寧愿把其中的“前线”二字理解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烽烟滚滚”和“火药味”，但这种误读却恰好写出了樱花的壮观灿烂和日本赏樱文化的“浓烈”。《论欧华文学中欧洲游记散文的文化视野与诗意抒写》则就丹麦华裔作家池元莲散文中所描述的“文化休克”现象作了解读：“所谓‘文化休克’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发生了碰撞，形成巨大的文化差异，从而促使人们去思考，并领略文化差异带来的情趣和美感。”在蒋述卓看来，无论是对文化“误读”的书写，还是对“文化休克”的描述，都会给读者带来诗意的审美。

作为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和展开，蒋述卓的批评实践总是将文化阐释与审美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论洛夫中、后期诗歌的禅意走向及其实验意义》可谓这方面的标志性文本。该文在对洛夫中后期诗作的禅意——生死观、时间观、“真我”观、语言观做种种阐释之后，水到渠成地来到了美学的评价，指出洛夫读禅、用禅虽然也用以传达他对人生、历史、时间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以禅的思维方式和技法去改造、融会超现实主义，创造一种超现实主义与禅相结合的诗歌创作方式。文章围绕洛夫的“实验”着重考察了其诗作的意境创造和语言策略两个问题。认为洛夫追求的纯诗，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有古典意境或禅境的诗，其基本方式是获得一种静观的思维方式，打破因果律，以造成诗境的空白与超越性;其语言方面的“实验”则主要体现在洛夫对“矛盾语”和“半自动语言”的运用上——在可解与不可解和破坏与重组之间达到一种本质上的和谐和“禅机”的启迪。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里的文化阐释与美学分析绝非相互割裂的两张皮，而是基于禅思与诗艺内在联系的整体。所谓文化诗学批评，注重的就正是文化与审美的互摄契合。

三 本土化诉求

所谓“本土化”，简言之，即是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出发创造中国的理论话语。这是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的内在动力和终极诉求。作为一个“过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开始。近三十年来，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扩大，还是在研究方法的多元拓建上，对于文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都具有巨大促进作用，而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相互碰撞则给后者带来了巨大的理论活力。但本土化进程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研究的对象太大太泛;对于西方资源的迷恋使文化研究掉入理论的陷阱，成为一种单纯的理论话语游戏;不顾中国国情，简单地将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相联系，将两者混为一谈;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分析与诠释，导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现象、本土经验的割裂等。

基于上述本土化进程中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蒋述卓设定了自己的本土化构想，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分析中国自身文化问题为基点，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参照，对本土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阐释，建设具有本土特性的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围绕这一构想，蒋述卓进一步提出了避免陷入两个“陷阱”、遵循三个原则的本土化方略。两个“陷阱”是指“理论陷阱”和“政治化陷阱”。避免“理论陷阱”是说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不能套用西方理论，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理论的诠释，而只能当作一种参照。避免“政治化的陷阱”则指不将文化研究问题政治化，而“回到就问题分析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来”，以深化对问题的研讨。三个原则分别是价值重构原则、文化生态平衡原则和审美原则。价值重构原则既包括对大众文化价值所做的重构和引导，也包括对核心价值观和大众文化相互转化与有机融合的关注与推进;文化生态平衡原则是指文化研究者应致力于多种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警惕文化生态的恶化，对文化生态的不正常现象给予批评与引导”②;审美原则指文化研究者对各种文化形态作审美的分析与评价。

在上述构想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面对中国问题发言，蒋述卓将此视为本土化的“基点”。他曾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语境”作了具体的概括：“随着我国城市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基本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景观，文艺市场化使得文学、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进一步看，随着科技媒介的高速发展，电脑、手机逐渐普及，互联网时代涌现出来的微博、微信把我们带入了‘日常生活数字化’时代。”③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日常生活数字化”则又带来了审美趣味的扩大、审美标准的民主化和表达方式的碎片化。

蒋述卓对消费时代文艺学、城市文学(诗学)的关注与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现实语境所做的本土化努力。其对消费时代文艺学建构的探讨始于其为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所做的辩护。与众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流露出担忧不同的是，蒋述卓更多地肯定了消費时代文学的意义：“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文学艺术的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流通着财富，它也会生产和流通着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从传播学角度看，文学艺术作为商品交换流通量越大，其意义的影响面也越大，其社会的效益也会越大，它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会得以放大。”④与此同时，蒋述卓还进一步考察了消费时代艺术与市场的张力关系。在他那里，艺术与市场的关系尽管错综复杂，但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艺术与市场相互需要：市场给艺术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可以为艺术的发展和传播提供渠道与平台;同时市场通过资本运作使艺术的精神价值转换成物质财富，通过文化消费刺激内部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其次，艺术与市场矛盾冲突：市场的商业属性容易使艺术生产走向庸俗化、功利化;艺术本身应该承载的审美、思考、批判、引导等价值功效就容易受到挤压和悬置。在肯定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厘清艺术与市场张力关系的基础上，蒋述卓提出了文艺学的调整与建构策略：第一，应澄清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情感的产物、思想的传达、具有审美娱乐功能等基本问题;第二，需弄清文类内部的变化，如研究中国叙事文类的独特性等;第三，要尊重消费文化时代新的与西方区别的中国经验，具体研究中国的真实问题;第四，调整观察视角，如从生产的视点观察文艺现象，对文学作品的产生、消费与流通过程进行把握;第五，坚持文学的批判、拯救与超越功能，在消费社会中为人类社会提供强烈的人文关怀。

城市文学(诗学)是蒋述卓文艺批评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他关注的重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而是19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城市文学，或者说是中国消费时代的城市文学。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与城市化进程、市民社会的形成、城市文化工业、城市审美风尚以及城市审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化进程及其所引发的城市文化变迁不仅推动了城市文学的发展，拓展了文学现代性的表现空间，使文学在人性的探索上能够达到其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极大地塑造了后者的精神风貌。其消费性、世俗化、功利性、大众性、流行性、开放性、类型化、碎片化等等，无不在后者的书写中得到呈示、汲取并从而构筑成自己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可以说，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在其城市文学研究专著《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得到了集中探讨：“无论是显在的城市审美风尚，还是深层的城市审美意识，其存在的形态都是极其多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们的变幻多姿、流光溢彩，构成了绚烂的城市画卷。而这一城市画卷无疑在艺术，特别是在城市文学中展现得至为鲜明突出。”该著以当代城市文化、城市审美风尚和城市审美意识形态的论述为引领而展开的对城市文学和城市电影的考察，无疑是开创性的。在城市文学研究过程中，蒋述卓逐渐酝酿并首提“城市诗学”的概念：“未来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核心，无疑仍然是城市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⑤而要实现“城市诗学”建构目标，前期资料特别是城市文学作品的搜集编选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还需按照一定的城市文学观念开展《城市文学史》的写作，以梳理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他给出了“城市诗学”建构的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田野调查对各种城市文化现象做综合性考察;二是在文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学理性考察，以构建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理论。他本人所选择的路径是第一种，并已陆续完成对城市文学、城市审美、广场文化、文化产业等问题的考察。所有这一切，都为“城市诗学”的建构提供了起点与必要的准备。

四 价值与问题

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批评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的影响下，针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和问题，在文艺理论重大转型过程中提出和建构的新的文学批评阐释系统。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的影响是客观的事实，因为“文化诗学”概念本身就是“拿来的”。但这一“拿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文艺学和文学批评的问题，“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从而在本土语境中实现新的创造”，因此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與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不同的理论旨趣和价值取向。关于这一点，蒋述卓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中早就说过：“文化诗学也不能视为一种文学的外在批评，就在于它保持了审美性，这也是它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历史主义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新历史主义着重在批评的历史——社会学取向上，离开文学审美性的趋势已很明显。因此，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不同于斯蒂芬·葛林伯雷所主张的那种属于新历史主义范围内的文化诗学。文化诗学既是文化系统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性描述的统一与结合，是文学外在研究与内在剖析的统一与结合，也是西方哲学化批评与中国诗化批评的化合。”

古远清在《蒋述卓：“文化诗学”的国内首倡者》一文中论及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批评时曾说：“在‘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方面，蒋述卓开风气之先，在1995年第4期《当代人》杂志上发表了《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在他的带动下，先后出现了祁述裕、李春青、王岳川、乐黛云、童庆炳一系列探讨文化诗学的论文。”这一描述从公开发表的文字看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个人物名单还有遗珠之憾。据王进《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一书的研究，除了上述所列学者外，不可遗漏的还有刘庆璋、高小康、刘士林等。该著认为正是众多学者的开创性工作，才形成了多元共生、众声合唱的格局，“共同在文化诗学的中国化道路上谱写文化诗学批评和文化诗意建构的多声部乐曲”。作为其中一个声部，蒋述卓的独特贡献则在于：一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初步建构起了包括概念定义、价值基点、建构取径、理论目标、思想基础等在内的相互关联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框架;二是将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应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实际批评，使理论主张与实际批评互为镜像、相辅相成，从而开创新的批评范式⑥;三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现实语境，对消费时代文艺学、城市文学(诗学)的关注与探讨，进一步推动了文艺理论建构的本土化进程，而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调整与建构策略和“城市诗学”及其建构路径的提出，则为创造中国的文艺理论话语提供了启示。

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建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文化诗学倡导者们那里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人们对“文化”二字的内涵与外延普遍缺乏界定，因而其所指就显得有些含混和宽泛。蒋述卓曾在《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中说：“也许有人会说，文化是广泛的，研究文学要从如此广泛的方面去考察是难以把握的。然而……文学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深深受制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虽然文学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相对于文化这个大系统来说，它只能是该系统的一个要素……对文学的阐释正是如此，恰恰是从整个文化系统着眼以后，对文学运动的把握反而才是更准确的。”从这一自问自答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者也是承认“文化”一词的宽泛的。说实话，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复杂难解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摆脱概念内涵与外延界定的纠缠而自说自话?显然不能。作为一种科学的文艺批评理论，当它把文化与诗学嫁接在一起时，就必须在相关语境中界定清楚文化究竟是什么，尽管这一界定可能并不完满，需要人们不断地修正。

另外，文化与文学审美形式的“互动”“互构”研究还有待深化。尽管蒋述卓在讨论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时，提到过文学主题、形象、语言、风格等与文化内涵的内在联系，并以文化对文学叙事方式的影响为例，论及屈原《离骚》的表达方式与楚文化、《红楼梦》的叙述方式与佛道文化的关联，甚至在探讨洛夫后期诗歌的禅意走向及其实验意义时，颇具示范意义地将禅思与诗艺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深挖其禅思所带来的意境营构的“禅意”化和语言传达的“禅机”性，但总体上看，还停留在对文化与审美“互动”“互构”关系的灵光一现的直观领悟之中，而缺乏系统深入的学理考察。程正民《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指出：“从‘双向拓展’两个基本点到‘互动’、‘互构’，童庆炳的文化诗学研究应当说是大大向前推进了。尽管如此，文学文本形式与社会文化语境如何结合，如何互动，如何互构，仍有理论空间可以开拓，仍然需要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探讨。”程正民以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维戈茨基、普洛普、洛特曼特别是巴赫金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文学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历史、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做出系统深入的阐述和精彩分析为示例，说明文化诗学在文学文本形式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的探讨上，“仍有理论空间可以开拓”。程正民这里关注的是童庆炳，但也适合蒋述卓和其他文化诗学的倡导者或研究者。

注释：

①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蒋述卓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页。

②蒋述卓、曹桦：《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载《文化诗学批评论稿》，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39页。

③蒋述卓、李石：《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历程与当代语境》，载《文化诗学批评论稿》，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52页。

④蒋述卓：《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载《文化诗学批评论稿》，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⑤蒋述卓、王斌：《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

⑥蒋述卓的实际批评除了本文第二部分所涉及的那些作家作品论之外，值得补说的，还有他的诗词鉴赏集《诗词小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评及古今诗(词)作120首，每篇评论都贯彻了文化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性描述相结合的原则。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

作者：伍世昭

文化与诗学分析论文 篇3：

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的可能及其路径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西方后现代理论纷至沓来，中国传统理论与批评话语却无法涵盖、无力言说进而导致文论“失语”的现实性语境中，以蒋述卓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家适时提出“走文化诗学之路”的理论策略。“文化诗学”批评阐释系统的建构，不仅重新确立了文化批评的本土立场和价值基点，还为当代文论与批评走出“失语”并破解“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疑难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突围路径。蒋先生的“文化诗学”构想源自对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古文学思潮研究所形成的“综合研究法”与“文化观照”思维模式，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在“审美性”与“人文关怀”价值立场上，主张“文化的中介”“跨学科视角”与“古今会通”是其批评实践的主要路向。蒋先生的“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不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理论关怀，还在城市文学、流行文艺与海外华人诗学等诸多领域不断延伸拓展，彰显出极为旺盛的理论生命力。

关键词：文化诗学;蒋述卓;文化观照;本土经验;现实关怀

在当代中国文化诗学谱系中，蒋述卓教授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文艺理论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事佛教与中古文艺思潮研究起，便形成了从文化视野考察文艺理论问题的自觉，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佛学与中国古代文论、佛学与中国古代美学、宗教与艺术关系等研究实践中进一步系统形成了综合研究法与文艺研究的文化观照这一学术特色。这种以“文化中介”[1]切入文学研究的思想发展到90年代中期，尤其是当代文艺理论界在“失语症”冲击下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激烈研讨，进一步激發蒋述卓在此基础上提出“走向文化诗学——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率先在学界明确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渐趋形成的文艺研究的“文化视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举的“文化诗学”，尽管理论命题不尽相同，在实践研究中所表征的理论旨趣、研究方法及思维模式却是一以贯之的，鲜明体现了其“文化诗学”批评构想的本土特色。尔后，尽管在“城市诗学”“媒介诗学”与“流行文艺”发展转向中，其“文化诗学”批评构想也随着文艺学边界领域的不断挪移而变化发展，但在文化的“诗学”转换与诗学的“现实”呼应中，始终将文学、文化与社会生活拴系在一起，既显示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介入意识，又突显出鲜活而旺盛的理论生命力。作为蒋述卓先生“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的思想菁华，近期，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文化诗学批评论稿》，不仅大体勾勒出其“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的缘起、经过和发展，更为学界全面理解并走入“中国文化诗学”大厦提供了一个样板，值得深入考察，以资借鉴。

一、“综合研究法”与文艺研究的文化观照

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过程中，曾对中国古代文论及古典文学研究中表现出的“方法论”惰性，尤其是“以古证古”“以弹所弹”而不能“用科学文艺理论之光去清理并照亮古代文论中的暧昧朦胧的形式和内容”之简单化、庸俗化方法进行了批评，进而提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结合”这一“三结合”说[2]，并在“文史哲不分家”这一“文史结合”路径上极力倡导“综合研究法”，主张“跨学科地进行一些问题的探索”[3]。作为王元化先生的高足，这种强调“古今中外”结合和“跨界的综合研究”之学术方法，无疑对蒋述卓产生了直接影响。早在1985年，蒋述卓便同样撰文对之进行了思考，深刻体现出其对导师王元化先生思想的接受和发展：

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理论科学，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材料，但它同样感到了一种方法与观念上革新的必要。研究方法还是提倡多样化好。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研究者必然会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对古代文论作家生卒年代的考证或对古代文论中关键性字词、术语的考辨与解释，就不能不沿用乾嘉学派的方法，这种方法并没有过时)，有时一个研究对象甚至得采取多种方法(所谓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便是综合的方法，其实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又是各自包括多种方法的)。我认为，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将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是极为重要的。[4]

将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这一思维方法上对文学文化维度的重视，显然与“跨界的综合研究”旨趣同一。由此，打通文学及文学理论与社会时代的精神气候，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及性格，尤其是与宗教观念及哲学思潮之间的渗透影响关联，成为蒋述卓实践“综合研究法”进而打破传统文论研究单向思维模式的研究选择和行进方向。这种学术研究的模式趋向，便生动体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的写作与探究中。该书中，蒋述卓翔实地考察了志怪小说、山水诗、四声、齐梁浮艳藻绘文风以及北朝质朴悲凉文风与佛教与“佛经传译”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地将中古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变迁的整体性关系，尤其是佛教文化对“中古文学思潮的嬗变”影响予以了开拓性地呈现，为文学研究与文化联系以及宗教意识对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这一宏观与微观双向交流拓展、相互融合与渗透的“整体性研究”做出了极好的阐释实践[5]。谈及此，蒋述卓后来也指出：“中国中古时期是一个文学意识逐步自觉的时期，文学思想表现出流动多变、丰富多彩的特点， 在诸多方面形成了较大的进步。在探讨这些进步的动力源泉时，我不是把它局限于文学本体内部作过于细微的局部透视，也不是从社会思潮演变角度进行过于笼统的总体考察，而更多地从分析中外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推动力这一角度切入，因为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与渗透常能给新文化的出现以最大的推动与刺激。由此出发，我把考察中古文学思潮嬗变的动力定位在对当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与影响上，同时还将这一影响史的研究置于中古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态势中。所以当时除了着眼于中古文学思潮变化过程中直接借鉴和吸收的佛教思想、佛教文学故事以及佛教仪式中的转读等因素之外，还注意考察佛教进入中国社会后对当时的宗教意识、宗教感情、宗教气氛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个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因为只有当佛教中的哲学、道德、审美诸观念渗入中国文化结构之后，它才会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精神、文化氛围的一部分，在文学思潮的嬗变中折射出来。”[6]

在文艺思潮与文化互动演变的路径中[7]，沿着佛教与文学的踪迹，这种宏观文化背景与微观文学索骥的思维方法进一步体现在《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山水美与宗教》以及《宗教艺术论》等著作的撰写中，渐趋形成了蒋述卓文艺研究的学术特色，并为日后建构“文化诗学”研究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学术研究的特色大致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第一，从历史文化背景出发，考察文艺理论问题。受王元化先生“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结合”等从文化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方法论影响[8]，蒋述卓也极为关注宗教观念渗入文学思潮后对时代文化精神、文化心理结构内在影响的探究。例如，在研究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关系时，就极为重视“文化作为中介”的作用，并通过文艺欣赏、美学分析与文化观照的互动关系，考掘诸如“宗教艺术中的生死意识”“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中的悲剧意识”“宗教艺术中的道德箴规”[9]等佛教思维或观念对古代文艺美学思维模式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二，从跨学科视角出发，探索审美创造的经验与规律。无论是对宗教文艺、山水美的探究，还是对宗教艺术的考察，蒋述卓不仅有意识地将文学问题置于整体性文化结构中，还通过跨学科视角对之予以深层次的文化揭示。譬如，对“宗教艺术产生的奥秘”“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倾向及其审美创造”等问题的研究，便从宗教学、符号学、人类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野出发，不仅阐释了宗教艺术与原始先民对神的崇拜仪式之间的心理同构，还揭示了“生产、宗教、艺术往往是三位一体混融在一起”这一艺术的“混融性实践与混沌性思维”[10]的审美创造特性。

第三，從古今融通出发，竭力将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融合、会通。宗教文艺作为蒋述卓至始至终坚持和发展的学术支点，但正如王元化先生多次指出过的，他并不“拘古泥古”，而是竭力将古代宗教艺术思想与当代文坛、当代文论，乃至当代文化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结合”。这种研究取向鲜明体现在对洛夫中后期诗歌中的“禅意”问题以及史铁生作品中“宗教意识”的理论分析上。以洛夫诗歌研究为例，透过诗歌意象、语言、结构，尤其是诗歌语言系统与意象系统之间的隐喻关系，对其诗歌中的“禅悟”“禅意”与“禅境”以及“引禅入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进行了深入洞悉[11]，为深入理解洛夫“反逻辑”以及“超理性”的诗歌矛盾语言提供了解码的钥匙。通过这种研究，实则间接体现了蒋述卓试图将“禅境、禅之思维”与当代艺术、当代文学批评相互融合与会通的愿景。

不难看出，从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的探索，到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的文化观照，再到宗教艺术论的理论建构，不仅呈现出蒋述卓对“宗教文艺研究”的理论自觉和学术旨趣，更清晰显示出其“文化观照”与“综合性研究法”的内在思维理路。也就是说，在古代文学与文论的研究中，要注重文学与时代精神气候、民族思维方式与传统性格等不同层面问题之间的关系，重视文学与文化之间交流渗透的相互影响，重视宏观文化审视与微观文学问题考察之间的关联。正如其所言：“文学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文化可视为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包含有文学，也就是说文学与文化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之间的重合，而且文学这一部分与文化这一整体之间存在着相同与类似的信息。文化作为涵盖面较文学更宽泛的学科来说，在许多方面呈现为文学的本源、传统、背景与环境。”[12]也正是基于此，蒋述卓于1994年还明确提出要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极为强调文学与文化结构、文化精神以及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与性格之于文学建构的内在关联。只不过，这种文化史研究并非用文化“消解”文学，而是要注意“文化阐释”与“文本的审美分析”相互结合，也即是说，要“借文化研究来阐释文学，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进，而不是以文学去注解文化”[13]，真正实现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互构。

总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佛经与中古文学思潮的探究起，蒋述卓便自觉形成了从文化考察文学问题的方法论自觉，并在跨学科阐释实践中自觉践行王元化先生反复倡导的“综合研究法”。正是这一思维方法论，不仅开拓并建构起蒋述卓“宗教文艺研究”的理论大厦，还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代文论失语语境下“文化诗学”批评范式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二、批评的失语与构建“中国文化诗学”批评范式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领域的解放，尤其是在“美学热”与“方法论热”的促动下，西方理论思潮汹涌而至，在极大开拓人们视界以及推进理论发展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前进中的不足”，譬如美学领域中，蒋孔阳与朱立元当时便清醒地指出，“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不可抵御的客观情势，但“多元化并非任意化、自由化”而应积极加以“融合、改造”，[14]现实情况却是“面对当代西方美学思潮的大量引进和评介，我们还来不及选择与消化，少数同志抱着盲目崇拜、全盘照搬、亦步亦趋的态度，缺乏深入、系统、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梳理和科学的批判、评价”[15]。美学领域的这种问题同样反映在文艺理论园地中。1988年，曹顺庆在《中国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延续》一文中同样对当代文论界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目不暇接的理论现象，尤其是理论的“丰富与贫乏”问题予以了反思[16]。1990年黄浩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文学失语症》一文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随后，诸多学人加入到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症”的讨论中。可以说，“文论失语”一时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无法回避的重要论题，也是直接涉及文艺理论危机与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众所周知，“失语症”是一个综合性难题，既有涉古今中西的文论话语传统，还直接面向当下文论话语的理论言说。由于百年中国特殊国情，20世纪中国文论与美学均走过了一个“学习西方”到“移植苏联”再到“学习西方”的理论循环过程，而这一过程中，中国古代传统资源始终有意无意地处于边缘地位。正是由于“传统”的缺场与言说“他者”的言说，造成了当代文论丰富而又贫乏的“失语”。有鉴于此，在“失语症”讨论基础上，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的文艺界学人，进一步延伸出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议题，试图在“古”与“今”的融通与转换、“中”与“外”的比较与对话中，重新找寻到一条既接续传统文论与文化精神，又面向当下文论形态的理论发展之路，以真正建设起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17]。

正是在如上关于“中国文论话语失语”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激烈论争的学术语境中，1995年，蒋述卓在前期宗教文艺研究基础上，也提出走“第三种批评”的道路——“走文化诗学之路”，试图对“言说”中国文论之声提供另一种新的系统阐释。他指出：

时下文坛多在讨论批评的失语问题。这种失语，我以为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方面指批评家面对多元化的创作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传统的批评话语，如“意识形态”“反映生活”“生活真实”“艺术真实”“风骨”等派不上用场。另一方面，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锋批评家们，完全操持西方的话语来批评文学，看似有语实则无语。[18]

蒋述卓认为，这种“失语”表面上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方法的问题”，实则是一个“思想与价值的丧失问题”，更是一个“文化机制与批评系统不成熟”的表现。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影响下造成的批评的零散、分裂和自相矛盾，尤其是对西方理论与术语的“引进和移植”而非“本土化”激活与新的创造，造成了“他者化”中的批评“失语”。对此，蒋述卓指出，刻不容缓的解决方案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新的阐释系统”，而这种新的阐释系统就是“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19]

那么，这种“文化诗学”与英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并于80年代末译介传入中国的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又有何区别呢?蒋述卓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关键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在于坚守“审美性”。“文化诗学”的立足点在于文化，但并不等同于文化研究，而是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一种新的阐释系统与方法，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审美性”，这种文化批评的审美性“着重在发扬中国传统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优势，使得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得到审美维度的再确立和审美意义的再开掘”，同时也将西方文学批评的诸种理论与方法经过“本土化”选择、过滤与转化提升为“审美性”，成为“文化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不同的是，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却重在批评的“历史—社会学”取向，“离开文学审美性的趋势”十分明显[20]。

第二，在于发扬“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批评“失语”的问题关键在于思想与价值丧失的问题，这与1989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浪潮下作家、批评家“缺乏理性光芒的照射、理想的指引和价值基点的支撑”息息相关，而“文化诗学”阐释系统的建立，就在于试图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话语和自己的思想”[21]，体现了异常明晰的现实文化情结和人文关怀。

第三，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形式”的开掘、继承与转化。文化诗学迥异于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之处还在于它直接面对并保留“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基因，或者说，文化诗学理论与方法的建设关键还要对传统“印象式批评、诗意描述与领悟式批评”予以继承，并对传统“意象式”概念进一步予以“结构分析、心理分析乃至于社会风气、社会思潮、文化原因的分析”，并使之转化为一种“文化诗学”的批评。[22]从中国传统文学“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融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论中去”[23]，也是创造当代中国特色文论以及建设“中国文化诗学”的重要旨趣。

可见，蔣述卓之所以将“文化诗学”称为“第三种批评”，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新的阐释系统，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它直接指向当下文论“失语”背后的价值缺失——其现实意义在于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其理论支点在于文学的审美特性;其理论方向在于实现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开掘与转化。因此，与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相比，“文化诗学”立足“文化”却又坚守“审美性”，既重视文学的文化批评，又强调文化阐释与美学分析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又强调批评家的生命投入以及批评家的综合文化意识与宏观文化眼光，尤其是在非地域属性层面上注重对“本土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文化语境”[24]的深入阐发。

沿着如上“文化诗学”批评范式的思考路径，自1996年起，尤其是世纪之交前后，蒋述卓开始带领暨南大学“文艺学团队”，着力开始对“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的系统探索，并取得了杰出成效，其标志性成果便是《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细数巴赫金、韦勒克、诺思洛普·弗莱、海登·怀特、厄尔·迈纳、詹姆逊六位西方具有强烈“文化诗学”色彩的批评理论家，对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试图以此在“对话”中寻求其对中国“文化诗学”批评话语建设的启示;下篇“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进程”则对本土语境中以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为代表的六位代表性人物为个案，并在“文化诗学”实践路向上总结其思想与方法，力图借此反思百年来“中国文化诗学”批评的历史经验，并为当下“文化诗学”建设提供理论参考[25]。

可以说，从当代文论与批评“失语”现状出发，到建立“文化诗学”这一“第三种批评”的学理构思，再到“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尝试，蒋述卓教授不仅延续了其早期“文化观照”与“跨学科视角”这一“综合性研究法”的思维模式，还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起了一套“中国文化诗学”的批评阐释系统，并翔实描绘出一条文化诗学“本土化”的建设轨迹。蒋述卓对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不仅回应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疑难以及“批评失语”背后的思想价值空虚，更为文化诗学的“本土化”话语建构提供了一套极具参考性的样本。

三、城市文学、流行文艺与海外华人诗学：“文化诗学”批评的拓展

世纪之交，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当代文艺生态的变化，尤其是城市化、消费主义文化、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文艺所处的外在环境和社会氛围的变化更是将文艺学生态推向一个与传统文艺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理论形态中。正是这种城市化、媒介化、文化产业化给当代文艺带来的问题挑战及其所催生的新的理论发展空间，促使蒋述卓在“文化诗学”土壤上，进一步将此理论批评策略延伸到对大众媒介文化时代的“文艺文化学”思考中，由此倡导提出“城市诗学”，并对消费时代和传媒时代文学存在方式及其意义变化、文化创意产业、当代流行文艺、海外华人文学予以理论呼应。蒋述卓对当代中国文艺新问题的敏锐捕捉与理论回应，也延续了其一以贯之的“文化观照”与“审美注意力”这一“文化诗学”批评策略，并在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其以“文艺介入”的方式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建构一份“诗意认同”[26]这一人文学者的价值理想和学术情怀。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城市文学随之兴起。早在世纪之交，蒋述卓便敏锐地注意到，21世纪将是一个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世纪，尤其是城市化不仅会促使城市文学蓬勃发展，还将进一步拓展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与审美格局，尤其是作为“新型的城市文学”的网络文学，更将在市民多样化的审美追求中得到充分体现。蒋述卓认为：

网络不仅拓展了作家的视野，更直接导致新型的城市文学——网络文学的出现。无论在何种层面上，网络文学都是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城市文学。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它所描绘的生活，都完全属于城市世界。当前网络文学还只是刚刚起步，网络文学的总体水平并不高。网络文学的现实意义并不在于它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而在于为城市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一种新型的、完全不同于书本的阅读审美感受。……无疑，网络文学所展示的巨大的文学生成空间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而21世纪，随着网络文学的进一步成熟，这种文学空间拓展的意义将会更加突出。[27]

从今天看来，这一论断无疑极具前瞻性。无论是网络文学的表现空间、审美格局，还是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及其世俗化、消费化、多元化的审美价值取向，都得以验证。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史的版图，极大冲击了主流文学史模式的观念和边界，并在其虚拟与想象中极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业已构成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28]。

如果说，世纪之交对于“城市文学”的构想，还仅仅只是“文化诗学”批评方式探向现实生活的触须，那么，随后出版的《城市的想象与呈现》则不仅提出了“城市诗学”的构想，还在“城市诗学”的路径上将文学、诗学与时代氛围、现实生活在“文化”与“诗学”的互动中关联起来。在蒋述卓教授看来，由于文化与传媒的发展，尤其是文学存在方式的变化，使得文学逐渐走向一种广义的“大文学”，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应走向一种“大批评”，从而寻找在“种种边界或结合部，比如文本自身与外部语境的遇合，本质意义与阐释价值的对话，审美分析与历史视野的会通，结构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通融”[29]等等，以求得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效果。正是在这种“文学与文化的结合部”这一“大批评”中，蒋述卓进一步在《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及《批评的文化之路》等论著中，将其“文化诗学”批评方法得以生动实践。在这些批评中，不但有主体维度、文化维度，还有诗学维度，而且无论是批评理论还是批评实践，始终表现出一种文学与文化互动、对话的鲜明特色，这也为其文学批评开拓文化视野、文学研究拓展方法路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开放的建构策略。

沿着文学批评的文化道路，蒋述卓又适时地将批评眼光投射到图像、广告、网络、博客、短信、流行歌词以及文化产业、新移民文化、流行文化、流行文艺等消费时代文学形态方式的研究中。選入《文化诗学批评论稿》中的《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议》等文章正清晰体现了其理论批评的思想进路和学术眼光。

一方面是对新兴文学类型的敏锐捕捉与理论关注。与学界大多数理论家基于严肃文学立场对“新兴文艺现象”和“流行时髦文化”持“警惕性”态度不同，蒋述卓教授对此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锐和开放态度。正如其所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当今信息时代与消费时代，文学艺术发生扩容、变异并产生变种，应该是可以理解、容忍并逐渐接受的”，这种扩容与借用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种形式上的拓展与推进作用”[30]，与此同时，发展文艺学的关键还需“放宽视野”，并对自身“进行调整”以“做一番新的建构”[31]。为此，蒋述卓提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研究关键在于澄清文学的基本问题、搞清文类的时代变化、尊重中国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坚持文学的批判、拯救与超越功能，进而为人类生存困境与出路提供探寻。

另一方面是对流行文艺与主流文艺关系的批评引导。针对影视、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短信、微信等各种以现代媒介为载体的流行文化样式，蒋述卓教授辩证指出其在精神旨趣、主题内容、艺术形式等层面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因而主流文艺应当积极“放下身段”与之形成“互动关系”，进而更好地贴近大众[32]。当然，他对流行文艺的关注又并非媚同，而是希冀通过对消费时代流行文艺的关注与批判，实现对“现时代”文艺文化现象的整体性关注，实现理论对现实生活的“接地性”与“介入性”。这种理论对现实生活的批评、回应与关注，正鲜明彰显出新时代“学院派”学者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论情怀及其理论的学术品格。

更难能可贵的是，蒋述卓对“文化诗学”的思考与探索始终不懈。选入《文化诗学批评论稿》“第二辑”中关于海外华人文学的部分文章，作为近两年的新作，显示出他试图运用“文化诗学”视角方法介入海外华文文学批评实践的理论努力。在“华人诗学”与“地域经验”、“文化视野”与“诗意抒写”等跨文化“间性”视野的观照中[33]，蒋述卓不仅令人信服地在“本土”与“世界”的关系中为民族诗学进入世界文学找寻到另一条“对话”的途径，还在面向世界的跨文化比较与对话融通中进一步拓展并丰富了其“文化诗学”的批评体系，显示出旺盛的理论活力。

当前，文艺理论研究正被消费语境、媒介文化、人工智能合围，文学艺术的“诗学”旨趣与“诗意”空间遭遇挑战，文艺理论的学科范式仍面临选择。以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论稿》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经过多年在基础理论领域的苦心经营，不仅充分印证了文艺理论“走向文化诗学”是可行的，更在古代文论、文化研究、流行文艺、海外华文文学等多个领域的批评实践中拓展并彰显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走文化诗学批评道路的文艺理论研究之树常青!

[注释]

[1][10][11]蒋述卓：《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第45页、第267页。

[2] 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3] 王元化：《思想原则和研究方法二三问题——在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4] 蒋述卓：《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

[5] 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第12页。

[6] 蒋述卓：《文化观照与现实关怀——蒋述卓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5期。

[7] 蒋述卓：《宗教与山水结合的历史文化考察》，《文艺研究》，1986年第5期。

[8] 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论稿》，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137页。

[9] 蒋述卓：《宗教艺术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12] 蒋述卓：《文学与文化关系漫议》，《中外文化与文论》，2000年第7辑。

[13] 蒋述卓：《应当建立文學史研究的“文化史派”》，《江海学刊》，1994年第3期。

[14] 朱立元：《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15] 蒋孔阳、朱立元：《八十年代中国美学研究一瞥》，《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6期。

[16] 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延续》，《当代文论》，1988年第6期。

[17] 钱中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开幕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8][19][20][21][22]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当代人》，1995年第4期。

[23] 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24] 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第三种批评的设想》，《广州文艺》，1997年第3期。

[25] 蒋述卓：《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性进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6] 郑焕钊：《文化观照与现实关怀——蒋述卓文艺思想述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7] 蒋述卓：《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8] 欧阳友权：《重写文学史与网络文学“入史”问题》，《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

[29] 蒋述卓：《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30] 蒋述卓：《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31] 蒋述卓：《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32] 蒋述卓：《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议》，《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33] 蒋述卓：《海外华文文学与本土经验》，《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李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