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在写作方面，是有着极为复杂、详细的写作技巧，很多朋友对报告写作流程与技巧，并不是很了解，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中国人口调查报告》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人口安全调查
我们有必要了解关于人口问题更多的真相，因为它不仅事关我们的今天，事关我们的明天，更事关家与国的未来……
——代题记
引子 从二孩出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读着梁启超大师这些立论纵横、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文字，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无不有一种民族自信、人口自信、文化自信的满足感。
公元2年，我国人口就达6000万，清道光时更突破了4.3亿，而且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写《全球通史》时赞叹的那样：“这些地区孕育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这些地区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
然而，曾几何时，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一度为华夏民族所骄傲的“中国人口”，突然之间成了我们的一个“痛点”。先是数量，再是结构，继而数量结构均“告急”，直接影响中国当代甚或后世的人口安全，影响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据国家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五至六个孩子，人口飞速增长，给当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共和国领袖们毅然决定：实行计划生育。而后，又于八十年代初实行更加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过去，中国人口在继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人口过快增长的“数量问题”后，更出现了少子化、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出生缺陷发生率高、失独家庭增多(详见本刊2015年第11期《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一文)等许多新问题，人口风险、人口亏损等问题纷至沓来，使中国日渐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不但严重影响了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人口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事关中国大国地位。于是，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均大声疾呼：放开二孩生育。
这一天，终于来到，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一时，国人欢庆，神州喧哗，世界热炒。
诚然，二孩问题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节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关键性的作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眸前路，展望未来……
第一章 走近中国人口
老龄化：中国人口最沉重的包袱
他，名叫李智，来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一个盛产八角的地方。对于生二孩，他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他和妻子要供养六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和刚满四岁的孩子。
据李智说，父母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家乡的小镇上，以前每逢圩日就做点儿小生意，基本可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他和妻子则带着孩子在市里生活，他在一家企业做业务主管，月收入6000元左右;妻子开个小商店，每月可以赚3000多元。这样的日子过得也算稳定，虽然还没有买房子，但是应付各种开销绰绰有余。可自从去年父亲因爬树采摘八角，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光治疗费用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万元。虽然“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但也花了他们不少积蓄。父亲暂时做不了重活了，生意只能暂停，母亲则在家照顾爷爷奶奶。老人家一下子断了收入，李智夫妻每个月必须寄2000元生活费回去。好在是在农村，生活开支还不是很大。
岳父岳母那边情况稍好些。他们原来开有一个早餐点，基本可以丰衣足食。不过，去年该早餐点面临拆迁，好不容易找了个新铺面，光转让费、装修钱加起来就花了五六万。因为资金不够，妻子从家里拿了一万元去解燃眉之急。现在新铺开业半年了，生意却是冷冷清清，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赚不回来。一个多月前，岳母不小心被油烫伤小腿，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不能报销，同样需要他们负担。另外，孩子生病、奶奶住院七七八八的，花光积蓄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也因为状况不断，李智不得不经常请假，以致销售总监每天给他脸色看。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肯定连工作都没有了。也因为经济问题，夫妻俩经常吵架。现在“放开二孩”了，他们却不敢生了，再生一个真不知怎么应付。
不仅农村孩子的压力大，城里的独生子女面临同样的养老难题。他，网名叫“花样男子”，是网络热帖《独生子女的沉重未来》的作者。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与其他独生子女一样，我有过世界上最幸福、最甜蜜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被家里所有的大人无微不至地围绕着，当着一切以我为中心的“小太阳”。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过去所有的幸福只是预支的消费。从现在开始，今后一生都要为那庞大得超出个人承受极限的账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初，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照顾我一个，以后，我要一个人照顾四个，甚至更多。
单位里一个老同事的父亲病了，瘫痪在床。为此，他忙得焦头烂额。他很沉重地对我说：“你们独生子女以后真可怜啊。我有兄弟姐妹六个，现在老父亲病了，一人只陪一天已经难以招架。如果换成你，怎么应付?”看着他怜悯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一个同为独生子的老同学一直梦想着出国深造，努力了好些年，终于拿到了签证，但最后他却选择放弃，因为父母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又不太好，他无法安然撇下家中一切。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如果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看着他失落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一个同为独生子的朋友是位白领，收入不菲，但他还是拼命地想着赚钱。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家里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爸妈所在的单位是亏损企业，他们的生活要靠我来补贴。我爸也是独生子，爷爷、奶奶在农村，现在干不了农活了，也要靠我供养。一份工资怎么应付得了四个老人?幸好现在他们还身体健康、无病无痛。”看着他疲惫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我的一个亲戚，只有一个独生女。他常说，女儿以后找丈夫，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找独生子。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夫妻两个都是独生子女，以后家庭负担实在太重了，我不忍心女儿吃苦。”看着他凝重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
……
对独生子女来说，他们通常与父母年龄差较小，当父母老到生活无法自理时，他们也往往已近不惑甚至花甲。要赡养那么多老人，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精力上也难以支撑。家庭的重负，就如同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每个独生子女的身上。他们曾是最享福的孩子，但也注定将是最受苦的大人。
资料显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4.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就上升到了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次上升，达到6.9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更是上升到8.87%;到2014年突破10%，达10.1%，65岁及以上绝对人口数达1.38亿。按国际惯例，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进入老龄化。根据数据推算，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另外，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中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增长速度还是比重我们都远远地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4%，即全世界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沉重的包袱。
男女比例失衡：给我一个有女人的家
沅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境内武陵、雪峰两大山系逶迤延伸，山峦重叠，溪河纵横，地形复杂，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0余座。由于山多田少、边远偏僻，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是国家重点扶贫县。至2015年初，全县仍有170个贫困村和10.63万贫困人口。
离县城大约30多公里的邓家界是沅陵有名的光棍村。进邓家界没有专门的路，一条蜿蜒在山脊上经山洪长年累月冲洗而成的水沟，就是进村的路。水沟越冲越深，两边的荆棘也越长越密，许多地方“路面”陷于地下一人多深，荆棘伸过“路面”把“路”完全掩埋。这里原来是一片大山，只因几百年前，以打猎为生的老祖宗看到这里山高林密，野味众多，便拖儿带女住到了山上。几百年过去，人口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后来野味少了，人们就在山中开荒种地，但地也很有限，而且产量极低，使得他们连糊口都成问题，从而变成了贫困村。全村32户，118口人。就是这么100多口人中，22岁以上的光棍就有55人，几乎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其中最大的82岁，最小的22岁。
据村民说，没结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贫穷，二是女人少。因为贫困，本地女子留不住，只想往外嫁，外地女子又娶不来。还有就是女的少，方圆几十里都缺女人，这样就迫使他们中很多人找不到老婆，哪怕是再优秀的男人。
82岁的邓长友是村里年龄最大的光棍汉。邓长友家住在村子的山坡上，房子为三扇两间木房，木房的门柱早已霉烂，让人担心它到底还能支撑多久。说起婚姻，老人那布满深皱的眼角顿时有了泪花。他说，没结过婚，是他这一生最大的痛。
“怪我人长得差吗?不是，我不是自吹，当时在村里我还算长得可以的。是穷吗?穷当然是个原因，但比我更穷的也还有啊。那是什么呢?一句话，是我们这里女的实在太少。”他曾尝试过到外面去找女人，也曾打算过到别人家去当上门女婿，但都没成功。当一切努力失败后，他十分苦闷，曾想到自杀，他认为这样活着已没什么意义，可是没死成，他拿绳子上吊，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说：“把你养大，你就忍心这样把妈丢在这个世上?”母亲哭他也哭，最后他醒悟了，为了尽孝，也要活下去。自此，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慢慢地，时间一日日过去，年龄越来越大，也就没再去想那事儿了。
沉默了一会儿，老人又说：“我现在已经是快死的人了，有什么话不敢说?我是一个正常人，年轻时身体也蛮好，一到夜晚，还真的就想那事，也曾想过去犯法。有一次，见一年轻媳妇从山那边走来，就打上了她的主意。我躲到路边的大石头后边，等那媳妇走到眼前，出其不意，跑上去，抱起那媳妇就往山上奔，怎奈那媳妇力气特大，抱不多远，就让她挣脱了。这次没成功，反而被抓到乡政府关了几日。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们是有女人的人，当然不知道我们没有女人的苦楚，有一句话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听着老人一字一句的倾诉，心情不觉一点一点地沉重起来。他虽是低声倾诉，可对灵魂的冲击不亚于痛心疾首的呐喊。
年轻的李伢仔可算是光棍中的新一代了。本来，他不应该算光棍，他结过婚，有过老婆，只是老婆跟他生活了不到两年就出走了，使他又回到了光棍队伍里。
李伢仔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广州打工，在工厂里认识了一个四川妹子，人长得漂亮，也很能干，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通过几年的交往，双方均认为条件成熟，便结为伉俪。生下孩子后，女人把孩子留下，自己一个人走了。走时，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不要找她，就是找也找不到。她不是嫌他人，而是嫌他生活的地方，她没有能在这地方生活下去的勇气。后来他还是去找她了，准备向她说，如果只是嫌这地方，他们可以离开，永不回来。但去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着。自此，李伢仔连工也没心思再打，就待在家里过这种没有女人的日子……
在这里，更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女人，却有三个男人。
女人本是个寡妇，三个男人中，两个是前夫的兄弟，一个是本村的单身汉。许多年前，女人的丈夫在外打工遇车祸死亡，媒人们闻讯而来，可她谁也没答应，因为她与丈夫不但有小孩，而且丈夫的父母都老了，需要人照顾。再说，丈夫死后，伤心的公婆也希望她不要外嫁，就在两个未结婚的兄弟中挑一个。而两兄弟对她都好，对她都有那种意思，她无法在他们中选择任何一个，选择谁都会伤害另一方。于是，她干脆决定不嫁了。后来，公婆相继过世，她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两个兄弟也跟着她过日子。突然有一天，同村里的另一个男人也搬过来住了。她对两兄弟说，看着他一个人过，实在太苦，大家都是命不好的人，就互相照顾吧。兄弟俩心里当然不悦，但又怕嫂子不高兴，也就默认了。从此，一个女人三个男人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三个男人出外做工，女人在家操持家务，倒也和谐。
采访时，我分别问三个男人：“为什么会听她的?”
他们都说：“她人好，会管家;有了她，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又问：“你们之间闹不闹矛盾?”
“矛盾肯定有，但再大的矛盾，到她那里就化解了。”
无须多问，有这一句话就够了。这就是女人的力量。
村干部告诉我，因为村里光棍多，村里的治安很成问题。大家脾气都很烈，说不上三句话就骂娘，就打，就动刀子。有个小组的组长就是用刀子换来的。那家兄弟两个都是光棍，为了当这个组长，除夕夜兄弟俩拿着刀跑到前任组长家里，逼他交出了组长的职务。还有，这里的女子晚上不敢单独出门，村里发生过多起强奸案，有几个人还因此蹲过监狱……
村干部给我讲这一切时，语气轻松，仿佛讲的不是他们村子里的事情，而是别人的故事。从这份轻松中，我看出了村里人对这些现象已司空见惯。
在中国，何止一个邓家界?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对全国28个省共计369个行政村调查后得出结论，平均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九个光棍，平均年龄达41.4岁。《海南特区报》曾作过相关报道：海南省琼中县吊罗山乡幸福村(化名)，全村51户243人。男性人口149人，其中22岁以上的有108人。这108位男性人口中，未婚的占59人。整个琼中县人口约12万，22岁至49岁的未婚男性有13511人之多。屯昌县屯郊乡水岭村村支书介绍，本村已经整整七年没有娶进新媳妇了。《成都晚报》也曾报道：崇州市西山乡晴霞村，全村200余名适婚男子中竟有115个光棍，其中35岁至72岁的光棍有86个，另外29个22岁至35岁的青壮男子至今没有交过女朋友。《温州日报》亦报道：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467名成年男子中仍有168名光棍。
……
“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这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代流行于北大荒的一句顺口溜。这句顺口溜，描写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北大荒里男女性别比失衡的现状，表现的是男性缺少性伴侣的孤寂和自嘲。当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公布后，这句当年流行于北大荒的顺口溜，一夜之间，又开始在城市的上空流行，并被多家新闻媒体引用。诸多媒体在引用了顺口溜之后说，再过10至20年，“没有大姑娘”的现象将在我们周围愈演愈烈，中国将出现3000万至5000万光棍。
我们透过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自1982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超出正常值107，达到108.47，此后连年升高，最高时的1999年达到122.65。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与之相对应的男孩出生了122.65人，如按一比一配对的话，与每100名女孩相对应的男孩多出了22.65个。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在120上下徘徊。就算从2009年开始，连续六年下降，但2014年仍然还有115.88，高出正常值范围8.88个点。
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他的新著《人口生态重建》中预测：“从1983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的新生男婴将超过女婴5100万人，而在事实上，1983年到2010年，中国已经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出了4100万。以22岁至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岁至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出的部分为光棍的话，2010年之后中国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24年超过4000万。”
光棍!光棍!一个个带着惊叹号的字眼，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可是，那一切的一切，又何止是一个简单的光棍问题?
少子化：学生都去哪儿了?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向阳小学，已经42岁、头发有些花白的班主任王永贵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摆着一把木制三角板、半盒粉笔和一红一黑两瓶墨水，红墨水瓶里插着一支蘸水笔。桌上本该再有一摞学生作业本，但是没有——一本也没有。
他抬头看看窑洞壁上挂在一块小黑板上方的石英钟，喊了一声：“毛小!该上课了!”却没人回应。王老师走出窑洞，又喊了一嗓子。稍许，铁栅门外闪出一个瘦小的男孩，小男孩一边走一边把玩耍着的几粒石子丢到地上。
转身进了屋的王老师坐回到办公桌前。男孩跟在后面，在桌旁的一条长椅上侧身坐下，从布书包里取出语文练习册，翻开，拿笔写起来。唯一的学生惠毛小，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王永贵无奈地指着墙上一张表说：“这张《学生基本情况表》只列了两个年级：一年级，三名学生;学前班，两名学生;合计五人。开学没几天，两个学生转走了;一天前，学前班两个孩子放了假。现在，学校里就只剩下了读一年级的惠毛小。”
在老师的记忆中，以前学校不是这个样子。离清涧县城10多公里、位于公路边上的向阳学校过去甚至有高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隔壁绥德县的学生都来这里上学，学生多得挤满了27眼窑洞。如今，原先作为高中教室的那排窑洞闲置多年，大都变卖了，剩下的三五眼也已堆满杂物。
向阳学校从高中、初中一步步“萎缩”成一所小学，这是谁也想不到的。而现在，它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小学也算不上了，因为只有唯一的一个学生了。不过，即便只有一个学生，该上的课还得上，一节也不能落下。这不，再过几天就放暑假了，王永贵正给毛小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乡上的教育专干曾来说过，一个娃娃也照样要好好教。王永贵记得，专干当时还开玩笑说：“好好教吧，教完这个也许就没得教了。”
教完这个也许就没得教了，多么心酸的一句叮咛。向阳小学的窘状，在榆林、在陕西、在中国都不只是个案。安康市宁陕县从1999年的83所中小学、122个教学点，撤并到2014年底只有26所;吴起县2005年时农村还有185所小学，到当年下半年时就剩下10所;延川县更是少之又少，全县辖八镇九乡，只在县城和永坪镇设有中学……
坐落在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花桥镇的三洞溪村小学，座落在村中心十分开阔的突起地带，四周田野包裹，绿色葱郁，一条小溪从校门口潺潺流过。呈一字排开的三栋砖房在十几棵古树的掩映下，显得幽静而典雅。东南西北四条小路从学校操坪伸向远方，仿佛一个心脏泵出的四条动脉，把四周的田野、山涧、农舍维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远远望去，就觉得这是一块教书育人的风水宝地。
村支书告诉我，过去这里可热闹了，别看它只是一所村小，鼎盛时有学生200多人，教师20多位。一到开学，讲课声、读书声、歌唱声、追逐声、打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闹非凡。这里的教学质量也是上乘，在每年学区的统考中，不拿第一，就拿第二，早已声名远播。除了本村的学生，附近很多村的孩子也都以能来这里读书为荣，许多邻县的家长甚至不惜代价将孩子送来这里，使得这里声名远播，愈加繁荣。
然而现在，这里既听不到半个字的读书声，更看不到一个学生的身影。学校的牌子已经换成了“三洞溪村党支部委员会”、“三洞溪村村民委员会”、“三洞溪村调解委员会”、“三洞溪村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各色牌匾，学生上课的教室也已经变成了“计生学校”、“党员活动室”、“村务公开室”、“村级图书室”等等。还有几间空的，堆满了各种杂物和垃圾，叫人不禁打起寒战。教室后面的教师宿舍，有的被人破门而入，有的门楣上吊着半边门牌在蜘蛛网的牵绊中摇曳……
近年来，这里的乡村小学基本上都废弃了。全镇23个村，过去每个村都有一所学校，现在都没有了，只在三个中心村还办了教学点，其中一个教学点才五名学生，却安排了三位老师，平均每个老师教1.7个学生。就是这样的教学点，也面临着能办一天是一天的命运。
为什么会这样呢?学生都上哪儿去了?
“一是计划生育，二是外出打工。过去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至少也有两三个孩子，有的甚至六七个孩子。实施计划生育后，农村的家庭也大多生一个，所以人少了，学生自然也少!再加上近几年打工热的兴起，本来就少的孩子都跟着打工的父母去了城里，有的寄居到了镇上的亲戚家，使乡里村里几乎难见到孩子了。”说着，他深深叹一口长气，“如今的乡里村里，真没搞头。”村支书感叹道。
如今的乡里村里，真没搞头。简单的话语里糅进了无限酸楚。是啊，在中国广大乡村，在我们难以忘怀的那一片热土上，不知道有多少像向阳、三洞溪那样的学校，因为生源奇缺，正一日日走向“集体衰亡”。据国家教育部每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5年，全国尚有小学66.87万所，招生2531.81万人，在校生13195.15万人;有初中学校6.86万所，招生1782.49万人。可是到了2015年，全国仅有小学19.05万所，减少了47.82万所，减少71.51%;招生1729.04万人，减少了802.77万人，减少31.79%;在校生9926.37万人，减少了3268.78万人，减少24.77%。初中5.24万所，减少1.62万所，减少23.62;招生1411.02万人，减少了371.47万人，减少20.84%。
而且，这种减少还在继续，不知要减到何年何月?古人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中国历来重视教育，讲求耕读为本，诗礼传家。可是，到了今天，耕读无人，诗礼何以传承?
这，恐怕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每一个中国父母、每一个中国人都始料未及的。
失独者泣诉：余生如何安放?
“孩子没了，一切都破灭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位失独母亲在“同命人”群里的最后留言。
这位母亲名叫大胖，因为体型偏胖，大家就给她取了这个网名。
大胖是一个要强、自信的女人，过去她在北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也算幸福。然而，2013年6月，一场疾病夺去了她唯一的孩子，从此她一蹶不振。不久后，她主动与丈夫离婚，让丈夫去与别的女人结婚生子。而她自己，停止了一切生意，把剩下的货物低价转卖，房子也廉价出让，共得现金607万元。她将这些钱一分不剩地分给亲朋好友，多的分到上百万，少的也有十几万。
2015年12月4日晚上9点，群里的好友突然发现大胖退群了，感觉不是个好兆头。他们纷纷给她发短信，没有收到回复;随后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群里传来消息：大胖自杀了。
一个生活富裕、有房有车、有巨额财产的成功女商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就是部分失独者的余生。
失独，即独生子女死亡。据有关资料统计，失独现象出现在本世纪初，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增多，目前我国有失独家庭100万左右，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在增加。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面临生活照料、养老保障、精神慰藉、后嗣传承、丧葬善后等各种困难。他们有的为排遣痛苦，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流着悲伤的眼泪，为亡儿不断地写着寄往天堂的信;有的每天从凌晨到深夜，靠着两个QQ，活在“母”“子”的世界里;有的养一只小狗，相互之间称呼“爸爸”、“妈妈”和“儿子”，以此来麻痹灵魂，寻得“家”的温馨;有的每逢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为躲开喜庆的氛围，在澡堂里一待就是一整夜;更有甚者，为了挽救病中孩子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治病，最后，孩子走了，巨债来了;还有的在失去孩子的痛里疯掉，在别人对“妈妈”的呼唤中垮掉，在反复进行的试管婴儿手术的痛苦里毁掉……
是的，唯一的孩子死了，如何养老成了老人们最大的心病。
清华大学潘教授夫妇在儿子死后用了大量的时间为养老奔波，但咨询了多家养老机构后，都被拒之门外。唯一的理由就是：养老院接收老人，需要子女签字。没有子女的潘教授夫妇甚至想到了用“出家”的方式来度过余生，可寺庙的方丈说：“我们只接收60岁以下的施主。”
他们泪流满面，仰天长问：“没了儿子，哪里才是我们的去处啊?!”
2007年，在安葬儿子的时候，潘教授给自己和老伴儿也买好了墓地，就在儿子的旁边，他们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够离儿子近一些。他去和墓地的工作人员商量：“我们现在给你们一笔钱，等我们死后，麻烦你们把我们的骨灰送进这墓地。”
墓地工作人员回了一句：“我们还没有开展这项业务。”
老人听后，顿时瘫坐在地，号啕大哭：“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自己掏钱，找一个能把我们骨灰送进墓地的人都找不到……”
因为没有子女陪伴，失独老人死在家里没人发觉的事件时有发生。2014年11月21日，重庆北碚区石马河街道一位叫赵国华的老人，死了几天无人知晓，后来是邻居闻到了臭味遂报了警。当警察把房门打来，房间里的电视机还开着，而老人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同样是2014年11月，长沙市河西区溁湾镇一位62岁的失独母亲，死在租住的房屋里，也是直到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没有孩子的我们，余生该怎么安放?”
“多荒”并发：拷问中国人口安全
201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军区原司令员谈文虎少将联合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军队人大代表共同向全国人大提案组提交了一份特别提案：如何应对中国军队“征兵难”问题。此提案开门见山地指出，原本兵源充沛的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征兵工作由“百里挑一”向“兵源紧张”逆转。
就此，“兵源荒”问题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被公开提出，并进入公众视野。
谈文虎代表说，山东历来是我国的兵源大省，全省每年录取新兵的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1/10。但是与往年相比，2010年底山东省的报名应征人数有所减少。针对一些地区征兵中“意外”地出现了报名人数走低的情况，有的县市还进行了“二次动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既有现在青年就业、上学渠道增多的影响，也有部分群众国防观念淡化的因素，还有一些地区优待优惠政策不到位、优抚待遇不平衡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人口出生基数降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每年人口出生率以25%到30%的幅度下降。从那时至今三十多年时间，正好这一代的青年成为适龄入伍青年，因此，适龄青年人数减少，报名参军的青年人基数相应减少。
山东所遭遇的情况在全国几乎普遍存在，根据征兵部门提供的数据，1993年我国适龄入伍男青年约5000多万，到2010年降至约4300万，到2015年再降至3300万。专家们预测，到2020年还将降至2700万，2030年更是降至2000万。
而另一方面，这些应征入伍的青年，80%以上是独生子女。一支由独生子女构成的部队还能够英勇无畏、冲锋陷阵打胜仗吗?很多眼看着这一代独生子女长大的人，无不为此担忧。美国华盛顿尼克松中心分析，中国征兵情况不容乐观，且作战部队独生子女构成比例过大。并据此认为，中国军队已经不再可怕。美国的战略智囊机构更是作出“研究结论”称：中国独生子女一代会削弱军力，解放军没有实力挑战美军。
虽然，美国人的这些分析难免偏颇，中国军队的独生子女化并不像西方分析家想象的那么负面，但更多的基层部队确实存在80后、90后独生子女新兵的管理、训练难题。解放军某部一份有关军营独生子女兵的调查报告显示，独生子女初到部队时普遍怕吃苦，有26%的独生子女士兵在新兵训练期间曾找各种借口逃避训练，甚至私自离队跑回家。这无不为我们的国防、军事、军力敲响了警钟。
“兵之胜在于篡卒”——风云战国，诸侯争雄，一代名将孙膑献出成就霸业之策;“兵民是胜利之本”——白色恐怖，武装割据，一代伟人毛泽东指出强军之基。一个是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一位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他们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兵员是国防的基石，是战斗力生成最基本的要素。
“兵者，国之大事也。”为人民军队输送优秀兵员，到人民军队中去当一名合格的子弟兵，历来是各级政府的光荣职责和适龄青年的神圣义务。从战争年代老区群众踊跃参军支前、“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悲壮场面，到和平时期人民群众争相送优秀儿女当兵、“十里挑一、百里挑一”的热烈景象，“参军热”始终涌动在神州大地。可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伟大的国防需要更多、更优秀、更睿智、更强悍的英雄战士时，如此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却悄然浮现，这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与“兵源荒”相叠加的还有企业的“用工荒”、大学的“生源荒”，“三荒”并发，挑战国力，拷问中国。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用工荒”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使“用工荒”暂时变成“就业难”，大量农民工从东南沿海地区提前返乡。但到了2009年下半年，“民工荒”以更大规模再现，而且持续到现在，并将进一步持续下去，其地域也不再局限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波及全国。
2015年12月18日，由“58同城”集团组织召开的“首届蓝领互联网招聘行业研讨会”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全国54%的企业面临“招工难”，光蓝领职位总缺口就达3550万，其中普工和技工高达2000万，普工总计需求1688万，文员153万，操作工129万。除普工等蓝领外，低端白领的缺口也较大。
在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人才招聘基地汇安，过去，高峰时每一场招聘会都会有5000多人来应聘，而现在每场只有不足3000人。
“哈一代”玩具厂的老板肖森林表示，从5月到7月，订单数量明显增加，但工厂里却有三分之一的机器因为没有招到足够多的工人而无法运转。
2015年2月24日，湖北省麻城市飘下绵绵春雨。上午9时，“春风行动”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在市会展中心广场开幕。50家外地企业和77家本地企业早已排兵布阵，把广场围了满满一圈。浙江省台州市欣鑫电动车公司计划招普工等共100人，人力资源主管杨冕一脸疲惫地说：“我们23日在洪湖赶了一场招聘会，仅招到40人，远远不够，今天又赶来麻城，还不知道能招到多少。”
在新近一次人才招聘会上，台州市椒江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局长徐玲荣深有感触地说：“目前，椒江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遭遇用工荒。台州民营企业发育早，数量多，过去一直是稳定的劳务接收大户，本地企业一般不愁用工。今年坐在家里等不行了，我们组织了31家企业，带着3900多个岗位到劳务大县招人。像这样大规模组团走出来‘抢’工人，十多年来还是头一次!”
在“招工难”的尴尬下，各大企业不得不各出奇招，希望招到更多的工人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比如设立年终奖、改善福利、员工培训、拓宽招工渠道等，希望通过现有的努力，能招聘到足量的工人。沿海不少城市的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的政策，不仅要求企业按时发放工资，而且督促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保、医保等。
但，工还是难招。很多企业老板不住地发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个令企业头疼的怪圈?
古人说，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开始，中国15岁至59岁劳动力人口四年四连降：2012年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比上年减少371万人;2015年比上年减少487万人。提供人力资源的源头——劳动年龄人口在萎缩和枯竭，民工从何而来?
至于大专院校的“生源荒”更是愈演愈烈。2011年8月22日，《厦门日报》上一篇《高考每门考19分就可能上大学》的报道引发网络热议。报道说，福建省在2011年的高考录取中，首次试行“注册入学”，只要理工类在140分以上，文史类在245分以上均可报名。从理论上看，以理工类为例，140分便有望被大学录取，以现今普通高考满分750分计，140分的资格线仅占总分的19%。换句话说，100分的试卷，只要每门成绩在19分以上，就有望成为一名大学生。
有关人士说，这都是“生源欠缺”惹的祸。据教育部门公布的结果显示，我国高考生源减少始于2009年。在2008年我国高考报考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后，2009年急剧下降到1020万，此后逐年下降，至2013年降到912万;2014年在连续下降五年后第一次出现反弹，增长27万人，但有11个省仍然在减少。2015年再次回升，但仍然有15个省市区在减少，减少最多的是江苏省达3.28万。2016年再次减少，只有940万人。北京连续第10年减少，10年间缩减了一半。
由于生源减少，为了完成招生计划，各省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分数和门槛，在一些地方干脆实行专科学校注册制，或是录取分数低至150分。即便如此，许多高校仍然招不满。山东省2011年专科二批一志愿投档后，尚有文科501所院校、理科572所院校生源不满，有100余所院校的投档线直降到200分以下。此后全省连续三年都未能完成招生计划，2013年有6.3万个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占整个计划的12%。考生大省河南省2012年计划录取69.3万人，实际录取55.18万人，超过14万的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其中专科录取只完成了招生计划的75.4%。
纵观中国当代人口，“荒”的不止这些，还有“孩子荒”、“少年荒”、“青年荒”、“壮年荒”、“女人荒”……这一“荒”叠着一“荒”的背后，写满严峻的人口形势。它，不可回避地拷问着人口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一针见血地拷问着昨天，拷问着今天，更拷问着明天。
第二章 时代呼唤二孩
来自各界的呼吁呐喊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安全形势，“多生一个”已经成为全民族的期盼和守望。就在这种期盼和守望里，人口学者、民间人士、政府官员三股力量共同发力，推动政策调整。
学者中的内部推动，又先后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
第一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应数原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现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他于1979年12月就曾对正欲向全国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提出反对意见。1984年，他以一个人口学者的名义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1985年春节，他再次上书中央，提出一系列建议，并请求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进行试验。1985年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同意他在山西省翼城县开展试点，这一试就是30年。30年来，该县各个时期的人口指标均优于全省、全国，试验取得巨大成功。
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人口学博士毕业回国的曾毅，应该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建议在婚育的基础上逐渐放开二孩。他先后于2005年12月、2008年12月、2012年6月三次牵头举办了“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出版《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一书，成为少有的深入浅出解读政策的书籍。
作为曾毅的学生——李建新继承了老师的衣钵，成为第三代年轻人口学者中呼吁政策调整的一员难得猛将。1995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主张2000年始实行二孩政策。此后，李建新一直不断地从多方面论证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与不同学者进行学术观点争论。2009年2月，他发表的《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文章获得112759的点击量。2012年4月，他又与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著有《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国人太多了吗?》等)合作出版了《中国人可以多生》一书。还先后于2012年7月、2013年3月、2015年3月联合北大法学院教授湛中乐等有关学者召开研讨会，并形成建议书致全国人大，呼吁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全面修改。
与李建新一样关注中国人口、呼吁遵循科学规律的人口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工作的乔晓春、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等，他们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极力呼吁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人口生态的重建，影响十分深远。
而更令人感动的是，从2000年至今，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王丰等人牵头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言行动。特别是2015年1月的第三次建言，由21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39位学者共同签名，呈送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郑重地再次向中央建议：“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体制内学者的建言，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体制外学者的呐喊，更寄托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与梦想。这些体制外的学者中，尤以梁建章、黄文政等比较突出。梁建章善于就从经济的角度切入中国人口问题，见解十分独特，其博客、微信拥有64万粉丝;黄文政与梁建章组织全国性的各类人口研讨活动，发表各类演讲几十次，合作发表文章120多篇，近80万字，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英国BBC、美联社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上都曾发声。
在学者们积极呼吁、呐喊的同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言献策也此起彼伏。时任中国社科院北欧文学室主任、研究员叶廷芳，于2007年3月率先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计生政策中有关独生子女条例应尽快停止执行》的提案，并征集到28名委员签名，成为“两会”史上第一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从那之后，主流媒体上有关独生子女的弊端不断被提及，“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每年“两会”的热点。比如，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刘大钧，从“放开二胎”到“取消限制、鼓励生育”，连续提了六年。再如2015年3月的“两会”上，就有超过17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了“全面开放生育或二胎”的提案。
来自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2014年参加全国“两会”时，一人就提交了十多份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改革的提案。
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他们都是各自业内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不图名，不为利，之所以如此执著，是因为他们都是爱国的华夏儿女，都觉得自己肩上有一份作为国人的责任与担当。
卫计委官员：这两年可是忙翻了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委)一名公务员说：“这两年我们可是忙翻了。”
自2015年初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国家卫计委也马上行动，组成10个调研督察组，分别由委领导带队，于2015年6月中旬至8月初，历时一个半月，分赴22个省(区、市)开展综合调研。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场合召开了近百场会议，并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研究机构进行了第三方评估。
实际上，对于人口发展与政策调整的调研，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做。早在2004年初，国家就组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历时三年，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4年4月，国家发改委将《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25个重大课题之一;2014年底到2015年初，多家人口智库也对“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基本认为“十三五”期间应该全面放开二孩。
2015年9月9日，国家卫计委举行“闭门会议”。会议听取了综合调研和第三方评估总体情况的说明，各调研组分别汇报了有关调研情况，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汇报了第三方评估情况。会议要求加强对全国人口计生形势的研判，认真负责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后，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中国人大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分别提出《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闭门会议”达成共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不宜再作迟疑。
总书记说：这项政策可行
2015年10月26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三五规划建议”向全会作说明。在说到“全面二孩”问题时，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一方面，据调查，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卫计委等部门经过认真测算，认为实施这项政策是可行的。”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朴实无华，既有数据展示，又有理性分析，为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
会上，中共中央果断决策，旗帜鲜明地作出决定：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并确定新法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自此，一项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一个全新的、全国人民欢呼雀跃的“全面二孩”新时代开启。
第三章 政策出台前后的悲欢离合
听到消息，她们喜极而泣
2015年12月3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内，由财新智库、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北大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正在召开。个子并不高大的她，敏捷而干练地走上讲台，一篇《百姓的呼声》的讲演，语惊四座。
她，网名凤凰，70后，一个女孩的母亲。大家叫得多了，倒忘记了她的真名——曹娟辉。她说，当她第一次看到腾讯上有关失独家庭的视频时，触发了她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忧虑。当时，她就觉得这个政策有不适宜处，必须呼吁尽快放开二孩，让更多家庭远离失独。于是，她在网上建立了QQ群，团结一大帮想生二孩的70后妈妈，共同呼吁。
最初，她们找不到发声的平台，没人关注她们的诉求。后来，经朋友建议，她们去了“两会”期间新华网推出的“我向总理报民生”网页发诉求，很快，留言就多达16万多条。这给她们继续呼吁带来了无限动力，之后又开展了一系列呼吁活动。比如，2014年4月，她和姐妹们将获得了5000人签名支持的呼吁信分别寄往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家卫计委;2015年4月，又开展了“一人一照”签名征照活动，将来自全国26个省的275位母亲的照片和签名的呼吁书寄往国家有关部门;2015年6月10日和7月6日，她们先后两次去国家卫计委，当面向官方递交了要求立即“全面二孩”的书面诉求;2015年10月2日至6日，组织“70后非独”群体，举行了从山西运城徒步120公里到“全面二孩”实验地翼城的活动，一路行走，一路宣传，产生了极大影响……
然而，政策还是迟迟未能放开。群里的姐妹开始焦虑。要知道，这些盼望生二孩的人大多年龄在35岁以上，有的超过了40岁，一天天衰老的身体留给她们的机会越来越少。
左等右盼，总算等到了2015年10月26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因为早听人说，这次会议将研究出台二孩政策。全会开幕的当天，她们就“蹲守”在电脑或电视旁等待消息。可是，在煎熬中度过了第一天，没有任何动静。群里的姐妹们急了，纷纷给她留言：“怎么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她只得安抚大家：“别急，再等等。”其实，她自己心里又何尝不是焦急万分?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很多人就又“蹲守”上了。大清早，她就收到了大家接二连三发来的信息，从这些信息里，她读到了一颗颗更加焦急难耐的心。一天时间又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第三天还是没有消息。备受煎熬的姐妹们开始失望起来：“这次肯定又没希望了。”她们有些按捺不住，整个群里一派低迷、伤感、沉重的气氛。实际上，曹娟辉早已通过别的渠道知晓，这次“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基本没有问题，但这话又不敢在群里说，因为她害怕万一不成会让大家更失望。
总算煎熬到29日晚上7点，央视《新闻联播》里全会公报发布的那一刻。大家屏声静气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当听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句时，曹娟辉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她再也忍不住涌流的泪水：“天啊，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群里更是激情澎湃。仿佛只在刹那间，整个朋友圈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喜极而泣，相互“拥抱”，相互祝福，各尽所能，通过各种形式庆祝。献“花”、放“炮”、唱“歌”、喝“酒”……虽是在虚拟的世界里，但大家乐此不疲。更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发红包，不吝发出百元甚至千元让大家分享……
曹娟辉说，那一刻，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性别，忘记了曾经的伤痛和泪水，只有狂欢，只有被甜蜜包裹得实实在在的幸福。
走出“离婚”、“结婚”的梦魇
“全面二孩”政策公布的那一夜，80后的她也自始至终收看了新闻，后来又上网反复地查。“直到确定是真的，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她说，“回想起为二孩拼搏的日日夜夜，所有吃过的苦、熬过的痛、受过的委屈，全一股脑儿地涌来。那一刻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号啕大哭。”
她不愿透露姓名，为了生育第二个孩子，她忍受了一般女人没有忍受过的痛苦与委屈。三年前的一天，她意外怀上了第二胎。怀孕后的她，既喜又忧，喜的是，她又“有”了，忧的是到底“留”还是“流”?纠结了好久，最终，她对丈夫说：“我想生下这个孩子。”
丈夫是银行的高管，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如果生下二孩，肯定会丢掉工作。听妻子这样说，他很为难。虽然他内心里也想再生，但又舍不得丢了这份工作。
她接着说：“你不用怕，我打听过了，很多人都通过假离婚生育了二胎。要不我们也来个假离婚?”
丈夫听后坚决不同意。
她给丈夫做起了工作：“又不是真离，我们只是办个离婚手续，然后我去找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单身男人假结婚，办理‘合法’的生育证，‘合法’生下孩子。但我们约定，不同居，不发生任何关系，事成后给那人一笔钱作为补偿。”
听妻子说得有些道理，丈夫开始动心，但同时又担心起来：“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他愿意、我们又信得过的男人?”
她想了很久，说：“我的一个同学，至今没有结婚。如果他愿意，最好不过。”
但她的想法遭到了同学的严词拒绝。她只得悻悻而归，在十分不舍中将孩子流掉。
由于生活条件和身体素质俱佳，几个月后，她又怀上了。这回，她下定决心一定要生下来。他们仍然想按“既定”的路线走。经多方了解，丈夫一远房表舅，已经有四十多岁了，至今未娶。他们找到他，想让他“帮忙”，表舅答应了。她和丈夫马上办理了离婚手续，第二天就跟这位远房单身表舅领了结婚证，准备过两天再去领“准生证”。谁知，远房亲戚觉得这样的假结婚会存在很多后续问题，揣摩来揣摩去，总觉得不好，第三天就后悔了。为了不扩大影响，她只得答应，两人又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
肚子一日日大起来，必须马上找到一位能接纳她和孩子的“丈夫”，可周围除了那位单身同学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没有办法，她只得厚着脸皮，再次找到那位单身同学，给了对方五万元。最后两人领了结婚证，办了准生证。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月后，胎停了。
犹如晴天霹雳，她几乎被这突来的灾难击倒。哭干了泪水，哭坏了嗓子。但这更坚定了她要生下二孩的决心。幸运的是，2015年8月，她又怀上了，她打算就用之前办理的“准生证”生小孩。为以防被告发，她决定离家去外地养胎。她把之后的每个环节都想得一清二楚，做好了打算，决定10月底就向单位请假移交工作。
就在这时，“全面二孩”放开了。看过新闻后，她哭了，为自己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二孩之路，更为已经“合法”的孩子。
我要解密：我有两个孩子
“新华社消息：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全面放开二孩。”2015年10月29日18点34分，某网络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某杂志编委成员吴元手机上突然弹出一条这样的信息。
作为媒体人，他相信这是真的，立刻给妻子打电话，将好消息告诉妻子。
妻子认为是丈夫哄她开心，反复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他说：“我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当时正在下班的地铁里，信号不好，两人没说两句，电话断了。
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对妻子说：“我要马上在朋友圈解密，我有两个孩子。”
妻子忙说：“要不再想想?”
“我不想了，管他的。憋了四年，真的憋坏了。”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迅即发了三组兄弟俩的照片。歇了口气，感到有点儿难过，又发了一张父子俩的照片，说了这样一句话：“宝贝儿子，爸爸终于可以把你正大光明地带出去玩了。”
五年前，妻子意外怀孕，他们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生下来?因为妻子是公职人员，生下来会被开除。他们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生下来。下决断的是妻子，她很坚决。妻子的理由很简单，她绝不会堕胎，因为这必将成为她一辈子都躲不掉的心理阴影。妻子的顶头上司帮了他们大忙，给妻子放了大半年假，对外就说病了，回老家养病去了。
生完孩子，妻子的肚子“瘪”了，可以去上班了。要藏起来的人，由妻子变成了孩子。他们租住的地点，就在妻子单位旁边，进出很容易碰到同事。出门的时候都得左右观望，看有没有熟人，即便没有，谁知道会不会突然冒出一个来呢?这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家里还有一个童言无忌的哥哥。他们不能跟他说，“不要告诉别人你有一个弟弟”，因为没法解释。还有朋友，这几年他们一直闭门谢客。实在避不了，就得早早让岳母把弟弟带开，再让客人来家。
他深深地厌恶这样遮遮掩掩地过日子。有一次，妻子和她的几个闺蜜聚会，大家都带上了孩子，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他们把两个孩子都带上了。妻子的一位闺蜜知道后难过得哭了，大家手足无措地安慰她——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不该隐瞒这么久。
他说，他希望大家理解，因为需要一个时机来告诉所有人。如今，这个时机终于来了。中央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二孩”。他再也不需要隐瞒，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将这个保存了四年的秘密公之于众。
照片和消息发出之后他才知道，其实有几个朋友早知道了。
一位朋友留言说：“你知道谁最憋坏了吗?”原来他曾在路边碰到过他们带着老二，“所以说保守秘密好辛苦。”
还有朋友说：“那可真是憋坏了，得好好释放一下。”
是啊，这一夜等得太久，是得好好释放一下，而且，全中国都得好好释放一下。
第四章 政策“落地”的困惑与尴尬
催生，另一道生命的“风景”
这天，家住湖南浏阳的小郑突然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信是公公婆婆写来的，长达七页。原来，这是公婆的一封催生信。全信措辞犀利，字字焦急，句句沉重，大有兴师问罪之势。读完信，小郑失声痛哭：“爸爸妈妈，求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小郑与丈夫小黎五年前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已经四岁。自结婚后，公婆总是喜欢干涉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在生小孩的问题上，他们总爱唠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老人们看到他们还没有“生”意，开始急了，几乎每天电话絮叨“再生一个吧”。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想生，只是觉得女儿还小，想过两年再生。到那时，孩子大一点儿，牵扯的精力少一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生养二孩。可他们没想到老人们如此心急，竟然写起了催生长信。
在全国，类似小郑、小黎一样被父母“逼生”的例子不少。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不少家庭父母长辈心中压抑了很久的希望就像放闸泄洪一样喷涌而出。
生活在海滨城市大连的姜丽，对公婆的催生十分头痛。她说，公婆的过度热情让她几乎窒息。政策一出台，公婆马上找到她商量：“再生一个吧，我们现在身体还硬朗，孩子出生后完全可以交给我们带。”本来，姜丽和老公也觉得一个孩子比较孤单，就答应了。但自从答应生二孩后，姜丽就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公婆对她的过度热情。公婆每天天刚亮就在厨房里忙碌，煲汤炖鸡给姜丽和老公吃，让他们补身体，以备怀孕。除了大包大揽家务事，姜丽的公婆还未雨绸缪，抽空儿去几家楼盘看房，计划为孙女和未来的孙子各准备一套住房。考虑到第二个孩子出生要用的东西多，老两口没事就往超市跑，买婴儿车、婴儿衣服……更让姜丽受不了的是，婆婆晚上还偷偷跑到她和老公的卧室门口听动静。有时两口子刚来了情绪，被门外偷听者的脚步声一弄，顿时寡然无味。姜丽气极了，丈夫对自己母亲的行为也很无语：“妈，生不生孩子是我们的事情，你这样就不对了。”见儿子指责自己，老太太委屈得哭了：“我这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心没得好报!”公公也忙帮腔：“你妈这做法是欠妥，但你们两口子也不要不知好歹，我们平时是怎么对你们的?”原本和睦的一家子，就这样出现了矛盾。
有媒体在重庆南坪街道、上海天平街道对100对年龄在35岁以下的年轻夫妇进行调查，他们中有82对夫妻受到父母催生的压力，占比达82%。新浪网也进行过一项调查，调查的数据显示，56.2%的一孩夫妇被父母催生二孩。
催生，成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波澜壮阔的另一道风景。
唤醒“沉睡”的胚胎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妇产科，人头攒动。一群大人、小孩焦急地等在产科门外，凝神静气，倾听产房里的动静。下午2时整，随着一声尖厉的婴儿啼哭声从产房传出，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下。原来，这一声啼哭，标志着12年前在医院冷冻保存的胚胎、经过解冻复苏后成功孕育的男婴顺利降生。他的诞生，创造了中国冷冻“保存时间最长”出生的冻融胚胎试管婴儿之最。
这一天是2016年2月24日。看着粉嘟嘟、紧握着两只小拳头、一个劲儿啼哭的小子，孩子的母亲李女士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李女士，40岁，上世纪末结婚，婚后多年未孕。经查患输卵管阻塞和多囊卵巢综合征，于是，夫妇俩来到唐都医院，进行试管婴儿技术助孕治疗。2003年8月，通过一系列的调理和治疗，从她体内成功取卵12枚，并形成12枚胚胎，移植两枚，冷冻七枚。当月助孕成功，2004年产下一名体重2900克的健康男婴。剩下的七枚胚胎利用当时常用的程序化冷冻胚胎技术进行冻存保存。
胚胎冷冻技术是辅助生殖技术重要的衍生技术之一，是在试管婴儿新鲜取卵治疗周期中，将胚胎移植后剩余的可利用胚胎进行冷冻保存，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胚胎解冻，再将冻融胚胎移植使患者受孕的一项技术。
李女士决定将剩下的七枚胚胎进行冷冻，为的就是想有朝一日放开二孩时，再派上用场。2015年5月，随着二孩政策呼声的传出，李女士想到了冷冻在医院的胚胎，她想提前迎接二孩的到来。医院受理了她的请求。为使胚胎成功复苏，医生为李女士的胚胎专门订制了适合程序化冷冻技术的特殊培养液，经该培养液培育后，七枚胚胎中有三枚存活，从中选择了两枚移植，当月就助孕成功。时隔12年，李女士再次剖宫产下一名重达3440克的健康男婴。
和西安李女士一样，青岛市47岁的马女士、广州43岁的叶女士、成都31岁的李女士等等，也都激活了多年前保存在医院里的冷冻胚胎，利用试管婴儿技术，顺利怀上“试管老二”。她们都对突来的幸福有些不知所措：“没想到冻存这么多年的宝宝存活了!这一切顺利得就像一场梦。”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我们从医院提供的一些数据就可以窥其队伍之庞大。据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王晓红介绍，目前该医院共为23000多对不孕不育患者的近10万枚胚胎进行冷冻，共计解冻胚胎27000余个，解冻复苏率存活率高达95%，已经成功移植了13000余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来医院复苏胚胎的人越来越多。成都西囡妇科医院还专门设立了冷冻胚胎复苏门诊。其生殖中心李莹星医生介绍，仅2016年3月份，每天就有100多人次来挂复苏门诊号。
自1978年7月25日23时47分，在英国奥尔德姆总医院降生世界首位试管婴儿后，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降生的试管婴儿超过了600万例。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在北京北医三院呱呱坠地。经过近30年的努力，目前这一技术在我国日臻成熟。这无疑给怀有二孩梦想的高龄、不孕人群带来又一福音。
美丽婚姻在“不能生”的泥淖里搁浅
2016年2月，温州永嘉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导致夫妻双方闹起离婚的直接原因是“全面二孩”政策。
因为女方不愿再生育，男方将女方告上法庭要求离婚。
这起离婚案的主角阿李和琳子通过自由恋爱于2007年结婚，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女儿乖巧懂事，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但是，阿李的家人总是在两人耳边“吹风”：再生个孩子吧。琳子心里清楚，他们只想要她再生一个儿子。那时两人都有公职，政策上不允许，阿李的家人也拿他们没辙。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阿李家人高兴坏了，急忙筹划着做思想工作让琳子实现他们的愿望。可是对于再生育，琳子却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目前的家庭收入难以支撑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再要一个不仅生活质量会有所下降，而且，如果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孩，阿李家人也不会满意。为此，琳子坚决不想再生育。
这个时候，阿李却难以抗拒家人的压力，他也一门心思希望琳子再生一个。在苦口婆心劝说妻子无效后，阿李和琳子间的矛盾骤然升级，最终上升到肢体冲突。发生肢体冲突后，琳子索性住到了娘家，两人开始分居生活。这一“分居”，让阿李希望与琳子生育二孩的念想彻底没了实现的可能。
在双方分居一个来月后，阿李一纸诉状将琳子告上了法院，直接提出离婚诉求。
审理此案的法官感叹说：“离婚的理由各种各样，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受理因为生育二孩问题导致离婚的案件。”考虑到夫妻感情不存在根本性问题，法官做起了和事佬。法官一边做阿李的工作：“是否生育二孩，女方有自由选择权。”但阿李还是坚持，不过他补充说，只要琳子肯生，无论生男生女都没有关系。另一边，法官又做琳子的工作。因为之前的顾虑，现在的窘状使琳子的态度更坚决，她不同意再生。
近十年的夫妻感情，敌不过“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几个月时间的考验。双方最终以离婚收场。
因这种“奇葩”理由而离婚的不止他们。通过“百度”搜索，输入“不生二孩就离婚”字样后可以找到66800多条结果。据民政部门统计，中国离婚率自2003年来连续12年递增，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以四川省为例，2014年全省共办理离婚22.96万对，离婚人数是12年前的六倍，每分钟就有两对夫妻“拉豁”。据苏州市民政局统计，2015年苏州市离婚人数为16884对，平均每天有46对夫妻劳燕分飞，创下了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
据民政系统有关人员说，这些高居不下的离婚案中，有很多就是因为夫妻单方为谋求二孩而导致的“二孩式离婚”。
“二孩式离婚”，貌似一个崭新的名字，其实是“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一道家庭和社会的“新伤”与“旧痛”。
二孩是个“奢侈品”
就在“全面二孩”政策公布的当夜，一份“中国十大城市养育孩子成本排行榜”挂到了网上。大家对此褒贬不一，但很多人承认，“养育孩子在经济上的压力是巨大的，是不容回避的。”
在北京，有一位市民根据自己的实际开支计算了一个“二孩账本”：出生前产检、营养费就要2至3万;0至3岁，需要9至27万;3至6岁，包括兴趣班费用等，需要10至20万;7至12岁上小学了，公办学校赞助费需6万，民办学校需要15万;13至18岁，包括学费、择校费等，需要8至45万;如果算上大学的学费、伙食费等费用15至35万的话，一个孩子培养的成本从50万到150万。也就是说，从怀孕到出生再到成人，养育一个二孩至少需要50万。
在上海，有人也粗略计算过，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找工作、结婚，要花100多万元。
在广州，多生一个的成本至少在53万左右。如果加上二孩带来的住房上升成本，将超过200万。
……
面对如此高额的“成本”，想生二孩的父母们的选择注定不能是一时冲动，而必须经过深思熟虑。生活在广州的刘慧就是如此。她一边想到自己和家人对二孩的渴望，一边要考虑自己生育力、大女儿心理接受程度、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家庭规划变化、自己职业规划等种种因素。
刘慧至今仍记得政策放开的那天晚上，她回家一推开门，首先跃入眼帘的就是餐桌上的红色玫瑰花。在她的记忆里，已经搜不到丈夫上次送她花是什么时候了。她还没放下包，丈夫就从厨房里出来，端着热气腾腾的菜，满脸的笑容，声音里透着兴奋和激动：“老婆，我们可以生个儿子啦!”一个小时后，婆婆打来了电话。两个平时并不亲密的女人，心照不宣地热络了许多。最后，婆婆说：“你一定要生哦。”刘慧回答：“一定生!一定生!”
刘慧说，她是真的想生。对她而言，养育女儿的过程十分美好。今年14岁的女儿，乖巧可爱，长得漂亮，还是一个小学霸。可是，许多天过去后，兴奋的刘慧终于冷静下来，因为她想到了再生一个的成本。她粗略地算了一下，如果再生一个孩子，从0岁到14岁，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支出大概需要50万。而且，养第二个孩子还要请月嫂和保姆。加上大学的费用，没有120万下不来。作为工薪阶层，哪儿有那么多钱?认真计算后，她选择了放弃。
福建省总工会于2016年3月在福州、泉州、三明、莆田、南平等地188家不同所有制企业中，针对1249名女职工开展“二孩政策与女职工权益保障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有79.02%的受访女职工因为“育儿成本高，经济负担重”而不生二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石智雷团队以湖北宜昌市为调研对象，从处于25至6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40万个样本进行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调查。调查结果也印证了因经济压力望“儿”却步的结果：育龄妇女因经济压力放弃生二孩者达75.6%。
“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这是不少坚持“一胎论”的妈妈们的心声。
竞争职场，望儿兴叹
张雪，32岁，某外企女白领，最近正酝酿跳槽，因此来到人才市场寻找更中意的工作。她首先看中了十分适合自己的一外企经理助理岗位，本以为凭自己的研究生学历、不俗的身高与长相，以及“外企白领”的经历，一定会得到这份工作。可当她说到自己有个五岁的儿子时，招聘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马上问她：“你打算要二胎不?”她如实回答：“国家政策允许了，我肯定会要。”“什么时候生呢?”经理又问。具体什么时候生，她还真没有规划好，因此一时答不上来，有些犹豫。经理见她这样，收下简历后没了下文。
曾琳，28岁，生第一个孩子时她放弃了工作，在家做了三年的全职妈妈。如今，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打算重返职场。到人才市场面试了两家企业，无一例外地被问到是否准备生二孩。她告诉他们：“二孩肯定会生，但不是现在。因为第一个孩子才三岁，想等他长大一点儿。”招聘人员说：“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吗?”她说：“三年以后吧，也不想太迟。”“那你能给我们签一份暂时不会生孩子的保证书吗?”她对这一苛刻的附加条件很是不满，但为了重返职场，重新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加上自己在近期也确实没有生二孩的规划，就答应下来：“行吧。”最后，她如愿得到了这份工作。从人才市场出来的她说：“好险啊，差一点儿就没有单位要我了。如果想马上生二孩，没戏!”
关于职场招聘对“二孩母亲”的歧视，国内规模最大、招聘效果最明显的分地区招聘站群——伍亿人才网进行了一次调查。数据显示，有57%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在求职过程中就曾遇到过被问及是否再生育的问题。而每天350万个高端职位在线、1亿白领用户、300万企业注册用户选择的职业发展平台——智联招聘网新近发布的《2016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38%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在求职或职场中遭遇过性别歧视。智联招聘相关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笔者：“‘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一些企业考虑到要给育龄女职工两次产假和更多津贴，就对女性应聘者更加谨慎。”
面对如此众多的职场女性生二孩的尴尬，我们该如何面对?这完全是用人单位的苛刻吗?某旅行社经理李女士说：“单位需要员工经常外出跑业务，女员工怀孕后肯定不方便。另外，生育绝非几个月的产假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招聘一般都考虑男性或者没有生育意愿的女性。”一位企业老板更加直白：“企业也要生存，必然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员工。女性员工除了休产假外，怀孕、带小孩至少两年时间。这单完全由企业来埋，肯定不合理。”
似乎，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怀孕排号”，谁的错
“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想生二孩的女教师们被学校的一份“内部规定”弄得欲哭无泪。
原来，学校领导为了防止女教师不按照规定怀孕，每三月进行一次孕检，任何人都不得漏过。还不断放出口风，违规怀孕者，重新安排工作，甚至辞退。面对这一规定，学校女教师均是义愤填膺。等待怀孕的张老师愤愤不平地说：“学校这样强制我们去做，让我们心里觉得特别不舒服。而且更可笑的是，学校竟然规定，让我们在特定时间内怀孕，如果怀不上，这个名额就被取消了。”
作为学校一方，他们表示，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何尝不知道，学校规定不能与法律相抵触。但他们说：“作为学校，如果大家都扎堆去生，工作还开不开展?书还教不教?作为学校，你说咋办?”
实际上，不知道咋办的何止一个中牟?据有关部门调查，“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后，与喜迎二孩的广大民众不同，各地的中小学校长都有些郁闷。由于中小学教师以女性为主，这些校长担心，“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教师的生育问题可能会影响正常教学。河北省一所重点中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感叹：“我都快愁死了!”这位校长认为，每个教师的业务成长都有个过程。在她执掌的中学，年轻教师进入工作岗位三年才培养成熟，而这时女教师一般就开始准备结婚生子了。两个孩子都生下来后，她们一般已经三十多岁了，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段，很难安心工作。“我也考虑在教师招聘的时候控制一下女教师的数量，我们学校的女老师太多了，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进行正常教学。”
广州越秀区某重点小学校长诉苦称，学校有165位教师，90%以上是女教师，其中40岁以下女教师95人，40岁以下的女教师都表达过生育二孩的意愿。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以来，学校已经出现了“产假式”缺编。现在他们学校正在保胎或者正在休产假的女教师有12个。
实际上，面临这一难题的又何止是学校?在女职员比较集中的医院、美容院、商场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位医院院长在谈到员工生育二孩的问题时就表达了她的无奈。她笑言：“只能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生二孩的先后顺序，以保证不影响工作运转。”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都规定，对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也就是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包括女教师在内的职工不要生二孩或在规定时间内怀孕生育。“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生育二孩成了法律赋予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女员工扎推生育确实可能会为工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科学配置，提前谋划。
“我不想妈妈有二孩”
2016年2月22日，重庆市人民小学一名叫“无忧”的四年级男生的作文，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引起了轰动。
今天妈妈问我：“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你怎么看?”我说：“我不想妈妈生。”妈妈说：“那你写一篇作文，写出不想妈妈生的原因，如果能说服我，我就不生。”
于是，我就写下了这篇作文。
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那我们家就多了一个人，本来只用买一个苹果，这回要买两个;或者买一个苹果分成两半。但是分成两半又吃不饱，所以只得又买一个浪费钱。最好不生。
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那就要多买衣服、裤子和鞋子，要多花钱，不好。
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本来爷爷和姥姥就很累了，假如妈妈再生一个，那爷爷和姥姥就更累了，要换尿布、买菜、煮饭、做家务、喂小朋友吃饭……要做很多事情，所以不生好。
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万一生了个容易得病、很笨、贪玩、成绩差、不爱学习、不听话的，那怎么办?那就白生了，还不如不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反正不生最好。
希望我能说服妈妈不再生弟弟或妹妹，等我长大了我会对妈妈好，孝敬妈妈，妈妈有我一个就顶两个。
确实，仔细阅读作文，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小学生为了说服妈妈不生二孩，在短短的四百字的作文里，通过举例子、作假设、用反证、旁证法等修饰手法，言简意赅、目标明确地表达了一个小学生不想妈妈生二孩的观点。特别是结尾处提出全文核心观点，人不在多，关键是质量!进而信誓旦旦向父母作出保证：有我一个就顶两个!
有人说，这不愧为“老大”反对妈妈生“老二”的最佳“檄文”!
除了用作文表达反对妈妈生二孩外，还有更多的孩子用更为“极端”的手段阻止妈妈生二孩。2015年10月，政策一出，广东的文华和丈夫商量着再生一个，没想到，得知父母想法的七岁女儿冬冬反应十分激烈，她说：“我不喜欢弟弟妹妹，如果你生了，我就离家出走，死给你看。”说完她就跑进自己的小卧室里，伤心地哭了老半天。妈妈被女儿的抢白惊呆了，站在原地，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后来，他们只得放弃再生的想法。
2015年11月，湖南邵阳市民黄先生为生不生二孩征求女儿意见，女儿竟说：“如果你们给我生个弟弟，那我就给你们添个外孙。”女儿今年读高一，学习成绩也不错。听女儿这么一说，黄先生夫妇吓了一跳，只好放弃生二孩的念头。黄先生担心女儿受刺激，在学校早恋，会影响学习，害了女儿一辈子。
2016年1月，湖北一初二男孩直接向父母叫板：“如果妈妈不打掉肚里的孩子就不参加中考。”男孩的妈妈刘女士今年36岁，国家放开生二孩的政策后，她和老公商量准备再生一个，于是在2015年10月取下了节育环，年底成功受孕。起初，他们没告诉儿子，只是询问了下他的意见，可是儿子想也没想就坚决抵制。现在儿子得知妈妈怀孕了，用不参加中考相要挟，妈妈最后只得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1002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4.9%的受访者认为生二孩需考虑老大意见，其中15.2%的受访者认为要完全考虑，39.7%的受访者觉得应适当考虑。另一项调查则显示，19.6%的受访者担心第一个孩子会不同意，16.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结构改变会影响孩子。
大孩，确实是很多想生二孩的父母需要认真考虑的难题。
产科诊室“一号难求”
“如今孕妇做个常规彩超检查，怎么这么难?”来自湖北武昌的程先生说，“我妻子怀孕六个月了，需要做彩超检查。上周，我和妻子连续三天天不亮就赶到医院产科排队，没想到许多人比我们到得更早。今天，我们凌晨两点就到医院等候，上午8点才拿到当天的号。”
三月的武昌还略有几分寒意，凌晨的温度更是降至五摄氏度左右。浓浓夜色里，超声诊室门口的候诊座位上坐满了人，有孕妇，也有陪同人员。有的身裹棉衣，蜷缩着身子;有的斜倚着坐凳，微闭眼睛打着盹儿;有的站在座位旁，不住地跺着脚驱赶寒意;有的一手撑着下巴，一手扶着靠椅强打精神;还有的躺在自带的折叠椅上，盖着自带的铺盖儿，数着一分一秒……
时间一点点往下走，人员一个个往上加，天刚亮，整个诊室门口已经人满为患。来自湖北广水的戈先生的女儿已经怀孕24周，而当地医院没有检查孕中期胎儿畸形(俗称“大排畸”)的彩超设备，于是便带着女儿来到该院，不料连续三天都没排到号。13日晚，他和女儿索性带着铺盖，在诊室门口打地铺通宵排队。清晨7时30分许，超声诊断科大门打开，排队者依次到窗口挂号。不到半小时，科室内的大屏幕显示，当天的妇科彩超号已全部放完。
2016年2月以来，武汉开展了产前彩超诊断服务的三甲医院，均出现“一号难求”的情况。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大排畸”彩超检查的孕妇比往年同期增加近三成。同济医院、中南医院等产科彩超号也同样非常紧张，每天从开始挂号起，通常半小时内，当天的彩超号就会放完。
一方面，孕妇和家属因排不上号着急上火;另一方面，不少医院的彩超室满负荷运转，医生也有些吃不消。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为例，该院拥有30台产科彩超设备，居全省各大医院之首，2016年从2月起，包括科室主任在内的全部37名医生放弃轮休，仍满足不了检查需求。
在北京，3月18日，刚刚到上班时间，朝阳区妇幼保健院一层的挂号、采血区已排起了长队，四楼妇产科门外挤满了等候的家属，门内为准妈妈们准备的休息椅早已座无虚席。妇产科主任乔晓林一进诊室门就被排号候诊的孕妇们围上。看着排着长龙的队伍，她在心里默念，今天又不得消停。“2014年马年也是生育高峰年，我一个星期出一次门诊，最多接诊70名孕产妇。但今年的猴年春节刚过，2月16日我一天的门诊量已经达到102个。”乔晓林说。
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卫生局为孕妇免费建立《北京市母子健康档案》。2016年来，建档人数骤增，月建档量超过三万，各大医院在3月份就挂出了“已满”的“谢客牌”。走进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在院内的显要位置公告：预产期在2016年11月以前的档案已满;北京妇产医院电子显示屏上也显示：2016年8月以前含8月建档名额已满!
不仅医院产科“一号难求”、“一床难求”，妇产科医生也非常紧缺。北京妇幼保健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缺口50%;北京妇产医院医生、护士人手缺口约1/3。
在天津，春节假期间，市第三中心医院55岁的妇产科主任宋淑荣和她的同事们，仅除夕至初六七天就接生了98名猴宝宝。那几天，产科每天入院20名产妇，每天总分娩量为10至25人。宋淑荣和她的同事们每天穿梭在医院的产房、手术室、病房里，用双手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仅大年初三一天，就收住21名产妇，做了14台手术，很多医护人员都是24小时连轴转，连喝水、上厕所都得挤时间去。”宋淑荣说，“走出手术室时，两条腿都不会打弯儿了，只能勉强拖着走。”
在江苏，2016年新生儿数量在现有80万的基础上预计将再增加10万，全省产科床位仅三万张，尚有至少5000张缺口，而产科医生更缺，缺口在一万人左右。
……
门诊号告急，住院床位告急，产科医生告急。这就是“全面二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儿科门诊堪比“春运”
“今天急诊当值，被家属吼了一句‘你没吃饭关我屁事’。开始没什么，后来写着写着病史，发现有水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泪……”这是上海一儿科医生在朋友圈里发的微信。读着这条微信，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不自觉眼圈潮湿。
这，就是目前中国儿科医生面临的尴尬境地。
2016年2月24日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字显示，在中国，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2014年，每1000人拥有执业医师为2.12人，而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名儿科医生，目前儿科医师有11.8万人，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达20万人。各省情况又不一样，有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在江苏，每1000名儿童仅配有0.2名儿科医生;内蒙古，每1000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仅为0.17名;河南，每4870名儿童才拥有1名儿科医生……
与人数短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繁重的诊疗任务。据统计，我国儿科门急诊量年诊疗4.71亿人次，占全国急诊门诊总量的9.84%;出院近2162万人次，占医疗机构总出院人次数的10.3%。医疗机构每个儿科执业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医疗机构其他执业医师工作量的2.4倍;年均承担的出院人次数近200人次，是其他执业医师的2.6倍。
“全面二孩”放开后，各地更是传出令人嘘唏的消息。
在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系统瘫痪，现场人满为患!北京朝阳医院西院也加入夜诊停诊大军：“由于本院儿科医务人员紧缺，自2015年11月5日起，晚上9点之后不再安排接诊。”
在南京，“限诊令”升级，市区内一家三级医院因唯一的儿科医生(还是退休返聘人员)病了，医院儿科关门!
在广州，由于儿科医生严重短缺，儿科告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从2015年12月14日凌晨起被迫暂停急诊儿科服务，仅收治危重症患儿。
在上海，九院、新华等各大医院儿科告急!
……
医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忙，累，穷，险，是每一个儿科医生的生活常态。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刘晓雁，退休后被返聘。她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才能完成100多个患儿的诊治。2016年3月5日，她如往常一样，早上7点多就走进诊室，一进诊室就得不到停歇。工作了将近四小时后，她才第一次起身，而这次起身还是要为十几个患儿做激光治疗。
“孩子一会儿还上课呢!”“孩子要验血还没吃饭。”“你们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号?”见她起身离开，焦灼等待的家长们开始抱怨。
已经是下午1点，还有几个家长抱着孩子挤在她的诊室里。13点40分，护士走进诊室，拦住还在排队的患者说：“主任要吃饭了。”但20分钟后，刘晓雁才结束了上午的看诊。她坐进隔壁不到1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和八个医护人员挤在一起，往嘴里塞了一口方便面，此时面条已经提不起来，这是护士一小时前为她泡好的，也是她多年来一直不变的午饭。
在医院工作，意味着没有八小时工作的概念。一些医院的儿科规定，24小时值班的医生，第二天上午还需要出门诊，连续工作会超过28小时。而对于家长来说，带孩子去儿科就诊更是一个备受煎熬的过程。一位带着孩子从安徽赶来北京看病的家长，为了挂上刘晓雁的特需号，排了三天队都没有号，最后不得不交给号贩子500元才得到了号。另一位家长为了挂号，前一天晚上12点就来到医院。可是排了一夜加一上午的队，仍然没有轮到她，她急了，开始喊：“你们怎么排的队?病历本儿都不动，是不是按照号走的?”她不知，在她之前，还有早就预约好的复诊加号。
医生忙，家长怨，问题出在哪儿?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认为，儿科具有职业风险高、薪酬待遇低、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负荷重等特点，长期以来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和薪酬待遇与其职业特点不相符，造成儿科医务人员流失较多。2014年，大连市儿童医院一年内共有40多名儿科医护人员辞职。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护士李佩说：“这几年医院儿科护士有十人离职。天天有家长冲护士发脾气。一针没扎好，家长就喊‘你会不会扎针，拿我娃练手呢’?心急的说话就更难听了。”
一方面儿科医生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儿科又招不到人。据医药英才招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底，儿科医生的招聘需求较去年同比上涨18%。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同比分别上涨19%、23%、18%;二线地区的四川、江苏则分别同比上涨22%、21%。还有，从1999年起，全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停止了儿科专业本科招生，至今没有恢复。有专家说，这也是造成儿科医生人才梯队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幼儿园在哪里
2015年5月18日凌晨4点，北京市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区内。天还没有亮，住在该小区的老人刘桂槐就从位于小区10号楼的家中出来，习惯性地径直向建在小区内的“布朗幼儿园”走去。
幼儿园门口已经有两三个老人在商量：“是否要开始排队?”见状，她顿时急了，十分担心别人排在了前头。一咬牙，70岁的老太太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率先站在了幼儿园门口，并向众人宣布，自己开始排队了。议论的两三人马上排到了她后面。
原来，2015年4月下旬，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区内的布朗幼儿园贴出当年招生报名登记的公告，报名时间是2015年5月23日上午9点，名额100个。自从贴出此公告后，家中有适龄入园儿童的居民心中就再没安生过。每天到幼儿园门口看看是否有人排队，成为家长们的必修课。有家长称，早在半年前他们就给幼儿园打电话了解到了报名时间，甚至有家长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开始了解幼儿园的招生事宜。随着5月23日的逼近，刘桂槐一家人到幼儿园门口观察的频率越来越高。幼儿园门前也时常会聚集起一些谈论报名事宜的家长。并非这家私立幼儿园出类拔萃，但对于这个有6000余户居民的小区来说，这是最近最便利的幼儿园。往年，最长的报名排队纪录是三天三夜。
18日清晨，离正式报名时间还有整整五天。刘桂槐老人这一宣布，其他人不得不尾随。至早上6点，排队的人数已超过100人，但队尾仍不断有人加入。虽然只有100个号，根据往年经验，最初排上队的不少人都会因为家里人手不够，坚持不到两天就放弃了。后来者称，他们就等捡个“漏”。但排队并不是件容易事，家长们不得不全家总动员。为防止排上的位置被占，需要24小时有人守候。为此，他们带来了帐篷、折叠床等物品，吃住在“前线”。
刘桂槐家也来了个全家总动员。儿子和儿媳要正常上班，老两口与儿子的舅舅、舅妈，共四位老人轮换排队。他们还不是动员人数最多的家庭，排在队伍第2号的家里前后出动了十几位亲戚支援，“家里的四个老人，加上我儿子表哥弟妹和表嫂子，总共十来位，谁有时间谁来替换我们一会儿。”排队的老人说。
为防止像往年一样的混乱，今年他们在幼儿园的协助下，选出五位代表，专门负责维护秩序，并将排队人员按20人一组分成五组，每天上下午两次点名，两次点名都在，才证明你的排队有效。
终于熬过了五天五夜，23日早上八点多，五位代表开始了最后一次的点名。上午9点，幼儿园正式报名。在小组代表协助下，排队家长五个一组进入园内填写报名表。一个半小时后，最后10名家长进入园内后，成功报上名的人群中爆发出高亢的欢呼声：“我们胜利了。”他们说，只要能为孩子赢得报名指标，虽然经历了难熬的五天五夜，但还是值得。
北京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区的这一幕，在全国各地也都屡见不鲜。
是啊，如今的娃上个幼儿园咋就这么难?
2016年“两会”期间，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经过“部长通道”时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关方面预计每年会新增300万名儿童，按照现在的学制，三年后会有900万儿童在幼儿园读书，学前教育压力很大。”
压力确实很大。三年新增900万儿童入园，如果按照《幼儿园工作规程》，需新增幼儿园2.5万所，新开幼儿班36万个，需新增专任教师和保育员108万名。
这一切都在哪里?
第五章 多措并举，任重道远
总理叮嘱：把好事办好
2016年1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落实“全面二孩”政策作出重要批示：新形势下，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顺应群众意愿的重大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加强妇幼保健能力建设，完善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并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力度，依法行政，切实把这件惠民生、利长远的好事办好，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李克强总理的批示，高屋建瓴，语重心长，字字千钧。既阐明了要义，又指明了方向，还提出了要求。特别是“切实把这件惠民心、利长远的好事办好”一嘱，极尽爱民之心。
2016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指出：“为政之道，民生为本。我们要念之再三、铭之肺腑，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谈到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时，他强调指出，要“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
总理的叮嘱尚在人民大会堂上空萦绕，共和国的部长们更是向中国承诺：让每一个孩子生得出，养育得好。
2016年3月5日上午，距离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还有一些时间，位于大会堂北大厅通道东侧的“部长通道”早已聚集了闻风而来的几十名记者。临时搭起的发言台上密密麻麻摆满了话筒和录音笔，十几台摄像机高高架起、一字排开，摄影记者们各自寻找有利位置，文字记者或席地而坐，或见缝而立，等候部长们进场。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来到“部长通道”的发言台上，记者就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教育部如何应对“入园难”、“入学难”提问时，他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对于教育，首先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学前教育发展，先后实施了第一期、第二期两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5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5%。这个数比五年前提高了24个百分点，比‘十二五’的规划目标60%提高了15个百分点。应当说，这几年学前教育成绩很大，但是广大群众的期盼也很大。特别是现在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压力。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全面应对。
“第一件事情，我想，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在我们推进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新型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把人口变化和教育结合起来。做好学前教育规划，合理布局学前教育机构。
“第二，就是多种形式扩大资源，首先是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支持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采用政府购买的措施来扶持民办幼儿园。我们还可以再根据学龄人口的变化，在有条件的小学附属办学前班。
“第三，就是多种形式加强教育队伍建设。首先是要加大学前教育教师的人才培养;加速在职的学前教育人员的培训;推行学前教育特岗计划和志愿计划。在沙漠、林区、山区、水区、牧区等地方也可以实行教师走教。
“最后一个就是要加强办园规范管理，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我们已经努力实施好新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不断提高幼儿教育的水平和幼儿学校的治理能力。”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最直接的还是主管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国家卫计委。
3月8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走进了2016年两会“新闻中心”，回答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现在中国很多家庭选择不生二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想生，而是生不起。请问政府未来是否会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来缓解中国家庭生育二胎所要面临的经济压力?”
李斌回答说：“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一些家庭存在一些顾虑，这些顾虑主要是集中在影响妇女的就业方面、孩子的照料问题，怎么解决入托和入学的问题，还有养育孩子的成本问题等。党和国家是高度重视的，对这些问题我们相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要着力解决。大体要从这么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保障妇女的就业、休假的权利，要支持女职工生育以后能重返工作岗位。二是增加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满足新增加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各地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也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同时，加强月嫂、婴幼儿看护人员的培训，增加社会这方面人力的供给，推动在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方便妈妈们母乳喂养。三是要完善家庭的支持发展政策，研究完善生育保障、住房、税收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和家庭发展政策，为生育、幼儿养育、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支持。四是要加强妇幼保健的服务能力，健全服务网络，增加妇产科和儿科的床位，特别是完善职责分工。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保证母婴的安全。总而言之，我们要采取配套措施，要使得我们的家庭生二胎能够生得好、养育得好。”
为此，国家卫计委发出通知，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对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改进再婚等情形再生育管理，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全面推行网上办事，进一步简政便民。合理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推进优生优育全程服务，落实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加强孕产期保健服务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向不孕不育等生育困难人员提供必要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推进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强孕产妇与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建设。加快产科和儿科医师、助产士及护士人才培养，合理确定服务价格，在薪酬分配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为使各地工作真正落到实处，3月22日，国家卫计委又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专项督察，严厉查处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乱作为”和“不作为”行为，使“全面二孩”这一民生实事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016年5月18日，国家卫计委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功能明确、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富有效率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到2.2张。加强儿科医务人员队伍建设，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名，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基本满足儿童医疗卫生需求。为使工作落实，5月31日，六部委又联合在京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地方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意见》的各项任务。
而针对“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教育部更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和安排。继续实施好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一、二、三年毛入园率要分别达到95%、80%和70%。”“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
……
总理的叮嘱，体恤民情且语重心长;部长们的承诺，富有底气且鼓舞人心;国家的文件规定，情理兼备亦民心所向。但是，这一切要真正全面落实到基层，落实到育龄群众中，让群众真正满意，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经常有人会问，什么时候生孩子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就好了。如今虽然只是“登记”而非“审批”，但为了登记上，还是得村里、镇里来回跑，签字盖章得齐全，所有手续得到位，这与过去相比换汤不换药。有时跑得累了，真想赌气不跑了。可是，如果不跑，不给发那个证，上医院不能生孩子，“新农合”不给报销医药费……
让所有生二孩的家庭，不但生得出，而且养育得好。看来，一切并不都是理论上那么简单。
他山之石：别国的奖生政策
2010年，联合国对全球223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进行了一个排序，生育率低于2.0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有95个，亚洲的中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均在其列。
少子，正如一股汹涌而来的飓风，席卷人类赖以生存的蔚蓝色星球。为了鼓励民众生子，各国政府拼尽全力。
首先看日本。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试图降低生育率。然而1970年后，日本的少子化和高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日本政府为此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但2006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还是只有1.3，到2010年更是跌到了1.20，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为此，他们又推行“育儿减税”和“上班减时间”等制度。职业妇女如果在家照顾幼儿，则有“留职有薪”方案，妇女可领工作时40%的薪水在家专心育儿。另外，日本政府也鼓励幼儿园延长托儿时间，减轻双薪家庭的育儿压力。为了让2030年女性生育率达到1.8，特地将三岁以下孩子的父母每日的日上班时间减少到了六小时。
再看韩国。韩国在1960年初开始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随之下降到1995年的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了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并针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环节制定了奖励政策：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五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等。韩国女性可以有一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韩国最近还打算实施“单身税”，试图让年轻人早日脱单。
新加坡在1960年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对原先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其强制性的产假有八周，产假期间员工领全薪，非强制产假则有16周，假期长短由雇主与劳方协议，员工在非强制产假期间领半薪，工资成本由政府负担。每个新加坡孩子的育儿津贴折合人民币约每月1600元，两个小孩以上的家庭给予高免税额及特别扣除额，生到第三个小孩，还可分配到国宅。另外还有“婴儿红利”计划，政府会在一对夫妇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小孩时，将钱存入夫妇的户头，供应其支付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费用。除了产假与津贴的发放外，政府也积极设置婴儿托管服务，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婴儿托管中心增加至3000个。据说从2012年9月开始，新加坡政府还与曼妥思合作，推出“全国之夜”，鼓励新加坡夫妇，用生孩子的方式表达爱国之情……
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总人口现已降到1.42亿左右，每年净减少人口几十万。为了鼓励国民生育，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将每年9月12日设为“怀孕日”，这天所有已婚夫妇可以不用上班，在家专心“造人”。在俄罗斯，如果你生得多，总统会亲自接见，并且颁发“英雄父母勋章”。女性生孩子可休四年半产假，产假计入工龄。除此，如果是刚生了孩子的妇女，在“怀孕日”前后还有机会获得冰箱、彩电等奖励。
法国是欧洲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的国家。1939年，法国认识到生育率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将这些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法国丰厚的鼓励生育政策，让大家生孩子的意愿大大提升。法国的有薪产假长达四个月，而且不管是自己生或是领养小孩一样都有津贴的补助，每生一个或领养一个小孩，可马上领折合人民币三万元的奖励生育津贴。小孩三岁前，每个月可再领折合人民币约1200元的津贴，如果妈妈决定专职在家带小孩，每个月补助的金额再提高至万元以上，而且妇女可留职休假三年专职带小孩。此外，每多生一个小孩，缴的税就更少，而且搭乘交通工具也有优待，三个小孩可享票价七折，四个小孩可享六折，七个小孩可享三折。如今，法国生育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年至201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2.0左右。
……
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但愿这些国家的经验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结语 放开二孩，够了吗
有消息称，“全面二孩”政策发布当天，三次发起写建议书的人口学家顾宝昌正在浙江做计划生育服务转型的调研，当听到中央作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决定时，他没有流露出太多喜悦。他说，当前人口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扭转人们对人口形势和工作方向的认识依旧任重道远，“全面二孩”远非终点。
真正走进中国人口，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一块流失严重、结构紊乱、肥瘦不均、急需改良的土壤。它，虽然有着灿烂文明的滋润，有着数千年不衰的生育文化滋养，有着子嗣传承的民族生育追求动力，有着最适合人类繁衍的纬度地理环境，有着拨乱反正后国家安定的政治后盾，有着改革开放后国强民富的经济基础保障，但是，在近40年强大“一胎化”政策的外力作用下，人的婚育观念、家庭模式、人际关系、生产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生育文化正在淡去，古老生育方式已经终结，新的婚育观念逐步形成，“少生”或“不生”已经成为新一代公民的价值取向和必然选择。这种取向和选择，使得低生育陷阱愈来愈深，人口萎缩日益加重，人口风险变本加厉，人口安全隐患重重。
好在，在实行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之后，又马上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党的最高会议上系统阐述实施二孩政策的必要性;国务院总理反复叮嘱，把好事办好;共和国部长一再承诺，让所有的孩子生得出，养育得好;各地积极行动，为二孩生育创造条件……
然而，这一切，对于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这片土壤，只能说才是一个开始，要使它回归到原生态的模样，成为自然的、生态的、富饶的、肥沃的、顶级的沃土，还需要更大胆地放开手脚，更大胆地激发蕴藏在这片土壤深处的内能，更大胆地动员根植于这片土壤之上的一切人的和文化的力量。通过不懈努力，使生育成为常态，使二孩成为责任，使人口不再枯竭，使风险化整为零，使人口安全得到保障。
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不久的2016年全国“两会”上，有超过5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共和国政府递交了相关的提案和议案。除了在“政策配套”、“奖励生育”、“延长假期”、“强化产科”、“建设儿科”、“发展教育”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建议外，更有李崴委员提出了《最迟2017年底应全面放开生育》，王名、刘大钧委员提出了《复兴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中华生育文化》的提案。
在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的同时，学界也在极力推动。
人口学家穆光宗适时推出了他的新著《人口生态重建》，旗帜鲜明地提出：“各种人口风险、人口亏损现象和事件纷至沓来，内忧外患困扰中国未来，中国将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和痛苦社会，人口萎缩、人口弱化的趋势和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沦落为又‘小’又‘老’的国家，大国地位今后将受到严峻挑战。”因此，他疾呼，“全面放开二孩是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改革深化，但离全面放开生育仍有一步之遥……在中国低生育率问题积累多年之后，正确的选择是在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及时大力鼓励生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属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于早前集纳了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进行为期两年的专题研究，并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并提出了“分为三个阶段”的构想：近期(2015年)放开二孩，中期(2020年)实现生育自主目标，远期(从2026年起)鼓励生育。
这份被人口学界普遍看好的报告，其第一步“近期”目标已经完成，虽然中期的“完全放开”和远期的“鼓励生育”不是人们所希望的“2017”或“2018”，但，我们坚信，有了这些铺垫和铺陈，这一天，离我们已不遥远。
对于中国人口，二孩远非终点。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照片由作者提供)
策划/杨桂峰
责任编辑/谢昕丹
作者：韩生学
【摘 要】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对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特点、就业与社会保障、城镇化以及再流动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学特征表现为性别比高，受教育水平低，户口性质以农业为主，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特征表现为流动时间开始晚、发展后劲足，流动形式家庭化，流动空间高重合，流动范围以跨省为主，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特征表现为就业同质性强，收入水平低，劳动权益保障缺乏，就业社会保障覆盖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镇化安居和再流动意愿特征表现为安居意愿待提升，再流动意愿低。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现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個民族众多的国家，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分布区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规模日益扩大，传统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正逐渐发生改变。[1 ]根据段成荣等人的研究，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分别为706.8万、978.4万和1522.9万，规模和增速都在迅速提升。[2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16年，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已超过3000万。[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中，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及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未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流动参与率都将持续增长，城市和区域发展将迎来更为民族多元的时代。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边疆巩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十分迫切。
二、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问题，但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在全国尺度上，有学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及转变进行了宏观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进程明显滞后于全国，但近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参与率均大幅增长，流动模式开始转变。具体表现为：流动原因由社会性为主转为经济性为主;流动人口性别比由低到高再向相对均衡转变;流动距离不断增加，跨省流动比例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和已婚比例不断提高。[2 ] [3 ] [4 ] [5 ] [6 ]在案例区域尺度上，部分学者以具体省市为研究案例，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流动原因等。例如，流入广东的少数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城市，经济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但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样强烈;[7] 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落初步形成，流动原因也以经济因素为主，且男性较女性更偏向经济型原因;[8 ]北京市传统城郊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环城带区增长率最高，流入地拉力和流出地推力都起到重要的作用;[9 ]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对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影响不显著，外出经历、性别等是主要因素。[10 ]同时，还有学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某个具体案例区域的城市适应、社会融合等进行分析：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行为模式、制度保障及主观认同方面与汉族流动人口及本地户籍人口存在较大的社会融入差异;[11 ]制度因素、[12 ]民族因素、[13 ]社区支持、[14 ]经济因素和信息沟通因素 [15 ]均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入;还有部分学者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三者关系的角度探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之道。[7 ] [16 ] [17 ]
从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来看，有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尽管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与现实需要相比仍显得不够。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汉族居住地的人口构成将面临改变，民族多元性在城市日益显现。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部分文献大多数集中在少数时点或某一区域，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和最新的变化研究不足。二是流动人口研究作为人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领域，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较之传统意义上以汉族为主的流动人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未来推动人口市民化也面临着不同的思路和对策，因此需要加强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的研究，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往往更为复杂和突出。因此，本文基于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典型特征和流动格局，以期为引导民族人口有序流动、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三、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概念界定
鉴于流动人口自身的特殊性，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与自身研究范式，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一般来说，流动人口是指那些常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相一致的人口，并且排除那些常住地与户籍登记地虽然不相一致，但属于同一城市市区范围的人口(即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18 ]与此相对应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是指那些民族成分为非汉族的流动人口。[4 ]结合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特点，本研究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义如下：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包括未识别民族，但不包括外国人加入中国籍)流入人口。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以2015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为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根据研究需要，抽取除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包括未识别民族，但不包括外国人加入中国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共计10742人，占总调查样本的6.36%。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1.性别比偏高，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男性占比52.23%，女性占比47.76%，性别比为109.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金字塔总体呈现为底部窄，中间宽，顶部尖的橄榄型(见图1)。从性别差异看，女性在20～39岁年龄范围内的人数略高于男性;从年龄分组看，20～49岁年龄段人口较为集中，占比64.44%，其中30～34岁是峰值组，占比13.87%，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14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20.36%，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比重为16.06%，60岁以上老龄流动人数占2.68%，略高于全国流动人口的2.5%。20～39岁是婚嫁和生育的主要年龄段，家属随迁和婚姻嫁娶是造成这一年龄段女性人口数量多于男性的主要原因。14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则表明与全国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動趋势 [19 ] [20 ]相一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选择携带子女流动的现象亦比较突出，对流入地的流动儿童教育、公共卫生服务提出更大的挑战。同时，大规模青壮年人口的流出必然会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展等战略性问题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2.以农业户口为主，受教育程度偏低。从户口性质看，以农业户口为主，占比86.3%，非农业户口人数较少，只有13.5%。从受教育程度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最多，占42.9%;小学及以下占34.1%;高中占13.8%，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为9.1%。与全国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明显偏高，而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则均偏低(见图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流出地自然条件艰苦、教育基础薄弱是主要原因，[2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不足可能会引起过度依赖社会资本流动从而造成阶级固化等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22 ]
(二)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
1.跨省流动人数最多，务工经商为主要流动原因。与全国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特征基本一致，[23 ] [24 ]跨省流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最主要流动范围，占60.01%，其次为省内跨市，占24.09%，市内跨县比重为15.86%。
流动原因通常可以分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因素三种类型，且在一般情况下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两方面。[25 ]如图3所示，50.55%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务工/工作而流动，经商占10.78%，可见经济原因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选择流动的主导因素。这一结论和之前的已有研究 [22 ]形成鲜明对比，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原因已经从更多地依赖社会文化因素转向经济因素。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因素中的亲属随迁原因，仅次于经济因素比例，这可能与近年来人口流动行为模式逐渐由“个体”转变为“家庭化迁居” [26 ] [27 ] [28 ] [29 ] [30 ] 密切相关。
2.少数民族集聚省份人口流动具有“双高”特征。从少数民族人口的来源省份看(见图4)，贵州、广西、湖南和云南的占比较高，依次分别占24.52%、19.84%、10.64%和10.02%，而来自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共合计34.98%。可以发现，与全国流动人口的来源地省份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来源省份更多的为少数民族集聚的省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流出地大省(例如，四川、重庆、江西和安徽等)。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省份看(见图5)，省际人口流入地高度集中在广东、浙江，二省分别占24.10%、22.98%，贵州、新疆、云南则主要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在流入省份中，除广东和浙江外，北京、上海、福建、江苏等一般性人口流入大省并未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很强的吸引力。相反，贵州、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省份却在主要人口流入地中占据一席之地。
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使得人口频繁地从西部流动到东部， [31 ]而除此之外，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能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很强的吸引力， [32 ]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流入中心和流出中心高度重合的独特空间分布形态，这也成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汇”“源”格局区别于全国流动人口空间特征的重要之处。
3.流动时间开始晚、发展后劲足，流动形式家庭化。如图6所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全国流动人口发展趋势相同，都是先上升后下降。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首次流动开始时间晚于全国流动人口，且从2005年开始其首次流动时间的比重超过全国流动人口，展现出较强的发展后劲，这应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数量的逐年增加有关。
表1反映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首次和本次流动形式特征的变化，可以看出独自流动比重在首次和本次流动之间已大幅降低，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口流动家庭化的加深，其中与配偶一起流动占比最高，与子女一起流动的比重上升最快。统计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举家迁移比例已达50%，部分家庭成员一起流动的比重也在25%左右，二者合计近8成。
(三)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特征
1.就业同质性强，收入水平低。从就业单位性质看，被调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作单位多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分别为34.85%、 28.12%，其他性质单位的比例均很小。与此对应， 71.74%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为雇员，其次是自营劳动者，占20.65%，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比重仅有5.45%。
从职业类型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其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比例最高，占44.08%，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39.94%。从事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国家社会管理者、农、林、牧、渔、水利业和无固定职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例均较低(见表2)。
从行业分布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五大行业，分别占41.38%、13.07%、11.96%、11.33%和6.02%，而卫生文体、娱乐和社会福利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林牧渔，金融及房地产，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采矿，电煤水热生产供应等其他行业合计仅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16.24%(见表2)。
综合上述分析可发现，近8成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呈现出集中、低端的特点。就业的“低端化”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收入的低水平化。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少数民族就业流动人口的个人月均收入为3767元，远低于同期全国就业流动人口的4550元。这一结果说明，相对于全国流动人口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劣势地位更加突出。
2.劳动权益保障缺乏。从目前已签订的劳动合同类型看(见图7)，若将签订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试用期、完成一次性任务的视为已签订劳动合同，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本地的劳动合同签订状况较好。不容忽视的是，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仍有三分之一，这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签订存在缺失现象，这部分劳动权益有待进一步提升。
就劳动时间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5.54小时(我国实行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作制度，即平均每周工作时间≤44为未超时劳动)这已超过规定的劳动时间，其中超7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大于44小时。长期的超时劳动会对个人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进一步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幸福感，同时也降低了工作效率，对工作单位而言也是不利的。
3.流入地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最好，参保率为48.85%;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率较低，分别为21.81%和28.35%，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参加率为15.08%，住房公积金最低，仅有9.2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城镇的住房拥有率仅为15.18%，仅0.6%被纳入到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内(政府提供的廉价房和公租房)，这一比例可谓是微乎其微。
以上分析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基本被排斥在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外，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和保障性住房覆盖率更是不容乐观。
(四)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安居与再流动意愿
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因此城镇化的主体——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安居与再流动意愿就显得尤为重要。
1.城镇化安居倾向重居留、轻落户。从长期居留意愿看，51.29%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这一结果说明至少在意愿上有一半左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稳定滞留在现流入地。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外流动时间的延长和流动经历的累积，长期居留意愿增强，这对于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无疑是有益的。
从本地落戶意愿看，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的占35.03%，没想好的占32.31%，不愿意的占32.66%，这说明只有1/3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愿意实现户籍本地化，完成制度层面上的城镇化。同时也注意到仍有1/3尚未做出落户意愿决定，促成他们在本地落户意愿的转变将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本地购房意愿看，有打算在本地购买住房的人口比例只有16.73%，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没有做此打算。从长期居留和购房打算意愿间的落差可看出，至少有1/3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愿意滞留在当前城市，但是却无法实现住房稳定化和住房拥有权。近年来，户籍等流动人口在城镇安居的制度门槛逐渐让位于以住房为主的市场门槛。相比较而言，超越以住房为主的市场门槛的难度远大于制度门槛。[32] [33]特别是在大城市房价高涨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无力购买价格较高的商品房，也因而阻断了其举家成为真正“城市人”的路径。
综上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和落户、购房意愿不一致，在流入地存在重居留、轻落户的城镇化安居倾向。
2. 再流动意愿较低。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今后流动打算中，有返乡和继续流动意愿的比例分别为7.68%和3.95%，与前述的长期居留意愿相比再流动意愿较低。具体来看，准备在1年内返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比22.11%，2年内返乡的比重合计近半数，而没想好的比重也占到36.38%。在返乡区位的选择上有82.58%的人选择回到原住地，回到家乡其他地方的仅有10.37%(见表3)。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返乡意愿低，这可能是由于其流动进程明显滞后于全国流动人口，且近年来流动后劲才逐渐显现，故选择返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较少;而在有意愿返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有5成打算在短期内返乡，且主要是回原居住地，这可能和中国人故有的念乡情结有关。
仅有3.95%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选择继续流动。从继续流动城市级别的选择上看，没想好的高达56.32%，其次是地级和县级城市，二者分别为9.72%和8.89%(见图8)。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继续流动意愿更低，更多人选择在现流入城市长期滞留;在有继续流动意愿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约6成在继续流动的城市选择上未做出明确决定;已确定的城市级别中，地县级城市成为热门目标，这就赋予了地县级城市在承担区域经济发展、城镇空间结构优化和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五、结论和讨论
新时代人口迁移流动研究要特别关注人口迁移流动的新趋势，摸清新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是着重把握新时代人口迁移流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利用2016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征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一)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鲜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数最多，80后成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主力军。
(二)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方式家庭化。流动原因中家属随迁比例仅次于经济原因，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流动形式向家庭化发展。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形态独特。主要来源地和主要流入地在空间上高度重合，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为主要交叉省份。
(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环境差。行业及职业同质性强，层次低，劳动权益保障缺乏;面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不完整。
(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安居和再流动意愿低。在现流入地存在“重居留”“轻落户”倾向，城镇化安居意愿待进一步提高;再流动意愿低，多数人倾向在当前流动城市稳定滞留。
上述研究结果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首先，就业是民生之本。一方面，相关部门有必要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包括加强职业技能学习和培训、提升汉语掌握能力，从而更好地扩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择业范围和就业能力;另一方面，从民族特性出发，鼓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主创业，将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转化为民族特色产业，切实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其次，流入地政府应加强关注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流动老人和流动妇女问题，在政策制定方面尽快实现从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人发展到关注家庭发展的配套转变，如增加面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住房供给。最后，在继续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的同时，也要以就业和收入为基础，结合各民族文化特色，积极探索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高向东，王新贤，朱蓓倩.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J]. 人口研究，2016(3).
[2] 段成荣，肖锐，王伊文.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6).
[3] 段成荣，刘涛，吕利丹.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形势及其影响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17(9).
[4] 段成荣，迟松剑.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J]. 人口学刊，2011(3).
[5] 何立华，成艾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基于最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 民族研究，2016(6).
[6] 肖锐.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境况及变化趋势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2).
[7] 盘小梅，汪鲸.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以广东珠三角城市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1).
[8] 孙文慧，高向东，郑敏.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新情况、新问题的探讨[J].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9] 杨璇.北京市少数民族流動人口管理机制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10] 王晓峰，田步伟.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2015(3).
[11] 肖昕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12] 古丽妮尕尔·居来提，董晔.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10).
[13] 高向东，余运江，黄祖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2).
[14] 伟梁，陈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
[15] 王振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0(5).
[16] 李林凤.从“候鸟”到“留鸟”——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 贵州民族研究，2011(1).
[17] 郑信哲.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与融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18] 段成荣，孙玉晶. 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J].人口研究，2006(4).
[19] 段成荣.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0] 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郭静. 我国流动儿童生存和发展：问题与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南方人口，2013(4).
[21] 李吉和，马冬梅，常岚.当前中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基于中、东部地区穆斯林群体的调查[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22] 苏丽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特征与就业质量研究[J]. 民族研究，2015(5).
[23] 张耀军，岑俏.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研究，2014(5).
[24] 刘涛，齐元静，曹广忠.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J]. 地理学报，2015(4).
[25] M.P.Todaro.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1).
[26] 朱要龍，刘培培.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27] 张丽琼，朱宇，林李月.家庭化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南方人口，2017(2).
[28] 扈新强，赵玉峰.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即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人口，2017(6).
[29] 杨菊华，陈传波.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J].人口学刊， 2013(5).
[30] 杨菊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与社会，2014(2).
[31] 晏月平，李新宇.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中心变动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8(3).
[32] 汤夺先，郭宁.缘和外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的理论探讨与具体解析[J].民族问题研究，2016(1).
[33] 杨菊华.制度要素与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J].人口与社会，2018(1).
[34] 石智雷，施念.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融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2).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O THE CHARACATERISTSIC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NEW ERA
Zuo Xin ， Lin Liyue ， Zhu Yu ， Ke Wenqian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作者：左昕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摘要：人口抽样调查是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根据国家统计制度，在非人口普查年(即尾数不逢0的年份)开展。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基础性战略问题。开展人口抽样调查，对于摸清人口数量、构成以及居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推算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指标，正确认识人口形势和变动规律，研究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正确制定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年来，出生人口问题始终是调查的瓶颈，漏报率比较严重。有调查就有误差，统计允许一定误差的出现。但由于人口计生工作的特殊性，出生率的误差自有其一些特殊的原因。笔者从事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多年，通过此文对出生人口漏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作一探析。
关键词：人口抽样调查;发展趋势;漏报率
一、出生人口瞒、漏报的几种类型：
1、计划外生育的出生人口。这是漏登的重点。这部分调查对象担心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存在超生人口问题，其登记内容会被作为有关部门罚款的依据，而故意隐瞒计划外的生育人口。并以各种借口应付调查人员，逃避如实登记。
2、非婚生育的出生人口。因非法同居生育了子女，担心家庭信息被泄露而引起邻里及他人的非议，顾及舆论对孩子成长有负面影响，而不愿提供真实信息，在登记时隐瞒不报。因为没有相关部门掌握这部分人口信息资料，无法核实，调查人员入户登记又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导致漏登。
3、出生不久即死亡的出生人口。调查对象回避现实，不愿意主动提起;调查人员又不了解，且入户询问此类情况难以开口。于是，一方面调查人员没敢进行询问，另一方面，家属不清楚要提供这部分资料。况且即使得知要进行登记，也可能因为不愿触及伤心事，会有意回避，造成漏登。
4、居住地不固定的出生人口。有的育龄妇女具有两套以上住房，而且居住地不固定一处，调查人员上门或是遇到“闭门羹”，或是调查对象以不居住此地、已经在另一地登记为由不提供真实信息。有可能造成任何一处也没登记，存在漏登。
5、集体户中的出生人口。集体户中寄挂户口的育龄妇女，因为调查人员很难与本人联系，如若存在出生人口，容易漏登。对于寄挂在单位宿舍多年的“空挂户”，如果本人已离开该单位，但户口尚未迁出，无法查准这部分人员是否存在出生人口;对于寄挂在人才市场的“空挂户”，因无法联系本人，也不知是否存在出生人口，造成漏登。
6、外来务工人员的出生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强，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稳定工作，变动频繁，甚至存在大量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或东躲西藏找不到，或提供不真实信息查不准，致使漏登。
7、尚未落户口的出生人口。尚未落户的出生人口，有可能是超生，或者是家人没有及时办理落户手续。有的调查人员会参考户口薄，见上面没有出生人口的记录，户内又没有看到婴儿，没有现场询问，而造成漏登。
8、到外地生养的出生人口。由于生育后需要看护，或因工作需要到外地等各种原因，存在本调查小区育龄妇女到外地生养子女的情况，调查人员若没有进行询问，就会出现漏登。
9、计划内生育的出生人口。由于从上到下重点抓违法生育，部分领导或调查人员认为合法生育漏报不算大问题，对持证育龄妇女没有进行跟踪，对其生育情况没有及时掌握，错过人口抽样入户登记时间，造成当年出生人口的漏登。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照顾农村有困难的独女户再生一个，有些夫妇当第二胎又生个女孩时，弃婴、溺婴或隐藏，甚至假报死亡，这样作为的是换发二胎生育证。他们受重男轻女思想特别是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非生个男孩不可。这种情况很难调查，一是本人不会提供真实情况，二是邻里了解不够，因此很容易形成计划内二胎漏登。
二、出生人口瞒、漏报的主要原因：
1、调查对象没有如实申报。一种情况是无意识漏报，如计划内生育的育龄人群，因不在意而没有及时申报;另一种情况是有意识漏报，其婚育观念与现行的生育政策存在一定差距，诸如希望多子多福、儿女双全或者重男轻女，由此导致违法生育二孩、三孩、甚至多孩，为了逃避惩罚，想方设法隐瞒不报。
2、调查人员没有统计到位。第一种情况是责任心不强，没有上门入户登记，或者是入户一次找不到被登记户，就开始照抄户籍登记资料，或者遇上被登记户是租住于此的，就直接问询房东进行登记，导致统计失真;第二种情况是业务水平不足，询问不到位，方式不得当，被登记户不愿意配合回答，或者调查人员该问的内容未问，造成漏登;第三种情况是故意漏登，部分调查人员在村、居工作，计划外生育必须征收社会抚养费，为了逃避日后收費工作责任，对抽样调查中发现的计划外出生人口隐瞒不报。
3、部分领导干扰调查工作。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权，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推算一个地区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政策符合率等计生主要指标，因而受到高度关注。有的地方计生工作存在较多问题，怕在人口抽样调查过程暴露出来，于是领导干预调查工作，授意甚而明令调查人员隐瞒政策外出生人口。一些调查人员或者怕打击报复，或者怕影响升迁，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纠葛，遂听命于领导乖乖就范。
三、出生人口瞒、漏报的应对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各级政府要切实重视人口抽样调查工作。为加强组织领导，应成立人口抽样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由政府层级以上领导担任组长，宣传部、统计局、公安局、计生局、民政局、卫生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便更好地协调解决调查中出现的问题，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开展。要强化各部门的协作。一是借助公安部门力量开展户口整顿。城乡两元制户口性质的淡化，流入流出管理政策的放宽，给城乡居民户籍管理带来诸多困难。在农村地区，出生、死亡、迁入、迁出不按时申报、登记的状况较普遍;在城镇新建房屋和出租屋大量增加，公民常住地与户口登记不一致的现象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对户口管理的宽松政策，空挂户也随之增加;流动人口不按规定申报暂住人口的现象严重。因此，人口抽样调查应参照人口普查的做法，，在抽中区域先行开展户口整顿;二是借助计生部门的资料。包括育龄妇女的管理台帐、办理准生证的记录，对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进行核对;三是借助卫生部门的资料。包括医院开具的婴儿出生证，妇女孕期检查表、婴儿防疫、接种表以及育龄妇女产后不久就死亡的婴儿情况;四是借助村、居的力量。利用村、居管理的有关资料，例如“民情日记”等资料，以及组织片区民警、协管员、楼长、热心居民等开展议查，了解出生人口有关线索，提供调查人员进行核查。
2、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调查氛围。针对调查对象配合程度下降的现实，宣传到位、营造氛围尤为重要。宣传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人群，分三个层面开展。一是对领导层的宣传，主要通过各种会议和文件，由上级领导直接向下级领导宣传，着重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消除顾虑，切实关心支持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而不是阻挠妨碍;二是对面上的宣传，主要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车、宣传画、大小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大造声势，形成浓厚的宣传气氛;三是对调查点上的宣传，在发放“致调查户一封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调查员、物业管理员及热心人士的作用，上门入户做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到人口抽样调查小区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争取群众的支持配合，如实申报。
3、强化业务培训，提高调查技能。人口抽样调查是由样本推算总体，对源头数据的准确可靠程度要求尤其高。调查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调查质量，培训一支有事业心、责任感、会调查的高质量调查队伍，是确保调查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统计部门要负责业务，做好调查员、调查指导员的选调，从人员数量和素质上进行双重把关，足额配备调查员，要把责任心强、勤勉敬业的村、居干部善加利用，因为他们原本对当地情况熟悉，辅之以调查业务培训，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调查员除了必须掌握调查表的内容和填写方法外，还要掌握一定的询问技巧。询问技巧是调查员与被调查对象有效沟通、取得详实资料的关键。入户调查，进门就问是不妥的，容易造成被调查户反感和抵触情绪。入户时调查员要根据被调查户的心态、素质、家庭境况等，因人而异，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询问，通过跟调查对象良好沟通，摸清出生人口的情况，包括临时居住或领养的婴儿是否漏登、摸底时怀孕待生的有无出生后漏登、出生后不久即死亡的婴儿是否漏登、集体户中的出生人口是否漏登、超生或以其他方式隐瞒的婴儿是否漏登、到外地生育的婴儿是否漏登等特殊情况，从而保证获取详实可靠的资料。此外要善于观察，对于有新生儿的家庭，阳台上会晾晒婴儿衣物，房间内会有婴儿用品、玩具等。还有就是注意公历和农历时间的换算，以免因为换算的失误而产生调查期间出生人口的漏登。当前，社会情况比较复杂，被调查对象配合程度下降。为有效解决“脸难看、门难进、表难登”的现象，调查员在访问被调查者之前，需做好充分准备。与住户联系时，要掌握好时间，避免过早或过晚地打电话;首次访问时，如果被调查者恰好不在，也应该与接待自己的人建立友好的关系，留下预约单，定下与被调查者联系的最佳时间;当无法联系到被调查者时，调查员应该尝试在其它时间再次进行访问，一般要求面访至少要尝试3次。实在联系不上的，再通过问询单位、邻居、亲朋、村(居)、户籍管理部门等间接进行调查。
4、完善考核制度，确保科学调查。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必须不受人为干扰，方能客观反映现实。不可否认，出生人口瞒漏报的产生与合法生育率的责任考核有直接关系，只有完善考核机制，才能引导基层正确对待瞒漏报。因此，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应明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不得与地方计生工作考核挂钩：人口抽样结果不得用于考核、评价各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和兑现奖惩的依据，更不能将各户调查登记的个人资料作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依据;对于过去因政策外生育等原因未落户口的孩子，要按照有关条款规定，准许他们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并及时予以办理户口登记;列入抽样调查小区所在地的村(居)委会免于年度计生考核;为集中精力做好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部门不在抽中的村(居)委会进行涉及人口的调查及检查等活动;凡调查数据不实，有漏报、瞒报出生人口现象的，不得评为先进集體，不得授予荣誉称号，并取消当地计划生育考核评比资格。针对人口抽样调查，调整计生工作考核办法，建立合理的考核体系，才能消除干部、群众的顾虑，杜绝违法生育瞒漏报现象的发生。
5、加强督导检查，完善责任体系。建立严格的举报查处制度。借鉴人口普查的做法，在调查小区宣传栏上公布县(市)区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电话和地址，发动群众来电来信来访告知小区出生人口情况，杜绝瞒漏报现象的发生。对瞒报漏报和干扰调查数据的单位或个人，发现一例，查处一例。对故意隐瞒实情的当事人及其领导，一经查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条款进行严肃处理。统计部门要认真组织数据质量督查小组，在整个抽样调查过程，尤其是摸底登记、现场调查阶段，要经常深入到调查小区中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纠正;对漏报率超过国家验收标准的责令返工。入户登记是关键，在确保百分之百入户调查登记的前提下务必做到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各级调查机构要完善责任体系，工作人员、调查指导员、调查员要严格依法调查，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保密条款，对被调查者所提供和申报的数据予以保密，从而使调查对象打消顾虑，做到如实申报。同时，县(市)区政府要关心调查人员，给予他们一定的津贴。此外，通过评比，对认真负责的调查人员再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一方面调动其积极性能动性，另一方面对其他调查人员起到激励作用，从而使来年人口抽样调查工作更加顺利开展，统足统实。(作者单位：福州市仓山区统计局)
作者：楼建芳
告
《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由中国人口协会在京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城市中乳腺癌的死亡率增长了%,乳腺癌已成为对妇女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大城市女性肿瘤的第一位。在无症状女性人群中,各种乳腺疾病患者竟达到%,此发病数大大高于女性其他慢性常见病而占首位。其中仅患乳腺增生的妇女数高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性成熟期提前、绝经期延后、不生育、晚生育、不哺乳、焦虑、不良情绪、肥胖、高热量及高脂肪饮食的摄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外源性雌激素摄入增多(某些药物、保健品、化妆品)等生活环境因素,使乳腺癌发病率逐年增高,目前全球每年平均约有130万人新患乳腺癌,乳腺癌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很大,且近年来各种乳腺疾病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近年我国乳腺癌发病率的增长速度高出高发国家1~2个百分点,且呈明显年轻化趋势,我国每年有20余万妇女患乳腺癌。
中国人口协会的此次调查报告是协同有关部门,通过抽样调查、街头问卷发放、网络在线调查等方式,进行为期六个月的乳腺疾病调查,并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发布调查报告。
中国人口协会经过8个月的调查显示,近年来,虽然女性健康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但由于各项措施不尽完善,妇科疾病仍处于高发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30%的女性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资料表明,当前女性乳腺的处境并不妙,尤其是乳腺炎、乳腺纤维瘤的患病率逐年上升,致使女性的健康受损,甚至危及生命。基于此,中国人口协会将定期开展乳腺保健培训、健康讲座、医患沟通等活动,并将免费为广大妇女建立健康档案、开通健康互动网站。
女性作为半边天,女性健康便成为了家庭和谐的基础,但乳腺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疾病,XX年5月13日,《红楼梦》林妹妹的扮演着陈晓旭因乳腺癌在深圳去世。同年11月27日青年歌手叶凡因乳腺癌在广州病逝。
中国人口协会在发布《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的同时,还将协调各地方社区积极推广乳腺疾病健康知识,让更多的人关注乳腺疾病、关注女性健康,从而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对提前治愈乳腺疾病提供有力帮助。随即,"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走进深圳,此项工程将惠及我市所有女性"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深圳"金百合"宫颈癌规范化公益筛查活动"于3月2日开始征集筛查妇女,即日起开通免费筛查专线0755-2589039
6、25598888。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活动主办方为进一步推广子宫颈癌的预防癌前病变规范化诊断与治疗,特指定深圳博爱医院为深圳地区首家"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指定医院",即日起开通免费普查专线0755-、2589039
6、25598888,广大妇女可享妇科检查、尿10项常规、白带6项常规、数码阴道镜、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解脲支原体培养+药敏试验免费,另有需要的女性也可享受乳腺的相关免费检查。
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深圳"金百合"宫颈癌规范化公益筛查活动旨在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早查早治,为降低中国宫颈癌发病率与死亡率而奋斗。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过半
中新网9月10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今日介绍，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在20岁之前就已经外出的比例达到75%，在有意愿落户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
国家卫生计生委今日上午召开例行发布会，介绍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情况及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关情况。
王谦表示，从流动人口的总量上看，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流动人口正在经历代际更替。
王谦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超过流动人口半数，总量达
1.18亿。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出生于1980年以后。
王谦指出，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外出年龄更轻，流动距离更长，流动原因更趋多元，也更青睐大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在20岁之前就已经外出的比例达到75%，在有意愿落户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 王谦表示，新生代流动人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流动形态由“钟摆式”流动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最近3年没有更换过工作的比例超过六成。
流动人口家庭化——就业、居住、上学、就医等
全國流動人口達2.36億,平均年齡28歲;年輕人流動方式正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
昨天,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稱我國流動人口已達到2.36億,每六人中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介紹,目前流動人口平均年齡約28歲,超過一半的勞動年齡流動人口是80后。越來越多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來到城市,不僅為了打工掙錢,超7成人希望落戶城市,在城市謀求發展,並融入這個城市。
流動方式
個體勞動力變家庭化遷移
調查顯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全部核心家庭成員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這些80后的年輕人,選擇的流動方式正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進入城市不僅是為了掙錢,對未來發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動方式由個體勞動力流動向家庭化遷移轉變;流動形態由“鐘擺式”向在城市穩定生活、穩定工作轉變。超過六成的80后流動人口,最近3年沒換過工作。
《報告》分析,家庭化遷移使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產生歸屬感,有利於增強其幸福感。
《報告》建議,政府部門制定流動人口相關的政策要適應家庭化流動趨勢,滿足流動人口家庭而非個人的需求。
工資收入
4月平均收入3287.8元
國家衛生計生委調查顯示,今年4月就業流動人口的平均工資收入為3287.8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9%。流動人口主要就業於私營部門或從事個體經營,就業集中在制造業等五大行業。
制造業一直是吸納流動人口就業最主要的行業,但近兩年流動人口在制造業從業比例連續下降。2013年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制造業從業人員比例為33.3%,較2011年下降4.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例出現上升趨勢,2013年在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行業就業的比例分別為20.1%和11.3%,比2011年分別上升2個百分點和1.4個百分點。
婚育狀況
已婚育齡婦女1/4“流動”
流動人口一直是衛生和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的弱勢人群。國家衛生計生委推算,2012年流動已婚育齡婦女約6307萬人,佔全國已婚育齡婦女的近1/4。流動人口家庭上一年出生的孩子數量約佔全國同期出生數量的1/3,已孕婦女選擇在現居住地分娩的比例已接近70%。
王謙說,在孕產期保健、兒童健康管理、預防接種等方面,流動孕產婦和兒童是衛生計生部門應關注的重點人群。同時,新生代流動人口婚前同居、婚前懷孕、生殖健康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對流動人口衛生計生服務管理是挑戰。
■ 焦點
流動人口不是“超生大軍”
近年來,曾有大城市為控制人口增長,對流動人口的升學、就業、購房等,出台諸多限制政策。還有人認為,現在各地計劃生育政策隻限制本地城市戶籍居民,流動人口可以隨意“超生”,缺乏監管;而且,多生的孩子,還要佔用城市的各種公共資源。昨天,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明確表示,流動人口家庭的生育率與總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無幾,他們不是所謂的“超生大軍”。
為什麼大家感覺流動人口的生育率會高?王謙表示,這裡有兩個原因:一是流動人口確實是從農村流動到城市來得多,農村的生育率原本就比城市要高一些;二是當地計劃生育管理比較嚴格,生育率比較低,於是這種反差愈發讓人感覺外地人生得更多,特別是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
王謙稱,現在的流動人口絕不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電視小品中“超生游擊隊”的形象“,這個觀念已經過了20多年了,我們對流動人口的印象應該有所改變了”,王謙說,我國流動人口
早已不是簡單的“農民工”概念,這個龐大的群體,越來越多元化,素質也越來越高,生育意願和實際生育率則明顯下降。
■ 相關新聞
萬余流動人口靠承諾居住地辦准生証
全國啟動流動人口生育服務登記承諾信息庫
新京報訊 王謙介紹,今年3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在全國啟動了流動人口辦理生育服務登記的承諾信息庫,上月底全國通過承諾辦理“一孩”生育服務登記的流動人口,超過1萬名。
去年,媒體集中反映的流動人口辦証(“准生証”等)難的問題,如今是否得到解決?王謙昨天介紹,群眾俗稱的“准生証”,其實是生育服務登記,作用是幫助育齡夫妻以后在居住地享受生育保險、孕期保健等相關服務。政府通過登記,可以掌握服務對象的生育情況。
王謙說,去年11月,原國家計生委專門出台了《關於方便群眾辦証的通知》,核心內容一是流動人口可自由選擇在居住地或戶籍地辦理生育服務登記,任何一地計生部門要實行首接責任制,不能推諉;二是流動人口需要核實的婚育信息,由兩地計劃生育部門負責核實,避免申請人來回奔波;三是如果因多次多地流動核實不了婚育信息,可以通過夫妻分別簽署“承諾書”,計生部門為其辦理第一個孩子的生育服務登記。
(來源:新京報)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00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5.57%上升为6.96%，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年型。性别间的死亡差异使女性老年人成为老年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到2040年将增加到7400多万人。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五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对各个领域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里主要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一是被抚养人口负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今后领取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人数将不断扩大，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二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对个人消费是有影响的。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消费支出则呈现减少趋势，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了消费结构。 三是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也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从而，减少了资本积累。从总体上看，不仅减少资本的积累和持续储蓄，使投资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社会扩大再生产。
四是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人口老龄化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由于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减少，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
升，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应下降，使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人口往往呈现下降趋势，不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措施
1、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2、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3、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社会、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制定老年服务业发展规划，实施国家对老年服务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老年服务业发展管理体制。
4、加强对老龄社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老龄社会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因
此，必须要加强对老龄社会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加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老龄事业的研究。
2006年，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并委托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具体承担《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任务。此次调查是在2000年首次进行《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组织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本次追踪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06年6月1日零时。抽样调查结果中个人问卷的有效样本为19947人，社区调查问卷为2874份。本次调查按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加权后的结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信性和代表性。通过调查，全面了解了近年来我国城乡老年人基本状况的变化和老年人养老保障与服务需求的增长情况，也深入掌握了城乡老龄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党和国家研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了科
一、本次追踪调查的主要数据结果
以下公布的为本次调查经加权处理后的数据(截至2006年6月1日零时)。
1、老年人口基本背景情况 (1)老年人总数及城乡分布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4657万人(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到2006年底增长为14901万人)。其中城市老年人3856万人，占26.3%，农村老年人10801万人,占73.7%;按户籍分类，非农业老年人口4019人，占27.5%，农业老年人口10619人，占72.5%。 (2)老年人性别和年龄结构
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8.9%，女性占51.1%，女性老年人略多于男性老年人。 按照年龄结构分组，全国60-64岁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比例为30.3%， 65-69岁占25.5%，70-74岁占20.6%，75-79岁占13.1%，80岁及以上占10.5%。 (3)老年人口的教育程度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城市没上过学的老年人占16.4%，私塾占2.4%，小学占34.1%，初中占23.9%，高中(中专)占15.9%，大专以上占7.3%;农村没上过学的老年人占51.4%，私塾占4.1%，小学占34.7%，初中占8.3%，高中(中专)占1.3%，大专以上占0.2%。农村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
2、老年人家庭结构及居住意愿 (1)老年人家庭户结构
城市老年人独立居住的比例占49.7%，其中独居户占8.3%，夫妻户占41.4%，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居住的占50.3%;农村老年人独立居住的占38.3%，其中独居户占9.3%，夫妻户占29.0%，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居住的占61.7%;城市空巢老人家庭增加较快，农村中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比例明显高于城市。 (2)老年人居住意愿
城市老年人愿意与子女住在一起的为37.2%，无所谓21.0%，不愿意的为40.8%;农村老年人愿意与子女住在一起的为54.5%，无所谓24.0%，不愿意的为20.5%;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与子女生活在一起。 (3)愿意入住养老机构比例
城市地区老年人中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占16.1%，平均每月可承担费用为710元;农村地区老年人中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占15.2%，比城市略少，但平均每月可承担费用仅为121元，对比城市则有巨大落差。
3、老年人收支情况及养老保障覆盖率 (1)老年人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比率
城市老年人为78.0%，农村为4.8%。城市享受退休(养老)金的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为990元;农村684元。
(2)老年人平均年收入和支出情况
城市老年人平均年收入为11963元，支出为10028元，其中由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平均885元;农村老年人平均年现金收入为2722元，支出为2691元，其中由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平均287元。
4、老年人健康和医疗保障状况 (1)老年人健康状况自我评估
城市老年人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很差的占4.2%，较差的占15.6%，一般的占52.3%，较好的占22.9%，很好的占5.0%;农村老年人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很差的占5.8%，较差的占20.7%，一般的占50.4%，较好的占19.2%，很好的占3.9%。城市老年人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好于农村老年人。
(2)医疗保障覆盖率
城市老年人享受各类医疗保障的占74.1%，不能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为25.9%。农村老年人享受各类医疗保障的有44.7%，不能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为55.3%。可见农村老年人缺医少药、看病难、看不起病的现象还很严重。
5、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及照料、服务需求 (1)生活自理能力
城市老年人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占85.4%，能部分自理的占9.6%，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占5.0%;农村老年人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占79.0%，能部分自理的占14.1%，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占6.9%。城市老年人生活自理状况好于农村老年人。 (2)日常生活照料需要
城市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为9.9%， 79岁以下的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占6.7%，而80岁以上则为33.1%;农村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为9.3%， 79岁以下的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为7.5%，而80岁以上则占30.4%;高龄老人需求明显高于总体水平。
6、老年人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
城市老年人中感觉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占56.9%，差不多的占39.4%，较不幸福的占3.7%;农村老年人中感觉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占33.1%，差不多的占56.2%，较不幸福的占10.7%;城乡差异明显。
城市老年人对自己生活满意的占56.8%(非常满意的10.5%)，一般的占32.3%，不满意的占10.9%(很不满意的4.3%);农村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的占42.0%(非常满意的5.0%)，一般的占45.5%，不满意的占12.5%(很不满意的4.1%);城市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好于农村老年人。
7、基层老龄工作和为老服务状况
调查的1000个城市居委会(社区)中，66%有老年人活动场地，77%举办过健康知识讲座，49%定期组织老年人体检，77%组织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67%组织志愿者服务，81%开展过普法宣传;在调查的1000个村委会中，30%有老年人活动场地，31%有老年人活动室，24%举办过健康知识讲座，48%开展过普法宣传，21%定期举办老年文化娱乐活动，22%有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人员。
调查的320个城市街道中，有77%开展过面向老年人的健康知识讲座，有56%组织老年人定期体检，有82%开展过普法宣传，有69%组织过志愿者服务，有85%开展过慰问老人活动;在调查的320个乡镇中，有53%能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有41%能为老年人减免相应收费，有72%能为特困老年人提供生活补贴，有49%能向特困老人提供医疗救助。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80个城市老龄工作部门都组织发放了《老年人优待证》;在80个县老龄工作部门中，有72%组织过为老年农民提供农副业技术服务。
二、城乡老年人基本状况的变化与改善(2000年至2006年)
将2000年和2006年两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乡老年人基本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老年人基本生活状况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与提高。基于调查数据，做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老年人口规模及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发生显著变化
从2000年到2006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1.26亿增长到1.4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0.2%提高到11.3%;全社会的老年抚养系数从15.7%增长到16.4% ;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从1199万增长到1619万 ，增加了35.0%，占老年总人口的比例从9.2%增至10.7%，年龄结构的高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我国城乡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未上过学的老年人比例从2000年的26.7%下降到2006年的16.4%，同期农村从60.7%降到51.4%;城市老年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从2000年的39.7%提高到2006年的47.1%，农村同期从5.6%提高到9.8%。
2、养老保障和收入水平提高，基本生活有保障
城市老年人享受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由2000年的69.1%上升到2006年的78.0%，年平均收入从7392元提高到11963元，增长了61.8%;同期老年人年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比例由2000年的4.9%下降到2006年的3.5%;认为自己经济有保障的比例由74.7%上升到80.5%;
农村老年人享受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由2000年的3.3%上升到2006年的4.8%，年平均收入同期从1651元提高到2722元，增长了64.9%。同期老年人年收入低于当地救助标准的比例同期由31.9%下降到23.9%。绝大多数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3、老年人医疗保障得到一定改善
近年来社会普遍反映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较为突出。党和政府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类医疗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和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老年人医疗保障状况得到很大改善。2000年到2006年，城市老年人各种医疗保险覆盖率从51.6%上升到74.1%，没有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从48.4%降为25.9%;农村推行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老年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同期也从8.9%上升到44.7%，没有享受任何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从91.1%降到55.3%。比较而言，农村医疗保障覆盖率虽然上升很快，但城乡间差距仍很显著。
4、老年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不断发展
各项养老社会化服务，在城市都有较大提高，在农村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从2000年到2006年，城市老年人享受各种社会福利补贴和社会救助的比例由16%上升到19.3%，农村老年人则由15%上升到19.7%;城市老年人领取老年优待证并享受各种优待的比例由40.5%上升到63.9%，享受到特困救助的城市老年人由1%上升到2.4%，得到政府救助的农村老年人比例从5.4%提高到8.9%。
城市社区增加了老年人活动室和托老所，覆盖的老年人分别由51.2%和11.7%上升到70.8%和31.2%;城乡社区都增加了运动健身场地，提高了覆盖老年人的比例，城市由41.7%提高到64.5%;农村则由10.6%提高到18.4%;
5、老年人居住和生活环境改善
老年人现居住的房屋产权属于老年人自己或配偶的比例，在城市由67.6%上升到75.4%，在农村由38.8%上升到56%;对自家住房状况不满意的比例，城市由22.3%下降到15%，农村由21.6%下降到15.1%;
居所附近提供家政服务所覆盖的老年人比例，城市由45.6%提高到68.2%，农村由3.6%提高到6.8%;附近有提供上门护理服务所覆盖的老年人比例，城市由36%提高到55.1%，农村由3.6%提高到8.2%;城市社区提供老年人饭桌或送饭服务的覆盖率由7.6%提高到19.5%。城乡老年人居住区的各项服务设施进一步规范和便利，社区服务功能得到加强和改善。
6、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逐步上升
调查显示，城乡老年人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参加社区活动、表达群体诉求等方面的意识和的能力在逐步增强。从2000年到2006年，城市老年人参加各项社会公益活动的比例由38.7%上升为45.1%;农村老年人了解集体经济状况的比例从11.9%上升到18.8%;愿意与周围有困难的老人聊天解忧的老年人比例，城市同期由50%上升到60.7%,农村的升幅不大，从66.1%升为67.5%;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老年人活动的比例，城市同期由56.4%上升到66.2%，农村从54.0%上升到61.4%;城市中愿意代表老年人向上级组织反映实际问题和心声的同期由52.7%上升到65.5%。
城市老年人继续工作和再就业的比例不是很高，但他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增强，很多人仍以各种方式更加活跃地参与指导生产、参与投资、炒股等社会经济活动;农村老年人很多仍在以各种方式经常性地参与经济活动，坚持干农活的占45.5%，比2000年多1.2个百分点;务工、做生意的占5.4%，比2000年多2.5个百分点, 增加了近1倍。
三、城乡老龄事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1、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居世界首位，约相当于整个欧洲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且老龄化增长速度快，年均增长率高达3.2%，几近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结果 ，2010年老年人口将达1.74亿，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进一步增至2.48亿，占17.2%，呈加速增长之势。老年人口数量剧增必然要对养老保障制度和为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加速的趋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特别是2030年以后将进入最严峻的时期。那时人口红利期也将结束，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双双冲高，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2、全社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亟需作出妥善的制度安排
数量剧增且规模巨大的老年群体，最首要最直接的需求就是养和医的基本保障。调查表明，从2000—2006年，城乡老年人在养老保障的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意愿首选的比例，城市由23.4%升至50.3%，农村由5.1%升至11.8%;而优先选择依靠子女养老的比例同期均有大幅度下降，城市由52.3%降至18.4%，农村由80.8%降至64.6%。这不仅反映出传统的养老观念正在改变，而且更表达出老年人对社会养老保障的期望。可实际上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目前还处于建立过程中，不仅覆盖面窄，而且保险金额较低，特别是广大农村基本上还被排除在制度保障的范围之外。调查表明，城市老年人养老金(退休金)保障覆盖率2000年男性为85.6%，女性为53.6%，2006年男性为89.1%，女性为64.6%。而农村则仅有4.8%的老年人享有养老金保障;城乡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收入的总体水平和增长幅度仍然偏低。城市中有近20%的老年人年收入处于不足4600元的低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年均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135万城市老年人的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村中有27%的老年人年收入处于不足750元的低水平，低于农村老年人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2160万农村老年人收入低于农村困难救助的水平。调查中农村老人非常担心没有生活费来源的同期从12.4%升至14.2%。
从我国老年人2000—2006年消费结构的变化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老年人收入偏低的状况。消费主要还是以温饱为主。2000年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支出在消费结构中占63.3%，农村老年人占77.2%;到2006年以日常生活支出为主的消费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分别占64.2%和75.5%。
医疗保障方面，城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障离全覆盖尚有较大差距，而农村则不足一半。2000年到2006年，城市中的男性老年人享有医疗保障的比例从67.3%增加到82.9%，女性从36.9%增加到65.9%;农村中的男性老年人享有医疗保障的比例从10%增长到44.2%，女性从7.9%增长到45.2%;2006年城市老年人医疗费支出(已扣除非本人承担医药费)在消费结构中占8.8%，农村老年人更占到10.7%;农村老年人中非常担心生病时没钱医治的比例同期从17%上升到了20%。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仍然比较匮乏，城市社区居委会中，有59%缺乏全科医生，56%缺乏护理指导人员，49%缺乏护理员，38%缺乏照料人员，34%缺乏志愿者。农村村委会和自然村在这些方面更是亟待建立和加强。这说明建立切实保障全社会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任重道远。
3、老年人的长期专业护理和社区照料服务需求迅速增加，而社会的为老服务体系还未能真正建立健全起来
老年人对多种多样的养老服务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不仅失能老人对长期照料和专业护理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众多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对社区服务和社区照顾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就长期照料和专业护理的服务需求来讲，近年来城乡日常生活完全失能或部分失能老年人的相对量虽然变化不大，但绝对数量和规模却明显增加，随之而来的需求也急剧增长。 2000—2006年，随着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的增多，城市由2000年的42.0%上升到2006年的49.7%，农村同期由37.9%微升至38.3%;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全护理和照料的比例已由6.6%升至9.8%,其中城市由8%升至9.3%,农村由6.2%升至9.9%;全国目前完全失能的老年人由799万增加到940万，其中城市由154万增加到194万，农村由645万增加到746万;部分失能老年人同期由1461万增加到1894万，其中城市由260万增加到370万，农村由1201万增加到1524万。由此使得家庭和社会对失能老人长期照料与护理的责任明显加重。城乡愿意到养老机构长期住养的老年人总量增加，按照调查测算，对机构养老床位的潜在需求量从2000年的1821万张上升到2006年的2261万张。但我国社会养老机构现有的床位数仅为149万张，与此相差甚远，尚不及需求的1/12。
相对于少数在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是绝大多数。当由家庭成员无法承受全部或部分老年人照料服务时，必然期待着社会及社区提供照料服务和指导，以弥补家庭照料功能的不足或缺失。城市老年人对热线服务、老年饭桌(送饭)等服务的需求分别上升了6.1和3.5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非常担心需要时没人照料的从11.3%升至13.4%。这些都给以社区为依托的老年人长期照料和社会为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我国社区服务和社区照顾的发展状况且很不乐观，调查表明，城市社区居委会中，有老年人活动场地的占66%，农村村委会中则仅有30%设有较为简陋的老年人活动场地，31%设有老年人活动室;城乡社区中能够提供家政服务所覆盖的居家老年人比例，城市为68.2%，农村仅为6.8%;城市社区提供老年人饭桌或送饭服务的覆盖率仅为19.5%;能够提供上门包护服务所覆盖的老年人比例，城市为55.1%，农村仅为8.2%。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面临着老年人长期照料的严峻挑战，建立包括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健康护理和精神慰籍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4、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需求需要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切
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之后，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能否改善显得尤为重要。总体上，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是健康积极的，而且还在不断改善中;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他们还有许多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的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和重视。
调查表明，城乡老年人感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比例到2006年时仍高达73.6%，只比200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并且单就农村来讲，这个比例反有上升;目前，常感孤独的老年人，在城市为18%，农村为30.9%;特别是不喜欢结交朋友的老年人比例五年来有所上升，城市从2000年的20.4%上升到2006年的23.0%，农村同期从26.8%升至29.8%;有过自杀念头的老年人，在城市占2.6%，农村为4.9%。
这说明老年人在心理和精神健康方面需要关怀、辅导的要求迫切，社会有义务帮助他们积极面对生活、积极参与社会、促进代际和谐。
总之，调查中反映出的老年人在相关自身养老问题上的种种担忧，一方面表明了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势下，老年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给传统养老模式带来的冲击
还未完全适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在养老保障制度和为老服务体系建设上存在的严重滞后和明显缺陷。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不断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点课题，也是我国老龄事业努力创新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四、发展城乡老龄事业的政策性建议
1、加快建立和完善保障城乡老年人基本生活权益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在建设“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把广大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摆到重要位置，当前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养”和“医”的问题，把城乡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真正建立健全起来。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发展和完善遗属保险、护理保险、以房养老等新的保证措施，使城乡老年人都能尽快做到最基本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2、努力构建城乡兼顾、全方位的社会为老服务体系
要在加强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和加强为老服务与管理等方面下工夫，构建覆盖城乡全体老年人的为老社会服务网络，真正建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供养为补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坚决贯彻十七大精神，“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行公共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老龄事业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老龄事业的投入，按照社会福利社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加快城乡老年院舍及专业护理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为老服务网点、文化娱乐场所、健身场所及路径等设施的建设，为满足老年人的多种服务需求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亟需要把“爱心护理工程”的建设摆上日程，尽快为众多失能老人提供专业化的长期照料和护理服务。同时还要加强对各项为老服务内容的设计推行、服务过程的控制监督和服务结果的评估检查等项管理，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大胆创新，实现服务质量的全员管理和全过程控制，保证老年人的多种服务需求都能得到有效的满足。
3、全力推动边远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老龄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调查显示，我国大部分老年人生活在农村，但农村的老年社会保障和为老服务却处在一种相对缺失的状态，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更是处于保障水平低下、服务几近空白的状态。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中央财政须加大对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老龄事业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份额，增加资源分配的倾斜力度，把这些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设施建设的责任更多地担负起来，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尽快缩小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巨大反差，逐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城乡协调、地区协调发展的目标。当前亟需结合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把乡乡镇镇建有五保敬老院和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村委会建有老年活动室及为老服务站、基层普遍建立老年协会并开展志愿互助服务活动提到关注民生的高度抓紧办好，使农村老年人也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
4、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和政策环境 要结合老龄化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养老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认真开展应对人口老
龄化发展战略研究，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影响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推动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高度，深刻揭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把握机遇，科学地提出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国家战略。要认真地研究制定和完善老龄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依法保障老年人的各种合法权益。当前要全力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与完善，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推进养老、医疗、福利、救助、社区服务等老年保障法规、政策的制订、修订与完善，全面认真地抓好贯彻落实，为老龄事业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内容概要
时间：2011-10-13 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利用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报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了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并结合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深入讨论“用工荒”、制造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等问题。二是着眼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综合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及相关的政策影响因素。三是围绕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中长期人口流动迁移态势和城镇人口的分布形态进行预判，提出统筹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四是总结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和实践，介绍江苏、四川等地推进均等化服务的模式和经验。五是探讨人口流动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武汉城市圈等代表性区域的人口流动迁移态势，提出促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的政策建议。主要成果如下：
一、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专题
通过对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汇总分析，我们发现了流动人口生存发展中需要关注的六大问题。一是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整
体偏低，超过八成无职业技术职称，也未接受过职业培训。二是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水平偏低。流动已婚育龄妇女与配偶同住的占84.9%，这部分人群中，在流入地接受过至少一项计划生育服务的占78.7%，其中，中小城镇比大城市低17个百分点。三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难。四是流动人口房租占流动人口家庭总支出的二成以上，住房状况有待改善。五是流动人口家庭抗风险能力弱，低收入阶层入不敷出问题严重。六是中小城镇对乡－城流动人口吸引力有限，接近一半愿意落户城市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和升学。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
《报告》基于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该指数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经济地位、社区参与和身份认同5个维度，5个维度包含子女就学、劳动合同、劳动环境、人际交往和心理认同等26个指标。指数通过调查数据标准化处理后以百分制计算各项指标得分。指数分析发现：一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整体偏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本地市民各项指标总得分为68，而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的总得分仅为
31、42。其中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仅得14分。二是流动半径越大，社会融合水平越低，大都市融合状况弱于其他城市。三是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单位间社会融合程度差距明显，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人群之间的社会融合程度差别不大。四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融合越好。
三、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专题
《报告》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累计需转移农村人口1亿人以上。未来十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3大都市圈将吸纳新增城镇人口4000多万，城镇总人口约占全国城镇总25%；哈长、闽东南等18个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吸纳新增城镇人口7000多万，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约为36%；都市圈、城市群覆盖地区以外的1千余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新增城镇人口3000多万，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重约为39%。
《报告》提出了促进人口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及建议。一是强化人口发展规划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建立重大专项规划衔接机制、重大工程项目人口评估机制和人口预警机制。二是完善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信息管理，建立人口信息共享、动态更新机制，推进全员人口信息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应用。三是构建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合理分布的体制机制，以产业发展促进城镇就业，统筹推进户籍、社会保障、土地等相关制度改革，制定差别化的人口迁移管理政策，构建有利于人口聚集的财税管理体制。四是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统筹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五是完善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建议加强城镇化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统筹协调和监督评估，加快构建流动迁移人口动态监测体系，实施流动人口市民化工程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工程。
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专题
《报告》系统总结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与各地实践探索，明确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提出了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构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通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向流动人口提供与城市户籍人口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计划生育、医疗卫生、政治权利、精神文化等方面与流入地居民之间的差异，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近年来，人口计生系统更新观念、大胆实践，积极探索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方法和措施。江苏省建立了服务内容公平化、服务机构网络化、服务标准优质化、人员队伍职业化、服务管理无缝化、财政保障制度化、评价体系科学化、权利保障市民化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江苏模式”。成都市立足城乡统筹，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平台，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专题
《报告》深入分析了人口流动迁移与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促进人口流动迁移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多极驱动的格局初步形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进程明显加快，人口流动迁移方向开始趋于多元化。人口在东部、中部、西部和西北地区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双向流动增多，中西部的一些省（区）外出务工人员开始回流。2010年，山西、河
南、湖北、陕西、宁夏、青海、广西等省（区）跨省流出人口都较上年有所下降，其中，河南跨省流出人口较上年减少了278.5万人。
目前人口流动迁移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仍面临如下问题：一是流动人口继续向东部聚集，资源保证程度和生态支持能力亟待加强；二是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很低，难以适应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三是产业转移仍面临障碍和矛盾，无法吸引流动人口就近就业；四是流动人口文化素质不高，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五是基本公共服务区域统筹不足，难以适应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为促进人口流动迁移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积极引导人口有序迁移，依靠流动人口素质提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引导人口有序迁移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促进人口空间合理分布，减小人口流动迁移对区域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完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此外，《报告》附录部分整理收录了近1年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重要讲话和主要活动等大事，公布了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情况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计情况等最新的数据信息，摘编了《世界移民报告2010》的部分内容。
希望《报告》的发布，能够成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社会各界人士认识流动人口问题的一个窗口，为加快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新华网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 张毅)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22日表示，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仍占56%的大国，农业和农村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对统计工作既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底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5.77亿，农村人口为7.37亿。
谢伏瞻在当日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农业统计大会上致辞时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长期面临的问题。
谢伏瞻说，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业统计工作，把加强农业统计作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1997年和2007年，中国成功开展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掌握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
他表示，下一阶段将加快改革农业统计制度和调查方法，大力推广抽样调查，不断提高农业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为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和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为期3天的第四届国际农业统计大会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统计司、国际统计学会、世界银行、欧盟统计局等国际机构发起和组织，中国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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