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圣经翻译史与西方文化史的关系
摘 要：众所周知，圣经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圣经的研究也是一直从未间断。圣經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笔者从《圣经》出发，想要探讨其翻译史与西方文化史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历史中，《圣经》的翻译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希腊-罗马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现代。笔者从这三个角度对比圣经翻译和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以此发掘圣经翻译史和西方文化史的关系。笔者最终得出：在圣经翻译集中的三个主要时期，西方文化也经历着繁荣发展，也就是说，二者的发展高峰期惊人的相似，可以说，圣经翻译史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文化史的缩影。
关键词：圣经;翻译;西方文化;关系
作者简介：孙冬梅(1993.9-)，女，汉族，山西汾西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笔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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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圣经》翻译史三个高潮期：希腊-罗马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现代，在这三个圣经翻译的重要时期，西方文化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思路，也是本文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笔者在此首先介绍了关于《圣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相关认识，这是探讨圣经翻译史和西方文化史之间关系的基础，只有对这些有了深入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发现这些名词背后的联系;其次我们知道希腊-罗马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现代这三个时期是《圣经》翻译的关键时期，笔者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关注西方文化在这三个时期的发展状况，从而找出它们背后的联系。
一、关于《圣经》
《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旧约》成书于公元前，原系犹太教的经典，是基督教从犹太教承受下来的，原文为希伯来文，《新约》成书于一至二世纪下半叶 ，原文为希腊文。《圣经》可以说在西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圣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甚至以传教的名义，利用《圣经》的教义来进行思想的侵略，由此可见《圣经》的重要性。圣经的重要性促使《圣经》翻译的蓬勃发展，在西方历史中，《圣经》的翻译主要集a中于三个时期，本文即将围绕这三个时期来进行介绍。
二、关于西方文化
2.1文化
文化一词的起源并不是现代，很多学者对这一名词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文化是一个概括性的定义，在它之下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领域。一般情况下，文化具有地域性，它是一个地区长期生活方式的反映。文化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涵盖的内容广泛，可以说是思想层面的一些东西，它与政治、经济对立，主要涉及人文层面的一些东西。
2.2西方文化
罗素说：西欧和美国的精神生活实质上是同质的，我们可以追溯到三个起源：(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与伦理;(3)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西方文化实质上有三个精神起源，它们恰好构成西方文化的三种特质，这便是希腊文化、犹太宗教和伦理，以及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西方文化的概念通常反映了西方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它代表了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某些思想观念。
三、希腊-罗马时期
3.1 希腊-罗马时期的圣经翻译
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由统治者发起的《圣经》翻译开始进行，最终出现了《圣经》译本《七十子希腊文本》。这是最早《圣经》翻译的记载，在官方支持下，选用的译员都是当时学问高深的学者，最优越的环境，最高级以及全面的文献资料，这都对这本《七十子希腊文本》的质量提供保障。其次，统治者大力支持，也从侧面反映出《圣经》翻译在当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同时期比较有威望的《圣经》译本还有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强调《圣经》的神圣性，以及认为译员当时在翻译《圣经》时是“受到了神的感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沿用的是这两个译本。
3.2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代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可以看出，希腊罗马文化在整个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化的时候，必不可少的要从希腊罗马文化开始，也就是说，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文化也经历着自己的繁荣。
四、宗教改革时期
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围绕宗教、教会及与封建政权等关系问题展开的。谈到宗教改革，不得不说的就是马丁·路德，他不仅在宗教改革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圣经》翻译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
4.1 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翻译
“德国文学语言之父”马丁·路德，他于1522年出版了以伊拉斯谟1516年的希腊语《新约》为原本翻译的德语版后从希腊来语译出《新约》，并于1534年完成完整的德语本《圣经》。他对《圣经》的翻译，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翻译译本的形成，而且表现在他对《圣经》翻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促使不同民族语版本的圣经翻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这一时期《圣经》翻译的又一次高潮。
4.2 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方文化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思想的高度解放，神学思想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这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一时期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西方文化在各个层面都进入了转型期。之前我们提到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宗教改革促进思想解放，那么它就必然会推动文化的发展，宗教改革发生在西方国家，最先受到影响，也是影响最深刻的一定是西方文化。
五、现代
5.1 现代圣经翻译
现代圣经翻译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里，产生欧洲主要语言的大量修订本和新译本，主要是由于考古学和《圣经》手抄本研究带来的新发现和新见解。第二个时期则产生了大量由传教士翻译成“第三世界”国家语言的新译本。这两个时期也使得几百种译本的出现。这一时期西方翻译史的主流并不是圣经翻译，但整体来说圣经翻译持续发展，虽没有了之前的繁盛，却也是持续发展，现代时期出现的几百个译本圣经翻译就是最好的印证。
5.2 现代西方文化
20世纪，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又给人类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此背景下，人们在世界观、人身观、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在这一时期，不仅在文学上，在科学技术以及艺术上，西方文化都有了极大的转变，战争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六、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圣经翻译史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希腊-罗马时期同样是西方文化的繁荣时期，希腊，罗马文化至今仍被大家奉为经典，研究西方文化，必须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又或者说，必须把希腊、罗马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方文化实现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也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促使现代时期的西方文化出现重大变革，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也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阶段。因此，不难发现，在圣经翻译的三个重要时期，恰好也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笔者最终得出结论：圣经翻译史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文化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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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冬梅
自古清官穷、贪官富；而且越富越贪，不会餍足。近年抓起来公布罪行的那些贪官，有哪个是因为收入太低、“心理不平衡”或“制度不健全”才堕落的？
上帝说：光!
就有了光。
这句上帝创世之言，人们听得较熟的旧译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冯象上溯希伯来语《圣经》，与各种西文译本和注释比较，玩味那个神奇的动词“是/在/有/生”，译成了这样。
摩西率众出埃及，在沙漠之中看到一轮“太阳”，冯象译为“红日”……
于是有些明白他说的：翻译，是母语的竞赛，是译文与原文的对峙，是一个诠释过程——原著语义声韵、思想感情、符号象征以及风格意境的理解与表达；而语言，接近科学。
《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要译它，须懂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文化、宗教思想和制度实践，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迦南、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冯象常去波士顿美术馆看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墓室壁画、器皿首饰，回到他的铁盆斋继续慢慢雕琢，仿佛一个石匠，或圣徒。
窗外，那个位于麻省北部新伯利港的小镇上，居住着一些老派的人——会有人包场请全镇人看一部好电影，放映之前，会有人上台朗诵诗歌。
3月22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间大会议室。距离讲座开始还有45分钟，一位老先生拄着拐杖进来：“啊，我要来看看冯契先生（1915-1995，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曾任华师大哲学系教授）的公子。”很快满座，后来的师生只能站立或席地而坐。
漫谈译经之前，冯象轻声道：“翻译《圣经》不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每年有好多人在做；在英语世界，每年大概都有几个新版本出来。”
他不用手机，不看电视，偶尔上网，常去书店。家中茶几上叠着《死海古卷》、《古今符咒录》之类，讲的都是千百年前的事。但在美国税季，他又实在忙碌；他的法律业务专长是：知识产权。
每年回国2－3周，开讲座、会朋友，继续接触新词汇，譬如“情侣衫”、“红眼飞机”、网络用语“顶”与“靠”；偶尔，将北京“的哥”的一句牢骚写成一篇法学文章。曾在云南下乡9年的“六八届初中生”、今天生活在别处的两栖学者，就这样与火热现实保持一种既紧密又适度疏离的联系。
他对现实的描述和分析让隔了一个大洋的同胞有强烈的“陌生感”，因为没有“腔调”，也寻不见凶猛词语。他持与父辈一脉相承的儒生风度参与到社会批判中来，却总能用一两句平实的话切中大局的要害。他不作振臂高呼，不慷慨激昂，时时幽他一默，喉咙不响，效果蛮好——如“永不核心期刊”，又如“培训二奶，认证‘外遇文化执行官’”。
年轻时，他学了许多“无用”的东西，譬如十几种语言：小时候4年俄语；云南乡下自学英语、法语、德语，拉丁文教材是福州路旧书店淘来的，两毛钱；后来，在北大师从李赋宁先生研习中古英语和乔叟；再后来，希腊语、古冰岛语、希伯莱语、亚兰语；1987年，访友偶遇一位威尔士老人，跟老人学威尔士语……这些“无用”的知识引领他直接进入欧洲中世纪文化，慢慢打磨出一把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性的钥匙。于是今天他说，大学本科最好不学热门“实用”的东西……
室内有些闷。讲座完，冯象鼻尖有亮光、脸泛微红。大学生上前要求签字合影，他一本一本签完，然后立起来，在每一帧定格里微笑。一位翌日约访的记者对预定时间有些为难，他轻声慢语跟人商量，尽量凑对方时间。
当晚与友人聚餐，冯棉（华师大哲学系教授）冯象兄弟选了绍兴黄酒（父亲当年在丽娃河畔的最爱之一），且是不喜甜不加姜丝的老派喝法。当年下乡“饿酒”，冯象曾用医用酒精兑水喝。
告别时风起，冯象从包里取出一顶绿色线帽，戴好，往少年时的居住地慢慢走过去——那一刻，他能否依稀望见起舞的苏格拉底？
（此文未经本人审阅。感谢实习生周晶婕整理讲座录音。）
按照约定，将书面提问通过Email发出，共17问。一周后，收到冯象先生在“满手是事”的税季里的回信。信中说：“所提问题，有几个是我最近接受记者采访谈过的，大概已经见报了，不必再答了罢。其余的我按内容归总为六题，简复如下。”
回信中悄然避开的高校剽窃、大学教育、反腐败、西南联大时代与当今两代学人的比较等话题在其著述中均有深深浅浅的印痕。
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有的能用法律解决，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
人物周刊：先说一个最近的案例——重庆那个散打冠军出身的拆迁钉子户，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公共利益”和“私权”孰轻孰重的问题。请您结合《物权法》的颁布，谈谈这个挺“出格”的事件。
冯象：此事我不明底细，无法讨论；因为久居海外，不常回国，也写不了时评。我是“网盲”，上网主要查专业文献和法律资料，每天早晨看几条BBC、法新社和香港报刊的头版新闻，但并不细读。信息时代信息爆炸，消费不完也消受不起。国内的好事丑闻，多半是听人侃的。有几位年轻朋友脑子灵手脚快，时时通报，让我略知一二，写文章倘若用得着，即可检索。《木腿正义》和《政法笔记》确实分析了一批案例，目的是揭示政法体制的转轨路径和相关的社会控制策略、文化屏蔽机制。你说苏力先生认为我持一种“冷眼观察和批判的态度”？可能是的吧。隔了半个地球，我多少是处于“局外人”(l'etranger)的位置上——当然，没有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一位怪异。
钉子户、上访专业户等不是新事物，文学作品(如《废都》)中早有描写。大约始于“文革”末尾而在“新时期”成熟，同国家立法和普法的部署并行发展，属于一支顽强的民间传统。你问这类纠纷在美国如何解决？好像不会有钉子户。因为地方高度自治，草根政治和民间公益团体发达(包括商会、环保组织等)，老百姓对发展商、对政府都可以说“不”。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住在波士顿远郊一个滨海小城，城里有许多18、19世纪的老房子，有几处还是当年华盛顿和美国革命先驱呆过的，很漂亮。某年，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看中了老港口海关一带黄金地段，上上下下游说公关，说是可以建一座高级会议中心，促进旅游，带动经济，增加就业。报上随即大力宣传。然而被我们市民投票否决了：多数人赞同草根公益团体的立场，选择不发展，拒绝商家的诱惑，保护了小城的历史和宁居的环境。市府即民选市长和议事会也无可奈何，更不存在州“领导”“批条子”干涉的可能。
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有的能用法律解决，或者拿传统民法例如物权学说包装掩饰了，让人暂时忘记。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条文再“健全”也没辄，叫作“钉子”，又名“疑难”案件。现在由媒体和时评家来报道议论“轮番轰炸”，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你讲的，点出其中的法律难题，例如怎样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也不是坏事。我说过，新法治的“温情”运作，一刻也离不开大众文艺和媒体的宣传配合。新闻报道跟法律时评，便是这文学化的法治的右臂。现时一部分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新法治是寄予厚望的。仅就那一份精心培育的信仰而言，应该说，新法治的建设相当成功。
人物周刊：在《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中，您为我们解读了辛普森案这枚硬币的两面。打个比方——排队买紧俏商品，为了公平公正，红袖章老伯伯请大家遵守规则：不许插队，不许带买，大家很听话；但最后商家无货可售或出售假劣，大家仅仅学会了怎么排队，然后还被告知：学会排队是很要紧的，因为以后可以再排别的队。
所以，事隔多年，我还是想问：到底是程序正义这种形式重要，还是人们扬善惩恶的愿望重要？“正义失败了，但在体制层面抽象地促进了法治”，是不是一种辩术？
冯象：简单说来，程序就是办事的顺序、规则。我们盖房子、做学问，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否则容易出错，影响效率。你举的那个例子也说明问题：排队购买紧俏商品，红袖章老伯伯维持秩序，不许夹塞，不许代买。为什么？为了避免拥挤混乱，不让力气大的不讲理的钻空子、欺负弱小。在此意义上，程序是公正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虽然紧俏商品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买不到，因而浪费了时间精力，甚至失去别的机会。
但是，法律程序有所不同，其基础是政治权力乃至国家暴力介入的制度性安排。通常情况下，老百姓希望并且相信，政府和国家应能主持公道即伸张实质正义。所以权势者或其雇佣的律师钻程序的空子，利用程序手段阻挠、破坏或延宕正义的实现，老百姓就会不满，要骂人，“丧失理性”。于是在制度上就需要有个说法，一种“学理”或信仰的解释，来安抚他们。所以法治化的社会控制必然有繁复抽象、渲染技术的一面，古今中外皆然。与之相关，还有一个法律人的职业化或精英化问题，是法律人集团一直关心的。就是如何限制法学院/系的规模和数量，加高律师和法官资格的门槛，以使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和工作伦理跟普通人拉开距离，能够以严格的行业规范和道德自律为条件，向国家换取执业垄断和司法独立。惟有这样，才能把程序正义建立起来，再充分意识形态化，让老百姓接受。这一点，在当前的中国，基本上还未起步。
法治的另一面，则是古人所谓“治吏”或“御臣”，即法律对官员和权势者的约束，或实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面如果软弱，具体的表现，便是反腐败的不力。但这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病，不论民主宪政、资本主义与否，也不论官员是否享有“高薪养廉”的特权。高薪养廉，自然是“肉食者”编造的神话。自古清官穷、贪官富；而且越富越贪，不会餍足。近年抓起来公布罪行的那些贪官，有哪个是因为收入太低、“心理不平衡”或“制度不健全”才堕落的？毛主席时代基层干部没几个钱，但贪污腐败的少，为什么？那时候的思想、做法和制度，在现在的人看来，恐怕是极不健全的。我想，穷根究底，还是官员的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出了问题。而这困局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又名“呆账”，我论述过)，大到了不敢碰也碰不得的地步，因此才变得如此棘手了。
张爱玲的老上海故事对我没有吸引力
人物周刊：《墙与诗》中，听您解读哈金，想到同在美国的北岛和隐居激流岛的顾城，您如何看他们后期的作品？您对《红楼梦》、鲁迅、张爱玲，怎么看？现在活着的中国作家里，您最喜欢谁的作品？
冯象：我是西学出身，长期在美国生活，国内的小说戏剧，多年没看了，没时间。因此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哪个作家。但由于文学圈子里的熟人多，道听途说，得知一点花絮八卦。偶尔也应朋友邀请，或者遇上有兴趣的题目，写一两篇评论。
不过，20世纪的白话新诗我下了点功夫，研究格律和现代汉语的音韵节奏、欧化句式等问题。从郭沫若《女神》到戴望舒、艾青，从食指、海子到世纪之交的“新新人类”，都读。现在回国讲学，遇上年轻诗人还一块儿泡吧喝酒，念他们的新作。
你问对张爱玲、顾城等人的看法。顾城早期的东西好，有童趣。假如当初他停下来写故事，或许会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这一块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弱项。你想，需求那么大，却少有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人才，这民族一定是遭遇了什么不幸。童趣是天生的，教不会，学不来。日本人这方面比中国人强，各门艺术包括民间工艺都能表现童趣。所以他们的动画片做得好，比迪斯尼的还要好。这是我的一个美国“教女”告诉我的，小观众自个儿的评价。
张爱玲文字警策、造句精巧。据说她看书喜欢拿一支笔删改别人的句子，用这个方法训练语感，是个风格意识极强的作家，对《红楼梦》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她的故事对我没有吸引力。旧上海和老香港那些小人物的心态、声腔、做派和出没的场所，我太知道了，不觉得新鲜。
我的译经跟重建西学或解决社会问题无关
人物周刊：“我们必须重建西学”背后，是否意味着民末清初以降，中国人在向西方拿来的过程中发生的误读或有意识的曲解，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重译《圣经》是不是您选择的一个起点？
冯象：“重建”是我在一封信上说的，收在增订版《木腿正义》，你读得仔细，注意到了。但我的意思并非指前人向西方学习，误读或曲解了什么。那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创新有时候就是因误读而起、从曲解出发而成功的。90年代以来西学之衰落，除了政治和文化生态变迁的影响，还连着高等教育和学界的腐败。如钱学森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大学走了歪道。中国人办教育，20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通通丢掉了，一律奉行长官意志，“数目字”管理。将来如何推倒重来，扫除垃圾，回归正路，我们这一代怕是不行了，既得利益者太多。看下一两代人吧，也许他们受够了损害，能抓住机会，拿出勇气和政治智慧，迫使“肉食者”及其共谋者让步。
但是，译经跟重建西学或解决社会问题无关，纯粹是出于学术和文学兴趣。这一点我已在《摩西五经》的前言里讲明。(见《木腿正义/雅各之井的大石》)
译本有舛误，不影响宗教传播
人物周刊：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佛经翻译中存在很多问题。您认为宗教经典翻译中的错误，是个多大的问题？对于千百年来人们的信仰和修为，有什么影响？您对《圣经》、佛教经典和《古兰经》，做过一些比较吗？
冯象：世界主要宗教当中，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最大。前辈学者，凡受过传统教育的，对佛经都有些研究。“文革”以前和“文革”过后，先父常接待外宾——那时候上海人还少见多怪，南京路上常围观外国人——好些是来访的佛教界人士，他少不了陪同参观寺庙，谈论些佛学和经文典故。回家就着绍兴老酒，兴致上来，也跟我们说说。所以佛经故事我很早就有兴趣，读过一些。但佛学博大精深，经文浩如烟海，我是外行。
佛经汉译，大概也有不少错漏，陈寅恪先生等先贤指出过。但译本有舛误，一般不会影响宗教的传播。人们信教，是因为内心有所觉悟而皈依，或者生活陷于迷惘痛苦，无所依凭，欲寻求真理。所以教士布道，都是说些浅显的道理，跟学术讨论是两码事。如今荧屏上那些风靡全国的“心灵鸡汤”节目，也是这样；出点差错，甚至误读了经典，也无关紧要。只消观众看了高兴，对人生增强信心，“爽”了就好。考订文字、辨析义理，是学者和经师的任务，不是普通读者和信众关心的。信仰关乎个人灵魂的福祉，礼拜神明则需要仪式和组织，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译经解经所能奏效的。
至于经文载体语言的神圣，历史上只有少数几种语言获得这一待遇。例如埃及的圣书(象形)文字，古人以为是神明所赐，故而须由祭司和专职文书来书写、解读、保管文献。《圣经》的希伯来文和《古兰经》的阿拉伯文，传统上也享有极高的尊崇，因为这两种文字直接承载了神的启示，所传经文则是那启示的完满无误的记录。而基督教《新约》的希腊普通话(koine)，则同欧洲的其他语言一样，没有那般神圣，因为耶稣福音的原话，是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母语亚兰语，门徒们译成希腊文传世，已经跟“天国圣言”隔了两层(详见《宽宽信箱/天国的讽喻》)。更何况希腊文在早期基督徒看来，是异族“行淫”即膜拜宙斯、维纳斯等邪神偶像的污秽了的语言。所以历史上，希腊文虽然一度成为东地中海文明圈的普通话或文学语言，却从未达到“至圣”的地位，像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在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心目中那样。
《圣经》汉译，除了研习原文善本、琢磨西文经典译本，还应当参考《古兰经》。《宽宽信箱》里讲海枣与凤凰那一篇，我就核对了几种英译《古兰经》和马子实(马坚)先生的汉译，并请教通晓阿拉伯语熟悉中东风俗名物的专家，从而确定和合本等旧译的舛错。马先生学贯中西，曾在埃及留学8年，以阿拉伯文著《中国回教概况》，将《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回国后任北大东语系教授，著译等身，还主编了《阿汉词典》。他是云南沙甸人，那村子从前我每次上昆明都要路过，下车休息，很熟悉。马先生以“忠实、明白、流利”做白话译经的标准，白寿彝先生称赞他的译本“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所以我读得十分认真，而且希望将来时间精力允许，学习阿拉伯语，从原文研习这部天经——穆圣宣布的“永久的奇迹”。
我没有回忆“文革”的资格
人物周刊：您说过云南那段生活（1969－1982）“不是往事，是现在，时不时就在眼前”。幸存，远行，生活在别处。回首当年，金雪飞写成了《沉默之间》，高尔泰写成了《寻找家园》……您有没有写过回忆云南知青生活的文字？很多知青抱怨那段日子，您对那段生活是一种什么感情？
冯象：去年你邀我写“文革”和知青的事情，我没答应。1966年5月“文革”爆发，我只是个毛孩子，初一学生。跟着高中生外出“串联”，步行“长征”，看大字报，能懂什么革命？我没有回忆“文革”的资格。那个大时代“十年浩劫”的风云人物好些还健在，应该请他们回忆，保存史料。诚然，“文革”中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无论造反、保皇还是逍遥(当时把两派之外不积极参与的人叫作“逍遥派”)，都有精彩的故事，都值得写下。或如巴金老人提议的，造一个纪念馆或图书馆，让后人受教育，总结教训，永远铭记。
不写还有一个理由。回忆录、随想录之类是老人的专长，不到岁数就忆旧，我觉得别扭，而且极易浪费了文学素材。前些年到北京讲学，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厅会友，吴彬大姐推荐钱宾四(钱穆)先生一本小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在返程飞机上一口气读完，真是诚笃隽永之至。那种阅尽人世沧桑的素朴文字，只有学问做通了上了岁数的人才能驾驭。大概这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吧。
作者：李宗陶
来源:论文网http:// 潘天翠 2010-1-2 12:56:45 网友评论 条 字体:[大 中 小]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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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今年8月2日至7日在上海举办。包括中国在内的7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0名翻译界精英a云集上海，共同探讨翻译文化、翻译产业、翻译人才培养等课题。这是国际翻译家联盟自1953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也是在亚洲地区举办的国际翻译界盛会，有人将其称为“翻译奥运会”。
日前，记者就本次翻译大会的成果、中国翻译人才的现状与培养等问题专访了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
黄友义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官员，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翻译活动家之一。是他把中国翻译协会带进了国际译联大舞台，也是他及其团队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国际译联专家、学者们的喝彩，使中国成功举办了2008年世界翻译大会。
黄友义自2002年起担任国际译联理事，2005年在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上首次被选为国际译联副主席，是我国也是亚洲第一位当选国际译联理事会高层领导的翻译家。本次翻译大会上，他以其出众才华和管理能力再次当选为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
翻译大会使外国同行重新认识了中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翻译工作始终是沟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桥梁。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东汉至唐宋年间，主要是佛经翻译;明末清初时又出现了一次科技文献翻译的热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盛行的西学翻译揭开了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的新篇章。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中国的翻译事业又掀起了一次高潮，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中国跨越了诸多障碍，第一次站在了国际翻译大舞台上。
黄友义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能够在奥林匹克年举行，说明中国在世界翻译舞台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世界各国翻译界的精英们愿意在奥运会之前来中国看看，并与中国同行们一起探讨翻译以及奥运会翻译这个话题。
此次大会不仅参加人数创了历史新纪录，而且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届。更值得一提的是大会四位主旨发言人有两位来自国外，一位是联合国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事务助理秘书长约翰尼斯·曼加沙，另一位是欧洲委员会翻译总司司长卡尔-约翰·略逻思，这是过去世界翻译大会想请都请不到的人物，这次他们主动要求来参会，足以说明这次大会的分量和重要性。
黄友义说：“在这次参会的600名外国代表当中，有90%以上是第一次来中国。来华之前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本国媒体，很多人对中国显得陌生甚至带有偏见。而当这次他们亲身来到中国，与中国的翻译界人士、翻译大会志愿者和上海市民接触，特别是在奥运会前后参观游览了北京、西安，苏州、桂林、拉萨等地之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大为改观。”
当本次翻译大会将最佳网站奖授予德国翻译协会时，协会负责人在领奖发言中并未赘述其获奖的激动心情，而是对他所见到的中国人的热情、中国人的灿烂笑容、中国人的乐意助人大为称赞……这也使黄友义颇感惊讶。
因黄友义在国际译联工作了6年，深知其内部运行情况。他晓得，德国译协是欧洲规模较大的翻译协会，德国译协的主流意见是不太赞成与亚洲译协发展关系，他们对国际译联领导层里的亚洲人，包括日本人、韩国人或者中国人没有兴趣。在他们内部甚至有更加不和谐的声音说，如果在国际译联领导层里有亚洲人，他们干脆就撤出，成立新的国际翻译组织。而这样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领奖台上，面对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翻译界精英如此赞扬中国，这不得不归功于他们的这次中国之行，对中国有了新认识。
黄友义强调：“通过大会交流，也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际翻译界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比如翻译人员专业培训，翻译标准化，翻译协会如何运作发展等，这对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人才市场供需失衡
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需要与世界接轨，日益繁荣的文化产业需要与世界交流，越来越多的求新求变的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切都要通过翻译来实现，翻译处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沿。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此重要的角色，中国目前翻译人才的现状如何?能否满足市场的需要?黄友义觉得这个话题很沉重。
他说，不久前有资料显示，全国目前职业翻译4万多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专业翻译公司3000多家，但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合格人才缺口高达90%。市场上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只占总数的5%。翻译能力的薄弱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中急需解决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特别是真正合格的高级中译英定稿人才不足百人，严重缺少中译英高级人才，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全球化进程导致了翻译量和翻译人才需求的剧增。过去不需要翻译的地方，现在需要，过去不需要翻译的东西，现在需要，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需要把大量的材料译成外文。把母语翻译成外文，难度大，这是国际公认的。中译外人士难求已经是中国各行各业共同面临的突出难题。
社会上有人说，中国现在会外语的人那么多，怎么会缺翻译呢?是的， 与10年前相比，会外语的人的确多多了，但社会需要翻译的量也大多了。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到企业间的贸易往来，还有各地的涉外饭店、旅游景点等等，到处都需要翻译。需求的增长远远超过供给。特别是高层次的中外交流，更需要真正专业化的翻译，而专业化翻译人才中最缺的就是具有中译外定稿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这个问题不是三两年可以解决的。
谈到这里，黄友义话锋一转又露出了几分喜悦，他说：“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国务院学位办在已经开展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15所高校基础上，将增加新的院校，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翻译人才。这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更好的高素质、适用型翻译人才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
加强短期培训 缓解市场需求压力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此大的人才缺口，光靠十几所高校培养恐怕难解燃眉之急，况且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记者问是否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来缓解目前翻译人才需求的压力?
黄友义认为，目前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采取学校培养和社会短期培训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高校硕士专业培训，无疑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最正规途径。但光靠这一条路满足不了现阶段翻译人才市场的需求，所以短期培训和选送相关人员出国进修便成了一些部门翻译人才培养的补充措施。
中国翻译协会这几年利用每年暑假开设针对青年教师和社会翻译人员以及一些研究生的培训课程，从国内外聘请既有教学经验，又有翻译实践经验的专家、教授授课;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也为全国新闻出版界人士，以及国资委旗下国有大型企业的涉外人员举办了多期翻译培训班。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单位把一些外语基础好的青年派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或澳大利亚等国进修，这也是人才培养的一种途径。
除了长短期培训，黄友义还看重翻译实践，他说：“用人单位要大胆启用会外语的人，不要因为他们的翻译水平没有达到标准，就不让他们做。翻译是一个熟练工种，最好最快的提高方式还是要通过实践。要让他们在实践中去积累经验。这几年有不少翻译理论方面的图书面市，老翻译工作者的经验有利于青年翻译通过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办法来做到快速提高。
翻译人才的社会地位亟待改变
黄友义说，目前中国翻译领域35岁至50岁的人稀缺，而这个年龄段会外语的人才极多。记者问：“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黄友义的回答有点伤感：“都从翻译领域流失了，有的改行做生意，有的到外企公司了，为什么会这样?待遇跟不上。翻译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劳动价值还远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真正认识，因此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即使培养出人才，翻译界也留不住。他认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社会和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中国翻译人才的现状与培养(2) 来源:论文网http:// 潘天翠 2010-1-2 12:56:45 网友评论 条 字体:[大 中 小]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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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大会上播放了一个短片，题目是“假如没有翻译”，让人们设想，如果没有了翻译，我们当今的社会将出现什么样的混乱?知识无法交流，国际合同无法签署，先进技术在国际上无法借鉴，甚至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冲突，以至于发生战争。
作为翻译界的领军人，黄友义对中国目前高级翻译人才流失现象颇感焦虑，他说：“没有翻译就意味着与世界隔绝，但是有多少人会把问题看得那么重要呢?现在社会上还是存在一些不尊重知识的地方，有的人因为自己的知识受限制，因此认识不到某一专业知识领域的重要性。翻译事业在今天快速发展的中国，还没有引起全社会应有的重视，翻译工作者，特别是高级翻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劳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这才导致了今天翻译人才的大量流失。
社会上有一种比较肤浅的认识，认为会外语就能翻译，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不消除，就永远不会真正认识到专业翻译的价值所在。我认为从政府部门到企业，再到社会各阶层的人，都需要提高对翻译作用的认识。如果大家形成了共识，认为这部分人才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办法自然就有了。现在有些部门和单位就采取了特殊津贴的办法来设法留住翻译人才。另外，还有很多私企聘请翻译时充分考虑到待遇问题，因为他们知道翻译工作和企业未来的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一切才刚刚起步。”
国际译联的志愿者
据中国译协有关人士透露，国际译联会员代表大会新一届执委及新一届理事选举时，黄友义和南非译协主席玛里安·博尔斯都是全票当选。大家一致认为，黄友义是理所当然的主席人选，而他却选择了继续留任副主席一职。
当记者提及这个话题时，黄友义回答说：“中国人在国际译联执委会任职对提升中国翻译界的形象、知名度、促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有着积极作用。另外国际译联执委会制定工作计划、游戏规则，中国也能参与，这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也是有利的。没有接受国际译联执委会主席一职，这主要是时间问题。”
“我们做国际译联工作都是业余的。每天上百封电子邮件，都要在下班或者周末处理，国际译联为一件事要在17个理事之间讨论好几轮，有些事情还要进行调研，与各协会商量，要耗费很多时间，如果当了主席，我就是整个活动的组织者，所承担的职责和花费的时间就会更多。不仅如此，作为主席还要代表国际译联去世界各地参加很多会议，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几大洲的区域性会议，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黄友义还谦逊地说：“在国际译联内部，工作语言是英文和法文，过去的主席们至少会三四门外语，有些欧洲的执委们会五六种外语，他们的优势更大。光懂英文，而不能用其他的语言交流，工作效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认为自己作为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参与国际译联工作比当主席更合适一些。”
国际译联的所有执委、理事们的工作都是一种志愿行为，只是奉献，没有报酬。而黄友义是中国目前稀缺的中译英高级人才，况且翻译是他的最爱,请他翻译的人络绎不绝。原本工作之余他可以从事最爱的翻译工作，可是他却选择了投身国家的翻译事业，在国际译联做一名无私的志愿者。
黄友义说，这几年在国际译联任职，虽说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看到中国的翻译事业在国际翻译领域日益受到重视，他感到很欣慰。他觉得自己这个“志愿者”没有白当，辛苦很值得。
王蕾
内容提要 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入中国，为其儿童观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新文化学人在“五四”后大量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其“儿童化”特征，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使国人从文学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现代儿童观”。 关键词 安徒生童话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儿童观 儿童本位 一
“以儿童为本位”是中国现代儿童观的核心观点，但是否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儿童观呢?这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童话是以儿童为本位的经典，但也有两方面的论据可以说明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这样的论据一是来自安徒生本人，二是来自安徒生童话的本身。①
首先，安徒生本人多次透露，他的作品不是为儿童而创作，至少不是只为儿童创作。安徒生曾经在自传中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②在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意识中，成人与儿童始终都是两个并列的服务对象，甚至成人读者还列于儿童读者之前。有资料显示，在安徒生临终前出版的最后一套童话作品上，他要求出版商抹去“献给儿童们”的字样。安徒生并不像他的童话那样具有主动亲近儿童的意识，安徒生基金会对此的理解是：他理解儿童的思想和行为，但他绝不愿意儿童坐在他的膝上。
此外，有研究者还从安徒生童话文本的解读中，读出非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首先，安徒生共创作童话作品158篇，但完全写儿童的仅28篇，而讲述成年人生活的则达64篇。其次，许多冠以“童话”之名的安徒生童话名篇在情节设置上根本不合儿童心理，充满恐怖、悲伤与压抑。比如， 《海的女儿》小人鱼变成泡沫的悲剧结局，有研究者认为过于残酷，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样的结局设计既不能让小读者理解，也让儿童感觉太伤心残忍。再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在大雪纷飞中冻死街头的结尾，被视为过分凄惨，会让小读者的心灵受到伤害。又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的许多作品中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情节设置，《玫瑰花精》中哥哥杀害妹妹情人的具体描写;《打火匣》中士兵砍掉女巫头的情节;《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大克劳斯砍死了自己的祖母等等。这些血腥情节的设置会完全不能被认可为“儿童化”，儿童阅读到这样的情节时只会感到恐怖与压抑。
安徒生的儿童观到底是儿童本位还是非儿童本位，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但是，中国的“安党”③人士不约而同地认为“以儿童为本位”就是安徒生的儿童观。因此，安徒生童话成为儿童文学建设者的选择，翻译安徒生作品与评述安徒生作品“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特征成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具体途径与有效方法。在当时的安徒生童话译介潮中，“以儿童为本位”成为一个被不断“念叨”，不断阐扬，不断倡导的关键句。因此，随着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设事业中得以真正确立并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安徒生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初创时期为什么会被视为现代儿童观的代表，除了安徒生童话本身所具有的“儿童化”特征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是，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介到中国，从数量上形成一定的翻译规模，在译文质量上也有很多名家参与翻译，安徒生童话比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更为国人所熟悉。选择熟悉度比较高的安徒生童话作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途径，自然会使传播工作更有效更迅速。因此，接下来，我想从具体史实出发，谈谈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的译介情况。
二
安徒生被中国人所认识，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介绍人是周作人。1909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在刊行《域外小说集》第二集时，曾预告第三集出版时将发表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的《寥无声绘》。这是安徒生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④只是事不凑巧，由于《域外小说集》第
一、第二集销售均不理想，因此后续作品并未刊行。1912年，周作人撰写文章《童话略论》，在论及“人为童话”时提及了安徒生与他的童话：“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邻以下皆无讥矣。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会以安氏为限，他若美之诃森(Hawthorne)等，其所著作大抵复述古代神话，加以润色而已。”这是安徒生首次以童话作家的身份在中国“亮相”。⑤此时，周作人对安徒生及其童话已是推崇赞赏，认为“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紧接着，到1913年12月时，周作人发表文章《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这是中国第一篇详细介绍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的论述，“是所发见的关于安徒生的第一篇论述。”⑥周作人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简历，并提及安徒生造访格林兄弟的轶事。周作人还介绍了英国学者戈斯(《北方文学研究》)、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安徒生传》)、挪威学者波亚然(《北欧文学评论》)、德国理论家诃伦(《北欧文学史》)等欧洲儿童文学学者对安徒生及其童话的各种评价。周作人在文中提及了安徒生的多部代表作，《丑小鸭》《公主》《雪后》《人鱼》《鹳》《牧豕人》《跳蛙》《一荚五豆》等，并特别介绍了《皇帝之新衣》的内容。同时，周作人为了让读者对安徒生的作品有更感性的认识，还在文中插入自己翻译的《无色画贴》(即《没有画的画册》)中的“第十四夜”，但所用翻译语言为文言文。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此，安徒生童话便开始了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传播之旅，并成为影响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建设最重要的异质文化文本之一。
除了周作人以外，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出版家孙毓修也是当时“安党”的重要代表，他不仅在1909年的《东方杂志》第6卷第1号“文苑”栏发表文章《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介绍、评述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还直接编译了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海公主》与《小铅兵》，收入《童话》丛书的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7年6月和1918年3月出版发行。《童话》丛书是中国第一套大型儿童读物，在当时的小读者中影响很大，安徒生的这两部童话再版多次，是《童话》丛书中销路比较突出的作品之一。很多小读者都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知道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的。但是这两本作品并不能算作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最早译本，安徒生作品最早呈现给中国读者当属刘半农翻译的安徒生名作《皇帝的新装》。刘半农翻译时将题目取名为“滑稽小说”《洋迷小楼》，刊登于1914年7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刘半农在翻译时只选取了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梗概，对主人公的身份和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都进行了再创作。主人公变成了“自海外游学归来”“满身沾满羊骚臭”的公子“洋迷”，这位公子光着身子出门，被人笑话，但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西洋新发明的织物，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哪有看得见的资格呢。”刘半农的翻译是林纾式的意译与再创作，取原著本义而进行本土改造，这是一种针砭时弊的文化翻译。正如刘半农在这篇译文前的引言中写的：“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1805年—1875年)原著，名曰《皇帝之新衣》，陈义甚高，措词诙谐，日人曾节取其意，制为喜剧，名曰《新衣》，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致贻裸体之笑柄。今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剧之义，复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⑦
刘半农的这篇译作是目前可查文献中安徒生童话最早的中文译作，但却是非儿童化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无论是从其立意，还是文字来看，皆属成人文学。这篇安徒生童话译作并不是为了儿童，不是以儿童的需求为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或实用之需要，旨在“开发民智”，“冀我同胞警醒”。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手法和形式上，都根据针砭时弊的功用将安徒生童话或改头换面或删节或再创作，并没有还原其原作本身的儿童文学本色，“载道”的目的虽达到了，但原作本身的真实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却受到了极大削弱，读者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童话大家安徒生，看不见一部精彩绝伦的安徒生童话。
191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用文言文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本著作收入了14个国家47位作家的50多篇作品，周瘦鹃选译的这些作品虽称不上是各位作家的代表作，但在当时的文化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传播外国文学作品而言，称得上是体例严谨、介绍系统的佳著。书中周瘦鹃选译了安徒生(周瘦鹃称为亨司盎特逊)的短篇作品《断坟残碣》。在译文前周瘦鹃附上安徒生的肖像画及短短几百字言简意赅的介绍文字，称其“生平著述以神怪及寓言小说为多，而意中皆有寄托，非徒作也。有《丑小鸭》(此篇夫子自道)、《锡兵》、《皇帝之新衣》、《火绒箱》诸篇，篇幅虽短，寓意却深，其状物写生，绝富兴趣，欧美儿童佥好之”。安徒生在周瘦鹃这里不是以童话作家身份被介绍，而是与其他40多位世界文学作家并列来介绍的，但周瘦鹃的这本作品在当时的文化界广受好评，因此安徒生及其作品再次为广大文化人士与普通读者所认识。
随着安徒生及其作品陆续被介绍进中国，1918年旧中华书局出版了用文言文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这是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集，收有安徒生的六篇童话《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牧童》。《十之九》原著署名为“英国安德森”，翻译者是当时的翻译名家陈家麟、陈大镫。
《十之九》出版后引发了相关评论。周作人在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的“随感录”一栏发表了对《十之九》的评述。而后解弢在1919年1月出版的专著《小说话》中特辟《小说提要》一文对《十之九》进行了评述。先说解弢的评述。在评述中解弢并未指出《十之九》的“硬伤”：英国安德森，只是在评介文章中重述了《十之九》的内容，并不对书进行评价，但特别提到他认为“最奇之两篇”，“一为国王奇服”、“一为牧童”。与解弢的评述不同，周作人对《十之九》的文言文翻译与任意中国化的删改表示出不满，并为安徒生“叫屈”——文章一开始便写道，“凡外国文人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麦诗人‘英国安德森’。”⑧周作人详细说明了安徒生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与“野蛮一般的思想”在陈家麟与陈大镫的笔下是如何被完全抹煞，变成了“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正是由于对《十之九》文言翻译的强烈不满，周作人身体力行，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了用白话文翻译的安徒生经典代表作品《卖火柴的女儿》。这是周作人第一次完整地翻译安徒生的作品，也是中国第一篇具有儿童文学特色的安徒生童话译文。⑨由于《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周作人的白话译文《卖火柴的女儿》与对《十之九》的评价很快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安徒生童话译介随即成为“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此，安徒生童话开始了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三
“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儿童观的诞生，中国的“安党”人士将安徒生童话视为现代儿童观建立的表现，因此采取了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两种方式作为传播与促进现代儿童观的有效手段。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安徒生作品在“五四”时期的翻译情况。翻译安徒生作品成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周作人在“五四”后期对安徒生童话未有更多的译文发表，但由他进行白话文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却为中国文坛白话译介安徒生童话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正如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中所指出的：“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有人译了。”在周作人的影响下，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等都加入到安徒生译介的队伍中，一场“安徒生热”蔓延而起。赵景深读到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有关安徒生童话的评价与译文时还在南开中学读书，他从周作人的文章中了解到安徒生及其童话的价值，他在《郑振铎与童话》一文中详细谈到自己翻译安徒生童话的过程：“我在五四运动后几个月，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当时我开始译安徒生的童话，投得《少年杂志》，接连刊登了《皇帝的新衣》《火绒匣》和《白鸽》。1920年到1922年我在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求学，功课余暇，就继续翻译安徒生的童话，投给《妇女杂志》。由于张梓生的指引，知道研究童话的书有英国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和《童话的科学》以及麦尚劳春的《小说的童年》。郑振铎就在这个时间主编《儿童世界》。他看到我有兴趣翻译童话，就写信给我，要我投稿，并加入他所创办的儿童文学研究会，当然任然以命。”⑩赵景深是位名副其实的“安党”，在他的儿童文学事业中安徒生童话译介是他的重要作品，1923年新文化书社出版《无画的画帖》(此部作品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时改名为《月的话》);1928年新文化书社出版《安徒生童话集》收有赵译14篇;1929年亚细亚书局出版《安徒生童话新集》收有赵译8篇;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皇帝的新衣》;1931年开明书店出版《柳下》。
安徒生童话译介成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文学研究会的两大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以及其他重要报纸和期刊，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妇女杂志》《儿童世界》《东方杂志》等纷纷刊登安徒生童话译作。在1925年时，安徒生童话译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这一年正是安徒生诞辰120周年与逝世50周年。儿童文学运动的主要阵营文学研究会值此契机在两大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与《小说月报》分别推出安徒生专号，专号的封面上都刊有安徒生的头像，隆重而又正式地向国人介绍安徒生与他的童话。
1925年8月16日出刊的《文学周报》186期安徒生专号上共刊出5篇安徒生介绍的专文：徐调孚的《“哥哥，安徒生是谁?”》与《安徒生的处女作》、顾均正的《安徒生的恋爱故事》、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及沈雁冰翻译的《文艺的新生命》。《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有安徒生童话译介作品10篇：徐调孚译《火绒箱》《牧豕人》，赵景深译《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扫烟囱者》《锁眼阿来》《烛》，西谛(即郑振铎)译《孩子们的闲谈》，今麟祥译《小绿虫》，顾均正译《老人做的总不错》等。另有介绍安徒生生平与创作的文章4篇：顾均正的《安徒生传》，西谛的《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赵景深译安徒生自叙性作品《我作童话的来源和经过》与《安徒生逸事(四则)》，博益生著、张友松翻译的《安徒生评价》，其中《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这篇长文共列举安徒生的著作20种，涵盖其所创作的童话、小说、戏剧、诗歌及自传，还列举了12种英译本的安徒生作品，及部分关于安徒生的重要论文与传记作品。此外，还刊登了赵景深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童话剧《天鹅》。(11) 《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收有安徒生童话11篇：顾均正译《乐园》《一个大悲哀》《七曜日》;西谛译《千年之后》《扑满》《凤鸟》;季赞育译《妖山》;胡愈之译《践蹈在面包上的女孩子》;樊仲云译《茶壶》;沈志坚译《雪人》;梁指南译《红鞋》。另再收有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文学评价文章：C.M.R.Petersen著、后觉译《安徒生及其出生地奥顿瑟》，焦菊隐译《安徒生的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的艺术》(此两篇文章为安徒生著《我的一生童话》第
一、二章)，顾均正的《“即兴诗人”》，安徒生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以及顾均正、徐调孚合写的《安徒生年谱》。(12) 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为止，中国已出版发表了90多篇安徒生童话译文，15篇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论文。安徒生童话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熟悉度最高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中国的“安党”人士不仅大量译介安徒生作品，还通过不断对安徒生作品中的“儿童化”特征予以评述与阐释，从而宣扬“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
早在“五四”之前，周作人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中就对安徒生童话的“孩子性”大为赞叹，称安徒生“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作品“词句简易，如小儿言”。又在批判《十之九》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色就是语言上的“小儿语”与思想上的“小野蛮”化(“小野蛮”化即指儿童化)。“孩子性”、“小儿言”、“小儿语”，抑或“小野蛮”化，实际上都是“儿童本位”的同谓语。周作人通过介绍安徒生的作品，评述其作品的儿童化特征，将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内涵予以了具象化，让读者了解到，“儿童本位”的意思就是指形式上“照着说话一样”的简易生动的语言，与思想上天真烂漫的“小野蛮”思想。周作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儿童本位思想的具体呈现当然会选择文学作为表达的载体，也就是说，通过儿童本位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阐释何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周作人选择安徒生童话，在文学的层面上阐释了儿童本位的内涵。周作人的这一选择非常鲜明，他在多次介绍或者评述安徒生童话的时候，对安徒生童话多元而丰富的美学风格，对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明显的“非儿童化”的情节设置，都不予提及，单单突出其“孩子性”的艺术特征，着重对其予以介绍与阐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作人的评述可谓是“以偏概全”，将“孩子性”作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特征加以不断阐释，将“儿童化”等同于安徒生童话。阅读周作人关于安徒生的所有文字，只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安徒生童话就是儿童本位的代名词，安徒生童话等于儿童本位。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这实际上是周作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一个策略。周作人推崇安徒生童话里“为儿童”的特色，就是从文学的层面具体阐释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从当时的文献材料来看，周作人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当时很多儿童文学建设者的认同与呼应，很多“安党”人士在评述安徒生和其作品时都一致地推崇其“儿童本位”的特色。 发表在1925年《小说月报》两期安徒生专号上的卷头语皆由郑振铎撰写，这两期安徒生专号的卷头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成就与地位。郑振铎高度赞扬“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字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深意”。并进一步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就在于，“他所用的文字是新的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当他动手写童话之前，先把这童话告诉给小孩子听，然后才写在纸上，所以能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13)郑振铎又借用勃兰特的评介文字阐明安徒生童话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其儿童化的特点，安徒生的童话“有改变的音调，突然的停歇，姿势的叙述，畏惧的态度，欣喜的微笑，急剧的情绪”，文字里“吸收歌声、图画和鬼脸，把他们潜伏在字里行间，成为一大势力，使儿童一打开书就可以感得到”。(14)郑振铎极为赞扬安徒生作品的“儿童化”的特点，认为这是安徒生作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与周作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此外，赵景深也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安徒生的“儿童化”特色。赵景深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15)，曾写过多篇有关评述安徒生的专文，如《安徒生评传》《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安徒生的人生观》《安徒生逸事》等，还在与周作人“童话讨论”的书信中多次评述安徒生作品，其中《安徒生评传》是赵景深评述安徒生及其作品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专文，这篇文章非常翔实地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同时对安徒生的许多经典作品进行了评介，在当时的文化界影响很大。在谈到安徒生童话的特点时，赵景深有两点概括：一是和儿童的心相近，二是和自然的美相接。从赵景深对安徒生童话特点的归纳中可以看出，“儿童本位”的特征依然是赵景深评介的着重点。
同时期的“安党”人士顾均正也发表有关文章，推崇安徒生的“儿童本位”特点。在《小说月报》的安徒生专号上，顾均正撰写了《安徒生传》一文，提出安徒生“对于文学上有超越的贡献”，主要是因为他能“把儿童的气味曲曲地表现出来”，他的童话“处处充满着儿童精神”，并对安徒生的语言风格赞叹道：“我们好像听到这吹军号者的‘塔拉登塔拉’(tayatantara)和骤雨打在树叶上‘伦腾腾’(rumdumdum)的声音，又如那个兵士‘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小鹳鸟学体操‘一，二，一，二!向左转!向右转!’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安徒生这么完全自处于儿童的地位。”(16)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安党”人士在“五四”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都一致地将其与“儿童化”、“儿童本位”划等号，突出安徒生童话儿童本位的艺术特征。这样的策略选择，是中国的“安党”人士根据自身时代精神的要求所作出的有效选择，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的“儿童化”特征，都将从客观上促进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与普及，国人通过“安党”人士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和评述，从文学的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儿童本位，何为现代儿童观的内涵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周作人等新文化倡导者传播现代儿童观的这个策略是有效而可行的，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注释：
①认为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的代表性论文有：狄福《丹麦童话家安徒生》(《文学》1935年第4卷第1号)，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大公报》1947年4月6日)，张朝丽《安徒生童话个别篇章在接受问题上的反文化倾向》(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王宁《论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悲剧心理》(《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梅媛《浅析安徒生童话中的悲剧情结》，(《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梁志坚《被人忽略的一面：安徒生的基督教情结》(《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3期)。
②张莉：《论童话中的幻想美》，载《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③此说法见周作人《随感录》，载《新青年》第5卷第3期。
④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⑤王泉根：《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⑦刘半农：《洋迷小楼》，载《中华小说界》，1914年7月1日。 ⑧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收入王泉根编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1页。(文章题目系编选者自加)。
⑨(11)(12)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⑩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载《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
(13)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
(14)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9月。
(15)徐调孚：《〈皇帝的新衣〉付印题记》，收入《皇帝的新衣》，上海开明书
不懂外文的著名翻译家——林纾
林纾(1852～1924年)是我国近代一位享有盛名的翻译家,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挪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270多册,计1200万字,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草婴
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宁波，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
主要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小说12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肖洛霍夫作品(《新垦地》、《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卡塔耶夫《团的儿子》、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
董乐山
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1月16日于北京病逝。董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全国解放后曾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1981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译协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美国社会与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与翻译家。著作有《译余废墨》、《文化的休闲》、《文化的误读》、《边缘人语》等;译作有《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等;编著有《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等。他翻译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中文译本中翻译得最好、流传最广的一部，译作文笔流畅纤巧，达到很高的水准。他是一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所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独辟蹊径，是希图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傅雷
(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上海南汇人。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学习艺术批评。1931年回国，在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和法文。1933年后历任时事汇报总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长。抗战爆发后转事译著。一生共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
从30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毕业翻译作品三十余部，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墙·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弥罗埃》，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等。写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专著，以及《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评(三里湾)》《评(春种秋收)》等散文。
季羡林
(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桦
1927年生于昆明。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校主修英国语言文学。在国家外事部门工作三十五年，其中近十四年任职中国驻丹麦大使馆。1997年，获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颁发的“丹麦国旗骑士勋章”，奥登塞市安徒生奖委员会“1997年安徒生特别奖”，并被“冰岛冰中文化交流协会”接受为荣誉会员。2000年，出任“丹麦奥登塞安徒生奖执行委员会”委员。2002年，获丹麦年度“伦斯特德隆奖”。2004年，担任中国“安徒生形象大使”。
主要译著有：《安徒生童话故事精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关于尼耳斯?玻尔的一些回忆》(合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新译本四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丹麦概况》(1997)，《丹麦立宪史》(1998)，冰岛《埃伊尔萨迦》(1999)，及丹麦短篇小说、歌曲若干。主编丹麦凯伦?布里克森作品四卷并翻译其中的《七篇奇幻的故事》、《冬天的故事》等两卷(新世纪出版社，2000)。著有《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新世纪出版社，1998)。
吕同六
1938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1962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专业， 回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全国意大利文学会会长等职。在40多年 的翻译生涯中，吕先生一直致力于将意大利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入我国，他主持的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经典名著”丛书等体 系较大，眼光独到，收录完整，在文学爱好者中很有口碑。近年来，他任主编、由译林出版社出 版的《卡尔维诺文集》和《莫拉维亚文集》等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因为在中意文化交流方面贡献突出，吕同六获得过多种相关荣誉，如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1996)、意大利 总统授予共和国骑士勋章(1990)等等，2002年6月3日，他荣获意大利国家最高荣誉——由意大 利总统颁发的爵士勋章。他出版过的主要著作有：《地中海的灵魂》(1993)、《多元化多声部 》(1993)、《寂寞是一座桥》(2002)等。
罗念生
(1904.7.12—1990.4.10)学名罗懋德。生于四川威远。192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1927年在北京主编《朝报》文艺副刊时，在清华校刊上发表散文《芙蓉城》，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1929年至1933年先后进美国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
1931年在纽约与罗皑岚、柳无忌等合办《文艺杂志》。1933年开始翻译希腊古典文学。此后几十年间，译出许多希腊重要名著。1933年到1934年在雅典美国古典学院研究古希腊悲剧和艺术。1934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1935年与梁宗岱合编天律《大公报》诗刊。
1936年在成都与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创办文艺半月刊《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古希腊文学。1964年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作书目：
《龙涎》(诗集)1936，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芙蓉城》(散文集)1943，西南图书供应社
《希腊漫话》(散文集)1943，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
《论古希腊戏剧》(论文)1985，戏剧
《二罗一柳忆朱湘》(回忆录)与罗皑岚、柳无忌合著，1985，三联
翻译书目：
《儿子的抗议》(中篇小说)英国哈代著，与卢大野合译，1929，远东图书公司
《醇酒·妇人·诗歌》1930，光华
《傀儡师保尔》希腊施笃谟著，与陈林等合译，1931，光华
《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36，商务
《俄狄浦斯王》(悲剧)希腊索福克勒斯著，1936，商务
《特罗亚妇女》(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44，商务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1954，人文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1957，人文
《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
《索福克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
《蛙》(剧本)希腊阿里斯托芬著，1961，人文
《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1962，人文
《诗学诗艺》(理论)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与杨周翰合译，1962，人文
《诗学》(理论)希腊亚里斯多德著，1962，人文
《意大利简史》英国赫德、韦利合著，与朱海观合译，1975，商务
《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1980，湖南人民
《琉善哲学文选》(政论)古罗马琉善著，1980，商务
《伊索寓言》1981，商务
《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1983，湖南人民
《希腊罗马散文选》1985，湖南人民
《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1988，北京
《伊索寓言选》1988，人文
王道乾
(1921—1993)，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艺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绍兴人。1945年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获学士学位。1947年赴法国公费留学，在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攻读法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1950年在华东文化部工作。1954年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文艺月报》编委等职。曾经当选为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代表。1961—1966年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派往出版干校参加《世界史》翻译工作。1979—1993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外国文学报道》杂志主编，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1991年获学术突出贡献国家特殊津贴。
王道乾先生还担任过以下职务：国家社科基金会外国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委;《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美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辞海·文艺理论、现代文学部分》主要编写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部分条目撰写人。
以翻译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而蜚声海内外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在中国创造了一个文坛神话：他在汉语世界里创造了“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他的笔下诞生出的一系列杜拉斯作品，如：《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广场》、《埃米莉·L》、《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物质生活》等，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作家的创作，有相当一批如今驰骋文坛的作家从中获益良多。由此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一个“《情人》现象”，也就是一个作家如何在另一种语境中最充分、贴切地演绎和表达?这是文坛颇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象。不过在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勉为其难”的翻译家，正是某种时代的局限造就了我们的翻译家。如果文学翻译界颁发“诺贝尔奖”的话，那么王道乾先生将是当之无愧的获得者。
王道乾著译作品年表
1951年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法)让·弗莱维勒编选，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2年 《亨利·巴比塞》(法)让·弗莱维勒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5年 《左拉》(法)让·弗莱维勒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米晒耳·隆代》(法)安德烈·腓力普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7年 《烟斗》(短篇小说集)(法)安德烈·斯梯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尔扎克怎样给人物取名字》(法)戈日朗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 《红与黑》(选译)(法)司汤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作品选》
1964年 《关于文学的发展》(法)马拉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方文论选》下卷
《拉辛与莎士比亚》(选译)(法)司汤达 著，(同上)
1972年 《巴黎圣母院》(法国电影)(法)让·德拉努瓦导演，上海电影译制厂
1979年 《拉辛与莎士比亚》(全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愿快乐常在》、《鲁滨逊·克罗索的结局》(短篇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 《琴声如诉》(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1981年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小说)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所《当代外国文学》
1984年 《广场》(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中国社科出版社《世界文学》
1985年 《情人》(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克洛德·西蒙》(随笔)(法)阿兰·罗布-格里耶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1988年 《彩画集》(散文诗)(法)兰波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关于<彩画集>》(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同上)
1989年 《埃米莉·L》(小说)(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婚礼弥撒——关于(埃米莉·L)》(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0年 《杜拉斯访谈录》(随笔 22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尔戈古堡》(小说，遗稿未发表)(法)于连·格拉克 著
1991年 《地狱一季》(散文诗集)(法)兰波 著 花城出版社
《通灵者书信二封》(法)兰波 著 (同上)
《智者的幸福》等诗四首(法)莱昂-加·格罗 著，《世界文学》 《诗三章》(法)于·拉布吕斯，(同上)《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小说，遗稿未发表)(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1992年 《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所《当代外国文学》 《驳圣伯夫》(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年 《ECCE HOMO》等诗六首(法)亨利·米肖 著，《世界文学》杂志 《睡眠及其他》(随笔四篇)(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当代外国文学》杂志
1994年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礼拜五》(散文)(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外国文艺》1995年 《爱的沙漠》、《福音散文》(散文诗)(法)兰波 著，(同上)《亨利·贝尔》(法)梅里美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意大利绘画史)导言》(法)司汤达 著，(同上)《(吕西安·勒万)序言》(法)司汤达 著，(同上) 《(吕西安·勒万)原编者序》(法)亨利·马尔蒂诺 著，(同上) 《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关于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法)雅克·拉康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法国研究》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随笔，关于《琴声如诉》)(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1996年 《书及其他》(随笔十九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 《物质生活》(随笔集)(法)(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情人·乌发碧眼》(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 《红与白》(小说，原名《吕西安·勒万》)(法)司汤达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社会地位》(小说)(法)司汤达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亨利·贝尔》(法)梅里美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旅人札记》(散文)(法)司汤达 著，花城出版社 未来的现象》(散文诗)(法)马拉美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森林的通道》(诗)(法)安德烈·于盖托 著，(同上)1999年 《书》(随笔一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重庆出版社 《书》、《巴黎》(随笔)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三联书店《书城》杂志 2000年 《一天上午的回忆》(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彩画集——兰波散文诗全译》(法)兰波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吕叔湘-英语
夏志安-英语
杨绛-英语
刘士聪-英语
鲁迅-俄语 朱生豪-英语
张谷若-英语
2014年翻译考试中国成语典故英文翻译(4) 一视同仁
He treats everyone across the board.
一模一样
These twins look as like as two peas.
一时兴起
He does everything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九死一生
to have a hair-breadth escape
九牛一毛
Compared with mine, his was simply a drop in the bucket.
人生如梦
Life is but a dream.
人生自古谁无死
Death comes to all men.
人生百岁古来稀
It is seldom that a man lives to be a hundred years old.
人定胜天
Man can conquer nature.
人不可貌相
Appearances are often deceptive./ Never judge a look by its cover.
【笔记】across the board：包括一切地, 全面地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一时冲动地, 立刻
a drop in the bucket：沧海一粟
conquer：征服，占领，战胜，得胜。
【常用短语】①divide and conquer：分步解决，分治
②stoop to conquer： 降低自己的身分去...
翻译大家产生于特定的时代。首先，那是一个潜心读书、真正治学的时代，学者具有高深的修养;其次，那是一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学者立于思想变革的潮头。坚实的文学修养，扎实的外文功底，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时事和潮流的把握，对古今中外文化和思想的融会贯通，凡此种种，促成学贯中西、才华横溢、译作等身的一代翻译大家。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同时，翻译大家“术业有专攻”。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作品;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叶君健，安徒生童话;罗念生，古希腊文学;草婴，托尔斯泰全集;张谷若，托马斯·哈代作品;徐宜，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全集和《鼻子》全集。大家的名字与特定的外国文学作品或作家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专而精，这也是翻译大家为常人所不及的品格之一。
傅雷：
傅雷(1908—1966)，一代翻译巨匠。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流俗而闭门译书，以“稿费”谋生计，未取国家一分俸禄。足见其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数百万言的译作为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傅雷体华文语言”。
傅雷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有《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服尔德传》、《夏洛外传》;巴尔扎克名著《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幻灭》;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等共三十余部作品。 傅雷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傅雷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中不堪受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朱生豪：
朱生豪(1912—1944)，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1929年入杭州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同时攻读英语。1933年，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
从24岁起，朱生豪以宏大的气魄、坚韧的毅力，经数年呕心沥血，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含戏剧31种)。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短短卅二春秋。朱译莎剧《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后，轰动文坛，被时人叹为“宏伟的工程”、“伟大的业绩”。 朱生豪的翻译态度严肃认真，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其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丽。所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作品的最完整的、质量较好的译本。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本)，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
叶君健：
叶君健(1914—1999)，作家，文学翻译家。湖北黄安(今红安) 人。笔名马耳。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1944年至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历任辅仁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副主编等。 叶是中国第一个从丹麦文翻译、并系统全面地介绍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安徒生童话》现有80多种文字的译本，而丹麦报纸评论中文译本是最好的，认为“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当做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为此，丹麦女王曾隆重授给叶君健“丹麦国旗勋章”，这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也是安徒生与叶君健作为作者与译者，因一部作品先后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
主要著作还有《叶君健童话集》，中篇小说《开垦者的命运》、《在草原上》、长篇小说《火花》、《自由》、《曙光》等。散文集有《画册》等15本。
1999年1月5日在北京病逝。 罗念生：
罗念生(1904—1990) ，我国著名古希腊文学学者、翻译家。学名罗懋德。生于四川威远。192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1929年至1933年先后进美国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1933年到1934年在雅典美国古典学院研究古希腊悲剧和艺术。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
1933年起，罗念生开始翻译希腊古典文学。此后近半个世纪，“在中国文化大地上搬来了一座希腊群神聚居的奥林波斯山”。主要译著有：译文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三大悲剧家的悲剧共十三种，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罗念生可说是“人以文传”。秋水般明净不染尘的独特文字，既是他个人性情气质的自然流露，更与希腊精神的知性品格密合无间，所以他也就永远活在这座奥林波斯山上。罗念生的文字，说理的论文有着散文般的清丽，写意的散文又逻辑清明的极境。
1990年，罗念生走完寂寞而平凡的一生，但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草婴：
草婴(1923—2015)，原名盛俊峰，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翻译家。 草婴十五岁开始学习俄语，立志将俄罗斯文学介绍到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草婴系统地翻译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的作品，特别是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六十余部中短篇小说。1987年，草婴在莫斯科获得了高尔基文学奖，成为唯一获得此奖的中国作家。
“作为翻译家，首要的条件是要甘于寂寞。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几本外语书、几本词典、几张稿纸、一支笔，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不是过一天两天，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而是终身。”这是草婴的名言。
张谷若：
张谷若(1903—1994)，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他于20世纪30年代以成功地翻译了英国文学大师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和《还乡》一举成名。他一生从事教授英国语言文学和翻译工作，以治学专注执着、做人正直厚朴而为人尊重。
译有七部、约400万言英国古典文学名著，除《苔丝》与《还乡》外，还有哈代的《无名的裘德》、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肖伯纳的戏剧《伤心之家》以及唐诗英译等。这些译作屡经再版，数十年来拥有海内外广泛的读者，以其译文忠实精雅、注释详尽深入而享有盛誉，成为高等院校外文翻译教学、研究及实践的范本。
他旗帜鲜明地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摆脱原语语言的形式束服，提倡用地道的译语传递源语所表达的艺境，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则在于翻译家的地道做人。张谷若将哈代作品中的艺术特色与技艺精湛而巧妙地展现在他的译作中，完美的再现了原著的审美价值。
徐宜
徐宜(1931—2018)，著名声乐教育家、女高音歌唱家、音乐翻译家。我国近现代歌剧译配奠基人，精通汉语、俄语、英语，熟悉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在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求学期间，向苏联音乐界介绍中国民族音乐，翻译(中译俄)出版了杨荫浏所著的《中国民族乐器》一书。在校繁忙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之余，翻译了许多外国作曲家的声乐作品，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院内出版和教学之用，并提供院外交流。
其译著和译配有许多外国声乐作品，包括歌剧《西方神剧和歌剧咏叹调集》、《法尔斯塔夫》、《费加罗的婚礼》、《浮士德》、《沙皇未婚妻》、《丑角》、《蝙蝠》、《唐·乔凡尼》、《伊戈尔王》等作品。其他还有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伏尔夫、马勒、柏辽兹、穆索尔斯基、鲍罗廷、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19位作曲家的歌曲共五百余首，汇编成十多册歌集，并撰写作曲家的生平及其作品分析材料。
其翻译的柴可夫斯基的三幕抒情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全剧本，由上海光华出版社出版，并提供给上海歌剧院在上海正式公演。她还翻译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三幕歌剧《鼻子》全剧本，由上海歌剧院在北京、上海两地正式公演。主张“艺术源于生活”，擅长观察思考、提炼、升华，从平凡的生活中挖掘素材，并获取创作灵感，创作出大量为人称道的优秀作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和文学成就。翻译态度严肃认真，其翻译思想在形式上的美学特征是用词上体现音乐之美、句式结构呈现出歌剧之美，内容方面的美学特征则是修辞方面的美学特征和在意境与意象方面所体现的美学特征。2018年7月5日，看尽繁华起落，人间冷暖，将一切的盛赞浮名都谢绝了的徐宜走完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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