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饮食文化论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网络时代，数字文化的兴起为各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拓展了新渠道。中华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必须要在充分认识网络时代数字文化发展趋势与特点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归集、平台优选和文化遴选。

第一篇：中华饮食文化论文

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化源流中的地位

摘 要：辽西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早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文化发生的主要源头。红山文化具有“原创性”，为后世中华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燕北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崇龙”文化最早起源地之一，后世中华文化中的崇龙习俗很可能就源自燕北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不仅在技术、艺术等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中华尚玉之风源于西辽河流域。修筑祭坛以祭天、建造宗庙以祭祖的文化传统亦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关键词：红山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崇龙尙玉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表明，红山文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与同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并不逊色和落后，反而在某些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并对后世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后世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

一、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关于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苏秉琦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估，认为辽西发现的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不仅把中华古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苏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高级技术能力；大型公共仪式建筑；等级化、复杂化的社会结构。红山文化已具有了文明的涵义但不具备文明的全部内涵，应看到它已形成了文明的“干细胞”。红山文化为后续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古文明则是其序曲，比中原早1000年；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西辽河则是中华民族的祖母河。苏先生还提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就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器为标志，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的发展已经达到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能发现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套的玉礼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①郭大顺先生认为：“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②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不仅突破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时空上的传统认识，而且引发了学界对文明要素和标志、文明起源之路和模式等相关问题的热议，并提出了很多新观点。红山文化研究进一步突破了文明三要素的局限，认为金属器、文字和城难以作为文明的普世标准。有学者提出应把“礼”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项主要标准。考虑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发达及尚玉之风之浓，也有学者认为应把玉器及玉文化作为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牛河梁地区发现的规模宏大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祭祀遗址也为那种将大型祭祀中心视为文明起源的一大要素的观点提供了实证。以往认为农业的发展为文明起源提供了直接物质基础，但新的观点认为渔猎经济同样能够孕育文明。

通过对红山文化所包含的文明要素的考察，可以判定红山文化晚期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出现了文明曙光。从西辽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及社会进化来看，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本区新石器时代最高峰，放大到整个中国甚至更大空间范围内，红山文化的社会进化程度也更为复杂。尤其是，红山文化的文明发生之路，在中国乃至东亚具有代表性。所谓“由巫而王”、“由祀而礼”可能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从氏族迈向文明和国家的独特之路。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所处的社会阶段正对应于塞维斯的国家起源和形成路径中的酋邦阶段，这不仅为酋邦理论提供了实证，而且也对恩格斯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做了修正、发展和完善，即由平等的氏族社会过渡到国家之间曾经历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社会阶段——酋邦阶段，这也许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对红山文化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验证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和模式。

苏秉琦先生还认定，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文明起源模式为“原生型”，③因为考古发现确知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本地区有着几千年文脉一致、相承的文化序列。苏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认定北方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各自文化序列清晰，他们是平行发展的两个文化区系，并非前者由后者“衍生”而来。他认为各大考古文化区的诸考古文化之发展大都是同步或大致同步的，影响是互相的。但同步不等于对等，它们的发展是有先有后的，影响也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次的。某些先进文化因素最初在中原以外地区出现并对中原地区产生影响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原地区与周围地区文化交流关系，不是像光和热那样由中原地区向四周放射，而是如车辐聚于车毂那样由四周向中原汇聚。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尤其如此。④

二、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源流中的地位

红山文化具有“原创性”，为后世中华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苏秉琦先生曾经从文化区系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过“三岔口”和“Y形文化带”的概念，认为这一Y形文化带在中华文化起源史中具有极为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史上最活跃的熔炉和文明曙光升起最早最光亮的地区，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⑤其中，这个“Y”形文化带，就包括红山文化所在的燕北西辽河流域。苏先生以牛河梁为例，说明距今5000年前晚期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南北交汇，促使中华文化的传统初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的平面图前部像（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皇帝祭天场所），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⑥

红山文化在诸多方面与后世中华文化之传统相契合，说明了红山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就物质与意识而言，红山文化更重视后者，存在所谓“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郭大顺认为，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把完全脱离实用性的玉器作为唯一随葬品而排斥其他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器类，更说明红山人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时，是视思维观念的精神因素在物质因素之上的”，⑦是信仰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联系，在红山文化先民的思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同样发现，是“精神因素”、是信仰和意识形态，而非物质文明和生产力状况，一直居于突出重要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君权神授的政治观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观等均与红山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天、地、人的观念，这可以从牛河梁冢坛遗址的结构和祭祀功能中找到答案。牛河梁遗址可见对“三”和“方圆”的运用，其中，牛河梁和东山嘴祭坛南圆北方的建筑布局是那个时代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尤其有趣的是，冯时运用天文学原理分析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的设计，提出牛河梁三环石坛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⑧

根据对红山文化的原始信仰——对天神和祖神的崇拜及文明起源路径的考察可以断定，三代以后君权神授的政治观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他是由天神崇拜及对祖神与天神关系的认识，结合现实需要推演而来的。从文化内涵和特征来分析，红山文化是在吸纳周缘文化的优势因素发展起来的，由此具有了兼容并蓄的特征，并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传承下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从牛河梁与东山嘴遗址可见一般。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三位一体，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一致。指出：“牛河梁遗址群以三组建筑为主的规划布局，既主次分明，又相互联系，彼此照应，形成以女神庙为中心，以金字塔式巨型建筑为前沿，以诸多积石冢为环围，有主轴、有两翼、有呼应的大规模礼仪性建筑群体。”这一布局乃是“以与当地自然环境完全和谐一致而实现的”。牛河梁遗址“这种大范围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巧妙结合和将人文景观融入大自然之中的奇特效果，已经超越了建筑群反映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人与人的等级关系，而具有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深刻含义，即包括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在内，以至令今人身临其境也会产生一种‘神地感’”。

三、红山文化“崇龙”习俗及其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影响

“崇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国是龙的国度，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先秦时代，龙之寓意颇丰；秦汉以来，龙又成了王权的象征，历代帝王多以龙种自居，龙与封建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民间百姓则将龙视为吉祥之物和能够翻云降雨的神灵。中国的崇龙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文脉不绝。考古发现的史前崇龙遗迹和遗物，在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诸文化遗存中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年代最早、题材与造型也最为丰富。⑨可以断定，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崇龙”文化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后世中华文化中的崇龙习俗很可能源自西辽河流域，因此有“龙出辽河源”的提法。⑩

燕北西辽河流域有着中国历史上的最早崇龙实证，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就是在辽宁阜新查海发现的摆塑“石堆龙”。据调查，该石堆龙采用红褐色大小均匀的石块堆塑而成，龙头、龙身处石块堆积尤为厚密，而尾部石块堆积则较松散。此龙昂首张口，蜷身弓背，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龙头向西南，龙尾朝东北，龙身全长19.7米，宽1.8-2米，11郭大顺先生将其称为“摆塑石龙”。它的发现说明，早在兴隆洼-查海文化时期，龙的观念就已出现。不过，该石堆龙之形状与红山文化玉猪龙并不契合，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工作队在兴隆沟遗址成功发掘到了头部为实物猪首、躯体用陶片、石块摆放成“S”形的龙形物。有人认为，“摆放的真实猪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块和残石器组成的“S”形躯体代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猪龙形象，具有明显宗教祭祀意义，这也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的形态，对研究龙的起源以及龙礼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12

距今6000年的敖汉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一件尊形陶器，上面刻有猪头龙、鹿头龙和鸟头龙图形纹饰。据田广林先生研究，这样的图形纹饰迄今在小山、赵宝沟和南台地三处均有发现，三处发现的图案纹饰在制作技艺和造型等方面高度一致。共同的特点是作为龙头采用写真手法，躯体则采用抽象的变体的表现方法，蜷体麟身，呈飞升之状。田先生认为：“这种麟身能飞的神秘鸟兽，可以分别视为原始形态的鹿龙、猪龙和鸟龙。从稍晚大量出现于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鹿首、猪首、鸟首蜷体玉龙和石龙的造像特点来看，赵宝沟文化遗存中的鸟兽图，就是红山文化蜷体龙的直接前身。”

红山文化时期，尤其在晚期，燕北西辽河流域的崇龙习俗更为浓厚，实证是考古发掘和发现了大量龙形遗存和遗物，主要是玉龙、石龙以及陶器上的彩绘鳞纹。其中，“猪首龙形器”——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类，也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龙”的实物之一。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数量最多、形象最完备、构成最清晰、功能较明确的玉龙，在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3目前已确认属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之数量尚未有确切统计，估计包括采集和传世总计约数十件。其中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C”形玉龙。14三星他拉玉龙为猪首蛇身（有学者不赞同蛇身说），该玉龙琢制精细，造型奇特，为已知的距今年代最早的玉龙。红山文化各种形制的玉龙在造型、制作等方面已经高度规范，无论是在总的形象特征还是细部的艺术处理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反映了“龙”的形状、龙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初步定型，崇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崇龙文化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崇龙文化可能就源于北方的西辽河流域。有学者研究，中原地区代表龙山时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龙纹，从整体造型到局部鳞纹表现，都与红山文化之龙纹有联系。据称古史传说中黄帝的龙图腾形象，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极其一致，两者都呈蜷曲状。商代甲骨文龙字源于红山文化的蜷龙，商代的龙形玉雕也承袭了红山文化玉龙的传统。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也应是由红山文化玉龙发展而来。不过相关实证还不充分。张永江先生指出，（即使）现有材料不能证明中原的龙源于红山文化，但反过来却（能）证实红山文化之龙绝不是中原影响的结果。而且，与龙同样重要的凤之形象在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形器上业已出现，15这也远远早于中原地区。16

关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崇龙习俗之起源、发展及其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影响，田广林先生概括的非常精当。他说，我国渊远流长的崇龙习俗最早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就影响而言，至龙山时代，源于红山文化的崇龙礼俗开始流行到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三代及以后，中国的崇龙习尚凝结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并在后来中国历史中长期起到重要的规定性影响。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崇龙习尚，其最初原型是猪、鹿、鸟和蛇，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定型为兽首蛇身、周身蜷曲的标准形态，这便是后世三代龙纹的来源。

四、红山文化与中华“尚玉”传统的渊源关系

中国不仅有着浓郁的崇龙习俗，还有着悠久的尚玉传统。崇龙和尚玉并行为华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根据现有资料，中国的尚玉习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北方的西辽河流域，一个是南方的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其中，尤以前者更为重要。石器时代开始的这种崇玉尚玉习尚，经由几千年的发展，孕育而成一种内涵蕴意丰富的文化，渗透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深处，蔓延和扩展至中华大地，并延续至今。

在燕北西辽河流域，早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具备了辨识真玉的知识和能力，学会了玉器的雕琢和使用。从那时起直至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在几千年岁月里，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尚玉风尚延绵不绝、一脉相承，且愈演愈盛。兴隆洼文化玉器是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用玉遗存，我国因此也成为用玉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国家。17迄今所见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己有数十件，分别发现于四个地点。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出土的玉器种类有玉玦、匕形器、管、斧、镑凿等。其中，玉玦是中国北方最早发现的，数量最多，其选料加工也比较讲究。兴隆洼文化玉玦造型规范，工艺精良，可能已使用线切割技术。邓聪教授认为兴隆洼文化所在地为中国玉雕工艺线切割技术的原生地，由此辐射至中原——南方环太湖流域，并辐射至俄罗斯滨海地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18

红山文化之玉器在承继兴隆洼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和发展，是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与兴隆洼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玉器数量、种类题材明显增多。除中原地区常见的壁环类玉器外，红山文化还有丰富的动物形玉器，如龙、虎、龟和鸟、鸮、鱼、蝉以及其它具有专门或特殊用途的玉器，如马蹄箍形器、勾云玉佩等。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先进，雕琢工艺精湛、高超，非专业人员难以做到。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和造型已相当规范，显然是受到了某种思想和观念的约束。红山文化玉器社会寓意深刻、丰富，功能多样，使用也很普遍。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玉器不仅在技术、艺术等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红山文化“玉文化”发达有多方面的成因：本地区几千年的制玉尚玉传统、东北地区玉雕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红山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及信仰层面的因素，后者对于红山文化尚玉之风的兴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山文化玉器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史前玉器发展进程中居于核心地位。19传统上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是黄河中游地区，张永江指出，正如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成就一样，玉器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成就。虽目前尚不能肯定红山玉器与中原玉器的关系，但红山玉器在中国玉雕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20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陶寺文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可能是间接的。殷志强认为，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装饰构成以及商代玉器、玉龙看，红山文化玉器对外影响颇大。21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对后世的影响最直接的是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多年主持殷墟发掘和研究的郑振香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对商代是有影响的。他指出，红山文化中的“兽形玉”、勾形器柄在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有发现，因此殷墟这两类玉器大概来自红山文化。22郭大顺提到商代玉器中的代表性玉器即玉雕龙，其玦形和首部形象都是与红山文化玉龙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的。玉勾形器则是由红山文化流传下来的。商代安阳殷墟出土双连玉龟壳、妇好墓出土简化型勾云玉器和勾形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也出土玉龟壳、勾云形玉器都与红山文化相同，这是红山玉影响商周玉的重要例证。

红山文化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可以找到直接证据，红山文化玉器至少在四个方面对商代玉器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一是玉材使用方式。商代立体动物形玉器，多用子料雕刻琢磨，依玉材的形状与大小施以合适的艺术题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这种巧用玉材的琢玉方法始见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多用此工艺琢磨。二是构图方式，尤其是一些玉龙、兽形玉器的构图技巧，很明显是来源于红山文化玉器。三是装饰技巧。商代玉器有一些装饰技法源自红山文化。四是红山文化玉器对商代玉器工艺直接起到了示范与标准化作用。商代玉器在很多方面受到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的影响。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钩形玉与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玉钩形器一模一样。23

五、红山文化与中华祭天崇祖、尊奉礼制等传统的渊源关系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筑祭坛以祭天、造宗庙以祭祖的文化传统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王巍先生指出，红山文化的圆形祭坛的形制和结构是我国同类遗址中年代最早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祭祀系统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中发现的圆形祭坛平面呈圆形，分内中外三层。由外向内逐步升高，整个祭坛成为三重圆坛形。红山文化的三重圆形祭坛与后代用于祭天的天坛的结构不乏相似之处，即同为三重圆坛，由外向内逐渐升高。而良渚文化的方形祭坛则与中国古代用于祭地的地坛形状结构相近似。24对于牛河梁遗址，苏秉琦先生一再强调：坛、庙、冢是配套的，应该近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与十三陵。是“海内孤本”。

中国有悠久的崇祖、祭祖习俗。商代的崇祖、祭祖文化尤其浓重，这很可能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红山文化女神庙开启了中国宗庙制度的源头。郭大顺先生对此有过论述：“女神庙的结构、布局已具宗庙雏形。”“女神庙的这种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呼应的复杂结构和布局，其规模和等级都远非史前时期一般居住址单间、双间、甚至多间房屋所能相比，而是已开后世殿堂和宗庙布局的先河。”“这正如《礼记·曲礼下》所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史前时期有一种呈‘吕’字形的双间房址曾被建筑史界作为后世‘前堂后室’的前身。牛河梁女神庙不仅各室间有了主次之分，而且已具备左右侧室，这又正符合‘室有东西厢曰庙’（《尔雅·释宫》）的说法。所以，从建筑结构布局分析，牛河梁确已具宗庙雏形。”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因素和标志的“礼”源于新石器晚期的巫术和祭祀，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尤盛，很可能是后世中华之“礼”和礼制文明的直系源头。王立新先生认为，牛河梁遗址一带埋葬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特殊人物，而同时又禁绝世俗性居住和一般性的族属墓地进入这一地区，这与周代社会“礼不下庶人”的做法是颇为接近的。25周代的礼制，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祭祀礼仪，经由商代，完成由祀到礼的转变——即由调节天人关系发展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礼制，敬天地、祭祖宗、尚君权是其基本内容，红山文化是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礼制文化的肇始。26“礼”、“礼制”或“礼治”的核心是君权神授和宗法思想，夏商西周三代统治阶级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继承了上古社会形成的神权思想和宗法思想。君权神授和宗法传统构成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源头可追溯到红山文化。

东山嘴和牛河梁建筑遗址契合中国古代建筑布局之风格，可以断定，红山文化开启了中国特色建筑传统之先河。徐光冀先生曾指出，东山嘴遗址“石砌建筑基址呈组群布局，而且采用均衡对应的方式，以南北纵轴线安置主要建筑，注重中心建筑与两侧建筑对称，方形建筑与圆形建筑对应，开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建筑布局的先河”。27尤为有趣的是，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均体现了古人讲求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的用意。东山嘴遗址石砌建筑基址的主要特征：远离居住区，基址几乎占据整个山梁正中向南突出的前端部分，周围地势开阔，东临大凌河，与对岸马架子山遥望。而牛河梁“女神庙”则表现为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雏形。遗址内供奉有主神、群神及附属的动物偶像，墙壁彩绘等，这些特点对中国古代宗教建筑的影响显而易见。

注 释：

①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19.

②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A].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③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A].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沈阳：辽宁大学处版社，1994.

④郭大顺.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2）：99.

⑤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4-127.

⑥苏秉琦.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J].辽宁画报，1987，（1）.郭大顺.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2）：99.

⑦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A].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⑧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J].北方文物，1993，（1）：9.

⑨田广林.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D].东北师范大学，2003.

⑩郭大顺.龙出辽河源[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1席永杰.从考古新材料看西辽河流域古代科技发展水平[M].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第一辑），2008.17.

12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4.

13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J].文物，1984，（6）.

14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J].文物，1977，（12）.

15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41.

16张绪球.中国史前玉器的起源与发展[A].玉魂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17席永杰.从考古新材料看西辽河流域古代科技发展水平[M].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第一辑），2008.13-14.

18员雪梅.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述评[M].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59.

19张永江.论红山文裕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42.

20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6.

21郑振香.殷墟玉器探源[A].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2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6.

23王巍.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58.

24王立新.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23-128.

25王惠德.红山文化无底筒形陶器初步研究[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46.

26徐光冀.座谈东山嘴遗址，徐光冀发言记录[J].文物，1984，（11）.朱乃诚.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1.

27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2）：42.

（责任编辑 孙国军）

Comment the Status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 and Source

Teng Haijian

（Seminar of Hongshan Culture；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024000）

Key words： Hongshan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worship the dragon and uphold the jade

作者：滕海键

第二篇：创立“中华饮食文化专项基金” 创建 餐饮新概念“中华节气菜”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华饮食文化专项基金成立仪式暨中华节气菜推广项目”新闻发布会，于2018年5月29日上午，在中国著名老字号全聚德前门起源店隆重举行。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华饮食文化专项基金是对餐饮文化的责任担当，重头项目“中华节气菜”则聘请饮食文化专家、国际中餐名厨，深挖文化，技术革新，引导非遗文化走入新时代，同时建立理论体系。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秘书长蔡宝光，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邢颖、秘书长尚哈玲，益海嘉里集团董事总经理牛余新、餐饮事业部市场总监杨滨，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京、副总经理高洁等出席本次活动。新闻发布会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高福主持。

四方携手共同见证“中华饮食文化专项基金”成立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及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见证“中华饮食文化专项基金”的成立，担当起对餐饮文化的责任，并希望通过未来2-3年的推广，让中餐的饮食文化得到提升，促进中餐繁荣，扩大中餐在世界的美誉度。

蔡宝光秘书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全力支持“中华饮食文化专项基金”的建立，通过立项、挖掘和弘扬中华饮食文化之大美，促进中华节气菜的有效推广。

邢颖常务副会长在致辞中指出：益海嘉里、北京文服和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共同发起创建“中华饮食文化专项基金会”并得到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这是我们四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中华饮食文化的创新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饮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立专项基金，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挖掘、总结、传承、提升和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即将发布新创建的“中华节气菜”定义，开启了中华节气菜的系统理论研究，引导和促进餐饮企业对节气菜的研发和市场销售，提升企业和菜品的文化内涵。

中国创建餐饮新概念——中华节气菜

新闻发布会重中之重，推出餐饮新概念“中华节气菜”。

饮食文化专家白玮指出：“中华节气菜是指遵循春夏秋冬的时令变化规律，以‘阴阳平衡’、‘五味调和’为核心理念，敬畏天地，珍爱生命，尊重食材，以多样化的烹調技法，打造具有鲜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菜式体系。”并从中餐文化的内涵和标准、二十四节气的历史文脉、二十四节气的农事活动顺序等方面深度剖析的中华节气菜的文化来源与原理。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名厨委员会主席、大董意境菜创始人董振祥解读“中华节气菜的意境”。

鲁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屈浩、淮扬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晓燕、广东省五一劳动模范谭国辉、川菜30年功勋匠人兰明路透过视频为本次活动送来远程祝福。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名厨会员青年名厨俱乐部主席王海东带领青年名厨淮扬府王昌荣、便宜坊赵斌、望海楼马伟等共同推出了“中华节气菜”夏季品鉴，让与会嘉宾品尝到舌尖上的“中华节气菜”。

第三篇：以数字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全球传播

【摘要】网络时代，数字文化的兴起为各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拓展了新渠道。中华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必须要在充分认识网络时代数字文化发展趋势与特点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归集、平台优选和文化遴选。文章分析了网络时代数字文化对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推动作用，探讨了网络时代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机制，并提出了网络时代数字文化助推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策略，即构建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数字传播平台、以科技创新带动中华文化数字传播、以智能社交助推中华文化数字传播。

【关键词】 网络时代 数字文化 中华文化 全球传播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8.017

互联网数字化时代，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正有效地突破民族和地域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碰撞与整合。如何依靠数字技术进行中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中华文化的真切体验和有效传播，能够让世界感受优秀中华文化的神奇魅力和文化张力，是一项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网络时代数字文化对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推动作用

网络时代数字文化发展趋势与特点。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使得以数字新媒体为核心的数字文化产业格局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中国的数字文化产业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兴起的，其产业链已经覆盖了广电出版、网络游戏、动漫影视等诸多领域，并在政策、技术、资本等多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呈现新的发展特点。首先，数字文化以互联网为载体，突出技术革命导致的文化消费与传播范式的变迁，如今，数字技术正超越其技术本身渗透到大众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民众较为认同的一种文化表达样式。其次，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文化资源的数字内容产业化。与传统文化产品相比，数字文化产业具有内容丰富、信息含量大、创意性强、传播速度快、信息接受效率高、科技附加值高的特征，而大量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可以通过数字内容的转化，依托移动互联网实现规模化、产业化。最后，科技与文化的加速融合推动文化产业的转型发展。如今，以腾讯、爱奇艺等为代表的网络媒体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建立了电脑与智能手机等不同终端可随时访问的视频播放空间，能够有效建构文化内容生产者，文化体验用户和传统电视传媒三者间新型视频网络文化。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虚拟网络社会关系搭载着游戏、传媒等构成了新型文化业态，使广大用户借助数字媒体能够体验消费多样文化产品。

数字文化对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推动作用。网络数字技术使得文化传播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了无国别的跨界传播，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壁垒，减少民族文化全球传播的损耗，赋予更多国家以全方位平等传播的权利，重塑信息传播的生态。第一，数字文化的全球传播使民族文化走出去的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成本耗费更少。网络数字技术实现了文化创作、文化加工、文化消费的全程数字化，并可通过网络数据库达到重复利用的目的，其海量信息与全球化的传播增进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群间的文化传播与信息交流，便于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各国。第二，数字文化的全球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播跨越意识形态的壁垒，让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内容变得更为多样丰富。当前，西方部分国家对中华优秀文化加以排斥和丑化，而互联网数字文化的传播具有传播壁垒较少的优势，有利于展示中国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第三，数字文化的全球传播有助于减少由语言障碍引发的民族文化传播损耗。网络数字媒体使文化信息传播的方式从单一的文字扩展到具有交互功能的图文声像，激发了人们的阅读兴趣，增强了用户文化体验的真实感和实效性。第四，数字文化的全球传播推动数字媒体的全球互动共生。网络数字媒体注重对社交互动和社会关系的打造，通过开展增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层的社群互动，为文化生产和全球传播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技术范式，可以很好地实现全球文化的互动共生。

网络时代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机制分析

网络时代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内容归类。文化资源是数字文化全球传播的基础和核心，传播内容的先进性与适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实现。从内容上看，其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当代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

首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汇了儒释道的哲学思维、人伦思想、行为规范、审美标准和社会理想等，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力量之基，也形成了众多不朽的文化思想经典。通过对中华医药、书画、武术、文学、茶艺、饮食等的研究，均能发现其中渗透着大量寻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调和致中、修身养性的哲学智慧。当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与数字技术融合时，形成蕴含中华传统元素的数字文化精品，就能产生独特的视觉体验和艺术审美效果。其次，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和谐世界的创建，能够体现民为邦本、自强不息、天下大同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蕴含当代先进文化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都是强化中华全球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宝贵文化资源。最后，能够体现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生活和社会现实写照的文学、影视、记录片等文化产品都是数字文化输出的重要形式。例如，网络中很多关于中国城市文化的记录片，以宏大的历史叙事背景，辅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城市人文记忆，用贴近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故事激活地域文化的时尚魅力，获得中外友人的一致好评。

网络时代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有效平台。网络时代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有效平台是丰富的，既有来自国家级的权威网络媒体，也有来自类似孔子学院的海外文化传播媒介，更有以社交功能为主的网络与数字媒体以及商业化运作的网络传媒企业。首先，随着网络数字媒体的国际化转型，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等权威媒体均在海外设立网络站点，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尤其近年来，中国官方主流媒体以深掘和传播传统文化为核心，借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立足历史丝路文化交往中达成的理念共识，不断丰富中华文化数字化的传播内容，创新民族文化数字化的传播形式，构建出能够体现新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输出模式。其次，为了推动汉语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提升民族文化的软实力，中国早在2004年就在欧洲多国开办孔子学院，十多年来，孔子学院发展迅速，从最初探索在全球范围内创建汉语教学以及传播中华文化到现在高效推动中华文化同异国文化的资源的整合交融，都需要以新兴数字媒体为支点构筑全球化的文化传播平台。再次，以微博、博客等社交和信息傳播分享功能为主的网络与数字媒体，使受众对于日常生活与历史文化的感悟与传播变得更为便捷，文化传播的生活气息以及历史情感因素得以强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跨文化人群圈层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互动，有效提升文化受众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度。最后，近年来，商业化运作的网络传媒企业在出海经营与文化传播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中国部分网络动漫和网络游戏企业借助中华武侠文化，实现数字IP的多场景应用，让更多拥有中华文化DNA的创意动漫游戏在全球盛行。

网络时代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遴选机制。网络时代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地域、民族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容易导致文化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还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只有符合文化互动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受众的体验性、体现民族文化的现代性，且兼具历史文化意义与当代社会价值，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中华文化面貌与特性的数字文化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遴选机制主要包括三个维度：文化认同机制、文化分层机制、文化传播机制。

第一，从文化认同机制来看，主要包含文化分享、文化认同反馈、文化数字传播过程等，其中文化分享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在进行文化分享的时候，必须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从而才能更好地达成文化共识;文化认同反馈的本质是受众理性自觉看待和认同文化内涵、价值理念的过程。数字传播过程论指的文化数字信息在民族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交换、接受、认同过程。

第二，从文化分层机制来看，数字文化从文化内容结构上看同样可以分为涉及日常衣食住行、民族风俗习性等的基础器物层，涉及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的中间制度层以及涉及民族价值理念、思想意识形态的高级精神层。相比于数字文化中间制度层和高级精神层输出占比低、输出难度高的特性，中华数字文化对外传播的基础器物层具有输出占比高、社会认同度好、输出难度较低的优势。因此，在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过程中要调整文化输出结构的分层占比，提升基础器物层数字文化输出的品质，进而推动中间制度和高级精神层的文化输出。

第三，从文化传播机制来看，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需要考虑传统文化与优秀当代文化的融合，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不仅涉及对外传播的内容遴选和途径优选，还要重点打造中华数字文化的自信。当然，这需要综合考虑中西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及文化受众的心理接受度。

网络时代数字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路径选择

从时代进步发展的趋势来看，互联网和数字科技既是中华文化实现对外传播的时代背景，也是利用科技创新、加工、包装、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手段，更是中华文化实现世界内高效传播的主要渠道和平台。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应构建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数字传播平台、以科技创新带动中华文化数字传播、以智能社交助推中华文化数字传播。

构建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数字传播平台。当下，数字新媒体作为中华文化全球传播重要工具和渠道，已经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网络文学、动漫游戏、影视艺术等以网络数字化的重构与包装方式来实现中华文化的新式话语表达。而这种汇聚传统性、现代性、开放性与流行性的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实现文化资源的开放共享和协同创造，它不但激活了中华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创意，也大幅降低了文化产品制作门槛，让文化传播的受众群体可以自主地融入内容创作中去，从而实现互通、分享、传播。因此，数字文化不是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生硬介入，而是要重塑一种新的文化加工与传播范式。其中科技与文化结合所构成的“新文创”，是数字技术持有者与文化编创者积极主动进行文化创意发展与传播的过程。而文化产品个性化、社交化、智能化的数字传播能够带来震撼人心的卷入式传播体验，并可通过数据无缝对接实现实时受众分析、文化传播与服务模式的动态优化。此外，构建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数字传播必须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全力提升对外文化交流人才的专业素质、文化水平、经营能力、沟通能力。

以科技创新带动中华文化数字传播。鉴于不同民族在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世界范围内受众群体对中华文化认同与接受依然存在较大差异性。因此，文化数字化在实现对中华文化内容的创新重构与创意表达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数字文化本身在不同民族中的适用性，遴选数字文化内容和优选传播途径，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第一，要加大数字科技与中华文化融传播的力度。数字文化创作者必须充分利用网络数字科技的优势，在传统文化的记录呈现、创意加工以及传播弘扬上实施技术革新，不断拓展文化表达的空间。第二，借助科技催生数字文化传播的新业态。比如，数字影视、数字出版、电子竞技等利用网络视频处理技术、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等拉近传播受众与中华文化的距离。第三，要增强中华数字文化的全球适宜性。当下，如何利用流行音乐、游戏动漫、网络影视所构成的创意文化产业链来汇聚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正能量，探寻和建构中华文化与全球文化融合共生的契合性显得尤为重要。第四，要利用数字文化来讲述好中国故事。数字文化的创建和传播者需要在充分尊重文化落地受众感受与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实现对受众文化接受度的精准研究，立足于当地人的审美标准来讲述中国文化，从而打造富有当地特色的文化社群，更好地实现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述，使其在互联网范围形成“话语圈层”效应，突破异域文化和语言形成的屏障，实现中华数字文化有效传播。

以智能社交助推中华文化数字传播。如何让数字文化将社交功能、智能科技和共享传播有机融合起来，精准把握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地域群体的文化选择、文化再造与传播规律，实施有针对性的中华数字文化输出，是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关键。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在网络媒介技术支撑下，文化受众群体不再局限于过去“全程依赖”的广播、电视、书报媒体，以社交为基础的数字媒体实现了不同文化的黏合与重构，使得“回音壁”式的社群文化认同效应不断扩大。其次，中华数字文化的全球传播要精准把握世界各国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律，方可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输出。如与中国人常用微信、QQ来实现社交互动不同，西方人士更多地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开办一些专业服务国外文化传播的社交媒体平台，着重研究如何借助西方社交传媒来再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数字内容。最后，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来进行中华文化的精准推送。大数据时代，我们已经可以通过用户信息浏览的数据分析，精准地把握和分析国外用户群体对中华文化具体内容的检索兴趣，有针对性地进行中华文化的信息推送，吸引人们更为主动地接触和选择中华文化，形成文化受众群体的粉丝效应和口碑效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深层意象派’诗歌的中国儒学思想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BWW015)

参考文献

曹明伦，2019，《关于对外文化传播与对外翻译的思考——兼论“自揚其声”需要“借帆出海”》，《外语研究》，第36卷第5期。

吴喜，2019，《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晏青，2019，《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媒介逻辑与社交融入创新》，《南京社会科学》，第7期。

张恒军、唐润华，2018，《中国价值观全球传播的新契机和新逻辑》，《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

责 编∕周于琬

作者：徐文

第四篇：中华饮食文化审美与旅游相关性分析

[摘 要]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近年来，随着游客需求的多元化发展，游客对于旅游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元素需求日益高涨，文化与旅游的关联性也日益密切。本文从中华饮食文化的美学特征出发，探讨了传统文化与旅游发展的相关问题，提出关于饮食文化审美的旅游发展建议，并有针对性的对湖湘饮食文化的旅游资源开发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中华饮食文化 审美 旅游 相关性 湖湘

随着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颁布，我国旅游业引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我国旅游产品大多数仍集中于观光、度假型，但随着旅游者需求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旅游活动中的文化需求也逐渐增加。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旅游开发将成为未来几年我国旅游业的开发重点。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我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之一;中华饮食又与法国饮食和土耳其饮食并称为世界三大饮食体系。因此，饮食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丰富我国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也在一定层面上利于提升我国旅游业的国际影响力。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饮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的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 。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中，“吃”往往被摆在首要位置。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饮食文化在当下旅游活动中不仅能为游客带来更多的文化享受，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彰显与弘扬的良好平台。饮食文化与旅游的进一步结合，一方面使得传统饮食文化在旅游活动中得到更多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饮食文化亦能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和品位。二者有机融合，将发挥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的优势效应，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的和谐局面。

当前，我国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发，多数还停留在以味觉体验为主的外在形式，很少能够全面反映饮食文化的全面特征和内在底蕴。中华饮食文化通过数千年的发展，不仅具有取材丰富、烹饪技法发达的直观特点，更重要的是艺术、哲学、医药、宗教等传统文化在饮食文化领域均有所体现。在食物形象、饮食环境、器具、风俗等方面，中华饮食均呈现出了丰富的美学特征，而这一系列审美元素正是旅游活动尤其是旅游审美活动当中最为宝贵的资源。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挖掘和发展传统饮食文化中的各类审美元素，使饮食文化和旅游经济得到真正的互动发展。

二、中华饮食文化审美的要素分析

1.菜肴之美

人们通过“色、香、味”来品鉴一道菜式，以此评判菜肴的整体水平，这便是通常意义的菜肴之美，也是最普遍、最直接的饮食审美。古人在饮食上很重视色的美感，如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曾有“色恶不食”一语 。这里的“色”可理解为是菜肴给与人的视觉体验，包含色泽及造型之美。传统饮食通过借助各类食材的天然色泽及质地，运用不同装点与烹饪技法将菜点以工艺品一般呈献给食客。“香”是菜肴付诸人的嗅觉器官后给人的一类审美体验。中华菜肴香气类型丰富，它同“色”一样，能提前为人们带来饮食的美感。“味”则是一道菜肴关键审美要素之一，中华饮食在食材本身之特性的基础上，辅以各类特有香料，采取不同的加热方法最终形成五味俱佳的菜品。

人们运用视觉、嗅觉以及味觉的综合感官，最终完成对菜肴的体验过程，从中体会饮食之美，这也就是认同范围较广的对于饮食的基本审美过程。

2.菜名之美

菜名的艺术是中华饮食独有的美学元素之一。人们对于一道菜肴的第一印象，菜名往往比色泽和香气更加直接。因此，古往今来，中国菜的命名都经过反复推敲，甚至与文学、民俗等传统文化联系紧密，这是中华饮食相对其他国家饮食所特有的。我国菜名除通过色彩、造型、味道、原料或烹饪方法等直接命名之外，更具特色的是以其象形性、寓意性等命名，如佛跳墙、龙虎斗等。尤其是在宴客之时，还菜谱整体的寓意和关联性，如同诗文中字、句、篇的关系，需要“字斟句酌”，使人们在享受饕餮的同时领悟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3.器具之美

中国菜肴在餐具的选择使用上十分考究，人们把使用和欣赏各式器皿作为容器的菜点视为享受。古人讲究不同类型的食物与不同材质的器皿予以搭配，颜色、款式等也颇有讲究。菜肴的分量与盛器的大小协调、菜肴形式与盛器的形状适应也有相应的原则，甚至菜肴的身价也应与盛器的贵贱相匹配。“美食不如美器”，美器早已成为中国古人对于饮食文化的审美对象之一，饮食器具的审美也是传统饮食美学传承到现在较为完整的领域。

4.环境之美

优雅和谐、陶情怡性的格调是传统饮食环境的标准。人们认为在高山流水般的自然幽静之景下饮宴能为饮食整体过程带来更多愉悦之美。另一种则是人造的饮食环境，人们从建筑、装饰风格、灯光布景等方面创造出一片理想的餐饮氛围，为食客打造一种饮食的意境之美。

5.礼仪之美

中国向来被称作“礼仪之邦”，中国人也向来将进餐之时视为交朋会友的绝好机会。这也就使得中国的餐饮礼仪更为丰富和广博。中华饮食礼仪不仅仅讲求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等，更强调人们在觥筹交错时的言行和仪态。人们甚至将“礼”上升到“情”的层面，将这种礼仪与人的交流和沟通联系起来，使得餐饮的社会功能更为丰富，饮食文化中的礼仪之美也随之显现。

6.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审美理想。“中和”可以理解为“适当与和谐”之意。在中华饮食文化中，菜肴的制作、命名等过程中无所不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基于养生学的五行说与五色五味的调和、基于太极说的食物阴阳特性的搭配、基于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饮食模式等等，包括中国最早的饮食文献《礼记•内侧》的相关记载 ，均充分反映了中华“和”文化的美学特征。

此外，中华饮食文化与绘画、雕塑、乐舞乃至诗词等多个艺术领域融会贯通，具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力体现。所以，一定程度上说，对于中华饮食文化的审美过程也是一次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全面体验的过程。

三、关于湖湘饮食文化美学特征的旅游资源开发

当下我国的文化旅游市场仍较多处于游客的文化参与性和体验性不强的初级阶段，真正成熟的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甚少。因此，我们应通过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进而推动真正意义上的饮食文化旅游发展。而对处于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之下的以湘菜为表的饮食文化也应作为湖湘地区旅游开发的重点，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设想：

1.将湖湘饮食文化的美学元素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目前我国的文化旅游或者饮食旅游多数停留在对于菜肴的单一体验性阶段，我们应全面挖掘中华传统饮食的其他美学元素在旅游活动中的应用，从而丰富饮食文化旅游活动的内涵。在旅游产品设计中充分考虑饮食文化的特点，将涉及各个传统文化领域的不同美学元素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开发措施，真正做到将文化作为首要资源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湘菜向来以其丰富鲜艳的色泽、鲜香咸辣的口感著称，而湘菜体系的起源主要由三大分支构成，以长沙为中心的官府菜、以湘西为发源地的农家土菜以及以洞庭地区为主的民间特色菜。这令湘菜光鲜的外表之下增添了几分湖湘文化的厚重感，或者说把现有的对湘菜菜肴的体验式消费和旅游进一步同湘菜背后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将打造出文化韵味浓厚又富有创造力的饮食旅游资源。例如曾出现的以“湘菜博物馆”和“长沙窑”作为品牌推介的新式创意菜馆，他们套用博物馆布展的方式通过少量的历史资料陈列以及特色饮食器皿等的展示，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极富有文化气息又不失新意的饮食场所，与此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方面的饮食审美体验，是值得借鉴的。

2.细分湖湘饮食文化旅游市场，打造不同审美主题的旅游产品

通过之前对饮食文化美学元素的分析可以看到，饮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有较高的融合度，文化内容和深度都具有多元性，这一方面显示出饮食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文化重点较难把握。因此，为了实现饮食文化旅游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细分，从而有针对性的吸引不同游客，满足其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例如按照其审美特征和其他传统文化的交融度分别设计重点于菜肴品味、古典文学、建筑艺术、药膳养生等不同类型的产品。

对于湖湘饮食文化的细分产品构建，我们拥有的优势资源较多，诸如以长沙官窑为代表的饮食器皿、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饮食习俗等等。对于这些不同元素的饮食文化资源，我们应加深对其的认识，进而有针对性的予以开发和挖掘。 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客能够充分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魅力，达到真正的文化旅游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亚洲面积最大的酒楼——西湖楼的案例。创办灵感来源于北京故宫的长沙西湖楼占地达到88亩，设有108个包房，l0个零店大厅，营业面积达3.2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000人就餐。通过打造宫廷御膳区、特色小吃区等不同功能和文化分区进行不同的演艺活动以及通过不同的装潢风格营造丰富的餐饮环境和氛围。餐厅将中华饮食文化尤其是突出湖湘饮食文化为出发点，通过生动的用餐情境为消费者和游客创造多元性的文化体验。饮食文化的环境之美、礼仪之美皆一一呈现。同时，该酒楼的选址和营销也充分考虑到与其他都市旅游资源的配套与衔接，真正实现了从饮食文化角度充实旅游资源和产品内涵的目的。

3.丰富饮食文化旅游形式，提升以红色旅游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的品质

现阶段我国饮食文化旅游不论着重哪一方面的审美体验，均局限在观光型为主、参与性为辅的阶段。换言之，即便是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也保持着走马观花式的对于各类与饮食相关的遗迹游览，辅之以较为粗糙的菜式品尝和环境复制模式。而随着旅游活动的多元化发展，饮食文化的各种特点可以采取多重体验性活动予以呈现。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品质也令潇湘大地向来不缺少伟人的诞生，因此在这片土地上红色旅游和历史名人遗迹游是旅游业的重要角色之一。与此同时，享誉全国的“毛家菜”和“谭府菜”也是菜系中不多见的具有“名人效益”的独特资源。为此，我们可以将现有的又是旅游资源与湘菜文化尤其是湘菜与名人的品牌效益结合，将饮食历史文化真正同旅游活动结合。例如在韶山等红色旅游较为发达地区以“毛家菜”为主要载体，打造一些旅游产品，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饮食产品，更重要的是富有历史人文特征和文化特质的同饮食相关的旅游线路和活动，依次真正意义上提升文化旅游活动的品质。

四、结语

中华饮食文化凭借着其与多门中华传统文化交融的特性，具备了其他传统文化不可比拟的多元审美元素，这使得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产品的设计有了更为广泛的开拓空间和发展余地。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利用我国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资源，尤其是其涉猎各文化领域的美学特征，大力发展饮食文化旅游，使其成为文化旅游的品牌之一，从而促进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

同时，在湖湘传统饮食文化的沿袭同湖南现代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创新的和谐融合下，通过采取富有创意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打造新型饮食旅游设施与场所、进一步细分传统文化旅游市场以及利用现有优势充分结合湖湘饮食的文化底蕴等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式，以湘菜为代表的湖湘饮食文化旅游开发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赵荣光 谢定源：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2]张建忠：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J].长治学院学报.2009，1：9-11

[3]张宇光：吃到公元前——中国饮食文化溯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4]胡爱娟：饮食文化与现代旅游[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5]吴澎：中国饮食文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6]李星明：旅游文化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章海荣：旅游美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8]梁峰：旅游活动审美化倾向及旅游业要素变化趋势分析[J].经济论坛.2009，5：124-125

[9]朱晓翔：我国饮食文化旅游开发研究[J].江苏商论.2008.10，27-29

作者：王含西

第五篇：园林 中华文化使者

中国园林从古至今都闻名世界。它的美，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艺术成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讲述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璀璨文化和源远流长的深厚历史。

2018年12月6日，第十二屆中国(南宁)国际园林博览会在南宁开幕(以下简称“园博会”)，共有44个国内城市、东盟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9个城市参展，展会从2018年12月持续至2019年5月。园博会结束后，园博园将作为城市公园永久保留，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公共文化设施。

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是我国园林绿化行业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盛会，是展示城市园林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本届园博会以“生态宜居园林圆梦”为主题，创下“六个第一”：第一次在少数民族首府城市举办，第一次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举办，第一次在园博会设城市建设发展主题展，第一次面向东盟国家举办，第一次在冬季建成开放，第一次与少数民族自治区成立周年大庆同期举办。

园林，是人们用双手创造风景的一门艺术，由于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对风景的不同理解和偏爱，也就出现了不同风格的园林。世界上的园林大致可分为3个系统——欧洲园林、西亚园林和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那“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原则，那熔传统建筑、文学、书画、雕刻和工艺等艺术于一炉的综合特性，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地位。

听，历史的声音

中国园林，是古人在时光的飞逝中，不断在一个空间内加入文明的因子和历史的印记，最终成为一个有形的物质的园和无形的精神的场。中国园林里写满了中国人有形与无形的心灵密码，凝聚提纯成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结晶。

中国园林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当时的国势强大，经济发展较快，帝王、奴隶主盛行狩猎游乐，并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园、囿、圃等字。《史记》中有记载，银洲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蛮鸟置其中……乐戏于沙丘”。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绘画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思想领域的开拓，使得神话内容不断加以丰富，园林的艺术性获得了较大的提升，模拟东海仙境成为后世帝王苑囿的主要内容。

但此时，中国园林也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后世的鲜明风格。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封建帝国，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兴建离宫别苑。这些宫室营建活动中也有园林建设，如《阿房宫赋》中描述的阿房宫“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长桥卧渡，未云何龙，复道形空，不霁何虹”。

汉代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园林形式——苑，其中分布着官室建筑。苑中养百兽，供帝王狩猎取乐，保存了囿的传统。苑中有观、有宫，成为建筑组群为主体的建筑宫苑。

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才进入发展和转折期。园林形式从粗略的模仿真山真水转到用写实手法再现山水;园林植物由欣赏奇花异木转到种草栽树，追求野致;园林建筑不再徘徊连属，而是结合山水，列于上下，点缀成景。

中国园林在隋、唐时期达到成熟，这个时期的园林主要有隋代山水建筑官苑、唐代宫苑和游乐地、唐代自然园林式别业山居和唐宋写意山水园、北宋山水宫苑。

到了元、明、清时期，园林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园林，如三代都建都北京，完成了西苑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达到园林建设的高潮。

至此，中国园林逐渐形成了地方风格特色，如北方以北京为中心的皇家园林，南方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地的私家园林，如苏州拙政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事业，把它视为现代文明城市的标志之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优秀园林作品。如北京的双秀园、雕塑公园、陶然亭公园中的华夏名亭园、紫竹院公园中的筠石园，上海的大观园，南京的药物园，洛阳的牡丹园等，都取得了很大成功。

毫无疑问，中国园林从古至今都闻名世界。它的美，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艺术成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讲述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璀璨文化和源远流长的深厚历史。

中国园林在国外

中国园林的美不仅征服了中国文人墨客，同样也被其他国家所赞誉。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把杭州西湖的园林称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从而使杭州的园林艺术名扬海外。今天，它更是世界旅游者心中向往的游览胜地。

事实上，早在唐、宋时期，中国的造园技术就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并对这些国家的园林建造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明末的造园理论专著——《园冶》(抄本题名为《夺天工》)流入日本后，至今日本许多园林建筑的题名都还在沿用古典汉语。

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也曾刮起一阵“中国热”的旋风，当时在欧洲建造了许多中国风格的园林和建筑，它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造园艺术，使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1730年在伦敦郊外所建的植物园(即今天的英国皇家植物园)，其设计意境除模仿中国园林的自然式布局外，还大量采用了中国式的宝塔和桥等园林建筑的艺术形式。清初英国传教士李明所著的《中国现势新志》一书，对我国园林艺术也有所介绍。后来英国人钱伯斯到广州，看了我国的园林艺术，回英国后著了《东方园林论述》。在法国不仅出现了“英华园庭”一词，而且仅巴黎一地，就建有中国式风景园林约20处。从此以后，中国的园林艺术在欧洲广为传播。

1980年5月，以苏州网师园中的“殿春”为蓝本设计的“明轩”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成。这是苏州园林走出国门的第一项成果，而此次海外造园也是中国第一次出口园林工程。此后的30多年中，中国在世界各地修建的具备一定规模的中式园林达68个。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凤凰公园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扬州古典园林“谊园”位于其中;2006年的世界园艺展览会在泰国清迈举办，扬州承建的“中国唐园”是国内唯一应邀参展作品，园艺展览会结束后“中国唐园”被评为一等奖;德国“多景园”为2001年在德国曼海姆市建造的古典江南园林群，园内设计了牌楼、小桥、水榭、水台、戏台、花厅、假山等，总建筑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德国“清音园”于1993年德国斯图加特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时建设，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以扬州“静香书屋”为蓝本，融和扬州园林的山水花木元素精巧打造，荣获该次园博会“金杯奖”……

中国园林在海外的佳作不胜枚举，苏州园林设计院院长贺风春认为，“在海外造园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容易让人身临其境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了解中国人对世界、对自然的看法。我们讲究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还有中国人热爱和平、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实际行动，都体现在园林中。”

“从表面上看，我们只是做了个造园过程，却引发了关于中国园林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这种研究热潮再通过新建的园林反馈出来后，永久地留在美国当地，成为一个永久的中国文化宣传的前沿阵地。”贺风春说。

传播的使者

中国园林“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以“乘物以游心”的方式，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它将建筑、山水、诗歌、绘画、雕刻等多种表现形式融为一体，以其悠远的意境，使人的心灵与自然相忘相化。它融合了时间空间因素，让人“咫尺之内，觉万里之遥”。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在美国洛杉矶圣玛利诺市亨廷顿艺术博物馆、图书馆及植物园内，有一个名为“流芳園”的中式花园，它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建设，是亨廷顿庄园内15座不同国籍和风格的花园中面积最大的一座。2003年，苏州园林设计院正式接受了设计“流芳园”的委托。这座北美最大的中式公园于2008年2月23日正式向游客敞开大门。

如今，江苏几乎每年都会在“流芳园”举办文化交流、招商引资等活动，“流芳园”已经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宣传基地，并赢得“长驻文化使者”的美名。

“我们在海外造园的过程中，会结合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需求等，加入可以作为婚庆礼堂、研究室、茶聚场所、企业年会举办地、音乐演出场地的空间。这就突破了原来苏州园林只是私家宅园的功能，展开了又一次深刻的造园活动。像‘兰苏园’‘流芳园’这样新建的苏州园林，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中华文化传播和教育的功能。”贺风春认为，这种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持续深入进行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从国家层面来说，要重视中国传统园林的海外建设，把它纳入文化传播战略，做好规划，建立国家促进机制。”贺风春建议，依托我国驻外机构、中资企业，还有与我国友好合作机构和世界各地的中餐馆等，争取在海外建更多的中国园林，让中国园林精湛的造园艺术、优美的园林形象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广泛传播。“通过制定3年、5年、10年乃至更长期的量化目标，让中国园林落户到我们的友好城市，落户世界百城，真正使经济和文化得以双发展。”贺风春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园林在海外建成落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传播使者出现。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传统文化的复兴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园林艺术必将大放异彩。

作者：刘爻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