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长效管理途径探讨论文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一员，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有助于社区社会组织更能针对性和专业性地服务社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区长效管理途径探讨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社区长效管理途径探讨论文 篇1：

社区工作视域下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的目标定位探讨

摘要：　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的目标定位是决定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效性、长效性的关键。通过社区工作视域对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试点案例进行分析，分析总结当前综合性服务中心建设目标定位的常见误区，并提出综合性服务中心应以推进社区发展为远景目标，以推动居民参与为过程目标，以满足居民需求为结果目标，以建立运行机制为成果目标;在社区服务供给体系中进行保障式、阶段性、平台式、综合式定位，从而推动社区服务体系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社区服务体系;社区工作;目标定位;综合服务中心

随着城市社会转型和企事业单位改革深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街道、社区成为社会问题、民生诉求最为集中的地方。为满足社区居民公共服务和多样性生活服务需求，以社区服务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印发了《“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1]，《规划》中对社区服务体系构建所面临问题进行了综合概括，并据此针对性地提出了“十一五”期间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其中提及“全国每个街道基本拥有一个综合性的社区服务中心。”在政府方针指引下，各地纷纷开展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民政部公布的《200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9　年底，全国已共有各类社区服务中心17.5万个，其中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10　003个。[2]然而，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在推动社区服务体系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提出

从各地对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运营实践来看，对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目标及定位的理解差异较大，有的甚至不清楚建设目标和定位，这些目标定位的适切性及实践者对目标定位的理解感知都直接影响到战略实施的成效。目标定位是链接宏观战略部署和微观实际操作的桥梁，如何根据国家社区发展战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运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进行预测，从而明确社区服务中心的目标定位，这是实践中需解决的大问题。但是《规划》中并未对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目标及定位做出明确定义：即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与整体社区服务体系发展有什么关系?社区服务中心应在整个社区服务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应承担怎样的职能?

明确可行的目标定位，离不开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然而，目前理论界关于社区服务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社区服务的规范性研究，例如对社区服务的性质和定位探讨，社区服务与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关系等;二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实务性研究，提出社区服务的供给模式、管理机制、工作模式、评估方法等[3-5]。受制于全国尚未有成熟的社区服务模式，大部分研究得到的结论对策偏于静态，缺少运用发展、动态的眼光来看待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对社区服务中心目标定位的探讨更是凤毛麟角。

广州市政府也是在上述宏观背景下开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家综”)建设试点工作，以探索通过家综的服务供给，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带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6]广州具备经济水平发展程度较高、毗邻港台等地理优势，汲取港台社区服务经验，试点的规模大、起点高，从2010年试点项目开展至今已有一年多，具备较为成熟完整的经验，其中取得的成效和问题颇为值得探讨和借鉴。为此，本文以广州市试点为例，探讨家综建设过程中目标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社区工作实务视域，提出综合服务中心的目标定位。

二、目标定位的误区：社区工作

视域下的分析(一)社区工作视域：整合性的实务视域社区工作属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手法之一，莱恩(R.　P.　Lane)认为，社区工作的目的在于“实现及保持社会福利资源与社会福利需要间的同步、有效的适应。”[7]由此可见，广义的社区工作包含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问题解决等意涵，只是根据地区文化和社区发展水平的不同，各社区为了解决社区特定的现存问题，所侧重的“社区工作模式”不一，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提法。[8]例如在台湾地区，早期使用“社区组织”一词，其后使用“社区营造”、“社区发展”的说法，最后以“社区工作”概称。可以说，和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等视角相比，社区工作提供了整合性更强、专业程度更高的实践为本的视域。

社区工作作为整合性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决定它不可能仅采用单一理论、单一手法来解释问题，必然涉及到多方面的理论和视角，也衍生出多种工作模式或流派。虽然各流派和模式的工作策略和着重点不一，但在流派间差异分歧的背后，是经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各模式皆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和实务原则，胡文龙总结为以下六条：(1)注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目标;(2)依据社区的现存情况计划工作步伐;(3)尊重社区自决;(4)强调居民的自助参与;(5)广泛及包容性的社区参与;(6)民主及理性的社区行动形式。[9]关于社区工作所涵括的相关理论、模式和原则的具体意涵，将结合下文分析进行探讨。

社区所面对的问题是多元而复杂的，涉及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面，涵括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的理论。由此可见，仅靠单一的理论或手法是很难回应真实世界的需求的，由于对社区服务的探讨主要是站在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进行，侧重某一类社会力量(如政府行为)来予以解决，导致在整合性实践中显得顾此失彼。因此，社区工作本身作为一种整合性的实践活动，运用了整合的学科理论取向、整合的多元社会工作方法，能更好地实现社区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真正推动社区发展。(二)家综目标定位的常见误区在国内专业社会工作的社区实践仅处于起步阶段，加上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尚属新鲜事物，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各级政府、居委会、居民、物业、社工机构、社工等)尚未有明晰的工作开展思路，从而导致对家综目标定位间的差异极大，笔者根据对各试点项目的走访观察及访谈经验，总结出以下常见误区：定位过泛、过低、过偏、过窄。1.定位过泛：误将“综合性”理解为“全能化”《尔雅翼》中用“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描述“龙”的形象，以表达传统文化中对“龙”无所不能、至神至圣的心理意象。政府和居民对社区服务供给的强烈需求和渴望，令家综被期待承载更多的角色，亦遭遇了类似的理想化的完美主义想象。有的利益相关者认为社区教育非常重要，家综应重点开展公民教育，定位为“社区大学”;有的认为居委工作站任务繁重，无暇跟进社区服务，应做成扩展式的居委工作站;有的认为社区居民缺乏休闲去处，应做成“社区文化中心”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有的认为应提供长者日托服务，成为“长者日托中心”，还有认为是“儿童及青少年活动中心”、“综合家庭危机干预中心”、“党建前哨站”等，家综试点中“综合性”、“一站式”服务的字眼更加强化了这种认知，导致有的家综甚至开出了高达130项的服务内容。

由于目前从事社区服务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短缺、现有社工的工作经验尚浅，因此初期家综的服务供给往往只能依赖仅有的十来个社工，加上对社区资本、社区认同感、社区自治精神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社会资源和社区资源尚未被发掘和调动的情况下，几乎单靠政府一己之力承担所有资源投入。承办服务的NGO机构受到生存压力的影响，必然会分散工作精力，追求服务内容多样性，牺牲服务质量，以迎合多重利益干系人的服务需求。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供给不足的现实情况下，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定位无疑将导致最终“四不像”和“形式主义”的形成。

社区工作实务原则认为服务供给应“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依据社区的所有资源和现存情况来计划工作步骤。因此，在社区服务供给的起步阶段，不应采用各类服务全面铺开的形式，首要步骤应是厘清社区面临问题及社区需要，应根据工作者现有能力、需求的普遍性和影响程度进行权衡，择取辐射力最大的居民需求进行回应，针对性地设置服务项目，并借此机会动员居民，才能起到以家综试点带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2.定位过低：忽略了对社区管理创新的推动作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同试点项目所在的基层政府部门对试点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有的项目由街道一把手直接挂帅，有的则由民政科协调，有的由原有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协调。协调层次高的试点项目容易调动既有街道资源，其服务推进往往更为顺利，但是也常遇到需要承担“额外责任”的烦恼，例如协助街道办完成上级工作任务或指标，成为基层政府的“社会动员专署”或“助理办公室”。

另一种极端则是协调层次过低，这些家综试点在服务供给过程中常遇到“探得居民需求，但是无法回应”的困境，特别是当涉及小区管理、产权纠纷等社区冲突，或需要动员相应街道资源开展服务时，家综显得无能为力。最终结果则是被居民诟病为“只会做活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过是政府换个办法拉拢民心”。这些现象映射出基层政府对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或把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当成是毫无相关的两项工作，或把社区服务视为巩固旧有社区管理体制的子途径，这与试点宗旨“以社区管理服务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向”无疑是相悖的。

在专业社区工作看来，社区服务与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要素，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互有交叉的关系。无论是社区服务、组织培育、社区营造还是社区治理，都是为实现社区发展而采取的工作策略。由于社区作为一个多要素作用的复杂系统，各要素间形成了多个负反馈回路，从而令其能应对外界干预而保持稳定。家综供给的是社区服务，基层政府供给的是公共服务，因此随着社区服务的供给，必然对社区治理格局、公共服务供给提出新要求。倘若社区治理格局循旧不变，必然会制约到社区服务的供给成效，产生“1+1<0”的零和结局。因此，基层政府应具备变革意识和危机意识，将家综的建设定位为推动基层政府内部机制变革、重新构建社区治理格局，以成为更有效地回应民声的前哨。3.定位过偏：对待利益相关者诉求顾此失彼家综试点是采用“政府搭台，专业社工机构唱戏”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由于专业社工机构的经费来源往往依赖单一项目，因此部分家综会较为关注基层政府需求，基层政府作为“客户”对服务项目的开设和实施有较大的干预权，会要求将部分公共服务项目纳入家综服务中，例如法律和政策咨询、计划生育工作、劳动权益保障、创文创卫工作等，这些服务项目的开设并未填补居民原有服务需求的空白，而是强化了家综作为“政府专业行政助理”的角色。

另一种情况则是承办机构为得到居民的理解和信任，侧重关注居民利益，将自身定位成了“民意代表”，对基层政府的工作难处和立场考虑不足，无形中强化了居民的对立情绪，加大了基层政府的工作难度。还有的家综所开设的服务和本地商家提供的服务内容重叠，特别是针对青少年、长者的教育培训班、康复训练服务等，无意中伤害了本地商家的利益，挤占了本地商家的生存空间，也令居民对家综的形象定位感到更加模糊。

家综作为进入社区的新鲜事物，需要建立其自身与社区既有群体、单位之间的联系，包括基层政府、居民、物业、居委、商家、驻区单位、社区组织、社服机构等，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特定时空内有存在冲突的情况，这意味家综服务的有效供给依赖于不同群体间利益诉求的平衡。专业社区工作的原则之一是“广泛及包容性的社区参与”，这意味着专业社工从业者对社区的介入不仅应当秉持中立立场，还应当协助各类利益相关者在各自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共识，形成共识是广泛及包容性的社会参与的前提。家综工作者应意识到共识是必定存在的，只是因为沟通平台和沟通机制缺乏，阻碍了共识的形成。换句话说，家综并非是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仲裁者”或“判官”，既非“替天行道”、“替谁说话”，而是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创建沟通及反馈的桥梁。4.定位过窄：任务性目标、过程性目标未被统一专业社会工作开展服务有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手法，有的街道误以为社工的小组、社区手法不过是“带领大家做活动”而已，唯有个案才是专业体现。因此在服务协议指标签订时，增大了个案的比例。有家综社工反映为完成服务指标，往往需要投放较大比例的时间和精力在个案的发掘、介入上，而且这种投入往往成效很低，一方面受中国传统观念“家丑不外扬”的思想熏陶，有需求的家庭往往会等到问题已经恶化、显性化的时候，才寻求社工协助，这种个案往往难度较高、牵涉精力也较多;另一方面则因为社区凝聚力、社区关系网络未得到发展，社工需要通过“洗楼”等低效率方式发掘有需要的家庭个人，这也降低了家综的整体工作效能。

有的家综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景象，这些家综被定位为“社区活动中心”，他们的场地被规划为“书画室”、“棋牌室”、“舞蹈室”等多个功能室，为让各功能室“客似云来”增加人气，家综社工疲于开设创新性、趣味性的常规服务、偶到服务项目，且由于各功能室皆需安排人手照料以保证服务对象安全，家综社工精力受限于中心场地，导致无暇回应居民深层次的服务需求。这种定位还凸显了家综服务的覆盖范围和辐射力问题，来中心场地使用服务的居民多数是居住在家综附近，离家综较远的社区则成为了服务盲区。上述两种情况映射出如何确保家综服务的实效性和长效性问题，在轰轰烈烈的活动和堆积如山的个案文书背后，究竟为社区带来了多少持续性的进步?

社区工作学者罗夫曼(Rothman)认为，社区工作应追求两类目标：第一，任务性目标(task　goals)，即解决一些特定的社会问题，达到一些社会福利目标，满足社区需要;第二，过程性目标(process　goals)，即促进社区居民一般能力的提高，建立社区内不同群体的合作关系，发掘及培育社区领袖参与社区事务，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等。[10]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社区显性问题是居民文化休闲需求增多和文化休闲资源不足的矛盾、居民面临问题多样化和社区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的矛盾。由此可见，当前社区服务对任务性目标的追求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开展社区文化活动还是进行个案介入，都是在对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回应。只是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注重过程性目标和任务性目标的统一。倘若没有明确的任务性目标，过程性目标就缺乏实现的载体。倘若为追寻任务性目标就违背了过程性目标，则必然导致服务的长效性和实效性不足。

三、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目标及定位：

社区工作视域下的实践结合对上述误区的分析，基于社区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模式，笔者认为，为更好地实现以家综的服务供给为策略，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带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应对家综的建设目标及定位作出界定。(一)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目标1.以推进社区发展为远景目标社区服务供给是为推进社区发展的具体工作策略，同时社区服务受社区发展的其他要素制约和影响。在脱离社区整体发展规划、社区发展内在动力的情况下供给社区服务，片面追求服务内容多样性、服务群体多元化、服务层次丰富化，是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做法，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要结合社区发展方向、社区发展动力对社区服务进行有条理的规划。例如，对于较新的楼盘小区，家庭结构以三口之家为主，那么社区服务应注重家庭服务和亲子服务，同时要考虑到社区发展的客观规律，将权益纠纷、青少年社区教育等作为重点。对于有较长历史的单位社区，以独居长者为主，那么社区服务在供给居家养老服务的同时，还要注重可能接踵而来的社区变迁(拆迁)、社区历史活化问题。2.以推动居民参与为过程目标社区工作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为建设“民主自决”、“令居民能追求自我实现”的社区，为此社区工作原则强调“尊重社区自决”、“推动社区居民包容和广泛的参与”。可以说，推动居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训练、积累社会资本，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途径，也是社区发展所追求的结果。在供给社区服务的过程中，不应只考虑到最终产出的服务产品型态(长者服务项目、青少年服务项目)，还应在过程中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互动，以参与社区服务的形式发展自治意识，得到基层民主训练。3.以满足居民需求为结果目标长远来看，唯有服务供给过程产生的社会资本(参与、信任、网络)具备积累性，最终产出的服务结果属于满足单次需要的、消费性的。多数居民不会直接意识到自身“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需要，所表述的需要往往和具体事件、问题挂钩。如果把满足居民主诉显性需求当成社区服务的唯一目标，人的需求是永远不能被完全满足的，何况在现有资源投入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如此一来社区服务有可能陷入越做越多、越做越累的泥沼。

反过来讲，社区工作实务认为服务单位对居民所表达需要的积极回应，也是获得居民信任、鼓励居民参与的契机。站在成效评估的角度来说，过程目标的评估往往带有主观性，结果目标可以转化为明确可量化的评估指标，从而实现对项目的管理监控，以监察政府公帑的使用成效。4.以建立运行机制为成果目标政府以项目采购形式供给社区服务，服务提供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都可能会产生变化，就有可能导致过去成绩重归于零。这一次事情做正确了，下一次能否做正确?这一次资金解决了，下一笔资金从何来?这一次服务对象满意了，下一次是否会满意?这些主要是可持续发展性问题，如某老人之家变成麻将馆、社区服务中心成为商场，目前社区服务体系构建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也主要是这一类。在社区工作实务看来，内在运行机制、主体关系的理顺，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里所指的运行机制就是指在多中心治理理念指导下的制度保障、资源配给、行动者角色、协调机制等。(二)综合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广州市家综试点借鉴了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由于两地社会发展水平有所差异，在经验借鉴时要结合本土情况进行调整，特别是对家综在社区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意味着家综和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应当承担怎样的职能、相互之间的互动机制是怎样的。1.守栅者：保障式定位从香港家综建设情况来看，香港社署承办的和非社署(NGO)承办的家综在服务内容侧重点上是有差异的，社署作为政府部门，无可推卸地承担了对社区受严重困扰的家庭或人士进行补救性干预的职责，而预防性、发展性类服务则主要由结盟的机构提供。对于部分受严重困扰的家庭或人士而言，其基本家庭功能、社会功能已经被破坏或濒临破坏边缘，一旦问题恶化，将导致政府、社会为此付出更高的直接成本及间接成本。因此，虽然目前政府对社区服务的整体投入依旧不足，但是出于公义、公平的社会价值观，即使这些补救性干预会消耗较大比例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作为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家综应责无旁贷地介入干预。2.推动者：阶段性定位家综不能从定位为“实现服务协议指标的单位”走向“全能式”定位的另一极端，应注意到即使是香港、新加坡，家综亦并非在社区服务发展初期建设的，而是在社区服务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较为充足的情况下，借以对已有社区服务资源进行整合，提高服务成效。然而基于国内社区服务资源投放有限的现实，出于建设可持续发展机制及成本效益比的考量，不应一下子全面铺开。因此在家综建设前期，应该以重心放在提供补救性服务、搭建整体服务框架(后续解释)、培育社区服务资源(包括人、财、物、社会资本等)三点上。其后方可根据街道特点和社区情况，进行针对性的、重点性的服务发展，例如推出家庭类服务、儿童类服务、长者类服务等。3.协调者：平台式定位家综属于基层管理“三中心一队伍”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三中心一队伍”是广州市为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而形成的新型管理格局，旨在通过发挥三中心的平台作用，整合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形成执法、管理、服务的三位一体化。因此，虽然家综试点采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模式(即社工组织承办家综)，但不应将中心直接提供的专业社工服务完全等同于家综的服务定位。家综还应对中心以外(非承办机构)的社区服务资源进行培育、统筹。以志愿者服务为例，不仅中心应当发展自己的志愿者队伍，还应以中心作为平台，令各类社区服务需求、各类服务资源(如团市委在各街道发展的志愿服务队、社区以外的志愿服务组织等)在平台上得以实现对接。4.统筹者：综合式定位家综不是各类单项服务组合的大杂烩或大卖场，不是各专项服务队(如妇女服务、青少年服务、家庭服务、长者服务)的“合署办公”。由于专项服务往往针对特定问题或特定人群，然而各项服务常常具有共生关系。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个人所遭遇的困扰往往不是一元的、线性的，而是会在各级生态系统中不断迭代，从而导致系统中各组分(个体)皆受影响引发功能失调。例如家庭功能失调后，往往引发夫妻关系紧张、亲子关系紧张、青少年成长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多个专项服务队的跟进则可能会导致服务资源重迭和耗费。因此，家综作为社区服务的统筹平台，应建立内部高效优化的服务管理流程，形成综合服务框架，从而实现高效利用有限的服务资源，避免资源的重复投放和活动的堆叠，实现社区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是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必经之路，势在必行。在推进过程中，首要任务则是对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目标及定位做出明确界定。因此，应当站在整合取向的社区工作视域，运用相关原则、模式指导目标定位。社区服务体系的推进之路才刚刚开始，还需要各界社会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和实践。

[1]民政部.“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EB　/OL].　[20070615].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jhgh/200708/20070800001418.shtml.

[2]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EB/OL].[　20100610].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1006/20100600081422.shtml.

[3]李迎生.　对中国城市社区服务发展方向的思考[J].　河北学刊，2009(1)：134—138.

[4]陈雅丽.　城市社区服务供给体系及问题解析——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视角[J].　理论导刊，2010(2)：13—15.

[5]陈雅丽.　论政府在社区服务中的角色调适[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6)：38—40.

[6]杨海清.　广州：深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试点[J].中国社会工作，2009(31)：　35—36.

[7]代明，袁莎莎.　国内外城市社区服务研究综述[J].　城市问题.　2011(11).25—33.

[8]苏景辉.　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M].　台北：巨流出版社，2003：24—52.

[9]甘炳光，等.　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54—59.

[10]林胜义.　社区工作[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3：79—80.

作者：林诚彦　张妙娟

社区长效管理途径探讨论文 篇2：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研究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一员，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有助于社区社会组织更能针对性和专业性地服务社区。但目前，这种介入模式仍存在社區社会组织难以摆脱对社工机构的依赖性、社工人员专业性和经验不足且流动性大、组织孵化培育缓慢不易成熟的问题，通过完善创新社区社会组织长效发展机制、提高社工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能力、拓宽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宣传途径并提升组织影响力、采取适当培育手段等方式，能够使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模式更加完善。

关键词：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时代，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社区治理情况。多元主体参与协助社区治理成为一种趋势。社区社会组织以其具有能紧紧扎根社区、更好地整合社区资源、增强社区凝聚力等特点，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多的活力。

尽管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的质和量都在慢慢提高，但其在发展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的难题。为此，政府积极鼓励专业的社工机构及社工人员入驻社区、协助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使其能更好地发挥服务社区的作用。[1]本文基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道的案例，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所产生的优势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础为该模式提出优化建议。

2017年12月民政部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中提出的概念——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本文以此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

在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方面，国内外学者侧重于从宏观层面上对其进行意见和建议的提出、培育机制和发展策略的探讨。[2]但是近年来，随着社区工作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越来越被重视，国内对社区社会组织开始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分析、组织的能力建设、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过程的研究等几个方面，虽然已有一些社会工作运用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但以往研究更多地从社会工作在培育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社会工作介入培育的发展策略以及社会工作引导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3]并站在宏观层面上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和发展路径提出指导性意见，从微观视角上进行的研究较少。

前述研究多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困难聚焦在社工机构和社工人员，如社工机构培育资金短缺、管理制度不健全、社工人员专业性不足等，[4]对政府、社工及社区社会组织三者在培育过程中的职责关系未做出明确剖析，本文则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更加强调多方主体联动，明确每个主体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的职责划分，更加深入具体地分析该模式目前的困境多为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工机构仍存有较大依赖性、社工人员专业能力较为不足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本身培育过程缓慢等方面，然后根据政府、社工和社区社会组织三者在培育过程中的角色和关系，见微知著地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一、广州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社区社会组织的总体发展持续呈现良好态势，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

(一)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体系逐步确立与完善

2014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还处在比较初步的阶段，主要由市民政局牵头资助扶持。2016年《广州市民政局关于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和2017年《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5]明确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要求以及培育过程中的保障措施，为其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引导。到了2019年则开始推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中心和社区基金试点，将更多自主权交到社区手中，而不再是单纯地由政府领着走。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越来越贴近居民的需求

2014年广州市政府的政务公开文件中，对幸福社区建设工作落实情况的总结之一为“组织开展各类服务、活动逾11 093次”，[6]到了2019年则变为“助力解决社区问题1 160件”，[7]说明社区社会组织在不断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衡量其工作的指标也由开展活动次数转变到解决社区问题这个更广泛的层面上。到2017年1月为止，广州市共培育了管理类、服务类以及活动类的社区社会组织7 670家。[8]数量逐渐增多的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享受到更多样化的社区服务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尽管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势头较为良好，仍存在以下问题：队伍成员比较缺乏专业化的服务培训，导致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较弱。居民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较低，社区社会组织有时难以与社区居民建立有效、持续的联系，组织在社区发挥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等。[9]

基于以上问题，从2013年至今，国家出台了多项有关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在政府购买服务、分类管理规范登记、促进能力提升和加大扶持力度等方面均有涉及，[10]社工机构在政府监管和专业理念指导下，运用专业化手段引导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有助于社区社会组织的良性孵化和可持续发展。[11]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

(一)“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工机构之间存在强大的联动机制

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推进“三社联动”，搭建起了多方参与的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工机构都是构成平台的主体之一。通过建立健全优势主导型“三社联动”工作机制，鼓励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等主体在不同事项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尤其是发挥专业社工人才的骨干作用，进一步推进“三社”联动。在此工作机制中，社区社会组织可以进行居民服务的需求信息交流，定期沟通协商，并且以各自优势为主导，对社区居民服务工作任务进行合理转让、介绍。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及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1.培育初期——项目设计、资源筹措、组织协调

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初期，社工人员走访调查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并對需求进行有效回应。社工人员通过对居民需求的深入了解和理性分析后，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服务工作技能，设计相应的服务项目，进行初步的社区社会组织内容设计。并在整个项目的筹备和策划过程中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人员和场地等支持，协调各方与社工、该项目之间的关系，并协助组织进行宣传推广、队员招募、管理层选举等工作。

2.培育中期——服务教育、资源链接、支持帮扶

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期，社工机构发挥其专业优势，为组织的运营发展提供如专业培训、讲座教授等方式的规范化指导，支持帮扶组织开展各项活动，提高组织在服务提供、活动开展、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并在组织内培养骨干人才，同时进行社会资源的引入和整合等工作。

3.培育末期——长期跟踪、继续督导、减少干预

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末期，社工机构逐渐退出组织的核心运营团队，退至边缘地位。但是在减少对组织运作管理干预的同时，社工机构及其社工人员仍要对组织的发展进行长期跟踪，继续承担监督和指导的工作，并提供疑难困惑的咨询服务。[12]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以新港街为例

本文以新港街为例，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模式进行探讨，主要研究当前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具体模式、相比其他模式有何独特优势、该模式下存在的培育困难以及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可行建议。

(一)新港街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过程中各主体的关系

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中，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政府部门及居民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图1)。

1.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关系

新港街社工站依附于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为社区提供服务，社工在政府的支持下会根据社区情况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进行协助。同时，政府也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资源供给，积极鼓励、推动其实践。

2.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的关系

社区社会组织主要由社区居民构成，会根据居民的切实需求为其提供服务。

3.社工与社区社会组织、居民间的关系

社工人员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和发掘社区居民的需求以及社区内的可用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应的社区服务，在社区内牵头、协助社区居民成立对应的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服务。对于社区内已初具形态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机构会根据队伍的情况为其提供团队建设及培训服务。在组织运营阶段，社工机构不仅会为组织提供信息、场地等资源，同时还会协助组织联系企业、志愿活动中心，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优势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后，为其发展注入了不少的活力。

1.有效调动社区资源

社工的专业优势能更好地弥补普通居民在社区资源发掘和整合上的短板。在新港街道内有一个大型的布匹市场，市场内的不少布匹商家有利用一些达不到出售标准的布匹来做公益的想法，但碍于没有途径，这些布料就成了商家眼里的“鸡肋”。社工人员在社区调研中了解到该需求后，积极找寻社区内的缝纫能手，力求将社区内的能人和物资有效地进行结合，并牵头、协助孵化了“布约而同”项目团队。现在，团队主要的服务形式就是通过裁缝能手将边角布料制作成工艺品，以义卖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再购买油粮发放给社区内的贫困家庭，实现社区资源的合理流动。

在这个过程中，社工作为社区内各主体间的一个重要中介，不仅能有效地调动社区内的资源来解决居民的需求，同时还为组织建立了一个社区资源的交互平台，为其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2.助推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发展

社工人员会定期为街道内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知识传授、服务理念养成等培训服务，还会协助成员在活动后进行反馈。这不仅能更好地提升成员的专业服务水平、强化其服务理念，还能使成员更加熟悉组织运营过程，并为其建立起一种问题意识：如何更好地扎根于居民需求进行社区服务。这种意识的培养能促使社区社会组织逐渐向更专业化地承接服务、自主运作的方向靠拢。

3.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内部忠诚度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街道内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员流失率都比较低，这与社工介入的培育模式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社工人员长期与居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得居民(组织成员)对社工人员产生信赖感，这种信赖感能促使双方进行一种良性互动并互相产生影响。在队伍成员本身就具备较高服务社区意识的情况下，社工人员的“志愿精神”更能潜移默化地激发起其服务社区的使命感。同时，社工人员为组织提供的专业化建议和培训，使得组织成员更能感受到队伍成长的可能性和发展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组织内部的凝聚力。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主要困难

尽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过程后产生了不少优势，但在这种模式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1.组织难以摆脱对社工的依赖性

通过对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访谈发现，社工并不仅仅被当作整合各界资源和发现潜在需求的桥梁，更多情况下是被视为一个领导者，组织运作仍比较依赖于社工机构。

首先是宣传途径多依赖于社工人员帮忙宣传，有些由社工人员举办活动时进行周边宣传、在义工群里宣传吸引义工加入组织，有些则是像“关爱大使”项目一样，由社工人员去召集原先属于被关爱对象的人和社区居委会成员参加。

其次是社区社会组织成员主要由社工招募，社工平时面对的服务群体以老年人居多，社工介入模式下建立起来的较多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年龄性别结构也相对较为单一，多为50～70岁低龄老人，且基本为女性，这种单一的性别年龄结构会造成诸多行动能力上的限制。

最后是目前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资源匮乏问题，同时还缺乏寻求资源的自主性。孵化资金上，面临“政府拨款慢，社会捐助少”的困境，而社会捐助也主要是由社工牵头寻找企业进行资助;场地资源上，在社工介入模式下，组织成员较为依赖于社工提供的场地资源。新港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室内活动场地基本只有社工站20平方米的活动室，难以满足各个组织的需求，且组织成员也没有尽自己的努力寻找其他场地;活动设备资源上，以新港街道对瑕疵布进行利用的“布约而同”项目团队为例，目前仅拥有两台老旧缝纫机，导致很多新布艺品不能制作，项目活动开展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偶尔开展活动所用到的资源，也主要是社工所争取获得。

2.社工人员专业能力与经验不足，且流动性较大

社工行业往往由于政策、性质、资金等因素，比较容易出现缺乏专业社工人才、社工队伍流动性大的问题。[13]社工人员专业素养和培育指导经验不足的情况会导致难以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做出科学有效的指导和专业化水平的培训，而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社工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容易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对应的社工人员发生变动，也会对正在进行的培育工作造成一定障碍。

3.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缓慢，不易成熟

目前社区社会组织的社工介入培育模式仍在探究实验阶段，缺少具体的实施指导性案例，且组织之间情况不同，培育经验较难复制，需要根据情况进行培育。较为缺乏案例指导与经验参考的情况下，社区社会组织难以迅速成长。新港街道“垃圾分類”项目从2014年成立到目前已经将近六年时间，期间经历过波折，但至今也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内部架构体系，常驻成员只有三名，活动开展主要由环监局与社工人员通知，成员缺乏自主开展活动的想法与能力，组织难以成熟壮大。另外，组织成员也较为缺乏自主性与主人公意识。

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优化建议

(一)完善和创新社区社会组织长效发展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要想长期稳定发展，完善的培育发展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社会工作在培育过程中扮演着对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直接帮助的角色，且作为社区社会组织与各界联系整合资源的桥梁，需要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因此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设立专项资金等政策手段，给予社工更多资源，使其能够更加全面有力地支持和培育各种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同时，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承接一部分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这就需要基层政府及社区更多地让权给社区社会组织，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创造更加适宜组织孵化发展的环境条件，给予社区社会组织更加充分的自主空间，由此明确政府、社工和社区社会组织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长效发展机制中的不同职责定位，全方位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机制并适当创新，推进三者更加有效协调地分工合作。

(二)提高社工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能力

社工机构中，专业程度较高的社工人才往往比较稀缺，很多一线社工的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也在起步阶段，可借鉴的经验较少，所以各社工机构及社工人员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和专业化程度，从而更加专业有效地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和完善各种组织规范制度，并定期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专业化培训，系统培训社会工作理论与技巧，促进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则应重视与社区专业人才的合作，如掌握一定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的居委会、街道办的人员以及具有广泛社会经验并从事与社会工作相关的人员，不断吸收专业人才发挥骨干作用，除此之外，还应在日常管理中注重专业化理念和方法的使用，规范管理制度和章程，提升组织成员的专业化能力。

(三)拓宽并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的宣传途径，提升组织影响力

首先，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可以合作进行技术和管理上的沟通交流，互相借鉴学习经验，也可以由多个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举办一些比较大型的社区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关注，借势宣传扩大组织知名度，提升公信力。其次，应当充分与社工机构合作，通过调研或走访等方式，深入了解和挖掘居民需求，提供更精准更贴近居民生活的服务，同时要主动扩大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市场主体的交往，积极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充分利用社会工作平台的资源整合作用，多方面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寻求更多的社会捐赠或基金会的支持，提升组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从而吸引更多社区居民自愿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为组织的长久发展增添活力。

(四)采取适当培育手段和理念

社会工作介入培育时可以首先选出一批重点培养的社区社会组织，对其中较为出色的组织给予激励并总结其培育发展经验，将其树立为模范典型，从而激励其余各社区社会组织注重自我发展与管理，同时，要把握正确的培育理念，社会工作在介入培育过程中的职责只是引导社区社会组织起步发展而非做其领头人，培育初期社区社会组织刚起步时可以由社工人员引领开展活动，但到了培育中后期，社工机构要及时将角色转变过来，从领导者变为幕后指导协助的角色，将培育重点放在培养组织成员独立运作组织的能力和意识上，防止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工产生依赖心理，从社工全程介入开始逐步放手，培养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积极性和独立性，引导组织成员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步带领组织走上正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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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玲.广州市社区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路径探析[J].探求，2016(3)：82-87.

[10]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Z]. 2017-12-27.

[12]叶词润.社工机构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及发展研究——以天山区H片区为例[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8.

作者： 邵任薇 任昱萱

社区长效管理途径探讨论文 篇3：

社区工作专业化的必要性分析

摘要:社区工作的缺位无疑是“南平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以“南平惨案”为切入点,分析社区工作专业化的必要性,即是建立一种长效的社会安全机制的需要,是促进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是整合社区资源解决居民问题的需要,是重建社区团结互助文化价值的需要。

关键词:“南平惨案”;社区工作;社区社会工作

收稿日期:2010-05-18

作者简介:谭银花(1986-),女,湖南宁乡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前言

2010年3月23日早晨,一名手持利刃的男子闯入南平实验小学,仅仅55秒,就将9名小学生捅死,将4名小学生捅伤。据官方披露,犯罪嫌疑人郑民生43岁,曾任南平市某社区诊所医生。曾经治病救人的他,却让13名无辜的孩子或死或伤。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其杀人背后的动因进行了热烈探讨,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外铄论。认为郑民生之所以杀人,是因为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对利益的追逐以及对弱者的忽视,导致弱者对社会的仇恨,从而产生极端的泄愤行为,社会环境应该为郑民生这个社会竞争失败者的犯罪行为负责。二是内发论。认为既然存在社会竞争,那么包括职业选择等个人风险,最终都要由个人来承担,面临此类风险的并非郑民生一人,一个人必须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让社会环境顺从自己的喜好是不可能的,无法恰当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他成为杀人恶魔的根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体的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郑民生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单从社会或者个人方面来探讨都是片面的,必须综合考虑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社区,作为个人活动的最重要的载体和场所,承担着社会服务、人的社会化、社会参与和社会民主、社会控制与社会稳定等功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转型,必然要求人们与其相适应。一个充分发展的现代化的社区有责任通过利用社区组织、社会群体、专业机构等资源来满足居民的需要,促进个体继续社会化。福利服务被誉为亚洲之首的香港,其社区工作不但类别齐、项目多,而且都通过专业的方法,使社区居民享有一个有保障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并给予他们适当的支援,从而提升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但是由于我国社区建设的特殊性,社区工作专业化程度低,社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社区工作的缺位无疑也是“南平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避免类似的惨案再次发生,社区工作专业化程度应倍加受到重视。

一、概念的界定

社区社会工作既是一项社会服务,又是一种专业方法,因而,社区工作专业化实际上就是要发展社区社会工作,提高社区服务水平。虽然我国在近代就曾经有过社区建设的思想,如晏阳初的平民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区工作理念起源于西方国家。作为“舶来品”,其理论和观念与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并非完全一致,如何将其中国化、本土化,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由于我国在解放后经过高度计划经济时代,在这种体制下,社区和社区服务机构的内在价值和功能被严重忽略,社会工作专业几乎不被人了解。人们把社区工作等同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把社区工作者等同于居委会大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如两极分化、失业、空巢家庭、青少年犯罪等。这些问题的缓和和解决都需要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技术。另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住宅商品化的普及、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化等都呼唤并催生着我国本土化的社区社会工作。

结合已有的理论和现实经验,在本文中采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组编的概念,社区工作(即指社区社会工作),主要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工作对象或服务对象,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旨在确定社区的问题与需求,发掘社区资源,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实现自助、互助和社区自治,化解社区矛盾和社区冲突,预防和解决社区问题,从而促进社区服务质量、福利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二、社区工作专业化的必要性分析

(一)建立一种长效的社会安全机制的需要

“南平惨案”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同,这起个案没有明确目标,也毫无征兆,只是为了泄愤,是一种非现实性冲突。非现实性冲突(nonrealistic conflict)是指冲突中的一方为“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发起的冲突。这种冲突具有无目的性、潜在性,危害性非常大。在“大政府小社会”的中国背景下,目前国家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取得了理想效果,却疏于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安全问题的治理。细察郑民生这个普通失意者骤变为杀人恶魔的背后原因,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社会安全问题的紧迫性,更加关注边缘群体的必要性。任何一个社区当中都存在边缘群体,这一部分人往往缺乏资源与权力,同时也缺乏争取的途径,所以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方式,郑民生就是如此。社区工作者一方面通过运用专业的方法关注社区中的边缘群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支持,使社区资源和权力得到相对均衡的分配;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可以充当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中介,提供一些建设性的途径让居民表达意见,反映民意,加强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与沟通。所以,促进社区工作专业化,对“不如意”的群体给予更多的专业支持,加强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才能有效阻断更多的郑民生走向“突变”的路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二)促进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

社会转型与城市化不断推进使得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由于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下层的弱势群体,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日益增大,产生心理危机的因素也日益增多。郑民生作为中下层弱势群体的一员,因为生活中的不如意产生报复社会的邪恶念头,我们在强烈谴责他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的心理问题呈现急剧增加的势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很容易诱发成为心理疾病。然而,我国目前社区对居民的帮助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物质方面,心理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帮助则较少得到重视。其实,人们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时,无论经济帮助还是心理帮助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需要个人努力外还需要社会的支持。社区作为人们居住生活和人际互动的共同体,是为居民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主体。专业社区工作者通过发挥其帮助者、发起者、呼吁者、组织者和调停者的角色,通过提供改进认知、疏导心理、调节社会关系,甚至开发潜能等方面的帮助,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促进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发展。

(三)整合社区资源解决居民问题的需要

滕尼斯将人类的共同生活划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公社,二是社会,前者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其现实形式是家庭、乡村以及凭借和睦感情、伦理和宗教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后者则是基于常规、政策、公众舆论和特殊利益的联系,形式是诸如股份公司、大城市、民族国家以及整个市民经济社会和正在展开的工业社会。毫无疑问,目前我们所处的是滕尼斯所谓的“社会”这种共同生活形式。在这种生活形式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日趋原子化,冷漠化,人们可获得的非正式支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先由单位解决的问题逐渐被推向了社会,单位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少。为了寻求必要的支持,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大大拓展。在这种形势下,仅靠传统的、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和工作手段已难以适应。郑民生之所以会走上杀人这条道路,直接原因是失业、失恋以及与上司产生冲突,然而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必要的资源,如果郑民生所在社区工作人员能有意识的培育社区内外的社会资本,整合社区中的各种资源,关注他的价值与尊严,帮助他正确对待自身问题,提供其就业信息,调节其人际关系,化解矛盾,也许惨案就不会发生。因此,为了满足居民需要,必须进一步发挥社区力量,提供适应市场经济和居民生活需要的各种资源。社区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基层的教育与组织过程,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个人参与改善相关社会问题,提供自身可贡献的资源,增强个人责任感以及社区凝聚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查本社区的资源情况,研究资源利用的可能性,明确社区资源共享的重点、目标、责任,制定长远的规划和近期的安排,将分散的社区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层次分明、覆盖量大的社区服务网络,从而达到扩大社区资源、促进社区整合的目标。

(四)重建社区团结互助文化价值的需要

美国社会学家沃伦(R.Warren)将社区系统网络分为两个参照体系:横向系统和垂直系统。横向系统是在地方层次平行联系社区机构的系统;垂直系统是在国家和地区层次跨社区机构的联系系统。他指出,随着社会现代化,社区系统的横向关系和垂直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社区已经从注重初级和整体关系及责任的横向社区转向基于更明确的社会契约、劳动分工和次属关系的垂直社区。我国当前也面临着这种关系的变化,社区居民责任淡化,对政府的日益依赖和不信任,社区决策支离以及社区归属感丧失,这些都导致了人们私域的情感世界功能逐步弱化,而良性丰满的私域生活通常才是人最坚固的心灵堡垒。郑民生在受到多次恋爱失败、低收入、无房、失业等一系列打击后,如果其家庭、邻里能够给予其足够的情感支持,使其对家庭和社区具有责任感与归属感,他也许就不会走上极端的道路。在初级群体的功能逐步淡化的社会背景下,重建社区团结互助的文化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社区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性角色,发挥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促进社区工作专业化,通过利用社区宣传与教育、居民活动组织、社区领袖培养、志愿者队伍建设等工作技巧,将社区参与与民主政治、社区福利与社区照顾、社区文化与社区归属感等社区议题推向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从而有效增进社区合作与邻里互助,提高个人责任与公民义务,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凝聚力,促进以地域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的建立。

综上所述,社区工作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有效解决人们在社会转型中遇到的各种困惑与问题,避免悲剧的重演,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和谐,把社区社会工作提升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是社会健康、有序、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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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云,鲍风亮.浅析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J].社会工作:理论(下半月),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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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增春.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如何?[EB/OL].中国社会工作网,http://www.csww.cn/root/.

[6]万雪芬.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社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J].理论月刊,2009,(10).(责任编辑/ 郭伟)

作者：谭银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