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侦查机关指的是检察机关和法院依照法律对民事、行政、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审判。为此，本文论述所涉及的“侦查人员”自然框定为检察机关和法院中行使法律职权的人员。检察机关和法院作为侦查机关，都具有法律赋予的职权，其职权执行者基本上都能忠于法律，维护公平正义，但也不乏有那么一些侦查败类，执法犯法，利用职权亵渎法律、贪赃枉法，以致法律的公平正义大打折扣。当然这其中由于各自履行的法律职责不一样，实施职务犯罪的路径也肯定不一样，犯罪行为的方式也是有差异的。笔者根据侦查人员职务犯罪之现状作一比较研究，并相应地提出预防对策。
一、侦查职务犯罪的特征和现状
所谓侦查职务犯罪，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侦查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以及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超越侦查职权实施的犯罪。从刑法的规定看，侦查职务犯罪具有如下四个特征：一是主体的特定性，即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侦查工作人员;二是客体的复杂性，即侵犯的客体往往是两个甚至三个，可以同时侵犯侦查机关的正常活动、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三是行为上特定的侦查渎职性，即要求必须是侦查工作人员在侦查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四是罪过形式的多样性，多数犯罪由故意构成，有的犯罪如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则由过失构成。从当前侦查实践的情况看，由于多年来一直强调从严治警、反腐倡廉，因此，在查处和惩治侦查职务犯罪方面，力度有所加强，判处的个案不断增多，对于遏制侦查职务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侦查职务犯罪的特定性、复杂性和隐蔽性，给查处和惩治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1、查处难，2、调查取证难，3、罪与非罪的界限区分难，4、体现从重从严处罚原则难。
二、侦查人员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1.根本原因是一些侦查人员放松思想修养，受利益驱动，思想发生蜕变，同时特权思想抬头，进而滋生腐败行为。其一，受利益驱动，为追求事乐不惜挺而走险。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正经历着转轨的阵痛，社会分配体系不可避免地出现贫富差距。而商品经济的逐利性又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不少人产生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享乐主义思想，总想超前消费，互相攀比。
另一方面，侦查工作人员所处的执法环境也不尽人意，接触阴暗面较多，对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了解较多，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较大，而自身职业又普遍带有条件差、危险性大，待遇低的特点，于是一些放松了人生观、价值观修养的侦查人员受个人利益驱动，思想开始偏斜，为寻求心理平衡，不惜挺而走险，以手中的职权来换取金钱、他们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腐朽观念，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前述案例中绝大多数就是因为追求享乐、攀比，或购买小汽车，或购买高级手表，或扮“大款”，或参与赌博，而一头栽进了“金钱”这个陷井中。所以当侦查人员的私欲、贪欲膨胀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手中权力变质的时候。
其二，特权思想严重，依法办案观念不强，造成渎职侵权犯罪。
在前面提及的案例中，饶平县公安局高堂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案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该案三案犯由于所处地位特殊，他们明知逼供会给审讯对象带来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们急于结案，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以致最终酿成审讯对象死亡的恶果，引起极大民愤。这种行为，究其实质就是特权思想作怪。“三扫”专业队队长李桂松由于手中握有“扫黄”权力，所以对查获的涉嫌卖淫的“三陪女”，甚至仅仅是怀疑是卖淫的女人，就强逼其招供前来嫖娼的男士姓名，不招则不放人，以致一些被抓女人信口胡诌，乱招乱供，扰乱了社会秩序，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可
以说这些人既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又破坏了侦查干警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还损害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威信，实在不可取。
2、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得不到监督的权力往往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近年来，虽然国家陆续出台了《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律师法》，但可操作的具体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加之现实条件的限制，所以对侦查人员的制约相应也较空泛。可以说这些法律原则性的多，具体性的少，弹性的多，刚性的少，宽容性的多，威慑性的少，所以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极大限制。个别处于领导岗位的侦查人员，将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视为乌有，“一言堂”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部门办事程度不够公开，工作透明度不高，造成“暗箱”操作，为权钱交易提供便利;还有的基层派出所，特权思想严重。所有这些，使侦查人员职务犯罪更具有隐蔽性、难于发现，而一旦发现，往往已造成严重后果。
3、“贪内助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当前，有些领导同志自身本来并无犯罪的主观故意，但经不起”枕边风的常年累月的鼓动，在不知不觉中走上犯罪道路，这些贪内助“所起的消极作用的确不容忽视。前述案例中个别公安人员的家属收受案件关系人好处以后，对该人员千方百计吹”枕边风，使得其由于磨不开面子，想做个顺水人情。在正义和面子之间，最终选择了面子“就这样一不小心”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查处和预防侦查职务犯罪的对策
1、完善预防和惩治侦查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定。预防侦查职务犯罪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惩治侦查职务犯罪更是要依法查处。但现行法律规定对预防和惩治此类犯罪方面的规定有诸多欠缺，应对侦查职务犯罪的主体、具体犯罪的规定、附加刑的适用以及对腐败行为的监督、侦查工作人员以致全部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对举报人及证人进行保护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和明确的规定。
2、规范惩治侦查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在查处、审理侦查职务犯罪时要严格遵循刑法规定的三个基本原则;全面推行机关回避制度，凡本单位出现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案件，一律由上级侦查机关指定由其他公、检，法部门查处;建立、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相对独立的纪检监察体系，加大查处力度;对包庇、纵容侦查职务犯罪分子的人员，亦严肃查处，防止内部官官相护，重罪轻判。
3、积极推进侦查改革，竭力维护侦查公正。近年来，全国各级侦查机关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侦查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入世，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侦查职务犯罪将会出现更多的新情况、新特点，为更好地适应形势，必须更加深入地推进侦查改革，解决侦查制度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4、强化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优化侦查环境。一切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将导致对权力的滥用，因此，侦查机关在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同时，必须接受人大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人事监督;此外，还应接受社会各界和舆论的监督，把侦查机关的职能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侦查工作人员要不断更新执法观念，强化法律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侦查机关也要贯彻侦查人员的高薪制度，改善侦查人员的。
长期以来，公安侦查机关受重特大案件破案压力，以及源自于维护社会稳定而来自社会与行政方面的双重压力，造成了侦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破案的单纯化认识，只要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侦查工作就算大功告成，而对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却失之偏颇，难以达到公诉对证据的标准要求,忽视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2008年以来，公安机关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的案件214件439人，无一直接起诉，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占移送案件的24%，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占移送案件的76%。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决定着实体法的适用和诉讼的结局，没有证据，就无法确定犯罪事实，也就无从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定罪量刑。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证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物证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痕迹的提取、比对和指认不重视。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对多处血迹仅提取几处，对现场遗留的痕迹认为没有价值而不进行提取;提取后的痕迹不进行比对、指认，在审查退回补充证据过程中，有部分物证、痕迹因保管不善，而无法进行比对、指认、鉴定，而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认定。 二是在实践中，因物证的提取不规范，对物证的数量、外观特征记录不准确、不完整，导致物证失去证明力。物证随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或实施而产生，与案件事实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但同时物证又是不会说话的证据，它不能“讲清”自己与案件有何联系，如果物证的获取和固定过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就会失去可采信性。
三是对犯罪工具指认不重视，有的有扣押清单而没有指认，或者经过指认但没有笔录和照片。
2、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中存在问题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不注意收集书证等间接证据。例如，在毒品犯罪中，因为隐蔽性较高，更应收集反映犯罪嫌疑人活动的书证，车、船、机票，银行存款单据、汇款单据等。在审查起诉案件中还存在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因缺少证明其与原件相符的客观性，而不被法院采纳。例如，二人共同杀人，一人已被判刑，另一人被抓获时，应复制法院采信的证据，并应由法院证实复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复制照片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足以清晰辨认的方式进行复制。
3、讯(询)问方面存在的问题。常见的情况有笔录首部时间、地点、侦查人员的姓名、被讯(询)问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等栏目没有正确填写或者填写不完全，例如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或者是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讯问被告人的时间早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等，与其他证据内容冲突，给证据的采信造成困难。公安机关调取言辞证据时存在交叉讯问，一人提讯的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交叉讯问、一人提讯违反了该案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是不予采信的，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轻者造成该证词本身不被采信，严重的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4、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制作的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程序不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要出示搜查证，应当有见证人在场并签名盖章;扣押要有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在场并签名盖章。公安机关制作的一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缺少见证人的见证及签名，缺少被扣押物品持有人的在场及签名，主要原因还是对程序法不重视所致。另外，公安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并制作指认笔录。由于是犯罪嫌疑人主动指认形成的，指认笔录在证明犯罪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但个别案件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最终影响了证据效力，不能及时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造成了该证据无效。
5、辨认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应做辨认而没有做辨认。例如，被告人在公厕内杀害被害人过程中，证人刘某、张某一同到公厕上厕所，看见被告人拿刀刺中被害人。此案如果安排两名证人对被告人进行辨认应该是认定左某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
二是辨认时间不及时，待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时，才进行补充辨认，对辨认的效果和对法官的采信均造成影响。
三是辨认的程序存在问题，如被辨认人人数少于规定的人数，另有一起案件从被辨认的照片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明显与其他照片不同，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是近照，人像较大，其他照片的人像均较小。
6、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应做鉴定而不做鉴定。个别案件的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其有精神病史，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是鉴定不全面。个别案件的鉴定仅是对部分现场提取物进行鉴定，不能完全反应案发现场的状况，对法官的采信造成影响。
三是鉴定不及时、鉴定时间过长。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在第一次移送审查时，均没有对现场的血迹及其他痕迹进行DNA鉴定，也没有对部分有精神病嫌疑的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在退回补充侦查过程中提出以上鉴定内容，又由于基层侦查机关无法进行此类鉴定，而送到省公安厅或中国刑警学院等处鉴定，致使鉴定时间过长，甚至出现案件已到审查期限，鉴定结论仍未作出的情况。
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过分夸大口供的证明力，轻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
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一供，案件即破”，忽视了后续侦查取证工作，导致有的物证不及时提取，有的重要证人的证言不收集，勘查工作马虎，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和问题。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可变性，忽视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不注重对间接证据的收集，使得案件的证据难以形成证据链条。
2、把同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互作证言适用
同案被告人均是该共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都与其所作陈述的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可以相互印证，但不能互为证人证言。但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却存在着对共同犯罪案件，仅有同案被告人的一致供述，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一些侦查机关、侦查部门认为同案犯的口供对其他同案犯来讲就是证言，多个同案人的口供就不认为是单纯靠口供定案，认为既有口供，又有证言印证，就可以定案。所以，把取证重点都放在逼取同案人的口供上，忽视了对其他物证的收集，结果影响了案件的定性。
3、把孤证作多个证据适用，靠孤证定案
所谓孤证，是指单个孤立存在没有其他证据给予佐证的证据。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绝对的孤证。如强奸案件，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任何间接证据印证，被告人又不承认，不作有罪供述。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是一个孤证。二是相对地孤证，即相对于多个来源、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讲，仍是孤证。如多个传来证据，来自同一个源头，仍为孤证。
孤证不能定案是指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如果一个刑事案件全案惟有一项证据，如强奸案仅有被害人陈述等，绝对不能定案。
但在侦查机关移送案件中，一些办案人员往往把一人或多人的多次口供当作多个证据来适用，反复讯问，反复做笔录，认为这样就可以定案。有的把同一来源的证言取了多份，相互印证，以为这样的证据多了，就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实际上仍是孤证，最多是增加了可信度。传来证据再多，只要来源是一个，均属于同一来源的“孤证”，只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定案。
4、过分强调主要情节，忽视案件细节
现在不少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证据、事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静止、宏观和有利于自己的层面。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证据缺乏就无法构成证据锁链，证据形不成锁链就无法定案，因此，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对每一个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逐一做出甄别和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对案件的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认定。忽视任何一性，忽视任何一个案件细节，都有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三、现行的侦诉关系并不合理，侦诉各自为政的倾向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相互体谅不够，抵触情绪不少。表现在诉方对收集证据的难度体谅不够;侦方对退回补充侦查存在抵触情绪，认为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其工作便告一段落，使得退回补充侦查解决实际问题不够。
二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文来文往较多，人来人往较少，导致侦查收集的证据起诉时用不上，而审判所需要的证据又没有调取，使得疑难案件增多，降格处理案件增多。
三是公安侦察部门不能对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进行全面分析，侦查人员对需要收集的证据理解不够充分全面，不知道补充的证据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仅是简单的从形式上进行补充，甚至有些补充的证据增加了案件的矛盾，破坏了原证据的说明力，为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更降低了诉讼效率。
四、解决侦诉关系的几点建议
1、充分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公安机关全力配合。自行补充侦查由于免去了退查手续，节省了案件往返时间，缩短了办案周期，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公诉人员出于对案情、证据的全面把握，从公诉的角度去收集固定证据，自行补充侦查有助于保证收集证据的质量。侦、诉之间在案件定性、有关事实、情节上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自行补充侦查也有助于解决与侦查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自行补充侦查有困难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全力配合补充证据。
2、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庭审模式的改革，一方面加大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这就对侦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公诉机关为确保公诉质量，完成指控、证实犯罪任务，就刑事证据标准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和要求，引导其侦查和收集证据的一种方法。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对重特大案件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3、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对于诉方而言，要明确退补案件的程序条件、事实条件、证据条件，规范补充侦查提纲的制作，要尽可能详细细致，力求作到一次退查到位。对于侦查方而言，要认真对待诉方的退回补充侦查，全面的分析原有证据及补充证据的证明力度及证据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利于矛盾证据的排除，尽量做到一次退查补齐。
附件案例：
1、2007年7月6日早4时许，王栋在自家院中，因嫂子王秀英用王栋家厕所，与其嫂争吵，并将其嫂殴打。王秀英喊来丈夫王罡，双方互骂后散开。当日中午11时许，王罡去王栋的房间，二人发生厮打，王栋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斧击打王罡头部，致王罡颅骨粉碎性骨折，严重脑挫伤死亡。
承办人通过审查卷宗，认为该案事实清楚，但书面证据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王栋性情暴躁、易激动，说话不着边际，常因为琐事打人。后承办人又到了看守所对其进行讯问，发现王栋疑心很重，并称自己聪明，精神没毛病，这都反映其精神不正常，加之本案中王栋杀人的动机不明确，王栋有可能存在精神问题，故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对其做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鉴定结论为：犯罪嫌疑人王栋案发时精神分裂，无刑事责任能力。后我院建议公安撤回起诉。通过承办人的认真审查，防止了一起错案发生。
此案卷宗中已经反映出王某的行为异于常人，而公安机关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二次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2、被告人刘士明怀疑本村村民李志海与其妻刘桂英通奸。李志海知道后，经常在晚间往刘士明家房前屋后撇石头。1997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12时许，李志海到柳河县驼腰岭镇三合村刘士明家院门外往院里撇石子，刘士明从屋门口捡起斧头，悄悄靠近李志海并将斧头撇向李志海，致使李志海倒地死亡。刘士明见人被打死，当晚与妻子刘桂英一起将李志海的尸体抛至三合村砖厂前面的苞米地里。案发后，刘士明和妻子刘桂英逃匿。2008年5月31日刘士明在山东省烟台市被抓获。1997年9月19日发现尸体，经勘验：尸体已经腐败成白骨，尸体右额骨有粉碎性骨折。
案件移送后，经承办人审查，发现卷宗内没有可以证明被害人身份的相关证据、没有嫌疑人对现场的指认，现场勘查过程中仅对部分物证及痕迹进行提取。经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将被害人李某的骨组织与被害人女儿的DNA分型比对，不符合遗传关系。此证据的补充，更无法对此案进行认定。后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公安机关将被害人的骨组织与其母亲的DNA分型进行比对，符合了单亲遗传关系，证明了被害人身份，最终对此案提起公诉。
此案由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不够细致、全面，不能对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进行全面分析，仅因退补说明中要求对李某及近亲属进行遗传鉴定，就简单的与其女儿进行DNA比对，而忽视了与其父母进行比对鉴定，一度导致案件不能认定，犯罪者得不到法律应有的惩罚。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惠州市公安局 关于检察机关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办法
(试 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互相配合，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保证刑事诉讼依法顺利进行，维护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办法。
第二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主要任务是，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对公安机关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全面，确保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
第三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引导而不越位;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三)依法，适时，适度。 第四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重点案件包括：
(一)涉外犯罪案件;
(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
(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
(四)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
(五)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六)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七)集团犯罪案件;
(八)上级机关交办或者领导批示督办的案件以及侦查机关挂牌督办的案件;
(九)本地区首次办理的新罪名犯罪案件和当地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十)立案监督案件;
(十一)公、检双方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其他案件。
第五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前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公诉部门认为需要或应邀请介入侦查的，可以与侦查监督部门共同进行。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后由公诉部门负责。
第六条 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一般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进行。下列案件，公安机关案件承办部门应当在刑事立案当日通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
(一)致死3人以上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或情节特别恶劣、影响大的杀人案;
(二)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中毒的投放危险物质案;
(三)公共场所、敏感重要部位、重要设施发生的爆炸案及情节恶劣、影响大的纵火案;
(四)抢劫金融网点、运钞车及抢劫现金或财产价值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五)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证券违规操作案、影响较大的非法集资案;
(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毒品5千克以上案件;
(七)劫机(船、车)、暴狱、劫持人质等情节恶劣、影响大的案件;
(八)盗抢军火、非法制售贩运枪支弹药、枪支弹药失窃及放射性物质、剧毒物质被盗案;
(九)案值500万元以上的制假、售假案;
(十)伪造货币总面额3万元以上的伪造货币案;
(十一)情节严重、致人伤亡的暴力妨碍执行公务及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案;
(十二)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失密、泄密及密码设备丢失、机要人员叛逃案;
(十三)造成5人以上死亡或者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上的水陆交通、安全生产、火灾和食品安全事故案;
(十四)立案监督案件。
第七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应为两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检察官法律职务。
第八条 公安机关要求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须经部门负责人或者主管领导批准后，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出，并将案件情况抄送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接到公安机关要求介入侦查的意见后，认为需要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由部门负责人批准;重大案件，应当报请主管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决定。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认为需要主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应当经过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向主管检察长报告。必要时，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可以直接指令检察人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第九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二)参加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等;
(三)参加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证人的询问;
(四)发出《补充侦查意见书》或《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意见书)》;
(五)要求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医学鉴定，对其他证据进行司法鉴定;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搜查、勘验、检查笔录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
(六)参加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联席会议;
(七)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并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者一并移送审查起诉;
(八)其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方式。
第十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取证：
(一)对案件的性质发表初步意见;
(二)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的合法性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根据逮捕条件或者起诉条件对案件现有证据发表意见;
(四)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建议。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不能发表本案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起诉或公安机关可以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
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检察人员，应当制作《参加案件讨论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讨论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案由、案件基本情况、讨论情况、检察人员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
第十二条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检察人员，可以与侦查人员共同研究勘验、检查、复验、复查方案，对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工作提出建议。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应当制作《参加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有关事项、结论等。
第十三条 开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的检察人员，应当把提出的侦查取证意见、建议以及采纳情况等记录在案，并向部门负责人报告。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积极回应介入侦查活动的检察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和落实情况、不予采纳的理由或未落实的原因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送检察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联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第十六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发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的，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有关规定实行监督。
第十七条 此办法从签署之日起试行。
申请人：虞城神禾源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虞城县南环路西段。
法定代表人：李红旗，总经理。
申请事项
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涉嫌犯罪的商丘市芝强酒业有限公司、王芝等的刑事责任。
申请理由
虞城县丰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商丘市芝强酒业有限公司、申请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贵院已经立案受理，现正在审理过程中。经查，商丘市芝强酒业有限公司在借款之前，其公司股东已将全部股权质押六百万，而在借款合同到期后，不但没有归还借款，反而出资300万元与汇富拓展有限公司成立了商丘市鑫芝强商贸有限公司，同时该公司法人王芝涉嫌在利用公司名义骗取100万元贷款后个人将该笔款项非法占有，根本不具备还款诚意。现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涉嫌犯罪的商丘市芝强酒业有限公司、王芝等的刑事责任，请予准许。
此
致 虞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虞城神禾源肥业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检察机关的侦查终结，是指检察机关对于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不需要继续侦查时，决定结束侦查，对案件提出处理意见或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活动。
一、侦查终结的条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的处理有移送审查起诉、移送审查不起诉和撤销案件三种情形，并有不同的终结条件：
1.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是：(1)犯罪事实和情节清楚;(2)证据确实、充分;(3)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4)各种法律手续完备。
2.移送审查不起诉的条件是：(1)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3.撤销案件的条件是：犯罪嫌疑人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侦查终结，撤销案件：
第一、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包括(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4)依照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5)犯罪嫌疑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法令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第三、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发现具有以上三种 “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应当撤案;而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检察机关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具有以上第
二、第三两种情况——即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事实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两种情况时，将案卷退回本院侦查部门建议作出撤案处理(对第一种情况，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检察机关起诉部门作“绝对不起诉”处理)。
二、侦查终结的程序
1.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检察机关经过侦查，对案件的事实和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经审查认为符合侦查终结的全部要件和要求的，提出侦查终结的意见。
2.制作侦查终结报告。侦查人员侦查终结时，应当制作侦查终结报告。侦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1)案由，案件来源以及立案时间;(2)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3)是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及羁押场所;(4)查明的案件事实、证据及犯罪嫌疑人态度和表现等;(5)结论和处理意见。
3.作出侦查终结决定。侦查人员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后，还应根据处理意见制作起诉意见书、不起诉意见书或撤销案件意见书，经侦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提出起诉或不起诉意见的，报检察长批准;提出撤销案件意见的，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中，对于不起诉、撤销案件的，需要按照高检院《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办理。
4.释放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处理扣押物品。侦查终结，作出撤销案件决定的，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押，应当制作《决定释放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依法释放。对于扣押的物品，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管理规定》的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侦查工作中可采取哪些非人身强制措施
非人身强制措施是指在侦查活动中，没有直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强制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对人身没有直接的限制和强制作用，而是为进一步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服务的，包括跟踪、守候、控制审查、传唤、阻止出镜、通缉等。 侦查工作中可采取哪些非人身强制措施?非人身强制措施是指在侦查活动中，没有直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强制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对人身没有直接的限制和强制作用，而是为进一步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服务的，包括跟踪、守候、控制审查、传唤、阻止出境、通缉等。
跟踪是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防止其逃跑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获取必要的犯罪证据，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进行跟踪。
守候，也称蹲坑。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获取证据，在指定的地点，守候观察犯罪嫌疑人的活动情况。守候一般是预计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在必经之地进行守候。当守候目的达到时，应根据情况，采取人身强制措施。
控制审查。侦查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对有犯罪嫌疑的人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可以带到侦查机关，经批准对其继续盘问。经盘问不存在犯罪嫌疑的，应立即放行。如果有事实证明有犯罪嫌疑的，应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传唤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为了解案情、获取证据而采取的一项非人身强制措施。侦查人员应当持相应的传唤证件，每次传唤应有时间的限制，即每次传唤不应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传唤人应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到场接受讯问。传唤应在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
阻止出境。侦查人员为阻止犯罪嫌疑人逃出境外，采取扣留其出入境有效证件或者通过边防、海关等部门阻止犯罪嫌疑人出境。
通缉。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一种追查措施。检察机关通缉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决定，通过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一旦发现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应协同公安机关将其缉捕归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应及时通知公安机关撤销通缉令。
(06-27 11:14)
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及其完善
许耀明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 湖南长沙 410014)
[摘要]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是一个国家法制建设和人权保障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不尽人意。本文在评析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现状的基础上，论证当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并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实际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刑事诉讼 检察机关 侦查监督 机制 完善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是一个国家法制建设和人权保障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几年侦查监督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颇受人们关注。但是我国目前的侦查监督机制仍很不完善，其实际效果也差强人意。在“人权”入宪、“依法治国”方略逐步深入人心的今天，研究如何维护《宪法》的至高权威性、完善侦查监督机制，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阐述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现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缺陷，并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实际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概况
(一)侦查监督的性质
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侦查监督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侦查监督就是指检察机关从侦查机关立案到审查起诉的刑事诉讼阶段，依法对侦查机关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以及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施的法律监督。其对象是特定执法机关的侦查活动，在性质上是一种专门性的法律监督，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必须依法进行。这种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职责。现代法治国家一方面要求侦查机关充分行使侦查权，搜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有效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司法程序，凭借法律手段，对侦查权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以维护受追诉人的基本权益。因此，构建完善的侦查监督机制，成了现代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侦查监督的途径和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实行侦查监督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有以下几种：
1、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发现侦查活动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是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主要途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检察机关通过查阅案卷材料、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等，可以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2、通过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刑
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如果认为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有违法可能或者公安机关提出要求时，应当派出检察人员参加讨论，以便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检察意见予以纠正。
3、受理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行为所提出的控告和举报，及时进行查处并予以纠正。由于诉讼参与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有着直接了解。检察机关接受他们的控告和举报，通过调查确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后，应通知侦查机关予以纠正。
4、审查侦查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决定的情况通知，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应当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公安机关关于执行情况的通知，可以准确了解其执行法律的情况.如果发现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决定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等违法情节,或者发现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和变更逮捕措施不当的,应当查明原因,立即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如果公安机关不将执行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主动跟踪监督,并予以纠正。
二、当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全程监督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案件质量，实现诉讼任务。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一种被动的事后监督，并且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和途径。我国的侦查监督模式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并完善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实践表明，这种监督模式对于充分发挥侦查机关的主动性，准确及时地追究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保障作用。但是也应看到，我国对侦查活动的检查监督尚缺乏不要的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一)检警关系不顺,侦查监督不到位
检察机关对于侦查的控制主要涉及检警关系。在我国刑事诉讼架构中,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公安与检察是并列的两个机关,是一种平等的制约关系。虽然检察机关具有侦查监督权,但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侦查活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实施,检察机关不享有侦查的引导、指挥权。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对其侦查活动介入不够,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因此,这种监督只是对结果的静态监督,而不是对过程的动态监督。虽然检察机关有权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有权参加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法律对检察机关捕前阶段的监督方式以及作出处理决定后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并未具体规定。即使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也是在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时,而且须是“必要时”才能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但也仅限于“讨论”,无法对侦查活动实行有效的“事中监督”。
(二)对侦查监督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导致监督不力
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足和重视不够,是影响侦查监督实际效果的主观原因。按照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体制,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检察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控诉职能,共同承担追溯犯罪的使命。但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往往只注重与公安机关之间的配合,而不同程度地淡化了监督职能和监督意识,可以说是配合有余、监督不足。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好监督”等倾向,严重阻碍了侦查监督工作的进行,导致侦查监督工作难以打开局面。
(三)侦查监督立法不完备,导致监督依据不足
现行法律关于侦查监督的规定过于简单、原则,缺乏操作性。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司法解释位阶较低,对侦查机关约束力不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立法规定不成体系。连同《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在
内,关于法律监督和侦查监督的规定只有寥寥数条,而且十分原则。
2、侦查监督范围不明确。尽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或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由于对侦查监督的含义界定不明确,因此,单凭这一规定,很难得出侦查监督包含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并作出决定和对侦查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的结论。现行法律更多强调了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即侦查监督活动,而未明确将审查适用法律正确与否规定为侦查监督的内容。
3、侦查监督内容的规定不完整、具体。例如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全过程特别是侦查程序是否合法的监督缺乏详细具体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中的一些违法行为不能通过检察监督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从而不能适应对侦查活动实行全面监督的需要。又如《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但对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监督却没有规定。如果公安机关在立案以后用撤销案件的方式规避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则无法以对。
4、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侦查监督方式缺乏明确、具体的规范。如提请介入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在立法上却并未予以确认，什么样的案件公安机关应通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怎样介入、提前介入后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责怎样等都缺乏可操作的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很少主动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也往往是遇到棘手问题、自己无力解决时才通知检察机关介入，以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工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四)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体制不健全，侦查监督职能不突出
这方面的弊端表现在：
1、检察机关体制错位，侦查监督受到牵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需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但由于地方行政长官都兼任党委副书记，常常将归于党委的领导异化为地方行政长官的领导;况且检察机关的人事管理和经费来源都受制于地方政府，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必然弱化。
2、检察机关过多地行使侦查职能，削弱了法律监督职能。我国法律规定，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严重影响了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行使。
3、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监所检察等部门在监督工作中没有完善的工作机制，各自为战、相互脱节的现象比较普遍，从而影响了检察机关整体监督力量的发挥。
(五)侦查监督的途径单
一、监督手段乏力、效果差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方式主要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的案卷材料，如审查批捕就是由审查批捕部门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提请批捕材料进行监督，实际上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几乎不可能在案卷材料中得到反映，即使犯罪嫌疑人事后向检察机关反映，也大都因时过境迁无法查实而不了了之。审查起诉的监督由于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是一种事后监督，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被动性，难以有效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行为。《刑事诉讼法》缺乏对公安机关不执行检察机关监督和审查决定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使侦查监督缺乏强制力、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如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检察机关所提纠正意见和执行检察机关决定的情况通知检察机关，而没有规定公安机关拒不纠正的法律后果，也未规定检察机关的后续措施，使监督显得苍白无力。
三、完善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设想
(一)以现代诉讼理念构建侦查监督制度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即安全和自由。我国“安全至上”的诉讼观念由来已久，表现在侦查模式上，即采用单轨式模式：侦查活动由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单独进行，仅仅发挥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而不强调犯罪嫌疑人
的积极抗争。侦查活动由侦查机关自行实施，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选择“安全至上”的诉讼价值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代价的，而“自由至上”的选择的着眼点在于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在侦查监督制度的设计上，就会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出发点。所以，在诉讼价值观念上淡化对安全的追求，提升自由的价值，有利于建立合理的侦查监督模式。
(二)明确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角色
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侦查权也不例外。对于侦查权，现代法制国家大都通过法院进行控制，因为法院是中立的裁判者。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我国现行以检察机关为主的侦查监督机制之所以效果不佳，就是因为观念上没有认识到应由客观、中立的机关来控制侦查权，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对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实施缺乏合理的构想，始终将检察机关定位在控诉犯罪的角色上，导致监督职能空洞化，无法以中立、客观的身份来监督侦查。
要落实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就必须在观念上把检察机关在侦查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在客观、中立上。检察官的客观、中立义务是世界各国检察机关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检察机关在职能理念上的这种转变，使得其易于摆脱单纯控诉职能所带来的偏颇立场，对侦查的监督也就更令人信服，所以我国有必要进类似的制度设计。其实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并未完全形成，其职责不是与侦查机关合作，而是要站在公正的法律立场，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三)完善立法，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1、明确侦查监督的范围
首先，法律应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即对侦查机关勘验、检查、搜查查询、讯问等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其次，法律应规定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由检察机关决定。如前所述，世界多数国家类似措施是由法院决定的，如果我们能从观念上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客观、中立的话，完全可以由检察机关来行使这些强制措施的处分权。
2、规定侦查监督的法律效果
法律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的监督处分权，如对于有违法行为的立案人给予警告、追究责任等处理;对故意违反刑事诉讼程序，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及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侦查人员，检察机关有权提出批评、更换侦查人员、建议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的权力。这样才能增强检察监督的刚性和权威性。
3、确立检察机关的引导侦查权，建立同步监督机制
确立引导侦查权，让检察机关及早介入侦查活动，有利于检察机关更有效地实施侦查监督。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可以以下列方式引导侦查：(1)参与侦查机关勘验、检查活动，提出具体侦查意见和建议。(2)参与旁听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以及对重要证人的询问。这样可以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引导侦查人员紧紧围绕案件事实进行讯问。(3)参与侦查机关的搜查、扣押、查询等侦查活动，监督侦查人员一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侦查活动。(4)参与侦查机关有关重大案件的性质、证据以及其他重大一问的专门讨论，并有权就案件实质问题发表意见。
参考文献：
[1]陈兴良：《从“法官之上的法官”到“法官之前的法官”》，《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2]种松志、朱艳菊：《检察指导侦查的实践与探索》，《检察论从》第5卷，孙谦、张智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24—434页;
[3]周楠生、周作学：《刑事侦查监督问题研究》，《检察研究参考》2004年第7期;
[4]刘中发：《强化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3年年会论文》;
[5]陈卫东、李奋飞：《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