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管理论文

12月11日，央行发布11月份金融数据显示，M2达到137.40万亿元，同比增速13.7%，创近一年半来新高;但人民币贷款仅增加7089亿元，同比少增了2347亿元。由此可见，宽松货币环境下，信贷规模却不断减少，银行传统的利差盈利模式悄然改变。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高达1.59%，远高于年初1.25%水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管理论文 篇1：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及其治理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文献标识码]A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四)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使交往关系走向全球，同时也把风险引向世界，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下，生态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正如贝克所言：“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要有效地预防和治理全球性生态风险，靠单个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做到的。为此，在生态风险治理中，我们必须强化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共享风险治理成果，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生态风险，使经济社会得到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②张小军《风险/生态风险/绿洲生态风险》，http://www.kepusky.com/web/kepu/shamo/infoView.jspSD_INFO_ID=1324&WEB_ROOT_ID=49&MULTILEVEL_SORT_ID=49&ID=881,2006-11-30.

③薛晓源《生态风险—生态启蒙与生态理性—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战略思考》，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第21至22页。

④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⑤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⑥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责任编辑：陈雪梅]

作者：冯志宏　杨亮才

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管理论文 篇2：

“十三五”银行业大变革

12月11日，央行发布11月份金融数据显示，M2达到137.40万亿元，同比增速13.7%，创近一年半来新高;但人民币贷款仅增加7089亿元，同比少增了2347亿元。由此可见，宽松货币环境下，信贷规模却不断减少，银行传统的利差盈利模式悄然改变。

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高达1.59%，远高于年初1.25%水平。12月7日，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2016年上市银行不良率或将达2.0%水平，拨备覆盖率将逼近150%监管红线。

由此，用“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来形容商业银行当下的境遇，实不为过。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以“经济转型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为主题的“2015邮储银行高峰论坛”上指出，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金融领域向非国有资本的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骤增，金融组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推陈出新，互联网金融甚为活跃，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深，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竞争加剧且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日渐多元化。强大的风控能力和转型魄力，将是商业银行能否在竞争中立足的关键。

与此同时，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提出，2016-2020年的“十三五”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期。

这即是说，当银行业转型遭遇国家经济转型的洪流时，前者无疑将顺应后者的发展趋势，迎接空前的大变革。

而商业银行已推出一些转型举措，例如加强“互联网+”布局，创新融资模式，提升风控能力，向下铺陈消费金融和普惠金融等等，目前还都大多尚欠火候，或不够深钻，或不够开放，往往显出踯躅的步态。

“考验战略定力和市场应变能力的时刻到了。”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在前述高峰论坛上表示，整个银行业都要勇于迎接新挑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唯有顺应经济转型，才能行稳致远。

大洗牌，新革命

阿里发布数据称，11月11日“双十一”当天销售额达912亿元，支付宝第一小时交易达1.17亿笔，全天每分钟完成跨境交易近2.3万笔，高达前一年的2.5倍。其交易数量、规模均已超过美国PayPal，位列全球电子支付机构之首。

当下，“互联网+”已从余额宝等“宝宝类”理财产品，向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互联网金融2.0版攀升，拉开了与商业银行亦敌亦友的竞争架势。

毫无疑问，这股浪潮虽未颠覆传统金融，但带给商业银行的各方面冲击，不可小觑。

在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看来，大批互联网企业借助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进入金融业，催生了互联网融资、电子商务等诸多金融模式，资金融通等日渐转向了银行体系之外。加之支付脱媒、融资脱媒、资产管理脱媒均加速形成，传统金融面临的是一场大洗牌、新革命。

“中国银行业走过了举世瞩目的黄金十年。”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在前述论坛上表示。当前的新挑战，本质上是新一轮经济转型对银行业提出的新要求，差异化发展将是中国银行业破茧重生的必由之路。

这即是说，商业银行不应再以邻为壑，而是应该借力打力。

前述《建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围绕支持创新发展，银行业要创新金融配套服务等体制机制，注重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科学集成，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模式，动态满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特色金融需求，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发展动力转换。

《建议》还提出，要通过优化信贷投向、科学利率定价等市场化方式，支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对此，商业银行的普遍做法是，设立互联网金融云平台，实现网上银行、移动金融、自助银行、微银行等多端口接入。一部分银行还打造了“智慧银行”，将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与营业网点、自助设备相联通，实现电子渠道和实体网络的互联互通。

“这只是简单提高电子化覆盖率，将线下业务挪至线上。”专家指出，绝大部分银行的电子覆盖率已达99%以上，这只是技术革新，而非理念革新。

除此以外，一些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直销银行等“纯线上银行”，却因为受到监管层对于远程电子账户开户等措施的限制，始终进展缓慢。

“要实现借力打力，传统金融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互联网基因。”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华表示，要从机制体制、思维模式上下功夫。

李国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邮储银行近期在综合考虑了战略协同、交易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后，引进了涵盖三种类型的10家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蚂蚁金服和腾讯两家互联网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的互联网基因——两家企业与邮储银行具有良好的互补性，未来将共享渠道、客户、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共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他看来，银行业转型，不仅是线上线下业务渠道的相互呼应，还更要获取互联网信息，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化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唯有具备互联网思维，才能向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判断、精准化管控的新型管理方式转型”。

全面风控时代到来

“十三五”期间不容忽视的是，我国银行业外部生态系统骤变的同时，内部资产质量压力进一步加重。

“金融业之所以盈利，就是因为其承担了适当的风险。”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银行业的核心能力就是风险管理能力。

然而，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报告称，2016年上市银行不良率或达2.0%水平，拨备覆盖率将逼近150%监管红线。

在吕家进看来，经济增速放缓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严峻挑战是资产劣变——企业出现经营困难，银行业也无法独善其身。并且，在我国新旧动力转换之际，各种矛盾、冲突和风险事件或将更加频繁，银行业资产质量将承受更大压力，守住风险底线将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巨大挑战。

因而“十三五”期间，商业银行必须打响资产质量保卫战。

对此，宣昌能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银行须更加关注第一还款主体的偿债能力，提升风险评估和管理水平。

近年来，商业银行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在贷款评审过程中过于依赖企业互保、联保、第三方担保等第二或第三还款来源，不够注重对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的风险评估和分析。实践证明，第二还款来源往往只是形式上增加了一道屏障，风控作用有限。

以担保为例，通过第三方担保机构的担保，似乎实现了银行的风险外包，但担保机构与银行相比，并不具备信息和风控优势，分担损失的资本实力也很有限，且一些担保机构还从事超范围和违规经营，导致2013年以来部分地区的民营担保公司爆发了非法集资等风险事件。

商业银行在贷款评审时，应把第一还款来源作为核心判断依据，依靠自身风控水平的提升和精细化管理，来提高抗风险能力。

其二，商业银行须强化资本约束，更加注重资本质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之一，即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但资本构成中存在一些不具有损失吸收能力的低质量资本，资本质量不高而导致危机蔓延。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资本结构单一，补充渠道有限，因而须通过引入战投、公开上市和发行可吸收损失的资本债等，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并要制定适合的资本规划。

对此，吕家进表示，邮储银行的资产质量始终良好。截至9月末，信贷资产不良率仅为银行业均值的一半左右。但尽管如此，邮储银行还通过引战等措施来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

据悉，邮储银行此次引战，选择摩根大通、淡马锡、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作为战投，正是希望借鉴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理念、经验与方法，打造稳健经营、风控良好的百年银行。

宣昌能的第三个建议，是借助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强化银行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他表示，全国36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已完成了投保手续，截至7月末，投保机构5月和6月的应缴保费也已全部归集。由此，将逐渐形成一系列金融安全网络，维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也加强了银行业风险防范和处置的制度性。

“当然，还需要监管层采取‘宽严相济’的监管政策。”吕家进进一步提出。

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银行业积累的风险问题正在迅速分化，监管层应该一方面适度提高风险容忍度，鼓励银行加快调整资产结构，支持经济平稳转型;另一方面，应严格检查执法、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严控系统性、行业性风险。

创新融资模式

商业银行转型必须直面的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老三样”——存、贷、汇，已经面临融资脱媒、支付脱媒、信贷脱媒、资产管理脱媒等，其“负债端主导”、“存款立行”等老旧观念必须革新，须在资产证券化等领域走出一条新路来。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正在倒逼商业银行从坐享利差收益的时代走出来。”向松祚指出。

记者发现，去年以来，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端就存在诸多显著变化，为商业银行转型敲醒了警钟。

一方面，存量债务资本化的趋势明显，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去杠杆的意愿强烈。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均开始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包括短融、超短融、中票等，来逐步置换商业银行的贷款和类贷款。并且，政府和企业也逐步将自己的应收账款、应收租赁款等权益性资产，以资产证券化来变现盘活。

另一方面，增量融资逐步趋向于股权化。这其中，出现了基建设施PPP融资模式，以及企业IPO需求加强等现象，各类产业基金、创投基金、并购基金等新型融资工具高度活跃。

如此背景之下，中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巨变，传统的存、贷、汇已无法支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利差收益模式受到冲击。

邮储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党均章分析，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融资端催生了一种亦股亦债的融资需求，既非传统以信贷为主体的间接融资需求，也非直接以股权为主体的股权融资需求，但可以同时作为股权和债务存在，例如永续债、可转债、优先股、产业基金等。

“我们的产品也在转型。”一位平安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这种模式既能降低企业债务杠杆，又能在信贷需求下降之后，为银行在“资产荒”下获取高收益产品提供渠道，为转型做好过渡。

对此，巴曙松建议，“十三五”期间，商业银行要学会从重资产经营转为轻资产经营，因为前者往往是面对产能过剩行业，不能再将宝贵的金融资源给予这些本该淘汰的产业。银行必须学会服务创新型企业，创抵押担保方式。

并且，“双创”时代到来，银行也不能再习惯于服务有正现金流的成熟企业，而要学会在“种子阶段”就介入企业的探索和成长。

“创新融资模式不仅仅是手段。”巴曙松解释，更是银行要从服务于成熟企业，转向服务于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这将是一个质的改变”。

以消费金融“接地气”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增速回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俨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破除制约消费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消费环境，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发展消费信贷，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推广至全国，有利于传统消费提质升级，新兴消费蓬勃发展。

11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 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促进金融服务与消费升级、产业升级融合创新”。

商业银行转型的一个重大机遇，将蕴藏于此。

“消费金融市场空间巨大。”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这是金融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截至2014年，我国整体信贷余额85万亿元，个人消费信贷占比仅18.1%，而这一数据在美国却高达60%以上。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体量计算，未来数年内，消费金融将保持2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

在郭田勇看来，银行业的下一步，就应该是向个人业务延伸，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增加国家的新消费、新供给和新动力。

自国务院开放消费金融市场准入之后，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和小贷公司等纷纷抢滩，仅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公司，几年内就涌出了邮储银行、北京银行、永隆银行、平安银行、湖北银行、徽商银行等近十家。

但很显然，银行系尤其个人金融领域经验丰厚的商业银行，其消费金融业务的先动优势更为明显。

之于银行本身，由于消费金融的服务对象是个人，风险分散、抗周期能力强，且单笔风险权重低，有助于资本节约。并且，客户尤其年轻客群对线上消费及其金融服务的接受程度提升非常快，银行可充分借力于“互联网+”。

“银行本身还具备资金成本低廉、客户资源广大、授信风控技术强等优势，消费金融无疑会增加收入。”平安银行人士坦言，“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不怕竞争”。

那么，新生的消费金融公司与“母银行”之间又该保持怎样的竞合关系?

吕家进解释，邮储银行成立中邮消费金融公司，与邮储银行本身要实现差异化经营和错位发展。前者主要提供小额、无抵押、利率较高的贷款服务;后者主要业务是房贷、车贷和优质客户消费贷款等，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来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能力。两者遵循风险隔离、错位经营、协同发展的原则，目的是共同构建起同时覆盖优质客群和长尾客群的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

“这其中，风控是关键。”吕家进表示。

对此，郭田勇建议，商业银行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应该区别于过去依靠人海战术和高利率的粗放型模式，朝着轻资产的方向走，一方面把控成本，一方面形成一整套良好的风险管理模式。“不能成为高利贷的漩涡”。

他还建议，“十三五”期间，消费金融还要重视农村市场，挖掘其巨大的市场空间。

以邮储银行为例，2015年前三季度，该行依托网点优势，向农村地区投放消费贷款占比近40%，较2014年同期增加10个百分点，增速达城市的1.3倍，且农村地区的消费金融规模已达全行的35%。

“顺应整个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顺应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商业银行才能经受住考验，才能成功地站在下一个风口上。”李国华表示。

(本文选自：财经国家周刊 2015年26期)

作者：聂欧

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管理论文 篇3：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转型问题初探

内容提要：长三角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地角色。近年来，随着土地、资源与环境要素成本不断地上升，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加速了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步伐，即由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新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从经济转型的界定、长三角地区为什么需要转型、区域经济如何转型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具体探索了经济转型的界定、转型与升级的关系、长三角经济转型重大问题识别、转型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等问题，最后从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总体战略构想、方向与路径、政策建议等方面阐述了长三角地区如何实现区域经济转型。

关键词：经济转型;长三角地区;重大问题

一、问题提出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地角色。本文研究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该地区位条件优越，自然禀赋优良，经济实力雄厚，从2003年开始，长三角生产总值在全国GDP总量中的占比一直在20%～23%之间，2009年GDP占全国的21.4%。长年累计吸引外资占全国总量的35%以上。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资源与环境等要素成本不断地上升，长三角地区一些高度依赖资源与环境的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面临生存困境。工业用地的日益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的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生产要素制约经济发展的迹象已经抬头，对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从表象上看，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长三角地区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透过现象，深层原因是长三角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在后危机时代，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转型势在必行。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国际高端区域的竞争已经提到了重要议程上，为该区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全球战略视野;另一方面，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出发，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转移带动内地落后地区发展的任务已经十分明确，并成为我们国家未来五年规划的战略基石。

本文主要通过回答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界定、为什么需要经济转型以及如何转型三个方面来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转型的重大问题。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经济转型是前苏联理论家布哈林在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最先使用的概念。由于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以及自然资源条件，经济转型又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因此，经济转型的定义一般都带有地域和时代的特征。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理论依据

从理论与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来研究长三角经济转型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揭示长三角地区外部冲击与内在驱动共同推动经济转型的动力源，从而提供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辩证关系。

1　从空间经济理论来看，长三角地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表现出空间聚集力大于分散力，基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作用，自我强化过程将会进一步增强原有的非均衡力，从而聚集更多的生产要素。但是，随着聚集过程的持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市场拥挤效应开始显现出来，这就迫使长三角地区必须选择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道路。

2　从区域生命周期来看，一个经济区建立之后，它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遵循有规则的变化次序而发展，从年轻到成熟再到老年的阶段。不同阶段的区域面临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长三角地区处于走向成熟区的阶段，由于其存在“膨胀区”病症，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产业结构，理顺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那么膨胀区将沦落为“萧条区”。这客观上促使长三角地区实现经济转型，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聚集企业创新能力，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道路。

3　从产业转移理论来看，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高梯度地区，具有引领与示范效应，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与要素成本的内在驱动，必然要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具有吸纳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落户到中西部地区，将改进和调整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站在国家全局利益上，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与中西部分产业承接相呼应，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因此，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具有其必然性。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现实依据

1　长三角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因此，金融危机之对长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冲击，加速其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2　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尤其土地、劳动、环境治理成本不断上升，使一些高度依赖资源与环境并且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企业面临生存威胁。伴随着长三角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与深化，工业土地的日益减少、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长三角地区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对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又是经济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区域内企业而言，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由于周边地区市场逐渐崛起，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已经没有多少增长空间。从资源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长三角地区正面临一次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真正的实现经济转型，才可能厚积薄发，找到发展的真正动力。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看到：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具备了转型的必要条件。

三、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重大问题识别

研究经济转型问题，需要从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历史背景、客观条件、发展要求三个方面来阐述长三角地区体为什么要经济转型，同时要抓住转型的重大问题，研究转型的途径。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工业文明的发轫地区，孕育了现代中国工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工业发展战略重点转移的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发展步伐缓慢。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江浙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涌现了著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样

板，但与珠三角相比缺乏先发优势，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不如珠三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加强对外开放力度与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行，浦东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和中心城市地位，长三角地区的后发优势得以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使长三角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进入新世纪后，长三角地区基本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加速向工业化发展后期阶段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国际上典型的发展道路，在这个发展阶段，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这就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表现之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长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冲击，外部需求萎缩，外贸出口持续下降、工业增长出现低迷、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等。该地区经济面临的困难，加大了经济转型的驱动力量。我们看到，无论是历史发展阶段，还是客观发展需要，长三角地区已经被推向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

第一，在发展动力方面，我们运用1978—2008年长江三角地区消费，投资，出口的数据，分别计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证结果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区经济增长由1978年—1992年消费单一拉动向1993—2008年投资、出口共同拉动转变。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地区利用低成本优势与“技术换市场”战略，为投资项目提供了外部资金支撑;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政策倾向，为投资项目提供内部资金支持，这两者的合力促使了长三角地区经济迅速腾飞。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需求依赖度较高，如温州打火机、浙江的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价格低廉闻名于世。但是，近年来投资回报率趋于减缓，国际资本出现转移趋向，因此，仅仅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

第二，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以Logistic生长方程为视角，运用长三角地区1999—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在1998—2000年间呈现出了较高的内在的增长能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则远远落后于制造业的发展;同时，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发展表现为偏利共生关系，即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环境容量的提升作用巨大，但制造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环境容量的扩大作用甚微。因此，长三角地区呈现出制造业与服务业分离现象，如果这一问题不能理顺，将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尤其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日趋紧密并互相促进的现代分工体系中显得如此之重要。在企业聚集方面，以浙江为例，采用空间集聚指数测度浙江省2003年——2008年23个行业的集聚程度，分析浙江省企业集聚的演化趋势、绩效、创新能力。实证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浙江的聚集经济处于产业集群的初级形态。只有部分聚集经济已发育为较成熟的产业集群，主要还是产业低端发展路线的产业集群，而且出现了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

第三，在土地利用方面，我们以苏州高新区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方法从土地投入产出、土地承载、土地利用生态效应三个方面构造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体系。实证结果表明：(1)苏州高新区土地投入产出水平较高，说明苏州高新区职能已经由最初的“开发区”“工业集中区”转变为“中心城区”，这必然使得高新区土地的产出水平随着居住用地，基础设施用地的不断增加而降低。(2)苏州高新区的土地综合容积率达到了1.09，已经超过了其他临近的开发区的平均水平，建筑密度跟理想值的差距不大。(3)苏州高新区土地利用生态效应良好，这主要得益于苏州高新区开发伊始，始终坚持环境保护与开发建设同步发展的原则。上述实证结果现实出土地利用的未来潜力已经不大。

第四，在能源与环境方面，我们对1990—2008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从短期来看，当期经济增长量受当期能源消耗增长量和前一期经济增长量的影响，并且经济增长有近30%自动修复能力。从长期来看，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1%会导致能源消耗增长0.6 158%。此外，从空间状态模型来看，1990—2008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弹性曲线图呈现出“倒u型”，大约在0.633-0.664之间波动。在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5年以后在0.655上下波动，能源消费弹性趋向于收敛。另一方面，本文运用1990—2008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在此基础上，以工业废气排放量为例，运用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模型分解了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实证结果发现：(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2)长三角地区工业废气污染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技术效应滞后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增长。

四、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总体战略构想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总体战略构想：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向与路径

第一，从投资、出口拉动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向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长三角地区调整经济结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久之策。尤其在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背景下，在保持投资、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必须想方设法使消费这驾马车与投资、出口一起跑得更好更快。

第二，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分离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的转变。着力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力功能，积极推进由生产辅助支持功能向导向推进功能转变。选择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与方式，建设与之匹配的集聚程度较高又各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第三，从土地盲目扩张向注重土地利用效率转变。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缓解土地供需矛盾，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形成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税费制度。通过税费的调整，促使节约集约用地。探索推进城镇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不断调整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引导并逐步实现农民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的集聚使用效应。适时推出土地创新制度，逐步拓宽集约利用土地的途径。

第四，从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降低能源消耗、发展低碳经济转变。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依靠技术进步大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走向绿色、低碳经济，全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

第五，从聚集经济的产业链低端产品生产区域向加强工业品设计与加工、研究与开发投入强度的创新区域转变;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发展现代产业集群提供技术支撑。突出实施品牌战略，加强支撑平台建设，加强网络联系，发挥政府对

集群升级的引导作用。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经济转型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经济活动，涉及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因此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政府间的合作协商机制，加强区域法律框架建设，把一些关系到全区域长远发展或跨城市发展等协调性权力统一行使，同时也给各级地方政府保留了发展空间。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步伐，建立高效、快速反应的应急磋商平台，建立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间职能部门干部短期异地任职制度，建立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补偿机制，是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

第二，加强长三角地区地方财政对新兴产业培育、引导、传统产业转型的扶持力量。加大财政收税的扶持力度，长三角两省一市设立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将扶持重点落实到项目和企业。严格落实关于促进技术创新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积极投资新兴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转型。与此同时，区域内地方政府应为产业转型提供担保、奖励和优惠政策，尤其为高新技术等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提供资金、信用担保和支持，并予以税收减免等奖励和优惠政策，提供各项担保和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如减免所得税、制定财政补贴政策等。

第三，长三角地区调整经济结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久之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打造交通、通信网络一体化的长三角经济圈，建成地区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换平台，实现苏浙沪三地的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

第四，充分发挥制造业的先发带动优势，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不断从原有的制造业中分离，并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活力，提高效率。增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并提升服务性环节在整个价值链生产过程的价值，适度加深制造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依存度。积极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配套。

第五，整合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制定区域一体化综合体系的开发规划，须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观念，建立新的资源要素投入机制，形成合理高效的区域资源流动互补机制，对区域的土地、资源进行统一的开发规划。制定相关措施促使区域空间结构优化，提高各城市工业园区的土地利用率，改善工业园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探索推进城镇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协调发展的政策，稳步推进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整治，不断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的结构。

第六，建立新能源、低碳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机制。鼓励通过股份制等形式，完善科技成果投资人股政策，制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引进新技术和新工艺、购买专利、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开展技术咨询等途径，加快利用科技成果;制定新能源开发与应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有利于新能源、低碳产业发展的法制环境。实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专项计划，实施“节能专项工程”，如实施“屋顶工程”。

第七，推进企业规模结构优化，促进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融合发展。通过市场推动和政策引导，采取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资本运营的市场方式，通过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落实技术改造贴息、科技进步资金补助及表彰激励等扶持政策，加速发展成为国内、国际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产业集中度合理、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

基金项目：该文是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子项目《我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转型重大问题研究》的长三角地区转型篇的导言部分。课题主持人：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课题研究。

参考文献：

[1]范从来等著，转型中的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王亚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

[3]李航著，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景维民，孙景宇等，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进与评估[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5]2005—2006世界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动态[M]，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66

[6]Richard.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M].New Your：Basic Books.2002.

[7]王宪明，日本东京湾港口群的发展研究及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01)

[8]袁朱，国内外大都市圈或首都圈产业布局经验教训及其对北京产业空间调整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06，(28)

[9]任宝平，钞小静，论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7)

[10]郭星，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J]，开发研究，2009，(01)

[11]苏伟忠，杨桂山等，长三角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与调整[J]，现代城市研究,2009，(10)

[12]林奠栎，长三角：经济回暖有力有望“率先转型、率先复苏”[M]，市场周刊，2009，(09)

[13]杨晋超，2008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投入产出分析[J]，长三角观察，2009，(05)

[14]发勤，郑宝银，全球经济衰退下创建我国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J]，国际贸易，2009，(04)

[15]陈耀，曾铮，冯超，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差异与升级策略[J]，开发研究，2009，(10)

[16]张斌，低碳经济长三角“高调”前行[N]解放日报，2009-08—10

[17]于敏捷，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利用状况分析[J]，价格月刊，2009，(09)

[作者简介]孙久文，男，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文余源，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收稿日期]2010—12—27

责编：正融;校对：正融

作者：孙久文 姚永玲 文余源 赵霄伟 彭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