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应对研讨论文

12月岁暮天寒，福建厦门却是冬阳煦暖，一派春色。12月12—14日，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中越两党第五次理论研讨会在这里召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金融危机应对研讨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融危机应对研讨论文 篇1：

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提升天津企业竞争力“创新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在津召开

2009年12月17日,由天津WTO咨询服务中心举办的“创新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暨天津WTO咨询服务中心2009年年会在天津政协俱乐部隆重召开。

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出席会议并作发言,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天津市商务委员会、法制办、信息化办等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等近80名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

“后危机时代”需要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此次年会针对中国入世多年后的际遇,各位演讲嘉宾的发言既有对应对挑战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有应对“后危机时代”的对策与思路,对天津市经济发展提出了很有借鉴意义的建议。

任学锋指出,近年来天津发展很快,在国家有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下,天津市在“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上取得了很大成绩,GDP增幅位居全国前列。

成绩背后也面临挑战,中央强调扩大内需,但稳定外需也很重要,必须通过走出去来抢占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而天津企业走出去的意识还不强。

总体来说,目前天津的制造业外资水平不低,但是服务业还是需要加大吸引外资,特别是中介机构还需要积极引进,加强天津整个地方商务环境的国际化,以达到构建国际化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宜居生态城市的要求,达到国务院对天津的定位。

应对贸易摩擦任务艰巨

2009年,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天津的部分企业遭受到了重大影响。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王晓从国际市场、全国经济形势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视角,并就国家整体工作思路和理念,介绍了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打破贸易壁垒。

天津商务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亦就如何实现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与行业协会、中介组织,以及企业共同联动,来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天津WTO咨询服务中心也就2009年中心积极参与天津市有关国际贸易摩擦应对工作、总结出口型企业经验引导开拓市场、保份额、稳外需、普及世贸知识规则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2010年的工作重点进行了部署。

抓住天津发展机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天津市企业代表——天津钢管集团、天津食品进出口公司、新的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宝成集团分别从各自企业的实践出发分享了他们的经验。

天津钢管集团身处国际贸易摩擦重灾区,积极应对危机的同时,“以全面提升竞争力为纲”,依据科技创新、全面全员全过程对标国际先进实践走出一条突围之路。宝成集团涉及锅炉压力容器研发制造、大型海水淡化装备研发与应用和文化旅游产业,从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管理创新三方面提升企业竞争力,而背后是宝成始终坚持的三大理念——主业理念(奉献社会,回报员工);经营理念(对客户、伙伴、朋友负责,服务客户的第一线的员工也是宝成的上帝);亲情理念(不同姓氏的员工也要互相帮助,人人做负责任的人,企业是负责的企业)。

作者：崔 征

金融危机应对研讨论文 篇2：

寒冬中的暖意

12月岁暮天寒，福建厦门却是冬阳煦暖，一派春色。12月12—14日，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中越两党第五次理论研讨会在这里召开。

中越两党间举办理论研讨会是落实两党最高领导人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党两国治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对增进两党两国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友谊，深化双方对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为双方建设好各自国家，充实和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03年至今，两党已分别在中国和越南举办了主题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执政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建设中科学、和谐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四次理论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成为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新亮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衰退，而中越两国在克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果，经济复苏的态势明显。两党在此背景下召开第五次理论研讨会，其意义和作用不言而喻。

中越双方对此次研讨会高度重视，中方出席人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以及来自中宣部、中联部、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国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省委、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海尔集团、奇瑞公司等的代表参加，越方派出了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团员来自中央宣教部、中央对外部、工贸部、财政部等部委。出席人员中大多是两国经济研究和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使研讨会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12月12日上午，研讨会在厦门悦华酒店隆重开幕。在开幕式上，刘云山和苏辉若分别作了题为“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和启示”和“国际金融危机与越南面临的若干问题”的主旨报告。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和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分别致开幕辞，中联部副部长刘洪才主持了开幕式。

双方领导人在主旨报告中分别就此次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危害，中越两国各自应对危机的举措和成效，启示和思考等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为接下来双方代表的研讨交流定下了坚实的基调和方向。

信心比黄金重要

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中越两国皆深受其害。中国党和政府沉着冷静，果断行动，实施了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要特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启动实施总额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制定并实施汽车、钢铁、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已取得积极成果，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明显成效，全年有望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

越方代表介绍说，越南党和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制定适当的目标、主张、政策，采取的措施包括扩大内需，以稳定市场和物价，保障供给与需求，实行节约与刺激合理消费相结合；制订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开展贸促活动，推动商品出口；加大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刺激企业投资，积极吸引外资；扶持生产经营活动，扩大就业；积极落实保障社会民生和扶贫的各项措施，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等。经过努力，越南经济已走出阴霾，并保证了政治社会稳定。

尽管金融危机来势汹汹，贻害无穷，但也恰为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实现结构调整、产品和技术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来自国资委的代表介绍了中央企业如何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顶梁柱的作用。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在发言中介绍了海尔在金融危机面前，如何迎难而上、危中寻机，通过产品、商业模式和经营机制三大创新，实现逆势增长。来自民营汽车企业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介绍了奇瑞公司如何通过加强研发、整合国际资源、创新激励机制、营造创新文化等最终实现企业自主创新，彰显了中国企业在危机面前不惧严寒、逆风前行的智慧和勇气。

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前提，信心比黄金、比货币还重要。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战胜危机的信心和勇气。刘云山在主旨报告中提到，在采取强有力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中国党和政府还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以增强信心为主线的宣传教育，着力统一思想、提振士气、振奋精神，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共克时艰越共中央宣教部常务副部长冯友富介绍说，越南党和政府双管齐下，利用广泛开展“学习实践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之机，着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巩固社会认同感及提高社会道德水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干部队伍、各新闻媒体向全党干部、人民群众深入广泛、客观、及时地宣传危机的不利影响，党和国家克服困难和挑战的决策等，纠正了一些模糊、错误认识，以及一些悲观、动摇的表现。政策措施与宣传教育两个“拳头”同时出击，汇成了击破这场危害的强大力量。

金融危机彰显制度优势

双方代表在发言中肯定了中越两国政治经济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所显示出的强大优势。

中越双方代表都指出，这场金融危机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暴露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暴露了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严重缺陷，反映了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危害。中国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长在发言中专门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危机是对制度的最好考验和检验。这场危机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度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宇指出，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的根本原因和应对危机的主要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国家的主导作用同市场的基础作用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此次应对危机的实践进一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优势。

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台长武文贤在发言中谈到，各国均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国家干预得越多所遭受的损失就越小，相反国家干预得越小则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各种数据表明，美国是实行自由市场机制最彻底的国家，国家干预最少，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最后深陷金融危机泥潭。相反，中国正因为实行了严格有效的宏观调控，因此所受的影响最小。而越南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通过各政府、各行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已成功抑制住经济下滑趋势，保持了相对较好的经济

增长速度，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大概保持在5.2％左右。中越两国是少有的仍然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两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还进一步彰显了两国执政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再次证明了中越两党在领导各自国家改革开放和革新开放事业中的核心作用。

规划后金融危机时代

在讨论中，两国的代表们不仅将目光聚集在当前克服金融危机的理论和实践上，更将注意力投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重新塑造我们这个共存共生的国际经济体系。

越方代表谈到，目前金融危机尚未过去，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各种因素正在显现，比如资本转移的困难，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资源的匮乏等，因此要呼吁尽早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全球治理的效果，建立民主、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此外，发展中国家要改变以往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要改变原来的消费型社会模式。必须转变经济结构，提高科技水平，重视节能减排，建设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等。

中方专家谈到，中国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突出特点是将应对危机的近期目标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战略结合起来，把扩内需、保增长、调机构、重民生有机结合，从而为中国经济更长一个时期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倡导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协调和国际合作。中国领导人多次出席国际会议和外访，发出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倡议，强调为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各国应努力构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全球经济体系，提升新兴经济体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充分体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自由讨论阶段，中越双方代表提问广泛，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在茶歇时段，双方有些代表还各自“结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继续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使得越南语翻译们不停的“赶场走穴”，忙得不亦乐乎。有人笑言：“看，这就叫做供需失衡。”

在厦门期间，越方代表团还赴当地的企业和社区参观考察，了解了当地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具体做法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况。

12月14日研讨会落下帷幕。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中越两国深入交流对金融危机的办法、分享各自经验搭建了平台，更对双方深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自国家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两国人民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扩大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作者：常久青

金融危机应对研讨论文 篇3：

如何运用宏观价值调控理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摘要]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探索新思路，广西市场经济研究会与《学术论坛》杂志社共同主办了“解决金融危机新思路研讨会”，研讨的主要内容有如何运用宏观价值调控新理论解决金融危机问题、货币能否将金融危机解决在源头，等等。与会者认为，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国际贸易结算人民币化的措施是正确的。广西社会科学院罗运贵研究员提出的运用宏观价值调控新理论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深入研讨。

[关键词]运用；宏观价值调控新理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作者简介]谢有武，中共广西区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广西　南宁530022

2009年9月5日，由广西市场经济研究会与《学术论坛》杂志社共同主办，广西裕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解决金融危机新思路研讨会”在南宁市举行。应邀参会的人员有广西高校、党校、社科研究机构、银行系统的专家学者和部分企业界代表40多人。会议由广西市场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王德民教授主持，广西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王保利致辞，广西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张家寿教授最后作了总结。

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研讨内容有：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其特殊性有哪些?货币问题能否通过货币来解决?能否将金融危机解决在源头?如何运用宏观价值调控理论解决金融危机问题?

在研讨中，大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一、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美国应该负主要责任。美国本国的金融资本家的贪婪、美元的霸权、美国巨额财政赤字是金融危机爆发及蔓延的三大原因。就美国金融资本家的贪婪而言，众所周知，从2007年开始美国就出现次级房贷危机。就房屋贷款发放过度这点而言，足以证明美国商业银行资本家的贪婪和美国金融监管的不足。由于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商业银行资本家把风险转嫁给了投资银行资本家，而投资银行资本家又不断进行各种投资产品的创新，加上美国一些评估机构的贪婪，基本让那些投资于这些新产品的美国个人投资者不能了解巨大风险所在。国外的投资者(包括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更很难回避风险了。美国这几年发动了不少战争，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而国债之所以被外汇储备大国所认可和购买，主要是由于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的存在。比如说，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拥有—票否决权。

对于金融产品创新，有部分与会者认为，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对于美国来说，可能其金融创新是过度了；而对于中国，则是金融创新不足。不能因噎废食，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之路。

有些与会者还回顾和比较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共同的特点。共同的看法是，房地产的发展不能盲目，特别是房屋贷款不能把门槛降得太低。有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总认为，搞房地产也不能总是盯住商品房，而应该创新，比如说抓住国家大力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这一战略机遇，积极发展工业房地产，如利用国有农场的土地价格优势发展国际工业港项目，积极招商引资，加大引进东部产业的力度，发展循环经济等。

二、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大家一致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领域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因为西方国家深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美国民众的超前消费已有所收敛；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也大大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销售额。有些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主要是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由于生产过剩，经济长期依赖出口拉动。这一趋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又进一步加强。当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迅速蔓延至欧洲、日韩等地。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就大大地被压缩了。于是中国实体经济陷入困境。

三、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学者提出了大胆的新思路

大家一致认为，解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国际社会能否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有学者认为，当前国际社会采取的各种经济刺激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在一些国家呈现效果。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6月份，20国集团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承诺的各种经济刺激措施涉及金额高达11.9万亿美元。在欧盟内部，德国与法国已率先出现好转迹象，二季度GDP数据分别结束了负增长。澳大利亚9月2日公布的二季度GDP数据显示，该国经济环比和同比均增长了0.6％。

但也有学者指出，当前的国际金融体制存在着极大的弊端，那就是美国长期依赖军事霸权作为基础的美元霸权。在很多国际金融机构，涉及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美国一家说了算。比如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就占18％的投票权，而否决一个事项需要超过15％的投票否决就可以了。因此我国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一个非主权储备货币。这是合理的。但是美国及其盟友英国、日本等极力反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一过程比较漫长。当前可以做的是，要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有更大的话语权以及更好的代表性。可以预见，在这个方面，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争夺战仍将持续一定时间。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纷纷发言，出谋献策。

为防止美元资产贬值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采取国际贸易结算人民币化是正确的。今后应该允许全国各地、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都用人民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同时为防止美元资产贬值，也要适时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增加欧元储备和黄金储备。

为减缓由于我国出口拉动作用下降的影响，大家都赞赏和支持中央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的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政策和2009年上半年的7万多亿元的银行贷款已经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建设、汽车产业、房地产业的拉动作用很大。广西实施的6000亿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也大大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2009年上半年，广西GDP同比增长13.5％，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近60％，增速全国第一；财政收入增长6.1％，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全国第七；新增贷款增长34.9％，增速全国第五。2009年上半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GDP达1117.5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3％，增幅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比全广西高2.8个百分点，占全广西GDP的比重达34.6％，对全广西GDP增长的贡献率达37.7％。各市GDP总量在全广西排位，南宁市671.03亿元，在全广西14个市排第l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防城港、北海、钦州、南宁四市GDP增速在全广西名列前茅，防城港

市增长24.8％，排第1位；北海市增长18.1％，排第2位；钦州市增长17.0％，排第3位；南宁市增长14.5％，排第6位。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央财政是有钱的，关键是要花在正确的地方。不能都是“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也不能大部分都投放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工业上。有些学者主张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刺激国内文化产品需求。

财政性资金的投放也必须讲究效益。银行贷款也必须真正投放到实体经济中去。要切实加强财政资金、银行贷款的监督。要切实降低项目成本。同时特别要注意控制产能过剩产业的投资。要使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有的学者认为不能搞“国进民退”，而是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具体到广西，必须加强培育创业板上市企业。

有的学者认为。中央财政有钱并不等于地方财政有钱。特别是那些欠发达地区的县级财政是没有钱的，无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学者认为，其实中央财政也面临资金不足的困扰，必须有新思路。

广西社会科学院的罗运贵研究员运用其提出的宏观价值调控新理论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罗运贵研究员提出了一个观点：建议中央银行无偿拨付1万亿元人民币给中央财政用于支持财政困难的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罗运贵研究员把建设项目划分为高经济效益项目、低经济效益项目和纯社会效益项目三种；也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货币投资资金分为高成本资金、低成本资金和无成本资金。高成本资金主要是各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低成本资金包括各国政策性银行和财政的无息或者低息贷款，无成本资金是指各国财政无偿拨款资金和社会上的各种捐款。

罗运贵研究员认为高成本资金必须用于高效益项目，低成本资金用于低效益项目、高效益项目和纯社会效益项目，而元成本资金最好只用于纯社会效益项目。

罗运贵研究员认为中央银行无偿拨付1万亿元人民币给中央财政的资金属于无成本资金，完全可以用于地方的纯社会效益项目。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属于过剩经济，中央银行无偿拨付1万亿元人民币给中央财政的资金用于地方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尤其需要这样的资金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罗运贵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正常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在一些地方是负增长，仅仅靠目前国债、地方债的有限规模发行是无法满足扩大内需的需要的。而中央银行无偿拨付1万亿元人民币给中央财政，无疑是个好办法，无疑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思路。

与会者也一致认为，如果我国的中央银行无偿投放1万亿元人民币给中央财政，再加上正常的财政收入，就可以使我国的中央财政取得比较大的无成本资金。这些资金的投放将大大支持我国许多纯社会效益项目的建设、支持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支持落后地区较快发展。

对于中央银行无偿拨付1万亿元人民币给中央财政的资金用于地方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问题，与会者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会，有的学者认为不会。罗运贵研究员认为在目前全球过剩经济条件下，由于产品的供给具有迅速扩张的趋势，而一定时间内的本国需求增长并不是很多，因此产品供求会处于供求平衡甚至是供过于求状态。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物价的稳定。同时，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可以采取措施保持物价稳定，因此我国完全可以把物价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因此也就不用担心如此发票子搞建设导致通货膨胀。

罗运贵研究员认为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发国债搞建设还是发票子搞建设，都是有物质保证的。

罗运贵研究员甚至认为从成本角度看，由于发票子得到的资金是无偿的，而发行国债则是要还本付息的，因此将发票子搞建设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则成本更低，比发国债搞建设更利于降低物价。

在罗运贵研究员看来，货币问题是可以用货币的办法来解决的。

那么，中央银行无偿投放给中央财政的货币应该是何种类型的货币呢?罗运贵研究员认为应该是电子货币。因为现实生活中本身就大量存在并进行大量买卖的电子货币并没有发行准备。一般来说中央银行代理国库业务，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里设立有存款账户。中央银行给中央财政的账户增加一笔电子货币形式的存款资金，就可以完成向中央财政无偿投放货币资金的过程。

至于当中央银行无偿投放1万亿元人民币给中央财政后怎么使用，大家比较赞同如下做法：一是这1万亿元人民币只能直接投放给中央财政，不宜直接投放到地方财政。二是其中的70％左右可以用于我国的纯社会效益项目；15％左右可用于支持我国高新技术发展项目；15％左右可以用贴息贷款的方法引导我国社会资金投向高经济效益项目。三是对1万亿元人民币的具体使用可由国务院提出方案，然后经过全国人大讨论决定，并且做好审计等跟踪研究工作。

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与会者还结合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特殊性研讨了其他问题。全体与会者都觉得这是—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精彩的研讨会。

作者：谢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