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中国地理学论文(精选5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相关研究经历了文化观照、当代总结、学理深化、方法更新几个阶段。
近代地理学的传播与中国中心观念的嬗变
[摘 要]西方近代地理学是中国近代认识西方文化及科学的入门学问和变革传统观念的利器。中国中心观是阻碍文化交流和学习的瓶颈，其变革过程是曲折而艰难的，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和分析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世界观、文化观和思维方式转变的理解和反思。
[关键词]近代地理学；中国中心观；多元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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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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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地理和文化的中心，这种中国中心观念阻碍了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和其他文化的热情，同时也抑制了中国地理学和文化的发展。明末清初西方近代地理知识由传教士带来，中国中心观在少数开明之士中间开始有所动摇，但这点星星之火很快就被旧有的势力扑灭。
中国近代，列强的枪炮逐渐打消了天朝的自大，人们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局势和各国文化知识，由此形成了一股贯穿整个近代史的学习地理学的热潮，地理学被认为是诸学科之基础。中国近代思想家大多都是从地理学开始了解、并且进而宣传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地理学在他们有限的西学知识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地理学中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所蕴含科学精神对中国中心观的嬗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
古时由于地理学水平低下，人们往往认为大地有一个中心点。中国古代关于大地的学说主要有盖天说和浑天说两种。盖天说认为大地是平的，浑天说虽认为大地是球形的，但认为人只生活在上半球，所以这两说所描绘的模型中都有一个中心，中心就是中国。至于具体在中国何处，尚有争议，主要有昆仑地中说和阳城地中说两种说法。在西方，人们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地球说，根据所知道情况，认为陆地在北半球，中心在耶路撒冷。
由于古代人涉足和交流的范围较小，所以远方的地理和文化情况只好凭传闻和想象填充。因此，许多民族在一定时期都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和地理为中心的意识。除古代中国外，古代希腊、罗马、印度、泰国等许多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国王居住于大地的中心，是宇宙的主宰。西方近代地理大发现，和万有引力理论的问世，使得人们抛弃了地理中心说，理解了全球皆可居人的现象，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使得文化中心观也发生了动摇，多元文化观渐渐兴起。
当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东亚大地正在沉睡。中国在西方列强用枪炮叩开中国大门之前，始终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位置。传统儒家力主严“夷夏之防”，但更主要的是要“用夏变夷”，即以儒家文化归化中原周围的部落民族，而万万不能“用夷变夏”，所以虽时有亡“国”，但未亡“天下”。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中心的观念日益坚定，代代相传，这有碍于对其他文化的学习，所以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注定是困难和漫长的。
鸦片战争后西学传人，人们知道：一个民族在政治文化上充满自信时，就会称自己为“中国”。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说：“释典言佛降生，必于大地之中……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2](P1849)这对当时视中国中心观为天经地义之说的士大夫们是一个打击，原来世界有那么多文化，且各家典籍都自称“中国”。中国在列强面前一次次败北的惨痛经历，使得士大夫们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灿烂的文化。他们在经典中寻章摘句考据的功夫渐渐用不上了，因为即使连篇累牍，也将只是一家之言，中国中心观需要更多可以以理服人的证据来捍卫。
二
中国地理中心说面临的最有力挑战就是“地球说”(不是只有上半球居人的浑天说，而是全球居人的西方近代地球说)，近代中国人对待地球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一些有科学造诣的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人像他们的科学前辈徐光启、梅文鼎等一样顺利接受了地球说。可能是西方地圆说所持的理由(比如：向北行进可以见到北极星的地平高度增加、远方驶来的船先出现桅杆之尖、月蚀之时所见地影为圆形等等)，对于有足够科学造诣的学者来说，非常容易接受[2](m09)。
除上述科学家们外，中国近代绝大多数士大夫因缺少足够的科学造诣和西学认识对地球说是坚决排拒的。
另外，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开始调和中西学说。他们不敢承认西方近代地理学比中国传统地理学先进，对旧学与新学的差异，他们认为这是中西之别，不是古今之别。例如，此时的代表人物魏源就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说：“何以异于昔人之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1](P1)魏源虽敢师夷，却还未敢轻言经典之谬，相异之处因西洋之学“事多征实，语非凿空”[1](P1847—1848)，中学又为圣贤之所传，所以只能相互比附。例如，“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形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1](P1865)一方面强调西方地球说与浑天说之同，忽略两者之异；另一方面，牵强论证盖天说的正确性。
随着西风日盛，钟骏声在《再述奇》的序言中开始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非不论也，罕见故也。”[3](P22)圣人之学非包囊万有，西学就是六合之外圣人罕见之学，可为名教补充。西学与中国传统学说存在差别，中国的地理旧说非孔孟之说，所以于孔孟无损。至于中国的这些旧说如何，却避而不谈。徐继畲在《乘槎笔记》的序言中进而认为“自古勤远略者，始于两汉博望之凿空，事多荒杳”[4](P1)。在不反对儒家圣贤的前提下，认为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一些说法是两汉之人的臆测，可采用西学更正之，这样西学就被同化于儒家的自然社会的理论系统中了。
地球说日渐普及，少数人根据洋人航海经验，相信地圆[1](P1891)，绝大多数人因缺乏科学知识，从经验感觉上很难赞同。“地形如球，……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李圭等早期官派出国官员当时也持怀疑的态度，直到“得环球而游焉，乃信”[5](P158)。通过环游地球之国人的亲身经历，人们开始相信地球说。
既然大地为球形，人类遍居各处，在地理上就没有中心地区。虽然没有中心点，但应该有最高点，这时开始出现昆仑地顶说，此说杂糅中国传统的昆仑地中说和佛家的须弥山或阿耨达池地中说。魏源指出：“儒言昆仑，释言阿耨，皆居大地之中”[1](P1853)。康有为也认为“佛之阿弥，即昆仑”[7](P13)；“昆仑者，地顶也”[7](P1)。他认为世界在五千年前，曾发
洪水，昆仑是世界的最高处，“洪水以后，人多居昆仑左右”。中国、印度、波斯因靠近昆仑，所以开国早。“欧洲离昆仑远，开国迟。”[7](P10)他对中国古代的昆仑地心说进行了改造，在承认其他文明的前提下，中国地理得天独厚，所以是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康有为此时还要强调，中国虽不处于大地的中心，也不是天下唯一文明，但靠近地顶，所以开国早，文化悠久，中国在地理和开国时间上胜过欧洲等其他国家。在这股昆仑学思潮中，近代地理学家邹代钧也曾提出昆仑即喜马拉雅山的观点。
这是受传统地灵人杰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使得一些人不辞辛苦地为中国地理中心论辩护，为中国地理优越论找根据。魏源认为“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1](P1850)。一些人也因中国居东方，而论证东方优越。“地球圆物，不能指一地为中，但合东西南北考之，南北极不相通，而论中外当视东西矣。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适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6](P296)随着西学的传播，为中国地理中心论辩护的声音日益微弱，但地灵人杰观念还继续影响到后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潮。1903年，清政府规定大学堂设立地理课程。第二年，地理教育普及到大中小学，并且这些地理课程主要来源于西方近代地理学，这标志着官方正式抛弃中国地理中心论，学生也从小就改变了知识结构，这为中国文化中心论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三
地理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一门学科。随着近代地理知识的传播，人们掌握了自然地理知识后，不论士大夫们怎样努力地维持和论证，中国地理中心说还是被人们抛弃了。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文化中心说的批判虽然相比之下更加困难和漫长，虽然这个批判仅靠地理学是不够的，但人文地理使得当时的中国人更多地了解了其他世界文化，对中国文化中心说的批判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顽固派们自居清流、正人君子，“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8](P109)。然而，西方的富强已是不争的事实，“师夷”也为大势所趋，但即使是当时鼓吹西学的士大夫们也对儒家道德充满了信心和感情，这时出现“中国道德，西方技艺”、“器可变，道不可变”、“中体西用”等观念，以此来捍卫中国文化中心说。同治年间志刚随蒲安臣出使欧美期间，有人问其中国一词的含义。志刚答道：“‘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 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非若印度之佛言空，犹太之耶稣言爱，波斯之拜火，麻哈摩之清真，日本之新德，此大地上之彰明较著者。至于山陬海 ，与夫穷乡僻壤，怪诞无稽者，不可枚举。则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9](P129)
地理学是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桥梁，中国近代启蒙是从介绍近代地理学的《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等书开始的。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虽没有提出正面、直接的批评，但其中的人文地理给当时的中国人介绍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和文化类型，一副全新的世界图景，西方不但有技艺，也有高尚的道德、合理的制度和深厚的文化，这无疑触动甚至动摇了中国文化中心观。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华夏文化远远高于四夷，力严夷夏之大防，所以姓“夷”还是姓“夏”是一个原则问题。此时，主张师夷的思想家开始对传统夷夏观进行改造。王韬大胆地提出华夷为文化高下的称谓，非固定不移，可因文化发展情况而变化。“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之外统谓‘夷’。此大谬不然也。……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而薄人哉?”[10](P148)这无疑给昏昧自大的腐儒们一记重击。谭嗣同举起了“冲决罗网”的旗帜，对封建纲常进行猛烈的抨击。严复大声疾呼，中国再不自强就将在此适者生存的世界中惨遭亡国灭种的命运。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批判，中国文化中心观念被彻底地否定。
我们可以从近代的地图中看到文化中心观的演变。1845年，叶子佩所绘的《万国大全地图》(据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绘制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还是以京师为经线的中度，维护着中国中央的观念和自尊。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民族，如中世纪的欧洲广泛流行的世界地图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T—O地图。而到了1848年，程承训刻的《海宇全图》，把地球的中经线就挪到了巴黎，这也许象征着世界的中心与边缘发生了悄悄的转移。后来，康有为等人介绍了地理界关于子午线的规定，世界地图从此规范化、标准化，不再以对文化的好恶而任意改变。国人了解了世界，开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各国的文化。康有为曾主张以往是“一统之世”，而今是“万国并立”之世。一些学者本着地球无中的理论，主张抛弃“中国”这个含有文化优越感的名字。黄遵宪因中国地理不居世界之中和各国平等之原则，主张不用“中”字，国名用华夏[6](P297)。梁启超也说：“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11](P3)人们已经完全地抛弃了中国中心观念，但以承袭日久、名从主人的世界通理而最后定国名为中国。
康有为进而从非中国中心、地球中心论出发，进一步怀疑太阳中心说：“我日在银河天中心，……然中心恐亦自谓耳。如古者以地在天中，今乃知其不然也。”[12](P90)同时他猜测有可能存在地外文明，甚至可能比地球文明高明。这就从非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进而走向非人类文化中心主义。
四
近代地理不但带来了具体的科学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同时其中所包含的科学精神也为中国学术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中国自汉代便把各种自然和社会的诸现象以阴阳五行和三纲五常为框架组成一个大系统。这个天人系统包罗万象，为自圆其说往往牵强附会，互相抵触。例如朱熹就曾为论证气化生万物而主张浑天说；为证明人副天数，人头圆像天，足方像地，采用天圆地方的盖天说。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知识结构是以儒家经典为主，极少留意于科学，即使学习部分科学知识也多是为政治伦理论证服务
的。在此过程中为不同的目的，选用不同的学说，而学说之间的矛盾往往被忽略和容忍。对无碍于大系统稳定的外来知识采取同化的方式，反之，为了大局的秩序，果断地排拒和舍弃。
中国近代屡战屡败，国人对天人系统的信心不免动摇。随着近代地理学及其他西学的普及，中国知识分子本着其中所蕴含的学术独立、求真实证和反对盲从墨守的精神勇敢地冲破了传统思维藩篱，学术和政教开始分离。他们反对迷信古代权威的论断，甚至以理性实证为准绳反对权威本身。科学知识和理性已经逐渐成为真理的仲裁人，此后在科学知识及理性与信仰对立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并以之来改造信仰。
近代第一批提倡西学者虽然常用新学对旧学强行附会，但我们也能从中见到进步的曙光。新解释的依据大多采用西学，而不再出于非理性的情绪，不再根据中国古代经典和错误的天文知识来驳斥。徐继畲曾说：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可据。这表明人们已经开始更多地用科学知识和理性来支持自己的“中”字信仰。
1904年，各大中小学均进行了相应的地理教育，虽然当时的地理教科书中也时常见到中国中心观的印记，例如，刘师培编写的《中国地理教科书》，书中就附以一些内夏外夷思想。但教科书毕竟以近代地理学知识为主，地理学此时虽被一些人甚至编者认为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工具，但也不能随意更改事实，保存矛盾学说。地理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传统政教中渐渐分离出来了。
近代地理学及其他科学的普及无疑促进了传统系统框架的动摇。中国地理和文化中心说是否成立，外国的情形确实如何，人们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再靠信仰和成见，而是凭借实践和理论的证明。康有为早年笃信佛经，也像近代早期大多数学习西方的人一样以经典与近代地理相比附，对两者之异不敢轻言对错。他曾相信佛典须弥山为地中，宇宙中所有的各层天“皆在须弥山中与山上，级级直上”[12](P184)。如同一个通天之绝长塔柱，但受到求真实证精神的影响，亲往须弥山，曾以肉眼、望远镜的观察结果和根据科学数据所进行的理论论证两方面，证明佛教宇宙学说是错误的，并感叹道：“然以佛之大智，开口荒远。”[12](P185)这种求真实证和反权威的精神，不仅有利于摆脱主观臆造的中国中心观，也有利于改造笼统、武断、附会和因袭保守的学风，以理性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批判。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局限，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有过地理中心观和文化中心观念，中国是其中之一。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和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导致这种观念的动摇；反之，这种自大观念的动摇又有利于前者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地理观念的重大变化常常是产生新世界观的酵母。15、16世纪的西方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开阔了视野，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以新的视角和思维开拓出新的文化。中国也需要新的地理观念来揭开思想革命的序幕。旧有的主观臆测观念被彻底地批判，求真、崇实、批判和反权威的科学精神随之建立。从“一统之世”走向“万国并立”之世，传统自大的一元文化观走向崩溃，使人们开始以客观平等的态度审视世界，放眼全球。
[收稿日期]2006—01—20
[作者简介]修圆慧(1973一)，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科学思想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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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成兴]
作者：修圆慧
摘要：中国都城地理学是地理学角度的古都学研究，是中国古都学的重要领域，其研究对象和时段与中国古都学是一致的。都城的历史地理、都城体系、都城空间等都应该是都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中国都城地理学应学习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推动中国古都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中国古都学;都城地理学;研究方法
收稿日期：2008-09-07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项目(06-YZ7-7);暨南大学2005年度引进人才资助项目(03)
作者简介：吴宏岐，男，陕西宝鸡市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红暖，女，河北邢台人，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中国都城地理学，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时期都城的有关问题，是中国古都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近年古都研究中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由于历史上的古都主要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前，所以中国都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的都城，故而也可称之为中国古代都城地理学，或简称为古都地理学。自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以来，在历次年会和诸多学者的推动下，中国古都学迅速发展，日益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都城内涵复杂，又具有特殊性，需要各相关学科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视角来共同阐发，而以往的研究却较多的关注古都发展史、古都文化学等内容，近来则有以古都文化学、都城制度发展史、都城规划与建设史乃至古都类城市的旅游文化开发代替中国古都学的趋势，这必然对中国古都学的学科地位带来影响。而地理学角度的都城研究在古都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虽有部分成果，却一直是受忽略的领域，多数课题处于其他研究领域的从属部分，有必要重视和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以推动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中国都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对于“古都”的含义，学者们在实际研究中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概括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史念海先生经严密考证后认为，自三代以下，共有古都217处，涉及王朝和政权277个;其二是指历史上曾经作过都城的当代城市，可以称之为“古都类城市”，如现今人们所经常提到的“六大古都”、“七大古都”或“八大古都”。中国都城地理学作为中国古都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与中国古都学是相同的。史念海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得以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都城”，这也必然决定了都城地理学也要以“历史上的都城”为研究对象。
从学术发展角度看，加强对中国历史时期都城的全方位研究是必须的，历史时期所有的都城都应是古都学的研究对象，也是都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才能有利于古都发展规律的全面探索。“历史上的都城”有不同的发展命运，有的都城只在史书中留下简略记载，现在已无迹可寻，或者其具体地望仍有争议，如先秦时期的诸多方国都城和两汉时期西域诸国的不少都城;有的都城作为全国或区域的政治中心城市，曾经显赫一时，却只留下一片废墟，如西汉长安城、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的统万城、金上京会宁府城等;有的都城则经过曲折发展，至今仍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如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安阳、郑州等“大古都”和南国名都广州等。至于北京则情况比较特殊，政治地位一直相对稳定，明清时期为全国性都城，现在仍为中国的首都。对于那些无迹可寻或者只留下废墟的古都，要认真研究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学的新进展，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加强研究，探索其兴起、发展、衰落和毁灭的原因，为现今城市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至今仍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或首都的古都类城市，则需要研究其都城时期的城市发展特点和规律，以及在中国古都发展史、城市建设史中的地位和对后世相关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都城时期的研究是传统意义的古都研究，也是以往古都学研究的重点，为都城地理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发展空间。从古都学“有用于世”的目的考虑，也必然要求加强现存古都类城市的研究，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后都城时代与目前城市发展具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更需要通过都城地理学研究更好的为当前城市规划、古城保护、城市文化培育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服务。学科发展要求以上各方面不可偏废，但在研究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重点是用都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解决古都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以更好地为当前城市建设服务。
都城地理学的研究时段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量：其一是古都类城市自身发展的各个时段，即不仅要研究其都城时期，也要研究其前都城时期和后都城时期，必要时甚至还可以包括当代古都类城市的发展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对都城发展的地理基础、都城时期的状况、对后都城时代城市发展的影响等整个城市兴起、发展、演变和更新的全过程有清晰的认识。其二是中国古都的不同发展阶段，有学者指出其研究时限应该“始于都城的肇源，终于清末。具体地说，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都，至清都北京”，也就是“重点是研究古都，也并不排斥对现代都城的研究，甚至是对现代城市的研究”。所以都城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古代的都城，还要研究近现代的都城，甚至也可以对当代的首都北京及其他古都类城市进行都城地理学研究。惟其如此，才能理清中国都城发展演变的全脉络，以便于都城地理学理论的宏观概括和总结。
关于都城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区域，也不能仅以都城的城墙为限，不仅要研究城墙内部的各个功能区的布局、都城形态结构等内容，还要将视野扩展到城墙以外，研究都城附近的皇家园林、行宫、陵墓等附属性设施和官僚贵族的园林别业的空间布局及其与都城的关系，都城郊区和城郭区的居民区、村落、城镇及其与都城的互动关系，甚至通过对都城周围的气候、地形、河流、湖泊、交通、物产资源及其他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的研究，将研究区域扩展到都城所在的广大腹地。同时，从全国范围内考虑，都城地理的研究既要包括大一统时期的都城，也包括各个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此外，考虑到多都制是中国都城制度的重要特色，都城地理学既要研究首都，也要研究别都、陪都和留都等一些实际起到陪都作用的行宫等内容。
因此，在研究时空上，都城地理学的研究与古都学一样“并不局限于古代都城这一时空范围内，而是放眼古今未来，包括都城内外，有着大跨度的时空范围”。
古代都城地理学与古都学皆以“历史时期的都城”为研究对象，却不能因此将一般意义上的古都学与都城地理学完全混为一谈。古代都城地理学与古都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地理实体的都城”，它强调地理学角度的研究，“研究都城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研究都城制度、职能、空间结
构、都城风貌等与地理条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各种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在都城空间的组合”等。一般意义上的古都学研究更多强调古都史和古都文化层面的内容，史念海先生《中国古都与文化》一书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朱士光先生指出：“中国古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历史时期各个朝代与政权都城兴建、发展以至废毁过程及其原因、规律。”并强调“将每一座古都提高到文化的层面加以综合的深入的研究”，也是如此。注重古都文化研究，固然是研究水平提升和重建古都类城市文化性格的必然选择，却并不能因此而忽略古都学作为“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的学科特性，而忽略地理学角度的研究。加强古代都城地理学研究，是中国古都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都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中国都城地理学作为中国古都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内容必然也受中国古都学的制约。朱士光先生曾指出中国古都学的学科组成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地理环境与资源;第二层次是古代都城空间布局与形态、结构特点;第三层次是文化与制度，其中的第一、第二层次都应该是都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中国都城地理学作为古都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分支，虽然有其学科属性的限制，但古代都城作为城市的一种特殊形式，决定了其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一样，有其广阔的前景，也是古都学研究中最能发挥“有用于世”作用的领域。都城地理学研究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 都城历史地理背景研究
都城历史地理研究是中国都城地理学的首要内容。城市史研究通过关注城市的兴起、发展、衰落乃至毁灭的全过程，归纳城市演变发展的规律，都城史研究则是将目光从一般城市转向特殊地位的城市——都城。都城地理学对都城兴起和发展演变的关注，应该将重心从纵向的“过程”即发展史，转向都城演变与其所在环境的相互作用。
“古都的地理环境与资源”是古都研究的第一层次，也是古都选址和发展的基础。都城兴亡关系国之兴亡的特殊地位，这一点决定了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都城位置的选择，统治者必须仔细了解都城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与资源，是否有利于其统治的巩固。都城的选址受制于各种条件，因而形成了若干都城选址的原则，史念海先生将其归纳为：探求国都的中心点、利用交通要冲的位置、凭恃险要的地势、地理因素与对外策略、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关系等六个方面。这些因素错综复杂，相互影响，不同朝代的都城，所处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不同，所考虑的标准也各有所异，有些政权因袭前代都城，不少朝代和政权都城则经过几番迁徙。中国都城地理学除在总体上把握各政权建都的原则和规律之外，具体到每个都城都要详细分析，“如果不细究其变化的过程，则难于完全理解”。只有做到具体都城具体分析，才能对每个都城或古都类城市的发展基础有清晰的了解。
决定都城形成的因素不同，“在都城的发展和演变中，就会各有不同的影响，也会导致不同的结局”。环境条件是都城选址的基础，而环境的演变常常也是影响都城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都城地理学不仅要关注都城的选址条件，更要关注都城的规划、发展演变及其更新模式与环境演变的关系，进而可以对当前古都类城市的更新模式提出前瞻性意见。当然，更有必要从辩证的思维和互动的观点来考察分析都城位置的选择与环境的关系，即不能仅以都城发展的环境基础研究为限，也应关注都城位置的选择及其成长对其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有何影响。区域面貌发生了何种变化，都城所在区域的气候、农业生产状况、人类生存空间与环境、居民饮用水的形式及演变等都应该成为都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都城发展对其区域环境的影响也进而影响到其都城地位的变化，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问题。以西安的发展为例，汉初和隋唐定都长安，与关中的地理形势、关中地区“天府之国”的富饶、广阔的农业发展腹地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等因素皆有相关，长安因其首都地位，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长安文化作为汉唐文化的象征远播世界。但随着关中人口增加，关中狭小的腹地经济，远不能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与之相伴的经济重心东移和南移以及全国政治形势的改变，使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势地位日益下降，自唐代以后再没有做过统一王朝的都城，经过五代十国的破坏，西安的发展也随之进入其衰落阶段，元明清时期才有所恢复。
都城地理学所探讨的地理因素与古都形成和发展的相互作用，既有地理环境和资源对都城选址的影响，也有地理因素的改变对都城发展的影响，都城发展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都城或其所在城市在每个历史阶段发展的地理背景都具有特殊性，故而其所表现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有所区别，都城地理学就是要将所有的动态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探讨都城及其所在城市更新演变的全过程，从而归纳历史时期城市更新的模式，并为当前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都城的历史地理背景研究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解决都城地理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既要注意从单体都城的个案研究入手，探讨每个都城发展历史地理背景，又要以个案研究推动综合研究，由实证上升到理论，注意理论的归纳和提升，形成规律性认识，以便为当前城市规划和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参考。
2 都城体系研究
都城体系研究也是都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就城市研究而言，“很早以来，区域地理学家就致力于研究城市与周围区域(城市是该区域的核心)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城市与其腹地的关系，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城市体系。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也有其发展的区域，区域角度的都城研究，也要关注都城与其腹地的关系、都城与陪都的关系，即所谓的都城体系。都城作为特殊形式的城市，不仅在其所在区域具有核心性，在全国范围内也处于核心地位。都城政治地位的核心性与其作为都城的时间相始终，但其经济地位的核心性和文化地位的核心性与政治地位的形成具有非同步性，甚至具有分异性，有时在多都制或政治版图分裂条件下，都城的政治核心性地位也可表现为双核或多核模式，都城地理学要充分关注都城核心性的形成与消失的过程、原因及其与都城地位的关系。都城与其腹地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都城与其所在的地理区域的关系;其次是都城与全国范围内其他都城的关系。
各个都城与其所在区域内的城镇会构成首都圈，首都是其辖区内城市体系的顶点，也是城市体系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内容。都城体系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的，首都圈内的城市体系是指都城辖区及其卫星城镇而言的，与一般的城市体系研究相类似，在都城地理学研究中没有特殊性，故不是都城体系研究的重点。但是都城与其所在腹地的村镇、聚落、河流、居民及环境的互动关系，仍是都城地理学需注意和加强的内容。
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全国范围内会存在数个
都城地位的城市，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一定的都城体系。中国古都地理学研究都城体系是由中国古代多实行“多都制”、中央王朝四周存在多个边疆民族政权都城或国家分裂时期多政权都城并存的特殊国情决定的。都城体系的研究涉及该体系形成的原因、条件、过程，都城体系的层次结构、相互关系、演变趋势以及历史作用等问题，研究全国范围内各个都城之间的层级关系和关系演变，是都城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其重点是各都城之间的功能与空间配置的关系。多个都城存在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古代都城体系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多都制条件下首都与陪都的关系;统一王朝的都城与边疆政权都城的关系;国家分裂情况下，多个割据政权都城之间的关系等。
“多都制”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大特色，除个别朝代如秦王朝只有一个都城之外，不少朝代有两个都城，如西周和隋代，还有的朝代有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六个都城，如明朝为三都制，宋为四都制，五都制者则有曹魏、唐、辽，金朝设都最多，为六都制。在两个以上的都城中，有一个为首都，其余则为陪都。一般而言，首都与陪都在功能上都是互补的，空间上也力求均衡。在两都制条件下，多根据社会矛盾的需要而选择东西配置或南北配置。都城数量、都城名号的确立与国土轮廓有关，更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以及帝王个人的偏好等影响。首都与陪都的形成、功能和地位及演变趋势等都是都城体系的研究内容。
多政权对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常见的现象，即使某些所谓的“大一统”时期也不例外，中央王朝都城之外，也往往存在着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或以汉族为主的割据政权的都城，如西汉前期之南越国都番禺和西域诸国之都城，再如唐代东北有靺鞨人建立的黑水政权、西南地区有南诏政权、西藏地区的吐蕃以及西北地区的突厥、回鹘等政权，皆有各自的都城。各政权都城与中央政权都城的空间分布、政治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关系的演变等内容是中央王朝与边疆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也是都城体系应该关注的内容。
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不断演替，分裂时期虽不是历史的主流，但分裂时期全国范围内处于都城地位的城市数量比统一时期数量更多，如南北朝和十六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辽宋夏金元对峙时期等，全国范围内存在的都城数量甚至多达十几个，故国家分裂时期的都城体系同样不可忽视。分裂时期都城关系的演变也是各政权关系变化的反应，各都城的地位与政权地位相一致，并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改变，都城体系是研究该时期各政权关系演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古都地理学的都城体系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某些帝王临幸频繁、停滞时间较久的行宫，如隋朝之仁寿宫，唐代之九成宫、华清官，清代的承德避暑山庄等，虽无陪都之名，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陪都的政治作用，拓展了都城的政治空间，也可视为都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和空间布局也应当成为都城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当然，在这种都城体系中，边疆民族政权或少数民族政权都城对中原地区都城制度的继承和创新，是边疆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化的最初举措，也是中原地区都城与边疆都城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不仅涉及都城建设制度，也有都城管理制度的内容，在都城地理研究中要适当关注。都城体系的形成对单一都城在全国范围内的核心地位是一个巨大冲击，也是都城发展分化模式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多核心模式不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但政治核心与经济核心的分离和多核心模式却更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这是一个矛盾问题，只有当多核心力量达到某种平衡时，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3 都城空间研究
“古代都城空间布局与形态、结构特点”是古都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是从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层次上理解的，是关于都城本身的研究内容，更是古都研究的“主体内容”。都城空间研究作为城市空间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近年来日益受到学者重视，并日渐从都城制度研究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发展的态势。都城空间研究分为都城外部空间形态和都城内部空间结构两部分，前者主要是都城空间结构的外部表现形式，即都城的外部轮廓形态，后者则更关注都城内部各要素的用地形式、空间布局以及与都城所在区域环境的互动关系等内容，具体表现为政治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文化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意象空间结构等。
但都城的外部空间范围并不仅限于城圈以内，一些重要的礼制建筑如隋唐长安的天坛等建于城墙以外，一些重要的城市功能区如汉长安的上林苑、隋唐长安附近的行宫、别苑、皇陵等都位于城外，而且唐宋以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城郭部分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如宋代《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郊区繁华景象，城墙外部郊区的发展对都城外部形态产生重要影响，都城地理学应将都城空间的拓展范围纳入研究视野，将对城区的关注从城墙内扩展到城外，进而从都城所在地理区域或腹地作整体考虑，将比以往研究只重视城圈以内的做法有更宏观的视野，研究成果也将更客观和真实。
城市空间形态一般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种形式。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城市物质要素的空间布置形式;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所形成的城市人文心态;社会群体、政治形式和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城市生态结构等”内容。具体到都城物质形态而言，从宏观上不仅包括由都城规划所形成的以宫城为核心的政治功能区和其他区域的相对位置关系，在城垣束缚下形成的都城轮廓形状等都城形制内容，还包括都城在城垣外部的成长所形成的部分及其对都城形状的影响;从微观上则会具体到构成都城物质形态诸要素如宫殿、市场、街道、城墙、里坊的平面和立体的形式、风格布局等外部形态，其物化表现是各要素在用地空间上呈现的几何形状。都城的非物质形态则包括更广泛的内容，是人类活动在都城特定的地域环境内各种活动和经济文化生活的表现形式，即都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空间表现形式，可以具体表现为行为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文化空间等不同内容。
古代都城的物质形态研究，一向被学者所关注，研究成果丰硕，非物质形态的研究则较为薄弱。都城地理学要加强对古都非物质形态研究，将传统研究对都城文化的关注与空间研究相结合，关注平民生活的社会空间、行为空间，将都城空间研究与其所在“区域之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所处区域与时代之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嬗变”相结合，加强理论归纳和总结，进而推动都城空间研究日渐成熟。具体而言，都城的内部空间结构由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军事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等几部分组成，各空间的组成要素分别如下：
政治空间：对皇宫、官署、礼制建筑、离宫别苑、皇家园林、皇家陵墓等的位置和在都城内的空间分布及布局形式的复原和影响因素分析，认识都城的政治空间的结构和构成，探讨不同都城政治空间演
变的规律。
经济空间：研究都城及其附近各种经济活动的场所和空间布局形式及其影响因素，探寻都城经济空间演变的规律。古代社会这些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于手工业作坊、商业市场和商业店铺的分布，近代以来则增加了近代工业和金融机构等内容。
军事空间：探讨都城内部及其周围驻军的分布、城防设施分布及其防御方向(制内或是御外)和影响因素，甚至还包括都城附近的重要关口和交通道路的位置及在军事防御中的作用。
文化空间：探讨都城内各种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主要内容有由学校或书院、孔庙、文庙构成的教育空间;寺院、道观、清真寺、教堂各类庙宇组成的宗教空间;城隍庙等组成的民间信仰空间等。
社会空间：也被称为“社区空间”，或“社会区域”，“从城市社会生态学的观点，社会区域是城市环境下，人群分布与构成在较大的地域，它是较大地域的城市社会集合体”，“在社会区域里有较大的社会经济特征，职业背景的相似性”。社区有一定的地域，其内生活的人群的相关性使其生活方式也具有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社区是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结合。按照生活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城市社区、乡镇社区、村落社区等形式。都城内由不同社会群体构成的社区是城市社区的一种形式，如皇宫社区、贵族社区、官员社区、平民社区、外国人社区、少数民族社区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社区，如北京城的八大胡同是娼妓区、长安城的东西市是市场社区，还有寺庙区、乞丐区等。一般而言，每个社区都由特定的社会人群构成，这些人的职业、社会地位、生活习惯决定了其社区的位置和空间形态。当然，也存在混合型的社区，如唐长安城平康坊就是由官员居住区、娼妓居住区等所组合而成的社区。从研究对象上，以往研究对都城内的贵族和官员社区关注较多，现在要眼光向下，关注一般平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以便于对都城社会空间有更全面真实的认识。
此外还有一种意象空间，是由个人或某些人群对以上某些具体空间的认识，如对某些城市景观空间、城市文化空间的意识，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就是某人或某些人群的意象空间。都城意象空间可以通过一些文学作品或地图表达出来，如唐诗中有很多关于长安城景观、文化等内容的描述，就是作者意象空间的表现。意象空间因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研究难度较大，但未尝不可作为未来都城空间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都城规划制度及城市空间结构，是影响各社区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如隋唐长安城的东西二市的规划布局，以及严格限制市场交易空间和时间的规定，决定了其市场社区主要位于东西二市。因此，都城空间的探讨还要注意都城形态与都城制度的关系。都城制度不是都城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却是都城空间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都城空间形态是都城制度的具体表现，都城制度是影响都城各功能区的空间分布、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当然都城发展中也存在对都城制度的突破，都城空间形态对都城制度的突破和遵循也是都城地理学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土地可利用空间的限制是突破都城制度限制的主要原因，并对都城空间形态带来影响，如唐长安城南的家庙密集区的形成就是一例。都城地理学不仅要研究这些社区的空间分布，还要关注这些社区的演变及影响其演变的动力机制。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都城地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和总结都城存在发展的地理基础、都城功能、都城体系与都城空间形态结构发展演变的特点、动力、模式及其对后世相关城市的影响，进而探讨都城发展基础、都城功能、都城体系与都城空间形态结构和都城所在城市更新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此外，都城地理学为当前古都类城市保护和发展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都城考古工作的开展，复原古都遗址的位置、空间格局，通过都城选址、规划和空间的研究，加深对城市发展环境与城市内部传统功能区的认识，从而为古都遗址。保护、城市改造和更新、城市旅游开发等提供参考。对历史时期都城文化空间的复原与重建，传统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研究，从而上升到对城市性格与城市文化内涵的研究，也可以为城市形象和文化建设以及古都风貌和历史文脉的保护和建设有所帮助。
三、中国都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都城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地理要素，甚至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的象征，是一个政权实施统治的中枢。都城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言：“我国的古都不仅繁多，形成各个古都的时代前后亦皆不相同，这些古都分布的地区既相当广泛，又各具特色，难得一律，因而所显示的问题就颇为复杂，往往涉及许多方面。”古代都城地理学的研究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往往涉及历史、地理、考古、城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水利、建筑等各个学科内容，要达到某方面的研究目的，需要借助各学科的研究手段，综合研究当是其最基本的方法。
都城是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城市，故而都城地理学的研究要借鉴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城市体系、城市空间形态理论，加强都城发展基础、都城体系和都城空间结构的研究。近年来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其中关于城市体系、城市形态、城市更新、城市规划等相关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施坚雅理论”更是为学者所推崇，都城地理学研究要充分利用这些最前沿的理论成果，并与本学科特点相结合，不断丰富古都地理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都城地理学作为古都学的分支学科，以及与地理学的密切联系，也应重视历史地理学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在注重文献运用的同时，将文献考证与野外考察相结合。都城地理学尤其要借鉴都城考古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和成果，“要显示古都原貌，除文献记载以及文物遗迹之外，还须依靠地下发掘”。都城考古以“反映都城政治性的物化载体作为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对象”，“宫城、皇城、宫城、官署、武库、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地坛等”是都城考古发掘的主要“点”，这虽然和都城地理学所要关注的都城空间结构相比，有些过于微观，但其研究却可以从宏观上解决都城位置、环境、都城布局形制等问题，尤其是包括城墙、城门分布、都城平面形状、道路网络及城内分区，与都城相关的都城附属建筑(如礼制建筑、陵墓、离宫等)地望的确定与分布状况等在内的都城布局形制问题都是都城考古的重要内容，都城轴线和都城中心点的确定更是重中之重，这些都是都城空间结构复原和研究的基础，越是久远的都城，尤其是夏商周三代都城地理的研究，更多依赖都城考古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城考古学为古都地理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都城地理学则是将都城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基础上的深化和提升，从许多的单体都城考古研究成果中归纳都城演变的规律，为现存的古都城市的城市规划、古城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历史借鉴。
都城比较研究法。陈桥驿先生在关于中日学者城市研究中提出“应该从单一的城市研究向城市的比较研究发展”，进而提出“比较城市学”的概念，我们认为比较研究法不仅适用于中日城市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古都学研究，甚至可以称之为“比较古都学”或“比较古都地理学”。比较都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类型多样，既有不同都城的比较，也有同一古都类城市不同发展历史时段的比较、中央王朝都城与边疆地区都城的比较、统一王朝都城与分裂时期都城的比较，也还有中外都城的比较研究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清晰其中的差异和特点，理清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普遍的都城发展基础、都城更新和空间结构演变规律。
动态研究法。都城与城市一样是动态的，经历着从产生、发展、演变更新的全过程。都城发展的环境基础、都城体系、都城功能、都城空间结构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中，整个历史时期也经历着多个都城迁移和都城地位的变化过程。都城地理学也应该用动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尽量将每座都城所在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状况、空间结构的发展变化复原出来，才能更好地归纳都城发展的规律。
司徒尚纪先生曾指出：“历史地理学应从专业优势出发，着重研究它们(古都)兴起的地理基础，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区域关系，城市结构和用地布局，以及作为城市群体的地理分布等，从中发现古都演变规律，总结其中经验教训，为古都学建立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其实也是对中国都城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初步概括。从另一角度而言，中国都城地理学就是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深化古都问题的研究，从而促成古都学学科和理论体系的完善，惟其如此，中国古都学才能从单纯的古都文化学发展成为一门日益独立的学科。
[责任编辑 许正文]
作者：吴宏岐 郝红暖
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相关研究经历了文化观照、当代总结、学理深化、方法更新几个阶段。这一研究领域吸引了诸多学科众多学者，在“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等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上，各有倚重，缺乏呼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二级学科条块分割的状况。所有文学与空间关系的研究都可以整合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术概念内，作为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可以各有所长，各显神通。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地理学;文学与空间;“地方路径”
人赋山川以灵，文予自然以美。文学地理学自有文学研究起而存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名词术语在国内最早见于 1902 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他提出了文学风格的“南北界限”问题，认为中国文学“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①此后，有刘师培、丁文江等学者继续探讨地理与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文学地理学”直到最近十年才被学界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杨义、曾大兴、梅新林、陶礼天、邹建军等学者是这个领域研究用力最深的专家，对“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各有阐释。文学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因此与文学地理学相关的话题始终值得重视，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文学研究都关涉文学地理。从实证研究到理论阐发，从古典文学到古今中外，从领域方法到学科建制，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
2009年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挂靠单位为重庆师范大学，并主编有《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这个学术领域的特别重视。2011年11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在江西南昌成立，广州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为主要发起和主办单位(后加入湖北大学)。每年举办一届学术年会，出版一期《文学地理学》年刊，还不定期主办专题研讨会。从2013年南昌第3次年会到不久前山西大学第11届年会，我参加了六七次，主办或协同主办过多次。据我所知，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界较为活跃的学会之一。学会的领军人物和学术中坚，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深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广泛吸纳了各二级学科成员和学术成就的学会，最初古典文学界的会员比较多，后来延伸到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等各个二级学科。主要负责人是古代文学教授，几位副会长分别为几个二级学科的教授。开放性包容性特别值得点赞。从在湖北大学召开的第6届年会开始设立硕博论坛，至今已连续举办了6届。每次参与的年轻人都很积极活跃，表明了该领域的活力和后继有人。文学地理学研究，或者说文学与空间关系的研究，是新時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话题不具有特别的冲击性、前沿性，但是有持续性、普泛性。就像某类被叫好的图书一样，不是畅销书，但是长销书。
文学地理学研究及相关的学术概念，比如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等，概念有弹性，有综合性，有包容性。尽管古代中国的区域行政管辖变化也比较频繁，但农耕文明为主的生活方式还是产生了相对鲜明、稳定的地方文化特征，因此地理与文学、文化的关系较为清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投入的精力最多，成果也较为丰厚。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当代世界和中国，区域地理和文学的风格特征关系更加复杂，更加模糊。“区域文学”也好，“文学地理学”也罢，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认识本土文化，二者如何融合，有更复杂的考量，更需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学者参与。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及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说学者众多，成果累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每个人都是实干家，每个人都是理论探索者。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经历了文化观照、当代总结、学理深化、方法更新几个阶段。
一 地域文学的文化阐释
新时期文学初期，地域因素并未突显，到了1980年代中期文化热、寻根文学热，用文化而不是政治的经济的视野观照文学，必然包含以地域文化观照地域文学，对民族传统正负面价值的挖掘必然关联到各地域文化的特色。于此地域文学的文化阐释，或者地域表现怎样的文学景观、怎样重塑地方文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研究话题之一。 1990年代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包括吴福辉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朱晓进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费振钟著《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李怡著《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著《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李继凯著《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魏建、贾振勇著《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刘洪涛著《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等②。其间的大部分作者后来都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的骨干和领军人物。
从地理文化的角度考察文学及相关话题的论文不胜枚举，相关研究著作也比较丰富。比如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等人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③、杨光祖的《西部文学论稿》④、梁凤莲的《岭南文化艺术的审美视野》⑤、吴秀明的《江南文化与跨世纪当代文学思潮研究》⑥、李洪华的《上海文化与现代化文学》⑦、孙胜杰的《“黄河”对话“长江”：地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河流书写》⑧、李莉等主编《地域文化、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⑨。有别于以往的历史进化论、意识形态化与人本主义等文学研究的旧有模式，以人地关系为研究基点，徐汉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纬度研究》从人地关系与文学地理的生成，现代作家人文气质的地理生态征候，作家“地理自我”的情感坐标，故事、地理场所与文学地标的互文性，作为历史重写本的废墟景观和坟墓景观等，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地理环境、场所精神和空间位移等问题。⑩
以赵学勇新发表的一篇以文化地理看文学风格差异的文章为例，可以看出文化地理是研究作家与地域关系的重要理论资源。陕北、关中和陕南的三秦大地，遗风民俗同中有异，成就了秦地小说“和而不同”的文化样态。陕北作家如柳青、路遥等的创作根源于坚韧乐观、与时偕行的乡土文化，关中作家如陈忠实等倾心于中庸调和、务实入世的家族文化，陕南作家如贾平凹等生长于轻质异俗、隐秘奇诡的山地文化。11这样的研究建立在对于地域文化清晰的认知基础上，对当代陕西作家三巨头特点和差异的见解颇具说服力。
文学是地域文化的形象显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以文化地理的眼光看文学，关注山川、气候、物产这样一些自然因素，尤为重视历史、民族、人口、教育、风俗、语言等人文要素，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空间因素更加得到了重视。解析文学思潮、文学活动、文学风格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和地理因素，阐释作家题材选择、人物描写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及特点，说明作家审美表达的差异性。地理资源可以成为文学资源、文学如何再生地理资源和地域文化，也得到了彰显和强化。
二 21世纪初中国当代区域文学的研讨总结
21世纪初，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开始成为中国区域文学理论研究和重庆区域文学研究的重镇。出版有《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包括周晓风主编《20世纪重庆文学史》、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新论》、张育仁著《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等12。周晓风等还主编《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至今已出7辑。在2020年底新出的第7辑上，本人应邀主持了“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专栏13。这组文章是我从2019年8月在三峡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9届年会的参会论文中挑选的。古远清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移民文学的提法，是考量当代文学地理因素的变迁和复杂化的一个很好样本。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吕东亮博士探讨徐怀忠1950年代的西藏书写及其所受到的批评，题材的边缘性、风格的异域性，至今仍然闪耀着西部区域文学的魅力。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王昌忠从沈从文第一次从湘西远行到北京，研讨地域与身份的关系、地域变迁与身份认同的难度，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重庆师大王昌忠教授讨论了“地域中的诗歌”“地域内容的诗歌”“地域风格的诗歌”几个概念的联系区别，是对既往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这几篇论文选题新颖，论述细密。从作者队伍和文章来源来看，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的一次小小的合作。
地方性大学关注地方文学建设、总结地方文学成就似乎是应有之义，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力军往往是在地方性大学。比如广府文化之于广州大学，上海文化之于上海大学，江西文化之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巴渝文化之于重庆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是研究当代湖北文学的重镇。笔者主编的《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四册14，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湖北文学发展的现状及与当代中国文坛的关系、荆楚文化文学传统和地域文化意识在世纪转型期的表现、湖北作家队伍的构成与创作质量的关系、湖北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的基本特色与主要成就等问题。既注意到生活和创作在荆楚大地上的作家的某些与地域文化相关的共性，也充分正视其多元繁杂的特点。充分展示近20年湖北文学成就，指出其某些缺失，分析湖北文学未来的走向并对其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本人还参与《湖北文学通史》15的编撰和组织工作，并担任当代卷主编，费时三年，受到全国媒体和同行的关注及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一百来部官方组织的省级区域文学史，如浙江、安徽、河北、山西、云南、河南、上海等地的文学通史或当代史。尚有一些对当代各省市文学发展的专论，如陈书良主编《湖南文学史》当代卷16，刘晓林、赵成孝的《青海新文学史论》17，林超然的《1990年代的黑龙江文学研究》18，何英的《呈现新疆》19等，或是从古代延伸到当代，或是专门的当代文学史总结，或是当代某一个时段的区域文学总结。《四川文学通史》《广东文学通史》等都在紧锣密鼓的撰写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20，及十多年后全国2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修订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21，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大区域文学的首次总结。全书68万余字，书写从1900年到2017年百余年的中国西部文学史，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口传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文学思潮、文学评论、文学期刊、文学活动等多个领域，对400多位西部作家的作品及创作流变进行研究梳理，完整展现了中国西部新文学的风貌，是中国首部跨世纪的西部文学史，也是迄今最新、最全面、最翔实的西部文学史，堪称西部文学史之杰作。
有学者指出：“区域文学就是以区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拥有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这四大文化内涵，地域文学的政治性需要与地方文学的地方性表达趋于一致的文学现象。”22这是截至目前最努力接近区域文学特点的概括。区域文学作为一个有别于地域文学的新概念、新领域，它仍然显现的是一体化文学体制和学术体制的中国特色。从学理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充分的解释。首先，“地域”“區域”概念的含混，在很多研究论著中这两个概念是混同的，模糊不清的。我理解，地域文学概念更着眼文化、更注重传统。区域文学概念更当下、更行政化。地域特色是某一地域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其次，区域文学史的审美个性和学理阐释存疑。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区域文学特色，往往只能解释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文学共性。因为各区域文学是受一体化体制领导和规训的，并不具有独立性，因而也没有独创性的区域文学。比如写一部当代湖北文学史，它只有行政区域的总结意义，并不具有专门史的意义。因为它并不在文学空间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独立性，它只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带有一定地域色彩的一个切片。或许可从领导重视程度、管理者个人素养、组织能力等方面提供一份工作总结。真正属于“文学”的成分是很少的，其独立成史的学理阐释和文学独立性是很可疑的。再次，区域文学研究常常削足适履，为地域而地域的研究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常见病。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导致了文学地域/区域风格更加混杂、更加繁复，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的、代际的、性别的差异远远大于地域/区域的差异。相较于农耕文明时代地域区域特点的相对稳定性，研究当下文学地域、区域特点困难重重、矛盾多多、充斥反例。
对此，很多省市区域文学史的编撰者也是有所认识的，也有学者非常强烈地反对区域文学史的编写。方维保认为，省籍文学史繁荣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的地方主义情结和地方行政当局的地方主义文化冲动。而古今行政区划的“打架”使省籍文学史往往漏洞百出，对地域性夸张性的强调忽视了民族共同的文学话语。23这些意见无疑尖锐而中肯。
三 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理化探讨
前述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偏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空间关系的实证研究，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对文学地理学概念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理化探讨，得到了加强。从实践到理论总结，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提升和学术自觉。杨义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为号召，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偏重时间概念而忽略了地理维度和精神向度，文学地图“当然是文学这个独特的精神文化领域的专题地图，它有自己独特的地质水文气候和文化生态”。24以一种地理学的眼光，从区域形态、领土完整和民族多样性等角度揭示文学本身的審美特质，重塑文学发展的直观面貌和整体过程。后来杨义又以“会通学”的观点深化了对“文学地理学”的认知，他的《文学地理学会通》25汇集了文学地理学内涵与方法专论、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研究、吴文化、巴蜀文化、江河源文化的板块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屈原诗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京海派研究专题论文，是作者近二十年文学地理学的大论集。作者从大文学观视阈下中华民族文化的动力系统考察与“文学——文化(文明)”的双向互生互动，力图排除在汉文学之外孤立地添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惯常思维，提出“边缘活力”与“中原凝聚力”的互动互补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动力。他指出：“文学地理学在本质上，乃是会通之学。它不仅仅要会通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四大领域，而且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26有学者认为，杨义突破了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朝廷为中心的考察视野，通过文学地理学指出中国古代整个文化的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朝廷这个中心，还有一些在边缘地带。突破了传统古代文学研究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研究格局，广泛涉及少数民族。突破了传统文学史撰写以传世文献为主、为载体的模式，也关注民间文献、口头文献。民间文献是中华文学记忆里重要的组成部分。27
作为最早从鲁迅和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起家的著名学者，杨义是少数几个力图打通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学科壁垒的专深的学问家之一。而文学地理学恰好又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题为“会通”，整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自己的新颖的不乏创建的表达。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还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因此这部著作具有特别的意义。
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对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和研究领域的学理性探讨，吸引了各个二级学科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曾大兴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8，还出版有《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29，是作者多年来集大成之作。他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梅新林提出“本位论”，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30，陶礼天主张“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31侧重考察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关系。邹建军认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32这些学者在中国文学地理学这面旗帜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实证研究和理论阐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曾大兴等学者近些年致力于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的分支进行学科建设，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响应。“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史、也有语言地理或方言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33我以为文学地理学作为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都已经取得了显赫的成果。但文学史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自然也就包括了文学地理，因此在文学史二级学科下再划分出一个文学地理学，其学理性和必要性还需要更充分的论证。
四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地方路径”的提法
近年来，学界亦在寻求突破1990年代所形成的地域文学研究模式。受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影响，李怡提出“地方路径”概念，试图探求“地方经验”如何最终形成“中国经验”，并认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国”，一个充分包含了文学如何在“地方生产”的故事才最后形成了值得期待的“中国文学史”。34超越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特征比附印证的模式，由“地方路径”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当然不是为了确证现代观念的同一性，而是为了探究现代性的地方差异。有点类似于用“全球史”的方法打破西方中心论、打破“刺激—反应”论，也有点类似“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样，尝试“在地方发现中国”：“我们只有从多个面向打开认知地方的方式，充分发掘地方的理论活力，才能达到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空间地图的目的。”35从2020年第1期起《当代文坛》开辟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栏目，已经有张中良、李永东等十余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2020年9月11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和阿来工作室承办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形成了一个学术的热点话题。36
中国问题、中国表达有不同空间分布的差异。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國，中国永远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呈现。地方史既是家族史，也是革命史、文化史、中国史。地方是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的。地方塑造了作家，作家也对地方进行再塑造。从地方“发现”中国，在研究路径上有更新的努力。如果是“地域”偏文化、偏传统，“区域”偏当下偏行政。“地方”偏综合偏中国。“地方路径”是对中国表达的一种深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当然，从在这个名目下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有的成果与地域文学、区域文学的传统研究方式也并无明显差异。但不管怎样，标举新的学术旗帜、学术概念，是深化和推动相关研究的一种尝试。
以上简述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在文学地理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显著成就。这不是一个纯现当代的话题，要深化文学地理学研究，要广泛吸纳文艺学、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各学科领军人物和优秀学子的综合力量，相互切磋质疑反驳，求得学理上的共同进步和方法上的进一步创新。
学术界在“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等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上，各有倚重，缺乏呼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二级学科条块分割的状况。有关文学与空间关系的研究，都应该整合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术范围内，作为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可以各有所长，各显神通。“地域文学”有时候被解为一种题材类型或者风格类型，相关研究是一种视角。“区域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当代中国行政区划的政绩总结，在学理上存在短板。“地方路径”这个提法有方法论的意义，关注地方与中国的关联，是文学与空间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些概念从不同侧面、不同路径讨论文学与空间的关系，所以文学地理学是最常规、最有概括性、最通行的学术概念。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中国经验与地方经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必定是相关学者要思考的大题目大知识。北师大赵勇教授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近期推出了一组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专栏，题为“文学地理青年说”，意在推动青年学者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参与37。相较于当代其他国家的作家来说，我国作家似乎更愿意强调故事的发生地，或凸显其文化，或据其建立系统。张佳《对文学的地域性要善于“冷观”》一文清醒认识到，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的确存在，地域文化会对作家创作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然而在当下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作品中的地域性特征已经超出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一个符号。当文学被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地域、民族、类型时，就意味着降低了它的写作格局和美学视野。还特别提醒：这种地域性是被“虚构”出来的，或是作家主动的营造，或是读者、批评家阐释的结果，我们应当理性判断，其究竟是以此追求文本的美学价值，还是有外部的非文学企图。同时，要强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全球化视野。“地域”的概念是历史地建构而成的，在今天的全球化视阈下，单纯强调作品的地域性特色似乎已经稍嫌狭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愈发显得可疑，我们更应关注地域性在如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意义上的全新内涵，或打破地域隔膜、探索文学书写更为宽广的可能。上述讨论指出了传统的文学地理学标签化研究的某些弊端，清醒而睿智。
研究不是贴标签，不是表扬稿，而是基于学理的审视。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注意个体的差异，关于现当代作家的地域因素更要注意全球化背景下的混杂矛盾和批判性，当然仍然要注意作家个体之间的差异。我一直强调，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魅力之某些要素，但不是决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备要素。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当然同时也必定是有历史的局限和缺憾的。一味地褒扬只是宣传而不是学问，是自恋而不是探究，是井底之蛙的炫耀而不是现代文明的审视。
在李白时代，“千里江陵一日还”只是梦游，在喷气式飞机和高铁时代则是常态。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余年，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学表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涵和方法也要充分注意时代的变迁和地理文化因素的变迁。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的当下，在互联网时代，孤立封闭地研究作家的地域性当取谨慎的态度。互联网写作中的地理空间因素、地域文化对写手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也是我们需要应对的学术话题。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载《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6—87页。
②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997年陆续出版。
③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等著：《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杨光祖：《西部文学论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梁凤莲：《岭南文化艺术的审美视野》，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
⑥吴秀明：《江南文化与跨世纪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李洪华：《上海文化与现代化文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孙胜杰：《“黄河”对话“长江”：地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河流书写》，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⑨李莉等主编：《地域文化、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⑩徐汉晖：《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纬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1参见赵学勇：《当代秦地作家与民俗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2周晓风、靳全明、张育仁主编：《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13周晓风、张忠良主编：《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14刘川鄂主编：《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包括刘川鄂《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梁艳萍《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散文研究》、阳燕《世纪转型期的湖北小说研究》、周新民《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齐洲主编：《湖北文学通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6陈书良主编：《湖南文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刘晓林、赵成孝：《青海新文学史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林超然：《1990年代的黑龙江文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何英：《呈现新疆》，新疆电子出版社2005年版。
20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1丁帆主编：《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22郝明工：《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辨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3方维保：《逻辑荒谬的省籍区域文学史》，《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
24杨义：《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从叙事学、诗学到诸子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25楊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6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27詹福瑞：《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域——学者谈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光明日报》2013年6月9日。
28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页。
29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30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1陶礼天：《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研究》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2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5页。
33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文学地理学》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34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35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36刘小波：《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会议综述》，《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
37赵勇：《文学地理青年说》，《博览群书》2021年第6期。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本文为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当代文艺创作中心2020年成果)
责任编辑：伍立杨
作者：刘川鄂
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行，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条设计时速为30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我国步入高铁时代。
21世纪的中国高铁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革命性因素，正在重塑中国城市经济地理。
“八纵八横”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根据2016年6月30日国务院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省会城市及大中城市之间的快速客运通道，到2030年，将实现从“四纵四横”向“八纵八横”快速铁路网络的全面升级。
“八纵”包括沿江通道、北京经上海至福州通道、北京至深圳通道、哈尔滨至香港通道、呼和浩特至南宁通道、呼和浩特至三亚通道、银川至福州通道、西安至昆明通道。我国南北省区市在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社会文化等方面各有优势，纵向高铁贯通，将大幅提高南北城市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增强核心区域的技术与经济扩散效应。
“八横”包括北京至兰州通道、青岛至银川通道、陇海通道、上海至成都(拉萨)通道、上海至昆明通道、重庆至厦门通道、广州至成都通道、广州至昆明通道。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横向高铁贯通，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有效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促进东中西部城市的平衡发展。
城际客运系统优化城市群结构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围绕沿海沿江沿线纵横经济轴带，加快核心经济区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形成多个城市群集聚发展、均衡发展的新格局。
城际客运系统的建成，将促进城市群优化发展。随着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城际客运系统建成营运，城市群系统内1小时经济半径将延伸至200公里以外，加快形成0.5—1小時交通圈。广州至南宁、成都至兰州、成都至西安、成都至贵阳、太原至西安等重要省会之间或大城市之间，都将陆续修建高速客运铁路专线。这些连接线的畅通，必将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实现优化配置，增强省会城市、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并在市场、产业、交通等方面形成整体联动的发展格局。
区域性快速专线将促进新兴城市群的均衡发展。目前，沈阳及周边城际圈、长春—吉林地区、郑州及周边城际圈、武汉及周边城际圈、长沙—株洲—湘潭地区、赣江经济区、皖江经济区和成都及周边城际圈等城市集中带，均将规划修建城际铁路。这有利于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加快形成和发展。
高铁体系推动城乡区域一体化
城市地理体系演化是一个伴随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通过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区域范围的影响，促进城市化区域与组团式城市群之间、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
高铁体系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发展。我国城市层级体系呈扁平化，缺乏功能强大的大都市和具有活力的中小城市。高铁体系连接大都市、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大大降低通程成本，促进分工，提高经济效率，逐步形成“资源要素集中→市场规模放大→创新驱动发展→长效增长机制”的良性循环。在城市群内部，高铁加强各省域城市群之间、中心城市之间、省际双边接壤区域以及城乡之间的交流合作，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的合理布局。
高铁新城是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高铁新城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高铁带动城市之间的关联产业发展，对催生城市新中心、拓展城市新空间、形成产业新引擎等具有明显作用，有利于城市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肖卫 肖琳子
摘 要:区域心理学主张将不同区域的文化为背景来比较不同区域人群的心理共同性和差异性,它侧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区域心理与行为差异的研究,而区域心理差异的形成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人文地理学作为与区域心理学相呼应的学科则在很大程度上给与区域心理学很大的支持。因此,他们之间的整合既有利于区域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区域心理学;人文地理学;文化心理;文化行为
心理学在发展和不断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外来其它学科的影响,心理学人文取向的学科分支多受人文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影响,并先后形成人文社会心理学的再一次振兴。最近十几年,由于实证主义心理学自身的局限性不断暴露,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者呼唤心理学的人文研究取向,并不断涌现出了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超个体心理学、生态心理学、叙事心理学、意识心理学、区域心理学等众多心理学分支[1]。所以心理学的人文取向似乎已是心理学发展的必然,文章提出的区域心理学则是对传统心理学的有力补充,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心理学分支,尽管在国内关于区域心理学的论述仅有笔者发表的几篇论文,而且还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体系,但是它的出现无疑是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有其生存空间。文中通过对中国区域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阐述来说明人文地理学与区域心理学的渊源、关系,以及二者的整合思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依据。
1 逻辑概念界定及意义
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有着颇深的渊源,区域心理学虽然从人文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中汲取养分,但是人文地理学无疑是影响区域心理学最深远的一门学科,并且二者在很多层面上都既是交叉的又是互补的,因此有必要通过思路梳理来设法整合这两门学科,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从崭新的视角来透视区域心理学,透视整个心理学科。
1.1 中国区域心理学
近年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的研究很多,中国文化从宏观上可以说是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深受传统儒道释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的谦卑、忍让、人情、面子、关系自我等文化性格。但是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模式化的社会,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有上述的性格特征,中国地域辽阔,因地理差异、经济差异、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文化心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文章提出区域心理学。从心理学的发展来看,目前中国的跨文化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同民族的心理差异,没有把不同省或者不同区域人群的心理差异纳入研究范围。因而,中国区域心理学也可以叫做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它的理论假设是不同区域的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其心理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主张将不同区域的文化为背景,比较不同区域人群的心理共同性和差异性,其目的在于揭示区域亚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从而查明两个或多个文化背景中个体和群体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2]。而在区域心理学的母体中则又可以区分出城乡跨文化心理学,它的研究在于探讨城乡两种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生活准则、价值体系、行为方式、民俗习惯、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特点等方面的共同文化心理特质和文化心理差异,其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个体或群体在城乡两种亚文化背景中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以其获得文化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意义[3]。目前主流心理学的研究都是以城市人为研究对象,作为中国主体民众的乡村往往被忽视,因而往往研究结果是有偏差的,因为两种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心理差异,所以目前的区域心理学主要集中在城乡跨文化的研究和中国区域间不同文化圈的研究。区域心理学的研究假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国目前处于急速转型期,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冲突,在不同区域间已经形成了经济断层、文化断层甚至是心理断层。因此区域心理学的提出应该说是为了缓和当前在这一领域研究缺失的现状而提出的。尽管文章描述了许多文化心理的差异,但不能由此忽视我国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特征。无论是哪一种亚文化类型或者模式,它都必然带有中国汉文化的遗传基因。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力量塑造了统一的国民性格,另一方面地理区域环境、历史、经济形态的影响下塑造了不同的区域文化性格,因而研究才具有现实意义。
1.2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是从地理科学中分化出来的,与之并列的是自然地理学,一般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活动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科学,主要研究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分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4]。它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研究核心,以人地关系论作为基础理论来探讨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人类活动的效益分析、人地关系的时间演化、人与自然的互相影响、人对环境的调和与改造,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界的高度统一[5]。而最为主要的核心“人地关系”在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它强调了人的地位与作用,这不约而同的与区域心理学的人是交叉的,但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是与心理学略有不同的,他们认为“人”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在一定区域空间中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既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人,也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对立的人。“地”是指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自然诸要素有规律结合的地理环境,往往也融进了社会文化的烙印[6]。因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关注的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研究的意义在于解决人地关系,促进人类与地理环境的有机整合,促进人地和谐统一。
2 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关系探讨
通过以上对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相关介绍,可以认为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是密切的,二者相互之间都有交叉,也都有互补之处,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是研究目的都有相似之处,因而可以通过对他们之间关系的阐述来揭示二者是如何交叉,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如何融合的。
2.1 区域性格与地理环境之相关
心理学研究对于性格的研究认为,人的性格一方面是通过传统文化来影响的,比如国民性格,另一方面性格也受其历史、经济和地理的影响,历史原因包括历史性事件、历史上的战争等,经济原因包括区域内的经济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因素可以影响制度性文化的建立。地理原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水文、地形、气候等,不同的地理环境下的人为了生存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影响着该区域内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比如人文地理学可以把中国分为不同的文化区域,秦晋文化、两淮文化、湘楚文化、吴越文化、台湾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徽州文化、黔贵文化、陈楚文化、青藏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琼州文化和草原文化等24个文化区,如秦晋文化依托黄土高原,范围西起河西走廊,东抵太行山脉,北以长城为界,南至岭南,因而特殊的地理区域形成了厚朴、爽直、踏实的性格和勤俭持家、秉承传统的习俗;关东文化其范围主要是东北三省,西起大兴安岭,东达长白山,北界黑龙江,南抵辽东半岛,中部为东北大平原,寒冷的气候,视野的开阔形成了开拓、古朴、粗犷、开放的区域性格;湘楚文化地处长江中游的两湖区域,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是我国的粮仓,区域内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因而形成了楚人好辞,巧说少信,信巫鬼,性多劲悍、决烈的区域性格;内蒙古草原文化,位于北方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视野辽阔、骑马射箭、草原驰骋,因而形成了独特的质朴、勇猛、刚强、开拓、彪悍的区域性格[7]。因此不难看出,不同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使得人们形成了适应自然的不同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和民族传统,借此以达到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与和谐。因而地理环境是决定区域性格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区域性格则是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2.2 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之相关
区域心理学通常以文化为依托,认为不同的区域因历史、经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不同文化,不同文化下的民众的心理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主张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等心理与行为方式,特别是区域心理学把城乡跨文化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在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下,区分出了类似于区域心理学研究内容的亚学科,如在人文地理学的框架下又可分为文化地理学、农村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交通地理学、生育地理学、娱乐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8]。这些研究方向在很多层面上是与区域心理学交叉的,区域心理学强调研究城市与乡村文化背景下的心理与行为,而人文地理学也强调研究城市与乡村城市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域心理学强调历史文化背景,人文地理学也强调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所以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而且关注点也是相近的,尽管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区域心理学侧重区域间、城乡间文化背景下的民众心理与行为差异,人文地理学侧重文化、历史、城乡、人口、社会等因素对人与环境相互之间关系的影响。但是区域心理学是延续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通过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给予从心理层面进行了深层次的心理剖析与解释。
2.3 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关系模型
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都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因而二者交叉的焦点应该是区域环境,而地理环境作为区域内的地理特征与心理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的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从图1中的表述可以认为区域地理环境差别,将导致民众适应环境的差异,不同的适应必然逐渐内化为区域内的一种习惯、思维,最后生成一种区域文化,不同的区域文化下因差异不同,而必然使民众用内化了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形成不同区域的文化心理特征,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的表征方式必然就是该区域内被内化了的区域文化心理行为,这种区域文化心理特征与区域文化心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强化对区域地理环境的适应,如甘肃人有很强的故土情节,他们的生存目的很简单,耕种、生孩子、孩子结婚、耕种、再生孩子。往复循环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故土情节,越是强化越是难离,尽管贫穷的压力一直存在,但是传统文化和长老观念告诉人们不能离开这块土地,人们要适应[9]。因此,人与环境的关系就是通过地理、文化、文化心理、文化行为之间的循环来维系的,一种相互影响与制衡的关系,这就是人地关系的本质-人地和谐。
3 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整合思路
以上对于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表述以及它们关系的分析,文章认为区域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的,他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交叉使得他们之间具有融合的可能性。因此,一方面人文地理学为区域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进行了区域地理上的区分:可以区分出都市文化心理和村落文化,也可以区分出东西南北中各类地理文化类型以及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黔文化、闽台文化及西藏文化、蒙古草原文化、松辽文化等类型和模式。这些文化类型形成了全国各地不同的文化圈,为区域心理学研究提前区分出了文化区域,以便于区域心理学进行区域跨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区域心理学是人文地理学在学科上的延伸,它用心理学的视野来审视地理区域文化,另外人文地理学只是研究人地的关系怎样达成“人地和谐”,但是没有心理学上的解释分析,区域心理学在这方面则为其延伸了解释力度,为人地和谐目标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区域心理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在区域文化的框架中借鉴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研究的思路、研究方法来整合。这种整合能够更好的发挥两个学科区域或地域研究的成果,加强心理学对区域文化心理的了解与预测,促进人文地理学在彼此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人地和谐,二者的有机统一将共同促进区域间的文化、习俗、思想的碰撞交流,为建设和谐的中国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其次,由于中国地域辽阔,行政区域划分涉及到历史、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而比较复杂,加之中国处于高速发展与高速转型期,区域文化、经济、心理的差异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暂时无力改变。因此,从人文地理学与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将二者的观点加以整合,对于城乡文化、区域文化背景下民众的生活、生产与交流的研究都会起到促进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心理学上的依据。故此,目前对于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参考文献
1 [JP3]李炳全.文化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78-80.[JP]
2 张海钟.中国区域心理学与和谐社会建设.甘肃理论学刊,2007,(1):98-100.
3 张海钟.中国城乡跨文化心理学刍议.心理科学,2005,5:1235-1236.
4 王爱民,樊胜岳,刘加林,等.人地关系的理论透视.人文地理,1999,14(2):38-42.
5 翟有龙,李传永.人文地理学新论.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11.
6 胡文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回顾与展望.池州学院学报,2008,23(3)94-96.
7 周尚意,孔翔.文化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36-244.
8 顾朝林,陈璐.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及新趋势.地理学报,2004:59.
9 张海钟.河西走廊农民社会心理的现象描述与多学科分析.科学•经济•社学,2003,21(4):9-11.
An Integrated Exploration of Regional Psychology of
China and Human Geography
Jiang Yongzhi1,Zhang Haizhong2
(1.College of Education,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
2.College of Education,Lanzhou City College,Lanzhou 730070)
Key words:regional psychology;human geography;cultural psychology;cultural behavior
作者：姜永志 张海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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