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智慧城市论文(精选5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引发信息产业链革命，但最深刻的改变还是在城市生活和社会管理方面当人们为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看病难、停车难等“城市病”而苦恼不堪的时候，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方兴未艾，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曙光。
治理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治理的文献回顾
摘要：近些年智慧城市以及相關议题的学术研究增长势头明显，但研究方法的碎片化使得研究争论处于混乱的状态。本文选取了51个出版物的语料库，通过描绘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而结构化先前的研究争论。研究表明，这些出版物的研究重点各不相同：（1）首先，智慧城市中的智能技术、智慧人才以及智能合作方面有所不同;（2）其次，智慧城市的变革性和渐变性视角不同;（3）最后，智慧城市治理的合法性所强调的更优结果亦或更开放的过程之争议有所不同。我们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观点：智慧城市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合作模式，其通过运用信息通讯技术 （IC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手段来实现更优结果和更开放的治理过程。本文汲取先前关于电子政务（e-government）成功与失败的案例研究以及基于成熟的社会技术变革理论（sophisticated theories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展开研究。智慧城市治理并非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议题，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制度变化的过程，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社会技术治理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性。
关键词：协同治理;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城市治理
一、智慧城市——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据联合国统计，超过5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①，城市政府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它们必须在追求财富和创新的同时也要确保健康和可持续性。城市应该是绿色和安全的，同时在文化上要具备生机活力Landry C （2006） The Art of City Making. London： Routledge.。在此之上，城市还需具备包容来自不同背景（包括种族、宗教、社会经济）人口涌入的能力。Barber在2013年就指出，城市政府对解决全球问题和“市长们统治世界”（mayors rule the world）的格局非常重要。学界已经将“城市治理”上升为当前的行政重点。城市治理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术流派Pierre J （1999） Models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Urban Politics. Urban Affairs Review 34（3）： 372-396.Pierre J （2011） The Politics of Urban Govern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但也逐渐出现新的声音——城市治理与技术和创新息息相关。目前，电子政务和相关的创新研究正与城市治理相联系，以此发展出更智慧的城市治理方法Nam T and Pardo TA （2011） Smart City as Urban Innovation： Focusing on Management， Policy， and Context.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pp. 185-194.。
2002年，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关于创意城市的工作上强调了全球城市间的竞争，查尔斯·兰德瑞（Charles Landry）在2006年强调地方官员和城市管理者不应该只是为了让城市成为世界一流城市而奋斗，而应该为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只要能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人能拒绝智慧城市。智能技术、智慧协作、高等教育群体以及有效制度都被认为是现代城市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挑战，因此智慧城市话题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关于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的观点已普遍被接受，而治理城市也就意味着城市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不应该只把解决城市所有问题作为核心，而应该把加强城市的包容能力和应对更为广泛问题的能力作为核心，以此创造一个广泛的公共价值Landry C （2006） The Art of City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以当下的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amsterdamsmartcity.com）为例，它所强调的是城市治理，是一种将企业、政府、研究机构以及阿姆斯特丹人民联结起来的独特伙伴关系，是以发展阿姆斯特丹智慧都市为目标，专注于生活、工作、流动、公共设施以及开放数据等方面的研究。该城市向我们示范了其“城市现场实验室”（urban living lab）的特质——即允许企业间进行测试和展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伙伴关系为各方创造了知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进而孵化出更具体的项目，这些项目专注于可持续能源、新型的健康解决方案、更优的交通系统、更多公民参与的数据化等方面的研究。
这个案例主要强调，城市变得越来越智慧并不只是因为个体、建筑物、交通系统的服务方式自动化，更是因为这些系统能进行自动监督、理解、分析和筹划出一套在现实生活中适合市民的高效、公平、高质量的城市规划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14： 481-518.。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开始出版相关研究的期刊文章和书籍。这些文献固然丰富，但过于碎片化，尽管它们都尝试着为智慧城市制定一个规范的定义，但依然是各持己见，这一术语仍是模糊的概念Tranos E and Gertner D （2012） Smart Networked Citie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175-190.。
研究的碎片化进而体现在智慧城市治理的概念上。学界存在这样一个共识：政府政策在培育智慧城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Yigitcanlar T， Velibeyoglu K and Martinez-Fernandez C （2008） Rising Knowledge Cities： the Role of Urban Knowledge Precincts.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12（5）： 8-20. ，這与公共管理的观点一致，即倡导解决社会问题不单只是发展良好政策的问题，更多的是组织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效合作的管理问题Torfing JB， Peters G， Pierre J and So¨ rensen E （2012）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dvancing the Paradi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对城市治理感兴趣，致力于研究城市治理的学者们也开始对技术感兴趣，但是学科之间的有效结合需要我们将概念厘清以及重新定位理论视角。
如何设计、发展、促进、培育好社会结构和新技术之间的协同一直是电子政务研究的核心问题Danziger JN， Dutton WH， Kling R and Kraemer KL （1982） Compute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untain J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Gil-Garcia R （2012） Enacting Electronic Government Success： An Integ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wide Website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Springer. 。这类研究专注于如何将新技术运用到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和质量。如今我们所见的，社会——技术协同（socio-techno synergy）正从组织（或者是组织链）层面上升至城市层面。现有的概念和理论是理解更宏观层面的基础，但为了确保它们能适用于城市相互作用的研究，我们也需要对其进行审度。
本文对智慧城市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概念综述，分析了不断扩展的文献主体的不同概念和学科根源。本文的分析基于广泛且系统的文献回顾，旨在将概念的模糊性清晰化，将多种治理智慧城市的视角统一化，描绘出不同智慧城市治理研究的核心。此外，本文也针对目前方法中的不足和缺漏制定了一项研究议程。
二、文献综述：方法研究和相应的语料库
文献样本选取分为三步骤。由于智慧城市议题的多学科性质，第一步尝试检索广泛的论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在ISI Web of Knowledge、ScienceDirect、Scopus EBSCO Host （包括在商业资源、图书馆、信息科学&技术摘要、SocINDEX全文输入、电子书收藏等栏目） 以及ABI/INFORM （ProQuest）等数据库进行了高级检索。在每一个数据库中都输入了“智慧城市”关键词进行论文、书籍、期刊的全面检索我们避免使用术语如“聪明城市”“虚拟城市”“创新城市”“知识城市”或“创意城市”。即使这些术语都与本文的“智慧城市”有重叠性，但也过于片面性，比如侧重“吸引城市专业人才”和“创造城市信息空间”。我们的目标是探索不同以往的智慧城市治理含义，因此限定为“智慧城市”这一术语。，最终分别获得了关于智慧城市171篇、226篇、128篇以及212篇的文章。
第二步则对所选文章的摘要进行筛选。所有检索的文献都必须与“智慧城市治理”相关，因此，我们对文章的摘要、引言以及文章的框架概述进行了筛选。那些只分析技术层面但不属于“智慧城市治理”任何范本的文章都被我们剔除了。此外，我们确保文章不会被重复检索。最后我们得到了80篇文章的样本。
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进一步检查，我们选出只跟问题相关的文章。为了完成该步骤，我们对所选的每篇文章进行了定性的内容分析，从样本中删除那些没有对研究范本起到任何作用的文献。最终，我们建立了一个由51篇文章组成的数据库，包括国际期刊、书籍、论文集、研究报告等文章（文献从1到51编码，参见文末的“附录”）。
这51篇文章的语料库涉猎了智慧城市治理的不同层面。所有选出的这些文章都是较新的文章，最老的一篇是1999年，大多数文章是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9篇和18篇。大多数的出版物都是在期刊上发表的（35篇），也有书籍（5篇）或者书籍的篇章（4篇），还有其他未发表的研究报告（4篇）、会议记录（2篇）、未发表论文（4篇）。这些文章都分散在不同的期刊和会刊论文集，其中只有2个期刊是有2篇以上与“智慧城市治理”相关的文章，分别是：《应用电子商务研究理论期刊》（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中的4篇和《城市技术期刊》（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中的3篇。
我们定性分析了这些文章是如何定义“智慧城市”“智慧治理”“智慧城市的驱动力和成果”。本文的首要目标旨在描绘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探讨某种程度上哪些维度更具吸引力。为此，我们将这些维度进行了归纳分类，并且将这种归纳法运用到检索的刊物上。通过对全文的分析确定了政府的定义、角色以及智慧城市合法性。我们详尽阅读了所有文章，定位其各自的争议点，然后聚焦在智慧城市的具体定义、政府角色的详细讨论以及以智慧城市为目标的具体文献。这些标签的搜集由我们组内的一位助理完成，由另外两位研究员帮忙检查，团队成员也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处理定性分析的复杂性。最终，定义、角色和目标等数值显示出大量的“缺失值”。我们分析了论文结果数据的每个域的差异和相似性，以此映射到智慧城市治理方法的概念碎片化。
三、智慧城市的定义：智能技术？
智慧人才？亦或智慧协作？在智慧城市的文献中， 我们发现了三类典型的定义：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智慧城市（技术集中型）;以智慧人才为主导的智慧城市（人力资源集中型）;以智能协作为主导的智慧城市（治理集中型）。有一些文献基于其中的一种，有些则是混合型。我们将这些单一型的文章和混合型的文章进行了识别，如表1。
表1表明，很多研究文献并没有对“智慧城市”进行定义。“智能技术城市”和“技术-人才-协作混合型城市”的文章是同等数量，而“智慧人才城市”和“智慧协作城市”的文章则相对较少。
在技术型的刊物中，作者们强调的是新技术为加强城市系统所提供的可能性。这些刊物是以技术为导向来定义智慧城市（亦或隐晦的），而这些技术涉猎的范围从先进的能源技术（智能电网）到运输系统和交通管理系统。智慧城市定义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方面是ICT的使用Lee JH， Phaal R and Lee S-H （2013） An Integrated Service-device-technology Roadmap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80（2）： 286-306; Odendaal N （2003）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and Local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ties in Develop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27： 585-607; Walravens N （2012） Mobile Business and the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to Include Public Design Parameters for Mobile City Servi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121-135. 。Washburn等人Washburn D， Sindhu U， Balaouras S， Dines RA， Hayes NM and Nelson LE （2010） Helping CIOs Understand “Smart City” Initiatives： Defining the Smart City， its Drivers， and the Role of the CIO. Cambridge， MA： Forrester Research. 將“智慧城市”定义为“利用智能计算机使城市管理、教育、医疗、公共安全、房地产、交通和公共事业等重要基础设施元素和服务变得更加智能、互联互通和高效”。AurigiAurigi A （2005） Making the Digital City： The Early Shaping of Urban Internet Space. Farnborough： Ashgate.提出即使智慧城市有多种不同的定义，ICT也是未来城市管理的核心要素。许多作者还强调了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商业主导的城市发展重要性、社会包容性议程、城市发展中创意产业的作用、社会资本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等。这种方法的观点是“技术的变革是引领其他社会因素变革的关键”Lee JH， Phaal R and Lee S-H （2013） An Integrated Service-device-technology Roadmap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80（2）： 286-306; Walravens N （2012） Mobile Business and the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to Include Public Design Parameters for Mobile City Servi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121-135. 。
《治理聚焦》刊物强调了城市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也是它们定义智慧城市的特征。智慧城市被看作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视角，它关注于城市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非只是“城市”概念Calderoni L， Maio D and Palmieri P （2012） Location-aware Mobile Services for a Smart City：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Deployment.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74-87.。这一观点强调了将城市不同行为者的创新视角联结起来的重要性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实现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合作，即作者们所强调的城市行为者之间的有效互动Kourtit et al.， 2012; Yigitcanlar T， Velibeyoglu K and Martinez-Fernandez C （2008） Rising knowledge cities： The Role of Urban Knowledge Precincts.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12（5）： 8-20. 。
大多数的文章都混合了这三种类型城市——智能技术、智慧人才、智能合作。HollandsHollands R （2008） Will the Real Smart City Please Stand Up？ Intelligent， Progressive， or Entrepreneurial？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2（3）： 303-320. 强调了智慧城市不只需要先进的信息技术，同时也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的输入Sauer SC （2012） Do Smart Cities Produce Smart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63-73. 。Giffinger等人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Meijers E and Pichler-Milanovic′ N （2007） 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 Vienna. Available at： http：//www.smart-citie- s.eu/download/smart_cities_final_report.pdf.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甚至提出了六个特征。然而， 他们提出的概念将智慧城市混淆化（即智慧人才和智慧治理概念混淆），模糊了目标（智能经济、智能移动、智能环境和智能生活）。Caragliu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 （2011） Smart Cities in Europ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18（2）：70.提出了一個著名且先进的观点——智慧城市是对人才、社会资本、传统产业（交通）以及现代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投资将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高生活质量，通过参与式治理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智慧管理。
这一分析表明，这些文献中关于智慧城市有三种经典概念。Caragliu等人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 （2011） Smart cities in Europ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18（2）： 65-82.提出，一个全面的概念应该是镶嵌了这三种经典概念。但是，我们认为，定义一个高质量的城市并不能简单地从“聪明”还是“愚蠢”的角度来评判，而应该从结构和文化维度来评判。为了明确阐述这三类城市的内涵以及证明“智慧”是一个渐进的概念，我们对城市的“智慧”进行了重新定义：“智慧城市”指的是通过运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来吸引人力资本以及动员各方行为体（组织的或者个人的）之间合作的能力。
四、政府的角色：为治理而治理
还是为智慧而治理？基于广泛的文献数据，我们提出了关于智慧城市治理的四个典型的概念：（1）智慧城市政府;（2）智慧决策;（3）智慧政府治理;（4）智慧城市协作。这些概念反应了现代社会中政府角色的不同理论视角Osborne SP （2006）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8（3）： 377-387; Torfing et al.， 2012.以及政府间进行变革创造智慧城市的不同意愿程度。保守派倾向于“现有的制度安排能为我们带来智慧城市”，而激进派倾向于“政府需要转型才能创造智慧城市”。本文分别在引言部分回顾了政府的角色以及在理论框架部分回顾了政府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分类。以下是对不同角色的行为体例子的展示，表2从四种视角将这些文章进行分类：
表2表明大多数的文章并没有对智慧城市治理提出明确的观点，但至少有三类文章表明了观点。其中高水平的转型城市（智慧城市协作）的文章数量最多，这也表明在智慧城市治理的文献中，变革思想占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高水平转型使得城市变得“智慧”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良好的管理和良好的政策或许能加强城市间的互动，然而过分强调智能合作也可能导致表面的“合作”而非实际合作。至于哪一类型的城市治理（基于特定的条件和语境）才更有效和更合法，这个问题则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
智能治理的第一类概念强调没必要进行政府结构和过程的转换。在这个概念体系中，“聪明地治理”就是智慧城市的治理——即智慧城市就是关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选择以及将这些政策有效地实施。Batty等人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14：481-518.强调智慧城市只与一个城市的政府管理息息相关，无论它何时被完善为“智慧城市”。AlkandariAlkandari A， Alnasheet M and Alshekhly IFT （2012） Smart Cities： Survey.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2（2）： 79-90. 指出政府必须保证智慧城市的发展且带动一些地区优先发展。WintersWinters JV （2011） Why are Smart Cities Growing？ Who Moves and Who Stay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1（2）： 253-270. 认为城市政府必须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才能发展智慧城市。NamNam T （2012） Modeling Municipal Service 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311 System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3.则强调智慧治理就是关于促进智慧城市的倡议。
第二种概念强调了智慧决策过程以及实施决策的重要性。我们将这一概念界定为低水平转变，这是因为它不是组织或者政府结构重构的过程，但它的确强调决策结构调整的必要性。UNESCAPUNESCAP （2007， January） What is Good Governance？ Available at： http：//www.unescap. org/pdd/prs/ProjectActivities/Ongoing/gg/governance.asp. 指出智慧城市是“制定决策和成功实施决策的过程（或者不成功实施的过程）”。WalravensWalravens N （2012） Mobile Business and the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to Include Public Design Parameters for Mobile City Servi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125.补充道，通过使用网络技术可以使决策制定变得更具创新性;Schuurman等人定义智慧治理为通过传感器或传感网搜集各种有关公共管理数据和信息的过程Schuurman D， Baccarne B， De Marez L and Mechant P （2012） Smart Ideas for Smart Cities： Investigating Crowdsourcing for Generating and Selecting Ideas for ICT Innovation in a City Context.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49-62. 。新技術的运用强化了政府的理性，表现为在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运用更加全面、接地气的信息。
第三种概念就是智慧治理即为创建智慧管理的过程。Gil-GarciaGil-Garcia R （2012） Enacting Electronic Government Success： An Integ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wide Website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Springer， 274.指出，“智慧政府”是一种新型的电子治理形式，通过使用高级的电子信息技术将信息、过程、机构和物理基础设施相互连接和结合以便更好地为公民和社区服务。我们将这类智慧治理定义为高水平转型是因为它要求政府组织内部进行重组，政府需要创新来应对不同政策的需求。Caragliu等人Caragliu A and Del Bo C （2012） Smartness and European Urban Performance： Assessing the Local Impacts of Smart Urban Attribute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97-113.表明空间差异性可能影响智慧城市的发展，因此“因地制宜”的政策制定变得尤为重要。Batty 等人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14： 497.强调智慧治理更能发挥强大的智慧功能，它有助于协调城市间不同的智慧元素。
第四种概念——智慧城市协作，也是最高水平转型意愿，它强调智慧治理是关于城市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作。我们将之定义为高水平转型是因为它不仅是关于组织内部的转型，同时也是组织外部的转变。BataganBatagan L （2012） Methodologies for Local Development in Smart Society. Economics of Knowledge 15（3）： 85.强调智慧治理意味着部门之间通过相互合作、沟通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并实现真正为民服务。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Tapscott and AgnewTapscott D and Agnew D （1999）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Development. Finance & Development 36（4）： 34-37.，他们强调智慧治理是一个更广泛的社区治理模式，新技术促进了社区间更广泛的合作。Kourtit 等人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 - 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認为智慧治理是积极主动和开放的治理结构，参与其中的行为体都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都能应对负外部性和摆脱历史路径依赖。
总体而言，治理转变是主流思想——它是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的必备条件。但同时，对于它的疑问也是存在的：它是否是一直有效的？实际上有小部分的文章强调让城市变得智慧的办法仅需要把政府的基本项目做好。而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治理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意识到，智慧城市治理可以从制度保护（传统的智慧城市治理）到制度转型（新型的智慧城市治理）进行评分。
五、智慧城市的合法性主张：
过程导向还是结果导向？我们的分析表明，一些作者偏向于强调城市治理中政策所产生的更优结果，包括财富、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层面，而一些作者则更强调公民参与以及更开放的参与形式。第一种视角主要将政府行为的内容作为政府合法性，而第二种视角则强调治理过程Scharpf F （1999） Governing Europ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表3呈现了不同的合法性主张的视角，从表中可以得出，合法性的目的经常被提及，但是一旦被提出，它可被分类为 “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
在Lee等人Lee JH， Phaal R and Lee S-H （2013） An Integrated Service-device-technology Roadmap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80（2）： 286-306. 的著作中，对智慧城市治理的合法性提出了最笼统的描述。他们强调，政府应该设计技术路线来支持未来的技术和公共部门，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政府的合法性。EnglandEngland P （2009） Managing Urban Water in Australia： the Planned and the Unplanne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5）： 592-608. 提出更多关于如何提升生活质量的具体指示，他强调，政府应该设计一项政府补贴，用于基础设施领域（供水、电力系统、交通系统、城市基础设施等）、健康和创新领域。Kourtit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 - 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提出了前物质产出（财富）和后物质产出（健康和可持续）的观点。Caragliu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 （2009） Smart Cities in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3rd Central European Conference on Regional Science. Kosˇ ice， Slovak Republic， 48.等人补充道，合法性主张的目标还包括了实现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务中的包容性。许多作者还提到了智慧城市治理的一般合法性，但Kourtit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 - 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强调说智慧城市必须符合历史的路径依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将分散的人口包容到城市（这也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的相同问题）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目标，但健康被公认是智慧城市更重要的目标。此外，一些城市还以城市人口所认为重要的因素来决定城市的合法性目标。在一些城市，艺术、文化可能被认为是智慧城市的核心，但在另外一些城市，更优的交通则可能是优先考虑的事项。这里的关键点是，尽管一些作者强调城市系统的背景特性Caragliu A and Del Bo C （2012） Smartness and European Urban Performance： Assessing the Local Impacts of Smart Urban Attribute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97-113; 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Meijers E and Pichler-Milanovic′ N （2007） 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 Vienna. Available at： http：//www.smart-citie-s.eu/download/smart_cities_final_report.pdf ; 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然而“一個最好城市”这个概念在关于智慧城市的（科技）话语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些强调“智慧城市合法性的获得是一个过程”的文章中，权利和民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强调了公民和利益相关者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积极参与，但这类型的参与不是政治性的。有些作者强调，当城市能够利用所有城市行为体的智慧来创造一个智能和自学的系统时，城市将变得更加智慧。Dvir和PasherDvir R and Pasher E （2004） Innovation Engines for Knowledge Cities： An Innovation Ecolog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8（5）： 16-27. 强调，政府应该为公民创造一个能动的环境，激發公民的智慧，激发他们交流智慧，激发他们创新。而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则需要将开放的数据和智慧城市治理关联。
开放数据已经被广泛宣称为一种增强集体智慧的手段，企业、创新者、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可以从这些数据中提取价值从而创造智慧。然而，“智慧”并不意味着向所有人开放。Walravens Walravens N （2012） Mobile Business and the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to Include Public Design Parameters for Mobile City Servi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121-135. 指出政府应该提倡开放数据，但是政府作为负责的主体应该仔细斟酌这些系统是否应该开放以及是否对那些参与者开放。类似地，Batty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14： 481-518.指出政府必须去保护数据和模型的开发，确保在线可访性、机密性、知识产权、隐私等等。
这一讨论表明，智慧城市的观点可以通过强化结果来促进城市治理的合法性，也可以通过更民主的政府管理形式来实现。这一做法所蕴含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它不仅关乎财富，更是关乎可持续性;它不仅代表民意，更是鼓励公民参与。这双重合法性的主张恰好符合了InglehartInglehart R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 991-1017. 所定义的后物质的观点。Weggeman Weggeman J （2003） Controversie¨ le Besluitvorming. Opkomst en Functioneren Van Groen polderoverle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51.分析了这个理论并且强调了这后物质观点的两个维度：（1）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2）结构化与秩序。有意思的是，这种后物质价值观是带有一种技术性官僚的观点来倡导良好治理，同时它也倡导通过创新合作产生广泛的公共价值。
六、发展一个更全面的智慧城市治理视角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智慧城市和智慧城市治理视角的纷杂，当下关于智慧城市治理的讨论是相当混乱的。如果这些多样性的方法是基于有序的原则理解，那么这种混乱也会得到解决。
本文中我们讨论的第一个“困惑点”是关于智慧城市的技术和社会性质。我们的文献回顾表明很多刊物聚焦技术研究，另外一些刊物聚焦城市居民的教育研究，其他刊物则是将这些观点与智慧城市的社会与技术视角结合起来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2011） Smart Cties in Europ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18（2）： 65-82; 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Meijers E and Pichler-Milanovic′ N （2007） 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 Vienna. Available at： http：//www.smart-citie- s.eu/download/smart_cities_final_report.pdf ; Nam T and Pardo TA （2011） Smart City as Urban Innovation： Focusing on Management， Policy， and Context.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pp.185-194. 。我们认为社会技术视角（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是最丰富的视角，它可以提供一个更技术性和社会性的分析视角Fountain J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Orlikowski WJ （1992）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3：398-427.，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经验上理解社会技术的动态。我们认为需要对智慧城市进行更复杂的社会技术分析，以加强我们对社会/政府结构和新技术之间（字面和具体）互动的理论理解。
第二个“困惑点”是关于现有政府为了实现智慧城市进行结构转型的需要。文献回顾表明，一些刊物将智慧治理仅仅定义为智慧城市的治理，而另外一些刊物则视之为创新的决策方式、创新的管理方式，甚至是创新的合作方式。我们认为，聚焦于创新协作颇具吸引力，然而可能不适合智慧治理实践的研究。在智慧治理的实际分析中，我们需要分析转型的水平，然后将其与智慧城市的成功程度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无法假设更高水平的转型将会使城市更加智慧。基于这个层面而言，未来必须有更多的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才能为智慧城市的政府结构转型框架提供一些启示。公共管理研究中关于转型的文献需与现实有更紧密的联系，需从传统公共管理向新公共管理转型Osborne SP （2006）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8（3）： 377-387; Torfing et al.， 2012.。通过对这些模型的实践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强智慧城市治理和协同治理之间的探讨Torfing JB， Peters G， Pierre J and So¨ rensen E （2012）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dvancing the Paradi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三个“困惑点”是关于智慧城市治理的合法性主张。尽管很多学术文章强调了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的智慧城市还是强调“后物质结果”（可持续性）和“后物质过程”（提升公民的参与度）作为政府合法性的依据Inglehart R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 991-1017.。然而，无论是可持续性还是公民参与议题都没有被上升到政治层面探讨，都只有仅仅作为“美好社会”愿景的探讨。智慧城市的政治性很少被讨论，因为它经常被当成“棘手问题”而非“推动发展”的问题看待。
关于智慧城市的学术研究综述表明，信息系统和电子政务研究的盲区和主观偏见性在不断地被复制到新的研究中，并且发展成新的智慧城市研究领域。针对此现象，我们对智慧城市治理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将智慧城市治理定义为一个新兴的社会技术实践（socio-techno practice）。在最近的文献中，技术或者社会结构都被强调了，但缺乏对两者进行综合理解的视角，所以应该有“社会技术实践”视角的出现。近30年对政府技术的研究表明社会结构和技术结构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应该被纳入分析，从而形成对技术治理（techno-governance）的理论理解Fountain J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Orlikowski WJ （1992）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3： 398-427.。
第二，关注城市治理机构的转型和保护。很多文献在关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忽略了对组织和组织形式保护的探讨。政府技术的经典文章强调，政府技术主要是加强权力关系和价值分配Danziger JN， Dutton WH， Kling R and Kraemer KL （1982） Compute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这种权力的强化关系需要实证研究去证实它是否会发生在智慧城市实践中。
第三，评估智慧城市治理对经济增长和其他公共价值的贡献。一些评估智慧城市治理影响的文章缺乏对经济增长和公共价值观的评估。因此，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或者深入的定量比较研究来评估这两个目标的实现程度显得尤为迫切。
第四，分析智慧城市治理的政治因素。很多文章将智慧城市治理限定为技术事件或者是管理事件，潜在假设智慧城市能让每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却忽略了对技术选择政治层面的探讨。WinnerWinner L （1986）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經典著作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手工艺品也有政治。选择怎样的基础（技术）设施将对城市的能量效应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需要因地制宜的研究。
將社会技术协同作用从组织水平扩大到城市系统水平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也应该避免将技术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刀切。对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应该借鉴电子政务的成功因素Pardo TA and Gil-Garc′a JR （2005） E-government Success Factors： Mapping Practical Tools to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2（2）： 187-216.，基于现有的社会技术变革理论Bijker W， Hughes T and Pinch T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ountain J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Orlikowski WJ （1992）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3： 398-427.，将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制度变化的复杂过程来研究Snellen ITM and Van de Donk WBHJ （1998）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n Information Age. Amsterdam： IOS Press.，同时，它也应该承认社会技术治理中的政治性de Wilde R （2000） De Voorspellers. Een kritiek op de toekomstindustrie. Amsterdam： De Balie. 。□
（责任编辑：杨仙丽）附录：文献样本列表（References used in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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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7-12
作者简介：阿尔伯特·梅耶尔（Albert Meijer）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公共创新专业教授，欧洲公共管理集团电子政务常设研究小组的主席，主要研究方向是电子政务、透明、合作和智慧城市;曼努埃尔·佩德罗（Manuel Pedro Rodr′guez Bol′varis）是西班牙格兰纳达大学教授，出版了多本著作，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包括公共資金和管理、政府信息季刊、公共行政和发展、在线信息评论、国际行政科学评论、美国公共行政、行政和社会等;谢嘉婷（译），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国际法硕士;翁士洪（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原文载于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6， 82（2）： 392-408.
①United Nations （2011）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the- 2011-revision.html.
作者：阿尔伯特·梅耶尔 曼努埃尔·佩德罗
摘要：通过对智慧城市系统性的认知，全面梳理智慧城市从发起到实际应用的动态发展脉络，找到智慧城市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源动力。从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入手，深入探讨了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路径、建设条件和发展趋势。从对城市规划理论对智慧城市的引导，以及虚拟空间对城市网络化空间结构的影响关系入手，提出智慧城市规划的初步构想和空间布局优化策略。
关键词：
智慧城市;城市规划;规划体系;智慧区域;空间布局
自从2008年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的理念从而引发出“智慧城市”建设热潮以来，智慧城市的理念已逐步被认同，并被许多城市确定为发展目标之一。至2014年底，国内已有400个城市宣布建设智慧城市，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上从概念导入期进入快速发展期，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和科技部等部门主导抓各种类型的试点，呈现“繁荣且混乱”的局面。2012年，国家住建部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管理办法》，强调智慧城市是综合运用信息技术、整合业务资源、统筹管理应用的城市规划建设新模式;2013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组织了100个城市开展试点示范，在10个领域启动智慧工程建设工作;2014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智慧城市建设正式引入规划，并与绿色、人文城市并列成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范式。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融合多各学科的内容，这一点与城市规划学科是一致的。同时，城市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载体，从城市规划角度来探索智慧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全面厘清智慧城市的发展脉络，挖掘智慧城市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源动力，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路径和建设条件，提出虚拟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应对策略，是对以往智慧城市研究、建设的有益补充。
一、对智慧城市的认知
(一)智慧城市的概念特征
智慧城市思想起源可追溯到1990年，以“智慧城市、快速系统、全球网络”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对推动城市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的“智慧化”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1998年，美国学者鲍里尔(Bollier)在《怎样通过智慧的增长阻止城市的无序发展》一书中倡导，应该在城市规划中采用智慧城市新政策，该主张随后在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广泛实践。然而，大约95%以上的文献都认为是IBM公司首创了智慧城市的思想和理论，这是因为IBM公司在2008年全球宣传时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理念，明确“从城市开始构建智慧地球”的思想，并由此掀起了智慧城市的研究和实践热潮。智慧城市思想不仅成为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也因符合快速成长的中国城市对未来发展理念的追求，从而迅速成为中国诸多地方政府未来执政纲领的“核心指导思想”。2009年，首都北京就正式启动“感知北京”示范工程，随后“智慧北京”“智慧广州”“智慧南京”“智慧宁波”等战略目标先后由国内一些发达城市提出并实施。
作为一种新概念和新模式，智慧城市的概念尚处于构建期，随着关注重点、战略利益及视野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国际上接受度较广的定义是：“智慧城市以智力、社会资本和基础设施(包含传统的与现代的信息技术和设施)为支撑，进行参与式、智能化的管治，从而实现低成本、高品质的生产、生活”。[1]欧盟委员会在《SmartCitiesRankingofEuropeanMe-dium-sizedCities》中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是：既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又重视知识服务和基础应用的质量;既重视对资源的智能管理，又重视参与式、智能化的治理方式，多方面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市民生活更高品质。[2]前者侧重于资本运作与经济增长，突出智能化的管理，后者将技术、服务、管理、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充分融合，体现智慧城市的万能效应。李春友在《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综述》中研究了国外学者的智慧城市定义，认为其内涵有很多概念变体，他比较国外有影响的智慧城市定义，概括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融合为手段的;二是以提高政治和经济效率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的;三是以为市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从而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和生活便捷程度的;四是以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城市发展中作用的。国内业界及学者对智慧城市概念的探讨大致分为两种思潮：一是更强调技术作用概念;二是在技术支撑基础上更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及满足人的需求，更强调城市智慧技术给城市“人本”方面所带来的推动作用。这些概念均突出了人的智慧与信息技术手段的紧密结合，即在城市内部形成以人为本的、有机协调的运行系统，是信息化技术手段与城市建设较好契合而产生的高端形态。
从形态角度看，智慧城市是多领域、多系统、多技术、多应用、多终端的超复杂巨系统;从趋势角度看，智慧城市是从机械体向共生、共治、共赢的生命体和生态体系进化;从参与角度看，智慧城市越来越由政府、企业和市民共同治理;从建设角度看，智慧城市越来越成为规划、建设、运营和服务的一体化工程;从空间角度看，智慧城市是一个物理世界、信息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融合创新。
(二)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
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将建设智慧城市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推行，很多国家的着眼点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即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解决方案，使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系统具备感知、存储、计算、分析和执行能力，使城市管理更加可视、可靠、精确和智能，从而提高效率、减少开支，并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智慧城市建设类型多样，侧重点各有不同，如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伊德·科恩博士所做的全球智慧城市排名前10位的城市解析中，就有关注应急保障社会安全、依靠科技培育新兴产业和降低碳排放致力环境保护等三种智慧类型。
自IBM陆续与中国十几个省市签署了“智慧城市”共建协议后，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势头较好，重点集中在社会应用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其余集中于产业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与国外智慧城市建设以推动物联网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强调重点领域技术应用为特征有所不同，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非常大的服务需求，因此“以人为本”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需要。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有政府主导、跨国IT公司主导的“自下而上”模式，也有公司合作、社区参与、企业创新的“自下而上”模式。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有2011年波特兰市采纳IBM公司建议而建设的智能城市运营中心系统，以及2005年韩国政府联合Cisco公司在松岛建立的现代通信技术工业园(规划为东亚跨国公司运营中心);典型的“自下而上”模式有美国纽黑文居民BenBerkowitz创建的基于手机App和网络地图的居民报告公共服务设施问题系统(SeeClickFix)，以及巴塞罗那建筑师创建的全球城市问题解决方案平台(Citymartcom)等。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下而上”模式，无论是“技术导向”还是“问题导向”的项目内容，成功的智慧城市的发展都基于政府与公众的有效合作，都从解决具体问题的智能项目开始。
(三)智慧城市的建设条件
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是智慧城市的基础，智慧城市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为“两大支撑”。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多网融合的网络系统，以及云计算平台、信息安全服务平台及测试中心等信息共享设施，还有经过智能化改造的交通、市政、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信息技术相关产业包括硬件设备、软件、网络应用的研发制造业等。[3]智慧城市建设包括技术、管理、产业和生活等方面的内容，除了人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信息资源与技术已成为推进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目前，我国城市除了技术以外，城市管理部门似乎还没有为建设智慧城市做好准备，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城市管理创新手段不够，智慧经济还处在培育时期。
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469%，手机用户527亿人，手机上网比834%，域名总数1915万个，CN域名1065万个，网站总数373万个，CN下网站总数127万个，以及330亿IPv4、16694块/32IPv6和377690Mbps国际宽带出口，表明我国已经成为“网络大国”。但是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我国需要走向“网络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将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四)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促使新的城市形态不断涌现。2008年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广泛应用，城市呈现出空间虚拟化特征，被称为智慧城市进入信息化20时代。随着物联网技术、3G或WiFi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大量运用于前端感知、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远程控制与虚拟空间进一步强化，被称为智慧城市进入信息化30时代。在城市智慧化基础上，从经济需求出发，城市间以共享和协调、趋同与配合为特征，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紧密协作，必并将促进更大范围的城市共享和协同，从而形成智慧区域和智慧城市群。[4]智慧城市进入云时代，为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产业提供智慧化基础，以智能制造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促进城市智慧产业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随着新技术继续向智慧乡村深度拓展，改变乡村的交通、区位劣势，促进乡村的产业转型升级，城乡之间形成彼此共享与协同发展的格局，最终就会实现智慧城乡，步入城市信息化40时代。
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作用下，城市空间形态从中心城市集中模式走向分散型的城市集群聚集模式，城市从中心辐射模式转变为网状协作模式，如美国硅谷“湾区城市群”、日本东京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法国巴黎城市群等。中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呈现出这种城市群的雏形，环渤海经济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也逐渐发力。目前信息化技术在区域规划当中应用比较广泛，例如目前在编的珠三角全域规划，利用大数据应用等手段，获取珠三角城市、乡村的海量时空数据资源，在处理、分析、重构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协调发展的科学决策，为珠三角城市群从各个智慧城市的简单组合逐步走向智慧城市群、智慧区域打下了基础。
二、智慧城市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将信息技术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结合起来，解决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过程，是一项新颖、长期而又复杂的大系统工程。以人为基础，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以土地为载体，通过城市规划的有效引导逐步实现，既是传统城市规划理论在人类生活新发展阶段的实践应用，同时又对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思维、方法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新的城市规划理论伴随着颠覆人类生活方式的新技术而不断产生、深化。
4"F(一)虚拟空间的发展与扩散作用对城市规划产生冲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拓展，基于网络的非空间集聚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趋成熟，依托互联网而形成的具备进行商品交易、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商务办公、资源共享和存储等多种功能的网络空间迅速凸显，这种空间即是“虚拟空间”。“虚拟空间”的建立、扩展和完善，使空间虚拟化成为趋势，依托它的具有强大信息流传递、收集、整理、扩散能力的网络通讯系统，在产生交易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和办公空间虚拟化现象的推动下，商业、工业乃至公共服务设施等城市空间结构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表现为城市土地趋向混合使用。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必然对以实体空间为工作对象的传统城市规划带来巨大冲击。
4"F(二)虚拟空间与流动空间的复合催生网络化空间结构
信息流动是智慧城市运行的主要驱动力，以现代通信系统和现代交通系统为支撑，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的共同作用，[5]决定了城市空间的结构特征，呈现物质空间(实体空间)与虚拟网络空间(虚拟城市)共存而构成混合的“流动空间”，而城市是“流动空间”的节点。在智慧城市里，“流动空间”把各节点上的“流”链接到一起，实现循环流动。没有空间特性的信息流动，控制着各种“流”的流向、流量、流速，也控制着“流动空间”的聚集和扩散过程。由于信息流动具备不受时空限制的“任意距离”和“零时差”特征，传统的城市区位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被彻底打破，传统上的区位优势不再存在，从而使生活、生产、商务、商业、服务等活动突破了原先区位条件的约束，在更加广域的空间里流动。[6]因此，智慧城市空间突破了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进行重组，构建起新型的、有序的“流动—实体”空间并存的空间体系[7](见图1)，形成多级、多层次的城市空间网络化体系。
4"F(三)空间网络化结构使城市用地产生兼容、集聚或分离
智慧城市的空间虚拟化和网络化，使城市用地单元的使用性质变得更加具有兼容性，比如：第一，城市服务体系中的远程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通过各种方式进入电子服务空间，其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大提高，多样化及灵活性明显增强，出现了智能化住宅和虚拟社区。随着城市办公服务空间虚拟化、电子化，促使城市居住空间从单一功能向居住、商业、商务、教育、服务等复合功能转变;第二，大城市的CBD具有许多重要功能，是城市商务、购物、娱乐、信息服务中心，以高效的可达性促进商务、商业活动聚集在此复合发展，体现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信息化技术使电子商务、网上娱乐、信息服务等许多功能进入虚拟空间，造成CBD功能的空间特征变化，从而从以商业为主的混合阶段走向专业分区的综合功能阶段，再走向功能升级、综合化、生态化的综合发展阶段;第三，智慧城市工业空间也将产生重构，生产方式更加灵活方便，并形成新空间个体相对集聚、新个体与老城区相互分离的空间态势，出现新的空间要素——高技术中心，规模大者可分化为高技术产业综合体、科学城、技术园区、高技术城等类型[8]，规模小者可形成虚拟化高技术企业。
4"F(四)创新城市规划思维和增强规划操作性
城市规划手段经历了AutoCad、GIS和大数据三个阶段，与过去AutoCad、GIS及其二次开发不同的是，大数据的出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城市规划方法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智慧城市的发展理念和范式，开辟了城市发展新视角，创新了城市规划新思维。对于智慧城市的资料获取、数据分析、目标定位、支撑体系、空间结构、产业布局、土地利用和管理模式等，都将会与传统的的城市规划方法、框架、内容有所不同。原有的“蓝图式”“扩张型”规划逐渐淡出，而面向人的需求、面向管理、面向存量的规划方法逐渐成为主流。以信息互联共享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对城市规划学科带来新思维：引入一系列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新规划类型，扩充与完善城市规划体系;从技术手段、规划理念、规划内容和编制程序方面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提出补正与革新的要求，在经济、资源、服务、交通、医疗、民生、管理、生产和监督等方面更加强调“智慧”的内涵和“人”的主体作用;大数据与SOLOMO(Social、Local、Mobile)等新技术的应用，改善了城市规划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工作管理程序。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知识更新、规划网络数据库应用，以及BPM(业务流程管理)、GIS(地理信息系统)、BYOD(BringYourOwnDevice移动办公)等智慧规划平台的建立，为城市规划部门提供了多数据源高效集成化、办公业务流程规范化、图文传递电子化、工作管理科学化、成果管理高效化的支持;[9-10]通过智能化、系统化的数据处理，使城市规划更加科学，实施评价更加客观、及时和可量化，从而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动态弹性和可实施性;互联网人际交往空间，为多方参与规划决策和实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城市决策过程走向多元化、公开化、透明化，用广泛、开放的规划决策来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城市规划理论对智慧城市发展的引导
无论是建筑学的城市物质空间，还是地理学的城市结构和区域经济，或者是社会学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公平等城市规划流派，城市规划理论所追求的目标蕴含的理念与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不谋而合的，如以人为本、公平、经济、综合、高效、生态、可持续、全球化等理念，都为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了支持。
(一)引导编制动态的弹性规划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与以往城市传统发展模式不一样，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规划建设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其规划编制也需要从[LL静态规划转向过程渐进式规划，即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要根据城市外部条件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信息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具体推进的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即规划应具有应变能力，兼顾刚性控制和弹性引导，[HJ2.4mm体现“动态”和“弹性”特征。例如，维也纳在编制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时，制定了多层次分步实施的目标体系，包括“行动计划2012—2015”(短期计划)、“路线图2020”(中期计划)和“展望”(2050年目标)，注重了远近结合，既具有超前长远的规划理念，又可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及时修正，保证规划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和灵活性。[11]
(二)引导趋向综合统筹的规划
随着城市规划学科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规划内容已由单一物质形态规划向关注民生、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规划转变。生态能源的可持续性、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市综合效益的提升等成为城市规划的侧重点，每一个城市规划要素都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要素，因此在智慧城市规划中都必须回应落实，智慧城市的规划越来越趋向综合统筹。
(三)引导提供智慧集成的服务
城市由市民、企业、政府、交通、能源、商业等主体构成，彼此广泛联系、影响互促，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不同，需建立相应机制[HJ协同各方利益共同发展。因此智慧城市的规划必须协调多方利益主体的需求，引导智慧城市提供智慧集成与集成智慧的服务。智慧城市的组织机制体现在多领域、跨组织交叉与集成。智慧城市采用ISGBP模型协调各种需求(见图2)，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目标，通过智能服务(Service)协调政府(Government)、企业(Business)、公众(Public)、公共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方面进行良好互动。该模型以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服务为核心，提供数据服务、功能服务和模型服务。其中公共基础设施(I)是物，政府(G)、企业(B)和公众(P)是人，四者间存在多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参与和沟通都是通过智慧化服务来协调完成的。同时各种具体的服务之间又相互组合，形成一个立体交叉体系，关系更加复杂，服务层次更高。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多领域、多专业、多主体系统参与的系统，体现智慧的集成与集成的智慧，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实现智慧城市的最佳效益。
四、智慧城市规划的逻辑思考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智慧城市规划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实现“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先导。由于智慧城市规划理念鼓励更加系统、智慧、动态地思考与解决各种问题，应在充分系统化、结构化、智能化的技术与工具的基础上，对城市大数据进行科学分析，重新审视城市的资源条件、发展动力、城市定位、发展目标、空间结构、功能布局、支撑体系、城市形象和城市管治等内容，最终提出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规划方案，实现信息资源与城乡规划的有效整合，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城市建设管理智慧化。
(一)[JP3智慧城市规划的深度拓展与顶层设计[JP
智慧城市规划是对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的深化拓展，在规划类型、内容深度、布局结构特征、技术手法等方面均有突破。智慧城市规划的关键点在于根据城市的人口、经济、地理、交通等海量信息，来科学预测城市生活、生产需求，并对合理的空间布局、便捷的服务设施、快速响应的基础设施、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城市文化和透明的城市管治等方面内容给予智能的安排，满足城市绿色、环保、低碳、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智慧城市必定规划定位要高，要从规划初始阶段就把智慧嵌入，先构建城市“智慧神经”网络，随后交通、电力、商业、医疗、服务、家居等智慧应用都在这张网内运行。
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一是要注重顶层设计，面向城市本身市民的层次和需求，因地制宜，体现本市特色;二是要重视近期建设规划，以信息技术、物联网等基础建设为重点，先搭建智慧城市“神经”;三是中期规划逐步扩展智慧应用的领域，与空间功能进一步结合，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智慧城市规划方面有较好的探索，2009年，巴塞罗那市政议会提出实现巴塞罗那“智慧城市”的2020年远景，成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式范本。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启动了520个街区作为首批绿色街区，规划与整合了再生项目，通过设计高质量的体系结构，打造易于访问的现代城市设计典范试验区。
(二)智慧城市规划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利用智慧产业的技术手段，结合当前的城市规划体系，把“智慧”的理念融入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不同层面，并可根据需要，围绕“智慧”的主题，开展相关的功能区规划、产业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等专项规划，促生新的产业规划类型。[12]总之，在智慧的城市规划理念指引下，将围绕“技术、生产、生活、生态”等核心发展要素，以“智慧”为主线，逐步突破现有城市规划框架，拓展新的城市规划类型[13]，构建多层次、多专业的智慧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见图3)，用智慧的城市规划手段来编制智慧城市的规划。
(三)智慧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与优化
城市空间形态变化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技术水平是息息相关的，智慧城市理念、战略目标与实施策略都将最终反映在城市空间布局上。传统城市是依托土地为实体载体而发展的，其交通区位至关重要。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布局交通区位指向逐步被信息区位指向所取代，以信息技术的网络流线和快速交通流线为支撑，网络化虚拟空间结构成为智慧城市显著的特征。因虚拟趋势的作用改变了城市以往的空间形态，促进城市的跳跃式发展。但笔者认为这种城市功能空间的网络化、分散化只代表一种城市空间结构日益分化的趋势，智慧城市仍然离不开以土地作为物理空间载体的支撑，只是表现为集聚与分散、远程与面对面的协作方式共存，城市发展呈现实体空间与网络虚拟化空间一体化拓展局面。另外，城市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变成网络化均衡布局的理想状态，既有的空间组织规律不会在一夕间全盘改变，针对智慧城市空间形态的趋势特征网络化空间变化及其影响的渐进性，智能城市规划要在既有城区与新区中采取不同的规划策略，找到兼顾城市新旧空间的组织模式，找到平衡点。
城市既有建成区中，流动空间和虚拟空间颠覆了经典的城市区位论，市场区位条件优越与否被是否具有高度发达的网络交易平台所替代。因此，智慧城市规划在连片老城区宜采取对既有空间结构微调的手段，分析流动空间、虚拟空间对城市功能空间产生疏解与重构的影响，制定城市调整和优化环境的解决方案。第一，顺应分散化、虚拟化趋势，疏解中心区过分集聚的功能，部分传统的生产、贸易功能外迁，取而代之的是新业态功能，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并借机优化城市老城区物理空间结构;第二，弱化城市的功能分区，研究功能复合的方式及空间组织特征，在规划单元中实现职住平衡、功能复合，允许城市土地混合使用，实施融合建设策略;第三，分散与集聚并重，重点关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的交汇处形成的城市重要信息节点，拓展TOD、SOD导向型布局模式向TOD或SOD与IOD(Informationflow-Oriented-Development)复合导向型布局模式转换，将生产、销售、分配和管理功能定位在最有利的区位，各种“流”通过互联网将所有相互作用的活动链接到一起，提高网络化节点区域的功能开发多样性和效率，增强城市老区活力。
智慧城市的跳跃式发展趋势使新城、新区、产业开发区、高科技园等的建设可以不受交通及空间距离约束，选择在空间条件优越的理想地段，新功能区规划选址的约束条件将大幅度减少，可提供选择的空间将更多，更加趋向宜居、生态。在新功能区规划中，产城融合、功能复合等新形态取代了传统的严格功能分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新的集聚中心形成，甚至还会引发城市CBD功能外迁和升级。因此，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背景下，规划既要防止旧中心区的衰退，又要为新中心区预留集聚空间，兼顾城市旧中心区与新区在功能定位上错位发展、功能互补。
4"F(四)基于城市问题为导向的智慧城市规划发展模式
不能解决问题的产业规划或城市规划都是“无知”“无能”的，我国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因此解决城市问题也将是智慧城市的规划和智慧的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从问题出发的智慧城市规划，应该更好地发现城市问题，更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机制。城市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人的问题，因此智慧的城市规划不是帮“人”规划，而是将“人”引入规划、管治体制当中，让其发现问题和参与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最了解问题的是城市中的民众和企业，需要创造条件引导、鼓励他们更加充分地参与规划和管理。类似SeeClickFix(看见、点击、修理)的众包(Crowdsourcing)无疑是智慧城市中发现、反映看得见问题的有效方式;城市中开放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发现看不见的问题;类似旧金山ImproveSF社区问题解决平台，有利于与利益相关方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和城市规划，应该是以“人”为出发点，以解决实际城市问题为目标，而不仅仅是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和硬件的升级。能解决城市问题的规划方案、规划政策本身就是好智慧。
4"F(五)从智慧城市向智慧城乡、智慧区域的蜕变
智慧城市在城乡发展的机会应是均等的，智慧城市能够打破因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和部门间条块利益分割而导致的信息化孤岛，使各地区、各领域具备共享资源、协同运作的条件。随着城乡统筹的推进，特别是大都市圈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的推进，城乡的生活质量差异逐步缩小。信息技术的推广和信息网络的建设，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依托网络在农村从事非农业活动，使就地城镇化出现了新的形态;同时城市人口可以到农村地区租用农村富余物业，从事商务、商业、旅业等活动，改善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城市居民也可以将生态田园、立体农业等引入到城市功能组团，使城乡生活生产方式差异缩小，城乡边界变得模糊。从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角度，统筹城乡一体化是地区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智慧”是可以比实体更加容易突破城乡界限的，因此建设智慧城乡、智慧区域也将成为区域发展、统筹城乡的发展目标。目前，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环渤海湾三大智慧城市圈已初步成型，成为带动全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强力引擎。
智慧城市是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三化融合”发展的新范式，是将信息技术与城市规划、建设、管治相结合来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互为影响和引导，在其促进下城市规划学科得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使城市规划内容得以不断丰满。但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之后的科学运营维护及智慧城市在规划引导下发挥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评估体系的研究还不完善，需要城市规划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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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毛颖
引发信息产业链革命，但最深刻的改变还是在城市生活和社会管理方面
当人们为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看病难、停车难等“城市病”而苦恼不堪的时候，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方兴未艾，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曙光。智慧城市是一种发展和管理城市的新思维，她将城市看成一个拥有“大脑”的生命体，利用信息科技，使城市中的每个“细胞”变得更聪明、更协调，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更美好。
接下来，我们简单描绘一下未来“智慧城市”的图景吧!在家里，无论用手机、电视还是电脑，都可以缴费、挂号、购票、购物、食品溯源、远程教学，并能随时查询到自己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及空气质量等环境信息;在社区，不出小区大门就可利用“警务e超市”查询办理各项政务服务项目;在路上，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公交车的到站信息和路况信息，选择最优路径;在医院，不用带病历，不用拿处方，手持一卡，即可求医问药;在室外，通过手机可以智能控制家电、灯光、防盗和门禁等……
【 事 件 】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启动
2012年11月22日，住建部发出《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个文件，要求当年12月31日前申报试点。
通知指出，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智慧城市试点管理流程为申报、评审、签订任务书、创建及验收。申报的城市(区、镇)应具备四个条件：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已列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或相关专项规划;已完成智慧城市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已有明确的建设资金筹措方案和保障渠道;责任主体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创建试点申报和组织管理。
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包括4个一级指标：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智慧建设与宜居，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11个二级指标：保障体系、网络基础设施，公共平台与数据库、城市建设管理、城市功能提升，政务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专项应用，产业规划、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57个三级指标。
其中，专项应用涉及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慧环保、智慧国土、智慧应急、智慧安全、智慧物流、智慧社区、智能家居、智慧支付、智能金融等三级指标。
【 背 景 】
从数字城市走向智慧城市
数字城市概念最早由美国1998年提出，随后引起广泛影响。它是基于地理空间的信息化应用。引入到中国后，成为推进中国信息化的重要战略目标。当时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核心进行数字城市建设，即地理信息的数字化，应用范围主要是专业机构。
超图软件总裁宋关福介绍说，数字城市建设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数字城市共享平台，也叫地理空间框架，它是数字城市建设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层次是，在这个平台上的应用，像国土、规划、房管、园林、城管等。
据了解，截止到2012年的上半年，全国已有超过130个城市开展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数字化管理的城市已经达到300多个。“十二五”期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将在全国全面推进数字城市建设，涉及300多个城市。
随着互联网、宽带及无线技术的发展，从2005年开始，城市信息化进入2.0时代：互联城市或无线城市。其主要特点是全方位的信息化和互联化，应用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的行业，服务对象涵盖政府、企业、居民等，但各类应用相对贫乏，数据孤岛现象仍大量存在。
2009年，IBM提出智慧城市的设想，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随后，传感网、物联网、云计算、3G、光纤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城市信息化开始进入3.0时代：智慧城市。
“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副所长邬伦教授说，“简而言之，数字城市解决了有无信息问题，是城市信息化的初级阶段，而在数字化并能共享之后，如何充分及时地利用这些信息实现城市的精细管理和敏捷运行，则需要完成对前者的升级，达到智慧城市的高级阶段。可以这样认为：智慧城市=数字城市+感知网(遥感网/物联网)+云计算/智能计算。”
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司长董宝青表示：“我认为智慧城市的概念非常好，在中国，我们绝对不会局限于IBM所提出的智慧城市的概念，由于‘智’和‘慧’概念在中国文化里面博大精深，因此语义不同。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将坚持以人为本，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来拓展新应用。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IT的性能，如计算能力有多强，存储能力有多强，传输能力有多强。而现在更多地考虑如何更大程度地、更大范围地发挥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
据了解，我国智慧城市相关政策和试点方案正在加紧研究制定中。其中，工信部已同意将扬州、常州列为智慧城市试点，国家发改委也在酝酿相关政策，住建部已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及两个配套文件，并启动试点城市的申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也已在完成数字城市建设的城市中，选择开展智慧城市的试点建设工作。
最新统计显示，全国已有2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遍及中、东、西部各地区，涵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目前已将智慧城市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或纳入“十二五”规划，以及发布智慧城市专项规划的有68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宁波、武汉、厦门等23个城市发布了智慧城市的专项规划、行动意见或实施方案。
另外，湖北、湖南、山东、辽宁、四川、河南、安徽等省则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群”。例如，湖北省的“智慧城市群”涉及17个省内城市，广东省的“智慧城市群”涉及21个省内城市。截至今年6月底，三大运营商已在全国320多个城市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智慧城市”。
安信国际分析师蔡伟鸿估计，“十二五”期间将有600至800个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加上后期各种数据中心、分析设备和服务设备的投资，预计总规模将达2万亿元。
【 焦 点 】
如何建设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平台，以实现人口、产业、空间、土地、环境、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智能化管理为目标的全新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以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市改造工程，更是一个城市系统重新再造的过程。
工信部科技司司长闻库在“2012智慧城市高层论坛”上表示，智慧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加强宏观指导，杜绝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此外，相关技术发展方向和产业格局尚未最终形成，如何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带来创新应用，更需要业界共同探索和实践。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李铁也担忧，当前国内许多城市并不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条件，盲目跟风潮显得不太理性。他担心建设智慧城市成为另外一种政绩工程。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永刚坦言，现在智慧城市标准化滞后于建设速度，标准体系研究工作迫在眉睫。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包括总体标准、感知控制层标准、网络传输层标准、数据层标准、服务支撑层标准、应用服务层标准、安全标准、管理标准。
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副主任张爱平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需走出三大误区：一是纯部门论，认为建设智慧城市是经信委的职能，而非自己部门和单位职责所在;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是本单位信息技术部门的职能，而与业务工作无关。二是纯工具论，认为信息化只是工具，不用也照样工作，尚未深入理解信息化对工作效能提升、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转型发展的支持引领作用。三是纯基础设施论，认为智慧城市就是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往往导致网络体系建设较为超前，但缺乏有生命力、服务民生的智慧应用，无法感知智慧带来的便捷惠民。
除此之外，智慧城市建设还面临一些发展瓶颈：首先，信息“孤岛”依然存在;其次，统筹力度依然不够，仍存在立项多部门、资金多渠道的问题。此外，智慧城市应用相对集中，缺乏创新性与广泛性。
对此，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安民建议，“智慧城市需要构筑足够丰富的应用，以规划为先导，要以需求为导向，创新应用，创新模式。”
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CEO朱敏指出，中国式的智慧城市不但要借鉴西方成功应用于公众服务(环保、交通、医疗、教育、政务等)的成功经验，还应将智慧城市平台应用于传统制造业升级和商业模式转型中去。中国将通过城市化带动智慧化，智慧化带动工业化，通过各环节的带动，充分实现智慧城市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作用。
【 启 示 】
城市管理新变革
通过“智慧城市”解决城市难题已是全球性趋势，也是创新城市管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课题。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姜春海说，智慧城市建设要强化在城市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应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必然是城市和社会管理水平、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过程，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服务民生，城市软环境建设最重要的是创新管理。
据媒体报道，北京率先使用“智慧城市”新技术来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例如用手机下载一款管理软件，遇到下水道井盖松了、垃圾成堆、小商贩挤占城市道路等问题，拍了照片就可以直接传给政府职能部门。还有监测仪装电话卡远程测血压和心律，三维管线监测积水提前预警，等等。
《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提出，到2015年，北京要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全面跃升。建成泛在、融合、智能、可信的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人口精准管理、交通智能监管、资源科学调配、安全切实保障的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居民、伴随市民一生的集成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数字生活环境，基本普及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引领企业创新变革的新型企业运营模式，全面构建以市民需求为中心、高效运行的政府整合服务体系。
上海在创建“智慧城市”过程中，使城市管理职能获得显著提升。现在，上海在城市管理网格化方面已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上海采取信息化、网络化手段有效减少了拥堵，提高了通畅率。上海世博会期间，应用“智慧城市”管理交通，有效应对了超过7000万人次的客流，创造了有条不紊、基本通畅的“奇迹”。
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巡视员、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江绵康介绍，上海用先进的“综合交通信息系统”，通过在各交通要道布下“天罗地网”，实时动态掌握客流情况。“这是典型‘智慧城市’的应用，精确预判车流从哪里来，科学引导疏导方向，就能大大提升通行效率，使现有交通设施效能最大化。”
在电子政务和“智能城管”方面，上海通过渠道整合，促进政府内部的业务协同、信息共享，最终实现资源的节约、效率的提升，使城市运行管理和百姓公共服务更加便捷。2010年10月份，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开通试运行，只需拨打一个号码就能获得相应的解答。
宁波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两年多来，宁波先后荣获“2011中国城市信息化卓越成就奖”和“智慧城市领军城市”称号，并被列为“智慧浙江”综合试点城市。宁波制定了智慧城市5年专项规划，“十二五”期间，宁波将斥资407亿元建设智慧城市，信息化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智慧城市应用体系、智慧产业基地、智慧基础设施和居民信息应用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刘健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归根结底是最大限度地为城市中的人提供医、食、住、行、游、教等全面细致的服务，最终达到使城市居民都能享受到高效、便捷、安全、绿色的城市生活。
在2012年12月15日召开的崇礼城市发展论坛上，斯坦福大学研究员、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孟庆轩表示，智慧城市的目标是幸福指数最大化，而不是单一的GDP最大化。
“具体来说，就是城市越来越‘聪明’。比如在成熟的‘智慧城市’中，驾车上下高速路，根本不用在收费站前排队，也没有收费员，甚至连车都不用停，经过路口的时候通过智能系统就自动缴费，这就是‘智慧交通’。”李铁说，智慧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着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从根本上优化城市治理模式、优化城市运行机制的解决方案。
业内人士认为，“智慧城市”确实有可能引发信息产业链的一场革命，影响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但最深刻的改变，恐怕还是在城市生活和社会管理方面。
作者：牛禄青
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是政府和产业界关注的热点。各地、各行业均有一批项目投入运行或正在建设。如何看待我国智慧城市实践，能否从中找出对今后具有指导意义的理念与经验?日前，在由华云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智慧城市背景下的云计算应用与实践峰会”上，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高新民委员。
智慧城市要解的决问题
记者：当前，政府、专家、企业都在谈智慧城市，对智慧城市也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理解。请问您怎样看待当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
高新民：当前智慧城市确实是热点。有些项目花了不少钱，效果并不理想。人们对智慧城市的定义和理解也不尽相同，有所争论。
我认为，定义本身并不重要，设定智慧城市的目标更为重要。因为明确智慧城市的目标，可以减少建设的盲目性，把握住智慧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简单而言，智慧城市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记者：我国正处于新一波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智慧城市应该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高新民：我国城镇化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国际上的情况是一致的。城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老城市，国际上叫棕色地带的城市(brown field)，另一类是新建城市，叫绿色地带的城市(green field)。老城市和新城市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尽相同。
由于历史的原因，老城市往往存在诸多城市病，比如城市管理问题、交通问题、水务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对于老城市，智慧城市的目标应该设定为治理城市病;在我国新一波的城镇化过程中，将涌现一批新兴的城市群。对于这些城市，智慧城市的目标应该设定为预防城市病。
按领域整合信息是关键
记者：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城市病在我国一线城市中已日趋普遍，在若干特大型城市中已比较突出。以智慧城市解决城市病应该怎样做，是否有成功案例?
高新民：我国智慧城市起步不久，总体上还在探索之中。上海智慧交通在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中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
上海的交通信息原先分散在交通委、轨道交通等多个不同部门。上海市用7年时间将与交通相关的信息全都整合到上海交通综合信息平台。这个平台已在解决上海交通拥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高架路一度非常拥堵，开始设想加宽高架并征收拥堵费。在分析了整合在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上的数据后，发现80%的车在高架路上短程行驶，频繁上下是拥堵主因。于是在信号与匝道上采取措施，路网的总体流量增加了15%～20%，拥堵指数趋于平稳。不仅没新增高架，也没有收取拥堵费。
从上海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的案例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要解决的城市病问题一般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领域。以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该领域的信息又分散在多个不同部门。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按领域整合信息是关键。只有将各领域的数据整合起来，才能运用技术手段进行定量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并对运行进行实时管控。
基于云计算的智慧城市尚在摸索
记者：现在人们谈到智慧城市，常常会提及云计算。请问智慧城市与云计算是何种关系?
高新民：云计算是智慧城市的技术手段之一。但是总体上讲，在推进智慧城市当中，合理的设计和建设支撑整个智慧城市的云服务体系架构，尚处于摸索阶段。
云计算的本质是资源共享，是服务，是动态调整。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只有解决各领域信息整合的机制问题之后，云计算才能发挥作用，成为智慧城市的技术支撑。现在各地都重视云，但大多没有解决信息整合的机制问题，结果是仍然在分散建设。有的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云就有七、八个。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在原先小数据中心上采用一些云技术。这种模式从投资上、运营上说都不尽合理，没有发挥出云计算的真正优势。
当然，并不是说采用了云计算，就能自动实现智慧城市、防治城市病，而是先要实现大领域信息整合，才能运用云计算，在防治城市病的道路上进行持续创新。
作者：孙定
摘 要：城市治理创新的举措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是否真正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变革性方法，还只是“换汤不换药”，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城市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本文在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相关文献基础上，研究了两者交叉点的创新工作，城市治理创新正在通过既定的创业型城市增长模式选择性地整合了数字化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城市治理的创新需在以下三个主要维度展开：（1）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拓展城市的增长空间;（2）以努力使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形式隐藏城市的决策过程;（3）以跨主体、跨部门合作的形式开展城市工作的合作。
关键词：智慧城市;治理;增长;协作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未来几十年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将是大势所趋。庞大而复杂的人群聚集在城市区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与无序，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物质层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垃圾管理困难、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健康问题、交通拥堵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恶化和建筑老化方面。社会层面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和难以解决，城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既高度的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不同群体的目标和价值观冲突则使得城市问题的解决变得异常艰难。围绕这些问题，城市政府需要找到更明智的治理方法，以使城市变得更为宜居。而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和城市经济、社会加快转型的大背景下，依托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增长来解决城市危机是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构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智慧城市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政策部门定位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方法。
推动城市向智慧城市的变革是解决当前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的一个重要方法，增长目标与空间范式创新、数字驱动和多方协作构成了城市治理创新的三个重要维度。在这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城市治理创新需要创建一个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框架，为了应对城市问题带来的新挑战，八大因素被纳入其中。包括：（1）增长;（2）空间范式;（3）数字技术;（4）基础设施建设;（5）治理;（6）组织;（7）政策;（8）市民和社区。
一、城市经济增长的共识与空间范式的创新
城市作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对增长的渴望很容易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共识，近年来城市工作的重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共识以及大量以城市产业升级为导向的制度设计上。但城市发展到底为了谁，城市治理又为了谁，与谁来治理城市，实际是城市发展中三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充分理解近四十年中城市发展中的核心理念与难以摆脱的“怪圈”显得十分必要。
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城市转型理论在近四十年城市规划和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传统的管理主义向企业家主义的转变，导致了近四十年内城市领域重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术语是“地方繁荣”、“城市复兴”、“地方营销”、“增长联盟”，“企业家主义”。城市景观大致趋同：以高层商业广场和闪闪发光的商务酒店和会议中心为特色的密集型市中心设计时尚;大规模的标志性建筑开发和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激增;为举办全球性文化、艺术、体育、博览会而建造的现代场馆;以及用市中心豪华公寓和郊区集中规划的社区为标志的大都市空间开发。工业时代留下的城市中心区空间正在“复兴”，成为混合使用的创意文化区、喧闹的经济区、文物和旅游村以及高级公寓，例如985艺术区、“南锣鼓巷”的开发等等。
城市转型理论成就了当代城市的多样化趋势，不仅在活动形式和项目开发上“多样化”，在参与主体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般由由政府主导的开发集团和特别机构策划的，私人机构、专业机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领袖也被加入了城市增长联盟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合作”开发的公私伙伴关系。其次，重塑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形成了“公共企业家”的模式，對公共资金的投机性投资以及与私营部门密切联系的风险共同承担习惯。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大卫·哈维将城市治理领域中发生的这些转变描述为从“管理主义”到“企业家主义”的转变，根本目的在于快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竞争力，绚丽的城市景观加上一个成功的城市形象的品牌精神塑造，可以吸引更多地全球投资者以及一批富有创造力的专业人士和可以创收的游客。
“城市”正被演变为“增长机器”和“竞争武器”，作为城市政府的负责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振兴”。公共选择理论家保罗·彼得森在《城市极限》提出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论点：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努力培育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经济，城市政府必须集中精力投资，并注重效率，才有可能实现地方的平等主义和再分配主义目标。
在当前的城市发展中，最容易达成的城市共同目标就是增长，对增长的共同兴趣是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意”。增长的必要性是对城市社会和经济改革中的最重要参考指标，城市发展的本质就是将它作为一个增长机器的运作。
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运作可以吸引租房者、地方企业家以及重要的“结构性投机者”、房地产开发商等多方的注意，“增长联盟“甚至可以影响城市地理空间和形状改变的决策。“增长联盟”的参与者还包括建筑、金融和银行业中的大资本;法律、建筑、设计和规划方面的专业人士;热衷于经济指标增长的地方政府;其他间接受益者，如当地媒体和公用事业公司;以及具有令人信服的城市公共设施的“附属参与者”：包括大学、剧院、职业体育俱乐部、小零售商以及劳工和社区团体。城市增长作为公共利益的共识为“增长联盟”提供了意识形态霸权和政治合法性。因此，“城市增长”联盟的形成和“企业家主义”的战略转变无疑对塑造城市政府的权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城市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变正在显著地重新配置城市资源和政策的制度设计。
政府、企业、市场、市民的“有限合作”和增长联盟的作用延伸到城市日常的空间结构，从市中心到邻近地区。增加老城区的商业化改造，增加新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快速实现城市增长的手段，但快速的城市化投资导致的城市空间的不平衡放大了“城市病”的增长，高度繁荣、集聚的城市就业中心与不断蔓延的、边缘的居住空间的分割扩展了传统城市景观的既定解释，地图上的城市空间在不断地放大，“改变地理”重新定义了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但如何转变、创新治理方式来应对这种新的聚落模式和城市景观的快速演变？世界经合组织2007年提出的称之为“空间发展中的范式创新”正成为许多城市政策、方案和治理实践的源泉。
如何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整合环境和经济增长目标，城市各区的特点和管理者追求的关键目标各不相同。住宅区、商业区、以及以前的工业区改造的目标不尽相同，北京的主城区、新城集中规划区、重要城镇组团、小城镇中心的发展目标也不尽相同。有些地区已经建设了几十年（主城区），而另一些地区是新成立的（新城镇集中规划建设区），。在所有这些地区，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旨在提高竞争力目标来实现地方增长。竞争力目标在主城区（CBD）和中央政务区（对外交往中心，发展国际声誉，使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尤为突出。此外，北京近年来城市工作的重点是解决特定的和长期存在的环境挑战，减少碳排放，几乎所有地区都在追求碳减排目标，而城市治理的可持续性层面正在通过智能技术的推广以提高社会经济的活力和弱势地区的生活质量。
二、数字驱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为了将城市空间发展的范式创新愿景转化为现实，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与城市乌托邦的愿景产生了共鸣，这在智慧城市的论述中非常突出，并加速了城市由计算机治理的可能性。智慧城市选择性地将数字技术倡导者的议程整合到政府城市治理的创新形式中。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强调三个重要的数字化建设，来改造城市。
（一）物联网提倡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嵌入数字技术，以提高效率，并控制和优化城市内的活动。用目前的术语而言，这一议程可以理解为通过物联网扩大城市规模;用过时的术语来说，可以理解为有线、数字、智能和信息城市的发展。
（二）大数据是一项应对数字技术（包括物联网）所创造的巨量数据增长的议程，并要求先进的计算技术从智能城市产生的数据中创造价值。大数据倡导者强调数据分析的潜力，以解决目前看来难以解决的各种城市问题。
（三）城市数字化参与平台，重点关注数字技术促进公民参与城市决策和城市治理。它为市民提供了提出想法和投票的机会，然后从市政当局获得公共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重要的数字化工程都建立在基于市场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智能城市有可能发展为一种将集体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战略，以使其更加高效和响应更快。比如百度地图、滴滴打车等等。环境目标也被选择性地融入到智慧城市的表述中。根据智慧城市文献，与环境相关的目标有两个突出目标：（1）发展绿色城市经济;（2）减少城市碳排放以减轻大气污染的风险。这些目标可以通过普及数字技术实现，以实现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包括能源、水和食品。效率的提高有望通過两种方式实现，首先，数字技术及其生成的数据优化了集体城市服务，从而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由智能电表等数字技术生成的数据推动了居民在做出知情、合理的决策以减少资源消耗时的行为变化。
城市政府努力促进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合作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推动的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理念被批评为缺乏具体承诺、缺乏平衡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利益的长期发展愿景的“绿色清洗”。可持续发展理念没有改变政府与市民的关系，也没有改变决策的过程。而可持续发展城市理念与公民参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共同创造的数据和隐藏的政策决策过程提出了一个城市-智能-可持续修复的概念框架，作为现代化治理形式的一部分——数字驱动发展模式，被政府用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创造积极的城市环境成果而受到多方的欢迎。企业界、学术界、市政府和国家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有意愿建立各种克服阻碍智能城市转型瓶颈的“示范项目”，并帮助协调现有的城市制度和章程，为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推动以技术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视角，对市民讨论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的批评持开放态度。
在智慧城市推动城市治理创新的过程，一种普遍的方法正在被采用，即传感器和数字技术被嵌入到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创建可以连接现有基础设施服务的数字网络，隐藏网络中的数据处理、通信和存储过程，提高了城市每个智能区域内外的决策效率。传感器被添加到城市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中。例如，传感器被嵌入到出租车和移动自行车、公共汽车和公共停车场以及公共建筑和房屋的能源系统中。传感器最广泛的部署是在城市交通领域，广泛安装摄像头，以监控行汽车的移动和公共空间的存在状态，视频传感器生成的数据，反馈到交通部门，基础设施运营商可以依据数据输入算法，以优化基础设施运营，而无需人工干预。能源消耗数据也通过智能电表、气表提供给居住者，以提高居住者对能源消耗的认识，并鼓励更多居民有意识的节约能源。
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可以理解为通过隐藏决策的过程，使城市发展部门可以作出明智、更有效率和更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策，从而使城市治理的多方参与，更易于实现。传感器生成的数据和数据驱动的决策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与历史上技术合理的城市规划模式相一致，这种模式可以观察城市。
减少用户接触开放数据集的障碍，政府开放数据，将成为企业和居民的新资源，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并促进公众和商业部门参与城市治理之中。城市大数据联盟与治理创新应运而生，长期存在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正在被智能的概念和技术所增强和扩展，这些概念和技术受到数字经济公司及其商业议程的强烈影响，越来越多的部门呼吁将地方治理和基础设施外包给数字技术公司。基于实时数据反馈和根据算法形成决策，数据反馈和算法能够权衡多方利益，解决各种城市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克服参与赤字，促进城市治理多元参与。
智慧城市的框架倾向于强调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社会效益方面的变革作用。城市经济的增长是通过数字创新和采用创业方法在市场竞争实现的。智慧城市的这一愿景被批评为“创业城市”的重新包装（数字化版本），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和城市正义的挑战。智慧城市投资主要面向商业和专业阶层，而边缘化的城市群体和难以融入数字化城市的市民很难从中获益。政府和学术界有责任通过参与式或以行动为导向的形式，利用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真正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引导智慧城市的发展走向市民、走向更可持续的结果。
三、城市“分工”的逻辑与政府主导的协作
（一）城市分工
在许多方面，城市仍然遵循“分工”的逻辑，从而导致城市的治理格局也是高度分化的。一些城市转型项目和举措，可以更好地为市民服务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这些项目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因此，城市政府和居民感到需要更好的治理方式来管理这些项目和举措。大数据的出现有利于推动城市治理方式的创新，基于大数据的治理广泛代表了一系列技术、人员、政策、实践、资源、社会规范和信息，这些资源和信息相互作用，以支持城市管理活动。城市的核心资产国有化，从能源到铁路和电信，如果政府不向公众开放数据，数据的可访问性依然十分有限。
研究城市问题的解决，会发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利益相关者关系”是指四个主要方面：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能力、领导层的支持、联盟结构和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合作、沟通能力。城市领导层的决策对于城市良好治理至关重要。同样地，存在一个城市政策的“拥护者”，作为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政策的推动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共同治理被认为是以公民参与和私人、公共伙伴关系为基础特征的城市多方利益合作模式，合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一个负责、响应和透明的数据公开机制，而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有助于多主体之间实现协作、数据交换、服务集成和有效沟通。
（二）政策法规
一般而言，（公共）治理被定义为“约束、规定和促进政府活动的法律、行政规则、司法裁决和实践制度，此类活动也被广泛定义为生产和交付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政策支持。”因此，治理涉及政策实施过程、参与者根据规则和标准化的信息交换，以实现城市共同目标。
从普通（非智能）城市向智能、创新型城市的转变还需要技术条件与政治因素的相互配合。政治因素（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府）和外部压力，可能影响信息时代技术成果的政策议程，消除法律和监管障碍等制度准备对于顺利推广智慧城市至关重要，政策背景对于理解以适当方式使用信息系统至关重要。因此，城市治理方式的创新需要重视政策的变化，没有政策中所明确的规范驱动，市场和社会就难以实现创新。可以观察到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可以相对容易地受到市民欢迎并达成广泛共识，但政策背景的变化则可以导致技术创新在城市应用中的失败。
电子政务对法律、监管、制度和环境同样形成挑战。政府组织是根据一个特定的正式规则或一组规则而创建和运作的。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做出任何决策时，公开管理者需要考虑大量的限制性法律法规，制度不仅由法律和法规组成，还包括人们接受为善或视为理所当然的准则、行为或行为。政策背景是制度性推动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条件，新技术的应用则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可能性。
（三）政社互动
将个体和社区视为城市治理创新的一部分来解决城市问题的视角至关重要的，传统上，城市治理创新重视在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费用，重视项目对市民生活质量有影响，而忽视培养更多知情、受教育和参与的市民。未来，城市治理的创新鼓励、允许城市成员参与城市的治理和管理，并使市民成为城市治理的活跃份子。如果他们是关键参与者，他们可能主动参与的热情，从而影响城市治理创新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同样需要重视的不仅是市民个体的力量，而且要重视社区和团体的力量，以及发现他们各自在城市中的需要。人和社区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城市治理创新时在平衡各种个体和社区的需求时保持敏感。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真正方便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城市的管理领域，市民经常自愿参加，例如承担社区治安巡逻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市民能夠提供比政府更好的服务。数字时代，市民可以帮助自己和他们的社区处理开放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增值服务，不仅政府在将城市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城市内部的居民和社区也是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基于开放的政府数据创建有价值的服务，可能会邀请没有任何编程技能的公民通过体验城市应用程序，提出改进意见，以帮助重新设计各种城市应用程序。
政府不仅是城市治理创新的发起者，市民也可以通过数据平台生成城市信息，以便政府根据开放数据门户上的可用数据构建有用的服务。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互动的结果很少是特别成功的，但在未来的城市治理创新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支持。
创新城市治理形式，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城市治理创新的举措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是否真正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变革性方法，还只是“换汤不换药”。本文通过研究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相关文献、研究两者交叉点的创新工作，城市正在通过既定的创业型城市治理方式选择性地整合数字化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城市治理的创新应在以下三个主要维度展开：（1）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拓展城市的增长空间;（2）以努力使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形式隐藏城市的决策过程;（3）以跨主体、跨部门合作的形式开展城市工作的合作。
在搜集有关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文献和观点时，电子商务政策和城市发展政策之间的论述越来越趋同。城市治理创新和智能——可持续发展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学科观点和经验领域之间的桥梁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低碳和数字技术的实践，可以在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而数字化的公众平台参与使得相对城市政策的转型变得更为温和而受到广泛认同。
〔参 考 文 献〕
〔1〕Al-Hader， M.， & Rodzi， A. （2009）. The smart cit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 monitor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in Urban Management，0 4（02）， 87-94.
〔2〕Brown， M. M.， & Brudney， J. L. （2003）. Learn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study of police agencies employing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o advance knowledg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01）， 30-43.
〔3〕Kitchin， R. （2015） ‘Making sense of smart cities： addressing present shortcoming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08 （01）： 131-36.
〔4〕Goldsmith， S. and Crawford， S. 2014. The Responsive City： Engaging Communities through Data-Smart Governance. New York： Wiley.
〔5〕Gleeson， B.， Darbas， T. & Lawson， S. 2004. Governance， sustainability and recent Australian metropolitan strategies： A socio-theoretic analysis，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2（4）， pp. 345–366.
〔责任编辑：张 港〕
作者：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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