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文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国民党左派,南社领袖,民革创始人之一。1926年,与毛主席“饮茶粤海未能忘”;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向毛主席“索句渝州叶正黄”,毛主席应柳亚子“索句”,即以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军用信笺手书旧作《沁园春·雪》赠之,后辗转流传、发表,一时轰动山城,传为文坛佳话。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文 篇1：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毛泽东希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被中国人接受。于是，毛泽东从五个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吸收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哲学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中国大众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创造中西混合语言;用通俗的形象化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国化，为毛泽东创立独特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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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毛泽东同志早在青年时期就认识到并立志要用哲学来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重新铸造中国人的头脑和灵魂，当他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便开始努力实践这一宏愿直至终生。

毛泽东同志认为哲学的思维功能和实践功能是决不可轻视的。哲学乃是人之上智。他像鲁迅先生一样，解剖过中国人，深知改造中国人之艰难。但他认准一条真理：改造世界、改造中国，首先得改造人，先改造人的头脑、思想或灵魂。而要改造人，改造人的头脑、思想和灵魂，哲学是不可不用的法宝。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人之异于兽类之处，人之最宝贵之处乃是自由。人有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绝不意味着人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胡作非为。人可以通过对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利用和驾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即通过哲学来获取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武器和保证。

然而要用哲学改造世界、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使中国人获得思想和行动的自由，那么用什么哲学呢?当然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理论要运用到中国，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又必须考虑中国人的实际情况。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是封建性的，是封建阶级哲学和封建阶级文化。这样的哲学思想文化是不能用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和改造中国人的。但这绝不是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全是糟粕，没有精华，没有可利用之点，没有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之处。正如外来文化、西方文化不完全是糟粕，仍然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精华一样，中国古代文化也不完全是糟粕，仍然有精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即古代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进步历史观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国古代哲学里的精华，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收，可以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语言，可以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形式。毛泽东同志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用于中国，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的头脑、思想和灵魂。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大地上传播，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思想，有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哲学语言;这就必须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吸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精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如何中国化、通俗化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如何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象牙塔，也不能只做“阳春白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而且特别要能为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干部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上，减少西方哲学思想的思辨性，增加通俗性，由思辨哲学思想变为通俗哲学思想，把哲学真正从哲学家的书本上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广大人民群众手里的武器;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形式上，也减少西方哲学语言的晦涩性，增加民族性和大众性，由晦涩的思辨哲学语言变为民族的大众的通俗语言。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一生都在从事这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语言)中国化的伟大工作，并在完成这项伟大工程的过程中，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吸收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是异常丰富的，这表现在：首先，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如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为代表的儒、法、道家学说中的进步的合理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赞赏诸子百家对“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井底之蛙、坐井观天”，“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欲速则不达”和“自相矛盾”的批评，引用过诸子百家的“引而不发，跃如也”、“心之官则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和“不耻下问”等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或观点。其次，封建阶级哲学家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进步历史观思想。毛泽东同志肯定过韩愈的“行成于思”的观点和柳宗元的《封建论》阐发的进步历史观。再者，古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如《孙子兵法》所阐述的“以逸待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辩证法、认识论思想观点和唐朝宰相魏征说过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认识思想，直接被毛泽东当作正确的哲学思想观点加以运用。最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著作，如《水浒》、《三国演义》、《三国志》、《红楼梦》、《聊斋》、《史记》、《左传》、《资治通鉴》、《汉书》、《后汉书》、《吕氏春秋》等中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如在《左传》中的“有备无患”、“再衰三竭”;《史记》中的“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围魏救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礼记》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观点;以及《后汉书》中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汉书》中的“实事求是”等正确的认识论思想都被毛泽东直接引用。此外，《三国志》中的“闭塞眼睛抓麻雀”和《后汉书》中的“想当然”等被毛泽东同志作为错误的认识论思想进行批判。2.应用中国传统哲学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義哲学重要原理中国化。如用“一分为二”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用知和行表示认识和实践，用实事求是表述认识论和辩证法。3.应用现代中国大众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如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等。4.创造中西方混合哲学语言，例如，矛盾论、实践论、两点论、两分法、两重性、波浪式发展等等。5.应用通俗的形象化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例如，弹钢琴，解剖麻雀，两条腿走路，抓两头带中间，抓纲张目等等。通过上述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的有机结合，满足和适应了中国人学哲学、用哲学的需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块存在着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土上扎下了根，受到了中国人民大众的欢迎，成为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脱贫致富的思想法宝。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和文学著作中的战例、故事、成语和典故，非常熟悉，顺手拈来，运用得当，或者从中提示出隐喻或包含的哲学思想，或者用以说明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或者直接将它们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来。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熟悉希腊，熟悉希腊历史和希腊神话，经常很好地、非常得体地运用希腊历史故事和神话来说明、阐述哲学思想一样。不过毛泽东同志不是像某些中国领袖那样言必称希腊，而是言必称中国。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在向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使用的应该是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故事、成语和典故。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就为毛泽东同志创立独特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了又一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是他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人的头脑、思想和灵魂伟大工程所迈出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转化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深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人的头脑，关键是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武装和指导中国人的头脑，用正确的工作方法指导和开展改造中国的实践。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正确，违反唯物论，违反辩证法，违反认识论或实践论，什么事情也不会成功，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人的头脑，就是一句空话。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哲学世界观的具体化，是决定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能保证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取得成功。人不能没有世界观，人也不能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因素。人的世界观如何，方法论如何，能动性如何，直接影响人的认识实践和改造实践。所以，毛泽东同志重视哲学，重视世界观，重视方法论，他通过亲自实践，创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它们馈赠给了中国人民。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方法论，它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的产物。因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能为中国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和掌握运用。实践证明，毛泽东独特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作用和威力是强大的，生命力是无限的，它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并将继续开出绚丽的哲学之花，结出丰硕的哲学之果。

[责任编辑：杜红艳]

作者：朱险峰

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文 篇2：

“看千古词人共折腰”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国民党左派,南社领袖,民革创始人之一。1926年,与毛主席“饮茶粤海未能忘”;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向毛主席“索句渝州叶正黄”,毛主席应柳亚子“索句”,即以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军用信笺手书旧作《沁园春·雪》赠之,后辗转流传、发表,一时轰动山城,传为文坛佳话。柳亚子一再赞叹《沁园春·雪》:“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又和词一首,小序云:“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一作“次韵和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词中曰:“……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

柳亚子从千古词人中举例,以为苏东坡、辛弃疾、南唐后主李煜、南宋“慢”词代表姜白石均远在毛润之之下。然则何以言之?惜亚子先生未再深入论证,今试为之。

题目太大,要想在短短一篇随笔中完成任务,则对比的材料一定要有极端的代表性,此其一;其二,对比的两边要有极强的相似性;其三,《沁园春·雪》已由“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的柳氏亚子先生论定,当今的赏析文字也无数。于是,选豪放与婉约兼备的苏东坡为代表,再选其有类似词语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同为悼亡诗的《江城子》为代表。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上阕写景,画面雄浑壮阔;下阕先塑人,周瑜的儒将形象呼之欲出;后抒情,“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心情由激昂奋发转入消极苦闷,到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简直就是消沉颓唐了。

看看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吧。上阕四句“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以景物描写象征严峻的中国革命的形势;下阕开头两句“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提出中国革命的合格领导人在哪儿这个严峻问题,最后两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煞尾、高潮——同是“心情苍凉”(毛泽东自注),同是祭奠大江,但青年毛泽东却表达了投身于伟大斗争的强烈渴望和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宏伟抱负!

再看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明白如话,直抒胸臆。“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白描手法,以形象隐含无限凄怆。“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梦见亡妻,此时无声胜有声。“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梦醒之思绪,设想的画面悲凉、凄惶,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苏轼此作确是情景交融之佳作,可惜格调低沉,画面晦暗,感情仅属于个人。

再来看看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吧。依毛主席信:“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自创一格。“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开首两句既上承李淑一词中“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烈士去处的问题,同时又展开了瑰丽的想象,“游仙”启程,为下文烈士忠魂进入月宫的奇妙情节作了恰到好处的铺垫;两个“失”字表达了和李淑一共同的对亲人的痛惜、思念之情,在“杨”前着一“骄”字,则对亡妻喜爱、敬佩、自豪之情又跃然纸上;“杨柳”双关,既比喻两位先烈的美好形象和高尚品质,又符合杨花柳絮的特征——真生花妙笔也。“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用典,以仙人衬托先烈。“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笔势陡转,则胜利之不易,烈士之忠诚,全以文学形象来说话。构思奇特,画面明丽,格调昂扬,形象感人,一扫苏轼“断肠”的凄苦和李淑一“惊侬晓梦残”、“满衫清泪滋”的幽怨,充满革命者的情怀。毛泽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什么叫做“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什么叫做“革命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三四十年前,苏州评弹著名女演员余红仙以一曲弹词开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唱红大江南北,醉倒无数听众。顺便提及,李淑一,杨开慧生前好友,时为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师,唱答后有推荐李淑一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一事——还是看毛主席给秘书田家英的信吧:“……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位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个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一国主席,连荐几人均遭拒绝,至革命烈属也“未便再荐”,竟至于以己之稿费为助!馆长章士钊的狷介之气自不必说,而领袖不以为忤,反以“自律”,真令人无以为赞也!

辛弃疾,不提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把他的形象破坏得一塌糊涂。

李清照,不说了,无非前期贵族少女、少妇的“却道海棠依旧”,后期“乱世佳人”的“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煜,更不必谈,一个无能皇帝丢了小朝廷后“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尽感慨耳。

值得一提的是造情高手柳永——柳公子。他的《雨霖铃》名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毛泽东也不输于他,《贺新郎》“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尤其“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真神来之笔,怎不教人为之动容,泪湿衣衫!那柳公子,科场失意,排遣于风月场,“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一副水边酒肆、借酒浇愁的落魄书生形象。毛泽东则“凭割断愁思恨缕”,儿女情长,英雄气更长,他要投身到“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的伟大斗争中去,并且憧憬着“重比翼,和云翥”的美好未来,这是海燕迎接暴风雨的豪迈情怀,这是大鹏鸟搏击万里长空的雄伟气概。

毛泽东所有那些唱和的诗词,与柳亚子、李淑一、当代文豪郭沫若,还有跟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的《咏梅》,只要你把原作、毛作对比着读一遍,则文野高下顿时分明。

差距在哪里?不在语言形式(句式、押韵、对仗、平仄)、知识含量(用典)、写作技巧(构思、表现手法),甚至也不在于创作方法,而在于——境界。境界不等于意境。文学家们皆善于营造意境,但是各人营造的意境有高下之分,这就属于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颦心也”,此言得之。惜观堂先生自己未悟得人生境界,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不然,则以毛泽东的创作实践来丰富、更新、发展他的“词话”理论必矣。

则境界取决于何?思想也。境界就是作者思想高度的艺术化,世界观、人生观的艺术化,就是作者综合素质、人格魅力的形象写照。境界的一个同义词是眼界——一个人对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的认识水平。眼界的艺术化部分就是境界。那苏东坡以儒释道为思想基础,毛泽东则不仅也熟知儒释道,更有外国的先进理念——尼采的超人哲学,近代英法美思想家的民主、平等、自由观念,特别是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武装,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出神入化,诉诸笔端,东坡之流何能及之?毛泽东创作不是单纯地舞文弄墨,也不是个人排遣,他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乃至世界格局联系在一起,他的诗词分明就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此乃毛泽东文学成就之秘诀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毛泽东诗词就处于这样的最高境界。

当年,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的陈布雷都对着蒋介石直言不讳地称赞毛词《沁园春·雪》:“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蒋公介石自知与毛泽东在文才上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于是急令陈布雷寻找“枪手”,后又全党(国民党)动员,秘密征集唱和之词,要求在意境、气势和文字上压倒毛泽东。无奈呈上来的都是“续貂”之“狗尾”,都“散发着腐尸气息”,直令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急得欲哭无泪。

毛泽东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确,围绕着他的这首《沁园春·雪》所进行的一场较量,就是解放战争前夜双方使用笔杆子的一场前哨战、遭遇战,这一战就已经定下了蒋家王朝灭亡的气数。毛泽东这首词一经发表,国统区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就为之倾倒,从对他个人认识的大转变到对整个共产党认识的大转变,纷纷对延安宝塔山驻足以望,翘首以盼。

对比完了文人之后,再来对比政治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毛主席评论过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身兼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人物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是皇帝,胜似皇帝”的曹操——曹孟德。我看,曹、毛,不用浪费笔墨了,“昭昭然黑白分矣”。

军事上,毛泽东是从不摸枪的军事统帅。四渡赤水、三大战役,不必说了。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的《孙子兵法》和“西方兵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把世界军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有趣的是,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先武装了白崇禧,后武装了蒋介石。据说有一次,蒋介石拿着《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往陈布雷面前一放,说:“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文件写得多好!”陈布雷翻了翻,说:“委员长,那是人家毛泽东自己写的。”一句话噎得老蒋险些背过气去。老蒋退守台湾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来《毛泽东选集》,面壁苦读,被人戏称为“最先进的学毛著积极分子”。

毛泽东一生嗜烟如命,世人皆知,还有嗜书如命,世人亦知晓。长征途中,他叮嘱警卫员,其他东西都可以扔,只有两样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扔,一是军用地图,二是书——再沉、再危急,都得带上。解放后,他那一米八的大床,三分之一留下躺人,三分之二全是书,老人看书看累了睡觉,睡醒了再接着看。晚年眼疾,看书困难,这对于毛泽东来讲,那简直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中央指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派来了中文系古典文学中年讲师芦荻,为他读书——从毛泽东那里,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与书为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知识、智慧、能力都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毛泽东以他的一生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博学才能多才、多智。“庐山会议”前后,毛主席坚决反对陈伯达的“天才论”,似太过绝对——天下同等程度苦学者多矣,何以各人成就高下悬殊?愚以为,任何天才都不可能不学自知,但是后天获得的知识还要同各人的秉性相结合,共同决定成就的高度。如今逝者长已,无由论难,“于我心有戚戚焉”。

崇敬毛主席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能和毛泽东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彼此会心微笑的顶尖级知识分子。继续说柳亚子,他另有诗句“并世支那两列宁”,自注“两列宁,谓孙中山、毛润之”;又“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笔昆仑顶上天”,孙中山和卡尔·马克思两个人的思想都在毛泽东身上汇合了,他的文采如同顶破青天的巍巍昆仑。黄炎培,1945年延安“窑洞对”以后,就成了毛的“铁杆”,据说他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还效法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不入朝为仕,坚决不做国民党政府的官,新中国成立后,却以七十一岁高龄,破坚守多年“不为官吏”之规矩,欣然接收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任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高亨教授,评价毛主席“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另一类人是翻身得解放的工农大众,这不用说了。毛主席的人格魅力甚至折服了国民党军续范亭将军,他有诗赞毛主席:“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万古云霄一羽毛”,多么圣洁的比喻呀!

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协会上,一心要做“诤臣”的梁漱溟口口声声“要考验毛主席雅量”,当着几千人的面,吵得不得了。腹有诗书胸自宽,毛主席反转过来帮着维持会场秩序,一再让梁漱溟发言“再延长十分钟”、“再延长十分钟”。事后,梁漱溟毫发无损,什么事不干,政协委员的高工资不少一分。

埃德加·斯诺把新著《红星照耀中国》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提笔在扉页写上“三克肉喂你马吃”,斯诺看了一愣,随即会心一笑——Thank you very much,由衷赞叹毛主席思维敏捷。基辛格访华,问:“听说主席一直在学英语?”毛答:“年龄大了,学了也记不住,只还记得几个单词,什么paper tiger(纸老虎)之类。”逗得基辛格扑哧一笑,虽是对手,心中却充满了对这位智慧老人的敬仰。毛泽东逝世,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说:“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2008年1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的陪同下,来到古巴哈瓦那大学塔拉拉分校,看望中国留学生。在胡锦涛讲话之后,劳尔·卡斯特罗上台,用中文高声歌唱中国歌曲《东方红》。

设若毛泽东不从政而治学,那么,这位中师生到大学里完全可胜任古代文学教授、写作学教授、文艺学教授、现代文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书法学教授、语言学教授、哲学教授、经济学教授、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教授、军事学教授,像陈寅恪一样,是“教授的教授”——那时不“唯文凭论”,小学文凭的沈从文竟也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

于是余又有叹焉——设若毛泽东一生治学,同样青史留名,举家香车宝马,鼎食玉衣,何至于数位亲骨肉罹难?盖亦中国之耶稣、普罗米修斯也。

毛泽东不是一般意义的革命家、政治家,这个人在本质上是诗人、学者、思想家——这样的人被称为“领袖”当之无愧。毛泽东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大雅之才,而是盖世英才、旷世奇才、“安得倚天抽宝剑”的顶天立地之才、柳亚子所谓“绝唱”之空前绝后之才!清代诗人赵翼《论诗五首》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从距今3300年前的甲骨文开始有模糊的历史影像,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有确切的历史纪年,赵翼先生地下有知,当给毛泽东好好计算一下——可领风骚多少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此我中华民族无愧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作者：王开扬

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文 篇3：

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摘 要]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域来看，从“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出发，通过“学术化”的路径和方法的自觉和运用，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建构，既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更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 基本内涵;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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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渐次展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原创建构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紧密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展开了深入地研究，形成了以李达为代表的“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当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当代转型和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限于篇幅，本文拟从哲学研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三个结构要素的分析入手，仅就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问题试作探讨。

一、“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

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以时代性的哲学问题为轴心，既关涉到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问题，更关涉到哲学研究的目标任务和路径方法问题。尽管从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来看，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完成对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是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更是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

那么，何谓“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境遇和历史进程来看，所谓“整体性”，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其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整体性”，即力求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可以说，正是从“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出发，李达不仅比较系统的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先后翻译了高昌素之的《唯物史观解说》、柯祖基(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郭泰的《社会问题总览》;先后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法理学大纲》等学术专著，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和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那么，“整体性”何以能够成为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式呢?历史地看，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因为“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的理论形态和存在方式，更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思想前提、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其二，就是因为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后，当时的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的。其三，就是因为在李达看来，“要想救国……只有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1〕733-734其四，就是因为在李达看来，只有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才能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说，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李达不仅实现了从物理学研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转变，而且实现了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二、“体系化”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即“中国化”，是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副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内在要求，更是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必然结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更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始终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境遇和历史进程来看，从“整体性”理论视域出发，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更是李达一生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体系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李达不仅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和“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及其变革等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而且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对包括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作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正如有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该书不仅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而且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部分、各个原理、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2〕209事实上，无论是《现代社会学》(1926年)的出版还是《社会学大纲》(1937年)的问世，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而“体系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以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追求，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完整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不是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出现的，而是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各种著作中的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欲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以实现其从“隐”到“显”的“中国化”转换。其二，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不仅是多渠道的，而且也是零碎的;既有来自俄国的，又有来自日本的和美国的;既有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也有哲学方面的著作。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那么，“体系化”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其三，就是因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接受和研究，从来就不是出于一种纯学术的理论兴趣和思想偏好，而是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而事实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人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在“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其四，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还是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而且还必须使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具体化”为“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其五，就是因为“体系化”，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思想基础和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境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体系化”或“中国化”。

三、“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

客观地说，“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是相对于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大众化”、“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而言。如果说“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大众性”，“政治性”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政治性”和“实践性”的话，那么，“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突出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学理性”或“学术性”。如果说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的是“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的是“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话，那么，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的则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大众化”、“政治化”和“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相对独立性，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大众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理论本性的话，那么，“大众化”、“政治化”和“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统一则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整体性和具体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科学性和价值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内在统一性。而如果说“大众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的理论品格，“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特有的阶级性的理论品格的话，那么，“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所彰显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或学术性的理论品格。可以说，这三种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仅直接构成了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维向度和思想维度，而且直接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但问题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何以能够成为李达或以李达为代表的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呢?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哲学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本性决定的。“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3〕75与哲学实践本身的理论性或形而上学性相联系，无论是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上还是在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都必然是以“学理性”的分析为基础的“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失去“合理性”的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是由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诉求决定的。虽然20世纪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追求，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性的总问题，但是哲学问题不是主观的和抽象的，而是客观的和具体的。所以，从“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视域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完成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就成为包括李达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目标和任务。而如果说“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的哲学表达或哲学追问，就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对于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所面临的一个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整体性”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理论建构的问题。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其用于“整体性”理解和“体系化”建构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则无疑是“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必须是以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理解为前提的。而如果说“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是达到“整体性”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和实现形式的话，那么，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可以说，正是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李达不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理论视域出发，阐明了唯物史观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而且“力求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再次，是由李达的学者身份决定的。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称他为‘真正的人’，50年代又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赞誉他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吕振羽);‘我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杨献珍);‘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侯外庐)”〔4〕1。在我们看来，对李达的这种身份认同，既以李达的历史贡献为基础，又以李达的身份转换为背景，而李达身份的这种转换，可以说是基于解决时代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而如果说李达的这种理论自信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价值认同的话，那么，李达的这种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则基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对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而李达的这种身份转换则不仅意味着他的理论视域、工作重心和研究方向的转换，而且意味着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根本转换，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众化”、“政治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向“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根本转换。

综上所述，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立场出发，通过“学术化”的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运用，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和“体系化”的建构，既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基本内涵，也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本质特征。

〔参 考 文 献〕

〔1〕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李振霞.当代中国十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谭文富〕

作者：余卫国 张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