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全球贸易及影响论文

摘要：资本主义长波萧条与新冠疫情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结构性危机，中美矛盾日益激化，世界经济衰退与政治动荡，对于构建“一带一路”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粮食全球贸易及影响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粮食全球贸易及影响论文 篇1：

国际航运中心的集疏运体系

【摘要】以国际航运中心集疏运体系为研究对象，总结国际航运中心集疏运体系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及影响因素，认为集疏运体系特别是国际航运中心的未来发展趋向应该致力于成为国际化港口集疏运体系网络中的一环，促进区域性、规模化港群式发展，建设高效率的综合运输网和信息管理网。

【关键词】国际航运中心;集疏运体系;港口

集疏运体系是港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硬件基础，与港口服务业一起成为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柱。集疏运体系作为连接港口与腹地的“大动脉”，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条件

在世界贸易中心经历几次大的转移之后，一些与贸易中心相关的港口逐渐转变为重要的航运枢纽，并随着贸易内涵的丰富逐渐演变成为航运中心。航运中心的演变经历了3个阶段：第1代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依赖于中心港口的经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内陆腹地的工业化水平，是纯粹的运输中心，主要提供船舶停靠、海运货物装卸、转运和仓储等。第2代国际航运中心体制构建、政策推动的成分开始上升，对第2代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香港、新加坡这两个新兴航运中心来看，完善市场体系、坚持自由港政策等强调软环境构建的措施，有效弥补了其内部市场狭小等硬件的不足。第3代航运中心则更加重视集聚作用和金融、贸易与信息等功能的复合性。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在成为航运中心的同时也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源于以下4方面：(1)区位优势是航运中心发展的地域基础;(2)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其发展的物质基础;(3)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网络为主的硬件基础;(4)组织管理、信息化建设和相关服务业支撑是其发展的软件基础。其中，集疏运体系涉及3大类和7小类，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见图1)。

2集疏运体系对港口发展的重要性

集疏运体系的作用在于实现航运中心与其腹地经济的互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需要强大的腹地经济支撑。以伦敦、鹿特丹、新加坡和香港等为代表的国际航运中心不仅表现在其拥有一套完善的海运系统和广阔的航运市场，而且还具有高度发达的集疏运网络系统，包括铁路、公路、沿海、内河及航空等，形成水陆空立体运输通道，各种货物源源不断汇集到航运中心及其服务区域进行销售、加工、储存和转运等。只有具备这个先决条件，才能保证腹地经济、运输物流等支持航运中心的建设和发展。

集疏运系统是保证港口通畅的基本条件。集疏运体系的组织运营管理和信息化建设能提高货物运输的经济效率。发达的集疏运系统能加速实现港口运输现代化，促进港口多式联运发展，将各种运输方式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门到门”运输。

3国际航运中心集疏运体系

3.1集疏运体系基本概念

港口贸易货物的全程运输是一个多式联运的过程，包括海上运输——港口装卸——内地运输(集疏运) 3个环节，其中集疏运是十分重要且复杂的环节。

集疏运体系应更强调“体系”的作用。从词义上讲，体系(system)是一个科学术语，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在港口集疏运这个特定环境中，集疏运体系更强调集、疏和运3个基本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运作，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生产生活需要，结合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经济布局特点，实现整体的效率性、灵活性和连续性。集疏运体系主要包括2个方面的协调：(1)集疏运环节内部协调，主要基于各环节间的协同效应，使系统内各组成部分在总量配比、空间布局、技术水平、组织管理和措施政策上相协调。(2)集疏运环节与外界需求总量以及区域空间分布上协调。[1]

完善的集疏运体系能够充分带动其所在区域发挥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首先，基础设施状况提高区位吸引力，强化区域经济活动的集中，加强不同区位之间的经济联系;其次，集疏运功能的集中可以提供更有效的专业化服务。

3.2组成部分

集疏运体系是保证生产地和市场相互联系、保证货物服务集中和疏散的交通运输系统，由交接节点、运输通道、信息系统和网络组成。

3.2.1节点

节点的选择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节点位置确定之后，才能对通向各点之间的运输通道走向进行全面合理的安排。选择节点位置时既要满足技术上的要求(如港口水深等)，又要符合区域总体发展利益。

(1)港口和码头。港口具有水陆联运的设备和条件，是供船舶安全进出与停泊的运输枢纽、水陆交通的集结点和枢纽，是产品和贸易的集散地之一。由于港口是联系内陆腹地和海洋运输的天然界面，因此港口是集疏运体系中的特殊节点。根据港口营运组织特点，一般可以把港口分为枢纽港、干线港和支线港。不同类型的港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港口的设施设备规模、吞吐量及腹地范围，也反映港口的集疏运规模。

(2)集装箱堆场(场站)。主要用于货物的存储和装配。以仓库为例，现代仓库更多地考虑经营上的收益而不仅是为了储存，这是其与旧式仓库的区别。因此，现代仓库从运输周转、储存方式和建筑设施上都重视通道的合理布置、货物的分布方式和堆积的最大高度，并配置经济有效的机械化、自动化存取设施，以提高储存能力和工作效率。

(3)物流园区。物流园区是对物流组织管理节点进行相对集中建设与发展、具有经济开发性质的城市物流功能区域，也是依托相关物流服务设施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运作效率及改善与企业服务有关的流通加工、原材料采购和便于与消费地直接联系、具有产业发展性质的经济功能区。

(4)保税区(港区)。保税区是一国海关设置的或经海关批准注册、受海关监督和管理的可以较长时间储存商品的区域。保税区能便利转口贸易，增加有关费用的收入。运入保税区的货物可以进行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展览以及加工制造，但必须处于海关监管范围内。在我国，保税区又称为保税仓库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海关实施特殊监管的经济区域，是我国目前开放度和自由度最大的经济区域，其功能定位为保税仓储、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3大功能。

(5)经济腹地。作为集疏运体系节点的经济腹地是相对广义的概念，主要指相应的城市、区域，是集疏运体系物流供给和需求的物资提供者，也是集疏运体系内陆部分的终端。在这个节点内，物资生产和加工规模最大，存储能力最强，同时也是物资消费最多的部分。这一终端(节点)通过运输通道、临时节点与港口和外部经济产生联系，既是集疏运体系的物质基础，也是集疏运体系的承担者之一。

3.2.2运输通道

(1)水路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水运具有如下特点：①受自然条件限制和影响大;②开发利用涉及面较广;③对综合运输依赖性较大，要与铁路、公路和管道等运输方式配合，实行联运。

(2)公路运输。公路运输机动灵活，公路网纵横交错、布局稠密，因而公路运输既是联系点与点之间的主要运输方式，也是面上的运输方式;公路运输事业投资较少，回收快，设备容易更新;一般公路的技术要求较低，受到破坏后较易恢复。但公路运输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所用汽车与铁路车辆、船舶等相比装载量小，单位运输量能源消耗大，运输成本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排放污染物和产生噪声污染等，造成汽车公害。

(3)铁路运输。铁路运输具有安全程度高、运输速度快、运输距离长、运输能力大和运输成本低等优点，且具有污染小、潜能大及不受天气条件影响的优势，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运输无法相比的。

(4)航空运输。航空运输具有快速、机动的特点，为国际贸易中的贵重物品、鲜活货物和精密仪器运输所不可缺。

(5)管道运输。管道运输不仅运输量大、连续、迅速、经济、安全、可靠、平稳，而且投资少、占地少、费用低，并可实现自动控制，除广泛用于石油、天然气的长距离运输外，还可运输矿石、煤炭、建材、化学品和粮食等。管道运输可省却水运或陆运中转坏节，缩短运输周期，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

(6)各种运输方式技术经济特征比较见表1。

如表1所示，各种不同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有所不同。目前，以铁路、公路和水路为主的多式联运成为集疏运主流。

3.2.3信息管理系统和组织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和组织管理是集疏运体系的软件部分。其中，集疏运体系的信息管理系统应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以及其他办公设备，对节点、运输通道的信息进行收集和传输，实现港、航、路、贸、站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与联系，提高集疏运体系效益和效率，实现港口集疏运的现代化管理。

集疏运体系涉及众多的部门、运输企业以及各种集疏运方式，需要加强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协作与配合以及有关运输环节的衔接。因此，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港口物流系统集疏运经营管理体制，包括建立和完善管理组织机构、经营模式和管理规章制度，实现港口物流系统集疏运的现代化和规范化管理。

3.2.4网络

当前，与竞争优势相关联的劳动力、信息和技术、国际直接投资以及技术进步，使得全球化渗透到各个角落，特别是生产和消费环节。全球贸易的繁荣和对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交易的不同需求，对货物集疏运和物流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全球经济是建立在货物集疏运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又依赖于支持货物流动的网络。特别是那些与海运和航空运输相互关联的集疏运体系，尽管运输节点固定在某一区位，但其对经济波动的适应性更强。

4集疏运影响因素

(1)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集疏运体系的硬件，影响货物到港时间、港口周边道路的通达性以及港口运作效率等。

(2)不同货物的运输特征。由于不同的运输通道各有优劣，针对不同货物选择不同的运输方式是集疏运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3)腹地经济。港口腹地结构对交通和贸易体系、城市格局和区域经济差异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任何港口的兴起和发展，除得益于先天的有利条件及外界的促进因素外，更与其经济腹地息息相关。腹地幅员辽阔、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内部联系紧密，根植其上的港口也就有发展前途。同样，港口的兴盛和发展也直接影响腹地经济发展。港口的集疏运体系正是连接港口腹地的重要纽带，腹地范围的扩大，要求“纽带”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而“纽带”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又直接关系到港口的腹地范围以及港口的集聚和扩散作用。

(4)临港产业。临港产业主要依托港口良好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港口陆域和运输网络资源，通过增加港口货源极大地促进港口物流业发展，同时使临港商贸业、港口旅游业、港航服务业也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对提高港口物流系统的整体运作水平、加快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5)环境因素。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港口吞吐量也在逐年增加，给港口带来巨大挑战，这些挑战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对港口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因此，欧美许多港口都在建设“绿色港口”。建设“绿色港口”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低排放量港口集疏运方式的选择，从欧美港口的集疏运发展历程及近期集疏运规划来看，降低高污染的公路集疏运分担率、提高更加环境友好型的铁路或驳船集疏运分担率是一种趋势与特征。[3]

(6)信息条件。信息系统既是集疏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集疏运体系发展的重要软件条件。目前，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正在向国际网络化方向发展，通过国际情报通信网络，可与亚洲、欧洲及大洋洲等地企业进行有关运输方面的联系。

5集疏运体系发展趋势

5.1成为国际化港口集疏运体系网络中的一环

当前，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船舶向大型化方向发展，新型的港口网络正在代替原有的港口业结构。据预测，未来10年至20年，全球将出现新型的以赤道环球线中心港为核心层的港口网络，在这条航线上约有5~8个中心大港，并有可能承担世界贸易量中逾50%的运量。[4]这一网络的形成将主要依托区域性的国际枢纽港，集散区域国际贸易货物。东北亚地区是全球港口网络的重要组成部份，迅速发展的东北亚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近年来，随着对港口投资力度的加大以及港口条件的改善，东北亚地区港口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除了香港港和新加坡港之外，釜山、高雄、神户、横滨、上海、天津和青岛等港口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实力。

5.2集疏运体系的陆海双向特征

中转型国际航运中心在腹地上具有典型的陆海双向特征，并且货物中转比例越高，越是以海向腹地作为其主要经济腹地，即将周边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货物作为主要服务对象，依靠其海向腹地中干线港及支线港的喂给实现其强大的货物中转功能。可以说，集装箱运输带来的轴辐式干支航线而产生的网络经济效益，使得港口对海运的依赖性更强，其海向腹地的地位也更重要。

5.3促进区域性、规模化港群式发展

港口群是为特定的共同区域尤其是同一大城市带或都市圈提供服务的，各港口在发展与性质上既互相制约又互相补充，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集疏运体系要能够促进这一特定空间内节点的集聚和整合协调，促进港区和港口群组合。

5.4建设高效率的综合运输网和信息管理网

随着腹地范围的逐渐扩大以及相关产业的转移，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作非常重要。由于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性能(速度、运输能力、通用性、连续性和机动性等)、对地理环境的适应程度及经济指标(投资、运输成本、运输能耗、固定资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等)不同，产生的运输需求特征(包括对运输量、运输时间、运输速度和运输成本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建设分工与协作的综合运输网络将成为未来集疏运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参考文献：

[1] 黄芳.港口物流系统集疏运环节协调优化分析[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6.

[2] 刘艳芳.经济地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362.

[3] 黄晓敏.国外港口集疏运发展经验借鉴[J].水运管理，2008， 30(6)：36-38.

[4] 郑爱兵，徐剑华.船舶大型化对港口的挑战 [J].珠江水运，2003(2)：10-11.

作者：俞晓晶

粮食全球贸易及影响论文 篇2：

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与疫情下“一带一路”建设探析

摘要：资本主义长波萧条与新冠疫情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结构性危机，中美矛盾日益激化，世界经济衰退与政治动荡，对于构建“一带一路”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推进“一带一路”的对策：(一)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数字经济;(二)实施欧亚区域经济合作，推进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三)美元式微之机加快推进沿线国家人民币国际化;(四)打造“健康丝路”，推动医疗生物技术大国转型;(五)以抗疫实践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一带一路;疫情;资本主义长波萧条;人类命运共同体

引言

2020年伊始，在资本主义长波萧条阶段和全球疫情双重夹击之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变。疫情加剧“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应积极思考如何化危为机，变害为利，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原有欧亚非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在全球疫情中坚定推进开放型的经济全球化道路，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度过疫情难关奉献出中国力量。

一、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原因、趋势及影响

(一)资本主义长波萧条阶段的世界经济格局变迁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固定资产投资出现饱和趋势，资本积累利润率不断下降。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为解决资本积累驱动力问题，金融化就成为垄断资本寻求对抗经济停滞的重要手段，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为剩余价值实现提供了长期的解决方案。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灭，迫使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形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住房抵押贷款泡沫。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再次破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美欧国家经济推入长期衰退、停滞。2010年以来，由于国际资源市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导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增速也在下滑。在全球化去留的重要时刻，中国继续以“一带一路”建设夯实全球化基础，激发全球化动力，重塑全球化结构，指引全球化方向。

(二)美欧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和爆发中美贸易战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积累和激化，引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经济危机、合法化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而遭遇重重挑战。作为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极右回应，美国特朗普威权民粹主义，英国的脱欧，整个欧洲包括意大利、波兰、荷兰、丹麦、德国、法国、比利时、匈牙利、奥地利和希腊等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掀起“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1]。特别是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政权违反国际规则，担心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追赶可能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故竭力限制高新技术行业对中国的出口。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从全球产业价值链底端向顶端快速地攀升，引发美国极大的忧患意识。美国通过控制全球价值链，企图抽掉攀升的梯子、堵塞攀升的通道，阻止中国成为未来的现代化制造业强国[2]。

(三)新冠病毒重击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急遽变化

在疫情和油价暴跌，美股熔断的多重冲击之下，美国资本市场激烈动荡诱发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增大。大宗商品价格与油价下跌冲击产油国，全球经济增长率和全球贸易会明显下降。主要经济体产能不足，并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疫情国家供给体系面临崩溃危险，企业资金链断裂以及盈利下滑使得金融市场动荡，中国可能成为全球产业和投资布局调整的承接方[3]。

二、疫情下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上而言，在当前资本主义第五波长波①萧条阶段，世界经济长期疲软、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成为钳制各国发展和人民幸福的藩篱。“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际新思维，致力于让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群体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红利。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出现，国际社会将加深对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的理解，从而使“一带一路”新的全球化合作模式得到广泛拥护和国际认同。在全球疫情蔓延中，中国成为率先终结本土疫情的“绿洲”而首先恢复生产，结束产能不足状态，及时对接国际市场医疗、药品与生活用品相关需求将有力推动出口。

从挑战上来说，在当前资本主义第五波长波萧条阶段，世界经济长期疲软，特朗普执政后企图扭转美国衰落的经济霸权，对外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发动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霸权国家依然保持冷战思维模式，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妄图遏制中国在国际的影响。疫情重创美欧经济，将导致其“逆全球化”倾向加剧。同时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危机事件，诸如金融风险以及政权危险等。西方国家有可能对外转嫁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使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波及。西方国家同时为抗疫不力的恶果找替罪羊，指责中国是疫情的导火索，将欧美群众对疫情的不满向中国身上引导。同时通过打压世界卫生组织，削弱中国在国际卫生领域的影响，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挑战。由于疫情，“一带一路”基础建设无法开工，中国与沿线各国的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也趋于停滞。大量企業的停工、破产，我国在海外融资的企业利益将会受到直接的冲击。

三、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推进“一带一路”的对策

(一)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数字经济

针对美国阻碍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的打压行为，中国必须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变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顶端的格局。随着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中国需要建成一整套不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支配的全产业链体系，不断加大对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高铁航空等高科技行业的研发投入，打造世界级的创新、创业、创投国际平台，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才能为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强大的产业链和物质技术基础[4]。不断推动科技，产品，企业，市场，业态，管理等领域的创新，重点攻关核心技术，建立以企业为主的产学研模式，营造科技生态，推动技术性大学建设，做好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培养高技术、复合型的人才，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产业质量与效益。疫情的发生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在线办公、远程会议、远程教育等数字经济转型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催生了新的发展机会。中国电子通信相关企业可对接沿线国家的需求，在智能制造、基础设施建设、5G等领域进行技术合作，使中国技术打开国际市场。同时，中国在疫情防控中所运用的疫情地图、人群追踪等数字化技术，都可以为国际抗疫提供新解决方案。网络游戏、直播、教育、办公等新业态在中国发展起来后，带动了我国“宅经济”的成熟，由此展开的技术输出，可以为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实施欧亚区域经济合作，推进沿线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直接受到冲击。中国可以凭借其强大、完善的工业体系为后盾，将中国发展动力传导到沿线国家，即中国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资金流，通过与沿线发展中国家联通基础设施网络，整合区域乃至全球经济资源，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共享全球化成果和红利，从而推动沿线发展中国家走上共同富裕的新型全球化和现代化道路。中国与沿线各国应共同推进国际绿色通道建设，采用中欧班列等国际铁路运输方式，以便中国抗疫物资销往海外市场，构建“健康丝路”[5]。只要把沿线国家医疗民生、轨道交通和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都搭建起来，就能激活疫情冲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刺激沿线国家的新需求和新消费动能，拉动各国经济复苏。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增强信息互换;在促进共同防疫，信息共享的过程中，通信网络等建设也得到推进。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中国也可以运用物联网，人机交互等技术，凸显中国在设计、建造、流通过程中的技术能力，管理水平，使基础设施建设效率高，性价比合理，因此也会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而通过互联互通，使基础设施的标准统一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三)美元式微之机加快推进沿线国家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流通与使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将带动大量的融资以及产业合作。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并恢复社会经济生活，这使人民币汇率走势逐渐回稳。韩国、日本、中东和欧洲相继爆发疫情，美国逐渐成为疫情重灾区，美元随之出现大幅下跌，美元传统的避险货币地位受到严峻考验。在全球外汇市场，人民币突然之间成为SDR②五大货币中最具有优势的货币，这样人民币国际化就在新起点上迈出了一大步，也是人民币深耕全球金融市场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对能源、金属等大宗商品有巨大的需求，为人民币对外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工作通知》，对受疫情影响的项目和企业给予金融支持。透过对相关沿线国家用人民币投资的方式为其金融系统注入货币流动性。进口时支付货币也应为我国货币，沿线国家获得我国货币后更有助于带动中国出口产业发展。对于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国家，在帮助其建设医疗设施，提供医疗物资的同时，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并且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提升货币流动性。通过跨境电商等业务使海外人民币可以回流国内，增加外国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一些受疫情冲击的债务国无法偿还美元债务时，中国可以替其偿还，同时以其国内资源为抵押，使人民币开拓该国市场。同时，推动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使外资得以找到避风港，拉动国内的投资，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情况下起到“起搏器”作用。

(四)打造“健康丝路”，推动医疗生物技术大国转型

在遭受疫情沉重打击后，全球产业链将发生结构性嬗变。面对世界市场的供给受挫，我国相关产能恢复后应及时对接国际市场医疗需求。中国可利用成熟的抗疫经验与防疫技术，以抗疫合作拓宽“一带一路”。面对疫情，没有国家可以獨善其身，只有以国际组织为依托，做到务实合作，信息与技术共享，共建“健康丝路”，才可以打赢共同的敌人。中国应充分考虑沿线国家医疗基础设施及产业需求，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合作，通过国内企业多余产能增强沿线国家医疗水平，在互利合作中推动中国向医疗生物技术大国转型。如新冠肺炎以来中国向各国捐赠与出售N95口罩与检测试剂，向各国的卫生机构进行捐款等。同时，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建设，通过新业态畅通各区域与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利用疫情契机，建设区域性公共卫生与救援中心、传染病预防队、防控队等。在进行国际援助的同时，通过国际科研合作反哺中国科技创新。如在推进研究型医院建设、医疗智库建设等领域与外国展开合作，助推中国医疗技术的发展。同时，可以在“健康丝路”中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如兴建一些中医药机构，在海外合作进行一些中医技术的研发，在海外学校中推广中医课程，同时组织一些宣传中国艺术的社会团体、文化活动等，为海外华人以及外国同胞提供就业平台与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6]。

(五)以抗疫实践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虽带来了正面影响，但不少人担忧“一带一路”倡议会对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乃至全球的经济秩序产生挑战，排挤其他国家的既有地缘政治经济权力空间，由此产生了“中国威胁论”“过剩产能输出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③等负面言论，从而降低了沿线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与认同。因此，我们还需要抓紧“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构建。特别要对中欧班列车在疫情期间打通欧亚通道，畅通粮食、原材料和医疗救护物品通道做好外交宣传，充分展现出中国助力沿线各国抗击疫情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理念，可以稳定舆情，最大程度上消除谣言，借此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7]。

在推动话语建设的过程中，要把握各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差异，防止别国对中国态度转变，并产生心理反感。在疫情中推动对外宣传的话语表达创新，用新的抗疫口号、外交话语、中国特色抗疫方式推动宣传形式与内容创新。搭建国内外的抗疫宣传平台，改变海外西方媒体一家独大，主导舆论场的局面，通过更新抗疫动态，宣传抗疫实效，引导国际舆论，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同度。通过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海外援助，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决策，尤其是疫情相关事务的讨论，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学习中国抗疫模式，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治理，在无形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注 释：

①第五波长波：经济波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周期约为50年的经济长波是世界经济领域里的一种有规律的现象。专家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正处于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

②SDR：即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最早发行于1970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目前SDR储备货币有五种，分别是美元、欧元、英镑、人民币、日元。

③马歇尔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故名马歇尔计划。主要内容是：美国拨款援助欧洲国家，以复兴战后经济;受援国必须满足美国提出的一些条件。马歇尔计划对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的经济恢复起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周穗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17(7).

[2]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18(4).

[3]王一鸣.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冲击——前景和政策展望[J].全球化，2020(3).

[4]张彦.美国贸易霸凌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与应对[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6).

[5]梅新育.抗疫合作充实“一带一路”[EB/OL].2020-09-19.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326/2405764.shtml.

[6]何茂春，郑维伟.“一带一路”构想从模糊走向清晰——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理论内涵及实现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7]黄义灵，汪信砚.“一带一路”的文化互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J].江汉论坛，2017(12).

作者简介：陈昭翼(1997—)，男，汉族，浙江丽水人，单位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御夫)

作者：陈昭翼

粮食全球贸易及影响论文 篇3：

积极防范新冠疫情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远超出预期，截至4月27日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例。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全球粮食供给、需求和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近期部分国家采取“自保模式”限制粮食产品出口或增加储备所引起的市场波动只是前奏，目前疫情持续蔓延的整体势头并未扭转，对全球经济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远未结束，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的风险越来越高。我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高，进口占世界十分之一以上，尽管目前口粮供求总体宽松，但用于养殖和加工的农产品进口量大，猪肉等肉类产品对进口的依赖也在提高，需积极防范近期疫情对全球农产品市场和粮食安全的冲击，尽早谋划，以超常规更大力度政策措施积极应对。

从市场条件看，目前全球粮食供给充裕、库存充足，价格相对稳定，不具备爆发全球粮食危机基础

(一)全球粮食产量稳定，美国新一季农业生产受疫情影响有限。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均处于疫情大爆发阶段，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等国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截至5月9日累计确诊已超过100万例。其中小麦主产州德克萨斯州和华盛顿州累计确诊分别25321例和13686例，大米主产州加利福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别为45175例和27068例，玉米主产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分别为45883例和15961例，大豆主产州除上述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外，俄亥俄州16325例。

相比而言，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因需大量人工劳作受疫情影响较大，而粮食作物属土地密集型产品，各主产国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度高，生产受疫情影响有限。据美国农业部(USDA)发布近期的种植意向报告显示，疫情并未影响目前正处于春播期的农民种植决策，预计2020年度美国玉米种植面积9700万英亩，同比增8%;大豆8350万英亩，同比增10%，22个州意向種植面积增加或保持不变;小麦种植面积小幅下降1%，约4470万英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美国农业部(USDA)和国际谷物协会(IGC)最新预测，2019/2020年度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相对稳定，不会因疫情出现“供不应求”现象。上述三机构对小麦产量预测均达7.6亿吨，较上年度增长4%以上;玉米预测产量约11.4亿吨，FAO预测增长1.8%，USDA和IGC预测小幅减少1%左右;大米预测产量约5亿吨，与2018/19年度产量基本持平;大豆预测产量约3.4亿吨，较上年有所减少，其中FAO和IGC预测减幅约5.9%，USDA预测减幅约4.7%。

(二)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与2007—2008年粮食危机时相比大幅改善。库存消费比是衡量粮食安全的关键指标，FAO认为全球库存消费比最低须达17%～18%才能保障世界粮食安全。从FAO近期预测看，2019-2020年全球谷物贸易量4.2亿吨，库存量8.6亿吨，分别比2007年增加54%和97%，谷物库存消费比30%，比2007年提高10个百分点，小麦、稻谷库存消费比均达35%，比2007年提高约13个百分点。

(三)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大豆、玉米和小麦现货价格均呈下降趋势，分别由今年1月份的387.2美元/吨、171.8美元/吨和224.5美元/吨降至3月份的372.3美元/吨、162.4美元/吨和209.1美元/吨，分别小幅下降了3%、2.4%和6%。从长期趋势看，目前全球谷物价格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较低的位置，在供求关系相对宽松背景下短期内急剧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现阶段全球粮食贸易基本正常，疫情影响有限

一是已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多为临时性且部分已取消。据世贸组织统计，截至4月底已有20多个国家因新冠疫情对农产品贸易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有12个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了限制措施，但均为临时性的。越南在对水稻生产与库存进行了一周评估后取消了临时限制大米出口政策，哈萨克斯坦也在3月底取消了面粉出口禁令。

二是主要出口国积极鼓励粮食出口。目前，除俄罗斯限制粮食产品出口外，主要粮食出口国都积极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正常贸易流通的影响。美国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推动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实施，多个农业协会通过美国驻华大使传递合作意向，强调不会限制出口。巴西修正了疫情封锁令，允许Faria、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和中粮集团等全球性贸易公司外运产品。阿根廷政府采取多项措施确保粮食生产和出口不受影响。俄罗斯虽发布了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但对主要出口市场欧亚经济联盟内的伙伴仍保有一定量配额，影响较为有限。

三是全球海运指数截至目前保持良好。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BDI)月虽环比有所下降，但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未对正常贸易构成限制。巴西海关数据显示，1-3月其大豆出口量呈快速增长趋势，3月1332万吨，其中对华装船量1000万吨，创历史单月新高。美豆方面，据美国农业部出口检验周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30日的一周，2019/20年度(始于2019年9月1日)出口检验总量累计约3418.6万吨，同比增长6.2%。

我国需积极防范的几个风险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很大程度改变和推翻了疫情暴发初期人们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影响的基本判断，全球粮食市场剧烈波动和暴发全球性粮食危机的风险依然很大。我国高度重视疫情对农产品价格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坚实的粮食生产储备能力为全国人民端牢饭碗提供了保障。但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农产品市场开放度高，国际市场对国内传导性强，需高度防范疫情全球蔓延和防控趋于常态化带来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一)积极应对疫情对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的冲击。相较于农产品产量，现阶段更应关注疫情对全球粮食供应链冲击。全球能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仅33个，主要出口国为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全球80%的粮食流通掌握在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靠进口保障供给。随着疫情持续扩散，若部分国家采取愈加严格的防控措施，有可能导致物流中断、交易停顿，危及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引发粮食市场短期供需结构性矛盾。近期这种不利影响已开始显现，正处于收获季节的巴西大型农场出现用工难、主要港口工人在岗数量不足等问题;阿根廷农场和谷物交易中心向食品加工厂供应大豆减半，部分港口已暂停港务活动。

我国九成以上大豆进口来自巴西、美国和阿根廷，九成高粱进口来自美国和阿根廷，六成以上食糖进口来自巴西等南美国家;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我国对肉类产品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今年是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实施首年，我国自美国进口需在2017年进口额基础上增加125亿美元，在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对我国提出了更高挑战。为此须及早防范疫情蔓延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一是要密切跟踪国际市场形势，分析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二是妥善做好供应链中断的应对预案，通过设立专门粮食进口基金，抓住目前物流基本正常和市场价格尚处相对低位的时候，加大进口和储备力度。三是抓紧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油籽、肉类、谷物、棉花及水海产品等采购计划，掌握进口主动权和主导权。

(二)高度防范主要粮食生产国限制出口引起全球性粮食危机的潜在风险。历次全球粮食危机的教训表明，危机的引爆往往并非市场供求关系造成，而是各国政策干预过度。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为满足国内需求纷纷自保，出口国限制粮食外运，进口国担心价格上涨降低关税、拉高需求，市场原有供求关系被人为打破，价格被急剧推高，造成全球性粮食危机。从历史教训看，当前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措施引起全球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近期越南、柬埔寨等国相继宣布暂停大米出口导致全球大米价格仍出现迅速上涨，由1月初的445美元/吨增至4月初的579美元/吨，涨幅超过30%，为近7年来最高水平。若其他粮食主产国家效仿跟进，必将进一步推高世界粮食产品价格。目前的粮食问题与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时不同，目前全球粮食市场属于买方市场，尽管主要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可能性很小，但近期一些苗头值得警惕。如主要粮食出口国俄罗斯宣布在6月之前将农产品出口量限制在700万吨，占全球小麦出口3%的哈萨克斯坦限制小麦出口。我国除大豆外其他主粮产品自给率高，现有出口限制措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粮食安全，但绝不能忽视其对粮食市场带来的扰动。

为评估主要国家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对我国主要粮食的市场扰动程度，我们测算了包括极端情形的三种情况，即美国对大豆、玉米和小麦采取3个月(目前国际上采取出口限制措施的最短时间)出口限制的极端情形。根据测算结果，在美国不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全球贸易维持现状的背景下，我国大豆、玉米和小麦价格将继续保持稳定，根据今年以来价格走势，未来3个月国内大豆价格将上涨1.3%，玉米上涨0.1%，小麥下跌2.4%。在美国对现有一半粮食产品出口采取限制3个月背景下，预计我国大豆价格将上涨24.4%，玉米35.9%，小麦17.9%。在美国完全限制粮食产品出口3个月背景下，国内大豆价格将上涨50.4%，玉米上涨79.5%，小麦上涨39.3%。粮食价格非正常暴涨不仅会冲击我国粮食安全基础，还会带动其他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并冲击实体经济发展。

对此，要加强对国际市场的跟踪监测，管理好输入性粮食不稳定预期和风险，谨防市场恐慌、抢粮囤粮。加强国际粮食安全与贸易政策协调，确保全球农业与粮食供应链安全有效运转，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机构开展的援助低收入、贫困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避免出现全球性恐慌抢购潮。

(三)提早防范全球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潜在影响。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各国采取的强刺激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大量国际投机资本大肆炒作粮食减产预期，引发市场恐慌，推动国际价格全面上涨，最终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其教训是深刻的。目前疫情全球流行带来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更胜于金融危机，全球政策环境超常规宽松，很多国家酝酿新一轮刺激政策。粮食本身是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品，具备被再次炒作的可能。大量国际投机资本可能会利用疫情防控导致物流中断、出口限制等，通过引导舆论、制造行情，伺机炒作大豆等大宗农产品市场，推动全球农产品价格从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上涨，酿成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直接威胁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

近期金融市场波动对粮食市场价格强烈扰动信号已经出现。因欧美疫情恶化，美股分别在3月上中旬出现四次熔断。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价格数据显示，玉米、小麦和大豆期货价格同期急剧波动，其中与金融市场走势最为密切的玉米期货价格由3月4日的152.5美元/吨降至3月18日的132.5美元/吨，两周时间的降幅高达13.1%。

对此要早做预案，积极推进农业生产，抓紧补齐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短板，加强和完善重要农产品储备体系，建立高效安全可控的农产品应急供应保障网络。强化农产品全球供应链管理，进一步提高大豆等大宗进口农产品风险管理能力，通过及时发布信息等积极引导市场行为，把风险防控在前端。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作者：邢晓荣 李楠 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