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发言稿座谈会

由于公共场所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多，发言稿的作用也愈加重大，那么你在撰写发言稿时是否感到迷茫？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八一发言稿座谈会》，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1篇：八一发言稿座谈会

大自然文学座谈会发言实录

时间：2016年6月28日

地点：喀纳斯禾木山庄

主持：谢有顺

沈苇：今天我们这场座谈会聊一聊大自然文学，邀请谢有顺教授为我们主持，大家欢迎。

谢有顺：大家好。沈苇跟我说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很任性的讨论会，所以大家也不要紧张。不做长篇的学术性发言，我觉得可以谈文学，谈自然，谈这些天的感受，谈写作中的一些个人感悟，都可以。所以大家可以自然一点，因为这是大自然文学研讨会。

沈苇：座谈会好，轻松自由，研讨会的话比较严肃。

谢有顺：对，放在这个地方开确实是非常得好，非常有意思。其实大自然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悠久、非常深刻的一种关系。这些年由于现代社会的躁动，现代社会的紧张，现代社会里面自然有相对的一种水泥丛林的这样一些特质，所以关于文学中的自然问题、生态问题，包括人与这个世界和谐的问题，可能又成为一个中心的问题。

过去我们总觉得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古典文学解释的一种内容，但今天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发展，让我们重新来反思人和世界、和自然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来探讨的。当然我们讲到大自然文学的时候，不仅仅是一种只强调写自然的、写地理的，或者写所谓环境和生态的文学。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可能就太肤浅了。我觉得还是要强调自然的这样一种精神性，因为我们习惯了把自然分成实用性的自然，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能够感受的，包括可以在里面居住和起居的自然。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有一个精神自然，或者叫内自然，就是一个和自我的认识，和精神的舒展有关的一个自然世界。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才称之为是一个文学问题。

说到底，也就是强调一点自然风景中的文化，以自然风景为契机所认识的那个自我。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更深入讨论的话题。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美国有重新兴起一个自然主义的文学流派，我们的总理夫人程虹教授主要是研究这一个领域的。那么自然主义文学当然一方面它不同于十九世纪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文学，不是那种客观的、科学的、精准的描写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它也和美国之前的那些湖畔诗人所主导的那一些自然主义的观念也不太一样。其实它也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的背景下重新来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以自然为我们的一个读本，就是重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提到的生态良心，提到的土地伦理，其实都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

但是文学对自然的介入肯定是带着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心灵感受进入的，所以说到底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实用的自然、物质的自然的基础上，需要找到重新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探讨的主题。说到底，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此行，十分陶醉于这边的山水，确实和我们之前所生活的都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都市生活、现代生活形容成一种是疯狂的动，我们不妨把这个自然形容为一种叫理性的静，这个对比是太强烈了，让我们感受深刻。就这种动与静的对照，现代社会和自然生态的一个对照，疯狂和理性的宁静的一个对照，我觉得肯定会构成我们一种内心的绚丽，就是回去之后可能多少天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照、冲突，甚至一种念想，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学的主题。

这是今天的话题带给我的一些感想，也是我的开场白。围绕这个话题，大家可以谈自己的写作、感受，也有翻译家在场，你们也可以谈一谈你们所接触的外国文学中的自然或者这样一类的写作，包括汪剑钊老师、钟志清老师。总的来讲就是各抒己见吧。我想谈开了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按照常规嘛，作家相对来讲比较内向一点，开会的时候内向一点。我们搞理论的人、搞批评的人比较长于这方面的解读，所以我们先请汪剑钊老师，你先说。

汪剑钊：事先，我并不知道还要参加这么一个会议，也来不及就这个题目作什么准备。不过，今天的形式既然是座谈，我想，大概也就不需要太中规中距，一本正经的。可以轻松一点。现在，我就随意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谈论自然文学确实非常应景，也极有意义。感谢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资源与背景。这么美丽的风光，理应有美好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在自然的怀抱里面谈一下自然，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与其他的自然衍生物不一样，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从母体脱离以后，似乎马上就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方面，他仍然要依赖自然，凭借自然而生存;另一方面，他的身上滋生了一种野心，老想着怎么样去征服自然，对自然进行剥夺，在极端情况下不惜肆意去破坏自然。人的自恋、自怜，甚至唯我独尊、狂妄自大，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作为一场运动，当然确立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它张扬了人文主义精神，实现了人的解放，强调了人的自我，打破了神的中心地位，摆脱了神权的统治。这些，今天先搁置不谈，我只想说一下它的副作用。

文艺复兴的一批精英人士虽然推倒了神的垄断和专制，却抬高了人的地位，就势摆到了神原来的那个位置。借用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剧中的一段话：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这句话，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人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有高度的理性和智慧，可以取代神，取代上帝，从而让自己就成为新的上帝。这种狂妄的意识、无所不能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支配着欧洲人，一方面成为他们进取的驱动力，而另一方面则成了对自然、对外邦进行掠夺的依据。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发现，世界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人也根本不是什么世界的主宰，在茫茫宇宙中如同尘埃和草芥那般渺小，所谓强大的“自我”实际也很脆弱，很虚妄。于是，内心深处的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也遭到了质疑。

刚才，我是与孙伟一起来到会场的。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聊，不知怎么的说到了愚公移山。我说，愚公移山的寓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包含了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人的自夸与膨胀。愚公说，我这辈子挖不完，还有儿子可以接着挖，儿子挖不完，还有孙子，孙子挖不完，还有孙子的儿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其意思是只要坚持，持之以恒，终有一天可以把大山给移走。

愚公的话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信，生命一代代繁衍，永无止境。但他就没有想到自然是一个更大的存在，人的存在与之相比，比九牛一毛还不如。整个人类的生命期，在自然博大、无限的生命面前，大约也就是沧海一粟，实在太渺小了。人要在整体上改变自然，根本做不到。“五四”以后，中国人接受了不少西方的观念和理论，同时也对人的主体性有了较大程度的肯定，乃至后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把人重新置放在世界的中心了。

今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让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同时也对以往的问题有了反思的可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人跟自然的关系。人绝对不是什么自然的主宰，他实际上只能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渺小的一个部分。必须承认这一点。那么，作为人本身，应该怎样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呢?我想，首先应该是感恩，对孕育了自身的母体表达感激之情。其次是应该善加利用，更多地考虑一下在使用中如何增殖的问题。这方面迫切需要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必须放弃居高临下的姿态，放下自己的身段，重新建立人跟自然的关系，把自己的位置摆正，面对自然生态要有敬畏之心，更不能放纵自己的侵略性。现在，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人实际并不比其他的动物、生物就具有更优先的生存权力。一棵树，一朵花，甚至一块石头，等等，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人需要从自然中间获取某种启示，道法自然。

另外，说到面对自然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甚至重新学习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曾经批判过和被唯物主义世界观所放弃的泛神论思想。我甚至都在考虑，根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大自然文学”这个题目的精神，写一篇题为《重归泛神论》的文章，也许还是很有意思。从泛神论思想出发，我们要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相信万物有灵，重新尊重每一个生命。哪怕是一朵花，一块石头，或者是一段流水，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世界，可能也有思想，也有情感，只是我们的语言与它们的语言不通，没法走进去而已。比如，我们今天面对像额尔齐斯河或喀纳斯湖这样的自然生态。你首先不要再想着去要征服、改变，而是要去亲近它，依偎它，享受它，在它的怀抱里重新建立一种比较和睦的关系。这样，你就更可能拥有一个较好的视角来建立自己的文学谱系。

反思以前的关系，我觉得多少是有点错位的。把人跟自然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关系，这种观念应该调整。就我有限的阅读来看，古今中外很多伟大的作家在内心深处都非常谦卑。在我的印象中，真正的大作家很少是傲慢的，他可能有其清高的一面，不流俗的一面，但是他绝对不会傲慢。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比他更高的东西，对西方作家来说，因为有宗教传统，可能会更认可一个人类之上的最高存在。尽管有时他面对一些粗鄙的东西，庸俗的东西，他会显示出他的清高和不屑。但这种清高不是针对自然的，甚至也不针对人本身。检视一下整个世界文学史，我很少见到哪一个大作家敢于傲慢地对待自然，对待各种生命存在的。相反，他们更多时候会亲密地面对一些最卑微的东西，例如：蚂蚁。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想到今天在场的沈苇，他就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在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这首诗展现的就是一种非常可取的态度，它物理意义上的渺小，却指向了一个精神的博大。因为，一个诗人跟一只蚂蚁那样卑微的生命进行交谈，所显示的谦卑也就是人在骨子里的那种对生命的尊重。它可能是一个通道，也可能是一座桥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因此有可能就建立起来了。另外，我也是现在临时想到的，或许跟泛神论也有点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中汲取一点营养。“天人合一”是中国的一个思想传统，这曾被认为是生命的一个最高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自然跟人就是相交融、不可分的。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对立、隔阂就不再存在。人也就因此享受到了自然的恩惠，那么，诗人和作家也可以因感恩来作出回报，写出自己的大自然文学作品。这方面有很多先例。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屠格涅夫的小说，他的《白净草原》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自然的诗意;还有普利什文的散文，叶赛宁的诗歌，等等。像叶赛宁的话，他自称是“最后一名乡村诗人”，以善写自然诗歌留名于文学史，他本人被高尔基称为“大自然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哀愁’和对世间一切生物的热爱以及人们所最应得到的仁慈，而特意创造的一个器官” 。作为诗人，我觉得这么做也许就更有价值，而且也更符合人的本性、自然的秩序。目前，从整个大的文学背景而言，人们也日益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官方与民间也愈来愈重视生态的建设，也非常注意在文化上予以提倡和宣传。在学术上，生态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方兴未艾的一种。因此，我们在创作上也应该跟进。

谢有顺：剑钊其实讲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不仅讲到现代对自然的掠夺，包括傲慢，讲到了泛神论，泛神论是西方的思想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的，东方的，这里边有许多人生的智慧，包括文学的智慧，值得我们重新来阐发。其实他提到的这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讲到自然主义的时候很容易就追溯到西方文学，中国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资源。在中国诗人笔下，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们主要是把它对应于山水，所以曾经有学者说中国文人有一门宗教，叫“山水教”。我们几乎每一个古代的文人都有对山水的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我们稍微对照一下中国的国画，画了一千年以上的山水，尤其宋以后，是非常鼎盛的。而西方绘画，主题是画了一千多年的圣母玛丽亚，耶稣诞生于马槽等等。从某个角度上讲，中国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有一点儿像西方画家笔下的耶稣或者玛丽亚。我们画了一千多年的山水，他们画了一千多年的宗教主题，山水就相当于中国文人的宗教。但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如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俄罗斯一些作家，像契诃夫他们很擅长写自然，我记得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草原》，可能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就写自然风光，就写草原。他这个完全是大自然的一种描写。

中国文学里面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的小说是不写风景的。我们说书的这个白话小说你发现没有，它完全没有风景描写，没有把笔墨停下来描写一片森林，描写一个庭院，它几乎没有，都是对话，都是动作，都是场面。有也是像《红楼梦》那样，写家里面的园林、园子，被改造过后的一种所谓的自然景观。那我们的诗歌里面有没有写呢?也有写。但是我们诗歌里面其实更多写的是人化的自然，或者写的是那种诗人内心镜像里面的自然。所以我们读中国古代的诗歌，很多写到自然的，写到山水的，这些山水和自然讲的更多的是为我所用的山水，或者说是人的镜像里面的山水，比方说“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苏轼，《新城道中》)，讲到风也好，讲到水也好，讲到山也好，好像都是为我所用。我们缺少那种具体的描绘自然风貌的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可能民歌里边有一些，像“天苍苍，野茫茫，风水草低见牛羊”，这个是一种自然描写。但大多数的诗歌是不及物写作的，就好比我们读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是读完，但是不知道三峡是什么样子，它主要表达的是诗人那种心情。还有《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你读完，幽州台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的，没有一物写幽州的，主要写登上幽州台之后人有什么感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你读完这也不知道西湖是什么样子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具体的客观的描绘，它更多的是通过人心的这种体验写跟我有关系的一种所谓的人化的自然，或者人格化的一种自然。它真的是缺少美国文学，缺少俄罗斯文学里边那种，真的把一个自然风貌，把一个非常广阔的世界的物质层面的、自然层面的风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基本上推崇这种不及物写作，因为中国文学它强调——钱穆说的心学，文学其实是心学，它是强调通过文学来表达我的人生，表达我的情怀，表达我的志气、胸襟、抱负，它不去做客观的描写。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崇诗歌，我们鄙视小说，觉得诗歌就能够表达这种情怀、胸襟和志气。在古代，小说是不入流的，是小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为他们觉得小说那种事无巨细地写生活中那种细部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确实跟西方的一些文学传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这一块东西方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异。今天这两方面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我想没有一个人写作，简单地受西方文学影响，或者简单地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些都已经被超越了，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背景，这是我的一点感慨。

继续。钟老师，那你来。

钟志清：目前，生态文学研究逐渐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和关注，每年参加社科基金通讯评审时能看到许多学者希望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就像刚才剑钊所说，在喀纳斯这个地方讨论自然与文学的关系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在喀纳斯这个美丽的地方参与自然与文学的讨论也是件幸事，可以同我所从事的希伯来文学研究建构一种密切的联系。来这里的几天之前，我们在社科院外文所举行了奥兹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的首发式，从某种意义上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具有关联。

喀纳斯与禾木虽然不是乡村，但是也是远离尘嚣的地方。这样远离尘嚣的所在同样引起了以色列大文豪奥兹的关注。奥兹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所描写的特里宜兰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一个小村庄，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对现代以色列国家来说这段历史已经很长了。那里曾经有参天的古树，有红瓦漫顶的房子，有潺潺的流水等等。但是眼下一座一座老房屋慢慢地被有钱阶级或者有闲阶级购买下来，他们就把这些房子毁掉，然后在原地建起一座座现代建筑。这种现象透视出在城市化文明的进程当中，原生态的一些东西遭到了毁灭，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怅惘与乡愁，跟咱们中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一些现实可以形成某种观照。但我真诚希望：这种现象将来不会发生在我们目前讨论文学与自然的这个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许多区域的作家已经关注到自然与文学这一主题，关注到如何维护原始的、淳朴的、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这是现实赋予作家的又一种使命。在希伯来文学叙事传统中，关于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出现得很早。第一部现代希伯来文学小说《锡安之恋》就曾经触及这个话题。小说出自一个立陶宛作家玛普之手，玛普出生在流散地，没有去过以色列建国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区。他在作品中对巴勒斯坦自然风光描写的材料主要来自《圣经》和当时的一些地理学著述，同时加上他本人对祖先生存的土地所作的一种乌托邦想象。

小说名为 “锡安之恋”，锡安指的是锡安山，即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锡安一词在书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小说把锡安当作事件发生的场所，指在古代亚哈斯国王执政时期发生在锡安的恋情。其次，小说将男女相遇地点设立在风景优美的伯利恒郊外，展现出锡安之美，进而把锡安这一地理场所视为爱的对象，激发起主人公乃至读者热爱锡安的情感。

“锡安”这一意象在犹太文化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锡安既是神圣的场所，又是犹太历史与文明的发源地，更是流亡犹太人的精神依托。小说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赞颂锡安之美，称其为一切美好事物的家园，表达出对锡安的炽爱和离开锡安后的痛苦。

《锡安之恋》中多次写到锡安的树木、花草、山石、日月与流水，这样的自然风景描写不仅是为男女之爱提供场所;而且也烘托出民族——历史的元叙事语境。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所写的：“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一些希伯来文学的评论家也认为，玛普对锡安这一地理位置的风景描写并不单纯是写风景，写自然，而是把风景自然和人的心态，乃至民族意识紧紧地结合到了一起。漂亮的男女主人公在《圣经》中所描绘过的优美自然风光中产生美好的恋情与流亡欧洲的犹太人的生存方式形成了强烈反差，于是激发了一些欧洲犹太人对锡安这个地方的一种向往，甚至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想象。许多欧洲犹太人就是在这本书的激励下，打点行装，去往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回忆录中说，年轻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玛普的《锡安之恋》。前者激起了他对农奴制的仇恨;后者则加剧了他对锡安的渴望。

总体上看，文学中关于风景与自然描写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厚重的。一片自然风景有时代表一个地域，有时可能代表一个民族，代表一种民族的文化和内在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新疆作家，或者说喀纳斯作家身处这样一个美极之地，他所写的风景不应该是单纯的自然风景，而是在自然风景中孕育着一种文化，孕育着一种历史，孕育着一种传承。如果新疆的作家能把这些东西书写出来，呈现出来，那么这种地域性的描写就会非常具有普遍性，就能够打动像我们这些疆外的读者，甚至国外的读者。

谢有顺：谢谢。后面讲的这个确实很重要。我觉得新疆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车上我就讲到中国只有新疆、西藏和云南这三个省区的地名是可以做书名的，不会影响你的销量。因为大家对这三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想象，这个想象里面当然和这个自然的特殊性、地理的特殊性有关系，也跟这种特殊地域背后所隐藏的精神、故事有关系。新疆作家的笔下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小小的世界，它也是新疆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像董立勃小说里面描写的，下野地这样的一种风光、风情。沈苇的诗歌里面，刘亮程的散文里面，都还是建立在一个地方，然后给予这个地方以想象，同时也有具体的风貌的呈现，所以使得这些作家的标示性和辨识度非常得强。刚才钟志清说的新疆作家其实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优势，非常多的优势。我觉得也有意思。继续……叶舟你说吧!你已经在沉思啦!

叶舟：刚才恰好接到我一个同事的电话，说，你还在十九楼办公么，还在写作么?因为我们那个新闻大厦十七层以下全部整体出租了，说现在脚手架已经搭起来了，正在装修。我来之前天天就是电钻声，现在更甚，所以接到沈苇的电话，说要在喀纳斯来参加《西部》的笔会，我肯定是马上就要缴械投降的。

谢有顺：逃离电钻声?

叶舟：对的，逃离电钻声，投奔大自然，投奔喀纳斯。其实真的是很可悲，因为如今我和自然发生的一点点关系，就是每天早上把阳台打开，可以看看对面的兰州的兰山。如果下雨了，山上则是云雾缭绕，如同仙境，上面也有很多的遗迹，自己可以透透气。另外一点关系比较间接，就是如果有时间晚上回家看电视，一定是锁定在纪录片频道，所以和自然发生的最小的一点关系，最薄弱的一点，最脆弱的一点关系可能就是纪录片频道。你现在让我拿起来书，重新阅读像《瓦尔登湖》，像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样的，我真的是难以读下去。这些书可能在我的少年时期给了我强大的影响力，到现在，可能对我的感染力变得薄弱了起来。

那么我们到喀纳斯来干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就是逃离城市，来养一种肃穆之气，养一种宁静之气。“养”是一种修远的、持续不辍的事儿，但即便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也能够透透气吧。我还记得美国的一个大诗人叫罗伯特·勃莱，他写过一首诗：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那遥远的北方

它是大麦、小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人们走向那圆石上的仓库门。

仓库饲养着所有悲痛的鸟群。

我对自己说：

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

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

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

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所谓“养”，我觉得就是为了获得一种肃穆、隐忍，一种耐心。

另有一首短诗，我是在初中读到的，我抄在我的铅笔盒上，我已经忘了它的翻译者是谁了。这首诗这么说：“我不和人争斗，因为没有人值得我斗。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我在生命的火前，温暖我的双手;一旦生命的火消失，我将悄然长逝。”这是英国诗人兰德的作品，杨绛也翻译过，但不如这个译本。

初中时读到的，但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力太大了，“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可能就是从少年时代吧，这种力量慢慢沉淀在了我的生命当中。我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张承志，他写过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简直太漂亮了，叫《一册山河》，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作家、诗人的宿命，也是我们的一种方向。我们离大地太远了，也太久了，现在在我们的小说里面，已经看不到有谁会耐心的去写一棵树，耐心地去呈现一朵花的绽开。

在喀纳斯，如同回到了上帝的园子里，一切都充满了新奇，有待自己思考和辨识。

谢有顺：讲得好，既有诗人的激情，同时也确实提供了很多中国文学里缺乏的这种参照。他读到的这些书，包括这些美国的情况，包括他们的这样一种心路历程，确实对我们特别有启发。尤其当提到那首诗里面的一个词——肃穆，我觉得跟我们中国山水那种所谓的怡然自得的、悠闲的，其实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向度。我们讲到山水的时候推崇的是闲适的，怡然自得的，所谓的修心养性的，陶然于山水，我们更多是强调这样一面。

但是他提到这个肃穆、宁静，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性的，甚至是有一种信念般的力量才会在他这个人身上焕发出这个肃穆之感，那样一种有力量的，庄严的，庄重之情。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来思考，尤其刚才说了一句我觉得很经典的话，“山水赐予我们的教诲没有成为我们的国家性格”，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中国文学的一个角度，不仅仅是国家性格的形成，我们的文学的构成很有限。关键是我们如此的与山水亲密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山水的滋养，山水的教诲确实没有沉淀下来，成为那种不可摧毁、不可泯灭的那一股力量。就是没有在我们内心形成这样一股以自然山水的内在体制相一致的、信念般的力量。我们的文学在参与这样一个国家性格的建构当中，没有沉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看到了中国文学非常内在的一个匮乏，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李赋：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批评。我们讨论大自然文学，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经济上的全球化也带来文化的同质化，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难以幸免。大家都穿牛仔裤，连哈萨克姑娘、维吾尔族姑娘走在大街上，不是上舞台表演的话她也不会穿本民族的服装，同质化的力量非常强大。与此同时，大家又会非常顽强地去抵制全球化，所以可能地域的东西、民族的东西又不断地重新得到强调。大自然和文学中的大自然肯定是带有地域性的，当然在一定的语境中也会得到强化。

我想接着叶舟的话讲，就是大自然的教育问题，或者说大自然教化的问题。针对我们国家大自然的教育我粗浅的概括有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庸俗化，我们国家的大自然教育是庸俗化的，功利化的。比如说像现在已经高考完了，新疆的家长和孩子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新西兰不上”，新疆的学校，西安的学校，兰州的学校不上，他要出西北。就是我们的孩子要逃离这片土地，认为这边非常荒凉，要与国际接轨，新疆的、西北的孩子要到上海去，要到北京去，甚至国外去。大家拼命地奔向非常发达的地方，有高铁能到达的地方，将来可能赚钱更多的地方。身边的大自然不如远方的大自然，这是用利益的标准划分大自然，非常功利。

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教育我们的孩子仇视我们自己的家乡，至少是疏远自己的家乡，甚至连家乡的自然风光是什么样都没看到，就粗暴地判定家乡不好。“游山玩水”这个词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有罪恶感的。改革开放前，大家肚子都吃不饱，游山玩水太奢侈，瞎花钱;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但是年轻人和孩子要读书、要奋斗、要吃苦，游山玩水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本末倒置的，游山玩水应该是亲近大自然，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之一。跟找对象一样，你连对象长什么样都不了解，怎么会爱它?

谢有顺：不让领导游山玩水，凭什么不让老百姓游山玩水。

李赋：只要不是花公款公费旅游，不管领导还是老百姓都可以游山玩水。我们的大自然教育其实在去故乡化，存在很多误区，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偏差。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对自己的家乡陌生而贬低，离开的时候毫无留恋之情。根据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是一部经典，影片的结尾，斯嘉丽最后站在那棵大树下，她说这是我父亲待的地方，我爷爷待的地方，我要把它建的比我的父亲那个时候还要好。这让我很受触动。比方我们新疆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决心吗?甚至赶快跑是不是，我在北京买个房子，最后我躲起来，在上海买个房子，我远离新疆，然后怎么样呢?再买上飞机票回来，旅游一下。当然走出去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教育，这种导向是不对的。

大自然的教育和滋养值得我们深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的人化的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自然景观对人的性格形成是有影响的。比如新疆人的性格与上海人的性格就是有很大差异的。新疆的天高地阔，跟南方狭窄逼仄的空间养成的生活习惯，肯定不同。上海人就精打细算。它有两千四百多万人，就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新疆的面积是两百三十五个上海，新疆的人口也就是接近两千三百万。

上海，你想你就这么大个地方，土地面积就那么一点，性格上肯定是有影响的。两千四百万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就上三千万了，所以金宇澄的《繁花》就那么密集而灵动地呈现生活的细部，语言的细碎和精微。而很多西部的作家，特别是我们新疆一些作家的作品里头多少有些意气纵横、浪漫豪放的品格，这就是大自然给予的滋养。

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作家，他可能心中的地域或者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呈现一些独特的面貌，比如沈苇，他曾在诗中写到 “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我想沈苇想要表达的是不能用简单的地域的表象来遮蔽人性的广度与深度。一个杰出的作家或诗人是会向地域性的深处掘进的。新疆大自然给予他的这种滋养或者启示，或者神谕式的这种灵感的启迪，这肯定都是要有的。在车上跟剑钊聊的时候，剑钊说俄罗斯文学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基本上等于外国文学，我非常赞同。很多作家的作品伴随着我们成长，很多作家作品我们耳熟能详。比如契科夫和屠格涅夫，都是写景歌颂大自然的大师。像前苏联的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一开始的场景就是描写自然，顿河那个波浪拍打在岸边上，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随着那个波浪的节奏在割草，让我们也似乎闻到那个哥萨克草原的青草香味，大自然基本上就非常自然的进入到文学作品里头了，给你一种人格的底色或者是内核。我想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这样的文学，它就像刚才钟志清老师说的那样，阿摩司·奥兹的作品里头肯定有一些世界性的东西是那个地域里头带来的，甚至是一个小乡村里头带来的。

在喀纳斯这么美的地方谈大自然文学，我想这样两个问题，刚想到的，也很不成熟。一个就是自然的人化，再一个就是大自然教育的问题。

谢有顺：好。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人写出了新疆的规律、新疆的美，还是有更多新疆的孩子们愿意生活在这片热土上。李赋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非常有意思，包括新疆的书写，写喀纳斯，写禾木，包括奥兹写的以色列的某个村庄，我觉得都是世界主义的写作。禾木这个村庄，已经不仅仅是喀纳斯，不仅仅是禾木，它应该有世界级的眼光。这不仅仅是说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或者世界各地人都知道这里，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突破这样一个地域的限制，跟外界的世界有了对接之后，会有很多崭新的经验。其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来书写的。

赵钧海：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比如我们今天是谈大自然文学，大自然文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想到大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享受美景，也会自然而然想到保护美景。

我们新疆有许多自然风景和传统文化，比如刚才说到了禾木，禾木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我们肯定是来蜻蜓点水地看一下，然后享受完这些风光美景以后，我们会离去。那么生活在禾木本地的那些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这些年禾木一直是旅游胜地，被关注着，被翻炒着，但是你要往细节看，你就会发现这里孩子们受到的教育不是很好，但是他们需不需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还有没有必要把原来的文化传承下去呢?旅游开发以来，他们开始认识金钱了，而且也很需要金钱，游客带来了钱，他们就很高兴，骑着马说：“叔叔阿姨，马骑一下。”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有的文化传统已经慢慢地被商业化覆盖了。

那么在这样的风景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来反映它?那天，权丽女士朗诵了康剑先生写的散文，是歌颂大自然风景的，比如松树，比如草原，比如湖，它们几千年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歌颂它不空洞吗?其实风景也是有时代印记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可能会在文字深处显现。风景招你来，让你来看，让你欣赏，然后离去。那也太简单了。图瓦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我看到图瓦村落的房子变化已经很大了，与我第一次来这时大不一样了，设计形式变了，建筑材料变了，还有供暖设施，这些新的东西覆盖了旧的，那些曾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可能慢慢消失了，变形了，传统文化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可能远远不再是那些深刻的东西。

那么这个深刻的东西需不需要传承下去?现实是，他们不再穿本民族服装，他们改穿牛仔裤、T恤了，他们会说很多的汉话，那么他们原本的文化需不需要流传下去，需不需要留给后人。这些可能就需要我们把它变成文学以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思考。图瓦人的文化传承应该从他们的孩子抓起，但我看，很难。骑一回马二十元，不讲价。他们穿着牛仔裤打着手机，他们已无法回到真正的图瓦。这个矛盾让我联想到我家乡克拉玛依的一个哈萨克族乡，克拉玛依城市有四十多万人，农村人口只有两千多人，城乡差别比较大。现在政府加大对乡里的投资力度，上面拨款，让牧民尽快富裕起来，帮他们盖新房。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框架，把牧民的迁移集中到乡村最好的地方，给牧民设计非常整齐漂亮的房子，帮着盖好，让他们住进去。但，他们其实有不少人是不太适应的，有人还想回老房子。

当我们带着人来参观的时候，把牧民从很远的地方叫回来，牧民在家里待上一会儿，参观的人一走，牧民就也走了。这种新房子不少牧民住不惯，他们更喜欢住在毡房里，然后走进山里。这是从一个游牧文化到现代城镇文化的变革，有些牧民是不是还没做好准备?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把牧民集中起来，让他们在这里学习，让他们适应新生活方式，但他们还有许多困惑，许多不适应，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也许应该在此切入和反观，发现深层的东西。这才是文学可以介入的领域。对于这些愿意到草场放牧的牧民，我们如何去深入他们的内心，如何传承游牧民族的传统，使之保留文明，摒弃糟粕。文学应该在这里发扬光大。

谢有顺：那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喜欢放牧吧。

赵钧海：乡里的年轻人喜欢现代科技，喜欢骑着摩托车放牧，已经不再骑马了。但是人类要发展畜牧业，必须要有人养羊养牛，畜牧业在现代社会还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矛盾就在这里。

谢有顺：以后还会有危机。

赵钧海：现在牧民条件好了，他们许多人是骑摩托车放牧的。

谢有顺：现在不放养了，现在圈养。

赵钧海：放养的很多，到夏牧场、冬牧场放，照样在转场，当然也有圈养的。

谢有顺：慢慢的圈养会增多。

李赋：孩子上了学，到乌鲁木齐上个中专就绝对不会回来了。

赵钧海：这种矛盾，就是我们能够怎样把它传承下去，或者是希望怎样变革，这也是现代化和古老自然的生存状态的矛盾。我联想到魔鬼城风景区，魔鬼城有一种荒凉的美，亘古的美，洪荒的美，原始的美，西部本色的美，但是它的地层下面有石油，它吸引人眼球的去开发，社会发展必须开发石油，这就是矛盾，你说谁更重要。开发重要，还是保护重要?这些年，我们搞文化的就会说那个地方应该保护起来，你们不要再开发了。但是搞石油的说，国家需要石油更重要。你的道理是小道理。中国要发展是大道理。

我们路过可以看到，魔鬼城里有大量的抽油机，现代大工业开采的壮观景象，很气派，数万抽油机在忙着采油，把自然风景破坏了，为此，摄影家们就天天喊叫保护，但没用。那些好看的自然风景也许很快就消失了。所以说你要把这个风景留给后人，怎么留?一两百年以后可能真的没有了，那个地方是非常脆弱的。但是，你能说石油开发不重要吗?我也觉得很重要。

发展现代化与自然景观破坏之间的矛盾需要认真慎重地思考，社会如何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这就是我们石油文学作家的困惑。我觉得这个可以联想到我们如何创作石油文学作品，我们要讴歌石油人，也要褒扬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行为，我们绝不希望在一个被糟蹋的一塌糊涂的景区里开采石油。但这种理念与实际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就提一些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思考和想法，供大家研讨。欢迎到克拉玛依进一步深入研讨。

谢有顺：发展主义的困境确实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也不能简单化，抉择当中很难说谁是正义的一面，但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它简单化，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关系也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主题。其实如果小说、诗歌比较难写，报告文学是可以呈现的，放在八十年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很深入的报告文学元素。今天的报告文学失去了批判的功能，报告文学主要是歌功颂德了，主要是写这个乡村的村支书啊、国企的老总啊、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啊……它缺少那种反思的、批判的这样一个维度，其实这个主题作一个报告文学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谢锦：关于“大自然文学”的主题，我其实脑子中一片空白，你很难要求一个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长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这里奢谈大自然，我真的是连各种花儿草儿都认不全的人。

先说一个故事。我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每年最忙的是七八月份，这时节正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对于我的女儿来说，妈妈每年暑假没有时间陪她外出行万里路，唯一能够弥补女儿的是每年暑假带她看各种各样的演出。当然，每次台上台下蹦蹦跳跳、热热闹闹互动成一团的时候，是女儿最快乐兴奋的时刻。然后，我无意当中选了一场来自瑞典的叫《rain》的演出。这天现场演出严格限制人数，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设置了各种机关，整场演出没有任何情节和对话，演员们就是启动机关，让水流营造出各种各样的雨的声音，小雨大雨毛毛雨，雷雨暴雨狂风雨，极其逼真。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听到了雨在水泥路上的敲打，在玻璃上的轻叩，在池塘里的滴答，在树叶上的潺潺……这一刻，我非常感动，天籁从来就不需要更多的表达，在，就是美好。而我最大的感慨正是在于，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来说，其实已经失去了内心安静和侧耳聆听的习惯，我们热烈地喜欢着密集的信息、戏剧化的故事、大哭大笑的情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人生。演出现场有很多孩子根本坐不住，各种雨声在他们的耳朵里太没劲了，他们只是希望站起来跳起来，下雨一点儿也不好玩，只有一些小小孩子真的是在听，专注而神往，那应该是还没有被我们的知识噪音所污染的孩子吧。那个晚上，我特别震撼——我们出问题了，我们的耳朵和心灵已经关闭，我们与世界其实是隔绝的却又不自知。所以，我想说的是，所谓的“大自然文学”的最大意义也许就在于擦洗我们的耳朵，然后，不受任何干扰的，倾听。

剑钊和沈苇刚才的发言中都提到了“大自然文学”的一个视角问题，其实就是作家在接近大自然时，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的问题。我想，要让读的人耳朵清亮地听到天籁，写的人首先应该耳朵清亮，眼睛清净，就像《rain》这出戏中，要模拟四十五分钟的听觉上的雨，创作者需要静静聆听多少场不同的雨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文学”应该是人与自然的真诚交流，所谓交流，是双方有倾听、有表达、有互动，甚至有争议，而从来不是你说了算，然而，这样的“大自然文学”又何其少而珍贵啊。

前几年，我们杂志做了一个很琐碎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随杂志进行了一项读者问卷调查，结果令我们有些小吃惊。从我们的眼光来看，长篇固然是衡量一个作家整体实力的文体，而中短篇更是体现一个作家综合写作能力的精准标杆，我们编辑经常的建议是先把中短篇写好，再去写长篇。但是，事实是，在读者最喜欢阅读的小说种类中，出现了两个极端——大量问卷指向长篇小说和微型小说。而中篇、短篇的得票数出乎意料得少。读者喜欢微型小说是很可理解的，在文学阅读渐渐收缩的时代，在一个现实而忙碌的社会里，人们没有大量时间阅读小说，短小精悍的特点让它更受欢迎。但是为什么有大量的读者去选择长篇小说而不是篇幅更适中的中短篇呢?这几乎是一个悖论，它让我们思索。我们发现我们忽略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信息量。这个忙碌的社会需要效率，需要大量地占有信息，文学作为一种阅读文本，也不可避免地被寄予了这样一种阅读期待、阅读目标，我不能说篇幅越长信息量就越大，但显然，它的大容量决定了它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看，这就是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文本，信息量是它的基本要求，大量而丰富的信息，丰富而细腻的信息，细腻而有意义的信息。而我有时候会觉得，文学创作，可不可以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可不可以与实用无关。“大自然文学”更是这样，并不需要自然教科书，也不需要野外生存法，我写，我读，只是因为——聆听天籁。

而天籁，绝不是寂静无声，更不是不知所云，它是与你远古血液中的那个世界相通的声音，是另一个维度的语言，是需要调动所有的感官去触摸的冷暖，是这一刻，宇宙洪荒的情感。

谢有顺：谢锦说得挺好，都是切身感受。“天籁……宇宙洪荒的情感”，好。下面请何言宏教授继续。

何言宏：这次来新疆，我和谢锦从所谓的魔都上海来到新疆，我个人的感受特别深。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经常上下班来回是在一条马路上，路的一边就是华东师大，我们挨在一起。路的另一边就是微软、Intel、可口可乐，这样一些超现代化的大公司。

我们是在上海的郊区闵行，我经常说到市区叫“进城”，我们号称“闵大荒”，除了上下班会有车，平时这个马路上人很少。所以我经常在这个马路上来回快速的骑车或者乘车等等。那么我在这个马路上快速来回的时候，我心里总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在新疆，然后心里面就会哼着草原的那一首歌，就是《自由飞翔》，非常开阔。

从魔都坐飞机到乌鲁木齐，然后穿过不是沙漠，反正就是一个平原地带、准噶尔盆地，然后向喀纳斯，向布尔津这边越来越深入到这样一个自然当中去，而且是两种自然，盆地和山水。

我觉得，我们要说自然文学显得很可笑，非常苍白。那么上午和沈苇回去交流的时候我也谈到这个问题，谈到这种感触，特别可笑。以至于我用一个叫有点荒谬感来谈，并不是说这个题目可笑，而是说我们在自然面前，在那么辽阔、丰富、伟大的自然面前，我们人虽然也是自然的一个造物，很怪异的造物，我觉得我们非常渺小。

如果我们在上海说，我们会说怀念，有那种归去感。在这里我们就在自然当中，所以说我觉得相比自然本身，我们就只能叫姑且谈谈这个话题。

我想大自然文学这似乎是在命名某种文学类型，我觉得这个，我还没有成熟的思考。但是谈一谈我们文学中的自然意识，倒是可以的。在来这里的路上，在车上刚好叶舟坐在我们后面，我就翻个人的朋友圈。看到叶舟最近在写花，其中有一首我确实很喜欢。我觉得也是充分体现出一个诗人的自然意识，谈自然意识。

那么再展开来想一想呢，好像我们这个文学或者说特别是诗歌当中的自然意识古已有之。我记得陈世香先生就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谈中国文学中的自然意识，陈世香说英国文学，外国文学当中也有自然意识，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中国文学当中它是谈传统，中国文学当中的自然意识区别于西方文学当中自然意识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自然与人生的，他用了一个关健词叫高度交融，自然与人生的高度交融。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姑且说他这个感觉和判断有道理，新世纪以来我们诗歌当中的自然意识好像和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学当中自然意识，你说张承志也好，人和自然那种对峙感很明显，张承志要横过达坂是吧，雪川等等，那么对峙感很明显。当然这种对峙当中也爆发了人的伟岸的一面，英雄的一面，力量等等。

再往前推，意识形态很强的时期，自然其实是被形态化的，也可以说被政治化，甚至被社会主义化的。傅抱石有一幅画，就是写我们南京的一片山水，上面很多烟囱，叫什么?风景这边独好还是什么东西。很多烟囱，一幅国画当中有大概十几个烟囱和钢架里的高压线。

谢有顺：五十年代。

何言宏：对吧，五十年代。那么就自然被革命化和形态化，可是后来慢慢去政治化、去年代化。八十年代还带有很强的西方思想，可是到新世纪以后我觉得大家对自然、人生，更自然的那种交融，我觉得出现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几位诗人朋友，比如说沈苇，沈苇的很多诗当然有很多文化，也很多自然。比如上午在读的《沙》，是不是这样?自然、沙和水，是不是这样?那么里边谈到沙是吧。我还读到了，当然你这个沙里边我觉得有文化，有那种多民族的东西。但是我也读到了两个区域之间的那种自然的差异，就是水和沙，也读到了你的人生，我想里边有爱情的、水的跟随，就像沙，有这样人生的一种体验在里面，就是沙、水、人生的交融在里面。

叶舟的诗也很明显，他很多写花的诗能够很自然，我们也做过交流，我说对他说，写花的诗啊，好像能够把你的人生体验很自然地呼唤出来了。自然有很多啊，万千自然，可是花能够呼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就写的特别自然。那么刚比如说我看到阿信有一首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这些诗里面都体现出一种自然和人，生命的一种很自然的交流在里面。

作为观念形态，我觉得诗歌当中自然因素表现的也明显，我记得李少君就专门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他有一本诗集就叫《自然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世纪诗歌当中那种自然意识，特别是在人生的一种体验的交融方面我觉得非常突出，非常普遍，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带有一种，放在诗歌史上我自己感觉新世纪以来这是一个，在这个命题当中找出一个独立时期，可以谈的，可以深入讨论的。但是这里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会不会带来一种陷阱或者局限呢，就是说都是写人生和自然去交融，会不会体现出一种同质化呢?

人、生命和政治的交融，一种体验，我觉得容易带来同质化。可是恰恰和自然的那种充分的交流不会带来同质化，因为自然是无比丰富和博大，那么他在说，我们也在通过诗来表达，那么自然它从细到一棵小草，一粒沙，一滴水，大到蓝天、白云、雷霆、风暴、沙漠等等，它通过种种表达恰恰能够呼唤出我们每个个体生命。所以说我们每个个体和自然的一种交流对话恰恰能够形成我们每一个独特的个体，我觉得在我们文学当中自然因素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化，随着这样一种深化和那种普遍，我觉得可能我们自然文学或者说自然作家、自然诗人作为一个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体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独特，越来越深刻和丰富，映姝成为花的诗人，沈苇成为沙的诗人我觉得会非常丰富。

所以说自然文学，或者说自然意识刚刚开始，会越来越走向开阔，越来越有前途，当然也需要我们去阅读。

谢有顺：文学，主要是诗歌中的自然意识、观念形态、具象形态，我觉得言宏提到的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当下状态，诗歌界里的一个当下状态，也是很好的一个角度。

阿信：刚才，叶舟说他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每天面对的自然那么有限，只能隔窗远望兰山、通过气象和纪录频道了解天气和各地风物。我倒是不错，每天都面对着真正的自然。我办公室窗外就是起伏的青山，长满灌木和沙棘丛，更远处是原始森林，山巅有藏人祭祀用的插箭台。后窗是学校的北山，折合玛神山。折合玛在藏语中是海螺的意思，因山坡一块酷肖海螺的红色岩石而得名。山下的村庄叫折合玛，环绕村庄的小河，名叫桑多河。

我生活的地方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合作是“黑措”的译音，意为羚羊出没的地方。居民六七万，以藏族为主。甘南属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海拔从四千米的措美峰到不足一千米的舟曲河谷，三千多米的海拔落差，植被呈垂直分布。高处是雪山、砾石、苔藓，其下是墨绿的原始森林、灌木丛，再下是起伏辽阔的草原，最后是青稞和油菜地。甘南人口不足七十万，面积四万平方公里，境内分布大大小小三百多所藏传佛教寺院，格鲁派黄教寺院、尼玛派红教寺院、花寺、黑寺、原始苯教，在这里都有分布。

我理解，宗教也是一种自然。虽然我没有刻意研究过藏传佛教，但长期置身于此，耳濡目染，感受着藏传佛教文化的熏染，藏文化中敬畏神灵、自然的宗教情感不知不觉渗透进我的写作当中。我写过一首诗，名叫《速度》：

在天水，我遇到一群写作者——

“写作就是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的速度。”

在北京，我遇见更多。

遥远的新疆，与众不同的一个：

“我愿我缓慢、迟疑、笨拙，像一个真正的

生手……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里。”(沈苇)

而我久居甘南，对写作怀着愈来愈深的恐

惧——

“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

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

我生活的甘南，不仅神秘，而且有灵。藏族人相信，在他们头顶，随时都会有神灵经过。面对生活和写作，我永远葆有一份敬畏和感恩的情感。我担心纸页后面的那个神灵随时都会从正在书写的文字中跳出来，指责我。我必庄重，我必虔敬，从不敢懈怠和轻慢。我非常讨厌那些对写作一事持游戏态度和非分企图的诗人。藏族人“有神”的概念，不止影响着我的写作，也必将影响我的生活和命运。

既要心存敬畏，更要心存感恩，这大概就是自然教会我的。而我的写作，就是把自然传递给我的，再传递给我的亲人和朋友。

谢有顺：这是阿信老师生活的地方，您描述的，确实特殊，七十万人口有三百多所寺院。

阿信：藏传佛教寺院。

谢有顺：平均三千人就有一所寺院，这确实是有信仰的一块土地，所以你说写作是有神的、有信仰的，有这个维度，回头再看自然和人世就不一样了。这是很特殊的一种生活的记忆，肯定对你有影响，是构造你的写作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来，董老师。

董立勃：大自然文学，也是文学。不同点，就在“自然”两个字上。文学是人学，表现的是人的情感， 讲的是人的故事。自然文学有所不同，它表现的情感，是人与自然的情感，讲的是天地万物的故事。自然文学中，人不再是主人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山川、江河、荒原，包括空气和风，月亮和星星，被推到了作品的中心位置，成为作家表现描绘的主体，人退到了一边，变得次要，成了配角。这类作品，文学的基本属性没有变，但内容会完全不同。同样是歌颂和批判。大自然文学指向的目标，会有自已审美的选择。自然万物的美，无处不在。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准确生动的文字描写，会使得某一客观物体的美，从外形到内在，得到了逼真的的呈现，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得万物复活，变得形象具体，富有灵气，可感可触;使人们通过文字，更了解自然，更热爱自然，更崇拜自然。文学的力量，会把人的心带进大自然。在文学中的大自然里，我们的心会比脚下的路走得更远，会看到更多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会更容易达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精神愉悦。所以，歌颂大自然，就成了大自然文学的最重要的主题。赞美大自然，就是赞美生命，赞美成长与健壮，赞美真诚与善良，赞美平等与自由。只是赞美的同时，还会有强烈的批判。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科技进步，让人类的生存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富足。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类的方便和富足，伴随的是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经济越发达，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情况就越严重。作家的良知，对生命万物的尊重，让他们无法回避和沉默。对大自然粗暴无知的践踏，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大自然文学，无法不举起批判的旗帜，反省我们犯下的错误，审视我们自私自利的行为。对动物的乱捕乱杀，对土地的滥用开发，对森林草原的砍伐放牧，对河流及空气的污染，种种可怕的举止，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大自然文学愤怒声讨控诉的对象。呼吁人类珍惜地球，保护环境，关注生态，还大自然一个没有被毁坏的面目。不仅仅是为了保留一片风景的美丽，轻一点说，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品质，重一点说，这关系到我们的生与死，关系到后代子孙的幸福。大自然的生存，看起来很被动。面对人类的霸道，有些无可奈何。但实际上，大自然也有尊严，也不甘于总是被欺凌。一样会在忍无可忍时，进行反抗和报复。近些年来，发生的许多灾害，给人类带来的伤亡之大，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因果报应的惩罚。文学自出现，就负有启蒙警醒人类的使命。大自然文学，应在调整人类与环境的良好关系中，恢复社会对自然的理性态度的过程中，完善自然生态的保护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看来，大自然文学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不但很有必要，而且意义重大。不过，就目前来看，真正投身于大自然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多数作家的作品里写到大自然，也往往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或者说是为了烘托气氛，或者当成可有可无的闲笔，用来点缀铺垫情节的过渡。完全把自然万物当作文学的叙述主体，进行主题的深化，情感的表达，还是太少。我以为，从事大自然文学写作，首先不可缺少的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无论是一棵草一棵树，还是一条河一座山，无论是一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土里藏的。不管大小，不管轻重，都是一个奇迹。都具有神的灵性。对它们的冒犯，就是对生命的亵渎。同时，对自然万物，我们还要真的熟悉了解才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一块在太阳下生长，可对大多数动植物，都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它们的习性，怎么可能写好它们。大自然文学，不但要有审美功能必须的艺术性，还要传播知识，普及科学。通过阅读，让自然万物，进入身心，激起对自然的爱与亲近。有了情感，才会在与自然相处中，把他们当亲朋好友。文学表达，表达的就是情感。情感确实重要。可是光有爱，还是不够的。来喀纳斯太多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物一景，都喜欢得不行。一直想写点什么，可从来没动笔。因为，觉得它太美了，总想写出它在自己心里那种美。可却始终找不到恰当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是缺少发现，还是感觉迟纯，还是能力不够。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大自然的完美，让文学去再现，总是有些力不从心。可能这也是我们的大自然文学创作，缺少经典之作的原因之一吧。确实，写好一棵草、一条河、一座山和一个动物的难度，应该大于写好一个人。不管写的是什么人，经验与常识，会让我们很容易就用文字，让其活灵活现起来。但写动物、写植物、写景物就不行了。无法感同身受，必须学习相关知识，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才可能写得出来。才可能写得有意思，有意义，有趣味性，有知识性。当今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几部大自然文学作品，如《昆虫记》《沙郡岁月》《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等的作者，几乎都是些专家学者和科学家。看来，大自然文学的创作，说容易也容易，走进大自然，有感而发，写篇散文、随笔、游记和诗歌，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完成，并且其中也不乏美文佳作。可难免缺少深度和厚度，而最终无法长久流传。要弄出大作品，确实是难。不过，我深信，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很有可能中国的大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就会出现在新疆。因为新疆大自然的辽阔壮美，为大自然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对此，我充满期待。

谢有顺：写或不写喀纳斯，它都在这里，但是你还是要写。不断地写，持续的写作很重要。写作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可能性有没有，有，是在持续不断的写作当中，可能所谓的经典之作、自己的满意之作才会诞生。

董立勃：但是我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写喀纳斯。

谢有顺：说明爱得太深，想把它保留在内心柔软的角落。

董立勃：我觉得我主要是写不好。

谢有顺：只属于你的喀纳斯，都不愿意把它分享给我们。……每个人都说一点吧。

沈苇：放开谈吧!

谢欣：我觉得刚才董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对我很有引发，就是这个大自然文学和大自然与文学是两个概念，是两个研究的范畴也是两个研究的方向。我对大自然文学这个概念的认识也还是不太透彻，所以我还是想从大自然与文学这个角度谈一下。

喀纳斯是一个洗心的地方。文学呢，它也是洗心，洗涤人的心灵。我觉得咱们这个会议在喀纳斯这个地方举办就是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和意味。我上午到高地上去看，上午是大自然对我的诱惑更大一些，我就到这个大自然这一块儿去。在这个高地上边对大自然与文学又有所悟。

我主要是想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自然在文学中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大自然与文学这两个领域。一个是自然范畴的领域，一个是社会范畴、人类学范畴的领域，如何互动的问题。

翻开文学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作品里描写的大自然的改变常常是社会的改变，常常是一个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人类的思想，一种新的社会的变革诞生的一种东西。作家常常能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把它反映在大自然里边。比如说像大航海时期，大航海时期预示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在那个时期就产生了相当多的，重新发现大自然，重新发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有很多这种作品。比如说《鲁宾逊漂流记》，就是人对这个未知的海洋世界有一种新的渴望，有一种新的好奇。我觉得这是文学和大自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类在文学中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一种渴望和好奇，以及探究的精神。

还有就是美国的西部开发，西部开发预示着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在这个时候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西部开拓文学，比如像威拉·凯瑟，美国一个很典型的女作家，专门写西方拓荒文学，她的作品就叫《拓荒者》，社会方式的变革产生了那种对自然的描写和对自然的开拓。还有比如说像库柏，他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也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产生了他对西部的风土人情的重新认识，这是我谈的社会生活的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自然和文学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在作家笔下，它不是一种空白的或者是苍白的东西，它一定会通过自然的东西来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对人物，对人的新的发现，对人物命运的新的理解，对人物命运新的开掘，它也带来了笔下自然的变化。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董立勃的《白豆》，《白豆》是一种新的，以前比较少写到的，写从上海到新疆的知青。所以说它这种新的人物命运带来了对边疆风景的描写，这是一种新的变化，就是和主人公不远万里来到新疆的那种遭遇、那种心情相适应的那种大自然的风情。我觉得人物的命运带来了大自然的变化，就是说自然在文学中的作用不是点缀式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一种东西。我不说它是主要的元素，但是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二个方面我就想谈一下，就是自然和文学相互间怎么互动的问题。作品在对自然的描写中必然是以人为主体。诗歌和散文可以以大自然为主体，但是小说是一种叙事的作品，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描写，文学是人学，一部小说没有人物的命运，我觉得很难，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人物的命运的话很难站得住。所以说如果纯粹的按我们理解说大自然的文学，写大自然的长篇小说，不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体，从小说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欠缺了一些。所以说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中，在小说的领域还是应该以人的情感、人的内心、人的命运为主体。比如说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其中确实是大段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但是它不是一个长篇，它是一部猎人笔记，一系列短篇里边有那么一篇，有的译为《白净草原》，有的译作《草原》。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它之所以动人，它之所以美，主要还不是在于他写的自然风光，草原，把它写得很优美，很神秘，恰恰是写出了在草原上，在那个篝火晚会，在篝火聚会的一些俄罗斯少年，我觉得正是因为他写出了俄罗斯少年的精神，所以说这个草原才显示出了一种美的东西。

在自然与文学关系方面，俄罗斯作家是处理得最好的，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常常有写到自然的地方，常常有动人的一笔。但是这种动人的一笔都是和人的心、人的命运相关的。像这种巨匠，他很少说脱离人的主体来写风景，写自然。比如说《战争与和平》，主人公获得了爱情的时候，他听到了不远处俄罗斯冰河开裂的声音，写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写人类，是写人自己的心声，把大自然和文学两者的关系处理更好。自然是来表现人的。但是这个自然它又不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辅助的东西。

西方的作家在这一点上好在哪呢?在西方作家的眼中自然是一种比较独立的东西，西方作家对自然有一种敬畏，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他把自然当成一种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东西。所以说虽然作家在表现自然、表现人的时候是以自然来烘托，但是这个自然具有独立性，所以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这种自然更博大，更深邃。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在人与文学的关系方面，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肯定是有不同的态度，这个人面对自然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感情，没有任何倾向，人再纯粹，这个作家再纯粹，在描写自然的时候必然有选择，必然有倾向，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按存在主义的说法，人与自然在文学中必然要有倾向的东西。比如说在美国的西部作家莉莲，像威拉· 凯瑟的小说跟库柏的小说就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有倾向，你写什么、怎么写就体现出一种倾向性。像威拉·凯瑟的小说里边，她就更注重写人的奋斗，写拓荒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比如在库柏的小说里边同样是西部作家，那么他就体现出一种挽歌式，他对于白人，对于印第安原来的文化，对印第安人的那种杀戮，他体现出一种挽歌式的风貌，他体现出一种同情。同样写自然，同样是西部的自然，同样是开拓自然，但是倾向却常常能够截然不同。

新疆应该是能够出大作品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地域风光交织在一起，使作家本身就有一种丰富性。这是一种天然的丰富性，是新疆作家的优势。我相信新疆的作家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

谢有顺：谢谢，说得很全面，自然与文学的重要意义，自然与文学的关系，这样描述很有意思，人面对自然，这些是分不开的。厌恶自然，或者说自然对我是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侵略，可能也是一种文学视角。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文学是有多方面的解读空间。下面，黄老师还是南子先来?黄老师吧。

黄毅：我在新疆出生，写了这么多年，也活了这么长时间。大自然是我们须臾都离不开的存在，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会的题目叫大自然文学，由此就有一个疑惑，大自然可能不一定需要文学，但是我们的文学一定是需要大自然的。

如今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成为背包客，走向了大自然。而且我看到很多人说自从玩上野外以后，就很上瘾。

我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去玩野外的时候是解决身体上的问题呢?还是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里面肯定有很多名堂，比如我们出去跑跑对身体大有益处，我今天又走了多少步，老董今天走了上万步，占了微信运动的排行第一，于是乎大家都欣欣然。

那么，到大自然中仅仅是锻炼身体吗?我想未必也不全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到大自然中一个是解决肉体的问题，可能还有相当的人是自觉不自觉地解决内心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在城市里呆的时间久了的人，可能内心真的就是有问题了。那我出去到外边跑一圈，一下就好像释然了，其实就是解决内心的问题。

解决内心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解决肉体的问题更为重要。那么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呢，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可能总是设法从自然中找到与自己内心相对应的一些东西，或者找到与我们内心比较接近的东西，甚至从这里面找到一种象征，找到一种什么特别的东西。

记得大概二十多年前吧，我写过一首关于喀纳斯湖怪的诗，大概有将近一百行，是一首比较长的诗。我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很纯粹，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想的这么多吧，我现在回头再想我写这首诗的起因，自然就领悟出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有一头湖怪，你内心的这个湖怪和喀纳斯这个湖怪，是一种对应，这个湖怪它很神秘，很隐秘，它很机警，它躲避着这个世间的一切，它很独立。这个和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真的是一致的。那么反过来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探寻这个湖，都想印证我们内心有非常巨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巨大的东西就是湖怪，后来我在想，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找到了一个具象，就是对应我内心的一种东西吧。我们总是想试图找出自然中与我们人比较接近的地方，或者说某个自然的物象与人比较接近的东西来呈现我们复杂的内心。

这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以后，我读到了大量的写新疆的自然或者风景的东西，这种自然和风景的东西可能更适合表现抒情文学，但是我看到很多文字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们觉得它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样的抒情方式让你特别不舒服，反正就觉得假，毫无疑问这个就是伪抒情了。

一个写作者可能看到这片美好的山水，他觉得我的内心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我就想这样表达。但是别人看了以后，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典型的伪抒情。他可能很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但是别人觉得就是虚假，就是不真实——他写的这种自然你就觉得不真实。

我们看到很多新疆人，留在这里和从这里逃跑的新疆人，还有他们的子女在内地的这个新疆人。在谈起新疆的时候很有自豪感，但是这个自豪感的后面又是那么的可怜，在强调这个自豪感的时候，他的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你不信，对一个新疆人或者从新疆出去的人，如果你敢说新疆什么地方不行，那你就惹了麻烦，他会很激烈地来跟你争辩这个问题，我们新疆怎么不行了?有什么不行?他绝对会跟你争个面红耳赤。所以我就觉得这实际上是新疆人的一种狭隘的自卑的东西在作怪， 自尊心常常是建立在脆弱和敏感的基础上的，说到底还是内心不够强大。

我记得那天我和汪剑钊，我们两个有过一个交流，我说新疆这个大山大水养成了新疆人对于大的偏爱。单看我们新疆人从这个饮食上就创造了多少豪迈的东西，前面加一个大的招牌性饮食，大盘鸡、大盘鱼，大盘肚，大盘系列全是大什么大什么的。反过来你想，如此推崇这些个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反映了新疆人的这个内心，有的时候又非常怕被别人瞧不起，非常自卑，用大来掩盖一些卑微的东西，所谓以大唬人就是这样了。所以当他对新疆充满自豪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谁说她不是的话，他的反应一定会很激烈的，他的自尊心会很受不了的，异常敏感就在所难免了。

新疆这一片土地给了他很多东西，但是他的这片土地和外面比较起来以后呢，他又觉得自卑。

谢有顺：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黄毅：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和经济的发不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

爱到了一种偏执的地步，就是一种对自身的伤害。

谢有顺：我觉得这是挺好的，爱一个地方他就爱得这么深，不允许别人有任何对他的那种不是，这种感情太难得了。

南子：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面临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我理解的大自然文学，就是以大自然为原创母题的，关注人和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因为我觉得文学从来都是写人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对大自然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前苏联的自然文学特别发达，有一个作家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列什文的作家，他曾经说过：我写的是大自然，但是大自然的背后我写的还是人，对于他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

这些年来，因为职业的关系，我跟阿勒泰地区，跟禾木的往来可能更密切一些，我因为喜欢禾木这个地方，这些年来过很多次，春夏秋冬都有涉足。记得我2004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古村落，我觉得我找到了心灵的安居之地。那时，禾木村还没有受到外界普遍的青睐，因而没有人轻易闯入它的世界。这存在了几百年的古村落，成了一枚从年代的巨网中脱漏的古币，铜锈斑驳，沉落在旧日的时光中。只有人在老去，而我也只是一个遥远的跟随者。早年我看见它或许是我的幸运所在。这个地方触及了我的想象，构成了我与现代文明疏离的一道个人幻影。以至于2014年春节大假期间，我与家人为躲避城市的喧嚣，在禾木待了整整七天时间，住在禾木一户人家的家庭旅馆中，每天清晨我们背上包出门转悠，下午晚饭前回来。遇到下雪天，静静地坐在树林的木桩子上，好几个小时不动，听雪落在肩膀上和头发上的声音，内心的感动至今还在。

这些年来，它从过去的道路不通，到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够到达，这期间它所经历的种种改变令人惊讶。在这期间，我写过图瓦孤儿、开家庭博物馆的确凯老人，酒鬼、乡村喇嘛等文章，我觉得我可能比在座的一些作家，要更了解禾木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仅仅了解某个地方的此地此景还远远不够，还应了解风景背后的人的生活，了解他们自身的命运，以及命运背后的归属感，了解在这样的一种大的社会格局下，现代化、消费主义对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的一种侵蚀与改变。作为新疆作家，我认为更应关注这一点，也希望自己将来在这样的内容题材上能有所突破。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的大自然文学创作中，大自然不仅仅只是文学叙事的中心。如何建构大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作家应有自己的文学独白：“现代意义上的大自然文学是以大自然为题材，关照人类生存本身，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审美追求，应是作家自觉的生态文明视域，是其大自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只有关注到大自然中的人，人类跟大自然的关系才会相依相衬。

谢有顺：下面请谁?

沈苇：张映姝这几年写了很多花卉诗，来说说吧。

张映姝：在2013年之前，我跟在座的很多人一样，对于植物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看到很多花很面熟，但是都叫不上来名字。我对植物的喜爱，或者说是对生命的热爱(我把它认同为一种生命)，是因为2013年我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甚至不能够自如地下床，这个时候我觉得生命是特别重要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当时我觉得都快有抑郁症了，因为什么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改变不了我的现状，包括看书什么之类的都不行，什么都不能做。

我有一个朋友，克拉玛依的朱凤鸣，我经常看她的博客，有时候我俩聊天。她是一个对于植物特别狂热的人，就是因为对山野的喜爱，她把这种爱好发展到专业级别了。就是在看她关于植物的文字时，我的内心慢慢平静下来，我不再因为肉体的疼痛而焦虑、而抑郁。我开始写植物诗，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对于植物我没有太多的感受。

去年，我开始养一些多肉植物。在养多肉植物的过程中，慢慢地我就把它当成另外一个我在养育，天天都在关注它，关注它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早晨睁开眼睛我要看看它，我写作累的时候，我看稿累的时候，也看看它，内心就会获得一种平静。而且看它一点一点长(多肉植物生长的是非常慢的)，我感觉好像是自己在完成一种蜕变。当时也特别狂热，像所有肉肉控一样，肉肉就是我所有的话题，每天关注的事情。每天下班回去了以后，只有看到这些植物我才能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之后是疯狂地陷入这种循环，要么是盆不够了，要么是土不够了，要么花不够了。家里现在有一百种多肉植物。有一个问题就是多肉植物对于光照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我家又不具备这个条件。光线不好，肉肉就养不出状态，我觉得很内疚：我为什么不能让它们展现出生命最灿烂、最光辉、最本我的那一面呢?

最后我发现，还是要走到山野中去。

谢有顺：换房子。

张映姝：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被家人狠狠打击了一番，因为现在这个房子也是一个新房子，刚刚才两年。

谢有顺：再买。

张映姝：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也陷入要买一个有空间可以养花、养植物的房子的困惑中，但是最终觉得还是不可行。有一天，我突然想，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快乐呢。从今年年初开始，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每一次外出，都会拍花，拍很多的植物，虽然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习性，但是我看它们、拍摄它们的时候，就有一种欢喜之心。

我这种欢喜之心是从哪来的，我也说不上来，我就是特别高兴，不停地拍。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写诗歌。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伊犁的一个诗会，去看野杏花，结果杏花没有看上，看到了许多别的花，顶冰花、白番红花什么之类的。当时我看花时心里很宁静，觉得整个宇宙都是属于我的，就是那种感觉。

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写诗，从5月2号开始，然后到我们来的那一天，我写了二十多种花，二十多首诗。也就是从那一次诗会开始，我每个周末至少有一天要到周边，哪怕是到我们小区不远的山坡上去看野花，什么花都可以。有些花我不认识的，但是我会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了以后，就问我的闺蜜它叫什么名字。

谢有顺：她知道吗?

张映姝：她99%的都知道。她也写了很多植物散文。我现在的这种写作跟我2013年写诗歌的那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每看到一种花，没写的时候，我都能够很自然地跟我的经历，跟我的内心世界联系在一起。不像以前我仅仅是从外观描写它，我觉得花跟我是有隔膜的，现在我写花的时候，我跟它是一体的，我能很自然地把我内心的感受与它关联起来。

有时候，我准备写一首花诗的时候，仅仅是在电脑跟前，用键盘敲出来这么几个字，可能当时一点想法都没有，但是当我写出第一行时，第二行就顺着出来了，然后是第三行，之后一首二十多行的诗就完成了。实际上在我下笔之前，我有时根本就不知道它的走向是什么，或者最后写出来的跟我当初构思它的时候完全不一致。言宏看了我的诗之后，他说就是不及物的一种写作。我刚刚听到“不及物”这个词的时候，确实是想到我的诗没有对某种花的一个具体形态的描述，可能我仅仅知道它的名字，我知道它是几瓣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科的，但是在我的诗歌中这些都没有反映出来。

我在写它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从植物学这个角度去介绍它。我觉得有植物学、有做科普工作的人，是不需要我去做这个工作的，作为一个诗人，我更多的就是希望把我看到这种花的喜悦之情、欢喜之心表达出来，这样我觉得我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我现在的诗歌写作就这么一种状态。我的闺蜜看了我的诗之后，特别喜欢，她说，你的诗歌感情特别饱满，特别充沛。我虽然具有很多的植物学知识，但是我写不出来。她是这么给我讲的。

我刚刚在想，有顺说中国的诗歌传统，就是一种不及物的写作。作为诗歌写作来说，你怎么让它及物呢?我试着写了一个及物诗，就是模仿辛波丝卡的《种种可能》而写的《假报春》。这首诗在我的微信上贴出来了以后，很多文友都很喜欢，有位诗友说你这首写得太酷了，我不明白说这个酷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们觉得这种句式比较酷?我偏爱什么，我偏爱什么，就是二十多句我偏爱什么，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之事 ”。

其实前面写这么多“我偏爱”，但最后的落脚点“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之事”，还是归于我的内心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诗歌写作最终的落脚点，对于写作者来说，还是内心世界的抒写，精神世界在外在世界的一种反映吧。

谢有顺：生动的个案。最后请沈苇发言。

沈苇：李奕已经用了三种录音方式，张映姝用了一种笔录方式，把每个人精彩的发言记录了下来。座谈内容将形成一个文本，发表在《西部》第十一期。今天这个话题我一看，刚才大家说的其实不是“大自然文学”，而是“大自然与文学”，所以专辑到时候起的标题为“在喀纳斯谈大自然与文学”或者“在禾木谈大自然与文学”更好。

其实大自然这个概念，在东西方是有差距的。中国人关于大自然这个概念和西方人关于大自然这个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人理解的大自然包含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大自然指的是天，还有道，包括有顺说到的内自然和精神自然的一种东西。老子把自然比作“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他视“自然”为“天”和“道”的替代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说明天、地、人、神在他那里是一个整体性观念，这就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这种自然哲学观其实可以追溯到《易经》。

西方的大自然主要侧重于人和上帝的关系，爱默生说大自然是“上帝之网”，它就是上帝撒下的一张“天罗地网”，是笼罩我们生命的一种氛围。文艺复兴颠倒了这个关系，人的地位提高了，自然的主体性退场了，人占了上帝的地盘。到了蒸汽机发明、工业革命之后，更进入一个人和自然关系严重错位的状态。所以西方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兴起了一种生态保护运动，包括大自然文学的兴起，其实跟这些历史都是有关系的。

生态保护运动里面有温和派，也有极端派。我想起来一种极端保护的行为，在美国，有人要砍伐大树，极端保护主义者就把钉子钉在树里面。这样，用斧头砍，就把斧头毁坏掉;用锯子锯，就把锯子弄断，这就是极端保护。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我经历的极端保护的例子，是去过楼兰的经历。

离楼兰遗址大概十多公里，有个保护站，里面有三个小伙子，一条狗，两只鸡，很孤独的待在里面，是巴州若羌县派过去的。外边一般是一个月送一次水、蔬菜和米面，蔬菜主要是土豆、包包菜、胡萝卜之类不易坏掉的东西。我们进去时看到，因为长期在沙漠里面生活，三个小伙子脸上是没有表情的，不会笑，他们读的报纸是几个月前的《巴音郭楞日报》。本来说要给他们配枪，但是配枪要出问题，三个人发生冲突的话很危险，相互要开火的。他们养了一条狗，这狗很有意思，不吃肉骨头，专门吃两只母鸡下的蛋。这是一条很漂亮的黑狗，我们后来说，可能这条狗是楼兰公主转世的，很娇贵。

那么这三个小伙子在里面干什么呢?保护楼兰，而且是极端保护，就在去楼兰的路上埋钉子，因为有盗墓贼嘛。我们去的时候可以绕过钉子，盗墓贼一进去，车轮胎就扎破了，然后在荒原里面没地方去，走投无路，只好到那个保护站去求救，一求救就逮起来了。保护站边上扔了四五辆扎破轮胎的越野车，埋钉子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一种极端保护。

当然还有一种温和派，我想起了康剑的《喀纳斯自然笔记》里面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代表一种温和主义。他说“大自然的事情应该交给大自然自己去办”，大自然本身拥有一种惊人的修复能力。他书里举了两个例子，他说喀纳斯湖就是堰塞湖，如果几万年前人类像我们今天一样，地震了，有堰塞湖了，把它疏通一下，把水引掉，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他还说到一种植物叫柳兰，是植物英雄，比如说今年我们把大片的草场破坏之后，第二年柳兰就疯狂生长，修复被破坏的草场，这是自然界的一种自我修复能力。

刚才叶舟说了一个词很是挺触动我——“开膛破肚”。在大自然被开膛破肚的时代里谈论大自然与文学，既可以说出我们的热爱、陶醉和赞美，也要说出我们的忏悔，就像本雅明说的一样，人类已经被一种单一的发展力量裹挟，冲破了爱默生所说的“上帝之网”，然后使人类变成了现代性废墟上的孤魂野鬼。因此，所有的大自然文学，其实都在重新寻找我们的失魂、我们的落魄。大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提醒，是对我们的一种教诲，就像我们传统中的“山水教”。那么，大自然文学的写作，使人与自然关系严重错置的这么一种不端正，重新回到端正与尊重，重新回到人类面对大自然时的谦卑状态。

其实现在面对大自然，我感觉到边远地区或者少数民族，他们更具备一种面对大自然的端正态度。我想起一句图瓦谚语，“山再高也在云下，人再高也在山下”。我们今天的山水观、自然观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今天画山、画水、画人，把人放得很大了，恨不得占据全部画面，古人画人画得很小，很小的一个船，很小的一个人。图瓦谚语讲的就是人的小、人的卑微，与我们的古典精神是呼应、相通的，我觉得这样一种态度，才是面对自然的一种端正态度。

谢有顺：真的是很真诚的，同时对这些问题确实很有思考。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现在通行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们承认文学与自然的基本的关系，肯定是一个描绘、面对的关系，也承认说人是我们自然中的一部分，就是承认说大家对大自然的那种基本的感情，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文学中的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一种面貌。但是我觉得今天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深化、深入，尤其是大家都认同，我们需要重新接受这种大自然的教育。

其实刚才董立勃说每个人都有无可置疑的，对自然的热爱之情，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继续接受自然的教育，热爱和掠夺是可以同时存在，可以边热爱边掠夺，边热爱边破坏，边赞美也边破坏。所以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当中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自然和生态的维度，尤其是有现代意识的自然和生态的维度。

其实中国的作家现在，叶舟也说了，几乎没有耐心写一朵花的开放，没有耐心写一声鸟叫。其实我有一次在莫言的研讨会上说，很久没有在中国作家笔下听到鸟声，或者听到、看到花朵的开放了。这当然是一个，就是极端化的一个说法，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是已经不太有耐心来写这样一个看起来我们把它当做读本和本体的自然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小说已经完全成了故事的奴隶，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很难有闲笔。我们传统小说的那种闲笔，就是那种旁逸斜出的东西，那种荡开一笔，那种所谓的好像看起来不着痕迹的那种闲笔，闲笔在中国古代也叫陪笔，就是没有闲笔，你这个写的东西没东西陪，没有东西陪就好比吃饭一样，它没有凉菜，没有主食，它这个宴席就不丰盛。很多时候我们缺少这种舒缓的东西，就是因为没有这种闲笔，没有这种陪笔，没有这种舒缓的东西，叙事的节奏一直很紧张，其实我对这样一类小说是不满足的。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湍急的小溪喧闹”，我读当代小说最大的感受是太喧闹了，太热闹了，缺少那种舒缓的东西，缺少那种闲笔的东西，甚至他根本没有信心说我如果写上一千字的风景，读者还会不会读下去，他都没有信心，他想象中的读者就必须不断的处于一种紧张、悬念之中。这说明我们的文学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虽然我们有很好的山水诗的写作传统，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这种大自然的文学，也没有很好的把山水作为读本、作为主体来书写的这样一种自然意识。我们能举的作品很少。但是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外国文学，他们这一类的传统一直是延续的，或者说一直有比较正确的面对自然的这种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不仅仅是民众，其实当代的作家也需要接受这种自然的教育。大自然给我们那种智慧，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伦理，其实和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承认说我们在写自然的同时也写自然的人化，或者人化的自然，也写自然背后的人，也写建造在自然之上的那个心灵的家园，其实就承认说自然的智慧或者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伦理和我们人所要追求的，所要建造的那个伦理，其实是一种共通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又承认说我们所说的自然其实就是某一种心灵的外化，至少作家们的自然，一定是被他体验过，被他咀嚼过再讲述出来的。刚才沈苇说到爱默生那句话，自然是“上帝之网”，爱默生还有另外一句话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他有一篇很著名的随笔叫《论自然》嘛，他讲到自然是精神的象征，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理学或者物质意义上的自然，把自然视为是人的心灵的某一种盟友，甚至某一种镜像。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和我们刚才讲的要把自然当做主体来书写，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是进一步的问题。

首先你需要把自然当做读本，当做主体来书写，如果没有对自然最最基本的描绘，最自然最基本的认识，你要想说藉由这个自然来抒发你的自我这是很难的。所以刚才映姝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首先你花的形态、花的科属、花的基本生命和生长的状态，你都要知道、要了解，花才能跟你的生命相融合，生命相融合是后面一步，但是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对它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写作当中，关于自然的基本写作还匮乏，就是我经常强调的这个小说写作中的物质外壳匮乏。首先你要提供一个物质面貌给我，物质的外壳给我，接着才讲说在这个物质上你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精神。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我们的物质就是精神，我们物质里面有精神，我们物质里面有甚至比精神更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物质里面建构起文化，我们的欲也好，我们的家具也好，甚至我们的喝茶也好，喝酒也好，我们背后都有非常深的精神，但首先它是个物质，首先你要把这样一种物质藉由你的描绘呈现在我面前，接着才讲在这个物质和自然后面，你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一种内心的那种世界。我觉得这里边是两个层次，但是这个层次是有关系的。

现在我就觉得中国作家不仅仅缺少关于自然的基本的知识和教育，也缺少自然背后那种精神的跋涉，那种心灵的跋涉和超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讨论会对我们自己是很好的一个教育，我们真是不仅要向书本学习，尤其是生活在魔都的人，广州的人也要向自然学习，要多来大自然中走一走，游山玩水是最好的爱护方式，也是最好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的方式。其实读大地，读自然，有时候比读书真的有更多的、更真实的感受。

今天，听完大家的发言之后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收获。最后我建议，还是请叶舟再给我们朗诵一下罗伯特·勃莱的那首诗，我觉得真是非常好，这是美国诗选里面很著名的一首诗。

叶舟：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那遥远的北方

它是大麦、小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人们走向那圆石上的仓库门。

仓库里饲养着所有悲痛的鸟群。

我对自己说：

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

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

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

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第2篇：“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言摘编

编者按：为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7月31日，由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缅怀先辈殊勋，发扬优良传统”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冷溶作主旨发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主持会议，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等领导或参加南昌起义的老一辈革命家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周恩来、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会员代表，共130人出席了座谈会。代表们缅怀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回顾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从不同角度分析、阐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揭示了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的现实意义。本刊特开辟专栏，汇集刊出部分代表的发言要点，以表示纪念和缅怀。

金冲及：多数最高级将领

在南昌起义中接受第一次红色洗礼

8月1日，是一个光荣的日子，伟大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这个日子，称它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33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写上“八一”两个大字。这是许多其他赞誉和奖励难以相比的。

要谈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大背景。

南昌起义前夜，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一个生死关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宣布反共，持续了四五年的国共合作顿时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变成凶残的刽子手，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原来的近六万人一下减少到一万多人。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萧楚女等许多优秀人物被杀害。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

对这种突然袭击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应对经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摧毁，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离组织，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悔过启事”，有的甚至带着敌人搜捕原来的同志。党内的思想相当混乱，不少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革命者曾经创造出轰轰烈烈的历史场面，但在遭到全副武装的反动派突然袭击和血腥镇压后，一下子被打散了，很长很长时间内翻不过身来。中国革命这时候显然已进入低潮。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面对比自己力量大多少倍的敌人，大概已经无法生存下去，再也翻不过身来。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灭亡;或者是不屈不挠挺身站立起来，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这是生活在平静日子里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生死考验。刚成立六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好样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这样血和火的生死搏斗中，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力量来反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但以前由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并没有重视掌握武装，能够由党掌握的军队主要贺龙、叶挺率领的在九江的两支部队，而汪精卫等已经决定对这两支部队下手。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总前委，还有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毅然决然地排除张国焘等的干扰，义无反顾地在南昌领导部队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种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85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令人神往。

在南昌打响的这第一枪，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它使人们在一片混乱中重新看到共产党的力量依然存在，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李立三在两年多后的1930年初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接着就是八七会议的召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发动。所以南昌起义意义，不仅仅表现占领南昌和继续南下，甚至也不只在它的首先发难，而且在于它在重大历史时刻高举红旗，把革命事业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南昌起义和它以后局势的发展，还逐步改变了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的认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一个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的大事。

前面说到，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忽视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所说的“仍无坚决的概念”，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农暴动，常把军事运动特别是做正规军的工作，严厉批评为“军事投机”，不同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在长期持久、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遵守组织纪律的军队作为骨干，只临时发动缺乏严格军事素养的工农暴动，是很不容易战胜敌人的。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中，以卢德铭为首的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正停留湘赣边界。以后的元帅如罗荣桓、大将如谭政、上将如张宗逊，还有何长工、杨立三、何挺颖、伍中豪，就是随这支队伍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如果没有这支部队的参加，单靠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是很难取得上井冈山后那样大的发展的。

朱德、陈毅率领留守三河坝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有着很强的战斗力。这支队伍得以保留下来，朱德、陈毅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在这支队伍中的粟裕回忆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朱毛会师，对井冈山斗争的发展更起到很大作用。谭震林说过：“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候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我们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

当然，在这以后还有一个把这支军队进一步锻炼和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问题。但再没有人把这些称作“军事投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个元帅，有6个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林彪、陈毅、聂荣臻。叶挺如果不是遇到空难，自然也应该有这样的地位。10个大将，有4个参加了南昌起义军，他们是：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肖劲光原来是要参加南昌起义的，临时调去苏联了。黄克诚参加了湘南起义。上将中还有肖克等参加了南昌起义。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最高级将领，在南昌起义中接受了第一次同国民党作战的“红色洗礼”。

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把它的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这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在军事方面，以往参加过的只有广东东征和北伐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先前还不曾有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初的目标也是进攻长沙，失败了，在实践中取得教训，才决定南下，以后上了井冈山。

人总是容易根据自己原有的经验来处理新遇到的问题。南昌起义也是这样。通常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才能把原来不清楚的事情逐渐认识清楚。这也叫“摸着石头过河”吧!对于前所未有的创举，尤其是这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顾问)

石仲泉：南昌起义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和周恩来、朱德、陈毅对伟大开篇的贡献

还在5年以前，为纪念南昌起义80周年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胡锦涛讲话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这好理解，一般人都能接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相提并论，都视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则为过去所未讲过。我以为，这是一个尊重历史、充分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科学论断。

南昌起义与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

长期以来，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主要肯定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它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一般很少提及。因为按照一个时期的说法，南昌起义是城市中心论的产物，没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因而有严重错误;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代表了正确路线。这种认识的极端发展，就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曾要求废除“八一”为建军节，提出把湘赣秋收起义开始的9月9日改为建军节。幸好毛主席对此加以了制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对党的很多历史问题都给予了科学说法。那么，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评价究竟应当怎么认识?这仍然是一些人头脑中没有完全释惑的一个问题。所以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才从根本上抹去了人们记忆中的阴影。

如何解读南昌起义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呢?

第一，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可以视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党自创立以后就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斗争，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中虽然参与一些决策，但不是领导革命的主角。只是从南昌起义开始，党以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实现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展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由此，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和实践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凡是要继续革命的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第一反应就是要进行武装反抗。至于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脑瓜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在当时，党只能是发动武装起义的观念。就毛泽东而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目标也是打长沙，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他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认识到，党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才有发展前途。后来又经过开辟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因此，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发展历程来看，南昌起义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南昌起义为求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南昌起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主要不在于那时该不该在南昌起义，而在于起义以后不该继续执行起义以前中央决定的南下潮汕、一起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继续北伐的既定方针。因为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转到反革命方面，党的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再重新进行北伐战争。毛泽东的超群过人之处就在这里：能从实际出发，改变中央攻打长沙的决定，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比较拘泥于执行中央指示，缺乏毛泽东那样的审时度势、善于应变的革命智慧。对此，周恩来后来在延安讲这段历史时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就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这是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探索中国革命的路怎么走的深刻总结。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探索的观点。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成功的，也是探索，它告诉人们“此路不通”。从辩证法的转化思想来看，南昌起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篇”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辗转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为开辟井冈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揭开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上文提到周恩来讲的南昌起义的一种主要错误是没有就地革命。起义军主力南下失败，这个错误在总体上无法克服，但留在三河坝的南昌起义军在朱德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半年之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则在局部弥补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历史缺陷。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还有南下潮汕的起义军余部。所有上山的南昌起义军，大多是北伐时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装备比较整齐，枪支近千支，优于其他各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部队会师后组成的红四军领导成员，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占较大比例。在军一级，除党代表毛泽东外，军长朱德、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都属于南昌起义军。讲南昌起义，一定要讲上井冈山的这一部分。因此，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将两者都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无论对南昌起义的评价，还是对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认识，都是符合历史的。这样的说法就完整、全面。

周恩来、朱德、陈毅对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历史贡献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如赣东北的方志敏式、湘鄂西的贺龙式、赣西南的李文林式等，都属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内容。这个伟大的开篇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的主要代表。今天就不专讲了。这里着重讲与两个大事件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朱德、陈毅3人。

首先讲周恩来。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就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先是在黄埔军校，随后参加东征和北伐，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积极主张东征讨蒋。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他作为中共临时中央常委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从此，他开始参与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其主要贡献有几点：

一是他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是人民军队主要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周恩来不后久即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二是他反对“左”倾盲动倾向，指导全党创建工农红军、实行武装革命斗争，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领导支持。周恩来1927年11月辗转到达上海，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尽管“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感到应该注重实际，反对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在指导各地武装斗争时，他十分强调武装割据的重要性，指示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粤北活动的朱德，应与井冈山地区的毛泽东联络，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他建议中央派贺龙等去湘鄂西组建红军，开展武装割据。他还不断派遣军事政治干部到一些根据地，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至20世纪30年代初，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在湘、鄂、赣、粤、闽、浙等省边界初步形成，陆续建立起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与周恩来在中央的指导分不开。

三是周恩来高度赞扬和不断宣传“朱毛红军”，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为制定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建党建军纲领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组织保证。党的六大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军事报告，介绍了红军发展情况。六大后，周恩来作为中央常委分管军事工作，负责联系苏区。他一直关注“朱毛红军”的发展，不但向共产国际报告“朱毛红军”的情况，还通过党中央刊物广为宣传。1929年8月，他代表中央起草致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勉励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前述“九月来信”虽然是陈毅执笔的，但是以周恩来的“八月来信”为基础，并根据周恩来等多次谈话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极端民主化等的精神起草的。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回去以后请毛主席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周恩来关注红四军，实际上是在关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命运。

四是他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的割据可能，为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领导人转变观念、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国际对周恩来十分器重，认为他是中共中央最聪明、最讲究实际、最有经验、最负责任和唯一能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但是，周恩来一方面尊重共产国际，另一方面又不唯命是从，有不同意见仍据理力争。1930年4月至7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撰文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的主要特征，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支援中国的苏维埃斗争。他在联共十六大作报告介绍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有它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在同斯大林会见时，他介绍红军的发展和游击战争的情况后，斯大林承认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提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随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让共产国际由城市中心论转向承认农村中心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周恩来所做的努力为共产国际观念，最终认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讲朱德。朱德贡献可以讲三点。

一是他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经过三河坝战役和“赣南三整”，保存了革命火种。他作为起义军的先遣司令，在三河坝率领3000留守兵为掩护主力部队与敌军血战三昼夜后，转战粤闽赣边界，经过“赣南三整”(安远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崇义的上堡整训)，部队状况有了根本改变。“赣南三整”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意义重大。

二是他作为湘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将部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带上井冈山，实现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决定意义的“朱毛会师”。湘南年关起义，在全国的200多次起义中，就参加人数、地域规模和历史影响而论，除南昌、广州两大城市起义外，在农村的起义就要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湘南年关起义了。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他参与领导城乡两大起义，是独一无二的。1928年4月底，他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一万多人，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从此“朱毛”不可分，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

我的父亲陈毅元帅追随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在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的领导下参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老战士，为此他感到永远的光荣。我后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从事军队历史的研究，我也为此感到快乐和光荣。在建军节到来之际，我向我们军队现在的领导者、英雄的战友同志们致敬，并祝福伟大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远大和光荣的前程!

(陈毅同志亲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

朱和平：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

85年前的南昌起义，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挽救革命，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见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最后仅剩下我的爷爷朱总司令带领的800多人。但正是这800多人组成的最后火种，艰难奋战，最终成为我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为什么南昌起义能保留下最后的火种?多年来，许多党史、军史专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有党对军队的领导，有江西和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有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为当时十分弱小且缺乏军事经验的共产党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今天，我从亲人的视角，仅从爷爷的人格力量这一点作些分析。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

10月3日，周恩来宣布起义失败。恰恰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使爷爷面临历史的机遇。爷爷在南昌起义时没有基本部队，主力第十一军8个团由叶挺指挥，第二十军6个团由贺龙指挥，爷爷当时是第九军副军长，只是空架子，手中的部队只有教导团的3个连加南昌公安局的2个保安队，共500人。三河坝分兵是第二十五师(周士第、李硕勋)和部分第二十四师人员。当时部队已溃败，起义时成立的各级党组织到10月已崩溃，所有师、团领导人均已离队，军事干部只剩下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治干部只剩下一个团指导员陈毅。林彪当时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力挽狂澜。当时，爷爷坚定地对大家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会有办法!”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朱总司令的伟大!”陆定一评价爷爷：“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我军主要高级将领很多出自这800多人或者是后续加入到这支队伍中的同志，正是由于他们在危难之中共同树立起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使他们走过千山万水，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他们已不是普通的军人，在跟随爷爷多年的耳濡目染中，已经把爷爷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清醒的头脑和过人的智慧

爷爷是一位头脑清醒并具有大智大勇的军事统帅。在南昌起义前，他已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军事斗争有了深刻的认识。爷爷后来在延安时说：“(1913-1915)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的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越)边界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1925年爷爷在苏留学，曾回答教官：“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20日即杀害了爷爷的挚友孙炳文同志。南昌起义前，爷爷曾专程去武汉看望孙夫人任锐，遇房师亮，房问：“怎么办?”爷爷坚定的回答：“上山打游击!”从这些可以看出，爷爷对未来共产党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践上的积累。他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是在南昌起义十几年前开始的。

三河坝保卫战是会昌之战后爷爷独立指挥的战役。此次战役，爷爷以三四千人的兵力，阻击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2万余人。爷爷果断放弃三河坝镇，把阻击战阵地巧妙地放到韩江对岸，利用江面天险，与敌激战3个昼夜，最后在敌人三面合围的情况下，率领剩余部分批次顺利撤出包围圈，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战役目的。这次战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形败实赢的胜仗，创造了中国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和典范”。

三河坝脱险后，爷爷开始调整我军的战略战术思想。通过上堡整训，确立了“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并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形战斗队形”，等等。在战略方向选择上，他并没有带部队去攻打大城市，而是与范石生合作，积蓄力量，并把目光盯住湘南地区。1928年1月21日，爷爷率部智取宜章，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随后一鼓作气，发动石坪战役，用1个团的兵力一举歼灭了赫赫有名的许克祥的6个团。石坪战役不仅扭转了我军被动局面，更使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理论与实践基本成型，并首次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是湘南暴动建立了6个县苏维埃政权，涉及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并初步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农民赤卫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部队编成3个师、2个独立团，为后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朴实的作风和身先士卒的风范

爷爷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在旧军队中打拼十多年，对旧军队中官商勾结、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打骂士兵等恶习深恶痛绝。加入共产党后，爷爷一直在为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努力探索。爷爷认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要同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不仅要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还要建立起新型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对内对外关系。

在南昌起义前，爷爷利用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机会，改革旧军队的用人制度，在挑选中下层军官时，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的指挥能力，然后按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相应的连、排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杜绝了旧军队中的裙带关系，也为后来红军的各级指挥员的培养积累了经验。据当年参加过军官教育团的徐震球回忆：“朱德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德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同走路。处处以身作则。”军官教育团不过三四千人，在南昌起义2万多人中仅仅是个零头。但正是以他们为骨干的队伍，在起义后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没有溃散。

在爷爷的带领下，我军从南昌起义前夕就开始形成“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经过后来的“赣南三整”，军队中的党组织进一步加强，编制进一步精干，作战思想更加明确，又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内容，使我军具备了人民军队的雏形。从那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从最高统帅到普通一兵，基本上都是同等的生活待遇，这一新型的内部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国民党的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身上并无一文钱。1937年9月27日，他给前妻、我父亲朱琦的养母陈玉珍奶奶的信中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几十年，愉快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当他从自己的外甥许明扬口中得知他的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都健在，已过八十高龄，四川老家正值荒年，难以度日时，心中万分焦虑，无奈之中，只能写信给他川中好友戴与龄借款200元钱寄到家中，并告知：“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此。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钱，送到爷爷的老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装备很差、没有后勤并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最高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往往会成为这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毛泽东在评价南昌起义时曾说：“这支部队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能得救的!”

85年后的今天，我作为朱总司令的孙子，能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共同学习、缅怀和研究我军在创建初期的这段历史，倍感亲切。希望能从老一辈把握历史机遇的传奇经历中有所启迪，在新世纪、新阶段，把握新的历史机遇，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朱德同志亲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院副院长)

刘弥群：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

范是当务之急

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新中国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我党、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1927年7月，在汉口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的过程中，我父亲真正认识周总理。与朱老总相识，是在1918年1月在川中联合抗袁、共同护国护法的斗争中。我父亲多次夸他们为大德大才之人，并把他们当做终身战友和知己。他们一起拥护毛泽东、一起与张国焘斗争、一起呕心沥血建立新中国。

我受父母的影响从小就崇拜周总理和朱老总。从小就知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合，并创建工农红军。在抗日战争中朱老总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解放战争时期朱老总是解放军总司令，在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真是立下不朽功勋。周恩来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联系在一起、与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革命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永远站在毛主席身边，有着超群的智慧和非凡的能力。周总理和朱德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人民、对我们军队无私奉献，他们的精神和风范影响、感染和鼓励着后人。

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形势最不利的时候进行，那时的将士和领袖靠信仰和精神浴血奋战，直至建立新中国。历史证明，我们敌人最害怕甚至于我们敌人也敬佩和羡慕的不是我们手中的武器，而是我们信仰的力量。如今我们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贫富差别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加重的危机，信仰缺失是根本原因。我认为弘扬革命先烈和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是当务之急。

(刘伯承同志亲属)

周秉德：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政治实践

今天我们共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85周年。这个日子确实值得我们纪念，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既坚定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又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光辉起点，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的伯父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军队重要性并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早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写作《海军说》一文，“立国于军事者，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受到国文老师的高度赞许。当时伯父只有17岁，但是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军事的作用特别是海军的重要性的认真思考。

在旅欧期间，伯父就提出了中国革命非有极坚强、极有组织革命军不可的思想。伯父在给伯母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无军队便无革命”。伯父最早意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些军事思想贯穿伯父革命生涯的始终，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1924年7月，中共中央指示伯父回国。回国后他致力于创建军队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教育引进校园。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些政治教育扎根黄埔军校学员心中。1937年伯父曾经对英国记者说，黄埔军校曾经设立党代表制度，这个制度是历史上没有的，今日八路军继承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由此可见，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实践，不仅在当时成效卓著，而且对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周恩来把聚集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武装革命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屠杀。7月下旬中央最终确定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我党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终于在南昌打响了。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参与许多战略战役的重大决策，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指导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今天在这里纪念南昌起义、怀念革命前辈，研究他们的军事思想也是进一步促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使老一辈革命实践发挥更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亲属)

贺晓明：用八一精神鼓励和教育下一代

我们应该弘扬八一南昌起义的精神，用这种精神鼓励和教育下一代。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过草地，大自然的考验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些都不是凡人所能经受的。现在看来，光脚爬雪山的情景我们都不可想象。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就能做到，他们靠的是信仰的力量，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共产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作为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的后人，给江西来的同志提一个愿望。当年参加南昌起义一共22000人，现在能够找到姓名的烈士只有800多人。我希望江西的同志把这个事做一下。

(贺龙同志亲属)

齐德学：从南昌起义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不是新时期提出来的，而是从南昌起义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的。

首先，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含义，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党在军队的各级组织，主要以连以上的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指挥部队行动。全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二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一系列制度保证的，比如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三是各级党组织领导所属部队是采取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凡是属于军队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研究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其他任何党派不允许参与对解放军的领导，也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宗教组织在军队进行组织活动。所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军队只归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而且这个原则不是现在才确定的，它是在1930年周恩来组织中央军委扩大会时就已经明确的。

其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从南昌起义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所以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每年8月1日为建军节。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实际上是整个起义的领导核心，然后在起义部队军和师两级成立党委，在团成立党支部和党的组织部，在营连设立党小组，这种组织措施在叶挺独立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前敌委员会跟军、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领导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协商的关系，这种组织措施还不能完全控制部队、完全掌握部队。毛泽东曾经讲过，在那时，我们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因此南昌起义只是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了探索，并没有完全抓住部队。

再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确立的，并在革命战争中经过斗争而坚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三湾改编。第一是缩编，由原来起义的5000多人精简到不足1000人;第二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营团建立党委，连设立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第三是发扬民主。所以三湾改编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是非常大的创造。此外，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赣南三整时也起到了这个作用。1929年，红四军对于怎么建立新型军队曾经有过分歧和争论，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为根本制度，是先在红四军中确立，后来再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执行的。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当中，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和制度，这也是经过斗争的。这种斗争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一个是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

最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缔造的，它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为党和人民所作的一切贡献以及它本身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发展的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今天。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军队几乎都是一体，在人民群众眼里共产党就是红军，就是八路军，就是新四军、解放军，所以从这点来说，党和军队几乎形成一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上的基本经验和必然结论。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副部长)

朱之江：元戎风范励后人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时刻，回顾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缅怀和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涵养大气的胸怀气度、执著坚定的意志品格，对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仰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信念认同和

践行升华的精神归附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个人团体，都需要信仰，皆讲求信仰。但从信仰的性质看，共产党人所讲的信仰与古今中外其他个人、团体、政治力量所秉持的信仰存在霄壤之别。其它的信仰或膜拜某一宗教，或崇信某种学说，或遵从某些理念;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则是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共产主义者最根本的角色特质，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人类与生俱来就对精神归附感具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孜孜以求所谓的灵魂“避难所”和“归宿地”，这是人类多数信仰的由来之源。共产主义信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信仰模式。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完全挣脱了对异己神秘力量的迷信和盲从，甩脱了对小我私利的关注和牵绊，第一次将人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坚守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理性把握和透彻深邃洞察的基础之上。这是人类信仰模式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因此，共产党人的信仰具有无可比拟的政治和道德优势。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彻底性和变革性决定了确立这一信仰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可以说，磨砺时时都有，考验无处不在。在描述我们中共开国领袖群时，人们往往会使用这样的字眼：他们大多起于布衣，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在血与火中百炼成钢。这种信仰确立模式，是典型的逆境抗争型。可实际上，在我们的革命家群体中还有另外的一类，他们并非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杀敌闹革命;更不是人生之路别无选择，为了求生，方才慨然从戎。与此相反，假若是为了个人的“前程”，为了家庭的“安稳”，他们大可不必冒着被通缉、被幽禁、被杀头的危险，辗转流离，颠沛动荡。这后一种信仰确立模式，是典型的顺境主动选择型。朱老总充满传奇的人生轨迹生动诠释了后一种信仰确立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案例和示范模型。

了解朱老总生平的同志应该不会陌生，朱老总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算得上是高官厚禄、仕途坦荡。1917年7月，年仅31岁的朱德就已经出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后又兼任泸州城防司令。1922年1月，就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虽然在当年3月，遭到唐继尧通缉，丢官去职，但他并非完全陷入仕途的绝境。5月下旬，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朱德抵达重庆，受到刘、杨盛情款待。杨森以“师长”职位邀其留川共事。但是，朱德已然下定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以即将出国为由，婉言谢绝。杨森只好表示希望他学成归来，一定虚席以待。但此时的朱德已经确定了新的人生志向，6月抵达上海，“产生要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想法”。可他在上海并没有找到党组织，但他没有放弃，决定赴北京继续寻找。

来到北京，朱德获悉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就在上海，于是又南下上海。7月、8月间，朱德在上海拜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但陈独秀并未同意。他对朱德说，对于像你这样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富有戏剧性的是，与在中共方面受到的“冷遇”相比，在国民党方面朱德却得到了格外的“荣宠”。当时，孙中山正筹划夺回广东，重建共和政府，并寄厚望于滇军，为此，孙中山力邀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且一口答应先付军饷十万元。得知朱德出国学习决心已定，孙中山又建议他去美国。朱德的回答却是，更愿意到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一新生社会力量。从此，朱德便踏上了找党找到天尽头的信仰追寻道路。最终于1922年11月，在德国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信仰有时是那样的廉价，有时却是无比的昂贵。冷遇的打击，师长之职、十万厚饷的诱惑，都无法阻挡信念的脚步。朱老总这段执着人生轨迹向我们昭示：信仰，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信念认同，更是一种浸彻心灵践行升华的精神归附。

胸怀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气度风范和

涵养大气的生命境界

选择的是人民的选择，代表的是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中共开国领袖群得以崛起、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这无可置疑。但值得今天继续追问的是：他们何以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何以能做到这样的代表?我感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领袖集团历史性集结所造成的“组合”优势：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昂奋着独特的个性，但又不会损害整体的气质;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但又不会掩映他人的光辉;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书写下不朽的传奇，但又不会遮蔽集体的力量。他们确实做到了，星光灿烂，尽出其(中共)里!

他们当中最耀眼的一颗星，毫无疑问，应该是毛泽东。毛泽东拥有大学识、大胸怀、大眼界、大气魄，足以令人叹服，震烁古今!就我们在军队工作的同志比较熟悉的军事领域而言，毛泽东所展示出的博大气象，只能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来形容。今年是对印自卫反击作战胜利50周年。曾有地方的学者放言：20世纪60年代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比较“弱势”的时期，而且以这场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作为例证。对此，我不敢苟同。面对当年的严峻局势，在听取张国华汇报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时，老人家曾有一段插话，他说道：“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也见过不少，一个中国蒋介石，一个日本，一个美国，现在又有个印度。”“别的星球上的，如果来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经验。地球上的，我看就是要把它整下去。”“别的星球上的”暂且不管，只要是“地球上的”，就得“把它整下去”。谁能说毛泽东“弱势”了，老人家非但不弱而且很强。强在哪里?强就强在他的大胸怀、大魄力，其胸怀之大足以总揽寰宇，其魄力之大足以雄视千古!

朱老总生前总说一句话：“朱不离毛”。这集中反映了朱德另一种别样的胸怀，那就是对最高领袖的维护和服从。这种维护和服从决不是封建式的“愚忠”，而是基于领袖是党团结统一的核心，是党正确主张的代表，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要求自己的自觉行动。因此，朱老总的胸怀展现出了别样的宽厚与坦诚。对此，毛主席有一个十分恰切的评语，说朱老总是“度量大如海”。如果说，毛主席的胸怀表现为总揽寰宇，雄视千古;那朱老总的胸怀则表现为充盈天地，润化万物。这集中体现在了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1935年9月下旬，朱老总随左路军部队自阿坝南下，抵达松岗、马塘一带。途中，遇到编在左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的指战员，他们不满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有的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教育他们：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主持召开高干会，悍然宣布成立所谓“临时党中央”。朱德义正词严地表示：“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随后，朱德随前敌总指挥部行动，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还对左路军所辖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朱老总的这份宽厚和度量，浓浓地聚集着党性的精神内涵，向我们深刻昭示：胸怀，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气度风范，更是一种充盈天地涵养大气的生命境界。

意志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价值自觉和

激灼昂奋的人格典范

顺势者昌。历史始终是在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向前迈进。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大势，才能有所作为。这种潮流和大势就是历史展现出的稍纵即逝的机遇。但是，所谓历史的机遇并非都是个体生命境遇之中的顺境和坦途。

纵览中共开国领袖群的集结与崛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和特征，那就是，这些卓越的领袖人物既是某一领域中出类拔萃的精英，如军事将领、党务家、理论家、经济家、外交家等等，同时又是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应该说，他们是首先作为一个党员其次才作为一名精英的一种个体存在，这就要求他们除了要具备过人的专业才华还要有出色的政治素质。

仅仅就这一点来说，也不难发现，我们国家产生一个开国领袖的难度要远远胜过西方。西方的开国领袖大致可以在战场上产生，我们的开国领袖则不仅要在战场、常常也要在战场以外的境域里经受磨砺。也就是说，我们的开国领袖要面对两个以上的“战场”，在任何一个“战场”失败都不行!这就是开国这一代的整体性特质和历史性魅力之所在!

正是由于种种非凡的历练，才诞生了这一批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星光般灿烂的伟人。开国领袖群的非凡经历昭示我们，不同凡响的人生奇迹诞生于个体坚若磐石的意志品格。朱老总的人生经历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毛主席曾赞扬朱老总是“意志坚如钢”。

朱老总的坚强意志首先体现在青年时代对不良嗜好的戒除上。我们知道，朱老总年轻时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他回忆说：“那时鸦片烟已经吸上瘾，一路想戒没戒了。到上海登了岸，就到了一个圣公医院，去戒烟。大约有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

朱老总的坚强意志更体现在长征路上。朱德3次过草地，3次过夹金山等四五座大雪山，特别是在隆冬时节，他率领几万饥寒交迫的大军翻越了高险远胜夹金山的党领山大雪山，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值得指出的是，他是长征统帅部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但是，他并没有使用配备给高级领导人的担架，而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文件，另一匹则常常随康克清在司令部队伍后面收容伤病员。朱德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一直站在这支“铁流”的前列，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到草地分离，到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再北上，直到3个方面军在西北大会师，朱德都在现场，都发表讲话鼓舞全军。这中间，朱德以钢铁般的意志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如中流砥柱，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共开国领袖集团几乎每个人的命运都有搁浅的时候。在逆境中，他们靠着超越常人的意志，靠着超乎寻常的坚强，在历史和命运的夹缝中铸就了人生的辉煌。他们非凡的经历向我们昭示：意志，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价值自觉，更是一种激灼昂奋决绝极至的人格典范。

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以朱老总为代表的中共开国领袖们的壮丽人生图景，生动展示和深刻揭示了这种属于未来的东西，那就是坚定的信仰、宽广的胸怀和顽强的意志。今天，我们要认真学习我党我军领导人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涵养大气的胸怀气度和执著坚定的意志品格，坚决贯彻落实胡主席提出的“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重要指示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任务非常艰巨。特别是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历史经验表明，每逢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思想文化渗透就会进一步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会更加尖锐复杂。这对部队建设提出了特殊政治要求。胡主席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事关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全局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体现了对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特殊政治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更加坚定;必须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服从党和军队建设事业需要的行动更加自觉;必须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贯彻执行各项法规制度和上级决策指示更加坚决，切实以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推进部队建设科学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队政治理论教育二系主任)

庹平：朱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缔造人民军队的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它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一个艰难缔造的历程。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不屈不挠地为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而顽强奋斗，谱写了中国共产党艰难缔造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辉篇章。

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充分发挥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3个军。“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朱德早在1925年就立下“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工作”的宏伟志愿，又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十分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他不负党的重托，为南昌起义的酝酿、准备和发动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周恩来征求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时，提出的党到江西发展武装力量的建议，成为党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的重要参考。他在党中央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后，根据党的安排前往南昌了解敌情，精心绘制了一张详细的南昌市敌军布防图交给周恩来。周恩来非常满意地称赞他“为准备起义立了一大功!”“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在南昌起义正式打响前执行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宴请南昌市两个敌军团长，使其放松警惕，并在得知起义军内有叛徒告密的紧急情况下，立即赶往第二十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使起义提前发动。他在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军事行动中担任南下先遣司令，担任开路先锋，沿途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安排宿营。他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和第九军教导团配合其他主力在瑞金、会昌与国民党军激战，打了一些胜仗。他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在三河坝背水与约2万人的敌军激战3天3夜，以自身伤亡较大的代价，大量地杀伤敌人，在完成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后，主动撤出三河坝。

在南昌起义军余部面临绝境的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担当保存革命火种的重任

在酝酿决策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只能模仿俄国十月革命以占领城市为革命战争的中心目标。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根据起义前党中央的决定，南下广东，准备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进而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结果，南下广东的军事行动遭到严重失败。起义军余部除1300余人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外，剩下就只有朱德率领的由三河坝和潮汕撤退下来的这支约2000人的队伍。

朱德率部撤退至广东饶平后，敌人大军压境，从四面八方扑来，起义军随时都有可能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主义的情绪笼罩全军，军心涣散。对党有着坚定信念的朱德，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勇于做失败时的英雄，决心把这支部队带出困境。他在茂芝全德学校召集部队干部会议，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等问题。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他还坚决地表示说：“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朱德的意见得到陈毅等人的坚决支持。一些有失败情绪的干部，被朱德坚定的革命意志所感动，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后，朱德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要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要带领这支部队到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找个立足点、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等4条重要决议，确定了部队总的军事行动方向：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整顿思想，培养新生人民军队坚定的革命意志

朱德率领这支部队离开茂芝，经福建沿闽粤边界北上途中，与尾追的敌军发生激战，部队受到很大的伤亡和散失。当部队到达江西安远的天心圩时，仍然没有摆脱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困境。失败的情绪再次蔓延开来。这时，一些经不起失败考验的官兵相继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甚至要求解散部队。针对这种军心涣散，官兵离队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统一官兵的思想，加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在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先后在江西省安远县天心圩、大余县地区、崇义县上堡，3次进行了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在天心圩进行的第一整，就是整顿思想，主要是针对部队官兵思想混乱、军心涣散而进行的一次坚定革命信念的思想教育。朱德在回忆这次整顿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在整顿中，朱德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失败了，但中国革命一定会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取得最后胜利。“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还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朱德还分析目前形势说：“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朱德的讲话极其真诚而又有强大的感染力，使与会的干部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增强了革命意志和信念。后来陈毅十分感慨地回忆说：“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强群众的革命信念。”“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的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通过这次整顿，虽然让一批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但留下来的七八百人经过了严峻锻炼和考验，成为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他们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革命精神得到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建立新的军事指挥制度，

加强党对新生人民军队的全面领导

在大余进行的第二整，主要是整顿党、团组织和整编部队。整顿党、团组织，主要是重新登记党、团员，调整党、团组织，发展一批党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依靠他们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巩固队伍。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加强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粟裕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为了更有利于指挥作战，还进一步整编了部队。主要取消了“军、师、团”建制，根据实际人数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回忆说：“在大余，我们把部队分成5个支队，每一支队设有政治指导员一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尽量吸收新党员。旧的军事指挥制度取消，代之以直接指挥的制度。”显然，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就这样初步建立起来了。

通过这次整顿，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已成为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成为一团不灭的革命火炬。后来，陈毅总结党的领导对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时说：“党强则强，党弱则弱，弱者必败。海陆丰的力量本来比朱德的力量大，但海陆丰失败了，就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弱。”

制定铁的纪律，转变作战形式，

提高新生人民军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在上堡进行的第三整，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部队到达上堡后，由于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一时无暇他顾。朱德抓住这一时机，部署部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在打土豪分财物的过程中，制定纪律和加强遵守纪律的教育，成为这支部队纪律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在朱德的指导和支持下，部队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对官兵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并且严格执行纪律，枪毙了3名抢劫当铺的士兵。

在整顿纪律的同时，还对部队进行新的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认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因为现在的敌人是强大的，我们是从大革命失败后“才开始搞自己的武装，人少，枪也少。要想战斗打得赢，以少胜多，就要根据我们的条件，讲求新的战术”。为适应打游击战的新战术，由朱德口述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规定在战斗队形上把旧式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把旧式的一字散兵线改为人字队形，既有利于对敌交叉射击，消灭死角，又减少自己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的杀伤。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游击战的战斗动作和战术要求。

通过这次整顿，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后来朱德回忆说：“到赣南大余时……开始上山，在山上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

带领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上井冈山，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组成名扬天下的“朱毛红军”

在“赣南三整”期间，朱德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利用与范石生的同学关系，在部队编制不变、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等条件下，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建立统一战线，使部队的子弹、被服、医药等方面得到很好的补充。1928年初，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部，转入湘南，于1月12日在宜章发动湘南起义。接着，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参军，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在短短的3个多月里，湘南起义的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又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因“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湘南起义失败。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主动撤出湘南，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3个师。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是毛泽东和朱德艰难缔造的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部队。正如朱德所说：“这两支部队的会合，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回顾朱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缔造人民军队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的经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从艰难缔造人民军队之初，就精心培育人民军队服从党的领导、革命意志坚定、军纪严明、战略战术灵活、不屈不挠等优良革命传统。在人民军队85年的顽强奋斗中，这些传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胡锦涛总书记把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高度概括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并特别强调指出：“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我们纪念南昌起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确保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

费虹寰：艰难缔造，精神永存

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85周年。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越来越闪耀出夺目的光彩，显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八一南昌起义，萧克将军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伟大政治意义。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在历史上永放光辉吗?”毋庸置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八一南昌起义都以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而被深深铭记。

首先，南昌起义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顽强奋斗，不屈不挠，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后期，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大局，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党的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全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脱党、叛党行为时有发生，党内思想极度混乱，而人数众多的中间派人士也开始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面对着被瓦解和被消灭的危险，“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的历史选择。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崭新姿态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艰苦努力，为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一条独立领导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砺中，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寻到的新出路。

这种在绝境中求生、在迷途中寻路的伟大实践，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作支撑，没有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作保证，没有坚持并善于思想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作基础，是不可能完成革命在挫折和失败后的浴火重生的。

正是在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经过85年血与火的磨练和考验，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新型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支人民军队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熔铸在每一个军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

第二，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时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党对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对于武装斗争，“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里，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分析，建立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南昌起义组织和发动初期，我党曾一度准备依靠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发现张发奎已经投靠汪精卫，起义领导人毅然决定“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这一重大决策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无奈之举，实际上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从南昌起义出发，又经历了秋收起义、广州暴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艰苦斗争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正如陈毅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来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自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的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的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发端。此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不重视利用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主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并要求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忽视对武装斗争的独立领导，势必在革命形势发生逆转的时候无所凭依，手足无措，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南昌起义，为我党独立地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历史契机。从此，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并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贺龙曾经指出：“我党独立地建立军队和指挥军队作战，是从南昌起义才开始的。”

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南昌起义胜利当天，革命委员会就宣布，南昌起义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在最近期内努力的纲领，是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农村之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虽然没有立即进行土地分配，但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的尝试，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做了有益的探索，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各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昌起义开始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并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极大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党在牢牢把握革命领导权的基础上，紧紧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不断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正如朱德在南昌起义30周年时所指出的：南昌起义“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肩负起来”。

第三，南昌起义开始了创建一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探索。

什么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怎样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一直是有识之士苦苦思考的重要问题。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周恩来等人就在国民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必须坚持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成为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南昌起义时，我们党掌握和影响了一批政治上进步的国民党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由于党组织设在团一级，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起义部队官兵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起义失败后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参加南昌起义余部中，也存在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中。“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面对新的困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依然在第一线指挥军队的朱德和毛泽东，开始了人民军队马克思主义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1927年10月至11月，朱德在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先后进行了军史上著名的“赣南三整”，主要是围绕着革命信念教育、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整顿纪律和军事训练等方面逐步开展的。这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军政训练，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开辟罗霄山脉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正如朱德后来所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

比朱德进行“赣南三整”稍早，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三湾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的基础上，作出了整编部队，“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等重大决定，从而进一步在组织制度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朱德的“赣南三整”和毛泽东的“三湾改编”，都是党在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上，根据实践的需要，努力探索，大胆创新，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他们几乎同时找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新发展，奠定了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这说明，事非经过不知难，客观实践的需求和压力是一切伟大创造的起点，时刻把握客观发展的新要求，新动向，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实践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四，南昌起义锻造了数支革命队伍，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和壮大奠定了人才基础。

南昌起义，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起义部队缺乏斗争经验，没有树立起“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的明确观念而最终失败，起义官兵大部牺牲或失散了。但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起义军余部没有被打垮、拖散，最终在浴血奋战中成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董朗、颜昌颐率领的余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改编为红二师，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回到湘西，坚持武装斗争，在桑植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经过南昌起义和南征战斗洗礼的起义军官兵，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后来我军的将帅人才。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被誉为“伟大的军事家”，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和积极策应过南昌起义的叶剑英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陈赓、许光达等被授予大将军衔。他们在人民军队成长、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动于85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作为伟大的人民军队的历史起点，早已彪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光辉的历史丰碑上。而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信念、智慧、勇气和伟大精神，以及从南昌起义开始缔造并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军魂，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一处处长)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万 强 潘 瑀

第3篇：纪念中共八大召开５０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当代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纪念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现将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专家们的部分发言摘登于此(按发言先后为序)，以飨读者。

说到底要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侯树栋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经过成功和失败的反复比较，终于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之路。正是这条道路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成就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业;正是这条道路使我们取得了丰富经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当我们回顾这段艰辛而光辉的历程时，留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我们党有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不仅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武器，也是我们丰富经验中的哲学总结，它在诸多基本经验中具有核心和灵魂的意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应该说开始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便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经过《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论证，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苏联”到“走自己的路”的过程。当他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他就在实事求是哲学的指引下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哲学名篇，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理论，阐发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则和科学方法，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阐发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战略举措，如经济上的工业化道路问题、政治上的民主问题、文化上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问题等，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诚然，正因为是“走自己的路”，就难免会犯错误，甚至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这些错误也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借鉴，知道这样的路不可走;同时毛泽东在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总结时，又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走群众路线”，要人们“按辩证法办事”，为后人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成功于邓小平。这个成功的实践表现就是在富强、民主和文明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步伐，得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承认和尊敬。这个成功的理论表现，就是邓小平提出了时代主题转换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并根据这些基本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和方针政策。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同一个思想基础，就是实事求是哲学。邓小平“复出”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系统地阐发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并称自己就是个“实事求是派”。之后结合新的实践要求，提出了两大命题：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为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首先要解放思想。而要解放思想，就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要“讲民主”，让大家讲话，创造解放思想的社会政治环境;就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实践的要求而发展，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二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有关实事求是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对实事求是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的阐发，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真正使实事求是成为一条实实在在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邓小平这个发展了的实事求是哲学，成了他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动力和思想武器。

江泽民拓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业。这集中地体现在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他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大主题，重新审视历史经验，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观点，如经济上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等;在政治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等;在文化上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等;在党的建设上，则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能力和领导作风等方面，完善了新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经验的理论总结，而这些新经验无疑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更贴切地说，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晶。在江泽民看来，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没有了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会真正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回顾我们党探索中国建设道路的历程以及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首先是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的特征和危害提出了实事求是问题，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其次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问题，着重解决的问题是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把解放思想看作是达于实事求是的当然前提;再次是江泽民针对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与时俱进问题，要求人们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唯有如此才能始终走在实事求是的大路上。这三句话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实事求是是本质和核心，解放思想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与时俱进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正是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而且具有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这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我们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锐利武器，同时它又是在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铸造的。如果从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而言，它就是诸多经验中具有灵魂意义的最高经验。

胡锦涛的历史性功绩之一，就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命题，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按统筹的方法论办事。认为这就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为指导提

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举措，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引领我们前进。

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90扩大党内民主

沙健孙

1.关于八大路线的制定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制定了适应新的情况、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针。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局。

为了混淆视听，有人刻意制造了关于中共八大的一个离奇的谎言，说什么“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泽东以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为了反对八大路线。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就不仅不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而且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探索的对立面的了。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公然的伪造。参与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的访谈录《百年回眸刘少奇》、林克等所著《历史的真实》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有关记载，已经彻底戳穿了这种谎言。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始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先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据邓力群回忆说：少奇同志开始准备八大的报告，首先是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的报告稿出来以后，他就找胡乔木看。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个报告作为一个学术报告是很好的，但作为党的政治报告不行。少奇同志说，那好，你去改。修改了两次，也没改好。这期间，毛主席在少数人的范围里讲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观点。毛主席讲完后当晚大约10点多钟，少奇同志赶紧把我们这些人找去，说，唉呀，这个政治报告改来改去，乔木也搞不透，现在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以十大关系为我们这个报告的纲。八大报告，以后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由胡乔木改的。可以说，八大报告是少奇和毛主席两人密切合作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也亲自讲过。他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提出的。”

再看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情况。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从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及其他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前后达19次。在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就有21份。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复交换过意见。毛泽东发出的信函有24件，大部分是写给刘少奇的。临定稿时，毛泽东在9月11日又致信刘少奇，说：“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9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讲到，报告起草的过程，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过程。他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情况的确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所谓“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等等，毫无事实根据，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另外，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在八大开过不久即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了。实际的情况是，毛泽东当时根本没有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只是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对八大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是否妥当曾经表示过怀疑。这个提法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临时加进决议草案的提法，是由陈伯达和康生商量后，在大会闭幕式开始前一小时由陈伯达、胡乔木一起去请示毛泽东的。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句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当时同意了。但在事后，他感到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说过：“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意思是，强调这个矛盾，无非是要求多搞一点生产力就是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消极后果，所以他也并没有要求对这个提法正式作出修改。应当说，这个提法确实是不够完善的。因为按照这个提法，有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似乎我国的社会制度并不是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似乎我国在社会制度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而在事实上，本质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一产生就是就尽善尽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制度仍然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正因为如此，不仅在毛泽东提出疑问的当时，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都没有再使用这个提法。由此可见，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一个确实不够完善的提法提出疑问，说成是他根本上反对八大路线，这纯属误解，与历史的真实并不符合。

由于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认为，讲清楚有关的历史真相，是很有必要的。

2.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主张和规定

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为了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大会强调，“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大会尤其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就曾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讲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首先，毛泽东指出，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执行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其次，他强调“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他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展，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再次，他主张党内应当有自由讨论。他认为，对党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1956年年初，有单位反映，一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对此，毛泽东专门致信刘少奇等：“我认为这种自由讨论，不应当去禁止。”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提出，党的领导制度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革，具体意见是：党中央除主席外，设几个副主席，设一个总书记;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党的代表五年一任;他本人考虑在适当时候辞去党主席的职务;等等。采取这

些措施，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健全党内的民主制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和八大代表的赞同，并在八大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其中的三项。主要是：

第一，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在对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的创造精神，而且可以使惯于墨守成规的领导人员改变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他还指出，允许党员提不同意见和保留不同意见，是有益无害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被证明真理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就对待同中央有不同意见而犯了路线错误的党员应采取的方针讲过一个意见。他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第二，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决定，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为此，党章增加了以下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这个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按照这个规定办事，不仅不会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对人民、对事业的负责精神，而且对保证上级组织乃至中央的决策能够真正符合实际也有很大的好处。

第三，规定县一级以上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除此之外，毛泽东提出的设几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意见也被采纳了。党章关于必要时党可设名誉主席的规定，也是为应对毛泽东一旦提出辞去主席职务这个情况而作出的。

总之，八大党章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新规定，正如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助于“促进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

应当说，八大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决定，对于我们今天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有启发性的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要保持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其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而在这方面，发扬党内民主尤其是一个关键。因为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来促进人民民主，这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认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途径。

记取历史经验，坚持稳步前进

房维中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徒然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具体分析了1955、1956年的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强调指出了“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指出：“当我们制定1956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而且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存在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的，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八大讲的这些积极稳妥、既不要保守也不要急躁冒进、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稳步前进、反对急于求成的思想。

在八大之前和八大之后，陈云是党内坚持稳步前进、反对急于求成的代表人物。1957年他就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1979年他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1982年他提出“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1982年他提出：“要分清前十年和后十年，要抓住这两个十年的区别;前十年必须稳当，如果在这十年乱上基本建设，经济又会出现混乱”。1983年他接着讲“翻两番只能翻好，不能翻乱”。1986年他说基本建设投资“要多搞是爱国，但是，实事求是地搞才是真爱国。同志们，头脑要清醒些!”陈云的经济思想有时被接受了，更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接受，因而经济发展出现了多次曲折。

历史经验证明，在八大以后的几十年经济发展中，犯思想保守、裹足不前的时候少，犯急于求成、经济过热的时候多。而每次急于求成、经济过热，总是由于建设规模搞得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严重不平衡，难以持续，不得不进行大的调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左右，但必须看到这中间发生了几次大上大下。大上时速度达到百分之几十，大下时只有3%～4%，甚至负增长。

第一次是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基本建设投资三年间增长了1.71倍，年均增

长40%，经济增长速度1958年达到21.3%，造成国家财政连续三年出现巨额赤字，银行现金投放过多，出现了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58年为-1.1%，1959年为0.3%，1961年上升到16.1%。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把投资规模压缩下来，经济增长速度1961年比上年下降27.3%，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1978两年。为了追求新的大跃进，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1978年建设规模比1977年增长了31%，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7%，使国家财政在1979、1980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赤字，银行信贷投放过多，1980年物价上涨7.5%，1979年不得不进行调整，1980年被迫进行大调整，把建设规模压缩下来，1981年速度降为5.2%，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三次是1984～1988年的追逐经济翻番和提前翻番。1984年固定资产投资由上年的16.2%上升到28.2%，1985年又上升到38.8%，1986年实行软着陆，1987年控制到21.5%，1988年又上升到25.4%，经济还没有着陆又再次起飞。经济增长速度1984年上升到15.2%，1988年为11.3%。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国家财政赤字逐年增多，银行大量投放货币，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3年为2.0%，1988、1989年上升到18%。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从1989年起进行再一次大调整，把投资规模压缩下来，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降到3.8%，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四次是1992～1994年的大干快上。这三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分别为44.4%、61.8%、30.4%，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银行大量投放货币，又一次出现了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1年为3.4%，1994年上升到24.1%。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又一次进行大调整，把投资的增长速度减慢下来，1996年减到14.8%，1997年减到8.8%，经济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14.2%，降到1998年的7.8%，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以上四次经济过热，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通货膨胀，不得不进行调整。

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又出现了过快增长的势头。2003～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前三年的平均13%上升到25%以上，三年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翻了一番，其根源是各地区急于求成，相互攀比速度，追求提前翻番、提前实现小康。这一次出现的问题与前三次不同，没有出现资金困难，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而是出现了对资源的无序和过度开发，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出口过多，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全国能源消耗总量，2000～2002年三年间增长了13.4%，年均增长4.5%;2003～2005年，三年间增长了46.6%，年均增长15.5%，国内能源总需求远远超出了国内的能源总供给。主要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2000～2002年是逐年减少的，2003年又显著增多，2003～2005年三年间增长了31.4%，平均每年增长10.5%，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对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危害。2005年我国GDP相当于全世界的4%～5%，但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煤炭的消费总量已占全世界的36.9%，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最大的恶果是资源和环境难以为继，国民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它的危害不亚于通货膨胀。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和2006年计划，要求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求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转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并导致环境恶化的增长方式，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年国家计划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降为18%，是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一个重大举措。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执行。200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出现了过快增长的势头，其增长速度超过了2005年。如果不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200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将达到11万亿元以上，当年新增国内生产总值将全部化为固定资产投资，其增幅将超过2003～2005年间的任何一年。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超过25%，投资总量三年就再翻一番，这是无法承受的。

在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有什么危害?最大的危害是造成生产能力的大量重复建设，加剧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如果“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控制不住新开工项目，控制不住建设规模，整个“十一五”规划部署将被打乱，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变增长方式等等预期都将落空。随之而来的是金融风险加大，大量的贷款会因到期收不回来形成呆账和坏账。

由于投资规模过大，造成钢材、水泥等的需求量增加，钢材价格由下降转为上升，一些需要淘汰和限制生产的钢铁企业又把设备开动起来，造成生产的更大盲目性。今年1～5月钢的产量增幅达到18.6%，完全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向相悖。

由于重化工业的盲目扩张，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也随之增大，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今年计划要求，全年万元产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2%，然而上半年执行结果是这些指标不降反升：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2.1%，万元产值能耗上升了0.8%，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了6.5%，化学需氧量上升了4.1%。这说明，能不能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关系到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和2006年计划能不能顺利实现和经济社会发展能不能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有的学者把有没有通货膨胀作为经济热不热的标准，这不符合实际。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有密切关系，但通货膨胀都是由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而且与经济过热有一个滞后期。不制止投资过热，就必然出现通货膨胀，等到出现了通货膨胀才去制止经济过热那就晚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出现通货紧缩，那只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要为当前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表象所迷惑。不问增长速度多快、危险到什么程度，不问付出的代价多大、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只要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就认定经济增长不是过热，那是极为有害的。

为什么从“一五”时期起，年年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制止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又年年控制不住?认识上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不富裕，领导干部不甘心于现状，容易求成心切，产生急躁情绪。体制上的原因，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的计划自主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中央制定的全国计划与地方制定的地区计划预期目标不一致，地区的目标大大高于全国的目标，各地区执行的是地区的计划而不是全国的计划，因此全国计划往往被架空;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由于与地方利益相冲突难以做到令行禁止。另外，实

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地方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往往不是以市场为主体，而是强化政府的意图，由政府直接规定建设项目，主导资源的配置。由于市场不能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财税、价格以及干部考核体制上存在缺陷，中央对市场经济采取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当前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体制决定的，因此责怪哪一个人、责怪哪一个省市领导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何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如何从体制上深入解决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讲了这样一段话：“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没有坚实的体制基础。这些问题既是经济运行中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这些话非常重要，应当坚决付诸实施。

纪念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在经济建设上重温八大提出的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亦即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坚持稳步前进，防止急于求成，对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与党的八大路线

梁　柱

由于八大路线的正确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由于毛泽东晚年离开了八大路线，于是有人就在八大问题上做文章，把毛泽东同八大路线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编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路线斗争。这是一种歪曲历史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事实上，八大路线不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而且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的重要表现。毛泽东为制定八大路线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无法抹杀的。

首先，毛泽东这时提出的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为八大路线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原则。

八大召开的1956年，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而这一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则是其始作俑者。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命题。毛泽东的上述重要思想在八大期间反复作了强调。我们知道，在八大召开前夕他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以学习苏联为例，指明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功。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他还尖锐地批评了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他说：“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可以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这显然也蕴涵了对苏共现领导的思想作风的批评，表达了要独立自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重要思想。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在民主革命中走过了很多曲折的道路，“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一条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好更快的建设道路。正因为有了这样正确的思想原则，使八大成为毛泽东所期望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良好开端。

其次，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提供了指导思想，奠定了八大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早在1952年底，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后因种种原因而延宕。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要对八大的指导思想作相应的调整。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进行了建国以后对经济建设问题时间较长、内容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活动，既是为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是为八大的召开做准备。毛泽东听取了中央34个工作部门的汇报，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集中概括并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这篇报告，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为八大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当时八大路线的制定，须要回答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一是要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准确判断;二是要对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作出正确定位。而《论十大关系》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是把它作为基本方针提了出来。这不但说明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主要地位，而且也反映了这时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阶级斗争已退居次要地位，否则是提不出这样的任务的。在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涉及社会矛盾的，诸如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只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属于敌我矛盾，也作出“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判断。应当说，

毛泽东这时对国情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稍后作出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但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论断，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这时毛泽东的认识，同八大提出的“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还要强调指出，毛泽东这时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同八大提出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是完全一致的。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要为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而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就确定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的“一化三改”的内容。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曾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1956年1月25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力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8月22日，他在八大前夕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八大会议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就更加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当八大报告起草工作明确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作为指导思想后，起草小组经过研究又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应当说这是符合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主要精神和思想的。这个重要思想，他在八大开幕词中又一次重申，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正是党的八大的主题，也是八大路线的主题。

再者，毛泽东为八大的准备和召开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为八大路线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在八大只致了开幕词，主要报告是由刘少奇作的。八大期间他曾用幽默的口吻同外国代表团说：“我老了，这次大会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这反映了他对接班人的期望，也是他希望退居二线、能集中精力思考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的真实想法。但在事实上，八大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和顺利召开，毛泽东都起了核心和主导作用。如前所述，他在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成为八大的指导方针;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自7月初政治报告第一稿形成后，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报告的讨论和修改，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正是毛泽东这种辛勤的工作，汇集了全党的智慧，为把八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诚然，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造成了历史的不幸。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抹杀毛泽东对八大的杰出贡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党的八大“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正因为这样，使我们党能自觉地坚持探索的社会主义方向;一旦在探索中出现失误，只要认识了，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党的八大与改革开放

林炎志

党的八大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既总结了历史，肯定了成绩，又提出了问题，设想了方向。这些设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为改革开放的迅速开展、顺利发展储备了理论武器。

首先，八大对“一化三改”的正确总结与肯定，不仅使我党20多年后开始搞改革开放能够有四项基本原则做底线，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反复或曲折，而且使我党从原来建国后要搞相当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的设想转入了搞社会主义的设计，并且在全党取得了基本共识。这个基本共识一方面来自我们“一化三改”搞得比较成功，另一方面来自我党总结认识得比较准确，比较实事求是。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党已经认识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同时，八大前后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有了一个较大的进步，有了这个共识非常重要。这对提高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发展我党的历史先进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我党能够经过改革开放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的最前沿;具有了领先于很多现代发达国家的潜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的空间。

可以说，从实践上，从具体路径和政策上，我党搞社会主义的决心、信心自八大始。之后，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尽管人民公社化在管理上过“左”了，但人民公社化把土地集体化了，中国农村十几亿亩的土地实行了公有制。这实在是一件世界级的大事。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土地公有化给我们现在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1)给招商引资提供了大批的原始积累;(2)给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3)给我国后来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科学规划、调整分布结构的自由度，并且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改革开放后，我们充分认识到，土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本要素，其特殊性、重要性在各种资本要素中仅次于“人”。

八大前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对土地所有权的改造奠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基础。这是八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之一。

八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之二，就是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提出了重心转变。

党的八大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这个概念比概念本身还重要，这是八大的一个伟大贡献。

这个认识在当时是相对正确的，它的正确性引发了八大之后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那些成就，引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启动、发展，也引出了对它否定性的思考与实践。毛泽东最先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命题与绝对真理之间的距离。他说：“我们又犯了错误。‘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错误，怎样纠正请大家想想办法。”什么是对的命题，毛泽东当时也没有回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提出之前，我们没有实践的经验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现在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开放，有了一点认识。

“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八大”时，还是新时期，都很难具备社会主要矛盾的功能。因为从社会生产发展的无限性看，“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具有永恒的特点。不管什么社会形态、什么历史阶段，“人民需要”从愿望上讲都是无限增长的。不管什么历史时期，处于发展中的生产力总具有前进性，永远需要提高。矛盾之所以是矛盾，

在于矛盾的双方天然存在着某种反对对方的自发性(本质的冲动)。生产的进步，并不反对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更不反对生产的发展，两者的动态指向是协调关系，不是对立统一关系。而且，更关键的一点，“要求”和“需要”也难以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落后”可能隐含着速度矛盾。但是相对落后是比较而言，不是事物内部固有的自发性矛盾倾向(胡绳认为，毛主席后来反对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落后与否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比较。来自数量的矛盾不能放在有性质规定的矛盾位置上。从概念上看，原来的表述也有欠准确之处。“落后的社会生产”固然有人的落后，但这里更多地被理解为物的落后——生产装备和技术的落后。社会矛盾不应是人与物的矛盾。更重要的概念问题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是一个与“生产力”有同样基础地位的概念。一个缺少客观一致性的概念不可能引导一个大党的队伍自觉地去认识和解决纷繁的社会具体矛盾。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定义主观主义色彩太重、行政性计划经济的短缺历史背景影响太重，往往容易从这里引出“左”或右的判断来。主要矛盾应该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在这个表述中，生产关系不易找到位置，“需要”与“落后”很难与生产方式的结构沟通。这种表述自身的缺陷和“破绽”，是这种认识很轻易地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替代的一个内在原因。

和平执政与军事夺权这两种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联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应该看到，执政革命党产生中心任务的原因和渠道要比非执政革命党复杂得多、广泛得多。因为执政革命党居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非执政革命党处于非主要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非执政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方式必定是“打碎”现有关系，才能使自己真正居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是直接同一的。而执政党由于身处调控社会运行的核心地位，其产生中心工作、主要任务的因素就广泛得多，中心工作与主要矛盾的联系就不一定非常直接，大多时候主要矛盾是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方式也以驾驭和调控为主，不是要“打碎”主要矛盾，而是要利用主要矛盾，目的是使社会均衡运行，维持现存关系。经济建设是我党目前的中心工作，现代化发展是我党的首要历史任务。这个工作任务来自历史的种种客观要求——时代的规定性、人民群众的要求、国情的要求，也来自社会基本矛盾向前运动的要求。但工作任务本身毕竟是主观性质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中心工作、首要任务简单、直接地当成社会主要矛盾，或者一提到解决矛盾就以为仅仅是“斗争”、“打碎”、“为纲”的思路，其实这些怕面对矛盾的误解都是没有完成到执政意识的转变，是不当家的心理在作祟，是不会调控、不善于利用矛盾达到均衡运行的表现。我们应该利用社会主要矛盾去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是根据中心任务编制出一种说法套在客观社会头上。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上就不去研究“八大”提法的局限性。任何真理的相对性、认识的局限性都是相对真理逼近绝对真理的起点，是认识前进的起点，也是谬误侵入的弱点。主要矛盾的转换引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的转换，那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八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之三，就是对“自由市场”的尊重。

八大提出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必要补充，这实际上是接受“市场经济”思想的滥殇(“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消灭——又搞”论是“驾驭”概念，是否定之否定概念。陈云的“三个为主，三个为补充”思想后来发展为改革开放中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近些年的体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并没有完全排斥和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

陈云是最早意识到搞活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条重要的生命线，需要超出官商的单一路径，闯出一条繁荣市场、搞活经济的新路。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独特的“鸟笼经济论”的基本思想“宏观经济上用计划管住，微观经济上用市场搞活”就是由此萌发的。

“必要补充”思想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国情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坚持而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多次同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批评苏联斯大林时期过早地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刘少奇发挥了“两个必要补充”的思想，即以私人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必要补充;以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的必要补充。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经济、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主要概括为两条：一是必要补充作用;二是比较竞争激活作用。

周恩来也提出反对搞清一色、单打一的纯粹社会主义国有化体制，实行“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的新体制，以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

八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之四，就是扩大民主。这一条发展为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总结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新中国建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着力扩大民主、完善民主集中制。党的八大把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建设新型民主作为重要任务，甚至是中心课题。毛泽东把党的民主思想扩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刘少奇把人民积极参与和党的领导作为新型民主相互支撑的两大支点：“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他还阐释了扩大民主的其他问题，主要包括：扩大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扩大地方权力;扩大民主的一个特殊重要方面是扩大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注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扩大民主的重要政治保证首先是扩大党内民主，再就是完备法制，还要反对官僚主义。

周恩来总结苏联历史教训，认为集权过多、民主过少是其体制上的根本弊端，也是中国改进体制要解决的症结：“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不要把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之手，否则就坏事了。”

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个人崇拜问题的重要政治、制度根源是集权过多、民主不足，因而必须扩大和发展民主。邓小平把建立人民监督制度作为发展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突破口，认为制度、体制问题比个人作风、个人品格问题更重要、更关键、更具根本性。“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总之，研究八大与改革开放的联系、轨迹，是认识今后历史发展规律指向的重要依据。

党的八大前后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当今中国的发展壮大

李慎明

苏东剧变之后，使世界上10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国外共产党员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步入空前低潮，人类历史发生大曲折、大逆转。但是，社会主义中国则成为顶住这一逆流的中流砥柱。原因何在?当然，这首先应归功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归功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另外，追根溯源，与我们党在八大前后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纪念八大召开50周年的时刻，探讨八大前后我们党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当今中国的发展壮大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同样十分注意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从我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而保障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

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1956年，我们党即开始集中探索中国自己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道路探索的标志性起点，可以说是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提出。《论十大关系》的诞生，也为八大的顺利召开做好了相应的理论准备。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八大的召开，有着广阔而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其国内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准备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应该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更加艰难和复杂。在建设之初，我们基本上没有经验。因此，我们党提出“学习苏联”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是，任何经验都不能照抄照搬，何况，苏联的做法也并不都是成功的。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应该说，《论十大关系》主要讲的是经济问题，并明确作出了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估计。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重大方针，而且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战略问题。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又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在实质上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提出和回答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

我的理解，《论十大关系》与党的八大的核心与实质是在试图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在实际上又涉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些论述在本质上都是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另外，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甚至也可以说，毛泽东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在本质上都直接间接涉及了当时迫切需要改革的内容。毛泽东还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些应该说都是关于开放的内容。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八大召开的国际背景是：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既揭开了斯大林错误的盖子，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坚定地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放弃一些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的思想混乱，帝国主义也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新的浪潮，从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困难。我们党于1956年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既批评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同时又旗帜鲜明地表明：绝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党、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光荣历史。在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这实质是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又一次表示了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又说：“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既是对我们党决不做大国主义和决不屈服于大国主义的自警、自励，同时又是对斯大林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还是对赫鲁晓夫不要企图做老子党的提醒。这也表明了我们党走自己的路的决心。能不能正确评价斯大林，其实质也是能不能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原则问题。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8年3月，他又指出：“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关于这方面，他还有不少论

述。这实际上是想要进一步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

八大后，毛泽东在其发表的著作及谈话中，关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农业并重;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发展商品生产，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管理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要改善经营管理等。这一系列思想，实际上是想找到适应当时情况的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

毛泽东的“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等思想，实际上是想找出适应当时情况的关于开放的思想。但是，毛泽东更关注在进一步解决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在进一步进行经济战线革命的同时，如何进行政治和思想战线的革命的问题。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这部光辉著作中，在谈到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时，明确提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等六条标准，他还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在这六条标准中，实质上也都蕴含和贯穿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这与邓小平1979年3月提出的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指出：“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与邓小平后来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有100年的思想虽然有所区别，但也有其本质的一致性。这些思想，就其实质来说，都是试图进一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1945年7月在延安时。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了希望共产党在执政后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思想，明确提醒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曾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白成”。

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加高度关注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针对建国之初的情况，先后开展了“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还处决了地位高、功劳大的侵吞国家巨额资产的刘青山、张子善，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也可能是鉴于苏共二十大及其所造成后果这一严酷的事实，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以后，更多关注的是党在执政后如何防止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也可以说是为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的问题。

八大后，毛泽东继续探索。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探索，都没能有效解决防止党在执政后改变颜色这一重大、迫切而又带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才逐步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带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对毛泽东这一严重错误，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决不可重犯。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论是毛泽东的有益探索还是所犯的错误，都对我们党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最终形成，无论从教训、间接角度讲，还是从经验、直接角度讲，都做出过贡献。

也正是我们党在八大后开始所作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以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最终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才保证了我国在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下巍然屹立并快速发展。而苏联和照搬苏联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遭遇毁灭性灾难或巨大困难。比如：1989～1990年，在短短1年多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6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于1992年4月最终分裂为5个独立的共和国。伴随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开始实行混合所有制或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生产大幅度下滑，持续的通货膨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远远超出事先的估计。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大事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假若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假若我们允许苏联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把自己置于苏联所谓的“核保护伞”下，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加入经互会甚至华约，我们能有后来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吗?能有完备的其中包括“两弹一星”的强大的国防体系吗?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吗?能有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吗?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

历史是不可假设的。但历史却是可以比较的。据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6倍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左右，同期世界年均增长3.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居世界第1位。改革开放初国内生产总值为2165亿美元，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已经达到20000多亿美元，跃居世界第4位。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升到1.4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到2006年2月，外汇储备达8536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探索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的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由此提出了制度建设的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这一精神在八大上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特别重申了列宁关于领袖群体的论断，指出，“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邓小平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原则：(1)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2)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3)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应当是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第六，针对党执政后的新情况，突出地提出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

八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只有这样，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有效地扩大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和及时，才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具体情况和地方特点，党的生活才能生气勃勃，党的事业才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这里已经注意到了党内民主同发挥各级组织的创造力的关系问题。

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八大通过的党章还在制度上采取了以下措施：(1)把定期召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2)对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作了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做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3)对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作了适当的规定：一是区分了决议作出前后，“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二是赋予下级组织有在一定条件下请求上级组织改变决议的权利。“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中共八大期间，刘少奇在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时，还专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的问题。他指出：“从前我们党内有一种做法，就是不准人家保留意见，一定要他放弃意见。现在我们觉得这样不大好，心里不服就可以保留，但他一定要执行多数同志的决定。保留意见有好处，因为有可能大多数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也有少数情况下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党内允许发表和保留不同意见有好处，这样比较自然些。”

第七，根据党执政以后的新情况，对党员的条件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并特别提出了反对党员中的“特权”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党处于执政的地位，难免会混入那些“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的人，这些人在入党以后会损害群众的利益。对此，“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关于反对“特权”思想，党章专门规定：“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邓小平强调指出：“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

我们从七个方面回顾了中共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历史性贡献。尽管后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逐渐偏离了中共八大确立的路线，以致许多很好的思想或者未能坚持下去，或者未能实行，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这些思想非但没有褪去应有的光芒，反而显得更加珍贵。重温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新型农业合作化的思考

韩　康

在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许多人已经观察到一场新型的农业合作化正在中国农村悄然兴起。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在土地承包制改革后自发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探索，意义非常重大。

1.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搞好新农村建设，主要课题有三个：投入问题、组织问题和土地问题，新型合作化是农民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自发进行的制度改革探索。

我讲的新型农业合作化，是指当前农民合作经济和合作组织的发展，例如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区股份合作、专业性的经济合作等等。这种农民合作经济和合作组织的发展，同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强制推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完全不同。这是在土地承包制改革后，农民为谋求进一步发展和适应市场体制而自发进行的一种新制度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合作化。尽管这种新型农业合作化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但我认为其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重大。

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要放在一个大的发展背景中，才能真正看清楚。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搞好新农村建设，根据我的研究，现在的主要课题有三个：投入问题、组织问题和土地问题。

所谓投入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农村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投入和成长投入明显不足，近10年

来的投入增长甚至是递减的。首先是政府的财政性投入，之后是社会资金的投人，向城市经济特别是向大城市建设领域高度集中，对农村公共经济和农村基础性发展的投入则严重不足甚至缺失，由此带来农村发展滞后的一系列问题。在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怎么办?对农民个体经济来讲，谋求新发展唯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把高度分散的资源要素——人、土地和少量资金进行规模组合搞合作经济。

现在中央从强化投资入手展开新农村建设，是非常英明的。如以2006年中央财政和国债资金对“三农”的总投入3288亿为基数，保持今年增长率10.13%的水平，到2010年将接近年投入5000亿，再加上其他配套投入，应该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投入水平了。但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使用这个不断扩大的投入，有许多问题和矛盾并未解决。例如，怎样使农民的经济活动也能分享这个投入过程?怎样避免资金投入分散的个体农户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怎样把政府投入和农民投入的两个积极性调动起来?怎样才是最有效率的投入渠道和投人体制?怎样使这种投入行为充分满足农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怎样避免这种投入成为新一轮盲目扩大政绩的手段?等等。在这里，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可以为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选择。

农村的组织问题也可以叫组织化问题，包括农村的行政组织和农民的经济组织两个方面。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农民的经济组织化问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特别是经济组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进入近代发展以来没有真正解决好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一个重大历史难题。中国以小型家庭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关系结构现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2亿多户农民耕种着18.3亿亩土地，平均每户耕地7.2亩。在中国农村领域进行的一切改革、发展活动，都必须以认真看清和充分尊重这个基本生产关系特征为前提。在土地承包制使中国农民吃饱肚子之后，一个不断进行历史循环的古老问题又出现了。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活动力量单薄，如果不进行规模化、组织化、合作化的经济活动，就只能在生活温饱和小有积蓄的环境里兜圈子，永远不可能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由此，经济组织化和经济合作化的问题，就又一次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农民目前。

再说土地问题，无论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的角度上看，始终都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又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政策难题。这是因为，实行农民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起点，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标志性的东西，中央确定了这个基本制度30年不变的方针。但是，如何把这个基本方针和土地的规模经营与市场化合理流转结合起来，存在着许多矛盾。

土地承包制的经济优点是便于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有利解决农民家庭的吃饭、温饱问题，但经济缺点是小型分散经营，难以获得土地规模效益，又难以应对市场活动的种种风险，必然导致农民成为市场活动的弱势主体。由此，在土地承包制搞了许多年后，对这个制度的发展、调整和改变，实际上早已发生了，这或许可以称为是一种“后土地承包制时期”。在“后土地承包制时期”里，土地承包制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以发展、改革的名义进行的。然而这能否都一律视为发展、改革的尝试呢?这涉及十分复杂的评价问题，我认为不能笼统地这样看。首先，对农民土地承包的强行改变和行使土地规模经营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长时间来，各级政府凭借这种独享权利，通过同农民土地经营权的完全不等价交换，获取了巨额地租收益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成为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投入来源。这种情况尽管可以得到各种辩护性的解释和论证，或许也有某种并非不合理的理由，但由此导致出现的耕地面积递减，以及出现大量失地、失业、失保人群而导致的深刻社会问题，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

另一方面，农民对承包土地进行自发性的合并、流转、租让，甚至变相出售，实际上也在大量进行。有些行为可能是合理的，有些行为合理不合法，有些则完全是悖理、违规、违法的。因此，现在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我们必须在“后土地承包制时期”积极探索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既能兼容土地承包制长期稳定的方针——核心是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益，又能适应土地规模经营和市场化流转的要求。

对于上述投入问题、组织化问题和土地问题，中央政府一直在认真研究和积极应对，免除农业税就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创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正在成为引动全面发展的新契机。但实际上，农民早已行动起来了。我所讲的新型合作化和各种合作组织的发展，就是农民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自发进行的制度改革探索。

2.由农民创造的各种新型合作组织，各有其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特点，经过不断的发展进步，很可能成为解决当前“三农”难题和谋求未来长期发展的一个新体制基础。

现在由农民创造的合作经济和合作组织有各种形式，根据我们的观察，大致有五种模式：(1)农户+公司模式;(2)经济合作社模式;(3)土地股份经济模式;(4)规范企业化模式;(5)新集体所有制模式。

“农户+公司模式”是很多人一直推崇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由公司(企业)通过自己的专业化市场运营，把农户的市场交易活动承担下来，通过签订合同契约保证农户的市场收益，并承担市场风险，由此形成一个市场化分工的生产经营体系。雀巢公司和云南思茅种植咖啡的农户通过这种经济合作模式搞了十几年，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我对这种“农户+公司模式”在中国实践的普遍意义始终存疑。“农户+公司模式”基本上是美国人的发明，是美国农户的制度常识。但美国是大农户经济，17万农场主耕种着数亿亩土地，每户平均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它们同与之合作的公司(企业)是实力对等的经济伙伴。如前所讲，中国存在大量分散的小农户经济，其经济力量同与之合作的公司(企业)极不对等，一旦后者违规违约，倒霉的只能是农户。现在有人提出改造“农户+公司模式”，在“农户+公司”之外，再加上保险公司和投资机构，成为四极体制。我认为这个办法有改进，但上述基本制度弱点并未改变。由此，我认为改造这种模式的合理方法，应该是先把农户组织起来，成为“组织化农户+公司模式”。

关于农民的经济合作社，也有各种各样的操作形式，例如江苏省农民的专业经济合作社、农民社区经济合作社等等具体实践的案例。在这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实现形式，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考察，都属于股份合作制范畴，其主要制度特征就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直接统一、资本和劳动的直接联结。在进行合理计算之后，把农民所有的资源要素——土地、劳力、资金、生产资料、技术专利、房产等等，以及集体性的公共经济财产，划分成等值股份，分归农户持有。农户股东大会是经济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股份投票的民主程序设定管理机制。

我认为这种经济合作社体制的适应范围很有弹性。(1)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农民所有的资源要素可能只有土地、劳力和少量资金，用这种体制组织起来，至少可以创造出简单的资源规

模效益和集约效益，肯定优于个体分散体制。(2)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业机会更多，农民已有更加宽裕的财富积累，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就可以在更高水平的资源集约效益下，创造出财富的倍增效应。(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起来的集体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许多地方已被“私有化”分到个体农户，结果带来很多负面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找到一种更有效的集体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的增值方式。通过经济合作体制，就可以把这部分公有性财产和资源按照市场化的制度方式重新组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效能。在具体方式上，这种经济合作社的对象可以是资源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对某一特定资源、某一特定产品、某一特定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

关于土地股份经济组织的模式，涉及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的敏感问题，现在各地也有各种不同做法。我在这里讲的，是一种许多农民认为比较合理和能够较好规避风险的土地股份经济组织模式，可以称为“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这种“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一般以20年或30年的承包期为限，有如下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方式是农民直接参与经营和分红的土地股份经营。在明确土地承包权益人和确定土地股权价值后，土地折价入股，同其他要素股份联合运作，在生产经营活动结束后按股分红。在承包期内，土地股权可以继承、馈赠，经过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意后也可以转让。另一种方式是农民不直接参与经营和分红的土地股份经营。农民通过合理的地租定价——这个地租价格根据物价调整，基本收益高于个体农户的平均土地收益，然后把集合起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专业经济组织手中。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是，农民不承担土地经营风险，又得到稳定的土地收人，同时还可以转入其他领域工作获得非土地收入。这种“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如果发展、引导得法，很有可能为我们解决“后土地承包制时期”的土地难题提供一“解”，这正是我认为最有意义的地方。

同个体农户的土地生产经营相比，“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更加符合农业产业化和规模集约化的要求，可以明显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我认为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是农民在土地承包制后探索的一种新的土地经营制度，这种实践探索，可以为解决我在前面讲的那个“后土地承包制时期”出现的土地难题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路径。

实行“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土地使用权的最终归属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益是有保障的，这完全符合土地承包经营制30年不变的基本方针。同时，在20或30年内，农民的土地资源又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流转和重组，获得规模效益和专业化效益，大大提高农民的土地收入水平。在20或30年内的“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结束后，可能有两种发展前景：一是“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在新的环境下继续滚动发展;二是那个时候整体市场经济环境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发展、进步，“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被新的土地经营制度替代。实行“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可以为向非农产业流动的农民工提供有保障的土地权益。在短期内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建立的情况下，“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提供的稳定土地收入，就是最现实的保障，可以避免农民因脱离土地而丧失土地权益，处于失地、失业、失保的状况。

关于农村经济组织的规范企业化模式和新集体所有制模式，都有比较成功的案例，我不再赘述。

3.中国新型农业合作化的进一步发展，无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面临许多方面的难题，需要政府的积极扶助和科学管理，也需要理论研究的积极支持。

新型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可以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实践证明，中国农民有巨大的创造能力，他们常常比政府的设计更快捷、更聪明、更务实，在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许多使政府感到头痛的问题，农民常常会在自己的实际发展中找到出路。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在中国出现的新型农业合作化，各种形式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探索性的，有许多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是需要矫正的地方。同时，无论是合作组织的发展本身，还是在与其相关的政策、制度上，都面临许多需要认真研究的难题。这些难题是不能依靠农民经济组织的自发活动加以解决的。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经济合作组织的法律法理地位。这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济陛质究竟是什么?显然不属于任何一个类型的企业范畴。现在各种形式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例如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基本上都不是法人，或者不是具有法律法规意义的法人，有些只是受到地方政府认定的“经济法人”。由此，它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尤其是其合同契约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依据，显然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一旦在经济活动中发生法律纠纷，这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就可能遭受法律地位和法律依据缺失的风险。因此，制定、颁布一个关于合作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文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政府怎样对这些经济合作组织进行管理，也存在许多难点问题。现在政府对它们的具体管理，例如市场的进入、运营和退出，就很难规范进行。这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既然不属于企业范畴，自然不存在工商登记一类的市场准入问题，那么就可以允许农民进行自由组织吗?显然不行。如果政府应当对其准人资格加以适当审查，又应该由谁和怎样实施呢?又如，政府是否应对这些经济合作组织收税?怎样收税?问题就更加复杂。很多经济合作社主要搞自产自销的农产品，这似乎不应该纳税，但自产自销农产品的界限又应怎样合理设定呢?再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能不能破产呢?凡进入市场经济活动就有经营失败的风险，那么，应该怎样裁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破产呢?如果资不抵债必须破产怎么办?在破产偿债时，可能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经营权，这个资源能不能拿出去偿债呢?等等。

政府无权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自主经营权力进行行政干预，但也不能完全自由放任，需要加以合法合理的制约。现在一个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土地比较收益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肯定倾向选择土地的非农化经营，这就需要政府严格把握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不能任意改变土地的用途，否则耕地大量减少就可能发生。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建设和内部治理，也存在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每个农民的投入不可能完全一样，从而每人享有的股权肯定会有差异，怎样才能不搞股权平均主义，同时又能有效防止股权逐步向少数人集中出现少数人控制，特别是出现少数管理者的控制?农民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以直接生产者即农民的投入控制为前提的，这种直接生产者的投入行为有发展局限性，如果股份合作制经济要突破这种局限性，就需要引入更有实力的外在投资主体，而一旦引入这样的投资主体，直接生产者的投入控制就可能被改变，从而使股份合作制的经济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怎么处理这种两难困境?等等，还有许多其他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难题，才需要政府的积极扶助和科学管理，也需要理论研究的积极支持。

正确看待建国后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

朱佳木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对此进行了探索，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经济政策”。我们党的八大决议也确认过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观念，并最终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在党的十四大上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从那时至今14年的实践表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任何留恋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都是既缺乏理论根据又缺乏事实根据的;任何试图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都是既不利于跟上时代步伐又违背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就毫无意义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运用计划手段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完全没有用了呢?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历史的评价，也关系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完善。

我国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到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从1950年统一财经算起，长达42年;如果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也有39年，均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57年时间的70%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对如何搞好计划经济进行过艰辛探索。其中，虽有挫折有教训，但更有辉煌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而且，无论教训还是经验，都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如果无视或抹杀这一点，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中相当长一段历史，势必会在事实上被大打折扣，甚至被全盘否定。

在1953～1980年的头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发生过几次大起大落，存在效益不高、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自身固有的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的弊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计划经济年代出现的种种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而看不到那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当然，如果那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中能够允许使用市场调节的手段，如果制定计划时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建设成就本来可以更大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假设就否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抹杀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取得这些成就的历史性贡献。

从1980年执行“六五”计划开始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突飞猛进、举世瞩目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也不能不看到，头五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我国初步奠定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布局相对合理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支撑作用。还应当看到，这其中的“六五”、“七五”时期和“八五”的头两年，虽然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但经济体制在总体上说仍然属于计划经济;从“八五”的第三年以来，虽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的长处和优势仍然在宏观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唯独我们的市场经济能长时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

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年苏联和我国，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等原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都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发生过计划脱离实际的情况。但是，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不等于经济计划就必然出主观主义。事实上，无论苏联还是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对于如何使经济计划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都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例如，我们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计划的性质上，先后提出不能把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不能说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不能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定多高。在计划的战略目标上，先后提出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三步走”，等等。在制定计划的方针上，先后提出辩证处理诸如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工业与交通、通讯、能源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等关系;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厉行节约，勤俭建国;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在编制计划的原则上，先后提出要遵守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计划要做到按比例，必须进行综合平衡，使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综合平衡要从计划编制开始时就搞，从“短线”出发来搞，等等。在价值规律对计划的作用上，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领域仍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实现计划的方法上，先后提出既要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提倡全国一盘棋，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又要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财经纪律;要由中央掌握必须掌握的权力，尤其是必要的财权、财力，等等。

显而易见，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这些经验，包括改革开放后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的经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水平，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它们之中有的为计划经济时期建设成就的取得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有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的则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并将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可见，我们要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固然要借鉴西方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但更应当认真总结自己在搞计划经济时的经验。

今天，我们早已摆脱了资金、产能、运力不足和商品供应短缺的局面。但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出现了。例如，耕地不断减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淡水供应越来越紧张、石油和某

些矿产的对外依存度逐渐加大等等，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制约因素;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行业之间、人群之间分配差距过分悬殊，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潜在的金融风险加大等等，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另外，有些旧矛盾在形式上变了，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投资冲动强烈，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积累率过高，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核心技术专利和知名品牌很少等等，反映经济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一些干部仍存在急于求成的政绩观和盲目追求速度、忽视综合平衡、不注意增长后劲的发展观，注重引进而忽视吸收消化创新;一些地方仍有令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进行宏观调控上，除了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外，仍然要辅之以必要的计划手段、行政手段;在制定规划、计划上，仍然要强调尊重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注意综合平衡，反对盲目攀比速度，使各种重大比例关系协调，经济平稳发展;在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上，仍然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在对待资源短缺的问题上，仍然要提倡厉行节约的原则;在对待科技创新的问题上，仍然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对待有禁不止、自行其是的行为上，仍然要严肃财经纪律，维护中央的政令畅通。现在，中央对各级政府层层分解并考核招商引资指标的做法予以了明令废止;对各地投资1亿元以上的新开工项目要求登记清理，对少数违规开工的项目进行了严肃查处，对一些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土地占用、能源消耗等，下达了指令性的控制指标;对一些过热的行业，如房地产业，采取了上收贷款审批权、土地审批权和规定小户型在总建筑面积中的比例等行政措施。这些都说明，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有益经验，在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体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使这种新的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作为国史工作者，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建国后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历史，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真实，激励人民继续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侯树栋　沙健孙　房维中　梁　柱　林炎志　李慎明　李　捷　韩　康　朱佳木

第4篇： 八一复转军人座谈会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

大家好，我叫xx，来自锅检分院。时值举国上下喜庆中国人民解放军88周年之际，很荣幸能在许昌质监系统八一复转军人座谈会上发言。作为一名复转军人，我在感到光荣和自豪之余，更是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军人是荣誉的象征，是责任的体现，我深知它的大意、它的大写。我是一名1990年入伍的老兵，在军旗的伴随下沐浴了十年的日起日落，伴随着日落与风雨的历练，虽然军旗没有给我高官厚禄，也没有给我太多的许诺，但是我懂得他给我了勇敢、顽强和忠诚。

XX年，我有幸成为许昌锅检分院的一员，开始了从国家保卫者向建设者的角色转变。由于学历不高、文化底子薄、记忆力不好等局限性因素，为了尽快地适应新岗位，我本着“离队不忘本，转业不转志，退役不褪色”的精神追求，秉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理想信念，拿出当兵的那种能吃苦不认输的劲头，从一线检验员开始做起。脚踏实地地学习检验实践知识，不间断地加强承压类特种设备理论专业知识的学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孜孜不倦。通过不懈的努力学习，XX年一举考取了锅炉检验员资格证、压力容器检验 员资格证、压力管道检验员资格证。随后，被评为工程师，为进一步的能力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XX年，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顺利通过了锅炉检验师考试，为扎实开展锅炉检验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自进入许昌锅检分院以来，我深知锅检工作的特殊性、严谨性和专业性，暗暗立下“内练素质，外树形象”的斗志，持续发扬人民军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军人精神，时刻牢记部队的光荣传统，在危险面前冲上去;始终保持军人作风，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时刻保持军人的政治本色，积极为锅检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作为锅炉定检室主任，肩负着许昌市辖区内的锅炉定期检验工作，凡事以人民群众和企业利益为首位，处处以身作则，时刻听从领导指挥，发扬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集大家之合力完成检验工作，全面保质保量做好检验工作。面临艰巨的检验任务时，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加班加点，从不怕苦和累，从不推诿扯皮，拖拖拉拉，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面对检验急题、难题时，不畏缩，迎难而上，集思广益，反复琢磨，反复探讨，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决心寻求解决问题之道;面对检验工作质量时，站在被服务者的角度，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总是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尽最大所能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质量，为企业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自古人生最美是军旅，有了当兵的历史是光荣的、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更是难以忘怀的，那浓浓的军人气息——敢想敢干，踏实进取;为党忠诚、为国争光、为民奉献、为业效力的良好品质，将伴随我继续为锅检事业的蓬勃向上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第5篇：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

亲爱的各位老兵大家好：

请允许我代表xx村委会对老兵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聚会，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异常地兴奋。数载军旅生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结下今生不解的友情;多少年的离别光阴，却割不断我们与部队的浓厚的情谊!回忆当年，我们心境汹涌、万千感慨!很多年前，我们这些高原的热血男儿，响应故国的召唤，伴随时代的步伐，乘坐开往其他地方的列车，从此开始了我们的绿色军营生活。

炽热的军旅生活锻炼了我们的身体，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固结了我们的友情，形成了我们恰似劲松般坚忍不拔的军人作风，也铸就了我们有如磐石般倔强不屈的硬汉子性格。那段难以忘记的部队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打下了不灭的烙印，留下了我们恍如昨日的永久回忆;我们退伍发展在社会各条战线上都有不同贡献的有用人才。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自豪地说，在人生历程中，我们为有这样一段光荣的经历而感到无比地骄傲!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我们挥泪告别军营，奔赴各地，走上不同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依旧以军人顽强拼搏的作风退伍不退色，为国家的各项事业贡献着青春和热血。现在，在我们当中，有在国家机关忠于职守的人民公务员，有的是发展起来的私企老板，还有在农村默默耕耘的榜样，尽管，我们的工作岗位不尽相同，但是，战友之情依然如故。几十多年弹指间，光阴交替，年轮转换，流逝的时光能够衰老我们曾风华正茂的容颜，但无论怎样也不能拉远我们亲如兄弟的战友情缘。部队的生活虽然已离我们很远，可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却将永驻我们心间，伴随我们到永久。

各位老兵，人生短暂，情谊无价。我们相识在家，今日我们共聚一堂，是要重叙友情，再话当年。在今后的日子里，让我们携手并肩，以我们曾有的豪情当歌，用我们深厚的友情为凭，互帮互爱，团结拼搏，同等向前，配合两区发展的美好机遇，创造属于我们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各位。

第6篇：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

同志们：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支行党委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聚会，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异常地兴奋。数载军旅生涯，让你们每一个人都结下今生不解的友情;多少年的离别光阴，却割不断你们与部队的浓厚的情谊!回忆当年，你们心境汹涌、万千感慨!很多年前，你们这些热血男儿，响应故国的召唤，伴随时代的步伐，乘坐开往其他地方的列车，从此开始了你们的绿色军营生活。

炽热的军旅生活锻炼了你们的身体，锤炼了你们的意志，固结了你们的友情，形成了你们恰似劲松般坚忍不拔的军人作风，也铸就了你们有如磐石般倔强不屈的硬汉子性格。那段难以忘记的部队生活，在你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打下了不灭的烙印，留下了你们恍如昨日的永久回忆;你们退伍发展在金融战线上，为蒲城农行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天，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自豪地说，在人生历程中，你们为有这样一段光荣的经历而感到无比地骄傲!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你们挥泪告别军营，奔赴各地，走上不同工作岗位的时候，你们依旧以军人顽强拼搏的作风退伍不退色，为国家的金融事业贡献着青春和热血。尽管你们从事的工作岗位不同，但是，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一样。几十年弹指间，光阴交替，年轮转换，流逝的时光能够衰老你们曾经风华正茂的

容颜，但无论怎样也不能拉远你们亲如兄弟的战友情缘。部队的生活虽然已离你们很远，可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却将永驻你们心间，伴随你们到永久。

各位同志，人生短暂，情谊无价。我们相识在此，今日共聚一堂，重叙友情，再话当年。在今后的日子里，让我们携手并肩，以你们曾有的豪情当歌，用你们深厚的友情为凭，互帮互爱，团结拼搏，同等向前，配合农业银行发展的美好机遇，创造属于我们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各位。

第7篇：在“八一”座谈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在 “八一” 建军节来临之际，公司在包头运销公司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1周年。此时此际，作为一名复转军人，我感到特别光荣和自豪。首先，请允许我向长期以来尊重、理解、支持、帮助我的各级党政和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敬礼)

借此机会，我谈一下自己的一点体会，把近年来的思想、学习、工作情况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作以简要汇报：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1周年。81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名复转军人，我在感到光荣和自豪之余，更是感到了肩上的责任。人民军队好思想、好作风和好传统教育了我，今后，我将继续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刻苦努力，作风上保持艰苦奋斗，始终以良好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干好本职工作，为我公司的快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年是公司快速发展最为关键的一年。公司党政及时提出了“强一进一”战略目标，描绘了宏伟的发展蓝图，指明了广大干部职工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决心一如既往地发扬传统，勤奋学习，爱岗敬业，自强不息。

一、发扬传统。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扬人民军队具有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尤其是把我们陕北矿业公司广大干部职工长期以来培育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企业精神发扬光大，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周围的职工群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公司的快速发展建功立业。

二、勤奋学习。我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本领，提高在公司快速发展下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同时，要加强学习，既要学习政治理论，又要学习和掌握专业技术知识;既要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实践学习;既要重视知识上的丰富，又要重视能力上的提高。最后，还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在实践中求得真知，掌握过硬本领，为公司的快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爱岗敬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刻苦钻研，扎实工作，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实践中磨炼和培养自己，努力成为本岗位的骨干和专门人才。

四、自强不息。公司“强一进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一项创造性的伟大实践，为广大复转军人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广阔舞台。我要与时俱进，自强不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入党誓言。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和生活上等各方面给予我极大地关心和帮助，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舞台，这必将坚定我的信心，鼓舞我的士气，促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最后，我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敬礼)

第8篇：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最新2020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有哪些?作为军人，身在军营，心忧天下。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时刻想到中华民族不可欺，祖国领土不能丢。一起来看看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最新2020精选5篇，欢迎查阅!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1

尊敬的战友们，大家好!

在建军__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自发地在这儿欢聚一堂，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共同庆祝八一建军节。

我作为一名老兵，今天和战友们在一起庆祝军人的节日，心里非常高兴，心情非常激动，所以在这里发个言，以表达对部队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以表达对战友情谊的珍惜之意。

人民解放军所走过的__周年，是成长壮大的__年，是快速发展的__年，是不懈奋斗的__年，是威武文明的__年，是服务奉献的__年，是胜利前进的__年!

我们今天能自发地在这里满怀豪情地庆祝八一建军节，是因为我们曾经是这支队伍的一员。今天来这里的战友们，都是在部队工作过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的老兵。我们忘不了在部队那段热火朝天、丰富多彩、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战斗岁月。大家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敢于冲锋陷阵，勇于努力奋斗，始终不渝地学习着、认真刻苦地钻研着、从难从严地训练着、勤奋扎实地工作着、高度警惕地战斗着、无私无畏地奉献着、不断健康地成长着，训练场上，呈现着大家摸爬滚打的风采;执勤哨位上记录着大家忠于职守的身影;急难险重任务中，塑造着大家无私无畏的形象;工作岗位上，显露着大家乐于奉献的笑脸。战友们都把青春年华献给了部队建设，献给了人民事业，献给了国家的发展，用实际行动谱写了自己在人生旅途中当兵的那段光荣历史。可以这么说，军旗，因有战友们的积极奋斗而更加鲜红，八一，因有战友们的不断拼搏而更加鲜艳。我相信，部队的光荣史册上必将记录着那些为之拼命奋斗过的每一位军人。

在这里，我们也自豪地说：人生最美是军旅。有了当兵的历史是光荣的、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也是难以忘怀的。八一将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军旗将永远紧贴在我们的心坎上。

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建军节，还表达了大家对部队的感激之情，因为是部队培育了我们。是的，在部队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我们奉献了不少，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收获。是部队培养了我们的理想，这理想是事业有成的目标;是部队根植了我们的信念，这信念是事业有成的动力;是部队教给了我们的知识，这知识是事业有成的资本;是部队培育了我们的勤奋，这勤奋是事业有成的途径;是部队锻炼了我们的毅力，这毅力是事业有成的桥梁;是部队锻炼了我们的体质，这体质是事业有成的保证。战友们能在新的战线上施展自己的才华，竟现自己的才智，扬起不断奋斗的风帆，创造了丰硕的业绩，都充分表明了一点：部队确实能培养人、锻炼人、造就人。人民军队真正是一个大学校，更是胜过我们的母校。在部队学到的东西，到地方新的岗位能够大有作为，能够大显身手，能够大展宏图。

今天我们庆祝建军节，就是要继承和创新。开拓进取，这才是一个老兵应该具有的本色。庆祝建军节的根本意义，就是要创造未来，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我祝愿在岗的战友们在建设重庆这个新特区的征途上，肩负新使命、开阔新视野、跟上新形势、盯着新目标、把握新特点、适应新环境、广纳新资源、建立新关系、占领新舞台、敢施新举措、迈开新步子、再攀新高峰、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传播新经验、展示新形象、续写新历史、再谱新篇章!

在这里，也要祝愿退休的战友们确立新境界、掌握新政策、适应新规律、培养新乐趣、过好新生活、发挥新余热、争取新作为，有个好心态，做到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加强相互了解，珍惜战友情谊。由于缘分所致，我们在一起学习、工作、战斗、生活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大家在同一个堑壕里摸爬滚打、并肩战斗，互相关心、共同发展，所结成的战友情是值得珍视的。今天提供这个场合，就是意在利用这个机会，战友们相互交换最新信息，交流工作经验，选播成功之道，尽献致富新招，指点理财迷津，以增加了解、增进友谊，让我们的战友情谊更加亲密、更加牢固、更加永恒。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让真情常在;无论工作如何繁忙，让联络常在;无论电话还是短信，让问候常在;无论天涯还是咫尺，让祝福常在;无论何时何地，让我们的友谊常在!

最后，祝愿人民军队更加发展、更加强大!祝愿战友们及家人节日快乐!万事如意!全家幸福!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2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好!

相信我们大家都对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里有一句感人：“不抛弃，不放弃。”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这样一句话，完全道出了我们的军人的那份军旅情怀。这句“不抛弃，不放弃”被钢七连视为兵魂的口号，许三多做到了，他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和许三多的“不放弃”相比，有一种放弃则更让人感动。

史今为了让许三多能够在班长的位子上得到更大的锻炼，脱下了他心爱的军装;为了不拖累战友，在终点线前微笑着拉响了手中的求助弹;甘小宁拒绝了许三多递给他的那份口粮，坦然退出了选拔;而马小帅在被高成发现之后，拒绝了昔日连长的“好意”，用放弃来证明自己有“钢七连的骨头”。

史今放弃了，伍六一放弃了，甘小宁放弃了，马小帅放弃了，选择放弃他们无怨无悔，没有遗憾，没有惋惜，我们看见的只是他们脸上阳光般的微笑。少了一分成功的喜悦，而多了一分让人们发自心底的感动和敬意。

有人说，在军人的词典里就没有放弃这个词语;然而事实上在战场上不言放弃的军人在祖国和人民需要之时更懂得放弃的意义。

回想当年朱德、贺龙、叶挺为了理想毅然放弃_厚禄，投身革命，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邓稼先、钱学森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投身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用自己的毕生心血撑起了民族不屈的脊梁;董存瑞、黄继光更是在危急关头放弃了自己生命，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如今身处和平年代在祖国大江南北、海岛边防，坚守岗位的军人们，他们远离灯红酒绿，舍小家顾大家，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祖国繁荣昌盛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如今走进军营，穿上军装，成为一名革命军人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不言放弃”和“懂得放弃”这对看似相互矛盾的词语能够在军人的身上如此完美的融合一体。

作为军人：为了国家安全，我们不怕放弃生命;为了人民幸福，我们不惜放弃青春;为了取得胜利，我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军人气节，我们不食嗟来之食。

我们放弃青春是因为我们不放弃理想，我们放弃名利是因为我们不放弃信仰，我们放弃自由是因为我们不放弃纪律，我们放弃生命是因为我们不放弃胜利。

有人说我们傻，因为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有人说我们傻，因为人生最难得的莫过于自由;有人说我们傻，因为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家庭幸福合美;有人说我们傻，因为人生最美好的莫过于青春年华。

其实我们并不傻，我们渴望自由，但我们更遵守纪律;我们珍惜生命，但更懂得牺牲的价值;我们热爱青春年华，但祖国更需要我们默默奉献;我们希望家庭幸福，但人民更需要要我们放哨站岗。

如果有一天战争恶梦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到那时候属于自己的一切我们都不会放弃。然而只要这一天还没有来临，我们就不应该放下手中紧握的钢枪。

追求理想至死不渝，迎接挑战毫不畏惧，战胜敌人义无反顾，选择放弃无怨无悔，这就是一个中_人发至肺腑的心声。从军无悔，报国无怨，奉献青春图的就是保卫祖国繁荣富强，天下百姓幸福安康!

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扬起理想的风帆，张开梦想的翅膀，怀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向着胜利展翅翱翔吧!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3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战友们：

在这之前呢，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坐在台下听别人演讲的听众，但现在，我站在了这个台上，所以我知道大家最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么，那么在演讲和大家之间我愿意做一座友谊的桥梁，我是来自新兵一营一连四班的__，为大家准备的是《我自豪，因为我是军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怀揣报国的热情，从大学的校园一脚迈向部队，思想情感的煎熬与升华，念其那段生活，往往希望别人知道我的首先是新兵__做的怎么样，而不是大学生新兵__表现如何，我深深的为母校__大学的一切深感骄傲，同时，我用实际行动也深深的想让母校为我自豪，然后才是新兵__是大学生，就像着名作家__师哥那样。

有人说我傻，好好儿的大学不上，跑来当兵，在时间和文化的交点上不进则退，两年的时间你将落后与同一起跑线上的同学多少，不瞒大伙说，曾经也彷徨过，迷茫过，两年后有的同学也许辉煌腾达了，就像来部队时有位同学就成功晋级百事新星大赛的冠军，名利双收是铁打的事实，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母亲骄傲，我也一样，不来部队，几年后也许我过的会很不错，大学毕业读对外汉语的研究生，以后去韩国当中文老师，巨大的经济财富会回报给家人更多，相比现在一个月二百元的津贴，只相当于以前在北体大附中认教时一天的工资，或者在给韩国学生上课时，半个小时就能换回来，那时候我沉默了，人往往总是站在幸福的尽头四处不停的张望着别人那头的快乐与悲伤。

青春是道明媚的伤，我们在丢失的同时也在不停的收获，岁月就是这样不饶人的将年龄这顶大帽子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要说在我这个年龄已经不是再去追求什么刺激，更多是责任心，学业事业，一路走到新兵连的尽头，我很清楚自己来部队是为了什么是在做什么，做的怎么样，俗话说，文治国，武安邦，我很知足现在拥有的一切，璀璨的文学是我的精神支柱，角色的转变，我成了一名头顶国徽的军人;学生。老师。文人。军人各个角色的转变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嫩寒锁梦因春冷，英气袭人是苦香，携笔从戎，层层欢笑，淋漓尽致，寒冬腊月的天气里，冷暖自知，谁能说未来又不是另一番景象呢!谁能说我们这些身披绿装的男儿是真正的傻，没有我们的付出有万家的阑珊灯火吗?

走入军营后，我们的思想也许在现实面前经受过各方面的斗争与痛苦，但是，祖国和人民真正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谁不是满怀赤子之情有胆有量的想赶在最前面排忧解难。我们的生活并不奢华，可是，我们有无尖不催的抱国之志，弗洛伊德说：“人最怕的失去自己最贴心的朋友，但，更可怕的是没有精神支柱，了无一事平庸的度完一生，我们奉献的虽然是青春，是自由，但，我们得到的是崇高，是道德上观念，价值上的升华。”

军队生活是一个特殊的集体，在这里成长，相比较社会上许多没有生活信仰的孩子整天迷恋网络无恶不做，我们应该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是明智无误的，在这条道路上，坚定我们的步伐，紧握彼此的双手，大步向前迈去，征服未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再来相约，我相信，那时的彼此都将是部队各个岗位上不可或缺的人才，为更多怀揣绿色梦想的有志男儿铺桥引路，俯首甘为儒子牛式的奉献自己的能量与热量。

从军路漫漫，生活也总在一转眼，短暂的相逢马上又面临着分别，意味着我们将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不同的成绩，衷心的祝愿各位战友在自己的奋斗史册里能留下最光彩的一页，当我们有一天老了躺在摇椅上晒着太阳翻着回味着这最美的时刻，能无憾的对自己说，这一辈子我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对得起祖国和人民，我是军人我由衷的感到自豪，在军旅路上我将走的更远，做为一名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会牢牢记住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为人处事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做为一名军人，我深深的忠爱着我自己的这份儿事业，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会再度步入高考的考场，去军校深造，留校当一名老师，为祖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分热，尽自己应有的责任。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4

同志们，战友们：

20__年8月的第一天，我们迎来建军__周年这一伟大的节日，首先我代表我自己向全体指战员说一声：节日快乐!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来说说我们军人心中的那份中国梦，强军梦!

有梦想就有目标，有目标就有力量。目标定，则万川归一;目标散，则一盘散沙。目标指向哪里，一支军队的未来和前途往往就在哪里。第13集团军某陆航旅的前身曾被__授予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在一次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他们之所以能在蔚蓝天空中开辟出一条条生命通道，能创造出在第一时间飞抵灾区、第一时间降落芦山、第一时间运出危重伤员等多个第一，与他们在时刻准备打胜仗的治军练兵准则中日复一日的精益求精训练密不可分，与他们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自身存在价值息息相关。

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在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时代，军人目光的聚焦点应把打仗当天职，视打赢为目标。这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根本要求，也是当代中_人的强军梦之目标。

如地震灾难难以预测一样，战争同样难以预料，可能突然降临，也可能__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打不了一仗，但战备不可一日懈怠。战争是为了和平，战备也是为了和平，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战备作后盾，和平的阳光就会变得暗淡而脆弱。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是__主席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交汇点，对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作出的新的哲学概括。很显然，把_插在地里是不能阻止战争的。思战才能备战，能战方可止战。手上有招，心中不慌。只有平时多备几手、多练几招，战时才能多几分胜算，打仗才有底气。只有瞄准对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以打仗的心态练好手中枪，练出撒手锏、无敌拳，才能在千锤百炼中打造信息化条件下的虎狼之师，掌握信息化战场的主动权。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军人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古罗马战略家韦格修斯说：想要和平，那就去准备战争，这样的话语应时常在中_人耳畔响起。

军人的眼界，注定超越传统疆界;军人的担当，必须着眼强军目标。实现强军梦，永远是当代中_人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今天，强军梦昭示我们，打赢路上有梦想才会有希望;有希望才会有激情;有激情才会有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不竭动力。打赢路上，只有脚踏实地去奋斗，梦才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名词。只要把打仗当天职、视打赢为目标，始终瞄着能打仗、打胜仗苦练军事素质和打赢本领，就一定能在实现强军梦的路上增添一抹属于中_人的时代色彩。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5

各位_、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共叙军企鱼水深情，意义非常特殊而倍感亲切，在此，我谨代表白石山林业局党政班子和全体员工向驻蛟人民解放军部队各位_、全体指战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__多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愧为伟大祖国的中流砥柱，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部队全体官兵始终以强烈的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大力加强部队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圆满完成各项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持、参与白石山林业局的生产建设，在森林管护、抗洪抢险和许多急难险重第一线，不辱使命，扎实工作，无私奉献，为白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充分展示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和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赢得了林区广大干部员工的爱戴和赞誉。在此，我代表局党政班子和广大员工群众向驻蛟部队全体官兵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不断强化军企军民共建活动，这是我们团结和谐的根基，这是我们共谋发展的体现，汶川地震人民子弟兵的伟大壮举可歌可泣，实现百年夙愿喜迎北京奥运为世人瞩目，国人同济。

当前，我们正处于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要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增强做好双拥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巩固和发展军企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努力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作出新的贡献。

同志们，“兵民是胜利之本”，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时期亦如此。我们始终把支持部队建设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视子弟兵为亲人，让我们精诚团结，与时俱进，支持部队的各项建设，携手并肩，保持良好的军企关系，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促进部队发展，共铸企业辉煌。

最后，衷心祝愿驻蛟部队各位_、全体指战员以及家人节日愉快，阖家幸福!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发言稿最新2020精选5篇

第9篇：公司复员军人庆八一座谈会发言稿

今天，我们****集团(有限)公司的复军人在这里召开座谈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九周年，复员军人庆八一座谈会发言稿。首先，向在坐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节日的问候，祝大家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我们这个座谈会的召开，得到了我们**集团党委、领导们的大力支持，充分表明了公司领导对我们复员军人的关心和爱护。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无比激动。在此，向公司领导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感谢。

七十九年的风风雨雨铸就了一支坚不可摧、攻无不破、永打胜仗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撒热血用他们的鲜血谱写而成的。从八一**起义开始，到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无不留下人民军队的伟大篇张。从社会主义建设、保家为国、自卫反击战到抗洪救灾，无不显示他们忠于祖国、抱效人民的大无畏献身精神。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今天我们复员军人在这里集会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的光荣传统，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发言稿《复员军人庆八一座谈会发言稿》。

自己很荣幸曾经是这个战斗集体的一员，上世纪一九XX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我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代里，跨进了这所大学校的门，(www.fwsir.Com)我几乎稚嫩，空白的脑袋注入了充满活力的血液，身心进行了全副武装，煅练了我坚定不移、永往直前的勇气;练就了我工作认真、细致、善始善盅的性格;给予我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是部队;也只能是部队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是部队;也只能是部队才能缎练出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有人把部队比喻是一个大熔炉，进去是铁，出来是钢。我很感谢部队，他使我健康，茁壮的成长。

"退伍不退色，续写光荣史"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要把部队的光荣传统，传承和发扬的我们的工作当中去，用我们在部队里获取的成就，回报给社会、回报给企业，集中有以下几点：

一、继续发扬部队里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工作中要有战胜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出色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二、以企业大局为重，紧迷围绕公司的中心任务，一切行动服从组织，听从指挥，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遵章、守纪。

三、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高度树立对企业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家庭负责的负责意识。

四、团结同志、爱护集体，抵制和制止歪风，弘扬和树立正气。带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正常、正确到方向发展，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复员军人庆八一座谈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