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乡村振兴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近年来，旅游业作为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分支，既融合三产，又紧密连结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
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
摘要：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战后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在推动乡村实践中既注重政府引导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既注重保持传统又突出特色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又保持文化传承，既注重把农民组织起来又倡导依法治村等。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对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启发。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又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做到三个统筹，构建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坚持走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之路，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地夯实基础。
关键词：国外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新村运动;造村运动
乡村振兴战略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进一步实现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当然，实现乡村振兴途径和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觉选择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国家应对一系列内外部环境压力和挑战的结果。亚洲的韩国、日本在战后面对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在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梳理总结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和做法，对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无疑具有一定启发，值得我们去认真梳理和借鉴。
一、韩国新村运动对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一)新村运动的启动
二战后，韩国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并取得显著成绩。与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相对，韩国农村农业发展显著滞后，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化更加明显，给韩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挑战。面对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韩国国家财力有限，无法满足解决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另辟蹊径，在政府的支持下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使其投身建设自己的家乡，着力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从1970年起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1](p.358)。客观上来说，韩国新村运动与其他传统的农村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差别。在起步阶段，韩国的新村运动高度重视包括思想启蒙、要件支援、教育研修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初期主要是以官方为主导，示范、吸引农民参与的形式，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改善生活的意识。在推进发展阶段，则逐步转变成以农民为主、以官方支援为辅的形式，重点改善生产条件，核心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积极支持农民开展新村建设。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和不懈努力，韩国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发达的工业国，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本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
(二)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新村运动坚持以促进农村区域综合开发为基础，以整体提升为目标，以政府投入支持和农民自治为新村运动的基本动力，以项目开发带动乡村发展，注重培育农民的“勤勉、自助、合作”精神，鼓励农民投入家乡建设活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注重社会开发，注重农村基础设施与环境的开发建设与保护;第二，注重经济开发，增加农民收入;第三，注重精神启蒙项目，加强伦理教育。新村运动的实质就是通过开发建设新农村，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使农民的精神世界也丰富起来，最终形成脱贫、改革与创造的精神，为农村的持续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最终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韩国新村运动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三个方面。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为切实推动新村运动，韩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专门行政机构。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了“中央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在地方村鎮层面，设立了不同层次的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具体负责协调推动新村建设的各项事务。
二是注重村民自治。新村运动归根到底还是农民的事情，政府可以帮助，但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包办。为此，韩国政府积极倡导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如在乡村成立邻里会组织，针对妇女群体、青年群体等，相继成立了新农村妇女协会、新农村青年协会、新农村领袖协会等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的成员积极参与新村建设运动，发挥了政府组织不能发挥的作用。此外，政府大力支持村民自治，支持村庄建设，政府任命公共官员参与每个乡村社区建设，并积极组织村民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参与村庄建设，如新村运动一些具体项目的选定与组织实施大都是经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完成的。
三是尊重保留村庄特色，实施分类发展。韩国政府基于农村地域发展的实际，采取分类激励和发展的有效策略，将全国的村落根据各自发展的实际区分为三种类型：基础村、自助村和自立村。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其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增强了发展项目的针对性。如基础村的重点，在于培育自助精神，持续改善生活环境;自助村的重点，在于通过改良土壤、疏通河道等，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镇结构的进一步改善，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业收入稳步扩大提升;自立村的重点在于，注重对各类生产标准的制定，如农村住宅标准、农产品标准等，注重发展乡村工业、畜牧业和农副业等，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修建简易供水、通讯和沼气等生活福利设施[2]，从而实现自立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韩国新村运动在实践进程中不断优化和完善，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第一，新村运动比较注重农村的整体发展，既关注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又涉及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第二，新村运动注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其中，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赋予。第三，新村运动注重运用综合的方法，不止于改善与提高农民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综合运用国家政策，全方位支持农村发展。第四，典型的全国性运动，政府的强力支持是其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通过深入开展新村运动，韩国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其经验也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对于亚洲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二、 日本：造村运动与乡村振兴实践
(一)造村运动的启动
二战后日本非常重视城市建设，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955年～1971年，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迅速增加，达到1830多万人，累计总数达到4340多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61%提高到85%;同期农业劳动力则从 1600万人减少到760多万人[3](p.549)。这导致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农村面临新的危机，加上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促使日本人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开始启动造村运动，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造村运动实现乡村的重新振兴。
日本的町、村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町、村一般由几个居民点或者若干自然村组成，当然在町、村的相应范围内，还存在不同形式的村民自治组织，如“集落”“自治会”或“町内会”等，“集落”是日本农村的居民点和自然村，通常有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集落与町、村政府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类似于我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其职责在于协助町、村行政，具体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农业政策，如日本的水稻种植计划等政策的落实，多是通过这一组织最终分配到各家各户。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农村基层居民自治组织非常发达，农村居民可以自由参加各种组织，基层居民的自治组织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町、村议会成员和行政首长由农村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町、村长受町、村议会的监督，并有罢免权，町、村长可以否决町、村议会的議案，甚至解散议会。在具体运行实践中，当町、村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对町、村长提出的不信任案时，如果不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那么町、村长就必须立即辞职。日本全国最大的农业和农民团体是农业协同组合，其成员众多，可以说囊括了全国的农民。农业协同组合组织一般分为三个层级：即全国、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个层级，具体来说，农业协同组合有的由町、村单独建立，有的是以几个町、村为基础共同建立，在特殊情况下，如个别基层农协如果规模过大，还可以设立支所。当然，除农业协同组合外，町、村内也存在自治会和町内会等组织，町内会、自治会也都是由居民自愿参加、组合而成，其规模大小不等。日本目前大约有近28万个町内会和自治会。
(二)造村运动的主要举措与成效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造村运动，也被称作造町运动，其内容也由最初单纯的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展到景观与环境的改善、健康与福利事业等整个农村生活层面。日本为推动农村治理发展，采取的主要举措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采取了现代化带动战略：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的整体发展。二战特别是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短期内得到高速发展，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农业人口急剧减少。为了切实缩小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本政府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明确了以促进农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线和重点，注重增加农民收入来进一步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从1961年起，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涉农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农地法》《农振法》等法律法规做了进一步修订完善，从政策、制度等方面保障支持农业、农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的规范发展。
二是实践中注重推动农村与农业的平衡发展。自1999年起，日本在原来《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一方面，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山区农民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为此设立了“农村建设专项费”，重点支持农村的个性化、亲环境型的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根据新颁布的《景观法》，重点扶持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特色自然景观建设发展。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农村地区居民、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鼓励、支持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如从1979年开始，大分县推行“一村一品”运动，并取得较好成绩，从而有力推动了农业和农村并行发展，形成了自然与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的田园景观。
三是注重城乡互动融合。日本政府鼓励在农村开展绿色观光事业，开展农村生活体验等活动，着力增强城乡国民间的双向互动交流，建立了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长效机制[2](p.36)，从而为实现城乡的联动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总体看，战后日本通过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举措，加大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面缩小了城乡差距，提高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农民的收入实现同步增长，农村的消费潜力得到激发，也促进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农村通过重建和更新，在推动本地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纵观日本造村运动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长期的。从最初的消灭城乡差距开始，到全力推进农业生产环境整治，再到营造农村景观，着力提升农村生活水准，到高度关注生态环境整治，其间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
三、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
鉴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传统历史文化不同，各国在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面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当今世界各国在农村基层普遍存在着四种类型的组织：政权组织;政党组织;经济组织;民间社团组织。事实上，也正是由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系统。无疑，农村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多元化，为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一)注重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
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日本、韩国均高度重视发挥政府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倡导与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无论是韩国在农村掀起的“新村运动”，还是日本的“造村运动”，起初都是由政府倡导发动的。虽然政府的初衷不尽相同，但结果殊途同归，都改变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的状况，实现了农村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最终促进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二是注重科学规划农村建设。如韩国的“新村运动”就十分重视规划，“新村运动”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历了多个阶段，但并不是漫无目标的发展，政府对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规划目标。纵观韩国“新村运动”的各类项目及其进程安排，都制定了详细科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这些都为新村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
三是注重体制机制建设。如韩国政府为了支持“新村运动”，特别重视体制机制保障，中央政府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在地方也均成立了相应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为新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四是政府为农村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和支持。应该说韩国在启动“新村运动”之初，采取很多措施筹集经费，全力支持新村建设，在运动之初，为支持农村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等项目建设，就采取了无偿提供水泥和钢筋的方式。据统计，“仅在1971年至1978年的财政预算中，农村开发项目费用就增加了7.8倍，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合计增加82倍，1994年政府和民间投资额高达110，000亿韩元”[4]。再如日本，为增强本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专门设立“特定农产品加工资金”;农协金融作为日本农村金融的一支主力军，其主要业务就是面对分散的农户，对其发展给予融资支持。
(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尊重农民在推动乡村振兴伟大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要注重保护农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地说，不论哪个国家开展农村改革或者农村建设，姑且不论其主观出发点是什么，但在客观上都增进了农民的权益，如日本在1961年通过的《农业基本法》，其目的就在于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韩国在1961年通过的农协法，也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没有农民的参与和主体地位的发挥，就难以真正推进乡村振兴，结果只会流于形式，最终也会无疾而终。韩国“新村运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启发。韩国在推进新村运动中，特别注意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在新村运动中所确定的建设项目，都是能够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诸如村里的公共设施、住房等)。项目建成以后效果立竿见影，农民很快就能受益。同时韩国政府又特别注意塑造农民的自立、自助和勤勉精神，而不是包办，采取的策略是“扶上马”“送一程”，最终实现自主发展，从而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三)注重依法治理
国外普遍比较重视依法治村。如日本在造村运动中，就针对土地利用、农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制定相应法律，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规范了乡村振兴。为了促进农协的发展，韩国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以立法的形式着力推动农协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应通过立法使乡村振兴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通过法治手段推动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使农村治理逐步从行政推动型向法治推进型过渡。
(四)注重文化传承，推动多元参与
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姑且不论其初衷是什么，又采取了何种步骤，在实践中，两国政府都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实施乡村振兴并不囿于发展农村的经济，同时也发展农业，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践中，两国政府在注重搞好农村物质文明的同时，特别注重对农民精神层面的培育，尤其是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韩国在运动伊始就倡导培育农民的“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再如日本三岛町提倡的“生活工艺运动”，旨在传承创造文化。
客观上说，单个农民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也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只有组织起来，对外才能形成合力和压力，对内才能形成力量，从而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都非常重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注意推进多元治理和参与，政府只管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大量的事务交给多元治理主体来承担。韩国和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显示，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民组织既是农民权益的坚定维护者，也是科技、工业、先进农业知识等在农村顺利推广的有力推动者。
借鉴这一经验，就要高度重视发挥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民自组织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其参与乡村振兴实践。在1961年，韩国就成立了农协组织，支持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发展合力。据统计，到1994年全国农协的会员共200万人，基层单位农协1359个[4]。战后日本在造村运动中也形成了由三级农协组成的流通服务网络，而这一网络也实现了对整个日本农村的全覆盖，也正是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的力量，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成为集农业、农村、农户三类组织三位一体的综合社区组织，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据统计，日本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有80%以上是由农协为其销售的[4]。可见，农民自组织无论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都发挥了政府不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策略与出路
(一)创新实施理念，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实现乡村振兴，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之一，为此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尤其要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农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就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p.287)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如果农民默认和认同于现存的政治体系，那么它就为政治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石。倘若农民积极地反对政治体系，它就会成为革命的推动者。”[6](p.286)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同样需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做到无论是什么政策都要堅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策一定要从基层来，再到基层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力量的源泉，这就需要我们牢固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到底要依靠亿万农民，要靠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要放开农民手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因此，“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7](p.141)。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要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尊重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创造，就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方式，改变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消极被动的状况。在推动农村发展中，做到依靠农民群众，使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从而进一步激发农村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活力，其中也包括农民自组织在内，切实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實践中。
(二)坚持三个统筹，调动各方积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任务和要求，指出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互动”[8]。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这一战略作为全国全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基于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尤其需要坚持推进三个统筹。
一是统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研判农村社会发展趋势、编制农村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农村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乡村振兴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切实发挥好党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实施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就要进一步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贯彻落实，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特别是要进一步制定落实细则，确保村民自治能够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与管理基层事务，保证农民群众能够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农村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奠定广泛基础。
二是统筹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其中，需要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同、互动互补，才能形成合力，进而实现农村优质、高效、和谐、健康发展的目标。这就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民间社会组织，以政策来扶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农村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从制度建设、条件保障、业务提升等方面积极为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活动的开展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加快社会组织的分类发展、分类监管，稳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并能够胜任政府转移的职能。
三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第一，确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努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农民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二，要进一步畅通城乡各种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第三，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深入推进土地三权分置。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稳定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改变原来不同的征地标准，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收益权[9](p.101)。
(三)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
实施乡村振兴，要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更好地满足农民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普遍要求。对此，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大中央对农村的一般转移支付，加大省、市、县各级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力度，并形成逐年增长的稳定机制。乡村振兴投入重点用于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并使其运转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均等化。第二，扩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以农村社区“一站式”社区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点建设为载体，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尽快实现网格化、全覆盖。第三，进一步推动基层农村社会治理资源的整合提升，从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经费装备等方面导向基层、支持基层，着力推动政法、信访、司法、民政等部门联合办公，着力增强服务基层的活力和实力。
当然，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下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这样才能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在乡村中的具体实践，注重对乡规民约的完善提升，注重对村民自治运行制度的完善提升，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着力构建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另一方面，还必须“提高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尤其是基层党组织、政府、村民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法治意识和依法治理的能力。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切实加强自身法治建设，时时处处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摒除人情的干扰”[10]。
(四)推动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就要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贯彻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农村生态现代化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科技创新，这是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械等等所代替。”[11](p.698)为此，就要大力发展生态科技，为农村生态经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推动中国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没有创新科技的支撑，实现绿色发展、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协调推进，这是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关键。农村生态现代化受益的是整个国家的全体成员，是开放的、共享的。而农村生态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农民本来收入较少，城乡二元结构差距较大，因此不能也不应该让农民承担过重的长期投资，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村生态现代化政策支持力度，构建实施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构筑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2]
三是落实群众参与战略，这是实现农村生态宜居的基础所在。农民是农村生态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村生态现代化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生态现代化，还包括农村制度的生态现代化、农民消费的生态现代化、农民思想观念的生态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水平从根本上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环境的好坏。”[13]没有农民的参加，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只能是一种臆想和愿景，实现乡村振兴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一言以蔽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又要有实现方式与手段的创新，还要有实事求是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科学周密的规划与设计，要讲究辩证法，要刚柔相济，要宽严适度，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好人、地、钱等问题，使乡村振兴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助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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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健]
Key words： Revitalization of Foreign Villages，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New Village Movement， Village Building Campaign
作者：邱春林
深秋时节，硕果累累。
10月23日上午，吕梁宾馆内，出席干旱半干旱地区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交流会的中外农业专家及来自吕梁市基层农业部门、农业企业的负责人高兴地走进会场。
交流会上，专家们踊跃发言，为吕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有机旱作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各个产业建言献策，现场气氛轻松而热烈。一个个锦囊妙计振奋人心，一句句金玉良言令人深思。
学习经验 增进交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交流会上，专家们介绍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做法，尤其是3位中国台湾农业专家对台湾休闲农业、精致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产业等方面的介绍让参会代表们印象深刻。
“欧洲、中国台湾地区之所以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最大的经验在于发展精致农业，通过解决组织化，实现标准化，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台湾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吕梁值得借鉴的好模式。”一位吕梁市基层农业部门负责人表示，在听取了专家们的报告后感触很深。
吕梁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人才、智力、科技的支撑。“此次交流会各位专家介绍的好经验、好做法，都值得吕梁认真学习借鉴，下一步，吕梁将加大科技投入，扎实开展科技扶贫，推动吕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全面进步。”吕梁市副市长尉文龙表示。
精准对接 达成合作
吕梁是中国科协定点扶贫单位。为了落实中国科协脱贫攻坚工作部署，2018年以来，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扶贫方式，搭建平台，引入外部智力帮助吕梁贫困地区脱贫。本次交流活动就是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联合山西省科协、吕梁市科协结合吕梁实际，采取的“请进来”的具体举措。
“吕梁市科协在活动筹备期间，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省科协对接，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围绕市委、市政府打造功能食品品牌目标，进一步强化创新举措，与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精准对接，了解研究会及会员单位实际需求。”吕梁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薛保平介绍道。
最终，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和台湾神农科技发展协会在交流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技术交流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把吕梁功能食品做大做强，让吕梁功能食品走出山西、走向世界。
本次活动也为吕梁今后推动精准对接，实现吕梁和台湾现代农业技术、资源互利双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传播理念 开拓思路
交流会结束后，台湾神农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廖树宏、秘书长杨东松和台灣大叶工学院食品科学系教授吴启川3位专家受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邀请，为会员单位再上一课。
“在台湾，农业的精致、精细和多元化发展达到了极致，台湾农民非常用心地在经营农业。”廖树宏对台湾农业理念的介绍让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会员们的理念得到了更新。3位专家还就研究会功能设置、培训项目推广、产品设计、草本植物的食品转化、原料配方、工艺流程、包装设计、体验营销、观光工厂等方面分享经验，提出建议。
“台湾农产品靠精深加工升值、靠策划创意营销是最大亮点，为企业抓好农产品加工、市场销售提供了很大的启发，让我们的思路得到了开拓。”吕梁市功能食品研究会会长李海明感慨道。
在随后的调研中，几位农业专家马不停蹄，一路考察调研、一路答疑解惑，先后前往柳林、临县、孝义等地考察调研小米、红枣、核桃、蔬菜等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当地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业企业座谈，传授知识和理念，为当地农业企业出谋划策。
作者：邰丰
摘 要：近年来，旅游业作为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分支，既融合三产，又紧密连结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2018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同时也提到要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而乡村旅游正是发挥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日照市作为北方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大力发展茶旅游，既能给游客带来富有文化内涵的独特旅游体验，又能促进产业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旅游 茶旅游 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等中央政策指导下，不少地区都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日照绿茶经过半个世纪的成长、发展及规模扩大，被誉为“江北第一茶”，绿茶品牌得到了很大提升，称为中国商品的金色商标。2017年日照市“旅游富市”战略行动计划的提出，更为全市的旅游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和强大动力。而茶旅游的发展必将能够助推乡村振兴的步伐，争创别具特色的齐鲁样板。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
1.1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有利抓手
发展乡村旅游把城市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引入农村，吃住行游购娱都发生在农村，加速了乡村振兴的脚步。第一，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入发展，极大程度的挖掘了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在进行产品深加工的同时，无形中拉长了产业链。第二，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农村生态保护的意识，为营造优美的乡村旅游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提升。第三，乡村旅游打造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为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第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文明素质的重要性，大家自觉主动地提升了文明素养，促进了城乡精神文明的对接。第五，旅游业产业带动力强，开发一处景区，致富一方民众。让广大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日渐成为富农强农的好帮手和培养新型农民的好路子。
1.2 日照茶旅游是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需要
日照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试种南方茶樹并获得成功，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日照市与韩国宝城、日本静冈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岸绿茶城市”，使得日照茶园及茶叶在国内乃至世界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利用茶旅融合的形式，能给快节奏的城市人带来独特的旅游体验。2017年日照市“旅游富市”战略行动计划的提出，更为全市的旅游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和强大动力。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产业融合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日照市地理位置优越，人文、地理资源丰富，除了“蓝天，碧海，金沙滩”海滨旅游景区外，还拥有竹文化、黑陶文化、东夷文化等文化旅游资源。然而目前日照的旅游形式单一，茶旅游还没有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仍然以旅游商品的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的视角下，使茶与历史文化相结合，与山、海、竹、茶等相融合，使茶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3 发展乡村旅游是盛世乡愁的呼唤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诗化的语言为社会提出一个浪漫的旅游目标：“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是母亲手中的针线、村头的古井、屋后的老槐树、门前的小河、傍晚村子上空的炊烟等。乡村旅游可以实现城市人的夙愿，回归乡村正是消解乡愁的一杯醇酒，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一大体现。
2 日照市茶旅游现状及问题
2.1 日照茶旅游优势明显，初具规模
日照绿茶是日照的一张靓丽名片，茶旅游是构成日照市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日照绿茶资源十分丰富，地位独特，茶文化又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旅游业又是日照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茶文化旅游发展前景广阔。2017年日照市“旅游富市”战略行动计划的提出，更是为全市的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日照绿茶因其叶片厚，味道浓，香气大，耐冲泡的特点享誉国内外，被誉为“江北第一茶”。自从1966年“南茶北引”在日照市成功后，经过不断地摸索发展，日照绿茶品牌得到了很大提升，被称为中国商品的金色商标。日照茶旅游以优质的海岸富硒茶和丰厚的茶文化底蕴，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浪潮中，得以迅猛发展，并且也认识到必须利用当地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走上了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发展轨道，成为日照旅游不可缺少的农业旅游景点。
2.2 政府调控和引导力度不足，产业链条发展不健全
政府未能充分促进产业融合，对茶叶深加工项目的招引力度不够。目前，日照市茶旅游产品基本停留在观光层面，资源缺乏深度开发、创意开发和日照特色，景点小而分散，旅游产业链短，资源未较好整合，没有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旅游线路。旅游层次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游客驻留时间短，日均消费低，属典型的“路过型”，尚未形成“目的地型”旅游。在大力以“绿茶+旅游”作文章的同时，还要下功夫拉长茶叶产业链条。
2.3 茶叶发展方式滞后，品牌意识差
2.3.1 规模效应能力弱，茶园集约化程度较低
全市80%以上的茶园种植多数以散户为主，大规模的茶叶区域片数量还不够。企业的规模带动能力还较弱，目前茶叶加工企业数量较多，但普遍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在全国、全省叫得响的知名茶企不多。
2.3.2 发展方式较传统，销售渠道单一
在茶园种植上多数都是采取茶籽直播的方法，建园标准相对低;在管理上大部分是由茶农自种自管，缺乏统一指导;在茶叶采摘上，基本上手工采摘，成本高。目前，全市绝大部分茶叶销售都是通过线下交易来完成，线上交易量较少，未能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2.3.3 品牌效应不明显
当前，全市茶叶品牌多、乱、杂，缺少过硬统一的知名品牌。日照绿茶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越来越大，逐步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但市场缺乏管控，许多品牌茶都被假冒，给日照绿茶这个金字招牌带来负面影响。
2.4 茶文化无内涵，缺灵魂
茶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文化。目前，茶业仅仅是处于朴素的、初级的发展阶段，缺少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茶品缺少茶文化元素，竞争力不够强;茶叶产业链短，只是局限于单一的、低层次的种植、加工、销售，茶业与旅游观光等相关产业脱节，特别是茶业还没有占领旅游市场，更没有占领各大中等城市市场，不能“多条腿走路”。日照茶叶已形成了“春绿、夏红、秋乌龙”的茶品生产格局，圣谷山的黑茶也试制成功，市场好评度高、经济效益良好。人们的各种品茶方法、茶艺、茶俗以及茶表演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可以与大自然结合，让游客看得更舒服和高兴。
2.5 产业融合发展不足，茶旅游线路单一
在茶产业“连三”能力上产业链条不够长，只是局限于单一的、低层次的种植、加工、销售，与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脱节。另外，茶旅游与日照传统优势旅游产品联合不足。日照绿茶、日照黑陶及日照竹林氧吧在各自领域内全国闻名，然而三者未能强强联合，形成利益统一体。同时日照最具吸引力的海滨旅游与茶旅游的结合远未达到利益共赢的程度。多种旅游产品的结合、发展，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3 日照茶旅游开发策略
3.1 抓基础、强亮点，挖掘茶文化旅游的新内涵
广义的茶文化是指在茶叶这一领域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有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总和。虽然古往今来的学者对茶文化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研究者们都强调茶文化当中的内涵极其丰富。茶书、茶画、茶歌舞、饮茶技艺、茶艺表演等物质文化，以及饮茶艺术、文学艺术、学术文献、茶具艺术等精神文化，都可以进行充分开发挖掘。
3.2 抓招引、强推介，提升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由于日照市旅游业发展较快、基础弱、起步晚，导致整体的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大。为进一步提升整体旅游形象，必须强化“三招三引”，积极举办特色旅游项目，参加企业推介会，加强营销推介力度。
日照市现有茶园面积12万亩，是山东省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年产茶叶1500吨，占山东省的50%以上，产量连续六年列全省第一，享有“北方第一茶”的美誉，与日本静冈、韩国宝城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岸绿茶城市”。自从1966年，“南茶北引”项目在日照市巨峰镇成功后，茶产业逐步成为日照市的主导产业。全市已有几十种茶叶获得各级优质茶称号，有十几种茶获省部级乃至国际金奖。目前日照地区在碧波、御园春等几家大的实力雄厚的茶叶生茶企业引领下，日照创建大品牌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日照的茶旅游在茶企业的品牌效益带动下，必将迎来春天。
3.3 抓基础，强服务，提升乡村旅游产业承载力
旅游产业是关联度大、涉及面广的产业，旅游发展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牢固树立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着眼长远、夯实基础、完善配套、优化服务，致力于推动旅游业由单个项目独立发展到全域旅游整体提升。首先，要加强旅游硬环境建设。加强旅游交通体系建设。推动通往主要旅游区交通体系建设，全面开通串联区内各景区、各旅游民宿与高铁站、汽车站、日照机场的公交线路、专车线路，提高旅游的可进入性和通达性。同时，加强旅游景区的公共设施配套建设。推进以旅游咨询中心、旅游厕所、旅游标识、旅游环境整治为主的旅游公益设施建设，增强旅游功能。其次，是优化旅游软环境建设。注重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质量，培育大批旅游解说员。
3.4 抓项目、强支撑，打造乡村旅游的引爆点
在推进旅游产业中，没有项目的支撑，旅游产业難以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要狠抓项目招引和建设。可以借鉴国内外茶旅游的成功经验，重点发展以下项目：
（1）茶园生态保健游。以海岸富硒茶为抓手，以生态茶园为依托，主打康养品牌。根据不同层面消费者的需求，积极建设各种类型的生态茶园，设计建造多功能生态茶园。
（2）茶厂参观考察游。茶产业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茶叶的种植、采摘、炒制、包装、茶艺等一系列过程中都蕴含着中国历史中上千年的文化内涵。另外，茶企业的文化也具有独特的内涵。这都能称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给游客留下独特的美好印象。提高日照茶厂的旅游吸引力，对塑造绿茶文化旅游品牌大有裨益。
（3）茶馆休闲游。根据消费者的喜好需求，开发茶馆休闲游，增强茶旅游的文化氛围。让游客体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4）茶商品购物游。在旅游当中，购物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要在旅游购物上做出特色，就要设计出别具一格的茶文化商品，让游客在购买了茶旅游纪念品后，不仅能增进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也能使旅客对日照茶旅游产生无限的回味。
3.5 抓结合、强吸引，形成强强联手联动效应
日照市有山有海，自然风景美不胜收，民俗民情等文化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茶旅游也进行了近十年，但旅游商品缺乏创意研发和当地特色，景点小而分散，旅游产业链短，更未能与优势资源强强联合。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产品结构缺乏深度开发、创意开发，旅游产品基本停留在观光层面，缺少综合性的、复合型的旅游产品。通过深入挖掘潜力，强化与其他旅游项目的结合，形成组合型旅游产品，必将更加吸引游客。茶旅游与竹文化、黑陶文化等多种文化旅游相结合会产生“1+1>2”的效果。持续打造“山、海、茶、城”的旅游品牌，推出海味旅游线、茶味旅游线、田园风光旅游线等精品旅游线路，把看大海、采绿茶、吃海鲜融为一体，发展成为到日照旅游的“常规动作”。
4 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前，乡村旅游业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的作用能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形成有效的对接，日照市因地制宜借势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是切合实际的。日照市茶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规划合理，结合本地旅游资源突出优势，利用山海竹陶和茶等几大优势资源，设计出具有本地特色的茶旅游项目，进而提出符合当地乡村振兴的茶旅游发展战略模式就一定会凸显其独特的优势，并能把这些文化旅游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日照市茶旅游的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了日照智慧。
参考文献
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冯卫英.茶文化旅游资源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1.
刘芬.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发展思考——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J]. 劳动保障世界，2018（14）
张学军.日照茶文化旅游发展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4.
作者：梁启玲
【摘要】社会实践是生动鲜活的教育内容，是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的重要手段。高校应一方面努力挖掘实践育人资源、编制实践育人图谱，为学生们参加社会实践拓展空间。另外一方面应深入贯彻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双减”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各项实践育人活动。
【关键词】 高校社会实践;实践育人一体化;乡村振兴;“双减”
2021年，物理学院深入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攻坚，认真谋划、精心部署，针对张家窝镇开展了主题为“把握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实践行活动。根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建设，通过建立固定化、常态化的实践育人机制，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一、整合项目管理与实践资源，强化构建线下实践主平台
1.理论宣讲进基层，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落实
为深入贯彻天津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学院组织实践团深入西青区张家窝中学和田丽小学以“坚定四史信念·传承四史精神”为主题先后开展了16次团课宣讲。实践团成员以革命先烈、红色故事为切入点，为中小学生们讲述了新中国坎坷而壮丽的成长之路。本次宣讲活动对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走深走实，推进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响应国家“双减”政策，根据天津市出台的《关于发挥高校实践育人功能，提高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的实施方案》，实践团依托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体系，与张家窝中学和田丽小学达成常态化沟通、常态化联合共建模式，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定期组织师生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助力中小学校内教育教学，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落实。
2.拓展科普阵地，开启实践育人新篇章
为了促使更多中小学生走近科学、了解科学并热爱科学，实践团在学院党委、团委的指挥部署下针对西青区张家窝镇创新开展“小小科学家”计划，旨在结合物理专业的学科优势，培养青少年深入科学以及对物理知识的兴趣，打造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双翼齐飞的格局。
从项目推出开始，实践团在张家窝镇京福里社区每周定期开展“小小科学家”计划实践科普活动。团队成员结合所学专业知识，通过趣味多样的实验活动，以易于接受的方式培养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兴趣，使青少年体验科学魅力，帮他们打开科学的大门。除了实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外，实践团创新合作模式与合作内容，以家庭为单位邀请参观校园、体验物理实验、开展互动游戏，将亲子活动与丰富的科学知识相结合，为我院扎实推进“实践育人共同体”项目打开新局面。
3.探索社区共建项目，塑造社区文化品牌
实践团始终以“丰富社会实践渠道，探索社会实践新模式，发挥与社区之间的合作联动，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为宗旨，不断与张家窝镇以及天津市其它地区开展共建合作项目。2021年9月以来，实践团与张家窝镇四季花城社区创新开展“青年之家”共建项目。
成员们深入社区基層，分担社区工作者工作，依托基层锻炼形式，强化思想引领，提升服务质量;依托学科优势，打造特色品牌;全面开拓服务，系统构筑平台，发挥志愿主体作用，依托灵活性、有特色、接地气的服务活动，创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凝聚社区共建共识与合力，增强实践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为推动社区建设添砖加瓦。
二、推进“共振一分钟”栏目，持续打造线上实践主阵地
2021年团队持续深入推进学院“共振一分钟”栏目建设，充分利用抖音、微视、快手、微信视频号四大新媒体平台建立垂直化内容账号，以一分钟短视频讲解模式发布“中国故事”。
每一期节目制作中，团队都精心策划，精雕细琢，通过解读热点政策，深入挖掘各类“英雄”、“复兴”、“创新”、“信念”故事，带领广大青年重温“四史”教育，用第一视角领悟中国精神。截至目前，“共振一分钟”栏目在各大平台已完成线上宣讲51场，2021年已更新制作32期，全平台累计播放量高达93.75万次，成为了学院发挥实践育人的网络主阵地。
三、完善育人体系与实践机制，实现实践育人有效闭环管理
1.依托暑期“三下乡”，反馈张家窝镇乡村振兴
由于疫情原因，张家窝镇的青年学生们走出天津受限，无法前往更多的地区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于是实践团以暑期返乡为契机，设计三条线路“家乡探访红色地标”、“重走长征路”、“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 ‘红色足迹’”，采用“走访”+“研学”的模式开展宣讲活动。16支队伍同时从三条线路开展实地调研，聚焦红色基地深入学习，依托网络宣讲平台，通过有特色、接地气、灵活性的宣讲活动同频共振张家窝地区的青年学生，带领他们重温红色精神，通过借鉴其他地区的红色文化经验来助力张家窝镇乡村振兴。
2.丰富志愿活动载体，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完善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实践团编写了《老年智能手机、电脑教学指南》教材，创办“老年人智能手机班”，缓解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边缘化，帮助社区老年人重新与时代“接轨”。同时辅助老年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为老人们讲解最新的诈骗手段。为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实践团提出“文艺党建”活动项目，多次助力张家窝镇大型文艺汇演活动。实践团深入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全民健身运动会、人口普查、衣物捐赠等社会实践活动，践行“十四五”规划，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安琪. 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为例[C]//《新课改教育理论探究》第四辑.[出版者不详]，2021：36-37.DOI：10.26914/c.cnkihy.2021.035577.
[2]胡子鸣.“三下乡”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构建：内涵分析、问题反思与行动策略[J].机械职业教育，2020(10)：48-52.DOI：10.16309/j.cnki.issn.1007-1776. 2020.10.011.
作者简介： 王亚琼，天津工业大学，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胡洋，天津工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王亚琼 胡洋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多次强调，要从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战略大局要求出发，统筹积极协调推进实施农村农业振兴发展战略和“三农”各项工作，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乡村农业建设发展，农业建设是兴国安民之基、固国富民之本。农村的经济振兴归根到底还是要要依靠农村人才，而农村人才的教育培养必然要靠农村教育。乡村基础教育的振兴发展无疑已经是国家乡村教育振兴发展战略最重要的部分。协调和推进发展中国农村学校振兴教育战略，是各级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乡村教育;乡村农业;现状;问题;举措
1对乡村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1.1乡村教育发展现状及地位
为实地考察乡村教育的发展现状，我们于2020年6月中旬来到辽宁省丹东市前阳村前阳小学开展了为期3天的支教工作，发现了许多乡村教育现存的问题，学校师资力量严重匮乏，许多老师要同时担任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学校设备更新速度慢，多媒体等必要教学设备老化，不能达到最基本的教学条件水平。学校寄宿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差，冬天没有热水，经常断水断电，生活条件比较恶劣。这3天我们与孩子们同吃同住，为孩子们带去许多课外读物供孩子们传阅，孩子们大多数没有走出过这个村子，为他们介绍了许多外界新鲜的事物，以此打开孩子们的视野。村里的孩子们淳朴又热情，但是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意识几乎没有，没有太多学习的积极性，我们认为这也是造成城乡教育两极分化严重的原因之一。
1.2振兴乡村教育的重要举措
实施现代农村教育振兴发展战略，必须坚持大力发展现代农村基础教育。对我国农村而言，教育不仅具有承载着农村传播传统文化乡村知识、塑造文明乡村风尚的重要功能，而且还有可能为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大量人才资源，因此，农村教育振兴发展战略在我国乡村的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党中央把推进农村公共基础教育等社会基础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和提高农村公共教育事业发展质量放在重要优先保障位置。致力于教育优先发展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振兴农村战略规划，科学合理推进具有标准化办学建设的农村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提高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所在地必需的基本教育办学条件，加强公办寄宿制农村学校的基础建设，提高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致力于彻底解决优质农村教育资源质量短缺的现实问题，逐渐彻底缩小我国城乡教育差距，最终彻底打破我国城乡二元教育结构，以优质农村教育资源为大力振兴我国农村优质教育事业注入更多的新动力。
实施新的农村教育振兴发展战略，必须坚决确保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优先为新的农村发展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有关部署，促进义务教育在许多农村贫困地区的有效集成和综合开发，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在许多农村贫困地区的重要引导作用，建立一个覆盖网络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的专业规范教学体系、特殊教育和知识普及体系高中阶段教育全面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教学体系，努力切实确保每个农村孩子都能享有一个公平的义务教育教学环境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此外，基于农村振兴的实际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高职院校的重组，加强县级职教中心的建设密度，通过专业课程设置和课程目标来满足农村工业发展和振兴的需要。农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因此，教育应该培养新一代的新职业农民、理解技术，善于管理，支持新职业农民参与中等和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为农村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发展，除了需要搞好当地公立学校，民办学校，还要通过吸引更多一批合格的和热情的当地农村基础教育界专业人士积极参与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发展，以充分满足当地的农民家长和农村学生的教育需求。提供我国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基础教育，增加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丰富多样性教育资源。教师队伍是推动农村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关键，必须我们优先注重抓好一支农村教师人才队伍的文化建设。教师培养是我国农村素质教育的伟大灵魂。没有广大农村教师的不懈坚持和自身综合素质的不断逐步提高，振兴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这一战略目标很难真正实现。建设一支队伍素质优良的大型农村教师培训团队，加大对这支农村教师培训队伍的领导重视和政策支持，是加快振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我国农村经济振兴的当务之急。因此，应该要继续深入实施对广大农村教师的德育扶持发展计划，改善好对农村教师的德育教学发展条件，落实好对农村教师的教学薪酬优惠政策，创造更好的老师教学发展环境。
2对乡村农业的实践与研究
2.1振兴乡村农业的必要性
另外，中国也是个农业大国，在乡村地区教育不仅要被理解和接受，更要服务于农业发展。换句话来说，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只有将农业的发展规划得越来越好，整个中国的发展才会更好地向前迈进。2018年9月3日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在这个节日上对以后做好“三农”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这些重要论述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新时期农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方向。那么，目前我国农业陷入了什么巨大的难题，又面临什么巨大的挑战呢?
2.2乡村农业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
在我们陆续开展了一系列以志愿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志愿劳动服务、实地实践劳动开展实践、发放志愿传单等系列活动之后，发现了许多一些阻碍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就想重点地来讨论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基本面的问题，就是“科教兴农”实施工作力度不够。在我们这次带队下乡实地考察的工作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相关专业知识及高新科技在农业推广的应用过程中到一些农户手中已经完全走了样，从而可能造成专业技术不成熟或者仅仅是专业技术知识学习上的错误从而造成的人在农业上的经济巨大损失。同时，由于目前乡村农民传播网络条件有限，也并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好有线广播、封闭有线电视、报刊等农村仅有的几种传播网络途径，甚至有些农村地区的有线广播都已经处于高度瘫痪运行状态，在我们目前考察的这些地方有的大学图书馆广播可以算来说基本就是一种普通摆设，并未能够起到很好服务乡村农民以及传播农村科学技术信息的重要保障作用。作为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的应届学生，面对这种传播途径遭到堵塞导致的信息無法传播的现象感到十分无力。面对这种现象，笔者只想呼吁，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让信息传播在农民之间能及时传播，得到有助于农业发展的专业知识，而不是在没有专业知识的基础下盲目地进行农业活动。
第二个基本技术问题，也就是现代农业的一些基础配套设施过于脆弱。尤其也正是近几年这种老化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在我们常年下乡打工去实地考察的一些地方，首先就已经发现了企业机器设备零件老化的重大问题，许多专业机械化的企业机器设备零件已经破损了被老化甚至是被废弃。对于很多农民来说，这些农业机器其实就是他们“打仗”的“枪”，是十分重要的生活工具，如果说这些基础配套设施都不能及时得到充分保障，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的条件可以去聊一谈现代农业化的发展呢?其次，还有很多干旱地区也正面临着我国水利基础设施非常老化，病毒化的水利工程非常多，抗灾防御能力弱的巨大难题。在我们每天走在乡间的路上时，也只是看到了一些大片的一大片的农民闲置的农田，经过一番询问才可以知道，有一大部分的闲置农民常年都是在外工地打工，留在家里的基本都还只是一些家庭老人年幼妇女和小孩子等，他们根本没有太多精力时间来全面的有效的规划去合理利用全部的这片土地，只是随意选择了一些由于地势地理条件好且相对于平坦，土壤排水肥力好的闲置农田，导致这些农田荒芜，土地严重浪费。
2.3振兴乡村农业的必要性及重要举措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一切经济发展的基础都在于农业，只有把农业做好做大，才能谈到别的方面进步。近些年来，我国也是在农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实践所得出的不足和经验可以对完善农业产生一些建议和影响。
3结语
实施全国农村脱贫振兴发展战略，必须提出要坚决打赢农村脱贫打实攻坚战。这无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部署，是加快实现全面融入建设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标志。教育必须共同承担着一起努力打破贫困地区代际文化传递的重要任务。为此，要继续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在农村教育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优势，广泛组织动员农村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激发面向贫困地区发展振兴农村教育的强大动力，构建多方共同参与、协调共同推进的大中小规模振兴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格局。我国仍然是一个现代农业发展大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是建设我国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落实我国农村教育改革部署的重要支撑阵地，城镇化进程发展越快，农村基础教育就越重要应该不断加强。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通过教育资源配置、政策机制支持和教育制度体系建设，促进我国城市和城鄉农村基础教育的各个多方面相互融合协调发展，促进我国城乡基础教育更加好的平衡和优化的以及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真正不仅服务于整个农村而更服务于全体农民。这就必然需要各级政府和各有关主管部门和所有农村教育教学工作者深刻认清肩上的社会责任，充满自信，迎难而上，开拓创新，为党和国家促进农村教育振兴发展做出更大的社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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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书颖 宋宜效 刘璇 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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