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训教化论文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履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两大范本——经典范本和经验范本。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中国传统家训教化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传统家训教化论文 篇1：

中国传统家训的“仁爱”教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仁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古代家训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仁爱”观念，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概括起来，家训仁爱教化大致包含“仁民”、“爱物”两个部分。传统家训拓展了儒家“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社会教化的视角和领域，促进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仁爱学说的社会化过程，对我们今天促进人心向善、道德昌明、社会和谐也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家训;教化;和谐社会建设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7134

20世纪80年代末在巴黎开会的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声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汲取智慧。这些知识精英为什么要到孔子那里汲取智慧?汲取什么智慧?

提到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其仁爱思想，会想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耳熟能详的箴言警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何以能被普通百姓接受，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仁爱”学说与其说是官方的推行，不如说是通过像家训教化、蒙学读物的传播来实现其世俗化的。本文主要探讨传统家训中的仁爱教化。

1教育子孙涵养爱心，将“做好人”放在为人处世之首

《三国志》记载蜀国皇帝刘备临死之前谆谆告诫儿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居然认为：“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中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强调“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

许多家训还要求家人不仅要有仁爱之心，而且要有切实的行动。康熙皇帝为皇族子弟撰写的《庭训格言》谈到自己从小喜读医书，凡是他试用过的药和能把人治好的药方，都要告诉别人。他要求子弟要将他从各地得来的药方牢记在心，因为他唯一的希望是对大多数人有益。袁采的《袁氏世范》告诉家人，购置田产当存仁心，不可乘人之危压低价格;将人之妻、之女买来做奴婢，一旦合同期满就要送还其夫、其父母;未嫁人的女子，不能擅嫁他人，以免与家人长期分离。《郑氏规范》等家训还谈到，若无疾病等原因，不许给孩子请乳母，以免使乳母的孩子忍受饥饿，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2要求家人和睦宗人乡邻

在宗法社会里，如何处理好与居住在同乡同村的宗人邻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家训的作者们在倡导内睦家齐、外睦相济的原则下无不对此十分重视。清代官吏蒋伊的《蒋氏家训》要子弟一定要和睦邻里乡亲，不要偏听家里人的一面之词而与乡邻发生争执。曾国藩告诫家人“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因为“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明代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在家训《高子遗书》中告诫子弟，乡亲邻里与我一律平等，不能因为贵贱、贫富、强弱而恃强凌弱，欺负穷人。

3倡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公益慈善事业

救难济贫、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公德传统。古代的思想家们无不强调仁与爱的统一，认为离仁则无爱，离爱则无仁。仁爱的根本要求是爱人、助人、利人。这一传统在家训伦理文化中可以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和发挥。

首先，家训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高攀龙认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动人不在费用多少，“残羹剩饭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郑板桥自幼家贫，为官以后生活条件才得以改善，但他并未将所得俸银留作自家使用，而是写信要堂弟将自己的俸银全部分给亲友、乡邻。《清史列传·郑燮传》载，他晚年归老躬耕，还经常背一布囊，内盛碎银及果品零食，每每遇到故人子弟以及贫穷乡人，随时赠与。许多家训还详细规定荒年减租、免租，出谷救人。《蒋氏家训》言：积累粮食本来就是为了防备饥荒，所以如果遇到灾荒年景，一定要量力帮助贫穷乡亲，不得趁机抬高价格、囤积居奇。他还告诉家人：不得逼迫穷困人还债，假如佃户交地租有困难，就要给予宽限，让他们陆续交纳;最终由于贫穷而还不上的，就把欠条烧掉。明朝官吏许云邮在家训《许云邮贻谋》中叮嘱家人，丰收年景，应尽家之财力，多多购买粮食储存起来，遇到歉收之年，以低价卖出;借给乡亲们的粮食，等到丰收年景收回即可，不收利息。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提出关心、照顾鳏寡孤独之人。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纸笔墨砚，送给众同学，尤其是“贫家之子，寡妇之儿”，下雨天留这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吃饭。康熙年间做过礼部尚书的许汝霖，在《德兴堂家订》中要求家人婚丧祭祀从简，将省下的钱资助孤寡。《郑氏规范》对家人规定得更为具体：乡邻死亡，无子孙者，给棺材安葬;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地者死后埋在义冢之中。

此外，还有的家训规定置义庄、设义学。宋代的范仲淹便是做此善举的人。他两岁丧父，家贫无靠，母亲谢氏带他改嫁。他发奋苦读，考中进士、做了官后，体恤穷人生活的艰辛，先后在苏州和吴、常两县置田亩设立义庄，用义田的收入来赡养、救济贫穷的族人。义庄中还建有义学，免费教育贫穷子弟。为了教育自家子弟勿独享富贵而置族人贫苦于不顾，他还专门写了《给诸子书》训诲后人。各地官员、士绅也纷纷效仿，使得许多穷苦农民免遭饥寒之苦。由于范氏族人不断捐助，到了清朝宣统年间范氏义田增加到了5300亩，义庄维持竟达八九百年之久。

4要求家人善待下人奴婢

由于大多数的家训作者都是官吏和家道殷实的士绅，因而如何对待下人仆隶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论及的问题，调整主仆关系的道德准则在家训中非常具体。除了强调坚持封建尊卑原则、对仆人严加管束之外，更要求家人善待他们。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心他们的生活。《袁氏世范》从许多方面告诫做家长的要关心奴仆，“奴仆欲其出力办事，其所以御饥寒之具，为家长者不可不留意。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仆宿卧去处，皆为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婢妾无夫子兄弟可依，仆隶无家可归的，要养其老。姚舜牧的《药言》要求家人，对待年龄幼小的仆人，在饮食冷暖上要时时加以关照，“己食即思其饥，己衣即思其寒”。

二是体恤他们的辛苦。明朝嘉靖年间做过御使的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要求家人，宴会宾客应早点结束，好让下人早些休息，特别是严寒酷暑时更要体谅厨师、佣人的辛苦。郑板桥甚至嘱咐弟弟将前代家奴的契卷烧掉，这在封建社会里实在难能可贵。

三是对待奴仆要宽恕。蒋伊的《蒋氏家训》严格规定，“不得苛虐童仆，女人不得酷打奴婢”。宋代乐清县令袁采为了教化百姓，撰写了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家训《袁氏世范》，其中治家教子的规范相当具体详尽。如他分析了男仆和婢妾的几种不同类型，认为凡为家长者在使唤他们时，应该宽待他们，多加教诲，不可轻易鞭挞惩罚。康熙皇帝《庭训格言》提出，下人犯了不可饶恕的过失，教训过以后就不应该记恨在心，更不能借一些烦细小事蹂躏折磨他，使他恐惧不安。上文提到的李氏，儿媳偶尔得到一条鳜鱼，亲自下厨烧好让小仆胡松送给婆婆食用。过了一会见到婆婆，便问鱼烧得如何。李氏开始一愣，旋即回答好吃。媳妇见状怀疑是仆人偷吃，核实后就来问婆婆没吃何以说吃。李氏笑答：“你问我鳜鱼好吃否，肯定是让仆人送过了;我没有吃到，那肯定是胡松偷吃了。我这样说，是想不要因为我少吃了点东西，惹得下人受到惩罚。”

四是在人格上平等地对待仆人及其子女。郑板桥在给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就委托其严格教育儿子，要求将自己的儿子与下人子女一样看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我儿凌辱他。凡鱼香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我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而去，岂非割心剜肉乎!”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洋溢着浓郁的人道精神。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家训中有关“仁民”、“爱物”的仁爱思想的积极方面，但也应该看到，产生并传布于封建土壤之上的家训，在向家人子弟灌输这些内容的同时，不可能不受到地主阶级道德尤其是纲常礼教的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封建主义的糟粕和唯心主义的俗见;有些家训著作还宣传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点。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些消极内容在家训中并不太多。

参考文献：

[1]陈新专，符得团传统家训道德培育的当代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11(5)

[2]李红敏传统家训的教育特点[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1(3)

作者：崔婷婷

中国传统家训教化论文 篇2：

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传统经验与当代借鉴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履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两大范本——经典范本和经验范本。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依托儒学经典、乡规民约、家训家规、美德典范等“经典”教化得以有效传播，被民众广泛认知和认可;同时，又通过融入至国家各项典章制度，依托规范化的官吏制度、体系化的教育制度、民俗化的礼乐制度，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践履。当前，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应当有效借鉴和转化这两大范本，根据时代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化重塑“经典”的价值内蕴，创造性地转化“经典”载体的运用经验和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构的历史经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范本;经验范本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因此，深入挖掘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积淀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涵养，而且为其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两大范本——经典范本和经验范本，对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经典”教化与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我国历史上，曾经建立起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中得以传承和延续。从我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形成与传播的过程来看，各种具有典范性和权威性的“经典”文化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主要依托儒学经典、乡规民约、家训家规及美德典范等凝结了古代文化思想和道德精神的“经典”文化资源得以有效传播，在古代社会被广泛认知和认可。

第一，儒学经典是传播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载体。在传统社会，儒学经典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价值观的载体，其通过官学和私学的推广，在施行政治教化的过程中使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得以广泛传播。究其缘由，是因为古代儒学具有“王官学”的地位，统治者将儒学义理价值观视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就以儒学为基础确立下来，并依托儒学经典通过政治推行得到有效传播。以孔子修六艺、著经典为例。孔子据其学术用意和思想主张，取六经中的治国之道，修订六艺，寓儒家思想及其政治主张于其中，构建起儒家最早的经典范式，也奠定了儒学经典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在教化内容上，“六艺”所传达的正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汉书·艺文志序》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羲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①而在经典传承上，孔子将“书传”与“言传”“身教”相结合，经由世代弟子讲学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下去。随着儒学经典的意识形态化，其政治教化意味强烈，已超越一般文学意义，不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而且普通知识分子也多以儒学为思想背景，儒学所倡导的义理观念逐渐深入士人的价值观，实现了精英阶层对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可。除却六艺，四书及《孝经》《列女传》《左氏春秋》《公羊传》《荀子》《公孙尼子》等经典也是传承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此外，《训蒙绝句》《三字经》《千家诗》《女儿经》《神童诗》《增广贤文》《名贤集》等蒙学读物作为规范儿童举止的教材也起到了培育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第二，“经典”教化从精英阶层落实到民间社会，主要是以乡规民约的方式实现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民间化传播的。古代统治阶级通过将儒学经典内蕴的价值理念渗透到制度化的乡规民约中，以制度化的乡规民约教化民众，实现整饬民俗的目标，使核心价值观得以在民间培育。在传统社会，乡党、邻里多属同一宗族，具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社会成员交往皆为“熟人交往”，处事规则多讲儒家礼法与人伦义理，道德调节成为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传统社会乡规民约的制定，多将儒学经典中的礼法精神和人伦义理纳入其中，使其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它通过“乡约”“村规”“族谱”“族规”“社约”等多样化形式展现出来，并且大多主张遵循礼法、调解纠纷、兴办教育、保护生态、禁赌禁斗等规范，在传统社会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如北宋的《蓝田吕氏乡约》，作为我国最早成文的乡规民约，它倡导“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价值主张，其所订立的教化条目正是遵循了“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明代以前，乡规民约多为百姓自愿合意成文，是百姓依循礼法进行自我教化、规范乡村秩序的重要规范，具有民间社会自治的性质。明清以降，乡规民约开始被统治阶级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成为统治者弘扬政治主张、培育百姓价值观的有效载体。明代朱元璋钦定《教民六谕》，教化民众“孝敬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清朝康熙帝颁发《圣谕十六条》，雍正对其逐条解释，形成《圣谕广训》，使其通俗化。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使统治阶级的教化体系从中央延伸到社会的底层，使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民间得以有效培育。

第三，“经典”教化落小至家庭层面，主要是以家训家规来培育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特别重视家族关系，宗法等级制度及观念影响着家族成员的思想观念，形成了长幼有别的家族传统，家族长老等掌握着家族的话语权。因此，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层面的培育和践行，主要是依托家长制定或口传的家训家规，并将其纳入民众日常性教化系统的。这些家训家规教化内容涉及广泛，在进德修身、勤俭持家、待人接物、谦虚勉学等方面，都渗透着儒家的价值观念。如被誉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它从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心、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等20个方面来劝诫勉励家族后生的修身、处事、为学。再如袁采践行儒家伦理教育，以“厚人伦而美习俗”为宗旨制定《袁氏世范》，教育后代“睦亲”“处己”“治家”之道。朱熹以家训教化儿女进德修身，司马光以《训俭示康》劝诫后人要勤俭持家。此外，还有欧阳修家训、包拯家训、王夫之家训、郑板桥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浦江郑氏家族的《郑氏规范》等。这些家规家训以“仁、义、礼、智、信”等为主要内容，以家庭教育的方式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家族成员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

第四，“经典”教化落细至日常生活中，主要是通过典范人物及其事迹来弘扬道德精神、传播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以美德文化为土壤孕育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正是通过典范人物及其美德事迹的传播而被民众广泛认知和认可的。在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及精英阶层善于利用这些典范人物及其事迹所彰显的优秀品质教化平民百姓。如以“孔子破满”“程门立雪”等典范讲礼，教化子弟习得礼节;以“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典范劝勤勉学，激励子弟好学上进;以“苏武牧羊”“文姬归汉”“卫石碏大义灭亲”等典范表彰忠义，教化子弟爱家爱国;以“黄香温席”“薛包敬母”等典范扬孝，教导子弟恪守孝悌。这些丰富的典范人物及其事迹承载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广泛内容，以生动的典范故事使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教化效果显著。而从传播渠道与方式来看，这些美德典范主要是通过文学典籍与口耳相传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其中，以戏曲传唱、民间说书、山林讲学和家长训诫为主体形式的口耳相传，因其具有传播速度快、话语通俗、受众广、贴近群众生活等优势，使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民间培育效果显著。比如，以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睢阳书院四大书院为代表的山林讲学，以民间教化的形式促进了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使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得以普及大众、深入人心、妇孺皆知。

二、制度建构与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践履

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制度中的渗透是其得以有效践履的主要方式。传统社会将主导价值观融入国家各项典章制度中，依托规范化的官吏制度、体系化的教育制度、民俗化的礼乐制度等举措，使其渗透到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中，实现了社会各阶层对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践履。

第一，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嵌入官制之中。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将其阶级意志和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官制，以政治庇护的方式保障官僚精英对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因此，通过儒家文化向传统社会选材官吏制度渗透，将官员任免与德行挂钩，以儒家文化思想作为选拔和考核官员的重要内容，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获得践履的重要方式。自汉代始，“举孝廉”成为以儒学为标准选取人才的开端。统治阶级将蕴含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文化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②。在用人上起用文学儒生，任用“俱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使得儒学士子可以参与政治，成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簇拥者。许多布衣之士，如汉代的公孙弘、兒宽等，也获得了晋升的机会，耕读立身、读书传家成为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统治者还通过征召制度提拔儒学之士，如贡禹、韦贤、疏广等著名治经儒者。儒学官学化在最大效度上整合了社会智力资源，使知识分子阶层成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践行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中坚力量。此后隋唐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逐渐完备的科举制度，以此巩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在人才遴选制度和机制上，以满足统治阶级政治主张和伦理要求的儒家文化作为考核条目，从而促成了大批从仕人员对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践履。

第二，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制度。传统社会注重将核心价值观纳入整体教育体系中，将蕴含核心价值观的儒学经典作为教化民众的统一载体，通过教育制度的建构和推行，促成儒门士子的践履，保障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价值观的认同。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教育制度的融合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实现。一是兴办官方教育和民间教育，使太学、国子学、州郡县乡学教化系统遍布各地，构建起一个庞大的价值观传播网络。如汉代兴办太学与官学，统一修订课程，将儒学经典作为统一教材，以儒家文化承载统治阶级的思想主张，使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得以制度化传播，保证了知识分子对核心价值观的践履。二是传道授业资格考核以是否符合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比如，汉代就以儒学为标准选拔教授博士资格，置五经博士以教授弟子，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③。是否通晓儒学经典被视为能否授予功名利禄的主要条件，儒学经典权威的确立也大大促进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正是传统社会的崇儒理念和“贤者居位”的制度导向，使读书致仕成为底层社会向上攀缘的最重要途径，“学而优则仕”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这种制度导向扩大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使得历代国家知识分子成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坚定维护者、守成者和传播者。如汉代的郑玄、马融、董仲舒、谯周，唐代的韩愈、李翱，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以至清代的王夫之，都不遗余力地对承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儒学进行阐释、论证、说明，形成了“今古经学”“谶纬神道”“公羊穀梁”“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丰富学说，从学理层面增强了儒学经典的权威，提升了民众对儒学经典的敬畏感，起到了维护、延续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第三，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礼乐制度。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落实在民间，是通过礼乐的俗化和思想的教化来实现的。“礼”作为传统社会“祭神求福”的礼仪，被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用以“礼节民心”。统治者通过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礼法，建立起各种典章制度和生活规范，又通过礼乐制度俗化的方式来移风易俗，引导、规制百姓的文化心理及生活方式，使民间社会遵循主流价值规范。其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确立礼法制度，将“礼”引入法中，通过建章立制使礼俗制度化，从而在民间社会推行礼治。如汉董仲舒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④。通过成文法规的制定，确保了民间社会遵循礼法有据可依，奠定了以礼俗传播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基础。二是通过建立生活礼仪和节日礼俗的方式，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社会成员在亲身体验传统礼俗的活动中感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礼乐俗化形成了酒礼、射礼、燕礼、朝聘、冠礼、婚礼等礼仪，这些礼仪规范被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践行，不断沉淀固化为社会成员的言行规范。三是通过旌表制度来强化民间社会对礼乐的践行。旌表制度作为一种激励制度，主要是通过立碑、建祠、赐匾、奖赏等方式，对忠义节孝之人进行表彰，借以推广官方所倡导的蕴含核心价值观的礼俗规范，从而激励更多民众对礼俗规范的践行，起到导引社会风气的作用。总的来讲，礼乐俗化以一种隐蔽且自然的方式，将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民众的言行规范和生活模式中，使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恰如其分地达到了培育和践行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功效，为民间社会提供了一套稳定的秩序规范。

三、“经典”重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培育

当前，我们以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经典”资源，既要考察“经典”资源的时代价值，又要分析以其为参照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行性。因为，任何“经典”都有其时代价值，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和适用性。当前借鉴“经典”范本，需要批判地继承“经典”资源，根据时代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化重塑“经典”的价值内蕴，同时对“经典”载体的运用经验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和运用。那么，当前创造性地转化和运用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经典”范本，应重点抓好两条思路：一是批判地传承和弘扬儒学经典和传统社会的家训家规、美德典范，利用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资源;二是创造性地转化和运用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依托“经典”进行传播的经验，利用好“经典”载体。

第一，构建系统规范的经典文本体系，促进民众对人文经典的阅读。知识精英向来是一个国家创造、记录、传播文化思想的杰出群体，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应当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依托，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和文献出版，争取多出高质量的经典文本，为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经典文本的选择，加强经典文本的阐释、说明，构建起规范化、系统化的经典文本教育体系，引经据典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民众通过接受规范化、系统化的经典教育，体悟经典文献所传达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当然，这里所论及的经典既包括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文化典籍，又包括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资源的优秀传统文化典籍。

第二，加大对优良家训家规的挖掘与弘扬。不管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家训家规对一个家庭家风的形成有着关键的作用，它影响着整个家庭成员的为人处世之道、生活作风与生活习惯。当前，在家庭层面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注重挖掘并提升传统文化中的家训家规，使其与现代社会家庭组织、家庭结构及公民生活世界相契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不良家训家规，促进家庭成员文化心理的重塑与言行规范的调整，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层面的培育与践行。二是家长要带头践行家训家规，既以话语言说家训家规，又以实践言说家训家规，启蒙和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言行规范。三是领导干部家庭要带头建设好家风，教育好子女，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取成为模范家庭。

第三，促进美德典范的挖掘与传播。一是既要挖掘、整理、宣传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典范人物和典型事迹，又要积极培育、塑造和提升当代社会各行各业中的美德典范人物。二是要注重挖掘民众身边的榜样人物、生活中的好人好事，利用好民间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发挥好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传播作用，使看得见、学得着的平民典范能够感染和教化民众，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成效。三是要以私德教育为切入点，将美德规范细化为条目，对民众进行底线价值观教育，引导民众在坚守底线价值观基础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要依托公益事业培育民众的公德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载体的作用，将美德典范的学习与践行纳入其中，在常态化的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是要以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为着力点，有必要时将美德规范纳入国家公职人员及党员的职业操守及日常行为规范当中，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领导干部中的弘扬。

四、经验参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践行

制度化建构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促进社会主导价值观有效践行的核心方式。只有将核心价值观嵌入社会制度中，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更直接、更持久地渗入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制度合体的历史经验和实证效果无疑是最有力的确证。当前，从制度建构和优化入手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根据社会形态与时代特征的变化，对传统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这种创造性转化应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在思想方法上要注重时空转换，在经验史考察和甄别的基础上了解时代变迁后传统经验所适用的场域范围，对其转化的可能性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在运用方法上要注重实事求是与批判继承，根据现时代的目标需要和实际情况，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传统经验进行优化创新，并将传统经验与现时代的实践经验进行整合。

第一，提倡促进乡规民约的创造性转化。受现代化进程及城镇化变迁的影响，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差序格局”解体，这不仅颠覆了旧的乡村社会秩序，使传统社会依托士绅主导的宗族地方自治机制解体，打碎了乡规民约的持存与守恒;而且传统乡村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也被重构，强烈冲击了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仍提倡促进乡规民约的创造性转化，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必要性来讲，在前述情况下，有必要重构一套新的自治机制来协助治理乡村社会，也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来整合调试民众的价值观念，引领支撑民众的生活追求。从可能性来讲，尽管传统乡规民约所依托的以士绅为主导的自治机制已经消解，但是在原有思想基础及心理基础上，完全有可能重构以乡村精英阶层为主导的、以村民主体自觉为依托的、融入制度化法制化设计的自治机制。因此，我们倡导以乡规民约来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发挥乡规民约凝聚社会共识、协调利益关系和维护乡村秩序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在民间传播和践履。一是要加强对民间社会乡规民约、民风民俗的挖掘。要依据现时代的实践要求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播的立场，对其进行甄别筛选、保护利用及优化推广。二是要根据时代变迁对乡规民约进行新的创作。要重新塑造和诠释传统乡规民约的内涵，剔除其中不合时宜的元素，传播和弘扬新时代的主旋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规民约中，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三是要加强对优秀乡规民约作用机制的制度化设计。可将其纳入公民道德规范当中，个别的还可以纳入国家法律法规当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文化软实力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第二，加强教育制度优化设计，以制度规范青年学生的日常言行规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传播落实到教育制度和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以制度来规范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日常行为。在知识泛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国家管理阶层的能力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以儒学作为选才标准、官制与教育制度联姻的经验，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的人才选拔。当前，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传播，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制度上下功夫。一是要注重教育者的选拔、考核与培养。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传播者，所以应当严格教师选拔与培养，加强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考察，使牢骚、泄气及不良的个人情绪远离课堂。二是要致力于提升教师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强化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掌握和输出能力，杜绝“闭门造车”与“哗众取宠”，使其有能力、有信心担负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任务。三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育的话语建设。要以青年学生为重点，抓好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的基础上，要注重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的转换;在教学话语形态运用上，要以日常话语为突破口引导学生，以学术话语支撑日常话语启发学生，以政治话语为目标教化学生。四是要根据新时期学生的网络交往实践，开发和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价值观教育的阵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对接，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

第三，充分发挥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阐释、解说和传播作用。随着社会进步和个体价值实现方式的多样化，人生道路及职业选择呈现多元特征，“读书致仕”已不是知识分子普遍看重的发展机会，“贤者居位”的制度导向作用已经弱化。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制度的约束力来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而应当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世界着手，在观念教化和思想引领方面下功夫，充分发挥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阐释、解说和传播作用，依靠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思想创造和身体力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一是要注重知识精英的价值观教育，强化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文化情怀，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方向。知识分子承载着传播、解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应当坚守政治底线、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注重正面引导，不依个人情感偏好传播价值观。二是政府要创造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保障知识分子的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使其思想创造有广阔的空间。三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校教师要以生动的言语和正向的行为示范教育民众，做好言行表率，引导民众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

第四，充分发挥文化制度内蕴的感染、教化和塑造功能。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文化制度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发挥文化制度内蕴的感染、育化和塑造功能，使个体在文化环境中习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依靠礼俗制度的强制力来规制民众文化心理及生活方式。一是要推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政策化，加强对文化发展商业化的监管。既要利用好区域性文化资源，抓住商业机遇发展文化经济，以商业发展带动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当代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又要坚持传承的方向，守住社会主义文化的精气神。二是要将传统节日礼俗制度化，使传统文化嵌入制度得到广泛推广。要以礼仪教育为切入点，善用传统节日培养民众的文化素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成为民众生活实践中普遍遵循的价值观念。三是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三种青年文化建设。即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关注城市青年，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关注农村青年，落实校园文化建设、关注校园青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更广泛的青年群体。四是要积极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跨区域传播，以外部效应带动国内民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要利用“孔子学院”等载体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性传播，创新话语表达，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增进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五、结语

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虽有其局限性，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积淀的历史经验对当前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利用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历史积淀的经典范本和经验范本，批判地继承“经典”文化资源，重塑“经典”的价值内蕴，创造性地转化“经典”载体的运用经验和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构的历史经验，是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注释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364页。

②③④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918、1911、1905页。

参考文献

[1]陈桂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几点认识[J].思想理论教育，2015，(2).

[2]戴木材.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上)[J].唯实，2014，(4).

[3]潘玉腾，庄晓芸.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4]徐瑞鸿，戴钢书.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路径探析[J].学术论坛，2014，(9).

[5]张造群.核心价值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以“三纲五常”的提炼和传播为例[J].中州学刊，2014，(8).

责任编辑：思齐

作者：刘伟 陈锡喜

中国传统家训教化论文 篇3：

中日传统家训文化比较研究

古代日本家训文化深受中国家训文化影响，在教育子女和传递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有着相似性，但是两国的传统家训文化在发展历程、形式、存在阶层和近现代社会的存续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无论是中国古代家训，还是日本古代家训，都承载了很多的教育经验，对现代家庭教育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两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比较

(一)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传统家训文化是中国家文化的产物，伴随着家文化的出现而产生。最初的家训并非以文字形式记载，中国最早的家训文化可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清华简中就记有周文王遗命周武王的《保训》，其可视为目前发现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家训。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家训作品，有刘邦的《手敕太子》、班昭的《女戒》、诸葛亮的《诫子书》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宋明清时期是家训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数量多、涉及领域广、体式完备，有陆游的《放翁家训》、司马光的《家范》、袁黄的《训子言》等。到了近现代，家训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出现了变化，多以家书的形式出现，以符合当代价值观的教育内容为主，作品有《毛泽东家书》《曾国藩家书》等。

(二)日本传统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日本传统家训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日本传统社会发展的产物。较之中国的家训，日本家训起步较晚。在中国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问世一个半世纪以后，日本也有了第一部家训，它是由奈良时代吉备真备所撰写的《私教类聚》。日本早期的家训只出现在日本的皇族和贵族中，这一时期有宇多天皇撰写的《宽平御遗诫》、菅原道真撰写的《菅家遗训》以及藤原师辅的《九条殿遗训》等。从平安时期到幕府时代，日本的皇族和贵族开始没落，公家家训也随之消失。12世纪末，镰仓幕府的成立宣告了中央集权制的结束，进入了武家社会，武士阶层为了更好地开展自我教育，开始效仿贵族制定了自家家训。

二、两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异同比较

(一)相同点

1.内容大致相同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两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内容都很丰富，形式多样。传统家训包括处世、修身、齐家等方面，都以教子成才、为人处世、延续家业等内容为主。处世方面，主要是教育家庭成员在与人相处时应与人为善、诚信为本、近贤远佞等，帮助其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修身方面，告诫家族成员要修身养性、勤俭节约、励志勉学，以此提升自身修养;齐家方面，家庭的延续与兴衰、家业的继承与发展、家族成员间的团结和睦等在两国家训中均有体现。

2.社会功能相同

家训是家长对家庭成员及子孙后代的训诫，是家长教育的手段之一。古代社会，学校教育并不发达，人们主要依靠的是家庭教育，因此，家训就成了最主要的一种教育方式。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日本，家训作为传统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最简单的形式将一些做人的道理传递给家庭成员，能够规范家人行为和塑造家人健康的人格，具有教化子女、规范家人行为等功能。

(二)不同点

1.形式不同

中国家训层次分明、体裁多样、言辞优美、内容广博。首先，中国的家训注重行文规整、层次分明。比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共有20篇，每篇以两字命名，层次结构鲜明;司马光的《家范》也很注重形式，分为10卷20篇，分门别类，层次分明。其次，体裁方面有诗、歌、格言、书信等形式。比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學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以诗歌的形式告诫孩子做学问需要从小努力、坚持不懈，还要注重实践，才能有所成就。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曾国藩以此教导家人勤俭持家、戒骄戒躁、读书明理等。最后，中国的家训还很注重言辞。比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篇《诫子书》字数简短、言简意赅，以清新雅致的文字教育儿子勤学励志、修身养性。其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更是成为格言警句。

日本家训与中国家训正好相反，既不注重形式也不注重体裁。比如，《古典厩寄语其子长老》中有数百条家训家规，但是逻辑混乱，层次不明，杂乱无章。日本家训也不像中国家训那样形式多样，除了早期个别的家训中以和歌的形式出现外，其他的家训一般不会采用和歌、俳句这些形式，所以家训中既没有优美的言辞，也没有多样的形式。

2.存在阶层不同

纵观中国古代各朝各代的家训，人们可以发现，其有个共同点，所有家训的作者不是达官贵族就是有文化的文人学者，平常百姓家很少会出现家训。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平常百姓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穷困潦倒，能够读书识字的人不多，也就很难写出家训。只有高官显贵或满腹经纶的文人学者才拥有书写家训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古代家训多存在于帝王、名臣、名儒中。中国的帝王家训很多，如刘备《遗诏赦刘婵》、李世民的《帝范》、曹操的《诸儿令》、朱元璋的《祖训录》、康熙的《庭训格言》等;名臣家训有司马光的《家范》《训俭示康》、诸葛亮的《诫子书》等。

日本家训受日本家文化影响，主要以传承家业为中心，所以存在的阶层不像中国集中在高官显贵和文人学者中。由于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更替，家训遍及日本各色人等的家中，主要有公家家训、武家家训、商家家训和农家家训。其中，公家家训和农家家训数量较少，武家家训和商家家训数量较多。

3.在近现代社会的延续不同

中日两国古代家训的内容和社会功能相似，但是在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两国的家训文化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家训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衰落。现代中国几乎很难看到新的家训作品的诞生，家训文化走向没落。虽然现代社会中还在延续传统家训文化留下的诚信为本、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传统中华美德，但是传统家训已然失去了它在封建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日本家训文化在近现代社会的延续却与中国不同，虽然武士阶层和武家家训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日本的商家家训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代后，日本的家训多以“家宪”命名，内容多集中在维持家业、勤俭持家、善待员工等方面。随着日本家族企业的发展，日本家族中的商家家训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结语

纵观中日两国传统家训文化发展历程，人们不难看出，古代日本家训文化深受中国家训文化影响，二者在内容和社会功能上呈现出很多相同点，但因为两国文化背景的不同，二者在存在形式、存在阶层以及近现代社会的存续等方面还是表现出差异性。但是，无论是中国古代家训，还是日本古代家训，都承载了很多的教育经验，对现代家庭教育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吉首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中日‘家’文化差异性研究”(项目编号：18C05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樱(1986-)，女，土家族，湖南桑植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化与翻译。

作者：刘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