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国企改革论文

【摘要】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载体，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在西方经济学范畴下所无法全面理解的。必要性包括：承接国家经济战略、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增强自身发展动力。意义包括：支撑经济转型、建立行业示范、优化资源配置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问题国企改革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问题国企改革论文 篇1：

直面问题攻坚克难

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属于世界性的难题。考察当下的中国国有经济状况，不难发现，从来没有哪种经济形态会像国有经济那样承载有如此众多的争议和诘难：它的前世今生，它的功过是非，可谓攻辩交织、毁誉不一。一方面，它的地位特殊、作用特别，对国民经济功高卓著、贡献巨大;另一方面，它在其体制、机制、管制诸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沉疴痼疾。一方面，它享有较高的社会信誉、金融信誉;另一方面，它积弊缠身、饱受诟病。一方面各级国资监管机构和各类国企推进改革做出了众多的摸索和实践;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效依然差强人意，与目标的距离、与预期的期望值，相差较远。

我们国家的国企改革一直处于探索前行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多年间，我们党一直致力于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无论是理论建构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在不断地摸索、总结，并及时进行修正和完善。随着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和把握的登堂入室，现在可以说，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企改革的路径已经更加清晰、一批国企改革的举措已经更为实在、一打国企改革的任务已经更加明了。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我国国企新一轮改革的大幕已经全面拉开。近一两年来，中央层面的指导意见、实施办法，以及1+N系列文件陆续出台，不啻是国企改革的鲜明指引和根本遵循。

《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下发以来，各级国资监管部门，努力寻找既符合市场经济特点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监管架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国企发展迈上新台阶，总体与经济市场相融合，质量与效益不断提升，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在国内国际市场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原有的许多痼疾远没有消除，譬如大锅饭、铁交椅、效率低、一言堂、管理层级多、管理成本高、贪腐现象等依然存在。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不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低下，国有资产流失等等问题，又是新一轮国企改革面临亟待解决的难题。

国企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深化国企改革绕不过去的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一轮国企改革的显著特质，就是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就是奔着问题而去。

《国企改革十大难题》是改革时代大潮裹挟的产物，是对当下国企改革重点、难点、热点的剖析和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几十项重点任务，在具体推进时，中央要求试点先行，无疑是十分积极、稳妥的正确之举。毕竟国企改革牵动面广、涉及领域多、社会关注度高，且情况极为复杂，既有企业、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亦有各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特殊性，既包括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差别，亦有具体操作力度、对改革的承受度的迥异等等，存在一个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存在一个因地制宜、一企一策的问题。本书在编写时，注意将人们普遍关注的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集中梳理，归结为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规范国有资本业绩考核与薪酬分配制度体系、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升国企创新发展能力、加快国企走出去战略的施行等十个方面的问题。编撰時，紧围绕上述十大难题，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分析，突出释疑解惑的针对性和破解方案的实用性，力图回答社会普遍关切、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国企改革的有益教材，本书在传递信息、介绍经验、交流成果、开启思路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既为关心国企改革的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观察视野，也为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科学决策发挥了智库、智囊作用，同时又为国企改革从业者的实际操作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指南。

本书是当下我国国企改革理论实践成果的一个大荟萃。编撰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以“指导意见”为遵循，坚持以“1+N文件”为指南，从各类报章杂志收集了这些年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众多研究成果，并进行了认真严肃的甄别和比较。与此同时，编撰人员还走出去，远赴北京、上海、广东、重庆、深圳等地，深入国企改革的先行单位开展调查研究，多次召集专家学者反复听取意见和建议。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可以说是当前我国国企改革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大展示、大集成、大荟萃。其显著特点，一是，容量大、信息量大，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二是采用观点、分析、实例相融合的编排方式，使得本书既具有学术性又兼顾大众性;三是书中大量引用文献、实例、案例，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和操作性。读者当然能够感受到编撰人员付出的许多辛劳，但更值得推崇的是，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理论和实践者们的探求精神!对本书中引用的诸多论述、论点、实例等的原作者，这里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本书对于国企改革面临难点问题的剖析，对于廓清人们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澄清国企改革的一些曲直是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考察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有一个很高的历史站位。如果不能从保证我们党长期执政党的角度，不能从巩固国家政权经济基础的角度，不能从国民经济全局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如果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去给国企改革寻医问药、乱开药方，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南辕北辙、不得要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思想理论战线、经济理论界出现了种种奇怪现象，那些有哗众取宠之意、无实事求是之心的“探究”，那些以偏概全、煞有介事的鼓噪，可谓甚嚣尘上，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了大家的视听，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必须得到重视并予以纠正。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国家的经济地位是宪法所赋予的，不可动摇!但是，正如所有经济形态都存在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一样，公有制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国有企业亦有其明显的缺陷与问题，这是毋庸讳言的。这里的差别在于，指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什么?这里的差别还在于，是否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无疑，国企改革需要正能量。只要不怀偏见我们都会看到，这些年，我国央企和地方国企所产生的成果、所形成的业绩、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客观实在不容抹杀!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借以全盘否定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显然是大谬不然的，其动机和主张应当受到揭露和批驳。

考察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首要的是必须弄清楚改革的目的性。应当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只能是不断夯实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力，只能是将国有企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做久，而不是其他。这是判断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试金石，也是检验国有企业改革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在这一问题上，全社会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各级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需要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大凡冠之以“改革”的头衔，必定难度极大，必定相当紧要。在我国，国企改革事关大局、事关全局，是前無古人、后启来者的壮丽事业，其纷繁复杂的程度超出想象，需要有准确的估计和足够的耐心，同样需要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方法。这中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和反复，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螺旋式前进的格局。无可置疑，国企改革的难点很多，难题很难。正因其难，才更需要确立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才更需要坚定直面问题、攻坚克难的勇气!在具体把握时，一是方向不能偏，二是步子不能乱，三是坚持不折腾。总体上，必须瞄准靶心、因地制宜、积极慎重、稳步推进。

本书的酝酿始于今年年初。如何剖解国企改革的诸多难题，是一个时期以来江苏国资监管人思考较多的问题。机缘巧合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几位领导同志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出版人的专业眼光，敏锐地觉察到，国企改革面临诸多难点，既绕不过去也回避不了，亟须对社会、对读者做出科学的、正确的解读，进而为国企改革创造优良和宽松的环境，推动国企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两方面的智慧碰撞起共同的思想火花。江苏省国资委党委高度重视本书的编撰工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将本书出版列为智库丛书，并且拟定了推出的计划时间表。本书的编撰，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支持，有关工作局负责同志对书稿的编撰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对编撰本书给予了热情肯定和鼓励。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博士不仅为本书欣然作序，还为本书的编撰提出了许多专业性建议。

我们深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部理论性、实践性极强的鸿篇巨制，对国企改革成效的评介自然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国企改革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编撰本书，正是江苏国资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声发力，是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呐喊助威，也是对国企改革的绵薄贡献。由于时间关系，加之我们自身水平的原因，本书的粗疏和不足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原宥并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清醒地看到，国企改革绝对不止于本书归纳的十大难题。当前，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管制等方面还有着若干的思想理论问题需要厘清，有着众多的实践操作问题等待回答。譬如，怎样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加大对于“僵尸企业”、长期亏损企业和低效无效资产的处置力度，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优势企业、关键行业和新兴产业集中;怎样通过市场化改革方式，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积极性和创新活力;怎样强化国有企业集团管控，加强风险防控、健身强体，苦练内功;怎样结合各地、各企业的自身实际情况，把“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全面落实等等，都需要着力去剖解，都需要费力去攻克。对于我国各类国企而言，通过改革促进发展，通过改革强化管理，潜力巨大、任重道远。坚持既定目标、坚持探索实践、坚持问题导向，以筚路蓝缕的改革精神，披荆斩棘、开拓前进，我国国企改革一定会具有非常光明的前景。一个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相匹配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国有经济，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展现在世人面前。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作者系江苏省国资委副主任)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王正宇

经济问题国企改革论文 篇2：

历史视域下对国企改革必要性和意义的解构

【摘 要】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载体，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在西方经济学范畴下所无法全面理解的。必要性包括：承接国家经济战略、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增强自身发展动力。意义包括：支撑经济转型、建立行业示范、优化资源配置等。

【关键词】国企;改革;必要性;意义

从证券市场中的股票表现可知，有关国企改革题材的股票具有较强的上涨动力，这也从资本市场表明，投资者对于国企改革是具有正面预期的。但将国企改革具体落到实处的时候却感知到，无论是学界和业界都有部分声音对国企改革保持谨慎乐观态度，究其理由无非就是在不涉及产权改革的背景下，国企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因此无法真正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参与竞争。对这一观点，笔者是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国企不仅具有内在经济效益目标，还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目标。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载体，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在西方经济学范畴下所无法全面理解的。

一、历史视域下国企改革的逻辑起点分析

笔者不打算从建国后的国企发展历程中来分析改革的逻辑起点，而是从前些年所广泛争论的“国退民进、国进民退”主题中来探寻。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如何正确界定国企的市场地位，或许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还涉及到上层建筑的经济战略意图。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国企与非公企业之间建立起了鸿沟，而这种鸿沟又是建立在不同产权形式间不相融的基础上的。为此，学术界分为两个派别进行了正方和反方论战，但从笔者对论战的跟踪中却无法确认哪一派获胜，或许这一争论本身也是无谓的。现实表明，国企承担着技术创新的重任，而技术创新的内涵之一便是将技术创新商用化来增加企业的红利。从中不难知晓，国企无所谓进退，而是要充分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由此，这里的“无所谓进退”便构成了国企改革的逻辑起点。那么这又怎么来理解呢。简单而言，国企改革的逻辑起点应在于增强国企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下来实现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和利润化。

二、分析基础上对改革必要性的认识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改革的必要性：

1.承接国家经济战略方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央首次提出了构建创新型大国的战略构想，而支撑这一构想的重要微观主体便是国有企业。通过长达60多年的发展，国企无论在技术工艺储备，还是在产业工人队伍培养上都具有先发优势。但在市场需求导向下的技术创新则是国企的短板，所以有步骤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便是十分必要的。

2.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方面

目前，全球实体经济发展仍处于谨慎乐观状态之中，但我国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则在国际市场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如以华为为代表。然而，走出国门的国企大都以重型机械制造、高铁修建等类型为主体，而缺少高科技企业。为此，在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下，进行国企改革也在于将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市场需求联系起来。

3.增强自身发展动力方面

尽管国企不再承担过去的社会保障职能，但它仍然需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其中就包括改善企业员工工作条件，以及提高员工福利待遇的条文。不难理解，国企改革的微观意图仍在于增强自身的发展动力，而切实承担起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来。

三、对国企改革意义的解构

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对国企改革的意义进行解构：

1.支撑经济转型的意义

经济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目标，将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是否能步入健康的轨道上来的大事。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则是，将传统要素投入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需求拉动式的道路上来。因此，压缩产能水平和优化产能结构便成为改革必然。通过引入混合所制结构，在健全内部治理结构的情形下将有助于国企完成上述工作，并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工作的开展。

2.建立行业示范的意义

对于非公企业而言，由于它们具有严格的产权封闭性特征，从而国家在宏观导向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非公企业完成压缩产能和优化产能结构的目标，则会遭遇到市场失灵的后果。因此，国企改革本身就起到了示范效应，通过改革而使自身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提升，必然会激励非公企业完成自身的产能变革。

3.优化资源配置的意义

包括交通银行混改方案出台在内，国企改革未来的主方向是选择性的实现混合所有制结构。这一改革方向本身就是对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还能提升非公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

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未来应深化对国企混合所制改革的理论探讨，从而在把握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国企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再者，国企改革不仅是经济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在目标明确的同时还应采取实验法的方式谨慎对待。

四、小结

本文认为，国企改革的逻辑起点应在于增强国企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下来实现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和利润化。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包括：承接国家经济战略、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增强自身发展动力。意义则包括：支撑经济转型、建立行业示范、优化资源配置等。

参考文献：

[1] 佚名.改革时代——中国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J].证券导刊，2014(35)：37-51.

[2] 王平.国企改革要有成熟的历史观[J].国企，2014，(8)：38-39.

[3] 李桃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J].中国经贸导刊，2014(12)：16-17.

[4] 佚名. 国企改革的历史演进及问题争议[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5)：24-27.

作者：王朴

经济问题国企改革论文 篇3：

国资改革的两种结果

在西欧的国企改革大潮中，英国保守党政府推动国企私有化改革一直是标杆。

国企改革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话题。在西方国家，国企改革既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制度巨变的“经济副产品”。不同的国家，其国企改革的路径都大同小异，但最终的结果却千差万别，甚至走向了两个极端。

改革都是一样的，为何结果相反?这个疑问的背后，很可能是观察者流于政治和所谓历史传统的成见，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在“技术层面”的内在差别。事实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孕育了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格局和金融体系特征，这些才是决定国企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变量。

大政府“副产品”

尽管不算“成功”，但和东欧、拉美等国的国企改革相比，西欧的国企改革至少是“最不失败的”。

在西欧的国企改革大潮中，英国保守党政府推动国企私有化改革一直是标杆，而其推动者撒切尔夫人也被誉为自由市场的忠实捍卫者。1979年，保守党在英国大选获胜后，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此时，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已经被“英国病”困扰数十年。

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滞胀状态，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下降，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30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按照当时的统计数据，20世纪70年代，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仅为1.6%，在西方七国排位最后。也就是说，这个曾经在“工业革命”时代执世界牛耳的国家，其技术革新速度已明显放缓，国家创新力严重不足。

在保守党看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系统是阻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首要障碍，而庞大的国企系统成长于工党执政的年代。二战之后，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而英国的企业部门的运营模式很大程度都构建于原先的殖民地时代，当廉价的原材料基地和庞大的海外市场开始瓦解，原有的营运逻辑一时难以调整，因此不少企业面临着经营困难。

工党政府上台后，先后两次掀起了国有化浪潮。为赢得“选票”，工党竭力避免失业问题，一旦大型企业经营困难，就可能被国有化。因此，到了1979年，英国国有企业系统已经蔚为壮观，其已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和GDP的11%。

作为工党“大政府”的“副产品”，国企系统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数据显示，英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年均增长一度仅为1.5%，而同期整个制造业的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9%，后者比前者高出0.4个百分点。除了国企技术革新缓慢之外，其因绩效欠佳，巨额的政府补贴更一直困扰着国家财政。因此，保守党政府下决心推动了西方世界这次最大规模的国企改革。

除英国以外，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也面临着国企改革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主要来自于两个因素。一是历史文化传统，以法国为例，其一直是欧洲中央集权最严重的国家，从早期的重商主义时代开始，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一直有着强大的支配地位。国家要维持控制力，强大的国企系统必不可少。此外，在二战期间，法国沦陷，不少大企业因利益驱使，纷纷“投靠”希特勒，因此战后被强行收归国有。

西欧国企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战后重建，铁路、港口、电信、重型制造等基础设施在战争中被严重破坏，其重建需要强大的资金实力，而私人资本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只有以国家力量，外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才能迅速恢复基建，重建经济。于是，在以上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战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了巨大的国有企业集团。

英国之外的西欧国家，其改革急迫性不及英国。但由于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各国也迅速展开了国企改革的潮流。加入欧盟的条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市场化改革，二是改善财政、减少赤字。而庞大的国企系统，既阻碍了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也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负担，因此改革国企成为各国加入欧盟的主要条件之一。于是，欧洲的国企改革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面启动。

对西欧各国来说，其国企改革都基于一定的政党政治和国家利益因素的推动，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的背景则有明显差异。后者很大程度是国家解体和政权崩溃之下，新的执政者为应对经济问题的无奈和仓促之举。不过，尽管西欧和东欧不同时期国企改革的背景各异，但改革手段都是一致的，即私有化。

2014年5月17日，意大利罗马，市民抗议包括水电的私有化。在私有化过程中，对抗寡头或权贵的手段有两个，一是健康的机构投资者，二是媒体的监督。

寡头与国民

私有化的主要方式包括协议出售和公开上市两种，前者是指政府通过谈判，将手中国企股权出售给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可能是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也可以是国企的管理层或者职工。公开上市的方式则主要适用于大型国企的改革，因为这类国企私有化所需要的资金量太大，一般的私人资本无法满足，唯有资本市场一条路。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石油等资金密集型企业，如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公司、苏格兰电力公司等。通过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还可以使这些企业的股东相对分散，有利于促进竞争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上市也有利于国有资产价格的上升，可以增加国库收入。

无论是英国，还是俄罗斯，国企私有化的方式也主要是以上两种。不过，值得玩味的是，私有化的方式相同，但两国的私有化结果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英国的私有化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私有化涉及了英国2/3的国企，其中近40家曾严重亏损的大国企扭亏为盈。还有数据显示，1979年启动国企改革之后的近10年时间内，体现技术实力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方面，英国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德国。

相比而言，俄罗斯的私有化则几乎让经济走向崩溃，并一度形成了独步全球的“寡头经济”模式，普通人生活水平长期低于前苏联。直至今天，尽管普京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并限制寡头，但俄罗斯的贫富分化仍极其严重。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超过80%的财富仍掌握在不到10%的人手中。

在英国的私有化进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众对国有股的争购。有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持有股票的人不到10%，但到了90年代初，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5%。小股东数量从300万猛增至1000万以上，这在当时，几乎等于每5个英国人就有一名小股东。

后来，不少留英的中国留学生也加入了认购大军，不少人还小赚一笔，这样的小本致富股市还一度成为留英学生之间的热门谈资。

俄罗斯在私有化进程中也推动了公众持股，甚至其彻底程度还超过英国。但遗憾的是，俄罗斯的私有化是“教科书”式的，其设计者几乎将西方法学和金融学的课程内容照搬到国企改革的实践之中。其操作方式是，所有俄罗斯公民以证券的形式平均分配国有资产。比如，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总人口1.5亿，那么每个俄罗斯人领到1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

但这一做法的结果是，俄罗斯人都将私有化证券卖给了寡头。再加上寡头通过私下交易获得的国有资产，俄罗斯的经济成为“寡头经济”，从能源到铝业，俄罗斯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普通俄罗斯人在出售手中的证券之后，似乎成为自己国家经济巨变的旁观者和成本的承担者。

对抗权贵需要什么

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失败应该归咎于原先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将国有资产中饱私囊导致。这种看法道出了在社会制度剧变之中，政治权力必然意味着超额经济利益攫取的普遍规律。但这个观点也忽视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即只有在一个国家拥有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和强大的机构投资者的时候，才可以把国企改革的成本降到最低，并最大程度惠及普通国民。

在改革之前，俄罗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金融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一直以来，银行作为传统的“间接融资”，其本质是利用国家的信用而把资金集聚到金融机构，但在转轨国家，银行极为容易沦为权贵的“提款机”。比如在拉美和东南亚，寡头都控制着自己的银行。

俄罗斯私有化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寡头都和银行进行了“合作”，寡头大量从银行“借钱”，而这些低成本的资金绝大部分都用来对俄罗斯国民持有的私有化兑换券进行收购。与此同时，西方的热钱也大量涌入俄罗斯。于是，各路资金像买大白菜一样迅速把普通俄罗斯人手中的“国资”收入囊中。

而作为老牌的金融大国，英国在私有化之时，其国内金融市场机构投资者，诸如保险公司、信托基金等已较为发达。这些机构投资者可以看作是普通国民的资产管理者，它们是国资收购的主力军之一，国资出手给他们其实也等于是普通国民在购买。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投资者一定程度可以对抗私人资本对金融市场的操控，从而达到平衡私有化过程中各方利益的作用。

而在俄罗斯的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人可以对抗寡头，寡头可以利用对银行体系的操控，毫无顾忌地打压私有化兑换券的价格，当价格下行，普通俄罗斯人只能赶紧脱手。

除了金融市场对私有化的正面推动之外，英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私有化进程中最值得后发国家学习的是公开透明。换言之，在私有化过程中，对抗寡头或权贵的手段有两个，一是健康的机构投资者，二是媒体的监督。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转轨国家，并不存在媒体的管制，即便在那些曾有军人严酷独裁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亦是如此。财经媒体的记者们可以每天都盯着国有资产的定价和交易，出现寻租和腐败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这就给了政府和私有化交易的对方无形的压力。

因此，即便在东欧、拉美等国家，尽管处在转轨阶段，其私有化也相对公开和透明。即便最终出现了国资流失，国有资产被以低价为少数寡头收购，但国民至少有知情权，并且都是“心甘情愿”地将手中的那一份国资卖掉。但在少数的后进国家，由于存在严格的媒体管制，私有化进程可能变为少数人的分肥，这样的私有化甚至还不如俄罗斯。

时间回溯到20年前的1994年，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完成私有化，4000万俄罗斯国民成为股票持有者。如今，“全民所有”早已成为历史，而当初理想主义的激进改革留给俄罗斯经济的是无尽的伤痛。当时，俄罗斯国企改革设计者盖达尔和丘拜斯认为：“把财产分给强盗，也比留在国家的手里要好。因为如果强盗变成自己资本的主人，他就不会再做强盗。”

20年已经过去，改革者当初的激愤之言，其对错似乎已不言自明。

作者：张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