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导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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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化学导论论文

制度财务学研究导论

【摘要】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公司财务学在数理的框架内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目前仍处在贫困化的状态之中。贫困化状态的形成，源于其多年一贯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理性经济人假说和形式主义研究传统及一系列理论建构的前提。走出贫困化状态的出路是在调整和扩展数理财务学框架的同时，开拓新的财务学领域，包括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和财务社会学等。制度财务学将制度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变量嵌入到公司财务。对制度财务学的研究，将会有一些重要的财务思想和理论创新，这些创新性的见解将使财务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关键词】 制度;财务学;平衡的公司概念

制度财务学是我提出的一门新的财务学科，历经几年的研究和演讲，有关制度财务学的一些思想和观念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在我看来，公司财务问题的研究应该有多个视角，而主流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仅仅选择了价值的视角，并且在研究时把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和既定前提来对待的。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制度急剧变革的中国，制度及其变迁的财务效应是很显著的。本文是在研究报告《制度财务学研究》的基础上整理的，集中了这份研究报告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现发表出来供同行讨论。

一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公司财务学在数理的框架内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思想、结构和方法在财务学家们看来已趋于成熟和稳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成为了科学的事实。尤其是那些在财务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创新，给所有学习过财务学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强烈印记。这些印记无疑是很多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比尔·麦金森(William L.Megginson)教授曾归纳为十二项，即：20世纪初期费希尔(Fisher)提出的完善资本市场下的储蓄和投资理论、1952年马科威茨(Markowitz)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1958年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和股利政策理论、1964年沙普(Shap)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70年法玛(Fama)提出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1973年布莱克(Black)和 斯科尔斯(Scholes)提出的期权定价理论、1976年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提出的代理理论、1977年罗斯(Ross)提出的财务信号理论及利兰(Leland)和派尔(Pyle)提出的金融中介理论、1980年布雷德利(Bradley)提出的现代公司控制理论、1985年格洛斯顿(Glosten)和米尔诺姆(Milgrom)提出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正如许多好的理论模型一样，这些基本原理既容易理解又形象直观，也就是说，它们既合乎常理又能为解释现实问题提供有用的工具。并且，这些可以用来解释客观事实的理论还经受了实证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成为了财务学核心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财务理论及以此为核心要素构建的公司财务学体系，创立了信息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解释了期权定价及其衍生工具，描述了现代公司管理理论，解释了无摩擦市场条件下如何评价公司债权证券及权益证券，确立和发展了投资风险的量化技术，并根据人们行为的可预测性从经济上解释了普遍存在的代理关系。现实中，财务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和工具，从而解决公司实际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显著地增进了公司的效率和社会财富。

财务学体系和方法真的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为合理有效的数理财务学体系真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数理财务学的特征并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数理财务学科的发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但却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是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二

从整体看，数理财务学体系框架的核心要件是由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工具箱组成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 。如同在其他学科所看到的情形一样，这个学科框架也是建构在一系列基本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美国财务学者爱斯华斯·达莫德伦(Aswath Damodaran)曾将支撑财务学体系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如下四组，即：(1)有关股东与经理相互关系的假设：经理会根据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制定决策，即使该目标函数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冲突;(2)有关股东与债权人相互关系的假设：为防止股东牟取债权人利益而产生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我们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3)有关经理与金融市场相互关系的假设：目标函数如何确定为股票价格最大化，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一个价格能有效反映信息的金融市场;(4)有关公司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假设：一般当确定公司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时，我们假设因此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像其他成本项目一样可以向公司追索和收取补偿费，或者相对财富最大化所产生的价值，社会成本很小。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并不要求市场效率和保护债权人的假设，但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增加了保护债权人的假设，假设最严格的是股票价格最大化目标，它以金融市场效率为基本前提。此外，正如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有时会假设自然界不受重力、压力和能量损失等摩擦因素的影响一样，财务研究人员也常常假设公司财务所面对的是无“摩擦”的理想的经济环境或完美市场环境①，并且不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这些“摩擦”因素包括诸如税收和交易成本等。尽管达莫德伦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数理财务学体系，其显示的公司财务和财务学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至少包括：以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强调参与者的自利性价值取向;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强调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股东价值取向;以资本市场为背景，侧重分析资本交易及价格;以决策为重心，侧重投融资决策的技术和方法;用工程学方法建构，强调定量分析，尤其是强调成本效益分析工具在决策中的应用。对数理财务学的观察不难发现，它是一门面向股东的、旨在借助有效决策实现股东净现金流入最大化的定量科学。如同麦金森所指出的：“财务学是一门定量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财务学更倾向于数学化。”②

数理财务学的这些假设和总体特征，背后蕴涵着一系列的财务思想和理念。特别重要的是：第一，公司及其股东均系独立的有自身利益和预期的社会个体，只有通过对这些社会个体的分析才能理解或解释社会现象，因而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最适宜的选择;第二，公司系股东的公司，公司的所有权归属于股东，因此包括财务行为在内的公司全部行为的出发点都应该是股东的利益，股东的现金净流量也就成为惟一的决策标准;第三，公司系纯经济的组织，因此公司财务行为也是纯粹经济行为，不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也不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和限定;第四，公司是良好的公民，其行为不会产生破坏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后果，因而公司财务行为不存在负面的外部性问题，公司财务行为的社会成本为零。尽管这些思想和理念可能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意，也尽管现实世界里公司决策者的决策及行为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但财务研究人员仍然在构造理论体系时固守这些基本的思想和理念，所以如此，就达莫德伦所描述的那样：“仅凭许多社会问题都带有主观性、难以量化这一点就可以推出永远不存在目标函数，从而也不存在充分考虑了社会因素的决策规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公司财务理论假定决策者将不会做出带来巨大社会成本的决策。”

三

在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我们能够经常地看到“贫困化”一词，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数理财务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数理财务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数理财务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描述数理财务学和预测财务学的基础，削弱了数理财务学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数理财务学的现实偏离性。我不否认数理财务学所关注且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值得困惑的是，这些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揭示现实世界的面貌了呢?!我的看法和评价也许过于悲观，不过现有的数理框架下财务学理论及方法与现实世界的严重偏离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内容上的错位。数理财务学所重点关注的投融资问题③，对多数企业来说(即使是上市公司)其实并不是经常性事项，多少带有些“偶发事项”的性质。而实际中企业经常关注的财务事项，更多地可能要集中于预算、资产管理、成本费用控制、现金流管理、财务分析、风险管理等事项上，公司财务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二是流程上的缺位。数理财务学对财务事项的关注重点集中在决策上，虽体现了管理的重心之所在，但仅仅关注决策仍不能完整地把握财务管理的整个循环，决策之外的预算、控制、分析、评价等环节的缺位，无疑会误导那些学习财务管理知识并将其付之实践的人们。三是方法上的越位。出于目标函数设置方面的考虑，数理财务学在设定其决策规则时，选择了惟一的价值标准，并且价值的衡量是基于现金流量而非会计利润。这样做虽能体现决策规则与目标函数的逻辑一贯性，并能比较容易地构建数理模型，但由于在目标函数和决策规则的设定时忽视了与“人文关怀”有关的动机和因素的考虑，也使得财务学的体系严重地偏离了实际。检查一下学术杂志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完全将人、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情感、利他主义等社会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之外，财务学因此就好比“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而观察现实，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诸如人、制度、伦理道德、文化等，内生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公司财务因此而成为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伦理的忽视、对非理性因素的忽视、对社会结构的忽视、对利他性动机的排除，对制度的忽视以及对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忽视等等，使得数理财务学远离了我们所看到的生动的公司现实。

数理财务学的学科断裂性。如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存在状态一样，财务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之中，有财务学的上游学科或下游学科，也有它的旁侧学科，这些学科都直接关联着财务学，形成学科影响互动的关系。历史地看，财务学的发生和发展曾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显著地弱化了。可以说，财务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还远离财务学。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④，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学领域?!

数理财务学的环境滞后性。近一、二十年，公司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市场结构的转型、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新技术的冲击和阴影、战略联盟的出现、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以及众多降低成本的压力等，都需要公司财务职能和模式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专家控制职能强调公司经营业务的财务历史数据，而公司增值职能则在运用财务技术的同时，强调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业务，并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⑤转变后的财务职能，能够有效地将经营与财务寓于一体，并得到现代信息技术(如ERP系统)的支撑。很显然，财务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和模式转型有所反应。

财务学的现实偏离性、学科断裂性和环境滞后性，构成了这门学科贫困化的三个重要的表征，说明标准的数理财务学还处在贫困化的状态之中。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并非是要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四

标准的数理财务学所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缺失及其贫困化状态的形成，源于其多年一贯沿用的理论传统和方法论基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体主义方法论;二是理性经济人假说;三是形式主义传统。

在方法论上，个体主义强调社会的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或个体的行为，强调从个体的内在属性或内在驱力上解释个体行为。尽管个体主义方法论被普遍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并在数理财务学的研究中位居主流地位，但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在数理财务学研究应用中的局限性和困境。由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将公司财务行为视为纯粹个体的、完全意识性和目的性的、追求主观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以此为出发点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忽视公司财务行为的社会限定性、结构嵌入性以及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性，忽视公司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发展的重要作用，忽视冲动、羡慕、悔恨等情绪状态在投资和理财动机形成中的作用。其次，个体主义方法论把个体的目的性放在首位，却拒绝或不能够对这种目的本身的形成过程给出充分说明，并将目的形成和行为过程的制度、文化等因素排除在理论架构之外，按照这种方法建构的公司财务理论必将削弱对现实的公司财务行为的解释能力。

在正统的或主流的财务学理论中，每个理财人都是既理性又自私精明的，由此而得出的财务理论，如今已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公司财务问题的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工具。财务学的这个理论前提，在经济学传统上源自于从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经济学之所以选择理性经济人假说并被财务学研究所继承，一个基本的观点认为，人的自利本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是最符合“众数原则”的现象。但是无德性的经济人毕竟不是“现实人”，因为“现实的人”或多或少的总是具有一定利他主义精神的、讲究道德的二重人。其次，正如希勒(Shiller，2000 )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所描述的，即使是资本市场，也是非理性的运行，也会受到那些“尚未被经济理论的理性分析验证过”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说，公司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偏离现实的，那些在此基础上推理演绎的结论自然也就难以接受现实的检验。

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选择曾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论战的重要议题。形式主义经济学将经济行动视为是一种与市场和价格相关联的最优化选择过程。很显然，主流财务学对公司财务问题的分析是承袭了形式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根据这个传统，公司财务问题被设定为一种理想状态，并对这种理想状态进行分析得出基本结论。鉴于标准财务学的这个传统，本书把标准财务学描述为“形式主义财务学”。整体看，形式主义财务学的框架结构还存在许多为自身逻辑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或“死穴”。正如实体主义经济学所批评的那样，形式主义财务学完全没有把公司财务问题嵌入到社会结构中来研究分析，同时也必然把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排除在财务学的理论框架之外。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行为的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与财务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地分析，无法为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结果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由于形式财务学往往假定所有公司的财务行为都具有共同的内核，结果忽视了对公司财务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的历史相对性，忽视了显示“特殊主义”的公司理财环境的差异性。

五

走出数理财务学的困境，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推翻数理财务学的整个体系，而是要在继续完善数理财务学的同时，扩展财务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并开拓数理财务学之外的新的财务学科。

不过，在数理财务学之外建立新的财务学科，需要我们改变对公司及公司财务性质的看法，并确立起“嵌入性”的公司及公司财务理论。“嵌入”(embeddedness)是社会学广泛使用的概念，意指各类主体及其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限定，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着它们的形式与结果。公司及其财务行为的结构嵌入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财富生成主体的公司是“社会人”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它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之中，同时又与社会结构之间产生影响互动的关系。公司是社会经济机构而非纯粹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参与者实际上也是社会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参与者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引和约束，他们在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往往还夹杂着对他人的赞同、个人地位及权力的渴望，这些都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完全不受限制的纯以个人为中心的最大化行为是不现实的。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即使是不受限制地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受到建筑在社会互动之上的互惠性期望的限定。因此，公司及其财务行为实际上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给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财务学应当像经济社会学那样，把社会结构及其所包含的制度、伦理、文化、非理性的情感等要素纳入公司财务行为分析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其嵌入性的制度财务学、财务伦理学、财务社会学、行为财务学等新的财务学科。其中，制度财务学将制度视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变量，分析研究影响公司财务运行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作用等。财务社会学将公司的财务行为视为社会行为而非纯粹经济行为，研究分析公司财务行为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和社会限定性、以及公司财务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影响互动关系。行为财务学把公司财务行为视为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研究公司财务活动中人们认知偏差对公司理财的作用和影响。行为金融学的崛起和发展为行为财务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借鉴。财务伦理学则将财务学与伦理学有机结合，探究内生于公司财务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要素及其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与标准的数理财务学所不同的是，这些新的财务学科将公司及其财务行为的参与者视为非完全理性人或有限理性人，也就是普通的正常人或现实人，并将公司及其财务行为的参与者视为非同质的社会人，并运用个体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制度、社会、心理、情感等在公司财务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在建立新的财务学科的同时，数理财务学自身的框架也需要调整和扩展，一系列新的视角需要确立起来，这些新的视角至少包括：供应链或价值链视角。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将把我们对公司财务的关注点扩展到价值创造的整个链条，并考虑供应链上的利益冲突和平衡问题;战略视角，对战略导向作用的关注将引导我们将公司财务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有机地联系和整合在一起;利益相关者视角，也就是把公司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纳入分析框架，探索和反映利益相关者整体对公司财务目标函数及决策规则的影响。

六

在诸多可能的新学科之中，值得关注的只是其中的制度财务学。在嵌入性的公司财务理论中，制度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因素，是解释公司财务目标函数及决策规则的重要变量，这一点与数理财务学显著不同。在制度财务学看来，公司财务分析模型是有制度类别的，它在许多情形下对制度约束的变化非常敏感，对这些约束的自觉认识不仅对财务理论建设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公司财务政策问题的分析也是十分重要的。对制度变量的考虑将使公司财务分析模型更逼近真实。

其次，制度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显著区别于数理财务学。个体主义是数理财务学的方法论基础，而这个基础在制度的财务分析中已被动摇，制度内生的公司财务理论将公司及财务行为的参与者视为有着“许多规定的综合”，而选择制度整体主义来把握它们的多种规定性及其结构限定性。在数理财务学看来，公司及财务行为的参与者只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模型来对资本市场环境作出理性反应的经济动物，而在制度财务学的视野里，他们是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公司的多种属性及所肩负的多重责任和使命，需要参与者进行有效地平衡。因此，“平衡的企业概念”是制度财务学的一个起点，也是贯彻始终的主线。在制度财务学的框架内，公司财务被视为以公司这个法律实体为主体展开的涵盖它的利益相关者的一种网络化行为，公司财务网络与社会结构网络的密切关系，需要我们借助社会学中通行的“弱嵌入性”概念来进行分析。此外，被数理财务学所拒绝的“外部性”或“社会成本”，又被纳入制度财务学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决策规则的设定，将充分地考虑外部性效应及其影响。

再次，如同数理财务学和制度经济学一样，制度财务学的研究内容无疑也是很丰富的。诸如：(1)制度视角的公司财务目标研究。在数理财务学的框架内，目标函数是作为预设的前提或先决条件而存在的，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目标或目的的最初产生，在数理财务学的界限内是不需要回答的。而一般把制度纳入公司财务分析框架，则公司目标或目的形成机理的解释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为个体行为深受制度性质的影响，只有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才能把握目标的形成机理。就如同凡勃伦所指出的：“个体行为的要求和愿望、目标和结果、方式和手段、变动和趋向，都是制度变量的函数，是高度复杂的、具有整体不稳定特征。”⑥英国经济学家G·M·霍奇逊也有类似的见解:“制度和文化极为重要：它们在影响和形成目的方面确实在起作用。诸如制度结构和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这类因素，不仅影响我们的重要行为，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追求的目标”。⑦(2)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结构。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并决定公司财务目标函数的制度变量的结构是复杂而多元的，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本体性制度和关联性制度、产权制度与非产权制度、宏观制度与微观制度等等之分，究竟其具体结构如何，以及各类不同的制度是如何影响公司财务目标与行为的，制度财务学显然要给出合理的解释或答案。(3)内生于公司财务价值链的制度分析。财务价值链和业务价值链是两个相关联又相区别的概念。在普华永道的《首席财务官：公司未来的建筑师》一书的描述中，财务价值链是由财务战略、投资管理、融资与税收管理、成本计划和预算、财务控制、业绩管理等环节组成的一个循环，其中每一个环节的运作，都离不开制度的影响和作用。换句话说，制度是内生于并对这些财务价值链发生实际作用的。制度财务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这些价值链要素所内涵的制度因素，并分析制度对财务决策与运行的具体影响。不过，对嵌入财务价值链的制度分析，还要结合公司类型、行业差别、寿命周期阶段等因素，并揭示公司治理及所体现的权力配置模式及其运作对具体财务事项的实际影响。(4)财务网络、财务网络内部的制度性冲突及基于冲突的制度性安排。公司财务是以公司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化的行为，基于目标、风险和信息上的一系列差别，网络内部的财务冲突是显而易见且复杂多变的。一致与冲突，是公司财务存在的基本形态。如同社会学家们所描述的，制度导致了冲突，而冲突的协调或化解又需要另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视角的公司财务理论，就需要把作为冲突成因和协调手段的制度安排纳入分析框架。(5)公司财务伦理及其维护。嵌入社会结构的公司财务行为是以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而所有社会公司都内含伦理道德的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实际上也是内生于公司财务决策及行为过程的，这是制度财务学关注伦理分析的重要基础。此外，公司财务行为的政府管制、制度变迁的财务影响及财务制度本身的变迁历史和规律、与产权相关的制度财务分析、与资本结构相关的制度分析、与投融资等具体财务事项有关的制度分析、与公司类型有关的制度财务分析、与公司成长阶段有关的制度财务分析、与制度变迁有关的财务分析等，当然也属于制度财务学的考察范围。可以肯定的说，制度财务学肯定是一个浩瀚的知识海洋，内容非常丰富。

七

对制度财务学的研究势必会有一系列思想和理论上的创新。归纳起来，主要的思想性创新包括：

(1)将标准的财务学归入数理财务学的范畴，并站在一定的高度上从整体上重新审视数理财务学的发展路径、研究范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所处的理论和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数理财务学处在贫困化状态的结论，无疑是国内外第一次如此鲜明且大胆的判断。不管这个判断的正确性如何，都将为我们扩展财务理论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财务学科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2)借鉴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确立了与数理财务学完全不同的公司财务观：公司财务实际上是一种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受社会结构限定的网络化行为。公司及财务行为的参与者作为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其自身多元化的属性、动机和责任，需要我们用“平衡”的观念来重新认识公司及财务行为的参与者。“平衡的企业概念”作为制度财务学的一个主线贯彻始终，并在认定公司性质、构造目标函数、配置公司财权、设计决策机制、转换控制体系、建构业绩评价模型、解析财务冲突和设计基于冲突的制度安排等研究内容上得到充分地、逻辑一贯地体现。与“平衡的企业概念”的倡导者、美国圣母大学教授乔治·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所不同的是，本报告确立了基于资本、属性、契约、行为、责任和主体等六种视角的“平衡的企业概念”，并分别在不同的场合适当地得到了应用。对这个概念的适当应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公司财务理论框架。

(3)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公司财务目标及行为是制度变量函数的观点，并以完全不同于数理财务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系统分析和展示制度对公司财务目标、决策及行为的内生性影响。对制度影响性的分析，始终关注其背后蕴涵着的社会整体结构，而不是孤立地就财务论财务、就制度谈制度。因此，对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应用的结果，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与社会结构相互动的、呈现国际差异性的公司财务体系，这个体系显著地不同于按形式主义传统所构造的数理财务学体系。因为后者所展示给人们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4)从制度的视角来分析把握公司财务目标及其形成机理，显然也是已经超越了数理财务学的能力。本报告对主流的公司财务目标函数理论——公司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从制度视角进行系统评价和批判的基础上，从平衡的公司概念出发，提出了平衡的公司财务目标函数概念和理论，这在财务学界显然是独具创新意义的。在契约论的视角下，本报告将公司定义为经济性契约网络与社会性契约网络的集合，也就是等于把公司看成是社会经济机构。其中，经济性契约网络的平衡目标是公司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而能够体现这种平衡的公司目标函数是有效增加值最大化(主要目标)和价值分配合理化(延伸目标或辅助目标);社会契约网络的平衡目标是公司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经济性的公共利益内含在有效增加值之中，以法律和道德的形式体现出来的非经济性公共利益作为经济性目标函数的约束条件较为适宜。这样安排，等于是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纳入到了公司财务目标函数。很显然，这是主流经济学及以此为基础的数理财务学所不提倡也不愿看到的做法。然而，我一贯的意见是，公司财务既要做蛋糕又要切蛋糕，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合理分配蛋糕。值得关注的是，当我们选择公司财务目标函数时，已经不再把公司视为纯粹的“合法虚构”而是事实上的“法人实在”，这既是与20世纪法学界流行的法人实在说的观点相吻合，并且也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其次，制度财务学是从价值主义而不是工具主义的角度看待公司利益相关者的。

(5)被数理财务学所拒斥的权力范畴，被我们作为从制度视角理解和研究公司财务理论时所绕不开的话题纳入公司财务学的框架体系，并且我所提出的权力理论是建立在资源观点之上的，也就是说，是把资源作为权力的来源和配置基础来看待并以此为基础来构造公司财权配置理论的。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资本强权理论所不同的是，基于资源的财权配置理论将现代企业视为多种资本或资源的集合性契约，并认为各种资源的提供者都是公司财权的分享主体，在此基础上所构造的面向利益相关者的公司财权共同配置体系和共同决策机制体系，打破了以资本强权理论为基础的股东至上的逻辑。历史地看，伴随公司资源结构的变化，公司财权配置结构也在转移和调整。以资源为主线的财权配置理论，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要求，也为我们分析判断公司财权配置状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对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6)自伯利和米恩斯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的有关代理问题，即公司的资金提供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詹森和麦克林于20世纪70年代将代理模型引入公司金融研究，被视为公司财务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转折。问题是，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代理模型在西方世界并未获得一致地认同，本报告的研究还发现，经典的代理理论的分析前提是把公司视为一个仅起“合同关系纽带”的“合法虚构”而不是一个 “人格化”的法人实体，而一旦我们修改了经典代理理论所依恃的基本假设，确立起公司的独立人格地位和独立目标函数以后，就会发现公司权力分置所带来的冲突问题和成本问题更加复杂了。经典代理理论实际上是把这复杂的代理关系通过公司虚化而简单化了，原本复杂的代理链条经过对中间环节的省略而被简约成股东与经理的委托代理关系。

(7)依照数理财务学的逻辑，是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公司决策的标准而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和计算仅仅是考虑了股东的利益，也就是对股东有意义的现金流量，这明显地体现了数理财务学所认定的目标函数的逻辑要求。而一旦我们超越数理的框架，站在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的立场、并把公司视为一个经济契约与社会契约的集合时，公司决策的标准就需要做相应地调整。数理财务学的决策标准是以净利润为基础确定的，而制度财务学提出的决策标准是以有效增加值为基础计算的;数理财务学的决策标准只考虑了股东利益，本报告提出的决策标准是基于相关者共同利益的。这个新的决策标准是“利润 + 折旧 + 员工薪酬性现金流出 + 利息现金流出 + 税收现金流出”或“营业现金流入与总价值中的转移价值部分(C)相关的现金流出”。在考虑了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后，社会成本还必须作为现金流量的一个调整因素纳入决策模型。并且即使如此，也不能把现金流量折现标准绝对化。现实中，总有许许多多的财务决策违背了现金流量标准。

(8)国际的比较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中引入“独立人士”是一个共同的惯例，但独立人士的角色都是非决策性的。无论是美国的独立董事还是日本的独立监事，在公司中所起的作用都是监督性的。这给我们的启发是：中国将独立董事置入起决策作用的董事会是否适当的问题。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力推“双独立制度”，即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并存的制度，同时调整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角色定位。考虑到平衡的公司概念，我主张结构多元化的董事会制度，并赋予独立董事的使命是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中小股东利益或股东利益代表。这也是我多年一贯的看法。

(9)在公司财务价值链中，内部控制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受正统教科书的影响，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审计学的视角看待内部控制，然而实际上，内部控制更是一个管理学的范畴，并且管理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与审计学视角的内部控制是有差别的。从管理学的视角来考察，内部控制应当是价值创造导向而不是财务报告导向的。研究报告所构筑的正是国内外没有人尝试的价值创造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控制环境、目标制定与预算编制、风险识别与应对、控制程序和方法、信息及沟通、绩效评价与激励、监控七项要素。尽管仍称为内部控制，但已经超越了COSO，也超越了公司“内部”，将内部控制置于价值链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价值创造导向的内部控制是以公司价值创造为主要目标、以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为出发点、以价值链分析为基础、以管理信息系统为平台、体现控制全过程的一个开放型系统。

(10)围绕公司的业绩平衡，人们提出了很多的见解，部分并已付诸于行动。但问题是，多数的见解都是体现股东至上逻辑并与主流的公司目标函数在逻辑上一贯的。既然目标函数仅仅包括了股东的利益，那么业绩的评价也只能围绕股东利益的实现程度来展开，这就是主流的业绩评价模式(包括普遍受崇的EVA)的逻辑。不同的是，研究报告从平衡的公司概念出发，提出了一套平衡的业绩评价模式，而其中的主导性或核心指标仍是前面提到的、体现在新目标函数中的有效增加值。

(11)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数理财务学因把公司视为“合法虚构”而将公司客观存在的财务冲突网络给大大简化了。研究报告把冲突作为重要的课题纳入制度财务学的框架，并从公司的实体性而非“合法虚构”出发，系统地分析了公司所存在的各种财务冲突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机理。对整合性财务制度安排的研究虽仅仅局限于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上，但其中的创新见解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我提出的基于价值创造的广义收益分配理论，将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及供应链纳入了收益分配的框架，这个框架在流行的按要素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扩展。对冲突的数量分析人们习惯于借助非合作博弈模型，而本报告的研究支持了青木昌彦的观点，将合作博弈作为一个普遍的解释框架。所不同的是，我认为博弈双方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并且以公司为连接点的契约集合内的单个契约间又是相互影响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囚徒困境”式的博弈，而是一个与契约网络相对应的博弈群。不过，尽管我试图清晰地表达我的思想，但限于目前的条件，还没有将与这种思想相匹配的数学模型体现在报告中，这正是我下一步需要补充的内容之一。

在跨学科的整合和互动式发展方面，本报告无疑也是极富创造性的。报告试图在跨学科中寻求融通点，使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在较大的系统框架中进行多学科思考。

注 释

① 许多财务理论都假设存在完美资本市场，其特征是：(1)存在许多充分了解信息的买者和卖者，但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市场价格;(2)没有市场“摩擦”，比如税收、手续费、获取信息及其他交易成本等;(3)市场参与者对有关资产未来价值、利息率及其他相关经济因素的认识一致(此项假设通常被称为“相同预期”);(4)存在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并始终保持均衡;(5)所有潜在的买者和卖者可以无成本并快速地进入市场。当然，理论研究人员先假定存在完美市场，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实市场没有“摩擦”，而是因为只有在理想情况下才能导出基本的结论。参见[美] 比尔·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美] 比尔·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③ [美]爱斯华斯·达莫德伦：《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现代财务学在内容上的特点是：“注重投资而不是筹资”。现代资本市场中，由于竞争的存在，仅凭英明的筹资策略来创造财富的机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尽管成功的金融创新的确发生过，但对全部公司的筹资总量来说，也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且由于竞争而迅速失去盈利机会。公司高层管理者应集中精力，创造和利用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击败市场。”参见[美] 比尔·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

④ 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解释：“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参见[美]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⑤ [英]玛格丽特·梅《财务职能转变与公司增值》，中译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

⑥ ⑦ [英]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3页。

作者：李心合

第二篇：《训诂学导论》评议

摘要：《训诂学导论》是学者许威汉的著作，这部著作从各个方面探讨了有关训诂学的相关问题，全书主要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训诂学的理论体系以及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讲述理论的同时又间以举例，夹叙夹议，相得益彰。

关键词：

训诂;训诂学;词汇学

文献标识码：A

《训诂学导论》的作者为著名学者许威汉，许威汉，1926年1月生，浙江省苍南县人。著名语言学家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4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先后从国学大师唐文治(清进士，位至尚书)攻古文献从知名学者郭绍虞、张世禄攻文学理论和语言学。从教四十余年，主要从事词汇学和训诂学的研究。出版《训诂学导论》、《汉语词汇学引论》、《汉语学》、《语林探胜》、《简明诗律》和《南北朝的诗和散文》等专著十余部。主编《现代语言学系列》、《古汉语资料汇纂》等二十余部，发表于《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宏观语言学》(英国)及港澳台刊物等论文百余篇。

《训诂学导论》是一部有关于训诂学导论的著作，从宏观上作者将此书分为两大部分，即总论和分论，书后又附录了一篇作者与其学生合写的一篇文章，文章题目为《试论20世纪传统训诂学的新发展》，总论主要包括七个部分，涵盖有训诂的内容，范围、实践的形式等。在总论的第一部分作者谈到了什么是训诂与训诂学，作者总结前人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训诂就是对语言，主要是对古代语言作解释，用语言解释语言(包括方诉词语)是训诂的一般含义，对古文献语言作解释是训诂的特定含义”在谈到什么是训诂学时，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把训诂学跟文字学，音韵学并立起来认为“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但作者却认为训诂学既是传统的汉语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字学、声韵学、语义学、历史语法学、文言修辞学及校勘学的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作者给训诂学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以古代文献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学科，是语言学里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人文性很，强的技术科学。”在“训诂的内容”这一部分作者指明解释字义(词义)是训诂学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还兼及解释文句、分析篇章、分析表达方式，分析时空关系等内容在总论的第三部分是关于训诂的范围问题，作者针对传统训诂学以经书为中心的局限，提出训诂的范围必须扩大一方面要把语言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方俗语词的研究。在谈到有关训诂学的原则问题时，作者指出对于语义的训释，单靠静态的分析是不足的，语言的稳定性和渐变性决定了古今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解释古语要懂得语义的历史演变情况。总之“从事训诂，必须有发展的观点，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要相结合”在总论的其它部分中，作者还谈论了训诂学的用途，指出了从事训诂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激励后学之恳切情意，跃然笔端。总论最后作者列举了训诂学的常用术语，并将之归类。为刚接触训诂学的初学者提供了便利，是为本书一大特色。

总之，在总论中，作者或理论阐释或举例实证，廓清了训诂学的理论框架。作者既借鉴了前人或同辈学者的理论成果，又结合自身的训诂实践，多有创见。

在本书的分论中，作者用了十二章的篇幅来具体阐述训诂学的相关问题，在第一章，作者以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为例，谈论训诂学的相关问题，作者高度评价了俞樾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对此书的内容、方法、体例等多有论述，指出“《古书疑义举例》涉及训诂学方方面面，逐例选举作证，间加说解，见识精湛，新意叠出，实言简语赅，入木三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仅高度赞扬了俞氏严谨务实，不泥旧说的治学精神，而且也就俞氏此书中所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大胆地进行批评，从而使后学者不但能从俞氏这部著作中汲取丰富的训诂学知识，而且能够站在俞氏的高度上发俞氏所未发，从而推动训诂学的发展。在第二章里，作者阐述了训诂的五种方法。其一为以形索义，也称形训，作者针对汉字表意的特征，指出“因形索义”是指通过字形的分析去了解字所记录的词的本义，也就是“依形求义”的训释方法。其二为因声求义，也称声讯，作者指出自汉字创立之初，字的音义之间只存在偶然的关系，但随着字(词)音的确立和汉字的演化发展，汉字的音义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于是通过声音训诂便逐步具有了科学性“这种'因声求义'(声训)是训诂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往往成为探求和贯通语义的根本途径。”其三为据文证以，即要重视语言环境的利用，在汉语字(词)中，一词多义的现象相当普遍如何准确地分析字(词)的语义，不能够脱离当时的语言环境也不可以离开文献语言或凭字形或凭字音去妄加推测。其四为析词审义，析词审义是指分析词的结构关系(顾及词与词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审意义。其五辨体明义，作者指出有些古代作品由于文体风格的关系，用词往往袭用古义，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文体风格来去理解词语的意思。此外，古代辞赋、骈文及律诗常用对偶形式来表达，构成对偶的词往往是词性相同或词义相同的，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更好的理解作品的词义。总之，作者在此章中对训诂的方法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其中既有理论分析，有间以举例论证，夹叙夹议，甚得训诂之精要。在第三章中，作者主要列举了互训，义届，推因三种训诂的方式，前一章“训诂的方法”从运用上着眼，本章从表现上着眼，作者先对互训做说解，什么是互训呢?互训就是指意义和用法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的相互解释，互训是以古书中训释词和被训释词在词义上的基本共同点为依据的，作者指出互训也有其局限“互训是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一组词有相对的同义，而不是指在一切语言环境中一组词有绝对的同义”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既然可以互训便可以不加区别。然后作者对义界，推因等其它训诂的方式作了阐述，既指出了它们可取的方面，也谈到了它们的局限性。第四章是词义的引深与褒贬，在本章中，作者首先指出词义的引申即指一个词由本义推演而形成新的意义。但词义引申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引申义总是该词所代表的概念的某一特点发展起来的。而任何事物特点都是多方面的。从一个本义出发就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引申出新义。”关于词义的褒贬色彩，或者说词语的感情色彩是与准确地训释词义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作者指出“词的感情色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般是稳定的，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变化的原因包括社会因素和语言因素的变迁。在第五章中，作者强调要重视对方言俗语的词义的训释，因为方言俗语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历代以来，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方俗语词作了研究，也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著作，但从实际要求来看，距离还是相当大的。为什么方俗词义如此难释，作者主要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以作为引证的材料很缺乏，几乎没有合适的，字书，词典可以查。第二，记录当时口语的文字往往有多种写法，而且抄写的人和刻印的人文化水平较低，错别字不少。第三，中古，近古双音结构的语言单位占多数，但是又没有固定下来，某一语言单位是词还是词组有时会使人捉摸不定。有时合成词的两个词素的次序不固定，有时出现不规则的缩语，都使人难以确定词义。第四，有些少数民族的借词，还没有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需要从少数民族的古代文献中找对音的词。但是方言俗语的训释在训诂学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作者指出“要克服这方面的困难。首先思想上要正确对待，重视探索，其次是充分利用工具书及其它有关专书，深入求证。”第六章是外来用语的词义，我们知道汉语词汇非常丰富，它在发展过程中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也会受到其他民族语言词汇的一些影响。汉语中存在着很多的外来用词，本书作者将汉语的外来词(包括音译和意译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另一种是来自国外的。第七章是训诂要籍的介绍，包括专门的注释书，还有笔记，札记等。第八章讲训诂学的发展简史，作者将训诂学的发展历史作了分期：萌芽期(先秦)——兴盛期(两汉)——保守期(魏——唐)——中落期(宋——明)——复兴期(清)，并且对各个阶段训诂学的发展概况做出了评议。例如对于汉代训诂学的成就作者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汉代训诂的成就，给后世语言文字的分析研究做出了范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后世语言学所借鉴。如果没有汉代人的训诂实践和理论探讨，后世训诂学发展要困难得多”并且作者对于学术界的其它不同观点能够理性的加以批判，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在评议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训诂学的发展概况时，作者谈到“齐佩瑢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训诂学处于'训诂学的中衰'(《训诂学概论》第四章)时期，这话说得过头了点。其实这个时期的训诂基本上沿着两汉高潮的余波发展，也有新的成就，只是和汉代训诂学高峰比较起来不显得那么突出，有些地方表现出保守倾向”当然，对于作者有些意见，笔者不敢苟同，例如作者提出清代朴学的发展是受到西方发达科学的影响，的确在明末清初时，随着一批西洋传教士的东来，一部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传入中国并影响到了一批开明的知识分子，但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自然科学知识，中国古代重视人文教育，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加强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修养，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多的是像对待工匠的技术那样去认识的。即使后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更多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对国人的思想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当时的洋务派依然力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笔者窃以为当时具有此种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依然占有相当大之比例。更何况在明末清初之际。清代训诂学规模之空前，非有赖于相当数量之知识分子群智群力不可。而以区区零散之西洋科学断不至于此等之境界，笔者认为清代训诂学之所以成绩斐然，与清代学者继承前人经验，并且在训诂学的方法论上有所创新是分不开的。所以即使西方的一些科学思想影响到了当时的学者，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学者群自身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使然。在第九和第十章中，作者主要谈到了训诂学的发展现状与未来，作者提出要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在科学的语言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开拓进取，推陈出新，加速训诂学的发展，并且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设训诂学工作者的队伍。与此同时，加强训诂学的学科理论建设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第十一章是关于古书的阅读，作者主要谈论了在阅读古书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注意古籍部类，注意丛书类书等，其中牵涉到版本学、校勘学等相关学科的内容。第十二章的题目是“在实践中加深和提高”，作者列出了古书训释的二百个例子，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空洞的说理所达不到效果。

书末附录《试论20世纪传统训诂学的新发展》一文，系作者与卓有建树的学生徐时仪教授合写，目前少见同类文章问世。用为附录，似可为训诂学林园地的开掘与拓展略供参考。

总而论之，作者在本书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训诂学相关理论和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发展概况，而且作者不是空洞地理论说教，而是结合大量的训诂实践来阐述的。除此以外，本书体例严谨，论证翔实，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无疑有助于后学者得训诂学之精要。

参考文献

[1]许威汉.训诂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11.

作者：焦杰

第三篇：机器人学导论课程

摘 要 机器人学导论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一门专业课程，提高该课程的实践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师的教学工作质量。结合该课程当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 机器人学导论;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能力;教学质量

Introduction to Robotics//WANG Yuqi， ZHOU Lei， CAO Jinjiang， WANG Lei

Key words introduction to robotics; applied talents;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teaching quality

0 引言

機器人学导论是一门介绍机器人学的课程，也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南京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机器人学是一门高度交叉的前沿学科，机器人技术也是一项集力学、机械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电子工程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之大成的综合性很强的新技术。

随着工业、经济、社会及科技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中。机器人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得传统的工业生产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机器人已成为必争领域和未来竞争的制高点，也是信息、制造、能源、材料等技术的融合创新[1]。我国机器人市场已进入高速增长期，机器人市场需求潜力巨大[2]。

机器人在国内外的应用情况，按区域划分，亚洲是目前工业机器人使用量最大的地区，其次是美洲及欧洲;从国家来看，中国是新增工业机器人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日本、美国和韩国[3]。可以看出，我国在机器人应用方面已经跨到了前端，研究正在朝智能化、模块化、系统化、微型化、多功能化及高性能、自诊断、自修复趋势发展，以适应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向更大更宽广的应用领域发展[4]。因此，要加大对机器人学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机器人学导论课程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1 机器人学导论课程的内容及特点

机器人学导论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机器人位置运动学、动力学分析和力、轨迹规划、运动控制系统、驱动器和驱动系统等。这门课程融合了多个学科，集合了机器人技术、控制技术、力学技术、图像处理技术、传感器技术等，课程内容丰富，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例如：机器人学的数学基础就包括空间任意点的位置和姿态变换、坐标变换、齐次坐标变换、物体的变换和逆变换以及通用旋转变换等;机器人的动力学包括动力学方程、动态特性和静态特性，同时涉及两种重要的解法，即拉格朗日功能平衡法和牛顿—欧拉动态平衡法。

机器人学导论这门课程涉及学科多，理论性知识多，重点、难点多，内容相对比较抽象。学生在预习和课后复习中会有诸多困难，如果再不结合科研及实践应用，会觉得该课程艰涩难懂，从而极大地减弱学习兴趣。

2 机器人学导论课程的教学目标

机器人学导论课程开设的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机器人发展的最新技术与现状，初步掌握机器人技术的基本知识;从总体上了解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概况及相关技术，主要包括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概念、机器人技术的基本原理以及机器人控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特点，并了解在制造业自动化系统与工程中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实例，对工业机器人从基本概念到应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起到引导作用。

3 机器人学导论课程当前存在的问题

课程课时短 机器人学导论课程虽然是一门专业课程，但是学院对这门课程定的是选修性质，且设定的课程学时是32学时。机器人学导论总共十章，且每章节的知识内容繁多，理解起来难度大。32个学时的课时使得该课程的讲解变得比较仓促，讲解内容比较浅显，流于基本概念和原理，不能进一步深入和扩展相关内容。同时，由于这门课是选修课，且安排在大三时期，大三期间有一些学生面临准备考研等现实问题，投入课程的时间变少，这些问题都使得学生对这门课程不够重视，上课心不在焉，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难调动起来，最终对这门课程的理论知识不能彻底理解，更别提实践教学环节了。

教学以理论为主 机器人学导论包含机械学、运动学、动力学及控制学等理论内容，也涉及不少高等数学内容，理论性非常强。在教学方面，对于该课程以教授理论知识为主，对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缺乏关注[5]。教学方式通过板书和多媒体相结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虽然通过提问来调动活跃课堂氛围，使得理论知识便于理解，但是通过课后调查以及与学生的谈话发现，此种授课方式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授课效果不理想。

缺乏实践环节 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目标，也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6]。但是，在机器人学导论课程教学中，基本没有关于该课程的实践环节，学院也没有安排相应的实习环节。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来讲，实践环节的缺乏将会导致毕业生质量下降以及用人单位认可度下降，不能满足企业需求，同时会导致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模糊不清。另外，很多高校对该课程也没有设置对应的实践教学，因此导致该课程的教学结果是理论无法深入、实践教学难以开展且没有明确的目标。

应用实例少 机器人学的研究推动了许多人工智能思想的发展，在科学研究、工业及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我国的机器人技术未能获得长足发展，除了传统观念影响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未能进行全国性的产学研大合作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理论与应用实例相结合，在课程中增加更多的应用实例。

4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提升

增加课程的课时量 由于机器人学导论课程的内容比较抽象，涉及的学科范围广，难度较大，而且每个章节的内容又比较重要，32个学时的课时量是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的。因此，只有增加该课程的课时量，教师才能详细讲解每章节的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准确把握课程的基本特点，明确课程的重点内容 教师要准确把握该课程的基本特点，明确其教学目标及重点内容。在内容讲解方面，要直奔主题，直接讲解重点内容，同时向学生说明机器人学在一些领域的实际应用中都采用了哪些方法、哪些技术。在教学内容中，要实时合理地把理论内容与实际应用结合在一起，突出重点特色，并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加愿意学习本课程。

增加应用实例及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整体素质与水平对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实践教学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才能真正高效地推动实践教学改革，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6]。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向学生讲解传授与课程相关的应用实例，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单纯依靠理论知识，无法使学生真正理解有些内容的含义，也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增加应用实例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本课程的核心内容，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增加实践/实习环节，不仅能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所增加的实践/实习环节需要学校提供必要的设备平台和科研平台，充分为广大师生提供便利的实践/实习条件，调动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实践教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学校也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鼓励支持学生参加省内和全国的机器人大赛，鼓励实验室的优秀学生带新手学生，从而建立一届一届连续传递的优良传统，提高学生整体参与的积极性，并且可以通过参加机器人比赛取得良好的成绩来提高企业的认可度。

优化教学组织，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 依据机器人学导论教学大纲，结合个人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可以在机器人运动学、机器人动力学、驱动器和驱动系统、轨迹规划及机器人控制技术等课程内容中，剖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应用实例作为重点教学内容，以此来优化教学组织：机器人运动学和机器人动力学是该课程的理论基础内容，也是教学的前提，明确该部分的具体教学要求，提高教学质量;驱动器和驱动系统在机器人中的作用相当于人体肌肉，是教学的核心内容，重点分析该部分与连杆和关节的关系，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轨迹规划和机器人控制技术是教学重点，把握该部分的核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综上所述，教师要掌握本课程每部分的特点，并把每章节之间进行串联，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5 总结

通过以上剖析，机器人学导论作为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提高学生科研能力的技术性平台。该课程能使学生掌握机器人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研究机器人的兴趣和能力。通过对机器人学导论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探索与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必然会得到增强，同时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完美地结合起来，教学质量必能得到持续提升，对学生就业、未来发展以及提高思考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以及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

参考文獻

[1]王恒.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国信息化，2018(10)：6-8.

[2]机器人市场需求分析[EB/OL].[2017-11-03].http：//www.

chinabgao.com/k/jiqiren/29864.html.

[3]孙嶷，张弢，张春龙，等.国内外机器人的应用情况与发展趋势[J].轻型汽车技术，2017(7)：37-40.

[4]张红霞.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J].电子世界，2013(9)：20-21.

[5]李娟，宋育武，陈兴华，等.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智能控制理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J].科教文汇，2019(9)：82-83.

[6]李温温.教学型高校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12)：107-108，112.

作者：王宇奇 周磊 曹锦江 王蕾

第四篇：宋代山水画研究导论

一、序言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宋代山水画。有人喜欢范宽雄浑壮美的《溪山行旅图》，有人钟情郭熙《早春图》中“春山早见气如蒸”的造境或是米友仁烟雨迷漾的《潇湘奇观》……这些林林总总的宋人山水画意境构成了我们对宋代山水精神的认识。什么样的造境是宋代山水画的最佳状态呢?对我而言，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描述的董源那种“用笔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灿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的意境可说是中国山水造境中的最佳状态。这种状物的从容的笔墨生成本身便契合了山水的创作过程与观赏过程的体道与悟道情境。这种造境包涵着画家笔墨所表现的既自由又不逾规矩的轻松与潇洒，它伴随着某一画家创作历程和艺术家在视觉表现中错觉经验的探索的深入以及山水审美技道理念的统一，它也是中国山水画走向成熟之后一条正统的发展轴线，即由谨严刻画写实作风走向写意抒情的写真。以至后来的巨然、二米父子、高克恭、赵孟頫、元四家、方从义、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清四僧、四王、宾虹翁等都恪守这一技道统一的价值观念而孜孜以求。

尽管在今天，我们目所能及以至所理解的“董源”和“董源画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清人士所界定的董源概念，更确切地说是依赖于以董其昌为首的审美趣味对董源的阐释。“董源”概念是由宋代画学文本中“董源”的描述以及流传至晚明时董其昌品题的董源卷轴画画迹的结合，此外，还有王世贞、詹景凤等对董源的阐释。如“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图画见闻志》)，“大抵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观而壮之……然画家止以着色山水誉之，谓景物富丽，宛然有李思训风格。今考元所画，信然。盖当时着色山水未多，能效思训者亦少也，故特以此得名于时。至其出胸臆，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雨，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宣和画谱》)等等。我们无法拜读到真正可靠的董源真迹，但通过两宋大量的画学文献记载以及董源流派的图像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推想到那种云雾显晦、不为奇峭之笔、不装巧饰、平淡天真、一片江南的董源体制。那种貌似希希落落而实则颇富秩序的笔墨造境以及在绢素上层层积染、深得返照之光的丘壑内营。这种种意象，我们仍可以在《潇湘图》《寒林重汀》《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山水图》《溪岸图》或传为江南半幅的《溪山行旅图轴》或青绿点染的《龙宿郊民图》等作品中捕捉到个中消息。它代表了水墨表现的发展走向成熟之后，艺术家在笔墨技巧表现语言上的进一步探索，即在一种相对成熟的心理定向的视觉经验中，通过貌似松散的无拘无束的笔墨形态去刻画、去表现艺术家对物象的意象化感受。这是一种画理规范之中的悠然自得，在限制之中对笔墨形态自由极致的发挥。这种表面上缺乏细节润饰而又隐含着随机性的技巧和聪颖性情的表现在董源这里作为先导，开辟了后来写意画风之风气，成为在理论先熟的中国绘画价值评判体系的最佳对应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在12世纪以前，那种以北方士大夫文化圈审美趣味为主流的崇尚写实再现性画风的时代，人们为什么没有给予董源、巨然画派较高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直至北宋末年以后沈括、米芾等人的高度赞扬，其身价才得以逐步提高，其美学价值才被逐步肯定。

在整个宋代知识分子阶层弥漫着对文学、书法“今不如昔”的叹息声中，颇有历史观的北宋中期的美术史家郭若虚曾写下几个在那个时代的画科的状况“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兽，则古不及近”(《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论·论古今优劣》)。作为山水画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可谓大家林立、流派纷呈，这反映了宋人在绘画的承传与创造力方面均是强盛健康的时代，而且充满新变迭生的生机与锐气。总体而言，宋人山水的表现从容大度，细腻深入而不琐碎刻落，立意高雅又不失世俗生活的关照。在宋人多元的山水造境中，这些画家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与其说是他们的创作非常关注个人风格，还不如说更关注来自生活的感受与表现对自然造化的深入理解。如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是典型的把庄重肃穆的个人气质和品格通过画面的形式结构和笔墨关系的造境得以实现。正是基于对造化的深刻体悟，宋代山水画家一直紧紧地维系着山水精神与绘画品格的本体进行创作，个人的样式风格仅仅是潜融到这宏大的造境理念之中，这与当时新儒学说中强调自我价值只有在群体之中得以实现的价值体系颇为暗合。即使是先于此端的北宋初期近百年三足鼎立的局面，当时以三大家为首的创作群体均以师造化、重丘壑、尚气势作为造境的审美取向，强调丘壑的情节与可读性的画境，紧紧地维系着山水的审美精神以及林泉之志。宋人造境的从容还可以在那种“十目一水，五日一石”的典型创作心境读出。宋人作山水多有粉本作底稿，故经营位置极为严密，构图与景物刻画极见精到。作品正稿多是在底稿上的笔墨生发，以长期作业为多，少有像唐代吴道子画嘉陵江一日之功的挥洒传说。宋人这种严谨扎实的创作心态与当时绘画行业高度成熟以及行业竞争密不可分(在宋代城市化大发展背景下，绘画成为手工业的一个行业)。艺术家们在山水造境的视觉效果与表现方式上竭力探索，讲究理法、情意与气力的高度统一，强调山水的卧游、畅神功能。山水画造境过程伴随着荆浩“搜妙创真”观念的深入理解而与时俱进。

山水画在北宋时期，多是作为一些公共空间，如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等的重要装饰品。如郭熙的许多作品便是专门为诸如开封府、谏院、相国寺、紫宸殿、御书院、成化殿、钦明殿、睿思殿、尚书省、枢密院等殿堂而作。宋代这些以山水为主题的公共装饰山水画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隋唐以来宗教题材的审美位置。这种放置在公共环境的视觉空间使山水画家在图式表现与笔墨运用上趋向于对庙堂气息的追求。殿堂化的山水画在表现上不但要突出景物的寓意，如山水的比德观念、儒学伦理的喻托、林泉情怀的向往等多种审美理念，客观上也对笔墨运用提出新的要求，即要求艺术家在造境时突出意境，讲气势、重深远，努力强化笔墨表现的强度以及图式的强烈视觉效果。其问，首先是景物刻画要与相应空间视觉协调而变大，这种放大不是单一景物形体的比例增大，而是必须对笔墨形式进一步的调整，如加强手对毛笔的控制力度，强化提按顿挫等用笔的动作。其次，作为殿堂化的公共艺术的陈设空间，作品与欣赏者之间有一定的视觉距离，这与书斋观赏以含蓄隽永为能事的要求不同，造境必须给人以强烈的气势和整体的视觉冲击力。笔墨运用也相应夸张突出，主要在求气势、求力量。因此，从这些功能意义来看绘画的表现语言，同是作为李成画派的郭熙在精壮笔墨的粗细对比以及笔线的提按状态，与贵胄出身驸马王诜的书斋清赏式的手卷山水的精约凝敛笔墨风格形成同一画派程式语境中的两个极致。这除了个人的气质、性情的差异之外，还与绘画在不同情境与空间中的功能意义有直接关系。

人与自然是山水画永恒的主题，造境的主旨始终围绕着造化的观念。山水之所以在两宋呈现一个黄金时期，除了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诸因素外，与宋人对自然、社会体认的崭新角度有关。从五代荆浩追求写山水之“真”的理论发展到宋人强调存在于天地万物的“常理”的体认，“格物”的泛化理解，意味着由原先部分地对物质世界的探究拓广为更强调对世界整体的认知，更强调精神与哲学的内省。从而使不同身份的画家、士大夫在这个大致的理念下体认物性、探究趣味，宋人典型的写真高度与他们“格物”精神泛化下渗悟造化的角度密切相关。宋人造境精彩之处还体现在那种理法的严谨当中，又处处让人感受到入微入性的笔墨物化的情致生发，那些似不经意的出枝，虚实之间的勾云，或是一组婀娜生姿的小草，无不显示出他们的性情和对造化的深入体悟。

从北宋李、郭、范、米到南宋的李、刘、马、夏诸家图式的衍变，可划分出10到13世纪山水图式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这种衍变是伴随着山水画赖以发生发展的自然观的深化过程。自然观的变化不但反映了宋人山水审美的心理轨迹，还促使了山水画运思造境不断地向着更为广泛的现实生活，在取景立意上开拓了新的审美空间，并激发了造境思维不断地面向自然、深入造化。南北宋人在造境图形式上的差异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经济、政治重心南移后画家对自然审美心理上的差异。南宋人造境虽承北宋后期余绪，院体中造境多是以江南景致的烟雨迷濛与北派画法的渗合，如以刚健的斧劈皴笔法去表现温柔恬静的江南山水，因此，一方面是图式上南派的清幽空灵，另一方面又是笔墨语言中尽显北派苍劲、刚猛的笔法。这种特写镜头式的图式与原用于表现全景式山水的北派笔墨手法所结合的山水造境，颇类似当时以中原官话与杭州方言的结合，即被语言学界称为“语言孤岛”的杭州话，既有吴越语系特征，又有中原官话的音韵语调。应该说，南宋这种边角视觉的造境是山水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图式衍变。从这些图式的局部结构与笔墨表现来看，有许多新颖独到的介于具象、抽象之间的形式结构，它们所营造的意境与图式似乎也更贴近了我们理解中的诗意性山水。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所谓：“山水、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可见南宋画风之变革在山水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南宋画风的关键人物是李唐这位承上启下的山水大家，他所开创的语言系统成为此后院体山水的标准式样。马远、夏圭则将李唐的语言结构进一步强化，使得墨法与水法的运用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是，自北宋中后期，以皇帝审美趣味为背景的画院的成熟与壮大，几乎左右了后来两宋的绘画表现。而画院成熟完善的艺术研究与管理机制下所确立的品判标准与地位等级的划分，从历史来看，应该说他们的眼光与判断是值得信赖的。因为经过千年的历史后，那些当时在画院中享有崇高地位和学术声誉的画师们，恰恰是强而有力地支撑着后人对宋画“造物之极”的伟大精神的理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士，也孕育出一方艺术风格。江南自然环境的潮湿水气使材料工具的使用更适于水墨晕染，这种潮湿温润也使得江山景色尽显青黛与墨气。这种举目皆是的天然水墨图画也同样赋予这些画家水墨语言的亲和性选择。就像置身于富春江两岸应接不暇的雾气云山。这种草木葱郁、平沙浅渚、云雾显晦的意象，都可以在米氏云山中找到相应的图式。而画家对这些因地域不同所积累的生活感受的差异，可能是南北宋造境最大差异的原委。如图式表现的差异。首先是源自南北丘壑的不同，进而是相应的笔墨技巧以及材料在不同环境中运用的细微感受的差异，传统画史对南北宋自然观变化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应偏安心理与“残山剩水”的图式，多有贬意。但我认为南宋这种截景式山水的盛行更多的是艺术发展在本体性上的变化与革新，是自然环境、气候与景物的改变而使得艺术家选择相应的造境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视觉感受与心理感受。应该说南北之差异，包涵着更多的是绘画形态学上的原因。两宋山水造境其视界格局虽有大小，体制虽有秀野，然笔墨之旨趣，境界之和睦，则无大异趣。

事实上，宋代山水在那流派崛起、风格竞出的背景下，那些林林总总的造境个案中，并不都是那些灿若明珠的经典之作，其中也不乏平庸、落套、墨守成规的作品，也有他们那种笼罩在谨细精严风气下的滞板，这也需要我们透过那灰暗的黄褐色绢面仔细地品读与审视，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宋代山水呈现的宏大与精微的激赏之情。

美国学者罗越曾说：“宋画是一种抽象，它是某种实际不存在的东西，隐藏在‘宋画’背后的真实之物是那些被人们接受或确信为10至13世纪真迹的单个作品。”的确，我们所理解的宋代山水画精神，也正是由那些林林总总的造境个案共构生成的。作为一篇宋代山水画造境的专题论文，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些传世作品的分析与解读，对不同造境的笔墨风格、图式特征的分析，来建构我心目中的宋代山水画造境。

二、两宋山水画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海外发展情况

两宋山水画在造境方面有丰富详实的画学资料以及图像资料。画学资料若以画论内容而别类的话，主要有：《益州名画录》《德隅斋画品》《圣朝名画评》是有关画品的问题。《宣和画谱》《五代名画补遗》《图画见闻志》《画史》《画继》《画录广遗》是关于画学、画品及收藏。《林泉高致》《画史》《广川画跋》是关于画学及画体为主。《山水纯全集》是关于画法者为多。其中以《林泉高致》所论山水最为经典。该书论及山水画的功能及写生、创作、命题、工具、材料、笔墨技法、对画家与造化、画境与空间、画家的胸次涵养等论述尤见作者对山水画的深刻体会。此外还有米友仁之画题，沈括之论画景、画理，李澄叟之论山水形质等等。这些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宋代山水画审美精神以及风格、图式演变日趋复杂与成熟。不少专门论及山水画之结景、构景、画理之运用以及画境生成的一些特定表现语言，如笔墨与丘壑、笔墨与境界、景的时空归纳，经营位置、景与情、景与思、造境的程式规范等等，至于宋以后的有关画家资料更是卷帙浩瀚、奇正错杂，可资参考。结合宋代的历史文化背景，考察这一时期画家对造境的自觉心理过程和个体的精神状态，挖掘这些传统画学与传世画作的积极与肯定性因子。在传统或古典形态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找契合点，在继承传统评价体系同时进行当代意义的解读，或许会对课题研究有所启示与新的发现。此外两宋的山水图像所表现出的画意、画境为我们留下珍贵的时代风貌及艺术家活动的个体精神，是课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对当代人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状态均有重大意义。

尽管目前中国画的鉴定对学界而言，是众说纷纭，错综复杂。关于作品的真伪、名属、断代等等的各种争议与讨论，从1999年秋轰动一时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源《溪岸图》真伪与时代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到2002年上海《晋唐宋元国宝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空前盛况，似乎都在说明当代学者对宋代山水画的传世作品几乎没有太多的共识。当然，这些争议与思考也意味着当代学界对宋代山水画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入。目前有迹可寻的宋代山水画数量是有限的，更不要说是那些流传有绪，或是有名款可考证的传世之作，而公认的真迹更是家珍可数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这些传世作品中所透露的信息来分析宋代山水各种造境特征。

现当代有关宋代山水画研究就造境、化境的形而下分析与宋代山水画意境审美形而上结合研究不足。对宋代山水研究的角度与生发点偏重哲学及美学意义的阐释有李泽厚、朱良志等人。这些研究对了解宋代哲学思想风气，对画家的创作方式、题材选择、笔墨手法，风格的主动取向的潜在影响很有补益。但是，由于对山水画表现语言欠缺实证性体验与把握，体现在读画感受与深度方面不足，因而导致对山水画境的生成的各个环节具体阐释及研究不到位。在专业绘画史方面，有许多美术史学家均有所涉及作断代章节论述。相对深入的有滕固的《唐宋绘画史》。这本绘画史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本脱尽古代画论作风的断代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解释的艺术史。滕固提出从作品出发研究美术史，从艺术自律性的角度去探讨风格更替的缘由，他在《唐宋绘画史引论》中说：“绘画——不只是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某一风格的发展、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可见他对影响风格的深层依据颇为重视。但由于作者当时掌握的图像资料和文献资料尚欠充分，故一些纲领分类以及对画家个体研究仍显粗糙，没有做到从具体的作品个案出发来证明风格演变之过程。正如他在引论中说的：“不免要兜旧时绘画史作者的路径，靠些冰冷的纪录来说明。”另外，美术史论家童书业先生有不少有关宋代画研究文章和论文，如《唐宋绘画丛谈》《南画研究》等等，可以说，童先生的研究是目迄今为止对宋代画史的较深入的梳理研究，特别是他对宋代山水画风格流派的画风画法渊源、笔墨特征作了细致且内行的分析。此外还有许多学者、画家如黄宾虹、潘天寿、郑午昌、谢稚柳、伍蠡甫、陆俨少、王伯敏、杨仁恺、徐邦达、启功、傅熹年、阮璞等对宋代山水或作画派研究，或作品个案研究，或作画理、画法阐述。特别是国家书画鉴定小组几位成员在一些研究中对宋代山水画作品的考证、鉴定、断代研究，资料详实、推论有据、对课题相关方面有启发意义。

西方美术史学者借鉴西方美术史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山水画，有些个案研究视点颇有新意，也能触及一些国内同行的盲点。主要有方闻、罗樾、高居翰、苏立文、何惠鉴等人为代表。美术史论学者洪再辛曾将1950—1987年西方中国画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章汇编成《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共16篇)，基本能反映西方学者在上世纪中后期的研究状况，其尤为突出的是西方学者对史料的搜集与掌握极为扎实详尽。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画往往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中国画品鉴中一套严密丰富的话语系统时，在研究涉及中国画最本质的语言及精神(诸如笔墨、气韵、意境等问题)行文与阐释则不够到位，略嫌机械化、形迹化。

三、两宋山水画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本课题通过对宋代山水画的研究分析，力图梳理出系统的宋画造境特征，结合当代的审美意识与价值尺度，对宋画的传统精神作本体分析，寻找山水画发展黄金时期从“景”到“境”的自觉过程及其内在逻辑，使之成为山水画造境的专题性研究。

自五代荆浩《笔法记》把“求真”作为山水画家的宗旨，提出绘画“六要”，并将“景”与“思”作为山水画审美与创作的重要范畴，可以说是将谢赫“六法”中“应物象形”概念的进一步深化。(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因时、搜妙创真。)更是张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观点的进一步引申。到了宋代郭熙、沈括等人将这种认识更推进为“求理”一一通过穷自然之物理来感悟宇宙、人生的变化规律。从“境”的角度看宋人山水画，可以探究到山水画传统中最精髓的要义：重造化、重理法的优秀传统。宋人对理的普遍追求，在这个时期的画论、杂文中随处可见。无论是郭熙对“三远”“八法”的生发，沈括的“以大观小”，还是刘道醇的“六要”“六长”，苏轼对“常形”“常理”的辩说，都能感受到宋人对画理、格法之浓厚兴趣。造境包合着对物理、情理、画理3个子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相关研究。带着以上几个构成元素探究宋代山水画的衍变，可清晰地感受到造境的自觉过程也反映了画家师造化的深入、程式与画理的成熟运用。

宋代山水画不但在形式样式上探索极为多元，而且在绘画品格的追求，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上的把握也极具典范意义。宋人的这种艺术理想在当今极力强调个人样式风格的时代几乎被遗忘。因此，本课题的展开希望能通过宋代山水画“境”的生成系列环节，围绕造境的笔墨语言、程式规范、时空归纳等等具体问题进行分析。阐释山水画从“景”到“境”生成的环节及其特征、意义，并籍此为当代山水画学习、研究、创作以及教学出现的脱链现象寻找解决途径。

中国画发展历史中形成一整套复杂而有序的程式体系和图式规范。宋代是中国写真绘画发展的高峰时期，各种笔墨技法如皴、擦、点、染等表现语言日趋成熟，造境的艺术手法地呈多样化。开始以笔墨兼容的物化手段去修正隋唐时期空勾无皴的传统图式，同时也为山水画尚嫌呆板概念的装饰画风向更强调视觉再现感受的写真风格发展提供可能。因此，解读宋代山水画有二条主线：(1)师造化角度看真景到画中境;(2)从笔墨程式的运用看造境。

从两宋山水在对山水空间感、质感、量感以及朝暮阴雨四季变化的充分入微的描写可见宋人对造化体悟之深刻。造化非仅仅指摹写一山一水之形貌，如实地描绘出真实可信物象这一理想，而是指感悟宇宙天地间的“造”与“化”。中国画学的“造化”这一概念并不等同于“NATURE”(自然)，“造化”所指远为复杂、深邃，它是山水画创作发展中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也是山水画传统魅力中永恒的审美。从山水画的传统精神来看，感悟“造化”往往是成为大家的必经途径。对宋人经典山水作品的分析，可以再次激活可能潜伏在我们内心中的传统概念，捕捉宋人面对山水、感悟造化时晤对神通、人境合一之际的心境。

宋人山水的另一突出特点便是造境时依赖于笔墨的程式规范与图式符号的运用与转换。而与之相应建立的品评准则是山水画审美与创作中重要的理法。它为当代山水画创作提供丰厚的可利用资源。尽管中国画的程式问题常常被许多艺评家喻为中国画在当代情境中生存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它们却是中国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四、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分析山水画中丘壑、造化、真景与山水造境之间的关系。对两宋主要山水流派的结景、造境与地貌、艺术家个人特征以及画派、画风源流的自律性作用的关系作分析。指出“景”是“境”的生成基础，山水画从真山真水到画中山水的生成是意象造境的过程。境的具体生成是由笔墨语言和丘壑来构架。丘壑的表现主要落实到“景”(被纳入山水画创作中的景物)的笔墨物化过程，造境、化境是山水画创作的直接目的和表达宗旨。

宋代山水造境有一个共同特征便是保持“景”作为题材表现的严肃性。从宋代山水画“景”的选择与表现形态来看，景既是具体的、可读的，又是抽象的、符号化、类型化的，有寓意象征的审美功能。宋画造境注重物理、画理、情理的和谐统一。对丘壑的表现尤为突出，使我们在品读宋画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为画中“景”的魅力所吸收，仿如身临其境，颇合宗炳“卧游”山水、“澄怀观道”的审美理想。

宋人山水这种注重丘壑的可读性与情节性的处理方式与他们对造化的深入体悟密切相关。宋人的“造”与“化”尤为严谨，落墨前多用经过反复推敲的粉本，无论是《早春图》《溪山行旅》的大山堂堂，还是院体画中的扇面册页的小品山水，都能感受到了宋人对自然物象的深刻体悟和对艺术创作的严肃态度。宋人山水非常重视“造”景的过程。对一些景物作深入细致的描绘，对丘壑走势承转的精心安排，对构成画面主体轮廓的强化等等，均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造景状物时那种“已营之又彻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的严谨态度。

从绘画形态学的角度看，宋代山水图式中多种造境形态并存，从以形写形到以形写神、以形写意等绘画本体性的目的的手段的自觉追求与运用。本文希望通过画境的角度来对两宋山水画的风格、表现趣味等方面作分析并由此来揭示其中自然观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地域景物的特定作用，也有风格发展的自律性因素，更有艺术家个体的自觉特征。图式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两宋山水画在画材、题材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对景、境、趣等审美价值的取向较从前更为主动，对“理”的探求潜化为对画理、画法的具体发掘，转化为“造景”经验和方法的再归纳。在一些处理法则上也相应形成完整的程式规范，反映在造境的时空归纳、对景物取舍、分解概括等。此外两宋山水在题材的进一步专题化、细致化也表现在诸如记游式山水、雅集、送行、隐逸、渔父等专题化造境。它们各自的程式组合，即不同的画境中对树、石、云水等景物形态的归纳、分析与组合方式也相应不同。这也是山水画图式向本体层次发展的多样化的表现。

造境过程所涉及的视觉心理方面，离不开对程式符号的运用。尽管两宋山水的写真程度可谓登峰造极，但这种写真仍是“抽象”的写真，宋人的“抽象”写真也反映在造境时对程式符号的运用。宋人对程式符号的运用、认知远较明清人深刻，其根本性原因在于宋人对程式符号的认知是从自然景物的观察体悟方面去考察。宋人对程式符号在造境中的运用，适度而不伤原创性，颇合画中的意象。程式符号是出于对物象的概括和理性把握的要求，其基本动因是对景物更高层次的把握与再创造。就像二米父子表现烟雨江南的米点皴那种破线成点、连点成片、以点作皴的程式创造是长期对大自然观察体验的产物;也是对董巨点皴程式的修正与丰满，二米父子在董巨逸轨意象中找到了心理的共振，即在董巨的程式中找到了生发江南山水的契机。程式符号的运用都是为了实践和完成山水意象、胸中丘壑而设定的一些步骤，它们本身没有生命可言，而是靠造境的意象过程去激发其生命的。

从宋人画论中的品鉴标准来看，程式体系不仅有相应的组合方式，还树立了与之相适应的评判标准。特定的程式规范的运用还带来特定的造型语言的表现。如从李成、郭熙、王诜等人画风相近的卷云、蟹爪、攒针等特定的山石林木的基本形态结构来看，除了说明其中程式的源流关系外，各自造境的差异性也表明了画家个体借助特定的程式结构去表现各自不同的心象意境。宋代山水中的造型结构严谨程度可谓在历代绘画中无出其右，极讲法度与气势。而其中的造型结构微妙的变化又与笔墨形式的丰富性表现相辅相成。笔墨风格与造型风格紧密联系，不同山石体积的造型也相应有不同的笔触表现特征。在研究宋代山水画时，除了对大山堂堂的全景式或一角半边截景式结构的经营布置的形式分析外，尚有必要就笔墨表现的特征对图式风格的特定意义以及随之相应的造型结构生成作详细分析。从两宋山水画的风格样式来看，依附于笔墨效果的不同表现而形成不同风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若抽离笔墨语言为基础的表现形式看宋画造境，于品格、画境、气象将是隔靴搔痒，因此对宋画造境中的笔墨风格的与造型特征的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切入：(1)如从局部笔墨结构与山石结构、整体空间塑造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树法、不同皴法的笔墨结构的组合比较研究。点法作为程式或造型结构运用与意义。渲染(渍墨、渍水等)作为造境中的程序运用问题及与境的生成关系。(2)此外还有一些相对应的课题也可以在这里依次展开。如从材料的角度看宋代绢本山水与纸本山水的风格异同(笔墨风格与造型特征)，从色彩的角度看宋代青绿山水的发展，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在造境时取向比较等问题，可相互穿插，无可无不可。

从中国传统文化大整体角度看宋画造境，从这种角度去看宋代山水造境特征是作为上述几个章节横向结构的整合。山水画作为中国画一个独立画科，我们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这个角度去看山水画艺术时，它是这个整体中一个小单位，从山水画家所应具备修养来看，他们对这个整体的各个单元的融合贯通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是从传统哲学与中国山水画所构成的小整体角度来分析“境”，“境”的价值体现在一种讲求灵性，重生命感悟，将关注点落实在人生的方向与意义这一终极价值上的人格完善与超越。它不但是山水画的终极目的，也是艺术家在“境”的生成过程中精神状态的自我完满与超越，体现的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人生态度。此外，儒家“以物观德”“山水比德”的审美取向，载负着丰富深刻文化、道德内涵的感情刺激着人们对景的无限联想，激发画家深入、重复体验的愿望。宋人不但承传了老庄和隋唐五代美学，还受当时理学“格物穷理”精神的深刻影响。当然艺术领域所关注与程朱二人“经世致用”建立社会秩序为归宿之“理”有所不同，是有关绘画反映自然规律，有关绘画严肃性的“理”。造境的抒情写意要隐藏在理法之中，在“法”自然之理的同时情也存留其中。“格物致知”是“不滞于物”的追求，体现的是一种理想人生境界和脱俗性格的向往。

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是重生命、尚感悟、尚内省的风貌。就文化的综合尽理精神所达到的境界而言足令西哲称羡，但中国文化是“运用表现”而缺乏应有的“架构表现”。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是中国文化需要经历“自我坎陷”的过程，“超越”与“无执”之境还要先实现理性之架构表现之曲折，只有经过此一曲折(自我坎陷)，精神的内在发展所包涵的辩证的必然性使它可以与一个和它本性相反的东西，从而使之得以更完满的实现。中国山水画艺术精神的基点和高度是自我超越的境界，“超越”为其质性，“无执”为其特征。牟先生有关中国文化的阐释对思考中国画发展之“衰”颇有参考意义。在奢论中国画何去从之高调时，我们其实非常必要经历一次“自我坎陷”之曲折，先“有执”再“无执”，于理法、造化中下功夫，暂时改变“以不解决为解决”的态度，用心于作品的第一形式，对笔墨、形象、布置、格法等方面作深入研究。因此，本课题对宋画造境具体环节的分析，寻找山水画发展史中形象结构的扩展以及造型语言的充实的历程，进而对传统的程式中的备种表现语言进行当代解读(分解、重构等);并通过分析宋人师造化、搜妙创真的艺术观念和艺术理想，对一些代表性画家的个体分析等等，相信会对我的画学研究有启示意义。

本课题主要从山水画景与境的角度来探讨宋代山水画的审美特征，以掌握的既成资料，包括相关的图像资料、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课题的途径，采用分析、论证，或推论方式对宋代山水画“境”进行画学研究，以史为基础、以论为主，结合图象学、艺术心理学等方法，并力求做到将一个艺术创作者切身体会融入课题研究的学理规范。

作者：丘挺

第五篇：导论贵在导字

摘 要 以物理学导论的教学为例，探讨导论课程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法选择以及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问题，阐明物理学导论教学要想达到课程开设的目的，必须从“导”字入手，重在知识的趣味性、系统性和实用性，逐步引导学生走上物理科学之路。

关键词 物理学导论;通识课程;混合式课程

Guiding is Key to INTRODUCTION//GAO Shoubao， MENG Qingtian

Key words INTRODUCTION TO PHYSICS; general courses; blen-ded curriculum

0 引言

物理学导论是为高校物理专业新生开设的一门通识课程，主要介绍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发展脉络，简要介绍物理学知识与科技前沿领域的联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的基本知识，为进一步开展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为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在现代科技中的应用，培养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领悟科学研究中的思想和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热爱科学并投身到物理科学的工作中。

考虑到目前全国基础物理教学形势，为适应大学物理教学需要，不少高校先后开设了物理学导论或类似课程，也有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吉林大学物理学院一直重视物理学导论的教学工作，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学习物理、从事物理科学充满信心，特别是张汉壮教授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后编写的《物理学导论》教材，被全国多所高校使用[1];长江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为新生开设的物理学概论也是一门导论性质的课程，该课程结合物理学史的介绍，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的内容和方法，认识物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应用前景，激发他们对物理的学习兴趣[2];东南大学在文科专业中开设的物理学概论课程，虽然与开设物理学导论的目的不完全相同，但其中的一些做法，比如重视和强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提高人才的自然科学素养等，都值得在物理学导论的教学中参考[3]。

由于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同，国外高校历来重视在大学物理新生中开展物理学导论类似课程的教学。特别是既有理论也有实验的美国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导论课程，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模式，都很有特色。该课程的实验项目内容紧扣理论教学环节并尽可能澄清课堂学习的一些问题。实验讲义以物理史实或以身边易于实践的自编故事为引子，切入原理并让学生继续展开实验。以物理系和网络上可寻的与实验相关的科技前沿发展背景为延伸，注重学生兴趣导向[4] 。美国塔夫茨大学罗纳德教授研究团队基于交互式教学的物理学导论课程改革也取得很好的效果，他们的研究表明，交互式教学法在班级授课的形式下，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对于中学与大学的所选样本都具有良好的适用性。特别是对于大学生，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加显著[5]。可以这么说，为了搭建好中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学习的桥梁，让更多的学生走上物理之路，物理学导论课程的开设已成为国外知名大学物理学教学的趋势[6-7] 。

通过以上介绍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在大学物理教学中非常重视对物理学知识的入门和引导，无论是以导论的形式，还是以概论的形式，“导”很重要。在这方面，笔者也深有体会。为了适应大学物理教学的新形势，最近几年，学校也在物理学各专业开设了物理学导论课程。教学实践表明，该课程的开设确实提高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增强了学生立志投身物理科学的信心。对于这种通识性质的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多個学科部分，为了“导”好这门课，相关任课教师还是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也摸索出一套引导学生走上物理之路的做法。本文将从教学内容的组织、教学方法的选择及教学过程的控制等几个方面，简要介绍物理学导论课程教学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强调在教学中对“导”的理解和实施，供读者参考。

1 教学之导

物理学导论课程的开设旨在引导学生把握物理学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进而走上物理科学之路。然而作为一门知识性和逻辑性较强的学科，物理学在高中阶段就被学生认为是一门较难的学科，选考学生相对较少。考上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虽然这方面的问题没有那么突出，但受到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在大一阶段开设导论课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以这几年物理学导论课程的教学为例，介绍导论教学中的一些做法。

1.1 做好铺垫

物理知识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性。这是物理教学的优势，但也给导论教学提出挑战。不像美国华盛顿大学等开设的物理学导论课程，既有各专业理论部分，也有相应的实验课程配套[4]，因而实际上是将其开设为一门综合课程。而如前所述，我国高校开设的物理学导论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更加注重物理学的入门，强调对物理学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全面系统地介绍物理学知识，因而在介绍相关物理学内容时做好铺垫尤为重要。

1.1.1 介绍物理学史，明史方能明智 与其他物理课程教学有所不同，物理学导论的教学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相关物理知识群的导入上。特别是对于一些概念和规律难以深入理解的知识群，了解其发现(提出)和发展的过程，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把握相关物理思想的关键。而结合不同的物理内容，适当介绍相关的物理事件以及为物理规律的发现作出贡献的物理学家的事迹，不失为吸引学生注意力，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及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相对论的教学是大学物理教学的难点之一。为了克服这个难点，在进行物理学导论教学时，就是借助物理学史来帮助学生理解爱因斯坦当时建立相对论的思想历程。人们认识运动物体是从认识参考系出发，逐渐形成相应的时空观的。为了描述物质及其运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以太”的概念，并为之后的诸多物理学家(包括牛顿)所推崇，然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实际上对“以太”概念予以否定，特别是使其失去了作为绝对参考系的特质。正是爱因斯坦通过对时间概念的重新分析，在两条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物体的“动尺收缩”、时间的“动钟变慢”及同时的相对性等，才形成一套新的时空观，建立了狭义相对论[8]。

狭义相对论的建立过程告诉人们，一个强大理论的建立，并不是某一个物理学家的功劳，而是一代代物理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仅需要严格的逻辑推理，有时候还需要一定的挑战性思维和批判精神。对于刚步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来说，这种导入方式对于培养他们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显得那么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高师院校的要求，在大学二年级会开设物理学史选修课，因而对物理学史的讲解并不是物理学导论教学的中心任务，这里介绍物理学史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和认识物理规律的发现过程。

1.1.2 利用知识结构 开设物理学导论课程，教学内容是按照力学(包括理论力学及量子力学)、热学(包括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电磁学(包括电动力学)、光学、原子物理(包括分子物理及凝聚态物理)和相对论等的次序来安排的。显然由于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足，一些内容的介绍会给学生的接受带来一定的难度。把握知识脉络、理解各个知识点在知识群中的相对地位，是进行导论教学的关键。为方便学生了解和把握物理规律的发现过程和物理本质，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结构，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教学工作。

1)由易到难：以理论力学部分的教学为例。物理学导论一开始介绍的是力学部分的内容，相对来说，学生在中学阶段有了较为坚实的质点力学知识基础。在导论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个基础，参照质点运动的规律来处理刚体的运动。比如在介绍刚体的定轴转动时，将其规律与质点的运动规律作类比(力/力矩，位移/角位移，速度/角速度，加速度/角加速度等)，然后将刚体的运动分为质心的平动以及刚体绕质心的转动，前者利用质点运动规律来处理，后者则利用刚体的定轴转动来处理。其他比如分析力学中的虚功原理、哈密顿正则方程等，相关部分也采取了类似的教学方式。这种由易到难的类比教学方式，不仅减少了教学难度，也对学生将来系统学习理论力学树立了信心。

2)由浅入深：以量子力学的教学为例。大家知道，从薛定谔方程的建立到其用来处理微观体系的量子力学问题，波函数的概念贯穿教学始终。因而波函数概念的建立是引导学生认识量子力学的出发点，也是量子力学教学的立足点。区别于理论力学内容的引入方式，在物理学导论中对量子力学内容的介绍采用的是紧扣切入点、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首先从电子的狭缝衍射出发，通过对一个电子和多个电子衍射图纹的比较，给出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進而引出描述这种性质的波函数，并进一步介绍该波函数所满足的薛定谔方程。当然，薛定谔方程的求解不是的教学目的，在引入薛定谔方程后，可以简单介绍薛定谔方程的求解在实际中的应用，让学生了解量子力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样就达到了介绍量子力学基本知识、引导学生认识量子力学重要性的教学目的。

1.1.3 突出知识应用 物理学导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物理、激发学习物理的兴趣。为达到此目的，介绍物理知识的应用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物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知识的应用理所当然可以在每一相关内容的引入中发挥作用。以“原子分子物理及凝聚态物理”部分的引入为例，介绍相应的做法。

众所周知，新材料是未来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之一[9]，而新材料的研发离不开原子分子物理学、特别是凝聚态物理学知识。结构决定功能，作为分子生物学的一个经典理论，也是新材料研发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科技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材料，其功能的实现肯定与一定结构的原子及分子团簇相关，寻找这种原子及分子团簇正是原子分子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研究的内容。在“原子分子物理及凝聚态物理”教学中，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导入相关内容的。特别是目前人们比较感兴趣的石墨烯纳米材料，也是基于对碳原子及其团簇性质的充分认识而研发出来的，其优良的光学、电学、力学和热学性质在未来科技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教学方式无疑会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从而坚定他们从事物理的志向。

同样，肆虐全球的COVID-19疫情，从发生、传播到最终控制和战胜疫情，其过程学生历历在目。在未来介绍原子分子物理内容时，可以利用这个事件，让学生充分认识在疾病的早期发现、疫苗研制、药物设计与及时治疗等过程中，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所能发挥的作用，这对于学生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也是大有裨益的。

1.2 提供学法

同其他一些具体学科不同，物理学导论课程涉及大学物理的诸多学科，但由于学时和学习基础的限制，不可能对每部分内容都做系统介绍，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系统地掌握这些知识也是不现实的。为了达到物理学导论的教学目的，在教学中也有意识地指导学生如何学好这门课程。具体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1 珍惜课堂时间 课堂教学也是大学教学的主要形式。在大一阶段，由于多门公共课和专业课同时开设，学生学业任务繁重。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导论的学习就必须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然而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由于导论课程是非主干课程，加之考虑到学生的基础，教学内容深度要求不高，学生对这门课难以高度重视，不易达到理想的课堂教学效果。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将课堂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在集体备课时要求任课教师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向课堂要质量，并结合第一节课的“绪论”教学，给学生介绍该课程的学习方略。比如，可以结合具体教学内容，通过讲述相应的物理故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在介绍学生较为关切的内容时，可以设计一些问题供学生回答，并增加课堂表现分，调动他们的思维积极性，让他们听课有成就感。

事实上，为了以后更好地开展导论课程的教学，每年都在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题，要求学生对该课程的教学提出建议。就如何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等问题，汇总分析学生提供的意见发现，绝大多数学生的建议是多提开放性问题，增加有趣互动——这无疑是广大师生的共识。总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主要手段，也对教师备课提出更高的要求。

1.2.2 重视课后复习 大学一年级是大学学习的起步阶段，也是培养良好学研习惯的关键阶段。从中学到大学，学习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学习方式和方法也必然要发生相应改变。物理学导论课程的学习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从教学内容上看，该课程一次课至少要学习一个知识群(比如几何光学知识群、统计物理知识群等)，虽然各知识群内容不要求那么深，但涉及知识面较宽，要系统地了解和把握这么多知识点，难度可想而知，此时加强课后复习对学生来说显得那么重要!

区别于其他课程的课后复习，导论课程的复习更注重知识群之间的联系，比如，力学部分质点的运动学和动力学之间的联系，质心的平动规律和刚体转动规律的联系，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等等。这些联系都需要任课教师在教学中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予以正确引导，帮助学生把握知识脉络。另外，在导论教学中除了提供必要的教学参考书以外，还会将课件传给学生，供他们课下复习巩固用。通过课后复习把握这些联系，不仅对于学生整体认识物理的知识结构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养成一个良好的学研习惯，为后续学习和工作形成良好的行为定式。

1.2.3 密切联系实际 知识的运用是学习的有效方法。如前所述，我国所开设的物理学导论课程是一门集普通物理学与理论物理学于一体的通识性课程，物理学的特点也决定了该课程与日常生活及科技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引导学生主动联系生活实际，是导论课程学习的出发点，也是导论课程学习的落脚点。

在进行统计物理中有关统计分布内容的教学时，先从最简单的物理测量开始，课前让每一个学生提供自己身高，最后统计人数按照身高的分布。结果会发现，身材较矮和较高的人数都较少，而中等身高的人数较多。然后通过视频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青少年平均身高变化的情况，并与欧美国家进行比较。通过这种纵横向比较可以发现，身高的分布不仅反映了群体的年龄特征，也反映了群体所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也能反映人种的不同。因此，不仅物理量(比如身高)本身能反映物理特点，物理量的统计分布也能反映物理规律。通过这个例子可以使学生认识学习统计物理的意义。如果课后作业中要求学生再列举几个有关统计物理量的例子，他们必然会对统计物理的学习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这种学习方法可以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1.3 促进互动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单是知识由外到内的转移和传递，更应该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这种建构离不开教师的指导[10]。与这一观点相适应，教学也必须把焦点从教师转到学生，从教师中心转到师生互动。在物理学导论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效率，通过加强师生互动环节，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引导到教学内容上，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寻找互动契合点，了解学生的认知基础，寻找学生的兴趣点是加强师生互动的关键。考虑到学生已经有了高中物理基础，尽管还不是很系统，但足以为物理学导论教学过程中师生契合点的寻找提供有利的条件。在进行导论教学时，一开始学生对这门课到底要学习哪些内容、学到什么程度并不是很清楚。从大家熟知的距离概念出发，通过播放视频，让大家从距离地球几十亿光年的宇宙天体出发，“旅行”到地球，再从肉眼能看到的宏观世界深入原子分子的内部世界，整个过程涉及宇观、宏观、介观和微观，包括了物理学研究的所有对象。用这种方法呈现教学内容，学生倍感兴趣，他们能够结合已知的物理学知识，指出在各个距离范围上所对应的物理学知识范畴，为后续物理学导论相关内容的教学打下较好的基础。

对于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是他们的共同渴望，时空隧道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然而，时空隧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这种客观存在?大家都渴望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进行广义相对论教学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家先寻找站在迎新晚会三维空间舞台上的感觉，然后引导大家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结合四维时空的概念，逐渐认识引力场所导致的时空表演舞台弯曲，而超强的引力会使这种舞台虫洞化，从而成为时空隧道。这种教学方式会使广义相对论的内容显得没有那么深奥，从而让学生感觉更加有趣。

1.3.1 更新教学手段 目前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教育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应运而生，比如慕课(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混合式课程(将线上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等。物理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通识课程，占有学时较少，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模式，并逐步向混合式课程过渡。同时推荐吉林大学张汉壮教授的物理学导论在线课程供学生學习。这些课程都要求学生有学习的主动性，将线上内容和线下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并主动与任课教师沟通，增强互动，提高学习效率。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不少学生在上课时经常看手机。不能否认这种行为可能与教学活动无关，但教师如果能充分利用手机作为教学互动的工具，则可能化羁绊为力量。对于这个问题，采用限制+引导的方式予以解决，即利用所开发的软件，上课时用手机扫码考勤兼锁屏，并在课堂教学的不同阶段对手机解锁，利用软件中开设的各学习专区，让学生提交问题、反馈答案。教师对学生的回答实时展示分析，也可以通过问卷星等工具收集学生听课中存在的问题，由教师课后分别作答，等等。

这种限制+引导的方式，使手机变成课堂辅助教学手段，不仅提高了课堂学习效率，而且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总之，对手机问题的解决要面对现实，正面引导、疏而不堵，这样才有可能让其在课堂上发挥正面作用，成为教学的辅助手段。

1.3.2 鼓励学生参与 物理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学生还是有一定知识积淀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并结合需要分配学生担任一定的角色，这是促进师生互动的一个良好手段。比如，在进行导论光学部分的教学时，教师先介绍几何光学与物理光学概念的区别，然后请几个学生各给出一个物理光学现象的例子。这种随机提问的方式无疑会促进学生的主动参与，避免教师的单向活动以及学生上课走神现象的发生。

另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是课下分组讨论、课上展示结果，这样既能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也能提高教学效率。电磁学部分是高中阶段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也是与日常生活联系较为密切、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在导论有关场的这部分内容介绍前，首先通过微信群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让大家回忆一下在高中阶段所学习的电和磁的关系;然后在正式上课时，各学习小组组长通过微信提交答案。教师教学则是在展示和分析这些答案的基础上，先介绍人们对静电场的认识过程，再介绍恒磁场的理论发展，而对电磁感应定律的介绍使人们对电磁场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为之后电磁波部分内容的介绍打下基础。

总之，学生的主动参与会让他们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认识到自己在学习中的中心角色，从而通过问题解决获得一种学习上的成就感。这对于通过导论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并树立学习物理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2 教学启示

通过这几年的物理学导论教学发现，从整体上看，学生对这门课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而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接力任课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也不一样，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程度也不一样，特别是在教学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引起诸多思考。具体来说，要搞好导论课程的教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把握学生基础

物理学导论实际上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物理导向课程。要达到这个导向的目的，在教学内容的组织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必须结合学生的基础。通过与学生的互动来看，虽然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高中物理基础，但对知识来龙去脉的认识和灵活运用还欠火候。比如对场的概念的认识，有的学生并不清楚势、场和力之间的联系，缺乏知识的系统性。又比如，当介绍用力学知识去分析一些球类运动的规律时，不少学生缺乏必要的体育常识，反映了他们在高中阶段少得可怜的体育运动基础。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为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教师应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分析学生特点、关注课堂反馈等)切实了解学生身心发展和知识基础，讲解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作为导学的切入点，着眼于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努力达到教学目的。

2.2 规范教学内容

同各门具体物理学科不一样，物理学导论的教学内容突出物理知识的系统性、趣味性和应用性的结合，因而在内容选择上要纵览物理知识全局，注意知识点、线、面和群的关系，在知识的导入、串联和应用上多下功夫。毫无疑问，教师对物理学史的把握是讲好物理学导论的前提。然而，物理学导论毕竟不是物理学史，况且对于大多数师范院校来说，有单开的物理学史课。如果说前者注重物理知识系统性的话，后者则更注重物理学发展的系统性，因而并不赞成用讲物理学史的方法来介绍物理学导论。这里推荐吉林大学张汉壮教授主编的《物理学导论》作为教学参考书，该书注意了基本知识的逻辑性、历史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结合[1] 。

另外，出于教学内容的考虑，不少高校在物理学导论教学中采用接力上课的形式，但这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不同教师执教风格的不一样、内容组织形式的不一致等，从而给学生听课带来不适应。在历次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题对该课程提出的教学建议中，不少学生也指出这个问题，并建议由一个教师来讲。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任课教师可以通过集体备课来统一教学组织形式，尽量减少给学生带来的不适应。虽然方法可以灵活多样，但应服务于导论教学，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为目的。

2.3 突出联系实际

知识应用于实践是教学的出发点，也是教学的落脚点，无论是课题的引入，还是知识的运用，联系实际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对于物理学导论这门课的教学尤其如此。在教学中发现，每当介绍与物理学相关的日常生活和科技发展成就时，也是学生全神贯注的时候。这启示教师在备课时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收集相关物理知识应用的例子，并在教学中灵活运用，这是搞好导论教学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另外，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学生应该具有的优良学风，在日常学习中就应该注意培养。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要通过联系实际来引入课题、巩固知识外，在课下也要通过完成作业、课外活动等形式，引导学生主动联系实际、参与科研实践，在实践中认识知识的价值。特别是将课外活动实践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更能引导学生产生共鸣，提高教学效率。学生在期末考试答题中所给的另一个建议，即多联系生活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演示实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完全可以在教学中使用，特别是对于单节课教学内容较少的课题，但对于物理学导论教学来说，由于单元课堂涵盖教学内容较多，知识范围较宽，除了个别课题可以用之来引入教学外，大多数内容不宜采用这种形式，虽然有学生建议增加一些演示实验内容。

3 结语

本文以物理学导论的教学为例，探讨导论教学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导”字最为关键。从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出发，立足于学生的认知基础，从教学内容组织安排、教学方法设计应用以及教学效果检查反馈等几个方面，帮助学生认识物理学的重要性，提高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相信经过广大物理教师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引导学生踏实走上物理科学之路，并化对物理科学的敬畏态度为学习物理的动力，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提供雄厚的人才储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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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守宝 孟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