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摘要〕针对当下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的文化消费生态危机，有必要规范化建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这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建构该体系的目标是使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生态主体和外生态环境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有机融合的生态关系。文章基于跨学科视野，运用规范研究法，在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之间寻找消费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平衡点。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1：

传统生态消费理念的批判与科学生态消费理念的价值评估

摘 要：传统生态消费理念要求人们在消费活动中体现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引导人们认识到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现代人对环境的道德关怀。但是传统生态消费理念缺乏对消费主体的深度反思，实践中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批判地继承传统生态消费理念的合理内核，构建科学生态消费理念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生态消费理念；传统；科学；消费人格；人文精神

消费理念体现了人们对可支配收入的指导思想以及对商品价值的取向，是消费主体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消费活动时对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过程、消费趋势的总体评价与价值判断。基于对现代性消费的认识，传统生态消费理念提出消费活动应更多地考虑环境因素，倡导绿色消费生活方式，从而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传统生态消费理念将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现代性消费的无度扩张，却没有找到现代性消费无度扩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生态消费主义企图用生态理念来约束现代性消费行为的盲目和无序，阻挡现代性消费对自然的破坏，但是却无法根治现代性消费主体内在的痼疾。消费实践遭遇的困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扬弃传统生态消费理念，确立一种更加科学的生态消费理念以指导人们的消费行为，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传统生态消费理念解析

所谓传统生态消费理念是指20世纪末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生态消费思想，其历史性的标志是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世纪议程》，文中虽未使用生态消费概念，但体现了生态消费的精神实质，认为人类消费需求的满足必须以保护环境为前提，要求人们在消费活动中体现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引导人们认识到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随之理论界围绕这一思想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我们将这一思想称之为传统生态消费理念。传统生态消费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消费实践的发展也暴露出传统生态消费理念自身的不足，需要重新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澄清我们的认识。

1.传统生态消费理念对现代性消费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一方面现代性消费将人类带入到一个难以为继的生存困境。人类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消费行为而造成的后果日益显露出来，漠视地球生态圈的承受限度，不加控制的攫取和掠夺性资源开发，生态失衡、空气污染、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危机、疾病和自然灾害频繁等问题接踵而至，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庞大的消费需求变得几近枯竭，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迫在眉睫的问题；另一方面现代性消费导致人类生活质量的目的性维度丧失。消费本应该是人们达到幸福的一种手段，但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使消费成了目的本身，人类在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和占有中迷失了自我，人对日常性生存的自我需要、实践方式，以及文化价值的构造，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在消费活动上。正如凡勃伦所指出的，消费本身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它本来的应有意义，实质上成为一种符号意义的消费。这种消费行为对我国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表现为建房热、高档消费品热等各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城镇普通家庭进行过装修的占50%，青年家庭装修率高达90%。[1]一掷千金的高档消费、奢侈消费成为国人效仿的典范，勤俭节约、节以养德被弃之一旁。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人，不如说更像市场的奴隶。”[2]

超越现代性消费，倡导生态消费，成为人全面、自由发展，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生态消费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是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能量，同时使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3]在学者致力于理论研究的同时，人们又展开了很多轰轰烈烈的生态消费运动。如，在美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分别有77%、82%、94%、67%的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会考虑生态环境因素。[4]在我国生态消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绿色食品”、“生态商品”，生态消费模式也在一点一滴的建立。尽管如此，社会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依然发展缓慢，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生态消费理念自身的不足。

2.传统生态消费理念对现代性消费主体批判的缺失。传统生态消费理念面临的困境在于对现代性消费主体批判的缺失，对现代性消费的批判仅仅站在保护自然的角度，没有对现代性消费主体无休止、无节制扩张商品需求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换而言之，传统生态消费理念将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现代性消费的无度扩张，却没有找到现代性消费无度扩张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缺乏生态保护意识，而是消费精神的缺失。即使我们高举生态消费的大旗，阻挡了现代性消费对自然的侵略，但是也阻挡不了它对人、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必须深入现代性消费观念、消费心理和消费决策等内部，破解造成现代性消费无度扩张的原因。

3.传统生态消费理念缺乏重塑生态消费的内在动力。经济主体在利益最大化理念的驱动下,主动选择生态消费的内动力不足。尽管城市居民对生态消费的认同度比较高，也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生态消费行为。“一般地，人们认为自己会购买对生态环境危害小的产品，但具体购买时，他们实际上没有践行这一信条。”[5]甚至有些人认为生态消费是政府的事情，与己无关。以瓷砖为例，中央电视台经济栏目的市场调查显示，几乎超过一半以上的消费者在购买瓷砖时都没有考虑商品是否有放射物质氡达到A类标准的标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消费主体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消费者出于自身健康的原因可能会有选择绿色商品的动机，但是，由于受较低收入水平的制约，生态消费行为被迫中止；另一方面，消费者实施生态消费行为的成本是内在的，结果却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即利他性。生态消费者的行为后果将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保护环境，实现人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是绿色消费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比如节能空调比非节能空调的价格要高很多；同时实践生态消费行为的成果也是间接的，在短时期内看不到，这种成果又可能被其他人所享受。这就使得消费者的生态消费行为的动力不足。除非生态消费的成本由政府来承担，否则，消费主体的自利性根本无法成为实现生态消费行为的内在动力。

二、树立科学生态消费理念

科学生态消费理念，是基于人类消费行为异化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要求从重塑消费人格的角度审视消费行为，引导人们认识消费的工具理性和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主张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达到人的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生态消费的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1.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应实现对消费主体人格的重塑。消费人格，是指消费主体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是消费品格、思想境界、情操格调、道德水平等在消费主体身上的集中表现。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实现了依附性消费人格向主体性消费人格的转变。所谓依附性消费人格，泛指消费活动中一切不具有主体意识、主体能力、主体性格和行为的人格，具有典型的依赖性、服从性和被动性特征。这种依附性突出体现在消费社会中人对物的依附和顺从，消费主义的盛行使消费成了目的本身，人类在对物品的无限度索取和占有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使得消费者无休止、无节制、无顾忌地占有商品，人变成物的奴隶。这种物化的人格吹响了人类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号角，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只是这种依附性消费人格的外在表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物的依附性消费人格，即使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传统生态消费理念重点是重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但是缺乏对消费主体精神世界的深度关切，没有对消费主体无休止消费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没有解决消费主体自我价值实现的困惑。这也是传统生态消费理念在实践中不被接受、接受了不执行、执行了不持续，遇到种种障碍的原因所在。换而言之，传统生态消费理念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人对物的依附性人格，只要消费主体对物的依附性人格一天没有转变，人对物的无限度占有就不会停止，由消费引起的环境恶化就不会改变，反过来也制约了传统生态消费理念被社会大众接受的程度。因此，加快消费者依附性人格向主体性人格转变，重塑消费者主体性人格具有迫切性。所谓主体性消费人格，是消费行为的道德规定性在消费主体身上的集中体现，也就是消费主体在消费活动中，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自觉地选择恰当的消费方式，培育自己的道德品质、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表现为自主、进取、责任、道德等等。主体性消费人格，体现了消费主体对人的生活方式、人生价值、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习惯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确定性的态度和立场。重塑主体性消费人格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生态消费理念自我完善的动力，也是科学生态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

生态消费理念内涵拓展与丰富的动力来自于消费人格重塑的需要，即消费主体自我价值认识的觉醒。消费主体成为自身的主人，不仅能够支配外界，也能够支配自身，能够有意识地、主动积极地审视消费的工具理性，认识到消费不只是人们达到幸福的一种手段，更应该是一种有意义、富于人性的体验。健全的消费人格体现了人对生存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关切，在个人自我实现上,不再追求物质至上,人不再是金钱物欲的奴隶而信仰明确，因此，生态消费能够强劲发展的精神动力来源于消费者的道德自律。

2. 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应在伦理范围上坚持道德主体的稳定性。传统生态消费理念扩大了伦理道德共同体的边界，把权利平等原则从人与社会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提出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权利。认为“把自然存在物排除在人类的道德对象之外是非常狭隘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德关怀对象的扩大正是伦理思想演进，道德进步的表现，人类没有理由严格划定道德对象的范围，而拒绝给其它物种和整个自然以应有的道德关怀。”[6] 科学生态消费理念认为传统生态伦理将伦理道德共同体的边界扩大到自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指出这种范围扩大，不是道德主体的扩大，而是道德对象的扩大，“生命和自然界不是道德主体”，[7]生命和自然界的道德权利是人赋予的。批判了传统生态消费理念的权利平等原则，认为伦理关系不仅存在于平等的权利主体之间，即使是非平等的权利主体间也存在着伦理关系，不仅强调了伦理的范围，而且指出了伦理实现的条件。

3.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应在消费实践上促进消费主体的自觉。科学生态消费理念既超越了现代性消费倒置生存目的与发展手段的辩证定位，又肯定了传统生态消费倡导的环境保护思想。但是质疑仅仅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倡导绿色消费并不能实现消费的真实目的，即获得物质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不能从根本上约束消费主体的物质欲望和冲动。现代性消费冲击的不仅仅是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还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等，这也是传统生态消费难以克服的问题。科学生态消费理念认为一切不合理消费的根源在于消费者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对消费主体物化人格重塑的忽视，立足于消费个体的自觉与内省，自主性、创造性地塑造人格，克服消费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重塑消费者的人文精神，才是指导消费活动的根本。

三、科学生态消费理念的合理性与价值评估

就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而言，科学生态消费理念的逻辑构成与认识的辩证运动是一致的，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实践价值。

1. 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在哲学基础上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消费理念的多样化导致了消费行为的混乱乃至失控现象，究其根源是本体论范畴内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同。传统生态消费理念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之上，在本体论范畴上自然是第一性，人也是自然的存在物。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生态伦理、生态价值、生态消费开始盛行，在生态伦理价值观上表现为尊重生命和自然，在生态自然观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互为对象性关系，在生态价值观上表现为承认自然价值的客观性，自然的价值是不依赖人而存在的，自然界的价值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8]的统一。尽管生态中心主义在价值观和实践基础上立足于保护自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导致了认识论领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混乱，生态伦理观将自然存在论等同于价值论，犯了从自然物的客观事实存在直接推导出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的自然主义错误。离开人这个价值主体，谈论自然超越人的先在性，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必会消失，在实践层面陷入了消费困境，人变得无所适从。

作为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哲学基础的是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作为世界中心的认识，也纠正了生态中心主义将自然作为中心的认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人与自然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人对自然具有主观能动性，但是自然对人又具有约束性；看到了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共同进化的合理性，但批判了人的进化是以自然的进化为前提的观点，主张和谐发展是以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的；继承了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的人对自然改造、开发和利用的观点，但批判了对人的能动性的极端化，概而言之，作为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哲学基础的伦理学思想是人始终对自然具有能动性，但人的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科学生态消费理念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视界，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从无限度的物质追求到以精神世界的丰富和道德修养的提高为取向的转变，阻挡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守住人类道德的底线，弥补科技和智慧的不足；立足于以人为本的视野，关注自然界，保护生态环境，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起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

2.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实现了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回归。科学生态消费理念认为，长期以来，现代性消费的无度扩张和生态危机的加剧是由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自然价值被物质化, 在消费者主权的指引下，人类为了得到木材就毁林，为了得到珍贵的药材和皮毛，就滥捕滥捞等等，自然沦为人类的原料仓库；同时，使得人类对科学技术产生了绝对的依赖和膜拜，人类相信科学技术是万能的，是无止境的物质财富之源，是开创人间幸福的不竭动力，人类开始盲目地征服自然、榨取自然。科学生态消费理念要求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是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要以人文关怀为指导，在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 不能忽略人类的精神家园；人文则要融入科学，实现科技文明与人的道德健全的统一。要保持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必要张力，努力改善科学发展的人文环境，减少或避免科学的应用对人类生活的危害，重视科学应用的价值导向问题。要充分弘扬科学的人文价值，依靠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繁荣，为人文精神的弘扬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发挥科学精神本身的人文功能，并通过弘扬科学精神来直接推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9]

3.科学生态消费理念的价值评估。评价科学生态消费理念的价值是其（“他”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功能与“我”主体价值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思维遵循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即贯穿的主体价值目标尺度。依据消费活动的属性，具有伦理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

伦理价值。人类一切消费活动无论其具有何种具体存在形式，都只是作为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一种手段而获得意义。科学生态消费理念关注消费者自我信念的提高,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注重追求人的尺度与自然尺度和谐一致，认为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及人类寻求精神价值的实现应成为消费理念的核心，提倡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精神追求的新时尚。从伦理学的视角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进化过程中发展的。“通过这些有意识的人类‘自我教化’,可以避免过度沉湎于物质享受而不能自拔,以此丰富和充实孤寂的内心世界。减少人对自然的掠夺和榨取。”[8]

政治价值。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充分发展，相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市民社会形成并成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市民社会的个体主义与利己主义价值取向，破坏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运用政治力量，引导市民社会科学生态消费理念的形成，合理引导市民社会自制，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社会价值。消费生活与当代人的生存意义之间有不少的差距，生存意义的价值贬值在消费社会中往往意味着物质欲望的无限上涨。用消费主义理念支撑的社会运转机制在当代需要重新审视。消费价值认同的形成，具有相当复杂的机制，物质的丰富与自然权力的匮乏使得这种认同出现了裂痕，一方面是工业化带来的物质过剩，另一方面是自然权力的匮乏。可以认为，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受无节制消费主义的刺激，人类的消费欲望日益成为当代人生存的“癌症”，使简朴的精神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物质过剩中的精神贫乏常态。面对这种生存状态，应该反思消费社会的合理性问题，历史的机遇使得科学生态消费理念成为联系的桥梁，将物质丰富与心理贫困联系起来，将过度的物质消费与人的精神生态问题联系起来，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中盲目的物质主义倾向，重构现代人的生态消费生活。

参考文献：

[1]洪大用.关于适度消费的若干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9,(6).

[2]万俊人.道德之维[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302.

[3]杨松茂.生态消费：人类消费行为发展的新定位[J].江苏商论，2006,(3).

[4]杨松茂.当前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决策参考，2006,(3).

[5]王建明,李颖灏.城市居民生态消费行为实证分析[J].2006,(23).

[6]杨立皎.从分歧走向共识——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比较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3）.

[7]钱俊生.生态哲学[M].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2004.

[8]徐婕.新型价值观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研究[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9]李晓光.当代中国人生存境遇的哲学反思[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

[责任编辑：陈合营]

作者：薛萍 尹晶晶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2：

文化消费生态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构研究

〔摘要〕 针对当下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的文化消费生态危机，有必要规范化建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这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建构该体系的目标是使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生态主体和外生态环境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有机融合的生态关系。文章基于跨学科视野，运用规范研究法，在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之间寻找消费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平衡点。引入生态学上的“生态位”和“生态链”的概念研究内生态主体之间的关系，运用用PEST变量模型分析法分析外生态环境。最后提出要不断强化对文化消费者的引导和对文化消费市场的调控，促使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形成，倒逼文化生产生态回归正轨。

〔关键词〕 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生态;文化消费生态危机;文化治理体系

〔

一、 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的文化消费

生态危机

在我国当下的消费社会和“大众消费狂欢”“大众文化狂欢”语境中，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了文化消费生态危机。这一危机既是经济领域的，更是文化领域的，需要我们从经济与产业、文化与社会两个视角加以关注。

在经济领域，文化消费生态危机的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消费上的价值失范造成文化市场道德失范和竞争失序。当下大众文化消费已经在量的规模上完全碾压了精英文化消费，大众成为了最主要的文化消费主体。由于大众在消费上往往存在过分自由化、个性化的倾向和随大流、无意识的盲从惯性，其价值判断的标准相对较低。因此当大众文化消费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主流，难免引发文化消费上的价值失范问题。因为此时价值判断标准较低的大众是文化市场所要迎合和诱惑的第一对象，市场不但迎合其口味，还无所不用其极地诱惑其注意力，不惜把作為文化商品的格调从“通俗”不断降格逐步向“庸俗”“低俗”甚至是“媚俗”方向发展。并利用“算法推送”模式把一系列“三俗”文化内容推送成高点击率、高浏览量的“网红头条”，毫无道德底线地展开市场竞争，难免导致文化市场乱象频现。例如，2018年上半年，快手、抖音、火山等短视频直播平台上就出现了“14岁早恋生子”“全网最小二胎妈妈”的17岁姑娘的直播秀，并获得40多万次的播放量和5万粉丝，收到500多万次点赞，一举成为“网红”，其影响力令人惊骇[1]。更有甚者，2017年已在国外被封禁，却于2018年初流入国内，在多家视频平台播放的充斥软色情暴力内容的儿童“邪典”动画片播放量高达数十万[2]。如今，此类现象不断冲击社会公序良俗，造成恶劣影响。

第二，文化消费上的全民娱乐盛况造成文化产业泛娱乐化。当下，一提起文化消费，一般民众最先想到的通常是看电影、看直播、打游戏、去娱乐场所等强娱乐性的文化消费活动，而不是阅读、培训、咨询等发展性的文化消费活动。而且大众传媒还不断制造出大众娱乐的狂欢景象，线上和线下社交场所中的人们均围绕着娱乐而开展社交，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商业区亦大肆渲染这种娱乐氛围。“娱乐至死”已不是一句杞人忧天的骇人之语，而是真实地描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1）在盛况空前的娱乐场景中，娱乐产业不但是文化产业的支柱，而且已经完全渗透在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造成文化产业呈现泛娱乐化发展态势，产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衡。2018年3月工信部发布的《2018年中国泛娱乐产业白皮书》 指出：2017 年我国泛娱乐核心产业产值约为 5484 亿元，同比增长 32%，预计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将会超过1/5[4]。2018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472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2%，比上年提高0.06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12.8%[5]。可见，泛娱乐产业增速增幅均远远高于文化产业整体增速增幅，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这种情况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其发展红火，忧的是其发展显得过于任性，创造的社会效益往往不及经济效益。

第三，文化消费上的消费异化造成文化产业多层面异化。显然，消费者喜爱什么，产业就会生产什么，市场就会供给什么。“文化殖民化”异化现象导致了文化产业局部呈现西化色彩，浮荡资本主义情调[6]。“技术殖民化”异化现象则导致一些文化科技企业片面炫技，弥漫技术浮夸风。而种种非理性的消费异化行为，如痴迷偶像、沉迷游戏、无度打赏等更导致了一些文化传播平台大打“眼球经济”牌，紧盯某些消费者的低俗眼光，频频突破道德底线，扰乱社会公序良俗，挑逗蛊惑消费者。而文化消费不足现象作为“文化消费异化”现象的一个层面也普遍存在于我国当代社会，反映了当下国民不尚文化的“反智主义”心态，导致文化产业经营主体投大众文化市场所好，大量生产弱文化性、强娱乐性的产品。

同时在精神领域，文化消费生态危机的也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文化消费上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态危机[7]。这一倾向的产生有双重因素，一是我国文化产业日渐自由化和庸俗化，以模棱两可的价值标准迎合最广大的受众，对于意识形态属性这一文化生产的根本属性持“无所谓”的态度，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是普罗大众作为最主要的文化消费者，往往表现出一种“任性”的消费态度，片面强调消费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文化消费中片面追求情绪宣泄、感官刺激、纵欲享乐等，偏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倾向在消费领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左右。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其具有高度流行性的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传播，如欧美影片中大量夸示资产阶级奢靡放纵的消费方式，我国大众受此影响颇深。

其次，文化消费上的价值观泛化倾向造成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大众触手可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内容，也被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观所包围——打开手机，随意浏览微信段子，刷“朋友圈”，看小视频……就不知不觉就被灌输了某种价值观。而当前文化传播又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现状，大众很容易被大量植入良莠不齐的文化价值观影响而导致价值观泛化，逐渐丧失价值判断主动性，安于接受传媒灌输。就会造成大众在文化消费上极容易被传媒诱导，欠缺主体意识，不动脑子地被各种“现象级”文化商品牵着鼻子走，虽然这其中也不乏精品，但更多的是掺杂着许多糟粕。并且，价值观泛化还进一步造成了审美观偏差。如被泛滥的“伪鸡汤文”文风所“洗脑”的大众，面对真正有营养的文学作品时，反而觉得“不对胃口”;被一张张刻意打造得“婊气”十足的“网红脸”所迷惑的大众，面对无人为加工之痕的自然美时，反而无法欣赏，觉得不够迷人、不够惊艳、不够挑逗;被各种亦真亦幻的人造蜃景、华丽炫目的科技奇观所吸引的大众，面对造诣更高超、内容更扎实的质朴的民间手工艺、纯粹的表演技艺、原汁原味的艺术作品，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无趣甚至是无味。“文化科技殖民”和“文化科技异化”这双重因素共同造成了传统的艺术形式、真实的艺术场景、简单的艺术风格正在被大众所抛弃。

最后，文化消费上的西化倾向还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危机。虽然近几年在我国文化产业界，中国风渐热，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开始广泛地受到国人追捧，文化产业创意者和经营者也越来越注重挖掘中国题材，彰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文化日现锋芒。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在大的文化环境下，西方文化产品占用绝对的市场，西方价值观念也更深入人心。以电影消费为例，好莱坞影片在国内的真实票房绝对超过国产影片。仅看面上数据：2017年，票房前十的影片中，国产4部，进口5部，合拍片1部;15部票房“10亿+”的影片中国产片仅有6部[8]，国内影业与国外差距明显。这种文化西化本质上是西方主导并推进的“文化殖民主义”。如今我国文化虽尚未被“全盘西化”，但显然已被“半盘西化”，我国传统文化面临生存危机。

二、 多维结构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亟待规范化建构

面对我国现存的文化消费生态危机，应当着眼于长效治理，着手于制度建设。首先要规范化建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这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建构起这一体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作用。

文化消费生态既关乎经济层面上消费生态，亦关乎文化层面上的文化生态。因此，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必然是一种多维结构的体系，详见图1。整体观之，其跨越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力求协调消费生态和文化生态，以期平衡两者关系。从生态圈的圈层结构上看，消费生态圈是经济生态圈的一个次生态圈，文化消费生态圈是文化生态圈的一个次生态圈。消费生态指在消费市场上的一系列消费活动中，消费供求双方的依存关系（即生产和消费、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依存关系）和消费文化的变化态势，显著影响着市场经济生态。而关于文化生态，我国文化史学家冯天瑜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美国文化生态学家斯图尔德理论[9]的基础上深化和延展了“文化生态”概念的内涵和外围，建构了全面体现文化的纵向历史演化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将“文化生态”界定为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相互调适的关系。认为文化生态环境的结构是“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组织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既浑然一体，“又分别经过崎岖的过程，通过层层介质对观念世界施予影响”[10]（48）。文化生态学即“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11]（29）。

在经济维度上，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应当作用于三个维度：第一结构维，即文化消费结构，指文化消费的结构占比和结构趋势;第二市场维，即文化消费市场，指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秩序;第三产品维，即文化消费产品，指产品供给与消费态势，即“供给侧”与“需求侧”变化态势。在文化维度上，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亦应当作用于三个维度。第一符号维，即文化消费符号，该体系应当着重培养我国消费者产生对“中国符号”的偏好;第二观念维，即文化消费观，包括消费意识形态、消费价值观、消费审美观等;第三消费者维，即文化消费者，涵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方式、消费心理、消费行为、消费能力和消费潜力等。这样的一个多维结构框架呈现出文化消费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涵经济、文化多个生态子系统的复杂结构[12]，体现了文化消费生态研究典型的跨学科性。

建构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体系的目标是使作用于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外因——内生态主体和外生态环境（内主体和外环境）——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有机融合的生态关系。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进行规范化建构，对内主体的生态位格局和生态链构型进行研究和规划，对外环境的各种因素进行预判和治理，可建立PEST变量分析模型。

其一，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生态主体有三：一为文化消费者;二为文化经营者，包括文化生产者（文化企事业单位）和文化经纪人;三为文化管理者，包括政府内部相关部门和政府外部相关机构（民间第三方机构）。要研究这些内生态主体之间的关系，必要引入生态学上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这一概念生态位一词首先由J·格林内尔提出。他将生态位看成是被一个种（或一个亚种）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因而强调生态位的空间概念;而C·埃尔顿把生态位确定为有机体在其群落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特别强调其与它种的营养关系，所以实际上指的是营养生态位。G·E·哈钦森指的既包括空间位置（生境），又包括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地位，提出生态位是位于几维资源空间中的超体积。近年来许多动物生态学家和理论生态学家则将生态位与资源利用谱等同;而有的植物生态学家把生态位看作为植物与所处环境的总关系。上述各学者对生态位尽管各抒己见，但生态位的内在涵义，不外是有机体和其所处生境条件之间关系以及生物群落中的种间关系。各种生物因其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而各自占据特有的生境。参见：罗肇鸿，王怀宁主编的《资本主义大辞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9页。。生态位指每一个生物个体、每一种生物种群在生物群落中所占据的时空位置、所处的生态位势，与相关物种的机能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群落内一个种与其他种的相对地位和相关作用[13]。生态位又称小生境生境，又称“生态因子总和”。指直接影响生物群体的那些环境因素的综合。参见：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的《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2页。或生态龛，表示每种生物生存于特定生态系统中所需生境的最小阈值。在不同的生物群落中，同一生態位可由不同物种占据，其间必展开竞争，直到一方胜出，最终占据该位[14]（838）。生态位竞争现象不仅适用于生物界，也适用于与经济界，适用于研究文化经济生态，进一步适用于研究文化消费生态。运用“生态位”概念，可以研究文化消费者的消费竞争态势、文化经营者的市场竞争态势、文化管理者所处的管理位势。进而对于文化消费生态从“态”和“势”两个层面进行治理。“态”指各个内生态主体所占据生态位的状态，或言分布状态，呈现为一种相对静态;“势”指各个内生态主体的生态位互动变化之势，反映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动势和趋势。

进一步运用生态学研究方法，还可以引入“生态链”（ecological chains）这一概念。1941年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提出“食物链”概念，其后概念不断衍生、拓展，产生了“生态链”理论，并于20世纪80年代起，被广泛地应用到工业、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15]。生态链指生态系统内各生物体之间的链式依存关系和这种关系所生成的链状环流结构[16]（139）。这一概念可用以阐释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内生态主体之间环环相扣和不断循环的关系结构，并且是多向循环流转，而非单向线性循环，详见图2。即文化消费者和文化经营者相互依存，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者的市场行为，决定了文化市场生态，从而决定了文化消费生态;文化管理者对文化消费者和文化生产者都实施监督管理，对于文化市场生态和文化消费生态进行治理。

其二，这里用PEST变量模型分析法来分析我国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外生态环境。变量P（Political）指示政治政策环境，变量E（Economic）指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S（Social）指示社会文化环境，变量T（Technological）指示科学技术环境。从这四个变量来分析文化消费生态圈的外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和发展趋势，既要看到机遇，更要发现挑战，从而制定相应的治理对策，详见表1。

通过分析变量P（Political），可以发现政治政策环境方面，得益于“文化强国”战略全面实施，文化消费迎来发展机遇，全国多地出台政策、开展试点拉动文化消费内需。然而，目前看来，政策效果有限，文化消费市场呈现“叫好不叫座”与“冰火两重天”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这类政策的思路主要是依靠政府补贴文化商户，促进价格下降，从而激发消费热情。但是由于这些政策主要着力于撬动以舞台艺术为主的小众文化消费市场，如：戏曲、戏剧、交响乐、芭蕾舞等，相对于大众文化消费（流行/通俗文化消费）而言，这些属于高雅文化消费，和我国普通民众还有相当距离，当前这部分观众还未被培养起来。民众的消费热情并不是单纯的降价惠民就能拉动起来的。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治理对策：政策导向由“惠民”转向“育民”，即：从单纯依靠价格杠杆激发消费潜力，转向大力培育民众艺术欣赏能力和高雅文化情趣。

通过分析变量E（Economic），可以看到宏观经济环境方面，文化产业正成为我国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市场不断繁荣，文化产品不断丰富，文化消费势头必然更加旺盛。然而，“供不应求”矛盾依然存在。“供不应求”并非供给总量不足，而是供给总量过剩和相对不足并存，本质是“供不适求”，根本上反映了精神文化层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此问题，治理对策是改革“文化供给侧”，谋求“精准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研判各个群体的消费偏好，定期发布调研报告，向文化经营者提供指导信息。

通过分析变量S（Social），可以看到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社会文明程度渐高，文化氛围渐热。当前，新型消费文化更加凸显“文化”，文化消费成为新消费潮流——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所消费的商品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同时娱乐消费、体育消费和旅游消费等文化消费项目也带动了新的消费潮流，许多民众开始炫耀文化消费，在微信朋友圈内晒观演、健身、旅游等活动，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彰显生活品质和文化格调。这既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有利于文化消费发展。但另一方面，“文化消费异化”现象也很触目，主要表现为无理智地盲目性消费（疯狂追星、无度打赏网络主播等），无节制地沉迷式消费（沉迷游戏等），无道德底线地违背主流价值观消费（色情文化消费、迷信文化消费等），无文化自信地被“文化殖民化”消费等。对此严峻问题，要整治文化传播领域，重点整治以网络平台（网站、移动网络、自媒体等）为主的大众传媒。

最后通过分析变量T（Technological），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环境方面，文化科技日新月异。科技是一柄双刃剑，新的文化科技催生新的文化消费热点，既为文化消费发展带来机遇，但也容易造成消费者片面追求科技感而忽视文化产品的实质文化内容这一问题，为文化消费生态发展带来挑战。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数字时代、智能时代长大的年轻一代，受到追求新奇炫目科技效果的文化消费现状影响，日常文化消费中更偏重视觉特效，而忽视其中文化内涵，长此以往，无疑会造成文化消费生态的失衡。因此，要治理文化消费生态，就要想方设法引导消费者文化消费审美情趣，使文化消费的重心落在文化，而不在于科技外壳。

三、 以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倒逼

文化生产生态回归正轨

消费既是生产的终点，又是生产的起点。消费对于生产具有反作用力，有什么样的消费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文化消费对于文化产品生产和社会文化再生产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因此，要实施文化消费生态治理，使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形成，倒逼文化生产生态回归正轨。这就要不断强化对文化消费者的定位、定态、定勢引导，对文化消费市场的定向、定调、定度调控。

对于文化消费者的引导，一要分别定位，进行需求分类对于文化消费的分类已有很多通约性标准，如：从文化消费和网络媒介的关系划分，分为线上文化消费、线下文化消费;从文化消费的商品形态分，分为虚拟文化消费、实物文化消费等;从文化消费的载体形式和技术手段分，分为数字文化消费、非数字文化消费等;从文化消费的商品“卖点”分，分为体验式（沉浸式）文化消费、互动式（参与式）文化消费、审美式（观赏式）文化消费（如购买艺术品、看演出等）等;从宏观“大文化”产业经营门类划分，分为阅读消费、娱乐消费、体育消费、旅游消费、文创消费、艺术品消费、教育培训消费等。然而，对于文化消费需求分类的研究还显得相对不足。。首先可以从文化消费需求的差异上对于消费者进行分类（详见表2），进而分析和预判每一类型的消费者既在和潜在的消费活动，然后进一步运用市场定位方法，分别对处于高、中、低端目标市场的消费者进行引导。主要可以从动机、区域、年龄、群体四个角度进行初级划分，除了动机是主观因素，区域、年龄、群体均是客观条件，这种分类方法做到了主客观结合，且偏重客观。二要依境定态，解读消费情态。这里的“态”是指“情态”或“心态”，即消费者在不同的文化消费情境下进行各种类型文化消费时的情感状态或心理状态。如进行社交型（社团型）文化消费时外向、开放、合群（如迎合潮流）的情态（心态），进行家庭型（居家型）文化消费时温馨、轻松、浪漫的情态（心态），进行自娱型（自修型）文化消费时内向、专注、自恋（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的情态（心态）等。对于消费情态，需要通过研究消费心理来进行细致、深刻的解读，进而加以调节。三要远观定势，把握消费趋势。在对消费需求进行分类，对消费者进行定位;对消费情境进行分析，对消费情态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就可以对消费趋势进行把握，从而因势利导。如果文化消费趋势良好，则进一步推动。反之，如果发现不良的文化消费趋势，则要先定位，锁定这一不良消费群体。然后定态，研究导致不良文化消费产生的特定情境和特殊情态（心态）。最后定势，扭转这一不良趋势。

对于文化消费市场的调控，一要明确定向，突出方向引领。由于投入市场的所有文化产品都反映并且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产生直接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对文化消费市场进行定向调控，使文化市场按照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发展，突出社会效益，形成崇尚社会主义文化，抵制资本主义文化。遵从消费伦理，反对消费主义，追求文化内涵，摒弃低俗内容的消费氛围和市场环境。二要鲜明定调，保持文化基调。我国文化发展的基调应当是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引导和培育古风、地域、民俗、民族等中华特色文化消费市场不断发展，通过文化消费，彰显文化本色，延续华夏文脉。三要适当定度，规避市场缺陷。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旦超过其承载限度，就必然适得其反。市场调节机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陷，一个市场消费热点一旦产生，便会有大量经营者蜂拥盲从、照搬模式，往往导致市场同质化和过度竞争，进一步导致市场消费生态恶化。例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全国各地兴起特色小镇建设热潮，同质化问题严重，导致“特色不特”。许多小镇缺乏特色产业支撑，一味靠文化旅游产业带动，然而由于人为打造的文化缺乏原生性、根本性特色，虽在短期内能吸引游客，拉动消费，但久而久之，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其发展后劲便显得不足。面对这类市场机制缺陷导致的某一类型消费市场过度发展的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定度调控。

四、 结 论

建构文化消费生态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这一研究命题的提出直接缘起于当今社会文化商品化大潮引发了文化消费生态危机，这一危机不仅仅发生于经济领域，更严重地影响了文化领域。对此，亟待从经济和文化双重维度，建构一个治理体系。结合文化经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看，文化消费生态是消费生态的一个重要层面，不但作用于消费生态，影响市场上消费潮流和消费文化的走向，进而影响产业生态（特别是文化产业生态），还进一步作用于文化生态，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外环境和文化内心态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起一定作用。需要阐释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文化消费生态对于文化生态的影响，并非是说对于生态学意义上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在这一术语中，“生态”是主题词，即文化的环境。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倡导成立专门的学科，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在借鉴斯图尔德观点的基础上，对文化生态的内涵进行了较全面深刻的探讨，主要有以下三种认识：1.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2.文化生态是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与其生存空间的环境及其变化相依相伴，文化生态是一种文化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综合;3.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生存策略，具有鲜明的特点。文化生态的基本因素与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文化系统必然是由文化主体及其環境共同构成，而文化主体可以具体划分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类型;2.文化系统是一个各部分、各因素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内部又可以存在不同的等级和层面，大系统可拥有若干小系统;3.文化系统内部同样有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动，这种流动具有交互、反馈、循环 以及自我调节等特征，并且其自我调节能力随着系统内部文化数量的增加而增加;4.文化系统在整体上又是运动、变化的，这些运动、 变化是可感可测且在一定程度上经验可控制性的，或者说可以是优化，也可以是退化。这反映出，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的基本特点。参见：王旭烽主编的《生态文化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170页。的影响，而是侧重于说明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生态的影响，即“文化生态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实人文状况的反映”[17]。文化消费生态对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包括包括对于文化观（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生态、多元文化生态、文化艺术生态、文化人才生态等的影响，直观地体现为对社会文化风气、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18]（46）。因此，文化消费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文化消费的社会效益问题。本文初步设计了一个治理体系框架，旨在体现治理的导向性，并且尤为关注消费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力，期待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题，通过正向引导消费者和发挥市场调控职能，使良性的文化消费生态得以形成，文化生产生态必然得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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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Key words： cultural consump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ecology; ecological crisi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作者：徐望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3：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出路

[摘要]生态消费是经济新常态下亟须倡导的消费理念，当前，由于“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理念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力不足，“多盲从、少理性”的消费行为导致生态消费选择力欠缺；“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导致生态消费原动力失衡等原因，使我国生态消费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促进生态消费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在强化生态消费观教育、加强理性消费宣传、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规约和激励机制、大力建设生态消费文化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生态消费；现实困境；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一方面高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提升以科技创新、生态文明、企业文化等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增长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建设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深入人心，全国上下都充分认识到我国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不管从政府方面来讲，还是从民众方面来讲，大家关注更多的是生产领域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对城乡两个系统生活造成的污染尤其是生态消费问题则关注甚少。

一、生态消费：经济新常态下亟须倡导的消费理念

生态消费是生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绿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在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消费强调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既要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又要不损毁资源和环境，还要充分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需要，这必然要求从自然人意义上要注重绿色消费、安全消费、适度消费，从法人意义上要注重节约型消费、可持续型消费、可再利用型消费。当前，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大力倡导生态消费这一全新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

（一）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自然环境即生态环境。良好的消费环境对人们来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它能够使人逐渐摒弃落后的消费观念，改变不良的消费行为，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同时，良好的消费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物欲膨胀的社会环境。通常而言，要改变自然环境相对容易，但要改变不良社会环境则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方能奏效。因此，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情况下亟须大力倡导生态消费的全新理念。

（二）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民众进行理性消费

首先，促使民众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就是消费者（民众）从满足生态需要、保护生态环境、有益人类健康出发，进行生态的、理性的消费活动。无污染消费是绿色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要求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不随意乱扔废弃物、自觉分类投放垃圾等文明习惯。在一些发达国家无论是对个人或家庭消费产生的生活垃圾、废旧电器等的分类投放和收集处理，还是对企业或单位的生产垃圾、废旧办公用品等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早已实行了法治化、无害化、资源化。但在我国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健全，加上技术条件的不成熟和民众生态意识的欠缺，要达到如此先进程度尚需时日。因此，要想使生态消费成为全社会的习惯，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正确引导民众进行绿色消费迫在眉睫。其次，促使民众安全消费。安全消费是针对日常消费中出现的不安全事件或事故而言的。近年来，在食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等生产领域频繁出现由于不合格、不达标而造成对消费者的不安全事件或事故。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强对企业的安全检查和监督，对不法企业要停产整顿或关闭，对不法企业主要严惩不贷；另一方面要求民众提高安全消费意识，在日常消费中要购买合法正规厂家生产的商品，不要怀有“捡便宜”的心态去购买不法厂家的不合格产品。再次，促使民众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是相对于民众的奢侈消费、过度消费而言的。我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倡勤俭节约、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消费，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因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当前还有数以亿计的低收入人群和数以千百万计的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增收。

（三）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促使法人单位进行消费理念的更新

当前状况下，对单个消费者而言，更新消费理念首要的问题是消费必须适度；而对于法人单位而言，更新消费理念最重要的是进行节约型消费，这也是对传统“高能耗”、“高污染”之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变革。此外，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环境里，法人生产单位进行消费理念更新的另一种形式是“可再利用型消费”，这一消费形式要求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地利用资源和能源，这也是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消费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化路径。

（四）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

生态消费力即消费者对生态产品（含劳务）的消费能力。生态消费力随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提高。生态消费力是生态消费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一国民众对生态产品需求、支付和选择能力高低的显著标志。首先，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需求力。生态需求力就是民众对生态产品的消费意识和欲求。倡导生态消费的理念，向民众宣传生态文明意识，有助于激发他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欲望。一般而言，民众对生态消费的需求力越大，国家的生态消费基础就越扎实；相反，民众对生态消费的需求力越小，国家的生态消费基础就越薄弱。其次，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支付力。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过剩不是因为缺乏需求，而是因为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态消费支付力就是民众现有的或可预期的收入能够支付生态消费品的能力。生态消费不仅要有民众持续高涨的需求提升，更要有民众不断增强的支付力来支撑，如果仅有需求力，而没有支付力，生态消费也难以进行。再次，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选择力。生态消费选择力就是民众依据自身的文化素养、消费经验和生态知识等，对生态消费产品进行取舍、对生态消费形式进行选择、对生态消费环境进行辨别的能力。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大力宣传生态消费理念，能够帮助民众提高对生态消费品的甄别、选择能力，使他们在进行生态消费时更高效、更科学。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现实困境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通过制定政策、资金支持、精准扶贫等形式增加民众收入，以便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各级政府更是采取积极措施，在提高民众生态消费支付力上下功夫。正是基于此，笔者在下文中不再就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支付力作赘述，仅就生态消费需求力、生态消费选择力、生态消费内化力进行探讨。

（一）“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理念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力不足，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深入人心，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日渐觉醒，对生态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甚至有些民众将“非生态不消费”作为基本的消费原则。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生态消费还是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民众在日常的生态消费过程中，因宣传动员而参与的多，出于自觉自主而参与的少，这使得生态消费需求力明显不足，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需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偏向使民众缺乏生态消费意识。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民众在消费过程中崇尚“物质至上”理念，缺乏生态精神，这直接导致生态消费市场的需求力严重不足。客观而言，当前部分民众对“生态”二字仍然处于“无知”状态，这导致他们对生态消费毫无需求，从而影响国家整体的生态消费需求力的提高。二是部分民众过分追逐物质利益，缺乏对生态需求的科学选择。部分民众在生态消费中，毫不顾忌对他人和环境的影响好坏，总是根据个人偏好，只选择眼前对自身有利的生态消费，而不选择对自身当前利益不明显或无利的生态消费，个别民众甚至偏好有利可图的“非生态消费”，对生态消费有抵触情绪。三是由于民众在生态消费问题上更多侧重于物质消费，对精神消费欲望不高，使生态消费需求力层次明显偏低。当前，我国民众的生态消费需求大多停留在生存层面，还很少过问发展层面，这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多反映在物质消费领域，而在如生态类图书、广播影视、宣传网站等生态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严重不足，致使需求层次难以提高。

（二）“多盲从、少理性”的消费行为导致生态消费选择力欠缺，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广大民众作为生态消费的主体，对各类生态消费品有权利进行选择，但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民众要想实现对生态消费品的科学选择，必须有一定的选择能力，方能克服盲从、不理性的消费心态。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生态消费环境复杂多变，生态消费品市场竞争激烈，相关商品异常多样且品质良莠不齐，部分非生态消费品企业粘贴“生态”标签，热炒“生态”理念，但从事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不法勾当，这需要广大民众提高对生态消费品的辨别和选择能力，避免消费过程中由于跟风盲从、缺乏理性给自己造成损失或损害。近些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民众生态意识逐步提高，消费知识日渐丰富，具有一定的生态消费选择能力，但从整体来讲，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仍有广大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人群对生态消费认识明显不足，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生态消费品的科学选择。一方面，部分人对国家认定的生态标识一无所知，从而盲目地选择消费品。一些民众不认识权威部门认定的绿色食品、无公害产品、节能产品、绿色材料等生态标志，更不会从商品的说明、品质去辨别是不是生态消费品，于是在选择消费品时，仅仅从外观上凭“貌”定“质”或从价格上凭“高价”定“优质”，甚至过分迷信各种广告宣传和导购员进行产品介绍，以及有严重的从众心理，这难免在生态消费品的选择上出现偏差。另一方面，部分人在选择生态消费品时，缺乏理性思考，盲目亲“土”崇“洋”。亲“土”就是对乡村“土货”更加青睐，认为凡属于来自乡村的东西都是“原汁原味”的、生态环保的。崇“洋”就是对进口商品百般推崇，认为凡是进口的东西都是高品质的、高档次的、绿色环保的。而对我们国内经过现代先进工艺加工的生态产品则不足为信，总是将其与“假冒伪劣”商品联系到一块。这种消费认识是多盲从、少理性的突出表现。事实上，实践已经证明，“洋”货来路广，品质未必生态健康，盲从“洋”货难免误判；同样，部分“土”货未经国家权威部门进行产品质量检验，生态健康指标也难以保证。显然，这种在生态消费品选择上偏激的亲“土”崇“洋”心态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格格不入的。

（三）“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导致生态消费原动力失衡，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生态消费原动力有别于生态消费需求力，它更强调生态消费的自觉性、自主性，是一种内化力。生态消费原动力既包含生物意义上的原动力，又包含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原动力，前者来自于“自我”的生理机能需求，后者来自于保护“自然”生态的责任使命，二者的有机融合达到生态消费原动力平衡，从而催生出积极的、健康的生态消费行为。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我国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生态爱护有加，逐渐将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当做自身日常生态消费的责任自觉。但是，仍然有部分民众由于生态意识缺乏，消费知识浅薄，存在“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偏差，满足自身需求的原动力在“增强”，维护自然生态理念的原动力在“减弱”，使生态消费原动力严重失衡，这很难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需要。一方面，部分民众只考虑自身对消费品的生态健康需求，不注重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绿色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换句话说，就是部分消费者以“自我”为中心，把生态消费仅仅看成个体满足需求的简单过程，只要对自己身心健康有利的生态消费品，就肆意消费、无度消费，不管是否做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否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是否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部分民众在亲近自然生态的过程中无度地消费自然生态，不注重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生态消费的节约性。当下，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严重，民众消费更倾向于纯天然的、原生态的绿色产品。因此，一些人在亲近自然的时候，忽视了保护自然，对自然生态进行浪费性、掠夺性、毁损性消费，这是与经济发展新常态难以吻合的。

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将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条件下，要贯彻党的十八大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破解当前我国生态消费与经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种种问题，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促进生态消费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生态消费观教育，激发民众生态消费动力

对普通民众来讲，教育是催生其消费自觉、激发其消费潜能和动力的有效手段。一般而言，无论是激发民众生态消费动力，还是提高民众生态消费支付力、培育民众生态消费选择力、催生民众生态消费原动力，都需要强化对他们的生态消费观教育。

1.要加强“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教育。生态意识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尊重自然”是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加强“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教育，才能使民众在生态消费的过程中自觉“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并激发民众生态消费的动力和潜能，从而科学有效地规避“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进行理性适度的消费。

2.要加强生态消费的相关知识教育。尤其要对民众进行生态科技知识、法律知识的教育，使民众真正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态消费心理中走出来，参与和谐包容的公共消费环境建设。从教育形式来讲，要想激发民众的生态消费动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在各级各类学校加强生态消费教育，力推生态消费知识进课堂、进教材，通过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使生态消费知识对学生来说人心入脑；其次，必须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介，通过评论、新闻、动画、漫画等形式，向广大民众普及生态消费知识，传递科学的生态消费理念；再次，必须创新教育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媒体进行生态消费教育，如通过新媒体平台，利用“微电影”短而精、传播广泛、点击率高等特点，能够便捷高效地传播生态消费知识。

（二）加强理性消费宣传，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环境

要想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使生态消费市场积极健康、科学高效地运行，必须改善生态消费环境。而要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对民众的理性消费宣传。

1.进行可持续型消费宣传，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消费环境。一方面，大力宣传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以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励可持续型生态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大力宣传生态消费的强制性法律法规，使可持续型生态消费观念深入人心。

2.进行节约型消费宣传，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文化环境。民众在生态消费时有选择权，但消费档次和消费数量完全取决于民众个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提倡适度消费、节约型消费，反对奢侈消费。而要控制奢侈消费，必须从民众的理性自律着手，加强节约型生态消费宣传，提高民众自身的生态消费素养，在全社会弘扬“节约光荣，奢侈可耻”的生态消费理念，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文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态消费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形势。

（三）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规约和激励机制，积极引导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

要使公众自觉养成积极健康、科学合理的生态消费习惯，不能仅仅通过宣传教育方式，更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去约束和引导日常的生态消费行为。

1.要建立和完善生态消费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其实在我国关于生态消费的立法早已开始。如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单位和个人要节约用水，实行用水“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2008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单位和个人要依法履行节能义务。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反对浪费”。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公民要“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这些法律对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都作出了相应的约束性规定。要进一步推动民众生态消费法治化，引导民众积极健康的消费行为，在立法和执法方面仍需加强。一方面，要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立法，对民众生态消费的权利和义务用专门的法律条款作出更加系统明确的规定，尤其要对生态消费方面的违法行为作出明确的惩罚性规定；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生态消费相关法律法规。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反对浪费”为例，当前对民众在生态消费中的浪费行为大多采取罚款等柔性处罚方式来解决，使法律的执行力和惩戒性大打折扣。

2.要在全社会弘扬诚信守法、积极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美德，用道德标准鞭策民众摒弃不良消费习惯、选择健康的生态消费方式。用道德帮助民众从内心深处克制无度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消费欲求，消停破坏自然生态的恶行，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的善举。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二者相得益彰，全面规范和约束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

3.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奖励健康守法的“生态消费行为”，惩戒不合理或不法的“非生态消费行为”。如近些年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加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生活垃圾成为一大难题，为解决这_难题，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奖励办法，杭州下城区在部分下辖社区建立垃圾分类智能回收平台，鼓励民众通过垃圾分类获取积分，并用积分兑换现金或日常生活用品，这些措施使垃圾分类回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消费理念的传递，也有利于民众日渐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习惯。当然，要推动民众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行为，除了奖励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法依规对不合理或不法的“非生态消费行为”进行惩治，使不守法律和规矩的消费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四）大力建设生态消费文化，不断提升民众的生态消费品位

文化能够化育人的心灵，健康的消费文化能够催生民众的良好消费心理，更能提升民众的消费品位。用生态消费文化引领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就是要倡导民众在满足自身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精神文化需求，自觉选择生态消费文化产品，使自己成为文化型生态消费者。就目前来讲，我国民众在生态消费需求中严重存在重物质、轻精神的不良现象，如果不解决这种偏执的消费倾向，就很难激发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的健康消费潜能，也势必引致拜物主义消费狂热，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问题，这是对我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运行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因此，必须用生态消费文化去引领生态消费行为，使民众在文化型生态消费中既让自然得到尊重和保护，又使自身得到放松和享受，从而达到两全其美。由此而论，要想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形势，应该鼓励和倡导民众在生态消费中多消费生态文化产品，不要过度消费生态物质产品。因为生态物质产品一般来自于自然，过多甚至过度消费，都或多或少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甚至破坏，而生态文化产品虽然源于自然，也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来体现，但一般加工对象很少用及自然材料，对自然环境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民众的生态消费应侧重于文化消费，避免过度的物质消费。恩格斯曾经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积极倡导文化型生态消费，以优秀、精美的生态文化丰富和充实民众的精神生活，提升民众的生态消费品位，有利于民众摆脱物欲横流的困扰，在生态文化的感染下既自由地放飞心情，又给自然环境减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据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视域下，民众在生态消费过程中文化消费应该常态化，形成全民积极向上、科学健康的生态消费习惯，进而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大力弘扬生态精神、激发生态智慧、建设生态文明。

责任编辑 魏亚男

作者：周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