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研究论文

本项研究的文献来源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采用目标抽样和系统抽样方法,以最近一年400篇传媒经济相关学术论文作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以期对传媒经济研究的现状实现结构化的梳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传媒经济研究论文 篇1：

本土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意识

华中科技大学张明新博士的专著《媒体竞争分析：架构、方法与实证》一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力求采用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探讨媒体竞争，给人以新风扑面的感觉。该书体系完备，新论迭出，数据翔实，不愧为一部研究媒体经济方面的力作。笔者借评价该书的契机，探讨我国传媒经济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观点层面的创新问题。

新范式：生态学理论作为解释框架

从生态学的角度，该书深入分析了媒体竞争现象的内在规律，并在经验层面进行检验。该书的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在对媒体竞争的现实考察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基础上确立的。作者详尽梳理了近年来我国媒介经济研究的成果，归纳与总结了过去传媒竞争研究范式，分析了用生态位理论研究媒体竞争的可行性。基于生态学是“自然的经济学”，作者认为媒体经济层面的现象蕴含着生态学的基本逻辑。该书的研究框架，按照“基础理论阐释”→“确立研究方法”→“实证分析”的逻辑展开，将理论与实证有机结合起来。

全书八章内容，大体上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媒体竞争的生态位理论。传媒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但是，作者在分析大量理论文献基础上，很好地从生态位理论过渡到媒体生态位，从逻辑上说明，用生态位理论范式研究媒体竞争是完全可行的，更是值得期待的。这体现了作者的理论驾驭能力和创新意识。第二部分，作者建构了生态学范式视野中的媒体竞争分析架构。基于媒体竞争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现象和过程的判断，作者认为，媒体竞争在多个空间层次和资源维度上展开，生态学的理论范式有助于建构一个系统性的媒体竞争解释架构，而媒体生态位是该架构中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媒体生态位的测度方法做出交代，为后面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第三部分，运用生态位测度方法对我国媒体竞争的历史规律、现实表现和应用策略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分析。研究不是停留在简单的理论介绍或数据呈现上，而是力图构建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架构。整体来看，作者确立了一套基于生态位理论范式的、能够阐释媒体竞争的理论假设和命题，并采用实证分析揭示媒体竞争的基本规律和现实趋势。

新方法：媒体生态系统的量化测度

在媒体竞争的研究方法上，该书主要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并在方法上有所拓展和创新。作者采用了文献分析、实证调研、个案考察等多种方法，同时，还独辟蹊径，搜集到反映传媒运作的经济和管理层面的各种二手资料。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是基于生态学理论范式所构建的媒体竞争架构，因此，对于这些资料的分析和进一步解读，作者也是在生态学范式的框架下系统展开，体现出作者对传媒竞争现象理论阐释架构进行经验验证的自觉。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内容分析方法采集媒体竞争方面的数据信息。媒体经济和管理现象，往往体现在市场占有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等方面(比如收视率、发行量、价格)，但作者从媒体内容的角度，即从新闻产品(版面和新闻文本)上，通过内容方法搜集了大量媒体经营管理方面的数据。第二，合理巧妙地使用公开发布的年鉴和研究报告的数据。为了研究不同的媒体产业竞争广告资源的历史和现状，作者采用了《中国广告年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以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权威数据。在作者的理论视野和解释架构中，这些公开的数据成为具有理论升华意义的经验证据。第三，对理论概念测量方法的创新性拓展。基于该书所构建的媒体生态位“层级关联假设”，作者对该架构中不同层级上媒体生态位的测量，包括新闻内容资源维度、受众资源维度和广告资源维度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的测量，做出了思路和操作方面的发展和深化。

通过采用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量化数据，该书对我国的媒体生态系统做了多个层次的测度。作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下了一番功夫，针对不同资源维度和竞争的空间层次，分别运用相适应的数据和资料的采集方法。比如，该书在对受众心理资源维度的数据采集中，运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在新闻内容资源维度的数据采集中，采用内容分析法;在受众结构和广告资源维度的数据采集中，运用的是二手数据分析法，等等。不仅如此，作者又从媒体竞争生态位的三个向度(即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度、生态位竞争优势)对上述数据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媒体竞争的“层级关联假设”，并对其做了验证。该假设认为，“不同资源维度之间存在着上游资源维度对下游资源维度的决定或影响关系。”在媒体竞争实践中，这种模式表现为，媒体的受众心理生态位决定或影响内容生态位，内容生态位决定或影响受众生态位，而受众生态位决定或影响广告资源生态位。进一步地，作者提出了层级关联假设的一般模型，并将“政治/政策因素”和“文化/传统因素”作为考量的维度，提出了层级关联假设的扩展模型。

该书特别注重媒体生态的层次性，通过多种途径的测量，呈现了媒体竞争生态的全面图景。一般来说，发生在不同资源层次、不同空间上的媒体竞争，可以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如果按照个体、战略集团、产业和群落这四个层次来分析媒体竞争，可以产生16种分析层次。但作者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分析架构，而是将宏观资源维度分为受众需求、内容、受众和广告等4种，又考察了每种宏观资源中的一种微观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64种分析层次，对媒体竞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解剖。在研究中，作者兼顾了媒体、受众、广告等多重维度，尤其对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次级维度做了缜密的测量与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和研究媒体竞争奠定了基础。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过去一些知名学者取得的关于媒体竞争方面的学术成果，作者没有盲从，而是寻找另外的研究进路，用自己设计的方法去证实或证伪已有的观点，体现了作者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学术勇气。

新观点：本土阐释及其价值取向

传媒往往受到特定社会系统的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多重约束。传媒经济层面的现象和传媒经营管理的过程，也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传媒竞争现象，必须被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因此，尽管西方学界已对传媒经济和传媒竞争现象提出了不少路径的理论解释，但它们难以概括中国传媒实践的面貌。那么，如何在中国本土传媒实践的环境中理解媒体竞争现象，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观点，是学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该书针对本土传媒竞争的实际，以对大量实证资料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了大量较有新意的观点。比如，作者的研究表明，在产业或种群层次，在“认知取向”维度，“报纸相对于另外三种媒体、电视相对于广播，以及互联网相对于电视和广播，更具有生态位的竞争优势。”在“效率取向”维度、“环境监测取向”维度和“满足机会”取向维度等方面，各种媒体类型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互联网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新闻内容方面的需求，网络和传统媒体之间在受众新闻需求方面的竞争激烈，而新旧媒体在受众新闻需求生态位上各有不同优势。

当然，任何新观点的提出，都需要立基于理论思考的整体架构，需要得到严谨的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实证材料的支持，哪怕最后得到的结论甚至是接近于常识。比如，该书认为，传媒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媒体竞争。鉴于此，通过在产业层次系统搜集各媒体产业的广告资源竞争的数据(各媒体的广告营业额)，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作者的研究发现，产业层次的媒体生态位存在动态变迁的现象，“一方面，在产业层次，各种媒体都在积极拓展广告资源的行业来源;另一方面，各种媒体对广告资源的竞争强度越来越大。这表明，在资源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媒体积极适应着新的环境。同时，这种积极的适应伴随着媒体之间更为激烈的竞争。”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就媒体生态位变迁的动因、表现等方面做出了更多的阐释。

针对本土传媒竞争或经济现象提出新的观点，其本身具有指向传媒运作和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比如，该书不仅仅对媒体竞争格局做了较为科学的判断，还运用生态位理论对当前媒体竞争的策略做出理论解读，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或策略：“媒体组织可通过生态位分离的策略，与其他媒体展开错位竞争;媒体也可以通过对初始生态位的强化、扩充与放弃，实现对生态位的动态选择;媒体还可以通过生态位共生的策略，与其他媒体进行合作竞争。”作者由此得出，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态位参与竞争，媒体均要不断优化自身的生态位，以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曾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说，我国的传媒经济学术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范围与广度，还是研究质量与水平上，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都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扩大和加深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走向世界，是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在中国传媒经济研究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加强研究范式、方法和观点的创新，无疑是值得努力的方向。<\Y8本地磁盘 (f)2011-新闻前哨11-07BBBB-.tif>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

作者：陶喜红

传媒经济研究论文 篇2：

当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本项研究的文献来源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采用目标抽样和系统抽样方法,以最近一年400篇传媒经济相关学术论文作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以期对传媒经济研究的现状实现结构化的梳理。

一、研究重点:当前的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相当强烈的实践和应用导向,新技术对传媒业的冲击、影响和促进成为关注焦点

研究发现,目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对于传媒市场发展现状的研究比例最大(66.8%),我国当前的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相当强烈的实践和应用导向;新技术对传媒业的冲击和促进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24.9%)。技术进步是传媒产业发展中最具革命性、带动性因素。技术进步与技术革命将会带动传媒产业自身规律和市场机制方面的改变,从而影响传媒体制的跟进。

此外,在技术、市场、体制三个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基本面中,研究者对于传媒市场规制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8.3%)。这显然是大大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的。

从研究题材的角度看,当前学术论文的主要研究议题分布如下:经营管理(11.8%)、技术革命(11.5%)、传统媒体(11 %)、技术影响(10.3%)、广告市场(8.6%)、现状问题(6.2%)、市场竞争(5.4%)、受众市场(5.2%)、传媒品牌(4.4%)、经济属性(3.9%)、体制改革(3.9%)、出版发行(3.7%)、政府规制(3.4%)、地区传媒(2.7%)、技术进步(1.9%)、资本运作、媒介所有权、文化产业类议题的比例均不足1%。①此外,还有2.5%的研究是针对理论层面,涉及传媒经济的学科本质、理论模型、研究方法和学科总结等。

二、研究主题:技术面的突进、市场面的焦灼与制度面的滞后

借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博士开发的中文分词软件ROST wordparser 5.8.1.9内测版,对技术、市场、体制三个层面的研究分别进行词频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见表1):

内容分析表明,在“技术面”的视域下,技术进步与媒体发展,成为重中之重;而电视、新媒体等已经成为技术带动之下的发展热点。在“市场面”的视域下,电视业所感受到的市场压力已经明显成为一种焦灼,广告经营额的迅速下降、发展的停滞,已经成为研究者的热点话题;在“制度面”的视域下,传媒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困于制度面改革的滞后,而在视频分享越来越热的大背景下,电视业受到现有制度的保护越来越成为研究者诟病的对象。

三、研究类型:当前我国的传媒经济研究具有强烈的应用取向,有质量的学理研究并不多见,而批判研究则刚刚起步

理论、应用、批评是西方传媒经济研究的三大类型。在抽样获得的400篇论文中,95%属于应用研究(381篇),学理探讨的论文占3%(11篇),批判研究的论文占2%(8篇)。应该说,重应用研究不只在中国,在全球传媒经济中都是最普遍的研究类型。问题在于,在我国传媒产业及传媒经济研究告别蹒跚起步阶段后,我国的传媒经济研究中批评研究和学理探讨的比例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传媒产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于制度或政策性制约、国家层面经济制度运行、购买决策、价格行为、财务流程、成本结构以及财务绩效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将逐渐增强,而鉴于我国传媒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短期内有关竞争与垄断的批判研究仍将处于较低比例。

四、 存在的问题: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短视与短板

1.过度关注微观业务层面,对宏观体制层面关注不足

整体来看,目前学界和业界对于传媒业的探讨中,微观业务机制层面的关注远远高于宏观体制层面的关注,而后者的滞后将阻滞传媒产业的突破与发展。2008年出现的多次记者收受贿赂事件,实际上正是由于我国传媒界长期存在的体制问题决定的,在记者报道权成为稀缺资源的同时,媒体寻租现象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应然”。

2.新媒体研究亟待拓展与深化

研究发现新媒体及其革命性影响成为国内传媒经济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研究关注点停留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和冲击、对新传播媒介的介绍、对新传播方式的欢呼,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创见性结论,西方学者关注的网络经济学、网络安全经济学、新媒体经济学在我国研究不多。近十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蔚然大观”的景象。研究中有感而发多,深入剖析少,现状描述多,问题反思少,对策建议多,可行措施少,缺乏有价值、有影响、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能够引领相关研究成为独立学科或派系的研究者少之又少。

3.研究方法亟需规范,思辨研究、定性研究、个案研究尤其如此

现有研究成果中,使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文章比例严重偏低。长期以来,部分研究者对定性研究认识不清,认为非定量即定性,误以为对某一现象有感而发加上几个经典理论、对某传媒机构经验总结加上一两个案例就可以称之为定性研究。此类成果的说服力易受质疑。真正的定性研究必须进行深入、长期、细致的体验调查和分析,从而对事物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此外,研究者对于“个案研究”的理解存在偏差,个案并非仅仅是列举某传媒集团、某电视栏目的成功经验,还需要深入表象之下,体现出抽象理论的过程性。

注释:

①议题比例以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议题数为准,部分论文中包含两个或多个研究议题。

②此处按照出现频率依次应为“分析”,但考虑到“分析”、“论”、“思考”、“中国”等词在本研究中不具参考价值,故舍弃;“媒介”“媒体”“传媒”意义重合,以频率较高的一个计数,与其他同义词加和处理。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路建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作者：喻国明　路建楠

传媒经济研究论文 篇3：

大数据时代对传媒经济研究的影响

自2012年开始，大数据开始成为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学术界共同讨论的热点话题。2008年，《自然》杂志组织推出了大数据专辑，2011年，《科学》杂志也推出大数据研究专刊。麦肯锡咨询公司在2011年发布了大数据研究专题报告《大数据：下一代创新、竞争和生产的前沿》，联合国在2012年也发布了“大数据的挑战和机遇”的调查报告。在大数据趋势的推动下，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推出了“大数据研究与开发计划”，该计划投资额超过2亿美元。欧盟也于2011年提出了数据开放战略，要求每年增加400亿欧元的公共数据，并在2017年实现利润1000亿欧元。

大数据对传媒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其实，不仅传媒行业会受到大数据带来的影响，大数据也对传媒学术研究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就大数据对传媒研究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总体而言，新闻传播学界对大数据的研究偏重于现象描述和情况介绍，对大数据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挑战和学术创新问题的研究却较少。基于此，本文以传媒经济研究为对象，考察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挑战，为大数据背景下传媒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行动路线图。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挑战

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来自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在研究对象、研究工具、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传统经济学形成了冲击，由此提出大数据经济学(Big Data Economics)概念，认为应该运用大数据思想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深化研究。在传媒经济学研究方面，大数据在研究范式、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研究对象等方面都会对既有研究产生冲击，传媒经济学研究面临着理论创新的挑战。

1.研究范式

按照库恩的界定，范式是一个学术群体中大部分成员共同认可的一整套前提假设，是学术共同体公认并共享的世界观。传媒经济学基本遵循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在制定每一项决策时都会严格按照成本收益比进行考量和计算。但批评者指出，完全理性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现实中，一方面，搜索信息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另一方面，人们缺乏分析和处理巨量信息的工具和方法。因此，人们只会搜索有限信息，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这就是有限理性假设。

有限理性假设比完全理性假设更加接近现实，但这两种假设有着共同的前提，即个体对信息的搜索和处理需要巨大的成本。因而，决定采用完全理性假设还是有限理性假设时，主要是比较获取信息的成本和从信息中得到的收益：当信息收益大于信息成本时，继续搜寻信息，逼近完全理性假设;当信息成本等于或大于信息收益时，停止信息搜索，按照有限理性假设采取决策。

在大数据环境下，理性假设的前提遇到了挑战，大数据技术极大地减少了受众搜索信息的成本，受众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决策所需的各种信息，并利用数据处理技术对信息的收益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这使得有限理性范式失去了解释力。同时，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使网络空间出现了许多新的组织形态和交易形式，如以分享、合作为主题的维基百科、开放源代码、网络共享等，这些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用理性范式进行解释，如果从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关系，那么人们没有动力进行网络分享与合作。然而，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越来越常见。这些大数据时代的新现象很难用理性范式进行解释，我们需要用新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解释这些行为和现象。

2.研究理论

在研究理论上，大数据时代的传媒经济研究不仅需要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理论、网络科学理论等其他学科理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个体脱离了所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研究者忽视了社会关系、人际传播、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体的影响，脱离个体所镶嵌的社会情境因素来考察个体，犯了“低度社会化”的错误。在传媒经济理论中，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都是黑箱，我们不知道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如何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的，哪些因素产生影响、如何影响等一系列问题都处在黑箱中。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研究者可以借助于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网络研究理论，把个体纳入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中，考察个体镶嵌其中的社会关系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研究影响个体行为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揭开人们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的黑箱，从而发展出能够揭示传媒经济行为一般规律的理论。

3.研究工具和方法

传媒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假设检验、实验研究等，尽管这些方法有其优点，但它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传统方法都无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在大数据面前，这些传统方法基本是无能为力的。

以抽样调查方法来说，在大数据来临之前，受制于研究条件和数据可得性，研究者只能对有限的数据进行抽样，通过对有限样本的分析推断总体的状况。抽样分析的前提是所抽取的样本能够代表总体，但在研究中很难使样本能够完全代表总体，样本与总体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抽样调查的价值也因此打折扣。在大数据时代，可以直接对总体数据进行分析，而无需通过抽样调查来估计总体状况。同样，内容分析法也是基于抽样分析，通过抽取样本对媒介内容进行研究。实验法也是对少数受试者施加试验刺激，通过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观察实验刺激产生的效果。这些传统方法都是小数据时代处理信息所采用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大数据环境，大数据需要学者设计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4.研究对象

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对象是个体的企业、家庭或个人，研究者通过对单个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消费等行为的分析，考察影响他们决策的各种因素。在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媒体、受众也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这种研究有两方面缺陷，一是个体的消费行为始终处在黑箱中，我们不知道个体是如何做出消费行为决策的。二是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从对个体的研究中获知关于总体的状况，而总体状况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大数据可以在这两方面做出改进，首先，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研究者可以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和媒介消费行为进行准确的追踪分析，掌握受众在每时每刻的媒介接触和消费行为。另外，大数据可以使研究者获知受众整体的媒介接触和消费情况，进而对受众的媒介接触和消费趋势做出预测。

5.研究主体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者也提出了挑战，在大数据时代，研究者需要对大数据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充分认识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学会从大数据的研究范式出发思考问题。另外，研究者也需要掌握数据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学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传媒经济学的各类问题进行研究。同时，跨学科的学术合作与学术交流也变得更加重要，任何单一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都难以对大数据环境下的传媒经济现象做出充分的解释。只有从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理论视角进行跨学科考察，才能对大数据环境下的传媒经济问题做出深入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学研究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在大数据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创新：

1.受众行为分析

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始终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小数据时代，很难准确全面地了解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无论是传统的入户调查，还是受众的自我报告，都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样本量太小，从样本中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推广性;二是受众在接受调查时经常会给出有偏向的答案，由于第三者效应的存在，受众总会有美化自身行为的可能性。这使得对受众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的研究变得非常困难。

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进行实时分析，比如受众在网络上点击了哪些页面、停留了多长时间、链接到哪些网站、购买了什么商品、发表了怎样的评论等信息都可以被后台服务器保留，通过分析受众的个人接触信息，可以准确把握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特点和模式，进而对受众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

2.市场趋势预测

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市场趋势做出准确预测，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Farecast票价预测工具，这个工具通过对近十万亿条机票价格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美国国内航班机票价格，其预测的精准程度达到75%，每位使用该系统的消费者每张机票可节约50美元。

3.广告及营销精准度研究

在小数据时代，广告投放呈现出撒胡椒面式的粗放形态，广告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商品的营销手段也较为粗糙，难以对受众进行一对一的精准营销。大数据环境下，通过对每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和商品营销，提高广告和营销的精准度。

比如，亚马逊运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收藏、购买、评论及其他用户的反馈等数据，预测每位消费者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将其推荐给消费者。亚马逊提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亚马逊只会推荐一本书，而这本书就是消费者将要购买的那本书。

4.盈利模式创新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媒体的盈利模式也需要做出调整。在读者量不断下滑、广告市场被新兴媒体分流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的二次售卖模式难以为继。传统媒体必须创新盈利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机会，整合数据资源，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实现自身的逆转。传媒盈利模式的创新也是传媒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①俞立平：《大数据与大数据经济学》[J]，《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7期，第177页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