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业务的前世今生

第1篇：通道业务的前世今生

雾霾的前世今生

导语：

曾几何时，北京城空气质量最差的季节是春季，主要污染源是北风夹带来的蒙古高原风沙。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收到成效，春季风沙的威力已被许多年青一代的北京人所淡忘，相反，“雾霾”、“PM2.5”等以前并不那么“朗朗上口”的大气污染术语，成了今天人们谈虎色变的空气污染源，且在短短几年间席卷半个中国，甚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让韩国、日本甚至美国、加拿大的西海岸，都尝到了不请自来“中国霾”的滋味。

正文：

对于中国雾霾的“输出”，国际间自然说什么的都有，有指责埋怨的，也有不惜倒贴资金技术要帮着赶紧整改的，这种惟恐中国空气污染“流毒境外”的心情当然大可以理解，不过认真考究起来，现代主要空气污染实际上是工业化、城市化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工业化国家要远比在这方面一度后进很多的中国，更早尝到雾霾和空气污染的滋味。

从伦敦的“雾都”名头说起

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先驱，蒸汽机、铁路、都市集中供暖，以及现代化的纺织业、钢铁业和造船业，无不围绕着一个“煤”字展开。

如今我们业已知道，燃煤会产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氯和粉尘等有害气体和悬浮颗粒，是重要的空气污染源，然而当时正沉浸在工业化喜悦中的人们却对此或浑然不觉，或不以为意。伦敦地处中高纬度的大陆西侧沿海，冬季经常为高气压所控制，造成各种燃煤所产生的污染物在城市上空郁积不散，形成持久的雾霾天气。在18-19世纪时，世人尚对空气污染懵懵懂懂，将这种动辄持续整月的雾霾视作自然形成的雾天，甚至看成伦敦固有的“标志性景观”，并给伦敦起了个“雾都”的名号。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伦敦先后发生了10次以上的大规模雾霾事件，许多伦敦居民因呼吸道系统疾病感到不适，甚至导致死亡，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伦敦烟雾事件”(London Smog Disasters)的发生。

事件发生在1952年，这年12月5日，伦敦被严寒所笼罩，远较寻常浓厚的雾霾也从天而降，一直持续到10日。在这令人窒息的一周里，不断有患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呼吸道系统疾病者被送入医院，其中老人、幼童、慢性病患者等身体虚弱人群在呼吸系统疾病的雪上加霜下纷纷死亡，在“雾霾周”中总计死亡人数多达4000余，其中支气管炎死亡704人，冠心病281人，心脏衰竭244人，结核病77人……加上此后一段时间陆续不治者，总死亡人数高达1.2万以上。此后10年间，严重雾霾侵袭事件又在伦敦爆发了12起之多。

“伦敦烟雾事件”的最重大污染源是硫氧化物，之所以在12月集中发生，是因为伦敦市民集中使用煤炭取暖，当时密集分布在伦敦市郊的火电厂、内燃机车，以及刚刚经历更新换代实现内燃机化的伦敦市内公共汽车，则成为更大的“造雾机”，而1952年底适逢罕见的高气压来袭，有害气体被高气压冷气团压制，无法发散，遂造成了惨剧。

硫氧化物雾霾是蒸汽机和燃煤时代的产物，不仅英国，二战前的欧陆工业化地区也时有发生，其中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是世界上较早有明确记载的空气污染事件。

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1-5日，当时比利时马斯河谷是西欧著名工业区，以钢铁、机械、化学等重工业和“重型轻工业”闻名于世，因此也集聚了大量的蒸汽机、火电厂和锅炉，可谓烟囱林立。这年冬天同样是严寒伴随高气压的特殊天气，剧增的取暖需求加上有害气体被冷高压压制难以散开，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粉尘让本就空气对流不畅的马斯河谷数日间被迷雾所笼罩，导致许多人呼吸困难、咳嗽、胸闷、眼睛灼痛……据统计“马斯河谷事件”导致60多人直接死亡，由于当时人们对大气污染认识不足，应对和记载缺乏系统和经验，因此实际人数可能大得多。

光化学烟雾与美国

二战后世界工业和经济中心迅速转移到美国，相应的，“工业化副产品”——空气污染也跨过大西洋东移。1948年，匹兹堡东南39公里莫农加希拉河谷小镇多诺拉，发生了著名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48 Donora smog)。

多诺拉集中了一些高污染工厂，包括美国钢铁的锌车间、线材厂，以及大型燃煤电厂等，1948年10月27日，当地出现了反常的“逆温层”气候，高空的冷气团和高气压将低空的暖空气牢牢压制，导致上述工厂排放的含氮、硫、氟等有毒气体和粉尘无法发散，自27日至31日，整个城市被恐怖的厚重黄色刺鼻烟雾所笼罩，全城有20人在烟雾事件期间死亡，50人不久后死亡，1.4万居民中25-50%的人患上呼吸道疾病，此后十几年间这一带的死亡率仍远高于周边地区。

在此之前美国东北部已发生过1939年“圣路易斯烟雾事件”等空气污染事件，美国人对冬季雾霾的危害已有所了解，却对特殊气候条件下10月雾霾的来袭猝不及防，遂造成《纽约时报》所谓“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空气污染灾难”。

然而“煤烟雾”和后来居上的光化学烟雾(Photochemical smog)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

如果说燃煤雾霾是蒸汽机时代的产物，那么光化学烟雾则是内燃机时代和汽车文化的附生品。这种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包括二氧化氮、对流层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硝酸过氧化乙醘，以及醛类、酮类等，大多为汽车尾气所排放，这些污染物在大气中经紫外线照射，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具有特殊颜色和气味的烟雾，这种烟雾可以刺激眼睛和上呼吸道，伤害植物、作物，并使室外能见度降低，危害交通安全。

光化学烟雾的“原产地”不是别处，正是汽车文化最发达的美国，其中加州洛杉矶和圣华金河谷，因为汽车密集(1943年洛杉矶就有250万辆汽车，每天燃烧1100多吨汽油，并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和悬浮物)，加上地处四面环山的低海拔盆地，成为臭名昭著的“光化学烟雾之都”。

1943年7月26日，洛杉矶第一次被光化学烟雾所笼罩，由于当时正处于二战期间，惊恐万状的居民误以为日本发动化学武器偷袭，产生了巨大的混乱。这次光化学烟雾来袭，也是世界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光化学烟雾大气污染。

而1952、1955年和1970年的两次光化学污染，则成为洛杉矶市永远的痛：1952年的光化学污染发生在大气污染高发的12月，全市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道疾病发作死亡400人以上;1955年，光化学污染在盛夏9月突然来袭(这也是有史记载恶性空气污染第一次发生在夏季)，猝不及防的洛杉矶人在短短两天内又死亡400多名老弱病残;1970年的光化学污染灾害，覆盖面积遍及大半个加州沿海，导致农作物损失2500万元，75%洛杉矶市民患上眼科疾病。

污染的转移

耐人寻味的是，空气污染的重心会随着工业化的发散和转移，而随之移动。

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在一片废墟中高速复兴的日本，其空气污染的“发展”速度也“超英赶美”。

1960年，日本三重县四日市突然成为哮喘高发地带，当时正沉浸在“争分夺秒重建”中的日本人对此不以为意，但自那以后的12年间，四日市及周边地区的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扶摇直上，城市也不时被浓密的雾霾所笼罩。

经调查发现，这里集中了大量燃煤产业和火电厂，排放出许多类似伦敦雾霾成分的硫氧化物，致使和伦敦远隔万里的四日市，居然发生了和雾都伦敦相似的燃煤雾霾，并成为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四大公害事件”之一。

由于跳跃式发展，日本的大气污染也“跳跃式”地迅速从燃煤雾霾“进化”到光化学烟雾时代，1970年7月8日，当时已成长为千万级人口城市的东京都发生了大规模光化学烟雾和二氧化硫废气污染事件，导致上万人受害。

缘何“雾都”会转移?

如前所述，“雾都”的转移是和工业化传播轨迹一脉相承的：最早进入蒸汽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英国、德国，也因燃煤、煤炭发电和大工业而出现第一批“雾都”;汽车文化最发达的美国则成为光化学烟雾的“故乡”;战后日本产业的腾飞，让它接过“雾都”接力棒;而中国的“雾都”，则大多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20多年里陆续“打响知名度”，随着工业化链条的继续延伸，“雾都”的名头还会向更后起的国家城市发展。

而另一方面，最早受害的工业化国家也是最早下大力气投入空气污染治理的。

道高一丈

其实早在1891年，英国就有人引述公共健康(伦敦)法案，对重空气污染排放企业进行投诉，一些有识之士也努力推动将“禁止工厂烟囱冒黑烟”写入了法规，但支持“先发展后治理”的声音仍然占上风，他们以“95%的黑烟是居民取暖壁炉燃煤造成”为由拒绝整改，而不论法律或环保人士对此却束手无策。

“伦敦烟雾事件”让英国人猛省，1956年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专门大气污染规管法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 1956，1993年被新版同名法规替代)诞生，对家庭和工厂燃煤实行严格限制，包括市区不允许保留电厂，工厂烟囱必须达到特定高度，市民生活用炉灶必须“去煤炭化”，以及进一步推广集中供暖以取缔壁炉等。1968年以后英国进一步出台一系列旨在减少废气排放的法规，1980年以后则将治理汽车尾气当作重点，1995年起，根据93版《清洁空气法》，制订了全国空气质量战略，要求各城市定期进行空气质量环评并限期达标。2003年，伦敦市还曾推出争议极大的“私家车拥堵费”……自1965年起，伦敦就甩掉了“雾都”的帽子，至1985年全年有雾天数从以前的几十天减少至不到5天。

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有东北部个别城市推出了地方性空气污染治理法规，但效果并不显著。随着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的发酵，美国的环保意识显著增强，1970年12月31日，《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签署生效，第二年，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首次规定了《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这一标准仍是以空中悬浮物(TPS)为基准空气污染物，适于监控传统的、因燃煤而导致的雾霾天气，但对于类似1970年加州光化学烟雾危机那样的、由粒径较小颗粒物所引发的空气质量问题，如光化学烟雾污染，则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1984年，美国环保局提出正式建议，希望将PM10作为基准空气污染物，取代原有的TPS，1987年，美国通过修改《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引入PM10概念，即年平均50微克/立方米，和24小时平均150微克/立方米的浓度标准。同时，原有的TPS标准仍然延续。

许多环境专家研究后认为，PM10所监测的颗粒物仍然粒径较大，对更细小的空气中颗粒物污染无力监测，应该在《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引入PM2.5的新基准空气污染物参数。1997年，新修改的《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加入了PM2.5的指标，即年平均0.015毫克/立方米，和24小时平均0.065毫克/立方米，原PM10标准不变。

因PM2.5标准实施成本过高，尽管此后近10年里，美国几乎每年修改NAAQS，但直到2006年，《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才进行了诞生以来的第三次修订，取消了PM10年平均值参数，将PM2.5的24小时平均指标提高到0.035毫克/立方米。

至此，美国《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参数基本固定：PM10的24小时平均指标0.15毫克/立方米，无年平均指标;PM2.5的24小时平均指标0.035毫克/立方米，年平均指标0.015毫克/立方米，成为公认的国际间空气污染治理法规“标杆”。

“后起”国家日本也在经历“四大公害事件”后痛定思痛，于1967年通过《公害对策基本法》，放弃了战后一直尊奉的“经济优先”原则，1968年生效《大气污染防止法》，并在1970、1972和1974年三次大幅度修订，在世界上首创了硫氧化物总量限制原则。

然而“道高一丈”又谈何容易。

正如美国乔治亚大学环境历史学家斯蒂芬.麦赫姆(Stephen Mihm)等所指出的，法制法规仅是“减排”和治理空气污染的一环，真正行之有效，则要依赖产业转移、科技进步和生活方式改变，如伦敦，虽然早在100多年前就努力立法限制有害气体排放，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传统产业转型和生活方式改变，才真正收到效果;烟囱密集、历史上是著名“雾区”的德国鲁尔区，则是在战后核能取代传统褐煤发电后，污染治理才真正收到显著效果;至于美国，自最后一次洛杉矶大规模光化学污染事件发生至今，洛杉矶私家车数量增长到原先的3倍，尾气排放却同比减少75%，这应归功于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然而很多时候高大气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和污染源并非被消灭，而只是“转移”了，转移到更穷、更“后发”的国家和地区，而大气污染也随之扩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东南亚、拉美乃至非洲等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气污染现象“突飞猛进”的奥秘所在。

如今这种“雾都转移”还在延续，智利的圣地亚哥、越南的胡志明市，甚至印尼的雅加达，都开始出现了光化学烟雾的魔影，除非《巴黎协定》所重申的、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污染治理技术、资金的措施能切实生效，且新兴国家能够找到既不增加空气污染、又不妨碍追赶“先进”的“绿色发展道路”，否则这种“霾的转移”还会持续 ，且可能因“先发”的新兴国家加入落后产能转移行列，变得更加严峻。

作者：陶短房

第2篇：水稻的前世今生

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水稻的起源地，水稻以这里为起点向外扩展，并在大约距今5000—4000年左右，推进到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夏商周时期(距今约4000年—2000年左右)，栽培区域进一步扩大，向长江上游、云贵、黄河以北推进，基本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水稻分布的大格局。

中国是水稻的故乡。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要口粮。徐旺生、苏天旺以为：“大米决定了中华帝国后期的经济与文化的部分特质，越到后来尤其如此。”(徐旺生、苏天旺《水稻与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技术与环境》)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包括水稻在内的“五谷”都是神农氏发现和驯化的。所谓神农“尝百草、辨五谷”，反映的是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将各类谷物从野生状态驯化成粮食的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据传，神农氏生活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前，而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人对水稻的驯化，远远早于这个时期。

中国水稻的起源

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浙江余姚的一个小镇，1973年开始，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每个文化层代表着人类不同时期在同一个地方的活动痕迹，越是下层，年代就越久远。经测定，河姆渡遗址最下层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这一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的稻谷遗存。这些稻谷不仅保存状况极佳，而且，伴随这些稻谷出土的还有种植水稻的农具。这一考古发现，轰动了全世界。不过，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栽培稻，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的水稻。

稻作农业文化遗产——

龙脊梯田。

随着近几十年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考古工作者又相繼发现了距今8000年、9000年、10000年、12000年甚至更久远的栽培稻遗存，它们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华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截至目前，单是距今1万年以上的栽培稻遗存至少就有6处，它们是：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2000—11000年)、湖南玉蟾岩遗址(距今12000—10000年)、浙江上山遗址(距今11000—9000年)、浙江荷花山遗址(距今10000—9000年)、广东牛栏洞遗址(距今约10000年)。这些遗址的发现，将中国的水稻栽培史上溯到10000多年前。也就是说，早在距今10000年前，中国就进入了原始农业文明。通常我们都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如果从水稻栽培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上下一万年”。这些栽培稻遗存的发现，也充分地证明水稻的原产地就是中国。

这些早期的栽培稻遗存有不少相似的环境条件：第一，有足够大的洞穴，因为洞穴是早期人类的栖身之所，洞穴深广，既可以容纳比较大的族群居住，使栽培活动有比较充足的人力，同时又便于储存食物(包括栽培稻)。第二，洞穴附近有充足的水源，因为水是水稻生长的必备条件。第三，洞穴周边的野生食物比较丰富，但又不是特别丰富。这一点应该这样理解，采集、渔猎的食物不够吃，就会促使人们想办法驯化植物和动物，为己所用。如果自然生长的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唾手可得，就没人会去费那个力气了。第四，气候和雨量适宜，适合于水稻(野生稻和栽培稻都一样)生长。第五，洞穴周边的环境中分布着野生稻资源，但又不是很多，这一条和第三条的道理相似，因为野生稻不够，所以才需要人工培植。以江西仙人洞为例，该地是武夷山脉西麓的山陵冈地，远离大江大海，山冈前有一块小盆地。仙人洞在山麓台地上，洞口向阳。台地坡下有一条横流的小溪，潺潺流水注入鄱江，最后流向鄱阳湖。这里依山傍水、湿润多雨，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十分优越，是优良的水稻栽培地。古稻谷是在仙人洞门道附近发掘的。离仙人洞不远的叫做吊桶环的小山梁，也发掘出古人类遗物，考古人员推测这里可能是个晒谷场(这里发现有植物果粒堆积物)。

到20世纪末，中国发现的史前(指通常所说的“文明史”之前，即距今五千年前)稻作遗存有100多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推广路径：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水稻的起源地，水稻以这里为起点向外扩展，并在大约距今5000—4000年左右，推进到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夏商周时期(距今约4000年—2000年左右)，栽培区域进一步扩大，向长江上游、云贵、黄河以北推进，基本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水稻分布的大格局。

南方山区常见的稻田。

当然，过去有一种论断，说从印度阿萨姆到中国云南的高山地带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其论据主要是，那里有多种野生稻，现代栽培稻的品系又特别发达，许多大江大河都从那里发源，具备将不同的稻种传播到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条件。但是，这一说法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质疑。

考古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的理论——“边缘起源论”，大体上是说，在自然条件过于优越，食物来源过于丰富的地方，一般不大容易产生文明;相反，在一些位置比较偏远、有一定的食物资源但又不是特别丰富的地方，人们需要通过劳动和智慧来驯化动物植物，在此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文明。我国的学者们认为，稻作农业是一种文化现象，必须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产生了培植谷类作物的社会需要，才会变成社会的行动。而从印度阿萨姆到中国云南的高山地带，史前文化很不发达，食物资源又较丰富，不太会产生种植稻谷的迫切需要。即使偶尔种植也不会很快发展起来，更没有力量向距离很远的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传播。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中国学者认为：有相当大的把握可以说，长江流域特别是它的中下游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中心。之所以谨慎地用“之一”两字，是考虑到印度和东南亚也可能有另外的起源中心。但是，就算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有水稻的起源地，从稻作农业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来说，任何地方也远远比不上长江流域。(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水稻史上的一次“革命”

公元1012年秋天的一天，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召集近臣到禁苑之内的玉宸殿前“观刈”，也就是观看一次特殊的水稻的收获活动。整个活动中皇上都兴致勃勃，活动结束后，他还命将收割下的稻穗给朝廷中的文武百官传看。

这种让宋真宗如此高兴的水稻，就是占城稻。

著名农史专家何炳棣教授认为：“近千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长期的‘革命’。第一个革命开始于北宋真宗一○一二年后，较耐旱、较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传播。”(第二次革命是地理大发现后美洲作物玉米、番薯等粮食的传入，见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

唐宋时期，水稻栽培在我国南方已经相当普遍，我们所熟悉的大诗人杜甫的诗句“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从这首诗看，唐玄宗“开元盛世”时，南方的稻米已经是和北方的粟相提并论的主粮。唐宋时，已经出现了许多很有特色的水稻地方品种，这一点，我们在诗句中能找到很多证据。白居易有“禄米獐牙稻”(《官舍闲题》)，李贺有“长枪江米熟”(《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苏轼有“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登玲珑山》)，王琪有“蜀江雪浪来天际，一派泉舂宝钗碎”(《金陵饮酒》)，张方平有“鲈脍饭紫芒，鹅脂酒清醥”(《昆山初秋观稼回县署与同寮及示姑苏幕府》)，这其中的“獐牙”“长枪”“罢亚”“宝钗”“紫芒”“鹅脂”等等，都是水稻品种名。

这些品种名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不过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稻单产都不高，一些学者估计，在宋代以前，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亩产)大约在数十斤到一二百斤的样子，而引起亩产飞跃式变化的，就是占城稻。

占城稻原产于东南亚半岛(今越南、柬埔寨一带)，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品种。大约在五代十国时期，占城稻被商人引入了福建。何炳棣教授之所以把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第一个“革命”的时间节点定格于北宋真宗1012年(大中祥符五年)，是因为史书明确记载，这一年，由朝廷出面，一次性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推广到江南的广大地区，“分给江、淮、两浙转运使，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

(上)湖南澧县八十垱

遗址出土的古稻谷和古

稻米，距今约8300—

9000年。

(下)河姆渡出土的稻

穗纹陶器。

宋真宗在将稻种分发下去的时候，还附有详细的种植说明书：“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用好竹笼固以稻杆，置此稻于中，外及五斗以上，又以稻杆覆之，入池浸三日，出置宇下，伺其微熟如甲拆状，则布于净地，俟其萌于谷等，即用宽竹器贮之，于耕了平细田，停水深二寸许，布之，经三日决其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即复引水浸之一日，及可种莳。如淮南地稍寒，则酌其节候下种，至八月熟”。

這份说明书，相当于今天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明白纸”，即使从专业推广的角度来说，也是相当精细的。比如种植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浸种，不但说到了器皿——“竹笼稻秆”，还讲了浸种的时间是三天。浸种之后将稻种放在屋檐下，等到种子外皮微微裂开(即“甲拆”)，才开始播种。此外，对于不同地域的播种时间，也做了说明：南方地气暖和，可以在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农历)开始浸种播种，而对于位置比较偏北的淮南，“则酌其节候下种，至八月熟”。宋真宗在大面积推广占城稻的同时，还在自己的禁苑中进行试种，丰收之时，组织近臣观看收获，还把割下来的稻子传给朝中文武百官去看。

虽然历代帝王都会在春耕之时到“先农坛”一类的地方扶扶犁摆摆样子，不过如此认真地过问一个作物品种的推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稀罕的。有学者通过对真宗在位前期(推广占城稻是真宗在位的第十五年)的气候特征分析，发现当时南方的水稻不够耐旱，一旦发生旱灾，就会歉收，而寻找比较抗旱的水稻品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捷径之一。宋真宗很早就对当时已经在福建一带种植的占城稻有所关注，觉得这个品种恰好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难题。(严火其、陈超、夏如兵、殷小霞《宋代占城稻的引进与气候变化》)

根据中国古书记载，占城稻有很多优点：一是耐旱又耐涝，“旱不求水，涝不疏决”;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对土壤要求不高;三是生长期短。

1012年，江、淮、浙三地遭遇干旱，宋真宗发布命令，大范围推广占城稻。占城稻没有令他失望，在它开始推广之后，中国水稻的产量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一些学者估计，那时的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了300多斤。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政治中心转移到南方，占城稻的推广范围进一步扩大，所显示出的高产特性也愈发突出。生活在南宋初年的著名诗人陆游，在自己的文章里首次用到一个民谚——“苏常熟，天下足”，说明最晚到这个时期，苏州、常州(大致相当于今江苏苏州市、常州市、无锡市和上海市西北一带)生产的稻米不仅能满足本地人口的需要，还有大量富余，可以保证朝廷的调拨并供应外地。那之后，又衍生出“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等不同说法。

现代中国稻作科学的起源

现在，到北京动物园游览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园中一些带着中西合璧特色的建筑，比如动物园大门、畅观楼、鬯春堂等等，这些就是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清农事试验场的遗迹。

我国古代虽然也有一些农书记载作物的栽培方法等内容，但基本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土科技”，与现代农业科技差距是很大的。一直到晚清时期，我国在现代农业科技方面的积累，仍然基本为零。1906年，清政府商部奏请在今北京动物园的位置设立农事试验场，以此为起点，各省纷纷设立农事试验场，开始进行近现代农业的一些试验。在这一时期上海的竹枝词中，就专门有一首说的是待开农事试验场：“频年农务失精祥，为少公开试验场。何料配田宜配合，改良土质小丰穰。”(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大约创作于1906年前后)而实际上，在上海等开风气之先的地区，类似的农业试验，包括水稻的栽培早就开始了。

在戊戌变法前夕(1897年)，上海率先成立了农务会，从日本引进水稻新品种在浙江瑞安试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各种思潮中，有不少维新人士提出兴办农会、农事试验场、农业学校和翻译出版外国农书的建议。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些提议在随后几年开展的清末新政中为清政府所采纳，农事试验场就是其中之一，另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农学。1905年，清政府选派了第一批共30人赴日本学习农学。1908年后，清政府又利用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选派了一批农科学生前往美国学习。这些留学生，是中国最早的接受过正规农业教育的人才，后来成为中国水稻育种科学的开创者，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续人才。

1914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行文各省，要求在新谷登場时将各县稻种检齐送部。此后，农商部则将送来的稻种检定分为四等，将最优的稻种开列清单分发各省，以便来年试种。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全国性水稻品种检定。1918-1920年，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先后从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和日本、意大利等国引进了47个水稻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并从中选育出了3个单产在5石(600斤)以上和3个单产在4石(480斤)以上的水稻品种。这在当时算很高的了。

从1919年开始，中国稻作育种开始运用近代作物育种技术，初步走上有计划、有目的、有程序的轨道。随着外国育种家来华指导和中国留学生的学成归国，国外先进的育种理论和技术系统也传入我国，包括杂交育种技术在内的水稻育种新技术也开始应用于实践中。

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在南京成贤街设农场，由原颂周(1911年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农业大学)主持，周拾禄、金善宝(当时还是学农的学生，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农业专家)分别司理田间实际工作，置稻田十余亩，用从各省征集而来的水稻数十个良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经五年试验，培育出“改良江宁洋籼”与“改良东莞白”两个优良水稻品种，这是中国用现代育种方法育成的第一代水稻良种。

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为早稻育种做出贡献的农业专家还有邓植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丁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赵连芳(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沈宗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哲学博士)等。其中，丁颖在广州附近的犀牛尾泽地等处发现野生稻，与当地栽培的水稻自然杂交，育成了“中山一号”，开创了我国水稻杂交育种之先，被称为“中国稻作之父”。

20世纪30年代，我国水稻育种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期间，专业育种机构纷纷设立，中国育种专家普遍掌握了现代育种理论和方法，具备了独立的研发能力。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纯系育种等方法进行本土化改进，并将杂交育种等先进的育种方法运用于育种实践中。从此，中国水稻育种科技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抗战期间，就如工厂大迁移、文物大迁移一样，农业科研机构也进行过稻种大迁移。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中，农业科学家们培育出了“胜利籼”“抗战籼”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水稻新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水稻育种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水稻育种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就是袁隆平等人研究成功并大面积推广的“三系”(雄性不育系、恢复系和保持系)杂交水稻。杂交水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大大地解决了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为减少世界贫困人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苏生文

第3篇：制冷的“前世今生”

提起制冷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日常生活中冷藏食物的冰箱，或是提供凉爽舒适环境的空调，都离不开制冷。那制冷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又经历怎么样的发展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吧!

人类从蛮荒步入文明之后，为了求生存、求安定，不再为寻找食物而奔走迁徙，就必须储存食物。于是我们聪明的祖先，发明了晒干、烟熏以及腌制等办法，这些方法虽然能够储存食物，却无法保持食物的新鲜原味。就在这时，我们的另一位祖先想到——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天然的寒冷来冷冻食物呢?于是古代制冷技术就这样萌发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储冰制冷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建筑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冰窖“凌阴”。《诗经》中曾这样描写：“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腊月里凿冰冲冲响，正月里存冰入冰窖，二月里取出冰来，冰镇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冰窖的形状类似于一个长方形棱台，内部有很多网柱用于支撑屋面的重量，窖底和边缘铺有稻糠，冰块上层覆盖草垫，并涂泥封闭，用来隔热。冰窖底部设有水道，与外河相通，融水可由此排出。窖底8.5m×9m，窖口10m×11.4m，深2m，可储冰190m3。那储存时是这么多，到夏天能剩多少呢?古人也有自己的經验公式，即“三其凌”，也就是还剩1/3，约为64m3。冰窖出现的年代之早，设计之巧妙，皆世所罕见。

用天然冰制冷，最低只能达到0℃。如果想人工制冰，必须达到比0℃更低的温度。于是，人们发现了冰盐混合物。这种冷却混合物的出现，是天然制冷向人工制冷的过渡。1550年，西班牙医生乌拉加宽发现在雪中加入硝石(硝酸钾)，可以冻结奶油。冰盐混合物制冷很快得到了商业应用。现在夏季必备的雪糕，就是那时走向了千家万户。

产业革命的兴起加速了征服制冷的步伐。传统的制冷方法已经远远适应不了食物的长期储存和远途运输要求。于是，那个时代，许多具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纷纷致力于新的冷藏方法和冷冻机械的研究。

1834年，美国工程师帕金斯取得了世界上第一项有关冷冻机的专利。帕金斯的装置已经包括了现代蒸气压缩式制冷机的所有基本特征。乙醚蒸汽在压缩机中被压缩，然后进入冷凝器，用水冷却，变成液体。液态的乙醚经过膨胀阀，变成气液混合物，在蒸发器中蒸发吸热。蒸发器浸在盐水中，从而得到低温盐水，满足人们的需要。

相比于蒸气压缩式制冷机，更早得到实际应用的是空气压缩式制冷装置。1844年，美国一家医院的院长格里制成了这种冷冻机，并将它应用在自家医院的病房上。但由于格里的冷冻机经济性较差，未能得到普遍推广。1862年，苏格兰人柯克制造了闭路循环空气压缩式制冷机。工程师科尔曼又对其改进，获得了Bell-科尔曼空气压缩制冷机，并被广泛地应用于远洋运输船。其工作原理是空气从冷冻室抽入压缩缸，在压缩缸压缩升温进入冷却器降温。降温后的空气进入膨胀缸做功，温度降低，低温气体进入冷冻室用于制冷。

在这两种制冷技术发展的同时，热操作的吸收式制冷也发展起来。1859年，卡列成功制造了氨吸收式制冷机。该装置以水为吸收剂，以氨气为制冷剂。从蒸发器出来的氨蒸气进入吸收器被水吸收，成为浓氨水。浓氨水用泵输入发生器中。在发生器里，氨水被加热，蒸发出来的氨气进入冷凝器，经水冷变成液态氨。液态氨经节流阀膨胀至低压态，变成低温湿蒸气，然后进入蒸发器吸收热量，恢复原状，完成循环。

1834—1859年，短短25年间，各种制冷技术相继诞生。他们在相互竞争中成长，共同促进了制冷技术的进步。至今也没有哪一种制冷方式完全退出舞台，各种制冷方式有各自的适应性，并在不同的领域取得成功。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首批制冷机的发明多半还是个人的天才创造，他们都没有利用热力学的知识，只是凭着经验去探索。这启示我们，如果有好的想法，不要犹豫，去实现它!暂时解释不了也没关系，先做出来!前辈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也许下一个有着奠基性的发明就在你我的手中。当发明完成之后，我们应当对它的科学原理进行研究，这是作为科技工作者的本职工作，就像西门子和林德一样。

随着热力学原理与人工制冷先驱者实践的结合，我们迎来了制冷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制冷装置也逐步走近我们的身边。

1918年，1家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家用电冰箱。1919年，美国芝加哥兴建了第一座空调电影院。1930年，氟利昂制冷工质的出现引起了制冷技术的重大革新。制冷装置从这个时候开始，普及到千家万户。还是以冰箱为例，1921年，美国的电冰箱还只有5000台;到了1937年，49%的美国家庭都已经购置了电冰箱。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空调和冰箱，我们要如何度过这炎热的夏天。

但是，很快人们发现氟利昂的使用会导致大面积的臭氧空洞，危及地球的生命。而它的替代品，如我们常见的R134a(四氟乙烷，制冷剂)，虽然不会破坏臭氧层，却会导致温室效应。因此，新一轮的开发使用制冷剂的竞争开始在世界各国的实验室展开，人们期待更优越、更环保的制冷剂问世。除了制冷剂方面，新的制冷理论及实践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热声制冷技术，还有对绝对零度的探索。

在国际竞争激烈、节能和环保迫切要求的当下，制冷工业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具备了新的发展前景。与已走过的历程一样，在未来，探索新的制冷技术的征途上，我们会遇到险峰崎路，也会遇到迷雾荒原，但这不会阻挡住我们的脚步，追求真理的火种永远也不会熄灭，迎接我们的必将是更加奇妙的世界。

作者：姜梦祥

第4篇：前世今生的轮回

回首之间，我就爱上了你，把这份爱牢牢的放在心里，海誓山盟的爱也给了你，把你的样子留在了脑海里。

时间飞逝，爱的那么甜蜜，鱼和猫咪从此也不再对立，感动上天与你相偎相依，今生的相遇不会轻言分离。

前世的轮回，注定了爱你，奈何桥上等着你。梦过的疼你，留下了回忆，下辈子你能否记得起。

心中的秘密，注定是天意，就像牛郎和织女。好好的爱你，祈求天的赐予，我们这辈子要在一起。

一世的情缘，我拥有了你，把这份甜蜜好好的去珍惜，沧海桑田的爱带给了你，把你的瞬间留给了你自己。

时间飞逝，爱得那么彻底，老鼠大米退了世俗在一起，感动上天，与你经历风雨，今生的相遇不会随便放弃。

爱你在心里，没人能代替，把你拥在我怀里，感受你的气息，体会你的爱意，真的真的不能没有你。

想你在梦里，念你在心底，失去你我不愿意。把你的甜蜜，抓在我的手里，会用一生好好的陪你。

回首之间，我们在了一起，一时的分离有了新的相聚，罗曼蒂克似的爱情洗礼，把我们心真正牵随在一起。

时间飞逝，爱得那么清晰，蜜蜂密蜂你永远不会离弃，感动上天死心塌地的爱你，今生的相遇，注定了我爱你。

今世的轮回，爱了你无悔，下辈子还要相会。相识的美味，梦里的相对，来世要紧紧的跟随。

蝴蝶空中飞，诉说的很美，感动了月老的体会。来生的相会，红线来牵随，生生世世与你一起轮回，生生世世与你一起轮回。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 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

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 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

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是我最深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针 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 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 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 爱一层层，被撕裂

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 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

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 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

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是我最深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针 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 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 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 我一层层，被摧毁

被爱摧毁 我来不及找到出口

我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 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针 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 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 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 我一层层，被摧毁

狠不下心

向黑夜说再见说再见

第5篇：圣的前世今生

1) (形声。从耳,呈声。甲骨文字形。左边是耳朵,右边是口字。即善用耳,又会用口。本义:通达事理) (2) 同本义 [proficient] 圣,通也。——《说文》。按:耳顺之谓圣。彼教所言耳根圆通亦此意。 听信之谓圣。——《管子·四时》

睿作圣。——《书·洪范》。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母氏圣善。——《诗·邶风·凯风》

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 又如:圣功(神灵的功力);圣子(超凡入圣的儿子);圣意(神灵的旨意);圣明(英明) (4) 聪明;才智胜人 [wise] 圣人莫之。——《诗·小雅·巧言》 是故圣愈圣,愚益愚。——韩愈《师说》

(5) 又如:圣相(德智才能出众的宰相);圣童(智力特优的儿童);圣通(圣明通达);圣智(亦作“圣知”。聪明睿智,无所不通);圣善(聪明贤良);圣时(圣明之时);圣子(超凡入圣的儿子或登帝位的儿子) (6) 神圣的。封建时代称颂帝王或与帝王有关的事物之词。亦为宗教圣徒对所崇拜事物的尊称 [holy;sacred;imperial]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诸葛亮《出师表》 (7) 又如:圣虑(帝王的思虑);圣裁(皇上的决定;皇帝的裁决);圣治(皇帝的治理);圣眷(皇帝的爱护);圣聪(帝王的听闻);圣朝无阙事(指当代朝廷没有过失);圣寿节(皇帝诞辰纪念日);圣眷隆重(皇帝的深切关怀);圣驾(皇帝或临朝皇后的车乘);圣鉴(指帝王或临朝太后的鉴察);圣子神孙(称皇帝的子孙) (8) 刁钻;精灵、乖觉或敏锐、迅速之意 [tricky]。如:圣觉(犹灵感);圣得知(谓迅速灵敏地知道)[

1) 精通一事,对某门学问、技艺有特高成就的人 [master]。如:棋圣;诗圣 (2) 圣人。指儒家所称道德智能极高超的理想人物 [sage;wise man] 或圣或否。——《诗·小雅·小旻》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唐· 韩愈《师说》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

(3) 又如:圣曹(神圣之辈);圣贤(指神佛);圣讳(圣人的名讳);圣经(圣人的经典);圣文(指圣人的文章典籍);圣心(圣人的心怀);圣臣(指德行智能超群出众之臣);圣法、圣制(古代圣人的法则);圣则(圣人所定的法则);圣轨(圣人的规范);圣神(泛称古代的圣人) (4) 指传说中的神仙等 [saint]。如:圣诞(泛指神、仙、佛、菩萨的生日);圣贤爷(天上的神灵);圣姑(传说中称得道成仙的女子);圣女(贤慧而有德行的女子;女神) (5) 神通 [remarkable ability]。如:斗圣;显圣

(6) 清酒的代称。亦泛指酒 [clear wine]古时称清酒为圣人,简称“圣”。如:圣贤

(7) 古之王天下者。亦为对于帝王或太后的极称 [tmperor] 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吕氏春秋·察今》

(8) 又如:圣父(对太上皇的尊称指上帝);圣主(对当代皇帝的尊称);圣帝(犹圣主、圣君);圣皇(对皇帝的尊称);圣国(称皇帝)[

1. 称所谓人格最高尚的、智慧最高超的人：～人。～哲。

2. 最崇高的，对所崇拜的事物的尊称：神～。～洁。～地。～经。 3. 封建时代美化帝王的说法：～上。～旨。～明。 4. 称学问、技术有特高成就的：～手。棋～。[1]

5.姓氏。圣姓：神话传说中，至高圣人的姓氏(为的是避讳最高圣人之名讳)。例如：道门弟子尊称元始天尊为："圣元始"。

第6篇：香港的前世今生

香港作为一个小渔村是怎么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这不得不从香港诞生前说起。

香港在明末清初是一片不毛之地，清朝为了对付台湾郑氏，颁布了迁海令，香港成了一片不毛之地，是一些海盗，胥民的落脚地。整个香港荒芜人烟。直到台湾收复，香港才慢慢有了渔民聚集，成了一个小渔村。

香港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由于鸦片战争让香港分几次割让给了英国。香港才慢慢有了起色。初期的香港是作为一个鸦片集散地的存在，这是香港趴在这个老大帝国身上，开始了蚂蝗的第一次吸血。随着鸦片贸易的繁荣，香港从中国四面八方吸走海量白银送到西方，为欧洲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导致了香港人成了买办狗腿子的开山鼻祖。成了鸦片代理商。但是银子都流向了欧洲，香港并没有什么彻底的变化。

香港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在二战期间。由于内地战乱，以及蒋介石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量内地的有钱人逃向香港，这是香港对大陆的第二次吸血。香港由于这些人的到来彻底的繁荣了起来。就像明末一样，由于前方战事不利，所以后方的人更加奢华，攀比，稀奇古怪。这时的香港也差不多，多少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觉。对洋主子也越发恭敬起来。那时当真是三等公民，连同为殖民地的印度人都比香港人高一等，大家经常可以看到香港电影里，那些在政府门口站岗的印度人以及巡捕房的印度警察，香港人叫他们印度A SIA，这也是现在印度阿三的由来。由于在香港受尽洋人歧视，而内地又是这么落后，香港人对内地人也越发歧视起来，洋人对香港人越歧视，香港人对内地人的优越感就越强。

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任谁都以为新

1 中国是个软柿子，都想来捏一下，仿佛不捏一下中国就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一样。而且由于中国因为台湾的关系，导致欧美的敌视，香港人在洋人圈里就更歧视内地人了，甚至发展到了仇视的地步。可谁也没想到，这个一清二白刚打了半个世纪仗什么都没有，刚满1岁的穷小子，竟然和欧美十几国联军在朝鲜打了起来。那真真是眼珠子掉了一地，随着战争初期的胜利，到了中期的乏力败退，以及到后期的僵持，到最后的和谈。香港人真是万人空巷，举港沸腾。家家挂起了五星红旗。脸上泛光，祖国的争气，让香港人地位也大大的改善了。

但随着毛的政策，以及60年的饥荒，大批群殴奈个人逃到香港，让他们又开始歧视内地人的常态。之后就一直以高等人的心态俯视着大陆。可是随着大陆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增强，大陆与香港的往来的切断，让香港这个地方成了无根浮萍，无源之水。但是由于，西方的封锁，香港作为大陆接壤而唯一个不受封锁的地区，让香港人又过上了买办的生活，从欧美进货，走私进大陆。香港趴在大陆身上开始了第三次吸血。这次的吸血让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上升。但是香港的曲纽繁荣是建立在整个大陆的落后身上。所以，香港人有着一边歧视着大陆人落后，又不希望大陆发展起来的矛盾心态。因为大陆一旦发展起来，香港的买办生活就过不下去了。

2 林则徐虎门销烟

林则徐 林则徐是一位清末明初的爱国政治家自幼勤学苦读，13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他历官14省，先后任监察御史、希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大臣等官职。他一生中最大功绩，是他领导和实践了反对列强侵略的禁烟抗英斗争。他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 1839年，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国商人走私到中国的鸦片已达到千万多箱，鸦片俗称大烟烟土是毒品，它无情的吞噬着人们的健康肌体，同时大量白银流向国外，造成了严重的局面，加剧了中国社会危机。当时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就任期间捉拿烟贩，收缴烟枪烟土，配制戒烟药，限定烟人要定期戒烟，这些做法受到老百姓的赞扬，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指出：“鸦片流毒全国，危害甚大，倘若再马马虎虎，不严厉禁绝，几十年后，不但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并且也没有可以作军饷的银钱了!”道光皇帝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将林则徐召到北京，半个月内，接连召见了19次，林则徐向皇帝详细的陈述了自己的禁烟主张和准备采取的措施。道光皇帝非常感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下令查封广州所有的烟馆，张贴禁止走私鸦片的公告。在公告中，林则徐严正斥责外国烟贩贩卖鸦片的罪恶行径，勒令他们报明存烟实数，限3天内缴出，不得有丝毫隐藏。同时，他还申请朝廷设立“洋商夹带鸦片罪”，如有违反，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物入官”，并要求外国烟贩写下书面保证书。林则徐还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坚决把查禁鸦片之事办好，决不半途而废”。

3 外国烟贩从没有见过清朝官员如此坚决的态度，他们采用搪塞敷衍、欺骗贿赂甚至恐吓等手段，想迫使林则徐就范。然而，林则徐毫不退让，烟贩们的种种阴谋均未得逞，无奈之下，才陆续交出他们所存的鸦片。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集中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他下令在海滩高处挖下两个50米见方的大池子，池子前面有个涵洞直通大海，池子周围搭建几个高台，林则徐带领官员们登上高台一起监督销烟，兵勇们把池子灌满卤水，将两万多箱鸦片投入池中，鸦片被盐卤泡透后，再抛下石灰，顿时池水翻滚，烟雾腾起，毒害人们的鸦片终于化为渣沫，随着潮水流入大海。人们欢喜万分地说“用过鬼子用鸦片毒害中国人几十年，如今遇着林大人，替我们泄了恨!”耻高气扬的洋人目瞪口呆。销毁鸦片的工作持续进行了20天，共销毁2376254斤鸦片，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

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篇章，它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欺悔的。“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史学家认为，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第7篇：警察岗亭的前世今生

1997年，一个警察岗亭建于伦敦伯爵法院管站，基于1929麦肯齐沟槽设计。在谷歌地图的一个复活节彩蛋使浏览器进入它。

警察亭是一个英国的电话亭电话亭坐落在一个公共场所对警察的成员使用，或供市民联系警察。不同于普通的电话亭，电话是位于一个铰接的门可以从外部使用，与箱体内，在效果上，被当做是警察的微型派出所。

警察岗亭亭由于移动通信时代的到来，现在英国警察进行双向无线电和/或移动电话，而不是依靠固定的岗亭了。[大多数警察岗亭现在废弃的或已退出服务。

典型的警察岗亭包含一个电话直接链接到当地警察局，让巡逻员保持同车站联系，报告任何异常或请求帮助时。盒子上的光将闪光警告一个军官，他/她请联系站。群众也可以使用手机在紧急情况下用于联系警察局。

英国警方岗亭通常是蓝色的，除了在格拉斯哥，在那里他们红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除了电话，他们的设备包含一个事件的书和一个急救箱。今天的蓝色警亭图像被广泛地与科学小说的电视节目的医生，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警方的盒状。其实蓝色警亭图像是一个商标的英国广播公司。 1894“格拉斯哥式警信号箱系统”，由国家电话公司出售。

第一个报警电话被安装在奥尔巴尼，纽约在1877之后，亚力山大贝尔发明电话的一年。[ 2 ]：3电话盒使用的公共成员的警察和第一次被安装在华盛顿，DC 1883;芝加哥和底特律警方的电话亭安装在1884，1885和在波士顿紧随其后。这是直接电话放在后，通常可以用钥匙或打破玻璃面板的访问。在芝加哥，电话被限制在警察使用，而盒也包含一个拨号机制，市民可以利用信号的不同类型的报警：有十一个信号，包括“警车”要求，“小偷”，“伪造”，“谋杀”，“意外”，“火”和“酒鬼”。

第一个公共电话在英国警方介绍了格拉斯哥1891。这些高高的，六角形，铸铁箱被涂成红色，并有大量瓦斯灯固定到屋顶，以及作为一种机制，使中央警署点燃灯笼作为信号的警察在附近叫指令站。

1923木质的警察岗亭出现在桑德兰，1925纽卡斯尔在观看整个伦敦警察岗亭，于1928和1937之间，从新进行设计，最早的岗亭是用木头做的，原来的麦肯齐沟槽蓝图表明对箱壳的材料是“具体的”仅由木头门(具体地说，“柚木”)。有人抱怨混凝土箱非常冷后来，岗亭通常包含一个凳子，桌子，刷子和吸尘器，一个灭火器，和一个小的电加热器。

第8篇：“类信贷”的前世今生

信贷经验 | 审贷感悟 | 案例解析 | 行业宏观 | PPP专栏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免费订阅

作者 | 王尔帝类信贷之迷——缘起 作为近些年国内银行业最大的创新之一，类信贷业务用辉煌的业绩，开启了诸多银行趋之若鹜的疯狂盛宴。应该说，类信贷业务是资本与监管之间反复缠斗后的特殊形态，具有极高的隐蔽性。然而从2015年末开始，其庞大的规模伴随着深刻的隐患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一什么是类信贷

(一)疯狂出表

从形式上来看，类信贷是银行信贷资产的疯狂出表。银监会首次引用“类信贷”的概念是在《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严守风险底线工作的意见》(银监办发[2016]27号)，其范围主要包括银行体系表内外最终底层资产为信贷资产的业务总称。区别于传统银行信贷业务，“类信贷”是利用了表外的资金和资产大做文章。从影子银行，到信贷资产转让，再到非标债权，实现了业务的大量出表，并且创造了极高的收益。

(二)次级贷

从内容上来看，类信贷就是次级贷。如果拨开眼花缭乱、芜杂不清的千种形态，穿透到最终的底层资产，我们将发现，类信贷投向的客户，往往都是银行由于各种政策限制，正在从表内退出或无法接纳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等行业客户。由于这些不符合银行内部风险偏好，或者外部监管要求的“次级资产”，无法从银行表内获取常规的信贷资源，而商业银行又迫切追求信贷扩张，便滋生出了类信贷的资产出表。 二类信贷的发展

(一)从表内到表外

为了看懂类信贷业务，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它的发展过程。说来也巧，提到次级贷，人们自然会想到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正是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次贷业务却迅速逆市发展起来。

从2010年起我国的影子银行迅速扩张，大大小小的信托公司遍地开花，热闹非凡。其主要的业务模式就是银信合作，由银行设计和发行信托产品募集资金，信托公司再将资金对接到有资金需求并愿承担高利率的客户中。这些客户其实就是银行由于各种政策限制，正在退出或无法介入的客户。 在与信托公司的合作中，影子银行9%-15%的资产价格不断撩拨着银行的心弦，但囿于监管，银行表内的信贷业务无法接纳这些资产。于是银行开始尝试利用信贷资产转让，或者信贷资产理财——即后来的非标债权，用理财资金对接资产，从而将资产出表。

银监会随即出台文件，不允许理财资金直接购买信贷资产(银监发[2010]102号)。其本意是希望银行引入第三方进行风险隔离，但是后来银行仅是在产品组合中加了一层通道，让资金稍兜了一个弯，并没有将风险转移。

同时银监会在多份文件中，强调了一系列的“应当如何”、“不得如何”，对信贷资产出表业务制定了复杂的细节、繁多的禁忌，试图延长业务流程，提高交易成本，从而不断抬高业务门槛，进而挤压业务规模。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文件并没有对出表的模式做出清晰的规范和引导。而且更致命的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执行的手段。

而银行通过引入信托、券商、基金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合作创新，混业经营，由于银行在资金和资产方面都有绝对话语权，所以各种模式都能轻易打通。通过这些模式，银行将监管要求逐步压降的资产，在表外用高价格承接回来,从而极大提高了收益水平。

(二)从表外到表表外

针对银行表外业务的大量扩张，监管层进一步展开了各种围追堵截。比如要求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必须全额计提拨备，占用经济资本等等。但逐利的资本从不会坐以待毙，银行紧接着创新出了各种方法夹缝求生。利用买入返售、远期回购协议，以及自有资金池的灵活错配，银行将表外的类信贷业务彻底从资产负债表中挪走了，或者称之为表表外业务。 通过类似于反担保的抽屉协议，使信贷结构中的出资人变成了名义出资人，但实质出资人却又并不是真实的风险承担主体，而最终为风险兜底的机构，表面上已经与这笔业务没有关系，也就根本不会计入其资产负债表中。

最终，类信贷业务再一次躲过了监管层的视线，开始疯狂扩张，变成了冲出牢笼的洪水猛兽，还未成熟，却已泛滥。 类信贷之痛——执迷 三类信贷的风险暴露

(一)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国内银行业在几十年间逐步构建起来的风险防线，在类信贷业务中几乎被摧毁殆尽。类信贷虽然在躲避内外部的监管中屡建奇功，但在应对各种风险时却直如飞蛾扑火一般彻底迷失。

为了追逐高回报，类信贷业务可以抛弃掉银行业本该有的审慎理念和严谨流程，抛弃掉尽职调查、风险评审、贷后管理等等各种风控手段，取而代之的是浩浩荡荡的资金，轰轰烈烈的项目，和表面上红红火火的业绩。但是所有的繁华都孕育着毁灭的种子。迅速提升的业绩和巨大的利润让人们变得膨胀和短视，也让类信贷业务欲罢不能，欲壑难填，从而使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迅速提升。

首先是类信贷的资产大部分都是“两高一剩”等限制性行业，或者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行业整体的违约风险极高，而过度授信又加大了其泡沫，当其项目收益率不足以偿付类信贷利率时，整个游戏就变成了庞氏骗局;其次是类信贷业务的行业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极高，实体经济的风险极易放大倍数地传递到金融系统当中;最后是类信贷业务的风险缓释基本为零，由于类信贷的资金池中错配了大量不同期限、不同收益的结构化产品，根本无法将风险有效隔离，所有风险都由银行兜底，即使有个别银行能够侥幸将风险传递到了下一家手中，但对于系统整体而言，风险却越累越高，一旦潮水落下，便会空降成表内不良，甚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

(二)宏观经济的泡沫化

银行信贷对于企业来讲是一种财务杠杆，通过负债经营，加大杠杆，可以借鸡下蛋，在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利润总量。而类信贷业务对于银行来讲，本质上也是一种杠杆，同样是利用非权益的体外资金池，对接表外和表表外的资产，来提升利润水平。所以这种模式对于供求双方，对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是一种加杠杆的经营活动，进而加速了双方泡沫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类信贷使企业过度的负债经营，加大了财务杠杆，并开始极度膨胀。由于近些年我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许多授信客户通过年年倒贷，使银行借款几乎变成了自有资本。不知从何时起，贷款挪用、借新还旧、短贷长用等等手段，已经成为了部分银行与客户间公开的秘密。而一些规模庞大，银企合作密切的客户，通过多家银行的类信贷资金，已经能够组成自己期限错配的资金池，玩起资本游戏，甚至搞起地下钱庄，或者干脆变成庞氏骗局，把银行绑架成了过河的卒子，只能陪人家一条路走到黑。

这类客户往往都是旧经济中的贵族，比如钢铁、煤炭、房地产，或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他们利用高利率吸纳了大量的类信贷资金，但是一方面该行业整体的下行趋势是无法逆转的，短期的输血只是饮鸩止渴，而且过高的财务成本又加重了企业负担，造成更大的隐患;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对类信贷的掠夺，客观上抢占了新经济的金融资源，哄抬了市场上的资金价格，使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极大降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短期内充裕的类信贷资金客观上推迟了去产能、去杠杆和产业升级等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类信贷之殇——轮回 四类信贷的风险分析

(一)反复的创新博弈

在IT领域有一个著名的“诺威格”定律，是由Google研究院的主任，诺威格博士提出来的。他指出“当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以后，就无法再使市场占有率翻番了”。表面上看这是谁都明白的大白话，但却道破了许多企业，甚至行业的兴衰命运。

一家企业在发展上升期，可以通过抢占同行业的市场份额来实现自己的利润。当企业业务较少时，他可以保持每年20%、50%，甚至100%的利润增速，而当他的市场份额达到50%以后，或者整体行业的市场空间迅速收窄的时候，他就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增长步伐。可这时，他如何向投资人交代?如何向管理层交代?如何向“追逐增量”的绩效考核交代?于是“创新”，“转型”，“跨界”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就解释了IT行业的巨头们，在纵向发展触顶后，便纷纷开始马不停蹄地横向跨界。

国内商业银行在2012年前，利润飞速增长，凯歌高奏，笑傲江湖。但在利率市场化、存款理财化、经济下行资产质量恶化之后，利润迅速收窄。这时摆在商业银行面前的局面是，负债成本连年上升，资产业务每况愈下，中间业务难当大任。但从上到下的考核导向仍旧是“增量考核”，利润只能增长，不能下降。逼得大家必须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要业绩、要创新、要寻找新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这是特定阶段下，摆在每一家银行面前的新课题。

(二)宽松的货币政策

类信贷业务发展的又一个背景，是我国近年来持续推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双重力量交织的经济格局。 我国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工具发展较慢，主板市场融资的闸门时断时续，而且效率较低。原本为了补充和完善主板市场功能的新三板，由于缺乏有效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始终不温不火，并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对于真正符合条件的融资主体，其实相对缺乏融资渠道，从而形成了“场外融资”的大量需求。民间融资、影子银行、非标债权等模式应运而生。但这些种野蛮模式只看收益，对风险控制过于宽松，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接纳的资产鱼龙混杂，甚至风险颇高，积累了极大的风险隐患。

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从2012年的97万亿，增长到了2015年的139万亿，年均增长14%，而同期的GDP年均增长仅有9%。近四年间，广义货币供应量不但显著高于GDP，而且其增速也显著高于GDP增速，使M2/GDP的比值持续扩大。

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了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吹大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钢铁等部分产业的泡沫。

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欲望，成为类信贷快速发展的主体力量。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纷纷建立表外工具借款，为开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大量的资本通过各种形式又被吸纳回了过热的泡沫中来，使尾大不掉，终成大患。

(三)原始的逐利冲动

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资金的价格在同业和跨界的竞争中迅速提高，银行的利差迅速收窄，只有通过扩大规模来维持利润水平。但是，国内银行业的信贷规模要受到存款准备金、贷存比(今年已取消)、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限制，同时表内信贷资产还要受到经济资本占用等指标的约束，最后表内的利差收入还要受到贷款减值准备等项目的调剂，所有这些使得传统的表内信贷几乎毫无利润可言。于是，银行与监管层之间便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缠斗，衍生出了天量的类信贷。

其实金融行业天生就有一种脱离监管、脱离实体经济的冲动。金融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和财富，它的价值本应是通过实体经济来实现的。如果把实体经济看做一个企业的话，资本的利润其实夹在企业的财务成本中，要受限于企业的毛利率。如果企业的毛利率不高，承担不起过高的财务成本，便支撑不起金融行业的增速要求。但是金融又是一个资本逐利的竞技场，永远在贪婪地追逐利润。所以纵观历史，每当实体经济遭遇下行周期，资本市场都会经历一场泡沫破灭的危机。从郁金香泡沫到伊利运河泡沫，从1929年大崩盘到滞涨危机，从互联网泡沫到次贷危机，屡试不爽。无论是混业还是分业，无论是巴塞尔协议还是存款保险制，无论是表内还是表外，难以克制的其实是人性的贪婪和恐惧。 五类信贷的风控建议

(一)更灵活的风控 在商业银行的这场击鼓传花游戏中，很难有人能独善其身，也永远不会有办法能一劳永逸。风险的形态始终都在运动变化当中，也许未来对银行风控的要求，不是谁能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而是谁能更及时地对变化做出反应，谁能更深刻地对现象进行洞察，谁能更灵活地对问题进行纠偏。

风控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业务流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阶段，那样只会被轻巧地越过或是蒙蔽。正由于逐利的冲动无处不在，所以风控需要不断地拓展更全面的视野和体系，不断地探索更灵活的角度和手段。

(二)更全面的监管

为了摆脱银监会的围堵，类信贷融合了信托、券商、甚至保险等各种通道的产品，从而变成了地道的混业经营。但分业的监管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以“非标债”为例，银监会的定义是“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银监发[2013]8号)，其内涵主要指信贷资产类理财和信托等“债权”，证监会的定义是所有场外交易产品，包含了股权、债权和其他权利，保监会的定义基本采纳银监会，但三会对“非标”的风险偏好和管理措施是大相径庭的。类似的，“资金池”这一形态，三会也同样存在不同口径、不同偏好的问题。

当混业经营遭遇分业监管，就会产生监管套利的空间。尤其是在各自为战又屡屡失利之后，显然需要一种更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三)更健康的模式

客观地讲，类信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实实在在拥有庞大的市场。这种模式正是市场在多方博弈后，对以商业银行为中心，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秩序的挑战。而这一金融秩序已经运行了三十年。从这一角度理解，剑走偏锋的类信贷，其实也是对新模式、新秩序的迫切呼声。

在去库存、稳增长、去产能的宏观经济目标中，实体经济的发展更需要一个完善、健康的金融环境。无论是规范的直接融资渠道、灵活的资金定价机制，还是高效的退出机制，都是一个健康的金融模式的基本前提。 本文作者：王尔帝

第9篇：中国四大名酒的前世今生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此乃水之势也!60年风雨的润泽和历练，中国名酒的数量和质量提升飞速，日渐根深叶茂。

四大名酒之前世今生·西凤篇

西凤酒

西凤之前世

陕西西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八百里秦川之西陲的凤翔县柳林镇，这里地域辽阔，土肥物阜，水质甘美，颇具得天独厚的兴农酿酒之地利，是中国著名的酒乡。

据《史记》载：秦穆公“亡善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穆公 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由以上史实可见，当时雍州已酿有“醪”和“酒”。唐代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将雍州改称“凤翔”，取意周文王时“凤凰集于歧山，飞鸣过雍”的典故。当地人常说“东湖柳，柳林酒”。西凤酒用的是柳林镇的井水，柳林酒即西凤酒。

唐贞观年间，西凤酒制造了一起外交佳话。当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子回国路过此地，行至距柳林5里的亭子头，惊见蜜蜂不飞，蝴蝶不舞，众人以为乃国礼吉兆，波斯王子受“宠”若惊，叹大唐国运昌煌，化于万物。裴行俭归途特命人查访，原来是西凤酒香飘出窖，醉倒了蜜蜂蝴蝶，于是作诗“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舞，三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的诗句记述此事。

在文化科学光辉灿烂的北宋，西凤酒又与“千古风流人物”结缘。宋嘉祐七年，苏东坡在凤翔任职其间，曾经兴修水利，广布德政。喝了几年西凤酒的苏东坡，亲自参与了西凤酒的酿造改进。此期间，留下了“花开酒美喝不醉，来看南山冷翠微”等关于西凤酒的诗句;出于长期对凤翔的生活体验，东坡以“东湖柳，柳林酒，妇人手”总结凤翔三绝。

在元代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明清时期，西凤酒重新崛起，明代也有文人赞誉柳林酒的诗文，苏浚《东湖》诗中有“黄花香泛珍珠酒，华发荣分汗漫游”。清代以“凤酒”著称，而且在“八百里秦川”的宝鸡、歧山、郿县及凤翔县等酿制之烧酒均称“凤酒”。清朝末年，西凤酒即成功打进国际市场，在南洋劝业赛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均获金奖。

西凤之今生

到了1949年，柳林镇仅有7家小酒坊。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回国路过香港，接风宴席上，周恩来总理看到有茅台而没有西凤酒，问道：中国不是有四大名酒嘛，怎么没有见到西凤酒呢?香港同胞说：不是不知道，实在是因为买不到西凤酒。回北京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加快西凤酒的发展。

1956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国营陕西省西凤酒厂在西凤酒的原产地凤翔县柳林镇成立。

1999年，以西凤酒厂经营性净资产为核心，联合其他社会法人，组建成立了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以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为母公司组建成立了陕西西凤集团。2010年，陕西西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西凤酒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的“改制重组”，引进了中信等新的战略合作伙伴。新资本注入后，西凤集团全面启动了西凤酒城建设规划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实施扩建技改工程，扩大产能10万千升，为今后的腾飞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西凤由传统经营转向品牌经营，发挥品牌优势，实现品牌价值。

首先是优化产品结构，凸显名酒品牌的力量。为此，企业制定了“朝上走”的策略： 即“由中低向中高走，由区域向全国走，由产品向品牌走，由分散向主导走，由小批量向大规模走”的发展思路。使产品高中低档比例达到2：5：3，主销产品和拳头产品种类控制在15个~20个左右，实行品牌营销战略。具体策略上，一是强化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根据“二八法则”，20%的产品占有 80%的销售份额，西凤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核心产品，并使之最终形成西凤品牌的代言。二是淡化主品牌、强化副品牌。用“西凤”主品牌来体现产品的质量、品位和 企业形象;用副品牌来激发、迎合消费者心中所有的各种情绪化诉求，对目标消费群进一步细分、引导。采用副品牌策略，为“西凤”千年老号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增强了原有品牌的影响。三是多元化。改变过去同质化的缺陷，重视产品的差异化，形成低、中、高档合理的“金字塔”型产品和价格体系，使产品以合理精干的“队形”迈向市场，以互相支撑、互相配合的关系冲击市场，效果立竿见影。同时，企业实现了良好的内控，推行全员质量管理，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建立质量问题的“个人埋单”制度，产品质量进一步得到保证。

泸州老窖

四大名酒之前世今生·泸州老窖篇

泸州老窖之前世

泸州，作为中国浓香型白酒泸州老窖的发祥地，其酿酒业的发展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即便是修载《宋史》的官吏，也没有办法复述宋王朝的泸州，酒香穿越了千年，斑驳的县城城楼上，苏东坡和好友唐庚挥笔写下了“百斤黄鲈脍玉，万户赤酒流霞”的豪迈词句，他们肯定无法预测到这些老酒窖就是千年后泸州老窖的醉人前身。

冬随秋至的时节，泸州盛产的糯米、高粱、玉米经过甄选，被送往到酒坊，作为酿酒的原材料。紧接下来，就是冬天，正是“大酒”下料的最佳时段。《宋史》关于大酒的记载说“腊酿蒸鬻，候夏而出”，也就是在寒冷的冬天下料，采用蒸馏工艺，从蒸熟糊化并且拌药发酵以后的酒糟里，烤(蒸馏)出酒来。然后，酿酒师会将酒入窖贮存半年，等到夏天，待酒进一步醇化老熟以后，店家方才出售。通过考证《宋史食货志》和《酒史》文献，这种施曲蒸酿、储存醇化的“大酒”，无论是在原料的选用、工艺的操作，还是发酵方式上，都与泸州浓香型曲酒非常接近。宋代“大酒”的出现，是中国酿酒工艺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数千年的酿酒历史中，泸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殊荣。

宋代的泸州酒窖甚是繁荣。至于手握精湛技艺的酿酒师，在那个年文章来源华夏酒报代更是受人爱戴。南宋有个叫张世南的人，在《游宦纪闻》卷五中记载了一例蒸馏器，用于蒸馏花露。宋代的另外一部书籍《丹房须知》，作者还配画有当时蒸馏器的图形。洪迈的《夷坚志》卷四的《镇江酒库》记有“大酒”，又如 朱肱的《北山酒经》，苏轼的《酒经》，及酒类百科全书《酒谱》和《宋史食货志》，也都对宋代大酒的制作详细记载过。

但公元1000多年前的宋元之际的战火，让泸州的酒窖没有得以完整保留。泸州老窖大曲酒厂的前身“舒聚源”老作坊，其建造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的大曲酒窖池，有一个窖池群至今保存完整，是我国目前惟一建造最早、保存最完整的400百多年老窖池，199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它成为酒类行业全国惟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第一窖”。

在泸州老窖的陈列馆里，有一只乳白色筒形包装酒罐，“三百年老窖”以及“豫记温永盛酒厂”的文字古朴雅致，清晰可见。据温氏11代传人温筱泉回忆，清代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温家九世祖温宣豫从泸州舒聚源酒坊购得10口陈年老窖池，酿制300年老窖大曲。

历经几个朝代的发展，泸州酒已畅销全国各地，客商们纷纷来泸州采购，通过船运汇集重庆出川。过去沿江一带流传的“船过夔门闻曲香”，即是称道泸州老窖大曲酒出川后酒香四溢的佳话。

泸州老窖之今生

泸州老窖源远流长，以众多独特优势在中国酒业独树一帜。拥有我国建造最早、连续使用时间最长、保护最完整的1573国宝窖池群;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行业首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于2006年5月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行业唯一拥有“双国宝”的企业。

泸州老窖特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四大名酒之一，1915年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52年首届全国评酒会上被确定为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是惟一蝉联五届“中国名酒”的浓香型白酒。其“泸州”牌注册商标是中国首届十大驰名商标，“国窖牌”商标、“泸州老酒坊”牌商标分别于2006年、2008年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泸州老窖公司近年来加快了基础设施、技术设施、人才体系和管理体系建设，原酒库存规划增长到20万吨，现代化包装加工能力已达到30万吨，通过泸州酒业集中发展区建设可达100万吨。以“质量是我们的最高责任”为理念，在泸州老窖大曲酒品质量上永远精益求精，生产高品质的国窖157

3、泸州老窖特曲年份酒、泸州老窖浓香经典、泸州老窖百年老窖、泸州老窖特曲、泸州老酒坊等。国窖1573是中国白酒鉴赏标准级酒品，已经成为中国白酒超高端品牌而享誉世界。

人才的建设也是泸州老窖集团建设的重点。据介绍，泸州老窖现在拥有张良、沈才洪、张宿义等“中国酿酒大师”3名、国家级非物质代表性传承人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7名，博士11名，工程硕士70余名，教授级高工4名、同时拥有包括7名国家级白酒评委、酿酒高级技师、技师在内的技能型人才数百名，这支实力雄厚的科技人才队伍与管理人才队伍、营销人才队伍，共同支撑着泸州老窖的高速发展。

此外，泸州老窖集团还创建了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国家酒检中心等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平台，将其作为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 重要载体。未来，泸州老窖将继续引进和培养人才，加快优势资源的发挥，继续推动企业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根据泸州老窖的发展规划，公司在战略上仍旧坚持做大做强白酒产业，将继续推行“双品牌塑造，多品牌运作”战略，对国窖1573实行限产保质、量服从于价、重质量、重结构原则，对泸州老窖特曲按“出厂价200元，销售2万吨”的目标运作，对中低端品牌实施“以量为主，强化竞争”。

日前，泸州老窖集团确立了2012年实现产值 400亿元的发展目标，致力于打造一个“中国最大的白酒工业园区”泸州酒业集中发展区。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酒业为核心，以传统制造业与资本运营的有机结合实现扩张，形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型现代集团企业。

茅台

四大名酒之前世今生·茅台篇

茅台之前世

历史上最早记载赤水河畔酿酒史的，为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公元前130多年，汉武帝刘彻饮到来自夜郎(今黔北一带)所产的名酒“枸酱”，情不自禁地赞曰：“甘美之。”便有了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到贵州开拓夷道，专门绕道仁怀的历史，有道是“汉家枸酱为何物?赚得唐蒙益部来。”茅台古称益部，而枸酱，经考证为仁怀赤水河一带生产的用水果加入粮食经发酵酿制的酒。

赤水河畔茅台一带所产的大曲酒，在唐宋时就已经成为朝廷贡品。至元明期间，具有一定规模的酿酒作坊就已经在茅台镇杨柳湾(今茅台酒厂一车间片区)陆续兴建，茅台当时已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回沙”工艺。

至明末清初，茅台地区的回沙酱香型白酒已臻成型。到了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4年)，茅台白酒的品牌开始出现。以“回沙茅台”、“茅春”、“茅台烧春”为标志的一批茅台佳酿。 到嘉庆、道光年间，茅台镇上专门酿制回沙酱香茅台酒的烧房已有20余家，其时最有名的当数“偈盛烧房”和“大和烧房”。1704年，“偈盛烧房”将其产酒正式定名为茅台酒。 到1840年，茅台地区白酒的产量已达170余吨，创下中国酿酒史上首屈一指的生产规模。

1949年前，茅台酒生产凋敝，仅有三家酒坊，即：华姓出资开办的“成义酒坊”，称之“华茅”;王姓出资建立的“荣和酒坊”，称之“王茅”;赖姓出资办的“恒兴酒坊”，称“赖茅”，这三家酒坊奠定了贵州茅台酒的基石。

茅台酒红色的历史始于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3月16日，红军攻占茅台。为了保护茅台酒生产作坊不受损失，军委政治部分别在茅台镇上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酒坊门口贴上布告：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于保护范围，不得损坏。

抗战末期，周恩来在重庆曾经对作家姚雪垠说：“1935年，我们长征到茅台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来欢迎，战士们用茅台酒擦洗脚腿伤口，止痛消炎，喝了可以治疗泻肚子，暂时解决了我们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红军长征胜利了，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

茅台之今生

1949年解放后，贵州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在经济上给予有力支持，帮助其发展。1953年，贵州省将最大的恒兴酒坊收购，并将另两家酒坊合并进来，成立了国营茅台酒厂。但到1977年，茅台酒的年产量仅达到750吨。

1978年，调整不久的茅台酒厂领导班子坚决贯彻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审时度势，加强管理，使茅台酒的产量首次突破千吨关，并一举甩掉连续16年亏损的帽子。1991年，茅台酒产量首次突破2000吨大关。1996年，茅台酒年产量达到5000吨。1997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体制改革的深入，组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成立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贵州茅台成功上市，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5年，贵州茅台酒的产量已达到1.25万吨，产品销售收入为50.5亿元，利润为18.94亿元。

2011年，据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共生产茅台酒及系列产品基酒39532.62吨;43°、38°、33°茅台酒拓展了茅台酒家族低度酒的发展空间;茅台王子酒、茅台迎宾酒满足了中低档消费者的需求;15年、30年、50年、80年陈年茅台酒填补了我国极品酒、年份酒、陈年老窖的空白;在国内独创年代梯级式的产品开发模式。形成了低度、高中低档、极品三大系列70多个规格品种，全方位跻身市场，占据白酒市场制高点，称雄于中国极品酒市场。

茅台酒生产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奇特的风水雨露，酱色的土壤结构，微生物繁殖群落等自然环境，任何地区和任何力量都不可能代替。茅台酒以本地优质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采用科学独特的传统工艺精心酿制而成，未添加任何香气、香味物质，从生产、贮存到出厂历经5年以 上。2009年6月，国家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茅台酒酿制技艺榜上赫然有名。

今天的茅台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渐形成“一品为主、多品开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格局。茅台酒之所以能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茅台酒文化中倡导“绿色茅台、人文茅台、科技茅台”，这个理念是对新世纪人类社文章来源华夏酒报会发展中多元化文化的洞悉，是对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中消费者心理的深刻把握。所以，今天的茅台酒享誉世界，是在充分运用唯我独具的生态优势，是始终格守祖祖辈辈数千年传统工艺，是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发展的空间，是敢于创新和自强不息的硕果。

汾酒

四大名酒之前世今生·汾酒篇

汾酒之前世

汾酒是我国古老的历史名酒，产于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

汾酒的名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早在1400多年前，此地已有“汾清”这个酒名。

公元561年~564年，二十四史之一的 《北齐书》十一卷中记载，北齐武成帝高湛从晋阳写给河南康舒王孝瑜的信中说：“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是迄今发现的关于杏花村美酒的早期最重要的文字记载。

公元830年左右，唐代大诗人杜牧于春天由并州南返，路过汾州杏花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宋《北山酒经》记载，“唐时汾州产干酿酒”，《酒名记》有“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说的都是汾酒。当然，1400多年前我国尚没有蒸馏酒，史料所载的“汾清”、“干酿”等均系黄酒类。

宋代以后，由于炼丹技术的进步，我国首次发明了蒸馏设备。1975年从河北省青龙县出土的金代蒸酒的钢制烧锅可证明，至少在宋代我国已有蒸馏酒。我国的白酒，包括汾酒等名优白酒在内，都是由黄酒演变和发展起来的。

明清以后，北方的白酒发展很快，逐步代替了黄酒生产，此时杏花村汾酒已是蒸馏酒，并蜚声于世。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军北京，路经杏花村畅饮汾酒，赞誉其为“尽善尽美”。

清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列举当时全国知名酒类50余种，其中推汾酒为首;另外《两般秋雨庵》、《清稗类钞》等也有不少嗜饮汾酒的记载。

1875年，近代汾酒生产的典型代表，宝泉益酿酒作坊成立。

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优胜金质奖后，其声誉更是大振，同年，宝泉益易名为义泉泳。

1919年，阎锡山责令其副官集资设立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股份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制酿酒企业之一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吞并了杏花村的大小酒家。

1932年，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收购义泉泳酿造厂，从此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为杏花村传统酿酒业的唯一代表。

汾酒之今生

1948年，汾阳解放后，汾酒获得了新生，正式成立了国营杏花村汾酒厂。酒厂的职工们进一步总结了历史传统经验，改进生产工艺，使这枝古老的酿造奇花更加光彩夺目。

1952年，汾酒在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国家名酒，从而成为四大名白酒之一;在第

二、

三、

四、五届全国评酒会上，汾酒5次蝉联国家名酒，竹叶青酒3次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并5次获得国际金奖。

1993年8月15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改组为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同年12月，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拿出生产主体部分组建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并公开上市发行。1997年，杏花村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国家驰名商标。2002年4月2日， 公司改制为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520户重点企业和山西省“513”工程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拥有“杏花村”、“竹叶青”两个中国驰名商标。

2005年6月，李秋喜受委派担任汾酒集团总经理，主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蛰伏”了4年之后，2009年12月22日，在山西汾酒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李秋喜正式当选汾酒集团新一届董事长，走至台前，扛起了复兴汾酒的历史重任。

上任后，李秋喜大胆改革，果断改善汾酒产品线结构、转变市场营销模式;提高了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高端酒在产品线中的比重;借剥离竹叶青酒，做大做强保健酒;顺应消费升级提高汾酒的产品价格，实现汾酒由产品粗放型向品牌集约型经营的历史性转变;围绕汾酒历史文化优势，提出了“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和“清香汾酒、国际香型”的品牌定位与战略;以诚信文化为基础，引领汾酒集团重新踏上攀登中国白酒之巅的征程，推动清香型白酒崛起。

基于汾酒2009年全年近40亿元的销售收入，李秋喜提出，到2015年汾酒荣获巴拿马金奖100周年之际，实现百亿元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再翻一番，实现200个亿。 翻倍的目标，意味着产能的扩大，名白酒基地将达到3万～5万千升生产规模，保健酒基地竹叶青、白玉汾酒、玫瑰汾酒达到3万千升的成品酒规模。

围绕“汾酒百亿”这一宏大目标，汾酒集团明确了“创建和谐、凝聚力量、奋起直追、再铸辉煌”的指导思想;明确了“追赶、超越、领先”三步走赶超战略;明确了“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的战略定位;明确了“清香汾酒、文化汾酒、绿色汾酒”的经营理念;明确了“实现百亿目标、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秩序、带好汾酒这支队伍”的三大工作任务。

现在，在李秋喜的带领下，汾酒正在找回“汾老大”的自信。随着2011年80亿元任务的完成，汾酒离这一目标更近了一步。汾酒未来发展规划中指出，要在2015年汾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一百周年时，在山西举办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从传承文化到体制变革，从还原历史到建立自信，汾酒正在进入良性的快速发展轨道，“汾老大”的归来或已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