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内容提要：红色经典电影塑造了董存瑞、张志坚、李向阳、洪常青等令人耳熟能详的英雄形象，他们不仅建立起了一套崭新的视觉体系和审美逻辑，更重要的是其流淌着的红色血脉与红色基因使社会凝聚成极具时代文化认同感的整体。

第一篇：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视域下对红色经典改编的反思

摘 要：“红色经典”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影响重大的，具有鲜明主旋律特征的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延伸改革开放以来的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经典影视作品。基于社会的消费文化的需要，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顺应了消费文化市场发展，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也存在着“无节制改编”、“过度炒作”的商业化现象，有必要深刻反思。

关键词：消费文化;红色经典改编;商业化现象;反思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期，一批改编或重拍的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不断掀起红色文化的浪潮风靡全国。红色经典是当代最具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既有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的特征，又饱含着百年中国革命历史所凝聚与建构的民族精神，传承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题，其经典价值弥足珍贵。但近年来，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消费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和影视媒体，红色经典已不仅是民族精神象征的文化载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品，一种通过市场运作可产生丰厚利润、高额利益的文化商品，因此，对红色经典改编过程所产生的“无节制改编”、“过度炒作”的商业化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具有现实意义。

一、红色经典的诠释与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

一般认为，红色经典是指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作品，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最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1]。在“红色的年代”，一批以讴歌中国共产党、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弘扬崇高的理想信念，赋有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的文学作品，承载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铭刻，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红色经典不仅是历史叙事和人物叙事，更蕴含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和岁月洗礼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民族信念和民族品质，具有大众化、民族化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在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时期，红色经典的人物和故事依存于文学、广播、戏剧、影视、绘画、音乐和舞蹈等艺术样式，鲜活地演绎和诠释了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和经典品质，发挥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

当年，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红色经典影视中最具影响力的，如《红旗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南征北战》、《平原枪声》、《董存瑞》、《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日》、《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等，这些作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为指导思想，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民族精神，在忠实原著、尊重历史的原则下进行艺术再创作，实事求是地再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血与火的生活，反映了中华儿女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不仅探索出一条通向文学大众化的路线，取得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教育的效应，而且将中国近现代革命中所承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牢牢地铭刻在一代人的内心世界，激发年轻一代更加珍惜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活。

红色经典代表着一个时代，诠释了一种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红色经典承载的精神和价值是永恒的，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历史的传承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在传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和丰富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更具现实意义：首先，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中，继承红色经典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历史价值，有利于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融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并转化为激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其次，红色经典对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流文化，发展民族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构筑抵御西方反社会主义思潮侵蚀的精神文化防线有积极作用。再次，红色经典改编不仅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证明了只有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产品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持和坚实的道德基础。

当前，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浪潮浩浩荡荡，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文化思潮与世界潮流接轨。在一定的意义上，全球化本质上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由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渗透，当代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面临着挑战，曾经风靡红色年代、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遭遇了西方消费文化思潮的席卷，其原本单一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逐渐被利益驱动的消费主义吞噬。但是，红色经典毕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英雄传奇，革命与战争、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红色题材，仍然具有凝聚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功能作用，为讴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创作源泉，于是，在大众消费文化需求的牵引下，对红色经典内涵的诠释赋予了市场经济内涵和消费文化形态，红色经典作品已不仅具有精神文化价值，更具有商业化、商品化的市场价值，成为通过商业运作可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消费文化商品，这样，红色经典就从神坛上走向通俗化、大众化和商业化的消费文化市场。所谓“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2]65。“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2]123。因此，消费社会视域下，商品化、利润化成为红色经典的一种生存方式，满足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娱乐性、效益性和时尚性方面的需要，成为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一个必然趋势。诚然，将大众化和通俗化，与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结合，使得“红色经典对现代理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转换、改造和普及无疑是相当成功的，这对于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解决民族化、本土化问题仍具深意”[3]。例如，近年来的一批具有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红色经典“大片”：《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开国大典》、《大决战——平津战役》、《鸦片战争》、《建党伟业》等，在创作上取得了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既体现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时代人物叙事的艺术魅力，又弘扬了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电视和网络成为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工具，对多样化、通俗化的文化消费品的需求更为迫切，主旋律主导的文化市场和革命历史记忆的情结，使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再次引领风骚，成为了消费指数较高的流行文化产品。尤其是将现代高科技运用于历史叙事的红色经典改编，更提升了梦幻艺术和时尚审美的效果，达到了现代化叙事艺术的新境界。如《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日》、《红岩》、《延安颂》、《铁道游击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和《亮剑》等，这些红色经典的再次改编热播，其内含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对当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意义弥足珍贵。

二、对“无节制改编”与“过度商业炒作”现象的反思

1.无节制地改编，搞乱人的历史观

众所周知，红色经典是20世纪“救中国、发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艺术结合的文化产物，其真实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精神风貌，发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具有中国先进文化的经典品格，更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所谓“史以载道”，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读史、知史、明史、用史”的民族传统，梁启超说过：历史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红色经典虽然不是历史学或历史教科书，但始终来源于中国革命历史，改编与再创作都不能背离历史而成为抽象艺术产品，或是单纯的消费商品。时下消费主义思潮波及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一些人对红色革命历史和民族英雄缺乏敬畏之情，在市场收视率与商业利润意识的驱动下，对红色经典原著毫无节制地进行改编、杜撰与虚构，甚至逾越了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改编应该坚持的严肃态度和实事求是原则的底线;如对抗日战争历史题材改编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八路军、武工队与日本侵略者激烈战斗的场面，大量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制造出枪林弹雨场面，给人以身处现代化战争的视觉冲击，一些所谓“抗日神剧”更是莫名其妙、神乎其神，炮制者无节制地编造历史情节，搞乱人们的历史观;在《红色娘子军》、《沙家浜》、《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中，一贯以来被群众公认的、历史上影响重大的英雄人物，由于要迎合时下一些“无厘头”、“猎奇者”的癖好，被无节制地改编和歪曲，将英雄人物鄙俗化，根本背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提出“史有生命”的思想，认为历史的生命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生命体现，“生生不息”的历史生命，“而有生命的历史(即民族历史精神)则能由过去穿透现在直达将来”[4]，红色经典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生生不息”的百年中国革命与建设、战争与和平凝聚成的民族精神，这是影响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我们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无数的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一条红色的历史脉搏将祖国的昨天与今天相连，历史精神在新时代赋予了新的蕴意：即爱党、爱国、奉献和创新，这是现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心声，也是当代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只有尊重历史，红色经典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才能生生不息，才无愧于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经典代表。与消费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消费文化商品，其价值本身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愉悦和心理快感，避免不了市场化、大众化和世俗化，但是，红色经典不是单纯的消费文化商品，更是“我们国家、民族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的共识，英雄人物体现出的价值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5]。因此，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象征，决不能等同于娱乐商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最敬仰和最尊重的民族英雄，最值得珍惜和守护的历史记忆，这对于建构当代人的历史认知与历史伦理影响重大，对于红色经典影视的改编必须是有原则、有节制，历史事实的正义性和伦理性原则是毋庸置疑的。

2.过度的商业炒作，误导人的价值观

消费文化是物质消费文化和精神消费文化的总和，受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习惯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红色经典本质上不是物化消费品，而是一种特殊意义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特殊意义在于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性，承载着当代中国社会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正如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指出：“‘红色’是指流贯在作品血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想风貌;‘经典’是指投注在艺术创作中的深厚功底，对丰富广阔的现实生活真实、深刻的体验和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受到西方消费价值观的影响，商业炒作主导了文化消费市场，红色影视作品的改编与炒作如影随形，以博取收视率和追求商业利润为价值取向，消费者不自觉地被商业炒作者的消费意识和价值观念所操控，以至于销蚀了红色年代历经磨砺所铸成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陷入消费主义的迷失。

基于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的需要，红色经典改编成影视剧的目的，以追求文化消费市场的高收视、高回报、高效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以大众的接受度、认同度为前提，必须以根本满足消费大众的愉悦精神、启迪心智和陶冶情操的需要作为社会尺度。近年来，大多数红色经典作品的改编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将典型历史题材、英雄的传奇性和生活人性化有机融合，达到大众化、商业化和红色化的效果，弘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恰同学少年》、《我的团长我的团》、《历史的天空》，还有属于红色经典当代延续的《狼毒花》，《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获得社会轰动效应。

不过，当制片商将红色经典当作单纯的消费商品时，红色经典的价值就是市场、利润、商品、效益的总和。一些文化商人常常以商业目的、商业手段改编影视剧和制造卖点来炒作，以“躲避崇高”走向世俗的名义“过度炒作”为改编原著开路，解构了原有作品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伦理，使红色经典“没有了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6]。例如，《苦菜花》、《芦荡火种》等改编和推销，借助以大众传媒将媚俗、庸俗作为卖点大肆炒作，不顾误导大众、歪曲原著的后果，贬损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英雄，消解了红色经典蕴含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污染大众文化消费市场。

由于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极大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牵引着消费文化市场的运行和发展。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必须坚守和弘扬的，而红色经典内蕴的20世纪“救中国、发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流贯着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是不应该、不允许被商品化的，经典的改编者应该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历史意识，要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去塑造人物、重叙历史，在文化消费、市场规律和文化建设之间找到合理的支撑点。

事实上，红色经典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所洋溢的对信念的坚守，以及英雄气慨、爱国情怀、集体主义意识和勇于献身精神等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以社会或时代变迁而彻底改变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市场化、商业化的消费社会语境下，发挥红色经典的思想引领和历史教育的教育价值，既是对中国优良的精神文化遗产的传承，又是对文学价值的激活与创新，是对当代青年人的精神文化匮乏、经典缺失的一种珍贵补偿，同时，对提高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无疑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消费社会的大众消费文化转型，红色经典历史题材改编与现代题材的影视创作，将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现实的挑战，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保持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先进性，需要文化产业和大众群体，理性和自觉地应对多元价值观、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信念决不动摇。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D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com..[2004-05-31].

[2][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

[3]崔荣.重话20世纪“红色经典”[J].小说评论，2003，(2).

[4]陈勇.略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J].史学理论研究，1994，(2).

[5]吴晗.谈历史剧[N].文汇报，1960-12-25.

[6]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DB/OL].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2004-04-09].

(责任编辑：姚 丽)

作者：邓秋萍

第二篇：“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文化价值

主持人：丛新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宁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参与人：李丽、程雅南、王静、毛金灿、韩金男、王昊、鞠啸程、董映雪、马久久、路文琦、潘晓瑶、祝宇燕、

李春晓、杨玉馨、赵霄彤等

时 间：2021年12月4日下午2：00—6：00

地 点：山东省莫言文学研究资料馆

丛新强：今天举办的“研究生论坛”，加上了“第1期”的后缀，其中就蕴含着想要长期做下去，甚至做成品牌的打算，目标挺远大，但具体实践如何，还要靠大家涓滴之力的汇聚。为什么要在研究生基本的教学体系之外再开设学术论坛，我的想法主要有三点。一是师者的责任。今日的高校文科评价体系总体而言是重教师个人科研而轻教育教学的，这背离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说古训，也与“教学相长”的历史经验不合。成立一个连续性、周期性的研究生论坛，正是为了激活学生的科研潜力与表达能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可以避免大家独学中“孤陋寡闻”的困境，之后如果再办下去，我们会试着扩大队伍，邀请更多高校、更多院系的研究生参与;二是师道的传承。二十年前，贺立华教授以《青年思想家》杂志为阵地，广泛发动在读研究生进入当代文学的现场，即时评论，即席发表，特别是当年对朱兰芝新作《寒风竹》的研讨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客观上促进了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成长;三是时代的要求。大家身处象牙之塔，要想把一己读书的心得体会融合到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中文系师生应该主动“走出来”，回馈社会。论坛第一期主题选择“红色经典”的旨归就落在此处，因为阅读“红色经典”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它也是我们在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时绕不开的，同时也是社会各行各业都会谈到的话题，因此值得作为一个文化课题来研讨。

宁明：我的观点和丛老师近似。在学校里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并没有很充分，那么到了写作学位论文的时候，学生就大多选择模仿既有研究成果的思路和体例去处理自己的论题，但是现有成果并不总是有值得借鉴的价值，其中百分六七十的英文摘要写作都是错的。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就只有模仿，但模仿的很多都是错误的范例。只有发动学生多亲身参加学术活动，早一点写作自己的发言和论文，才会形成原创性的科研能力同时提升对既有成果的鉴别能力。另外，我们学外语的学生因为有语言的大关需要攻破，和学中文的学生相比，我们阅读文学的视野会窄化一些，而且研究文学的方法也和中文系的很不一样，希望能够借此开拓眼界、交流经验。

一、“红色经典”：历史与当下

王静：“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沦为尘封的历史记忆，而是随时代发展不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可以说，“红色经典”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

一方面，“红色经典”作家是与历史最近的人。因为时代的特殊性，他们深入生活，与当时代的人与事近距离接触，获得更深的感悟。“十七年”作家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生活体验是他们创作的重要资源。如罗广斌、杨益言亲历了“渣滓洞”“白公馆”的残酷生活，是幸存者和见证人;梁斌亲历或耳闻目睹了“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离)运动”;《林海雪原》以作者自身的剿匪经历为原型……《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曾经表达自己的创作情感：“这粗略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或许现在看来，他们的自白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发自内心的真诚声音，是“十七年”作家们最普遍的情感心理和创作动机。“十七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其他时代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另一方面，“红色经典”有着广泛的受众群。“红色经典”无论是在“十七年”时期还是在当下，都有广泛的受众群。一部文学作品如何才能算获得了成功?文学社会学认为“成功的作品必须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看法，而它的发行量及成功的延续时间，均依赖于他的读者阶层的容量”。首先，它们在出版初期即赢得了读者的广泛阅读。这是因为“红色经典”的创作均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思想感情都要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也就是说作品的创作要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于是大众读者的口味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威性”。例如，1958年《青春之歌》一出版，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到1958年6月，《青春之歌》已印刷了39万册。童庆炳指出，在当时“一体化”的文学环境中，《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仅是由于它所全力张扬的阶级感情和理想主义冲动，而且更是由于它所全力压抑和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式情调”。原因并不复杂：林道静的这些“情调”就根植在千百万普通男女的本性中。这就是说，《青春之歌》迎合了读者的审美趣味，这才是它能够取得轰动效应的原因，因此，“红色经典”与大众文化的某些特点并不是绝缘的，在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当下性”。

韩金男：要探讨“红色经典”文学在当代的文化价值，就不得不先追溯“红色”“经典”“红色经典”这三个关键名词的内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红色”在政治革命中的含义便逐步丰富了，最开始“红色”不叫“红色”，而是叫“赤色”，“红色”一词，准确来讲应该在“红军”一词诞生之后;另外，对于“經典”的表述历来也是争论不休的，总体而言，经典一定是有一个逐步走向经典的过程的，市场经济、是不是长篇、社会影响力都可以成为经典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但是一部作品要想作为经典从历史中显现，而不是被遮蔽，就必须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作品的深度广度自然是不用说，很多都是主题宏大且内容深邃的作品;其次是创新性，它一定有着与过去作品不同的独到之处;再就是它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以做到历久弥新。“一般来说，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建构是人为的，淘汰却是自然的;‘加法’是偶然的，‘减法’却是必然的。因此经典化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将“红色”与“经典”结合来谈“红色经典”可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盘叫《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开始说起，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色经典丛书”面世，则正式宣告了“红色经典”这个专有名词的诞生。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提到《创业史》。《创业史》的重提唤醒了人民的革命记忆，也激活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的当代阐释空间。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其中就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而利用“红色经典”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当下我们追忆“红色经典”的过程中，有时候并没有沉浸式地阅读作品，只是泛化地了解概念，去了解一些革命精神话语，实则并没有真正的走向作品、走进作品。大部分“红色经典”都是亲历者的写作，而我们作为当代的读者，如何发掘这些亲历者写作的当代文化价值呢?我们没有亲历历史，与20世纪50年代、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有着时代的距离感，同时我们与作家也有距离。无论我们从文学抑或是社会学角度去解读“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我们发现经典的价值不单单是因为作品本身，而且是由于作品在多层次的历史语境中与各种话语之间构成了彼此对应的关系，在作品进入当代语境后生发出的一连串社会意义。

因此，在当下，“距离感”是我们重读“红色经典”、发现经典的当代文化价值的重要因素。当我们与时代、与作家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的时候，这种距离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去研究、去客观地看待问题，看待经典作品是如何被经典化的。由此，“红色经典”的当代阐释有着无限的可能，“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还远未完成。

马久久：“红色经典”的作者群，不乏一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作者，如曲波，如罗广斌和杨益言，他们的出现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垄断创作的格局，这虽然是在工农兵方向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并且这个倡导也有很多問题，但是客观上来讲也确实为文学创作引入了新的血液，我们可以更加系统地去研究他们的特殊身份为“红色经典”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在文学生产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红色经典”不仅有文学价值，还有文化价值。虽然相对于传统剧目，样板戏和“红色经典”改编的剧目受到冷遇，但是也有一个现象是，青年群体面对“红色经典”，起初有一种因为浓厚政治色彩而生的一种抵抗和拒绝，但当真正欣赏过了这些文学作品和戏剧剧目之后，之前的观点又会有所改观。这个现象也是当下文学生活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可以做相关的社会学调查，调查一下当下青年对“红色经典”的初步印象，为什么不喜欢，再到有一定的接受之后对它的印象又是怎样的，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以及这两种观念发生的机制，或许可以作为描述当下文学生活的一个侧面。

鞠啸程：在大力提倡阅读“红色经典”的背景下，同龄人不读、误读的情况同样值得重视，兹引身边四人为例。A是理工科出身的历史迷，以研究纳粹德国军事史和苏联国史为乐，闪击战的华丽果断与苏联笑话的荒谬偏执是他业余生活的两大乐趣，这样一个爱好当代历史的人，为何对同样充满枪林弹雨和社会主义实验的中国当代历史不感兴趣?B是崇拜历史学家秦晖的自由主义者，他深入领会了秦晖严划“群己权界”的分析方法，因此拒绝一切宏大叙事，“红色经典”自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C是先秦文学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之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红色经典”与宣传材料的阅读无关，是个人发现的结果，他发现虽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都已经部分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但考古学界仍坚持以阶级方法考察上古人类遗迹并取得了有效成果，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D是不关心时政的宋明文学硕士，她与朋友一起观看了经典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但她并不太能共情靳开来的悲惨经历，这显然与电影主创者的意图不符，她认为靳开来因为爱发牢骚而耽误升迁是不识时务的行为，行事的不守法度也间接祸害了身后的孤儿寡母，是不值得效仿的对象，与他相比，将门之后的小北京更令人同情。综上，“红色经典”的重读与推广是一个方法，但如何立足当代语境重新发扬红色经典背后的红色精神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综合的考量。

祝宇燕：在当下，红色文学同样具有很强的塑造政治意识的作用。这些“红色经典”作品中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感染、影响了几代受众，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某种“政治无意识”，由此而形成的“颂歌模式”亦是时代文化心理的投射。通过政治权力确立起来的红色文学经典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其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倡导。

同时，“红色经典”是“战争文化规范”的小说。陈思和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在分析吴强的《红日》时特别强调：“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红日》展现了这种气势宏伟的史诗风格，同时也不乏战争书写中的“日常叙事”，因为它的关注视野已经非常明显地溢出了战争的范围，以相当大的篇幅旁涉了包括爱情在内的日常生活，而且作品大量借鉴了古典小说的写作套路。它们以离奇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紧紧抓住了读者，即使放在当代也具有不俗的文学价值和史学意义。陈思和在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指出“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的直接关系”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在政治教化的修辞之下，我们除了能感受革命年代中的战火硝烟，更能体会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性格。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非正即邪的极端化叙述，好人不是绝对的好，坏人亦非绝对的坏。《红日》塑造了“猛张飞”式的团长刘胜这一传统英雄形象，也塑造了有缺点的、成长中的英雄形象。

连长石东根是作者另一个着墨较多，很有自己特点的人物形象，他在整部作品中没有过多的柔情的表现，但他的不羁和英勇给读者留些了很深的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让我想到当下提倡的阳刚之气，而评判一个男生是否“阳刚”的标准，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懂得承担责任和践行承诺的重要性，从这些“红色经典”中或许人们可以重温先辈的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

王昊：我的话题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中间人物”。浩然的小说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境遇有非常大的落差。之前是登峰造极、炙手可热，《艳阳天》里写到的社会主义时代培育出来的“完人”形象，到了八十年代“新启蒙”之后，“超英雄”的想象则被揭示出了它“超现实”的一面。

而中间人物则能体现出较完整的人性，我在阅读“红色经典”后印象深刻的全是“中间人物”，“高大全”的形象反而都记不清了。以赵树理《三里湾》为例，其中的中间人物如“常有理”“惹不起”，他们的胡搅蛮缠可以理解为，当“庙堂”对“民间”过度索求之后，“民间”自下而上发起的一种朴实的反弹。如陈思和老师所说，话语体系在“十七年”之中其实是一分为三的，一是官方意识形态，二是知识分子的话语，三是民间的话语形态。我认为知识分子在不停地受到规训之后反而会用一种民间的形式表达自己。“中间人物”的那些被大家一笑置之的行为，如倒买倒卖、雇佣小工，在那个年代都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对人性的正常书写吧。

二、“红色经典”的学术进路

毛金灿：“红色经典”对于50—70年代文学乃至对当下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为由国家力量推广的经典化作品，它们对于我们的影响和后世文学经验的借鉴都有典范意义。经过梳理研究现状，我发现学界目前有四种代表性的研究范式：第一，90年代的“再解读”思潮，1993年唐小兵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是解构“红色经典”的代表作，他们是以文本细读和解构主义的姿态去打破“十七年”时期的体制化叙事，揭示其历史叙述中政治与人性的裂缝。但是他们运用海外学者方法来解构当代文学，研究路径还是能看得出隔膜的。第二，世纪之交，洪子诚等学者仍将“红色经典”放在文学“一体化”的格局中阐释。其中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是从文学本体的角度，阐释了“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他提出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就在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和宏大的史诗品格。第三，文化研究的路径，例如探讨“红色经典”的生产机制问题，力求探索“红色经典”建构的历史过程。代表性的有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通过呈现具体的历史材料，展现《红岩》产生、发展和建构的历史过程。第四，文本研究的路径，比如张清华《“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张清华提出寻找“红色经典”中的“传统隐性结构”，进而梳理红色叙事的小说母题与传统叙事结构之间形形色色的改装关系。这几种研究思路各有偏重，从文学传统的角度出发我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红色经典”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叙事传统，蕴含着属于中国传统的本土化的叙事方式。当代作家的中坚力量无不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莫言曾几度在创作谈中提及《苦菜花》等小说对其创作的影响。“红色经典”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潜在地构成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方式。“红色经典”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打造中国叙事、中国话语的值得借鉴的叙事模式。我们可以进行叙事研究，梳理“红色经典”的叙事传统，综合运用文本细读、叙事学、文化诗学等方法，尝试发掘“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红色传统”，是如何影响后世文学的建构与发展的，这也许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學术增长点，去重新发掘“红色经典”的当代文化价值。

王昊：另外，国外的研究视角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从社会、文化角度宏观地把握十七年文学的起因，以及十七年文学中间的政治运动，将运动与文学结合起来分析也是我以后打算用功的研究领域。英语文献对苏俄与中方的关系的考察也引人注意，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过类似的研究，借助海外发现的资料重新梳理中苏关系的脉络。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红色经典”的文学标准与苏联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研究“红色经典”不能忽视苏联的影响。

李春晓：我的主题是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价值。作为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盛极一时，以及在90年代末再度走红，影响中国文坛几十年的存在，“红色经典”文学对当代社会、当代艺术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红色经典”文学存在创作模式化、情节浮于表面、人物过于理想化等问题，其文学性和审美性相对受限。但是，作为经典文本，“红色经典”文学的价值远不止审美内涵，它具有其他文学书写所不具备的时代性。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红色经典”文学对当代文化的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参考价值。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强调历史和文本之间的一种互通互补、共同建构的关系，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作为其批评实践的主要立足点，为重新解读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审视“红色经典”文学，其价值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其一，“红色经典”文学具有历史物质性，可以与历史文本形成互文;其二，“红色经典”文学主动担负了建构历史的责任;其三，“红色经典”文本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单数的历史复数化，具有历史叙事不可替代的价值。

首先，新历史主义十分强调“文本的历史性”，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所有的书写和阅读形式(包括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乃至社会大文本)的历史具体性与物质性;文本并非是一个超历史的审美客体，而是特定时代的历史、阶级、权力，以及文化等语境的产物”。任何文学都不可能脱离它所诞生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如此。正如阎浩岗所说：“以亲历之事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是绝大部分‘红色经典’作者的共同特征。”“红色经典”文学的这种写实性，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历史叙事形成互文。对于读者来说，“红色经典”文学虽然描写的是过去几十年间的事情，但是其浓重的历史气息，可以瞬间消弭历史距离，带读者回到历史现场，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

其次，与其他文学文本相比，“红色经典”文学的历史性不仅体现在它对历史的还原和反映，更体现在其建构历史的特殊使命上。“红色经典”文学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中国文化史上“文以载道”的主张，积极、主动地承担着建构历史的重任，具有其他文学文本不可比拟的历史性。它诞生于中国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建构历史的重任，即将中国革命的实践审美化。正如杨经建教授所说，中国革命与传统社会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行的双重决裂使它“要重新建构自身的历史以及现实的合法性”。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通过讲述‘革命历史’来提供新的现实秩序赖以成立的合法性资源，解决‘革命’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红色经典’中的‘农村题材’创作则回答了‘革命’向哪里去的问题。” 如果按时间顺序梳理“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就可以得到一部中国革命实践史，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和农业合作社，“红色经典”文学谱写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

最后，作为文学书写，“红色经典”又与普通历史叙事有所不同，它具有历史叙事不可替代的价值。“红色经典”文学的历史性更多在于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单数的历史复数化，将小人物的命运和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纳入自己的描写范围。历史叙事往往是宏大的，细小的人、事、物往往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且历史也不承担情感叙述的责任。文学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叙事的缺陷，文学是特定时代的事实和作者想象的产物，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相比，文学叙事更加关注具体的人事物，淹没在宏观历史叙事的人事物可以在文学中找到存在的身影。“红色经典”文学十分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对于小人物的刻画和乡土社会的关注，农民是作品的主角，在乡土社会日益遭遇危机的今天，回头看“红色经典”文学对于农民和乡土的关注，具有别样价值。而且得益于“红色经典”文学作家与农村的深厚联系，他们笔下的小人物往往栩栩如生，对于大变革时期的农村风貌的刻画也颇具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红色经典”文学就像一幅幅乡土风俗画，为后世读者保留了特殊年代的特殊历史。

总而言之，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发掘，“红色经典”文学历久弥新，永不过时。无论是文本本身所具备的历史性还是它对历史的主动建构，都体现了“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历史价值。而且，作为文学叙事，“红色经典”文学担任了历史叙事所不具备的功能，将宏大历史的细枝末节纳入到了自己的叙事中，为读者呈现了更加丰富的历史。在快速发展的当下，读一点“红色经典”对重温历史、了解过去具有重要意义。

三、“红色经典”的改编、译介与传播

董映雪：近年来，对于“红色经典”文学的影视改编层出不穷，“红色”亦是文化产业的主色调。相关平台的一项用户画像分析数据显示，由“红色经典”文学改编而来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其受众就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确立经典性，得益于其广泛的读者和普遍的影响力，而现在的改编情况又可以说明，这一优势被保留、发展了下来，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开始了对“红色经典”文学的阅读与接受，在新时代重新了解文学作品中的革命历史、革命思想，并结合自身实际来把握人物形象、感悟人文情怀。其次，“红色经典”文学符合当下强调集体记忆、民族记忆的要求。按照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理论，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我们的记忆与所处的环境、集体、社会息息相关，集体的记忆影响个体的记忆。在“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为价值导向的当下，“红色经典”文学能够通过唤起父辈、祖辈的文学记忆，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更多的青年读者，重提、重述革命历史，能起到建构革命历史与爱国主义记忆架构的作用。这也是“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借由其历史观照和文学接受，将过去的文学记忆、当下的文学解读和对未来的文学创作串联一起，形成文学接受层面上的民族共识、民族共性的特点所在。

“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文化价值，源于革命的历史性、广泛的阅读接受和经过历史筛选、传承的文学价值。而這些在当下来看不仅没有过时，甚至有形成新热潮的趋势。因而，“红色经典”文学作为一种经典化、革命化、大众化的文学，作为一种主流的文学话语和重要的精神资源，其当代文化价值依然是丰富的、生命力依然是旺盛的。“红色经典”的经典性仍将长期存在，对于我们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从事面向大众的书写实践有启发作用，也对当下如何发现“经典”、确立“经典”提供了借鉴意义。

王静：埃斯卡皮曾提出“创造性背叛”的概念，他认为不能把作品最初的成功同它后来的成功(超越了社会、空间和时间障碍，并在不同于原来读者的另一些读者中取得这种成功)混为一谈。读者在一部先前业已获得成功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想找到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非是作者想写成的或是根本不想写的。这就是读者对作者意图的背叛。那么，今天的影视剧改编则可以看作对文学创作的背叛，那是因为影视改编将作品置于一个陌生的参照体系里;另外，影视改编也可以看成是作品的二次“创造”，“因为它赋予作品一副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例如，《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目前有2004年2017年两版，甚至今年还被翻拍成了动画片。改编后的作品，爱情线更加明显，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作品能够人性化和世俗化。为什么《林海雪原》多次被改编?“红色经典”的改编是时代的需要，一方面，改编后的内容贴近时代迎合观众，能够满足一部分观众;另一方面，尤其能够满足当前那些在“红色经典”影响下成长的中老年观众，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其成长的精神记忆。“红色经典”的改编现象，使之获得长久而广泛的传承。

尽管“红色经典”也存在着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如对英雄人物的神化，对日常世俗情感的批判与否定。但“红色经典”作为“十七年”时期的精神产物，蕴含了当时代的美好理想和坚持，而这些作为一种革命年代的文化遗产，无疑在市场化的时代中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潘晓瑶：“红色经典”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在日本的传播为例，这部小说一开始吸引日本读者是因为其同名改编电影《红高粱》的热映。由张艺谋执导，于1988年上映的电影《红高粱》横扫国内外各大奖项，不仅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摄影奖、音乐奖、录音奖;第11届百花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还斩获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也是亚洲电影第一次获得该奖项。之后，由日本文教大学文学部的白井启介教授担任日语字幕翻译，于1989年1月27日在日本上映。电影中美轮美奂的视觉画面、崭新的故事讲述方法，令日本观众十分惊叹，莫言也因此在日本声名鹊起。在某种意义上说，莫言在日本广为人知，最初是因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身份。电影的急速传播，对莫言作品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电影上映之后的第二年，即1989年4月，日本德间书店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6》中就收录了井口晃翻译的《红高粱家族》前两篇(《红高粱》和《高粱酒》);1990年10月，《现代中国文学选集12》又收录了井口晃翻译的后三篇(《狗道》《高粱殡》《奇死》)。2003年和2013年岩波现代文库又相继再版，推出了《红高粱》日译版的文库本，总印刷数达到了36000多册。

通过检索日本CINII和国立国会图书馆等论文网站发现，虽然日本关于莫言的研究论文很多，但是关于小说《红高粱》的论文却很少。在一定程度上，电影的传播速度远大于文学自身的传播速度，所以日本观众是从电影开始才认识了莫言，认识了小说《红高粱》。电影忠实地传达了小说的精神内核，那么，分析日本观众对于电影《红高粱》的評价或许也能让我们从侧面窥探到日本观众对于《红高粱》小说可能有的态度。从收集到的124条日本观众对于电影《红高粱》的评价来看，约30%的日本观众对电影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日军相关情节上，其中大部分日本观众认为影片中关于日军的描写“难以置信”“过于极端”“容易招致误解”“画蛇添足”“不愉快”“令人扫兴”“日语奇怪”等。同时有少数观众认为通过该影片可以“认识中国思想，窥见艺术性和政治性”“反思战争”。由此可见，像《红高粱》这类小说改变成电影后，因为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不同，在日本的传播遭遇阻碍。除此之外，日本一般观众对于电影《红高粱》的另一大关注点就在于篇名所点出的“红”上，认为“红”是“切肤之痛”“注入了历史和感情”“复仇的象征”“热烈”“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等等。

从日本观众对于《红高粱》改编电影的评价可以看出，中国的“红色经典”文学在海外传播会受限于题材、意识形态等，要想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但是“红色经典”文学中所承载的舍己为人、保家卫国、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等精神是我们在新时期必须发扬光大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带有一种共情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真实地向世界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中国历史，让中国的“红色经典”文学中的精神价值不仅在中国重新焕发生命活力，也能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红色经典”文学、了解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

杨玉馨：我来谈谈“红色经典”在译介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红色经典”正式地向西方传播，经常被改编成舞台剧和影视作品，习近平总书记也主张要讲好“中国故事”，文学文化的传播少不了政府力量的推动，一方面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让西方了解当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中国故事”是什么呢?即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的中国。有不少“红色经典”已经有了多种的译本了，从不同角度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之前的译本带有当时的定位与认识，而现在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就会有新的译本，继续向国外传递新的中国意识和中国面貌。

至于翻译的方法，从前是作品的直接翻译，现在是翻译家的“译写”。以前是原文怎么说怎么写，译文也要照搬。但如今在“译写”的翻译态度下，翻译家会对原著进行改写，插入西方的认知思维，因为西方对我们的认识远远比不上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因此我们现在格外注意“译写”方式的运用，而且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比如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他就重写了《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西方对我们有刻板的印象，因此接受起我们的作品也有很多困难。其实我们的“译写”就是换一种方式让中国的东西更好地被西方接受。如果把中国的东西比作樱桃，我们的译写就是把樱桃裹上一层巧克力外衣，让西方人更好地接受，这是初期。后来当西方对我们形成一定了解之后，我们的翻译可以再把这个外衣去掉，从而更准确、更原汁原味地传播中国文化。

作者：丛新强 等

第三篇：红色经典电影中英雄形象在新世纪的银幕演化与文化探索

内容提要：红色经典电影塑造了董存瑞、张志坚、李向阳、洪常青等令人耳熟能详的英雄形象，他们不仅建立起了一套崭新的视觉体系和审美逻辑，更重要的是其流淌着的红色血脉与红色基因使社会凝聚成极具时代文化认同感的整体。21世纪以来，《金刚川》《八佰》《战狼》《攀登者》《中国机长》等主流电影中出现“中国式英雄”，他们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正是红色经典中英雄形象的精神品质与审美意识的时代传承与延续，同时在应对受众审美、技术驱动和票房市场等因素时做出了“中国式的调校”。因此，新世纪的银幕英雄以红色经典电影中英雄形象为圆心，辐射演化出三类英雄形象面孔。通过对英雄形象的银幕演化轨迹与类型梳理，不仅勾连起了红色经典电影与新世纪电影之间的对话，更挖掘了英雄形象演变的文化逻辑与当代价值。

关键词：红色经典 英雄形象 银幕演化 文化逻辑

關于“红色经典”概念最先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一说法最初起源于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色经典丛书”①，这套书重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小说，所以狭义的“红色经典”概念定格在这一时期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八部小说)。“红色经典”广义的概念在时间维度和内容范围上进行了扩充，将1942年后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典范性文艺作品都纳入其中，包括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具体指“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洪子诚)”。因此，本文也将以此作为依据从广义上理解“红色经典电影”的概念界定，影片中的英雄形象所作为时代的镜像，见证了新中国文艺创作、艺术观念和艺术形象的裂变;蕴含的红色基因，契合了民众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渴求。时隔几十年，在新世纪的主流电影中出现了少剑波(《智取威虎山》)、冷锋(《战狼》)、方五洲(《攀登者》)等英雄形象，他们正是由红色经典电影英雄形象演变而来，并代表了三种演化方式与类型：一是革命英雄的返场，即由红色经典电影翻拍后呈现出的革命英雄(如《智取威虎山》翻拍《林海雪原》);二是孤胆英雄的登场，以回应历史或现实事件，展现强国梦的孤胆英雄(如《八佰》《红海行动》等);三是日常英雄的再塑，英雄形象外延扩大(如《烈火英雄》《我和我的祖国》等)，这些形象建立起了关于英雄的现代视觉表征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与红色经典电影英雄所连接的核心话语和红色血脉保持一致，其背后潜藏的深层文化逻辑和审美文化基因并没有改变，这一现象不仅显示了红色经典强大的生命力，更彰显了其在视觉时代的回响，英雄形象具有延续性与动态性，不断以更多元的形式和面貌回应时代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因此，对于红色经典电影的英雄形象演变进行梳理，挖掘其内在演化规律，进而钩沉雄形象银幕衍进的多种形态，对于重识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激荡”：消费怀旧下革命英雄的银幕返场

红色经典作为一整套关于革命话语体系的实践，不仅回顾了波澜壮阔的战争斗争历史，还证明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新中国的文艺政策明确提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②，英雄人物则承担起了将革命历史经典化的使命，英雄话语纳入国家话语中。进入21世纪，迎来了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其中既包括电影，也包括电视剧、戏剧等艺术形式，就电影改编而言，革命英雄既延续了红色经典中“卡里斯马”式人物的崇高性，又同时附着了消费时代下的集体怀旧情绪。全明星阵容的银幕英雄既是革命时代英雄的返场，也是消费时代英雄的登场。

新世纪伊始，张艺谋的《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大片在这里指的是“包括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营销等在内的超大规模的电影作品生产与消费行为集合体。”③大片景观到来的内在动力不仅源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转型，更在与市场驱动下电影商业性的加码和消费时代下受众对电影娱乐性需求的提升，银幕上呈现的饕餮视觉盛宴涵盖了各个类型的影片，其中就包括红色经典电影。大片中的革命英雄一方面来自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如徐克将《林海雪原》改编为3D版的《智取威虎山》，《铁道游击队》改编成的《铁道飞虎》;另一方面则来自献礼片中的英雄，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金刚川》《八佰》《悬崖之上》《1921》等。这些英雄都继承了红色经典中“卡里斯马”式的人物内涵和指向性，“‘卡里斯马’(Charisma)一词，借自西方当代社会学。它原是早期基督教语汇，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本义为神圣的天赋(因蒙受神恩而获得的天赋)，指有神助的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964-1920)全面扩展了它的含义，用它指在社会各行业中具有原创性、富于神圣感召力的人物的特殊品质。”④，但在消费时代里又将明星策略发挥到极致，不仅赋予了英雄人物青春化和年轻态的审美品格，还将英雄的“神性”进行祛魅化处理，回归真实鲜活的人性，这正是红色英雄银幕演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革命英雄在大片中重返银幕其主要路径就是明星策略的年轻化表达。明星制在20世纪作为好莱坞电影产业运作的重要体制支柱之一，“是保障明星持续存在、能够持续制造影响力并不断挖掘明星、让明星不断产生价值的一套经验法则和经济法则。”⑤明星的商业价值已得到广泛印证，甚至成了票房了的重要保障，2009年《建国大业》开启了国内大片“数星星”的模式，共有172位明星参与，其中83位是一线演员，银幕上的革命英雄更是全部由明星饰演，随后2011年《建党伟业》也以相似的明星阵容为建党九十周年献礼，这不仅打破了以往特型演员出演伟人的惯例，同时还具有青春化的审美倾向。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领袖形象逐步在电影中出现，对其要求主要是演员外部形态与领袖真实样貌的“相似性”上，通过化妆等技术达到“神似”，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并未充分重视;表演上则力求还原伟人的真实生平状态，演员个人的气质和个性等特征要隐匿起来。20世纪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主要有于是之、古月、李学志、韩适和唐国强等人，1978年古月被叶剑英元帅亲自圈定为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从影27年间在84部影视作品中出演毛泽东，代表作品有《开国大典》《大决战》等，成了扮演次数最多的演员。但特型演员在当时也很少有饰演其他角色的机会，被角色赋予光环的同时也被禁锢住了。然而《建党伟业》中的毛泽东则大胆启用非特型演员年轻的刘烨饰演，杨开慧由李沁饰演，伟人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威严形象，他与杨开慧的感情戏甚至作为了全片主线贯穿，上演的浪漫桥段被很多80后和90后观众津津乐道，同时也让他们接受和认同他们的革命信仰。《建党伟业》中韩庚(饰演邓小平)、井柏然(饰演谢绍敏)、杨洋(饰演杨开智)，《建军大业》中张艺兴(饰演卢德铭)、刘昊然(饰演粟裕)、李易峰(饰演何长工)等被打造成红色偶像，年轻化的明星群像带来了认同效应，即明星“扮演的角色与其本人的个性特征糅合在一起，是一个被媒体和观众建构出来的形象。”⑥在红色偶像、革命英雄和观众三者之间，分别通过三次投射完成了卡里斯马人物内涵和意识形态的询唤，首先是演员把自己投射于饰演角色上，其次是观众将自己投射于对演员，最后才是观众对演员所饰演角色的认同。而年轻明星偶像无疑对角色认同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想象与衔接作用，正如“关于什么是‘形象’，按照我的理解，不只是视觉符号，而更是视觉、话语和声音这三种符号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既可构成总体明星的共通形式，也可构成特定明星的一般形象。它不仅呈现于影片，又呈现于所有媒体文本。”⑦年轻态的明星策略有效锁定住了年轻观众，根据数字显示“《1921》的关注人群画像中30岁以下的青年与青少年占总体人数的72.2%。”⑧其中的人物也定格在早期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和满怀信心的形象，他们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与主体观众的年龄切合，将革命英雄塑造成当代年轻人的理想领跑者。

英雄形象在新世纪的银幕演化还在于将日常伦理重新上位，小人物英雄叙事成为主流。“十七年”时期展现的成长型英雄有董存瑞(《董存瑞》)、张志坚(《钢铁战士》)、李向阳(《平原游击队》)、吴琼花(《红色娘子军》)、高传宝(《地道战》)等，他们在党的引路人下完成思想的提升与改造，而《金刚川》《八佰》等片中的英雄则是小人物英雄在不断与战友经历挫折时将自己的革命激情和理想全面释放。张飞在《金刚川》中出场的人物特色就是一个细心谨慎但又缺少胆识的战士，他时长表现出磨叽和唯唯诺诺，受到班长老关的打压，二人在平日里经常会斗嘴，张飞会被老关怼道：“张飞呀，张飞!张翼德在国人心中是何等的高大威猛!俺就纳闷了，当初你爹娘是怎么想的，咋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张飞的形象典型地聚集了平民阶层的特点，在建构时具有明显的“在能力和智力上比我们低劣，从而使我们对其受奴役、遭挫折或荒唐可笑的情况有一种轻蔑的感受”。⑨但是随着叙事进程的推进，逐渐释放出不平凡的成长能量，张飞对战略战术十分擅长，最后老关没有听取他的建议而牺牲，更激发了张飞对战友、对革命、对理想的勇敢追求，也更诠释了“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人物形象被多层次建构，有与班长怒怼的不羁、送出烟叶的隐忍、掩埋尸体的悲伤、阵地对决的坚毅，完成了张飞从“心理的懦弱”到“行动的果决”再到“信仰的坚定”，完成了个体人格的成长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升华，最大限度地消弭了英雄走向“神化”，也实现了社会主导话语与大众审美趣味的会通。

无论是明星制度的迭代与更新，致力于打造年轻化的红色偶像，还是小人物英雄的平凡与执着，塑造不完美但真实的英雄，都是红色电影英雄在新世纪银幕演化的重要路径，并打通了“00后”观众与百年革命银幕英雄的交流，年轻受众对英雄的信仰与信念产生共情，印证了革命理想与红色精神是超越时代而历久弥新的存在，正如学者丁亚平所言：“影片里的英雄是过去的历史英雄、革命英雄，在我看来，也是文化英雄、当代英雄。这部影片用人民史观还原时代，能够接通历史、唤醒精神、融合文化，让更多的人在历史与现实、现代与未来中间获得前行的精神动力。”⑩

二、“现实回响”：红色基因下孤胆英雄的银幕登场

如果说红色电影在新世纪的改编是对革命历史的怀旧与回顾，那么对现实事件的回应中同样衍生了红色基因下的孤胆英雄，如冷锋(《战狼》)、高刚(《湄公河行动》)、杨锐(《红海行动》)、吴迪(《空天猎》)、刘长健(《中国机长》)、方五洲(《攀登者》)等，其中的英雄人物有些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尽管已远离战争年代，但红色精神并不会褪色，他们正是当下现实语境中红色基因与血脉的传承，这些孤胆英雄形象在技术奇观、类型杂糅和国际化叙事中诠释了中国梦视野下虽远必诛的强国信念，他们也是红色经典英雄形象更广泛意义上的银幕演化。

类型电影源于好莱坞，与明星制度、制片人制度一起构成了电影生产工业体系，在情节、人物和视觉形象上拥有相对固定的范式，从而有大批量生产复制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时间的更迭类型电影不断植入新的元素，相互碰撞与融合以保持活力继续运转。“类型电影不是一个自足的、周延的、覆盖的分类系统，它既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也没有恒定不变的子项与结构关系。类型电影的发展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自觉吸取类型因素，拍摄出武侠片、爱情片、伦理片等，但整体上中国电影的类型意识较模糊。21世纪以来，应对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受众需求的做出的策略性调整，类型元素互渗和扩容使得英雄形象展示出更多维度。《战狼》系列中的冷锋形象为类型杂糅的孤胆英雄树立标杆，集战争、动作、爱情、侦破等类型元素于一身，冷锋具有军人的硬汉特质，外在形象上黝黑精干、眼神坚毅、肌肉结实，遇到危急时刻沉着冷静，甚至在被开除军籍后谨记自己军人的使命，遇到国人有危难时候回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冷锋身为特种兵，徒手格斗的动作干净利索，灵活快速的打斗动作不仅带动了叙事节奏，增强了视觉可看性，更刻画出冷锋的专业领域素质过硬的英雄特色;冷锋与龙小云的爱情让观众看到硬汉的执着与柔情。冷锋的个人英雄特质通过类型互渗的方式得到立体化展示，影片获得票房成功、孤胆英雄得到观众认可，也同时引起了一批新主流电影趋向这一创作方式打造出了具有红色基因的当代英雄群像，如《湄公河行动》的高刚、《红海行动》的杨锐、《中国机长》的刘长健、《攀登者》的方五洲在人物身份、外形特征、行为动机、类型元素等方面有高度一致性。同时，这些英雄群像并非凭空而出，多数来自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湄公河行动》取材于2011年发生的湄公河惨案，13名中国船员在金三角湄公河水域遭到贩毒集团袭击，造成船员全部遇难。我国公安部成立专案组跨境追凶，最终将糯康及其骨干成员生擒归国。《红海行动》改编自也门撤侨事件，2014年9月也门发生内战，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解救人质。《中国机长》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借助灾难片的类型元素，将机长沉着冷静、恪尽职守的品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相连接，拓展了孤胆英雄红色基因的内涵。《攀登者》改编自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故事。与革命英雄的重返银幕不同，这些有现实原型基础的英雄，提高了观众对其的认可度;同时英雄的叙事语境延伸至国外，具有国家化视野与实力，展示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冷锋最终将国人救出，甚至帮扶他国人民，不仅强调了中国梦视域下国强则民安，也体现了英雄无国界的大国情怀，承担起了大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话语建构。

与半个世纪前的红色英雄有所不同的是，银幕演化下的孤胆英雄在电影技术的助力下形成了一道视覺奇观，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认为的：“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视觉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也提高了观众对英雄的视觉期待，电影的商业属性要求其本身必须具备吸引眼球的要素才有可能被消费，因此抓取观众注意力的重要性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提到的，“未来即将发生的，或者说当下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注意力的争夺战。”《战狼2》将场景设置在非洲原野，异域景观的呈现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也为大规模作战提供了合理的空间，冷锋与敌人在水底的搏斗采用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极强的带入观众屏住呼吸一起感受打斗的真实感与刺激感;参与大场面作战还有59D坦克、89式履带式装甲输送车、WMA301自行突击炮和中国维和部队的轮式战车，这些装备的亮相让观众大开眼界，尤其让军事迷观众兴奋不已，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中国军工行业的领先水准和中国军事实力的武器保障。相比《战狼2》1700多个特向镜头，《红海行动》拍摄则采用了两千多个特效镜头和一千多个3D渲染镜头，用技术打造出了实际拍摄无法达到的效果，塑造了现代化和国际化英雄形象，其内在的意识形态仍延续了集体主义精神。《攀登者》更是由于拍摄场景主要以珠穆朗玛峰为主，可虚构的空间是有限的，依靠电影特技将不可能再现的场景搬到观众眼前，过冰缝、背冰山、学蜘蛛侠以及雪崩的视觉体验震撼人心，也将国家的历史叙述与英雄的人格成长通过登山这一行的实现价值统一，“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攀登精神解释了英雄冲顶的力量。在类型互渗和技术奇观的驱动下，孤胆英雄延续了红色经典英雄形象的爱国情怀、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的一路前行的力量正来自强大的祖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提升诠释了中国梦和强国梦视域下的银幕英雄形象。

三、“多元嬗变”：审美泛化下日常英雄的银幕再塑

21世纪以来，电影中英雄形象的多元嬗变使得英雄不再囿于国家和民族的恢宏视野之下，涌现出了一批日常的、微小的、平凡的英雄，如《烈火英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夺冠》中的英雄群像，他们的出现反映了时代诉求以及受众的情感投射，身边的小英雄、小事件累积成一代国人的共同记忆;同时这也体现了红色经典银幕演化与继承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文化逻辑。如果说红色基因下的孤胆英雄的登场以国家化和现代化的视野展开，坐标始于宏观的对外的国际化的视野，那么日常英雄的银幕再塑则对准了个人、家庭和家乡这一微观视角，这也是红色经典英雄形象在新世纪的类型和美学扩容。

集锦式的微小叙事是《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中表现日常英雄群像的新特征。李大钊曾指出：“文艺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它们绝不能被传播于现代社会，绝不能得到群众的讴歌。”以小人物的平民视角参与和回顾历史，才更真切地触碰到观众的神经从而引发对家国情怀的认同。《我和我的祖国》采用了集锦式的叙事，即电影由五个导演分别拍摄《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和《北京你好》五个故事构成一个“电影拼盘”，共同完成从小我出发讲述小人物小英雄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故事。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的重要仪式，导演宁浩摒弃了以往直接表现参加典礼的伟人们，而在《前夜》中另辟蹊径，找寻到保障开国大典国旗顺利升起的关键性人物林治远，他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是电动旗杆安装设计者，要保障升旗速度和时间万无一失;而他之所以是小人物在于，保障开国大典顺利进行的幕后人员还有千千万个，他们岗位小但不代表不重要，就是他们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才得以让典礼顺利进行。沿着这一塑造英雄的路径，《相遇》中公交车上一对恋人重逢却无语凝噎，是因为高远作为原子弹研发工作人员，工作性质保密度极高因为三年未与家人联系，在国家大爱与情侣间的小爱，高远是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的缩影，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国家。《夺冠》和《回归》也采用相似的人物视角分别讲述女排在八十年代夺冠和九十年代香港回归的两大历史事件，为了观看女排直播上海弄堂里百姓齐坐一堂，但是天线需要有人扶着才能保证他们的收看;香港回归仪式上要保证五星红旗分秒不差地飘扬在上课，升旗手朱涛苦练步伐、女港警莲姐巡逻保平安、外交官安文彬与英国人谈判不妥协、修表匠华哥确保中英方代表与女港警手表分秒不差，他们以不同的身份为香港回归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们是中国每一个历史时刻背后的英雄。《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五个故事运用非常相似的角度切入重大历史时刻下默默无闻但却不可或缺的平凡英雄们，观众既对这段历史熟知又对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有所不知，观影过程中通过具有共情力的伦理叙事获得对日常英雄崇高身份的认同。《烈火英雄》改编自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故事情节以2010年辽宁大连中石油输油管道爆炸引发的“7·16火灾”为来源，以消防员为人民赴汤蹈火的真实事迹，让观众感受到平凡职业的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安全。这些影片的英雄日常性一方面在于职业身份的普通与平凡，是警察、消防员、科研人员、司机、护旗手、修表匠，他们尊在于观众的身边;另一方面在于他们的英雄气概的战士都是在完成本职工作时展现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是红色精神的延续与传承。

红色电影英雄形象的银幕演化在外延和内涵上都进一步扩容，英雄的“常人化”塑造是对于新时代每一个中国公民主题身份的确认，他们都是历史的创作者，是时代的奋斗者，电影中喜剧式的日常英雄则为人物形象注入温度。《我和我的家乡》以喜剧元素的人物作为时代横截面的代表，通过喜看家乡变化来感受国家强大，山乡巨变带给每个人成为时代主体身份的机会。片中5个短故事聚焦于中国东、西、南、北和中部的脱贫攻坚成果，《神笔马亮》结合了开心麻花剧团的脱口秀方式，《北京好人》中张北京的扮演者葛优以擅长的喜剧方式进行表演，《回乡之路》邓超的土豪式装扮等都有意地构成诙谐幽默的人物形象。这些都反映了英雄观念的变化，以往红色经典中英雄形象以道德的崇高和人格的完美为准绳，“十七年”时期更是以“工农兵”作为主体表现对象，但21世纪以来，英雄不再完美无瑕，也不限制群体，时代中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是为中国梦贡献的英雄。

结语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红色经典中塑造的英雄人物不仅建立了关于英雄形象的视觉体系与审美逻辑，其内在的红色基因和红色精神是始终不变的品质和流淌的血脉。21世纪以来，红色英雄的银幕演化以革命英雄的返场、孤胆英雄的登场和日常英雄的塑造为主要途径，即以红色英雄为圆心，辐射演化出三类英雄形象面孔。他们既延续和传承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舍己为人、勇于奉献等精神品质，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还扩展了英雄形象的主体，从“十七年”以“工农兵”为主体到英雄日常化，百姓的主体身份得到召唤，“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成为美学追求。在银幕演变内在文化逻辑驱动下，英雄形象呈现出年轻化的明星策略、多元化的类型互渗、喜剧化的人物风格等表征，开拓和撬动更多青年主流受众市场，让崇尚英雄成为社会风尚。

注释：

①杨经建、郭君：《“革命”与“经典”》，《求索》2006年第3期。

②陈荒煤：《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长江日报》1951年4月22日。

③王一川：《大片时代记忆与文化论转向——2003年至2012年中国电影的文化修辞景观》，《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7期。

④转引自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⑤轉引自[美]R.科尔多瓦《明星制的起源》，肖模译，《世界电影》1995年第2期。

⑥王志敏、陆嘉宁：《电影学简明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⑦[英]理查德·戴尔，严敏译：《明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⑧张斌：《陌生化·类型性·年轻态——〈1921〉的三重创新与新主流电影的美学扩容》，《传媒观察》2021年第7期。

⑨[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⑩丁亚平，转引自李霆钧：《新主流大片进入成熟创作期——电影〈悬崖之上〉研讨会综述》，《当代电影》2021年第6期。

颜纯钧：《选择偏好、优势张扬、病态美学》，《电影艺术》2009年第6期。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4页。

顾学文：《技术是解药，也是毒药——对话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解放日报》2018年4月27日。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8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讲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202147996);2021-2022 年度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1KYY024);2021年浙江省妇联、浙江省妇女研究会课题资助(项目编号：2021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咏絮

第四篇：红色经典音乐百年巡礼

[摘 要]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带领下冲破一个个艰难险阻，团结一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走过了波澜壮阔、崎岖泥泞同时又充满阳光的奋斗历程。在这一百年历史的进程中，红色经典音乐，始终伴随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紧紧跟随着党的脚步，呐喊着、引领着华夏儿女一路向前。

[关键词]一百年（1921—2021）;红色经典音乐;革命历史时期

[

红色经典音乐，是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音乐活动中，所创作、演出和广为流传的音乐艺术精品，是同中国革命前进的脚步结伴而行的。作用和记录了一百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难忘的历史瞬间，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与精神追求。广泛、朴实、生动和准确地表现了一百年来，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本状态。反映了在各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历史关头，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以及为其所付出的血汗与牺牲。表现着人们的情感，鼓舞着人们的士气，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唤醒着人们向善、向美的意识。其已成为百年以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深厚积淀、先进思想与政治主张，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深刻记忆。

红色经典音乐，具有强烈时代感与精神气质，在一百年来中国音乐发展中成为引领时代、带动社会进步思想与意识的最先进的音乐文化。其在创作、演出、传播中，对发生在社会当中最重要、最典型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事件，给予了最为积极的关注与表现。将创作活动与时代的审美追求，以及风格特征进行紧密地结合，成为了一种记录时代的符号。广大人民群众总是能够伴随着这些音乐作品，积极地参与到推动社会与时代变迁的伟大运动当中去，同时又能够对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给予无限的感怀与深深的敬意。

红色经典音乐，是一百年来中华文化艺术中最为突出的和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对百年来中国文化艺术的推动与建设具有重要的主导作用。红色经典音乐，构成了中国近当代音乐乃至艺术发展历史整体概貌的重要学术内容和理论依据。

红色经典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和很强的艺术性。其音乐元素是千百年来广泛流传于民族民间、并深深浸润在广大人民群众血液中的音乐旋律，在继承了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音乐当中不断衍生、发展和流传的重要音乐风格。在红色经典音乐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陆续有众多的音乐工作者们自觉地以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与研究为己任，他们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谱写生活、歌唱生活，将民族民间优秀的音乐元素与自身的音乐创作活动进行紧密地结合，并及时准确地开展音乐创作，呈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红色经典音乐作品。作曲家们在具有中西结合的音乐创作活动中，将突出塑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艺术形象放在首位，创作出了具有民族性、创新性和技巧性的形象生动的经典音乐作品。

一、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音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艰难的时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红色苏区时期。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开展了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这一时期红色音乐作品的题材以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主，在音乐当中最直接和最鲜明的反映，就是出现了相应的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内容的工农革命歌曲。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将文艺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革命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其目的是为了使文艺能够更好地为革命战争服务。尤其是在建党初期，作为以全民族的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意识到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必要性，因而非常重视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党领导的早期工农革命运动中，产生了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内容的工农革命歌曲。《土地革命歌》是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歌曲。该歌曲曲调选自法国民歌《雅克兄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儿歌《两只老虎》的旋律填以歌词：“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简单明了的歌词很快随着工农革命运动地开展，在根据地广泛流传开来。此时的根据地还流行着另外一首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该曲同样是一首依曲填词作品，表达土地革命为贫苦百姓带来新生活的歌曲。该歌曲根据流行在大別山地区（鄂豫皖苏区）的民歌《八段锦》（又称《小鲤鱼跳龙门》）改编而成，以其朗朗上口的曲调和乐观积极的曲风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大别山地区流传。鄂豫皖苏区建立后，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们又将其进行了创作改编。这些歌曲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唤醒和发动群众打倒军阀与反动派，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鼓舞革命军民发扬不怕困难和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以及加强红军队伍的发展建设等重要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60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作曲家张士燮和朱正本等人负责创作，通过到江西采风，从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汲取灵感，由此诞生了这首红色经典音乐《十送红军》。歌曲《十送红军》以女性视角，描绘了广大妇女同志送红军队伍上前线，重现了红军告别苏区开始长征的动人画面，表达了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

1935年1月，红军队伍到达贵州遵义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萧华将军用自己亲身参加长征的经历和真实感受，创作出了12首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史诗《长征组歌》。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轲、遇秋选择其中的10首谱成了组歌。这10个部分完整地描绘了长征的伟大历程，从瑞金出发的《告别》，到《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等一系列艰难曲折的激烈斗争场面，最终迎来《祝捷》《报喜》和《大会师》的全面胜利。歌曲中的战斗生活场面环环相扣，巧妙地把各地区的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融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歌词选用深刻凝炼的语言，音乐择以优美动人的曲调，和深受群众喜闻乐见的浓郁的民族风格艺术表演形式，歌颂赞美了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怕困苦、不畏牺牲的革命斗志，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殊死斗争的革命精神，和表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作战的革命情感。

同时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地区，开辟了具有革命思想的重要的文化阵地。成立了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

由著名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作词，青年作曲家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聂耳在创作这首作品时用一连串的三连音奏出了时代的号角，将情绪带入到紧张的战争场面中去，在级进的音高走向中表达出了中华儿女从内心发出的呐喊，成为中国人民的嘹亮歌声。1949年，当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时刻。从此，每当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都心潮澎湃，激动无比。国歌已经成为中国的形象，中华民族的形象。

这一时期的红色音乐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音乐，还对后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形势，以及红色音乐自身的不断壮大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音乐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拉开了日本关东军侵华的序幕，随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大批的军民流亡关内，这时作曲家张寒晖在西安看到了流亡至此的东北军民，听到他们述说对家乡和亲人的无尽思念，那种痛苦彷徨的状态深深地打动了他，从而张寒晖创作了歌曲《松花江上》。歌曲具有极高的艺术性，由一个带尾声的二部曲式组成，用歌声讲述故事，用音乐描绘了一幅东北流民图，具有叙事性的同时兼具抒情性。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为伟大与最悲壮的一个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因战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代表中国革命斗争和革命意志的红色音乐文化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为在延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宣传抗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奋起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运动，萌生了成立一所专门培养抗战革命文艺干部学校的想法。由此鲁迅艺术学院在1938年成立。鲁艺的建立，在红色音乐的创作、演出、宣传、革命音乐的理论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时任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是享誉中外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艺术成就且广泛演出与传唱的一部最经典的声乐套曲。套曲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背景，歌颂赞美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痛斥了日本侵略者残暴践踏中国人民家园并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同时用不同的音乐体裁、高超的创作技法和民族的音乐语言，表现了中华儿女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勇敢抗击敌寇，前赴后继地与日本侵略者做殊死斗争的壮丽诗篇。  [HJ2.1mm]

在音乐创作手法上，《黄河大合唱》运用了艺术歌曲 （第二乐章《黄河颂》）、抒情歌曲（第四乐章《黄水谣》）、群众歌曲（第七乐章《保卫黄河》）、类似西方歌剧中的咏叹调（第六乐章《黄河怨》）、民歌（第五乐章《河边对口唱》）、诗朗诵（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多声部形式的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以及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等多种形式，歌唱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魄，这在中国音乐史上是一个创举。时至今日，《黄河大合唱》仍是闪耀着中华文化光辉的一部不朽杰作，立身于世界的音乐之林。[BW（S（S，，）]

1941年至1942年，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历经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将荒芜的南泥湾建设成根据地自给自足的粮仓。鲁艺音乐系教员作曲家马可同志有感于边区军民的劳动和丰收的场面，创作了抒情歌曲《南泥湾》。整首作品共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歌曲采用了民間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融抒情性与舞蹈性为一体，更加生动感人。一经演出深受人民喜爱，很快传遍全国。歌曲采用了陕北民歌调式，歌词简单朴实，充满了欢快的氛围。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为落实讲话精神，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批的歌唱边区人民生产劳动、反映边区人民生活的音乐作品。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艺术事业，由此得到了更为蓬勃地发展。如新秧歌运动中马可创作的秧歌剧《夫妻识字》，以及安波、王大化等人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一经演出便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追捧。

194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剧《白毛女》成功排演。其创作与演出集中了当时延安鲁艺的所有力量。以周扬副院长为代表的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命题，那就是自封建社会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所存在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即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贫苦农民的反抗斗争之间的矛盾。歌剧《白毛女》正是讲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血泪故事，揭示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在共产党领导下把鬼变成人的核心主题。同时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群众推翻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歌剧中的诸多唱段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既有戏曲音乐元素又有北方地区民间音乐风格。其中的著名唱段至今仍广为流传，如《北风吹》《恨似高山仇似海》等。歌剧《白毛女》作为经典歌剧代表，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专业音乐院校的声乐教材。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音乐

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为巩固抗战胜利果实、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新的共和国而进行的战斗。同时也是一场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的，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的音乐家们为了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随部队、院校和各文艺团体开赴各地，配合解放战争开展音乐活动。音乐工作者们继承保持了抗日战争音乐创作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贯彻了党中央为解放战争制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期间尤其以东北音乐家们的演出和创作最为突出，先后创作支援前线鼓舞斗志以及歌唱解放区和军队的一些音乐作品。例如改编自东北民歌《月牙五更》的《翻身五更》、改编自吉林地区民间小调的新民歌《生产忙》，还有反映工人阶级支援前线努力工作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作品。

著名作曲家马可到佳木斯炼铁厂车间去体验生活，这期间与车间工人们同吃同住，细心地观察工人师傅们在劳动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和革命干劲。工人们打动了作曲家马可，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马可在创作歌曲的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精心打磨着这首歌曲，并每天都对歌曲进行修改，每改一次就给工人们唱一次，工人们同样也为马可提出修改的意见。工人们说希望歌曲可以易学易唱，这样才能表现出工人们的精神。马可听取意见后不断进行修改和斟酌，并和工人师傅们同唱这首歌。当有一天，马可再走进工厂的时候，远远地就听到从车间里传来的一阵阵雄壮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就这样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迅速传遍了东北，传到了全中国。极大地鼓舞了后方广大工人队伍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以及前方将士勇猛杀敌的士气。

这是一部两段体结构的声乐作品，吸收了“打锤号子”的音乐节奏型，同时采用了一人领众人合，重复乐句的形式，加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气势，也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气概和决心。歌曲在《东北日报》刊登后，《咱们工人有力量》就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的解放区，在建设和保卫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的前线以及争取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时代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的音乐创作不仅局限于歌曲創作，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多部优秀歌剧，来表现广大军民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与坚强性格。歌剧中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来教育和鼓舞广大居民对敌斗争的精神。如歌剧《刘胡兰》《赤叶河》《王秀鸾》等。其中歌剧《刘胡兰》中的著名唱段《数九寒天下大雪》，借鉴西方歌剧的一些创作手法，展现革命者坚贞不屈、一心为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剧中讲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面不改色心不跳，展示了身为共产党员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意志，誓与反动军队斗争到底，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在音乐创作上，这部歌剧继承并发扬了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经验，将中国戏曲元素与西方创作手法完美结合。

解放战争时期的音乐创作，既具有地方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同时也在吸收西方歌剧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作曲家自己的创作思维，为以后中国歌剧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红色音乐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启了历史的崭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先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功地进行了社会改造，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变革。这一时期，广大音乐工作者在继承革命战争年代的音乐创作题材的同时，还将人民群众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写进了自己的音乐中，从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保卫祖国美好家园等方面入手，创作了一大批红色经典音乐作品，如《歌唱祖国》《我是一个兵》《歌唱毛主席》《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等。

其中《歌唱祖国》，是青年作曲家王莘于1950年国庆一周年的前夕创作的一首红色经典歌曲。王莘到北京购买乐器，当他路过天安门时看到了五星红旗在欢庆的队伍中迎风飘扬，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自豪的神情。此情此景让他顿时心潮澎湃，灵感突现，有了创作的冲动。在回程的车上他情不自禁地边写边流泪，边流泪边写，用烟盒一气呵成写出了作品的歌词和曲调。歌曲结构严谨，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成为一首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这首歌曲已成为重大活动的开场或结束曲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歌曲创作的作品数量较大，作品质量较之前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如歌剧《星星之火》《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民乐重奏《春天来了》以及管弦乐《春节组曲[BF]》《[BFQ]瑶族舞曲》等。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落实会议精神，落实“双百”方针。投身到反映生活、歌唱生活，反映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的创作中来，创作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一大批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是掀起社会主义新高潮的重要时期。著名作曲家李劫夫有感社会主义新高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变化，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走一条光明大路，他坚信只有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会不断取得胜利。因此他一直思考，作为一名作曲家创作什么样的歌曲才会掀起社会主义新高潮。于是，在一次周恩来总理视察民情的时候，见到了李劫夫，对他进行了鼓励和鞭策。使他在内心深处受到了触动，便拿起笔来创作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稿子写好了之后，李劫夫不断征求身边同行及歌唱家们的意见，于1963年发表，歌曲一经传唱便风靡全国。这首歌曲旋律流畅，节奏铿锵有力，表现了中国人民高举大旗、勇往直前的雄伟英姿。歌曲唱出了共产党追求理想，披荆斩棘誓把社会主义建设好的坚强信念，唱出了全体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建设社会主义大路上阔步前行的豪迈气概。

这一时期，中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高贵品质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雷锋便是这样的一位杰出代表。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他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向雷锋学习的声乐作品，如《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等。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是雷锋摘抄到日记中的一首小诗，后经作曲家朱践耳谱曲创作而成。歌曲唱出了以雷锋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对党的热爱，情感真挚，感人至深。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结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光辉路程。作为建国后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宏大的场面、多样的民族艺术表演形式，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中包括了如《东方红》《我的祖国》《英雄赞歌》《情深意长》等众多耳熟能详的声乐作品。歌曲《东方红》根据民歌曲调改编，兼具叙事性与抒情性，用歌声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唱出了广大人民最朴实的心里话。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歌曲《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结构简明精炼表达了浓浓的爱国深情，歌颂了祖国的美丽画卷。

在器乐方面有小提琴曲《海滨音诗》，钢琴曲《翻身的日子》，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保卫延安》，交响曲《长征》等;在戏剧方面有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阿依古丽》以及舞剧《白毛女》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里，中国音乐创作已经形成“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的局面，音乐家们的创作思维已经越发显得成熟和富于个性。音乐家们主动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热情与火热的时代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结合。虽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表现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人物与革命事迹的音乐作品，但是从艺术创作的功能来看，同样对于人们珍惜今天幸福生活，开创社会主义新的时代，起到了鼓舞精神、振奋斗志、促进建设的作用。

五、1966—1976—1979年的红色音乐

1966年至1979年红色经典音乐的创作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文革”和“拨乱反正”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是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十年的动乱中，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生產实践秩序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处在低谷时期。其音乐创作的主要体裁样式为“样板戏”、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诗词歌曲等，如根据革命现代京剧编创而成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改编的歌曲《沁园春·雪》《蝶恋花·答李淑一》等作品。在“文革”的中后期，音乐创作在反映生活、歌唱领袖的同时，更加注重艺术表现的形象化、音乐风格的抒情化等特点。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五集《战地新歌》，如《红太阳照边疆》《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颂歌》《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雄伟的天安门》《满怀深情望北京》《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这些传遍了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都是在这五集中刊发的。期间器乐作品的创作也有所发展，代表作品有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成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民族器乐作品。

《北京颂歌》是一部三段体结构的歌曲。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融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东方红》的曲调，更加显现出首都是全国人民心目中向往和热爱的地方。歌曲采用排比句式，音乐随着用大跳音引出“北京”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既刚劲有力又优美动听。同时表现出人民群众对于伟大的北京和雄伟的天安门的向往之情。时至今日，我们经常能够在各大舞台上听到《北京颂歌》的优美旋律。

自1976年后，进入到拨乱反正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逐步复苏的时期。音乐艺术从“文革”极“左”路线解放出来，以崭新的面貌来反映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广大人民群众终于把压抑十年的情感释放出来。创作的歌曲如《边疆泉水清又纯》《我爱你，中国》《祝酒歌》和为纪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创作的一系列歌曲，如《周总理，您在哪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等。

创作于1976年的《祝酒歌》，由著名歌唱家李光羲演唱。歌曲表达和传递了亿万人民经过十年的岁月，终于粉碎了“四人帮”，迎来了春天。作品真挚热烈，旋律欢快向上，歌曲即是庆祝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生活。旋律中加入了新疆维吾尔族手鼓的节奏特点，每每听到这首歌曲时，人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举杯畅饮，欢快跳跃的场面。

可以说“文革”与拨乱反正时期的红色经典音乐在整个中国音乐艺术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音乐家们不断地努力下，音乐艺术发展摆脱了“四人帮”极左的文艺路线。并在拨乱反正时期得到了恢复，为改革开放时期的音乐艺术发展埋下了伏笔。

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红色音乐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在这一时期将社会主义发展聚焦于经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人民群众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文艺工作者顺应时代发展与人民需求，在创作方面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的新发展，由此迎来了改革开放时期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的红色音乐主要以讴歌时代的主旋律为主，内容上是以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体现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创作方向。其代表作品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祖国，慈祥的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长江之歌》《我和我的祖国》等，器乐作品有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交响音画《祖国的南海》和交响曲《长城》等。这些作品都展现了人民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1985年，由张藜作词、秦咏诚作曲的抒情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在“春晚”的舞台上一经上演，便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歌曲采用三拍子的舞蹈性节奏，使整首旋律轻盈跳跃。歌词亲切简练，以第一人称为视角，通过对高山、河水、村落等景物的描绘，歌颂了人民群众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中国开始逐渐在世界舞台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指导下，中国社会得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作为亲身经历者的音乐家们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创作中，用音符讴歌时代、讴歌伟大祖国、讴歌共产党。

此时的红色音乐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繁盛时期。作为积极响应和大力表现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音乐艺术，在提倡表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指导下，相继出现了《青藏高原》《红旗飘飘》《黄河渔娘》《我像雪花天上来》《天路》等，一大批思想境界高和艺术质量好的优秀歌曲。这些歌曲都集中表现了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同时，又表达了对党的赞颂与热爱。其音乐风格包括了艺术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点。由蒋开儒和叶旭全作词、王佑贵作曲创作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一首典型代表。歌曲以邓小平两次南巡为主线，歌颂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强国，共同奔向小康社会的美丽前景。在音乐上，这首歌曲用叙事性的旋律，讲述伟大的时代故事。歌词与旋律相得益彰，形象生动地表达了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了万象更新的春天。

这一时期的歌剧创作，在继承和保留优秀民族民间音乐元素与戏曲创作手法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歌剧的创作技法和手段，成为了改革开放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红色音乐作品。代表作品如：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的忠诚战士的英雄事迹的歌剧《党的女儿[BF]》《[BFQ]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期的红色音乐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当代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并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背景下文艺工作新思想，为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永恒的主体、人民与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创新发展是音乐艺术发展前进的动力，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是音乐艺术发展的目标。”在总书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大批的音乐工作者满怀热情投身创作，谱写出了一系列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表达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由朱海作词，舒楠作曲的歌曲《不忘初心》创作于201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而创作。歌曲的创作经过反复修改，从最初的民歌形式到后来改为流行歌曲。词作者朱海从中国革命根据地汲取创作灵感，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歌曲的主题，表达了在时代的更迭下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不断努力，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民族持续奋斗的初心，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和人民的初心始终在一起。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战士为国守安详》《乡愁》《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的新时代》《永远跟党走》《把一切献给党》等。这些作品音乐旋律明快、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党的带领下，正意气风发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进发的精神风貌。

结 语

红色经典音乐，是一百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中，所形成的优秀音乐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红色经典音乐，并不仅是一种音乐作品或艺术形式，而是近一百年以来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记载，是代表中华民族前进脚步与取得辉煌成就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人民群众总是能够伴随着这些音乐作品，积极地参与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运动当中去，同时又能够对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给予无限的感怀与深深的敬意。

红色经典音乐，在一百年来浸润于广大人民群众血液中，在民间音乐当中不断衍生、发展和流传，继承了具有民族特征的音乐旋律，具有强烈时代感与精神气质，起到了引领人民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红色经典音乐的存在与积极作用，为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描绘出了一幅重墨浓彩的历史画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今天，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昂首阔步迈向建设新世纪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历史时期。让我们继承与发扬红色经典音乐的光荣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领会自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系列讲話精神，用实际行动赞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带领中华民族走过的伟大、光辉的历程。歌唱祖国、歌唱时代、歌唱中华民族，不断地谱写出新时代灿烂辉煌的乐章！

（责任编辑：张洪全）

作者：刘辉

第五篇：谈红色经典改编影视剧作品在文化产业市场的优劣

[摘 要] “红色经典”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是存在巨大遮蔽效应的，但它却在群体的层面上构建起一种值得后人无限向往的精神内涵。对理想的执著、对信念的坚守、对光明的向往，以及为此而洒血成仁、甘于牺牲的奉献精神等，它给予观众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美，是一种有力量、有硬度、有血性的美。在这个意义上“红色经典”成为缓解当代人信仰焦虑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 影视编剧;红色影视剧;文化产业

近年来，一批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和电影，如《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改编剧集纷纷被搬上荧屏。

这批“红色经典”电视剧在获得了较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起纷纷争议，许多观众与专家学者的不满和批评，认为大多数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

而电视剧《地道战》却在这片“批红”声中异军突起，叫座又叫好，除了各播出电视台不俗的收视率外，在网上相关影评人及观众也赞不绝口的夸奖。

本人作为《地道战》的导演，撰此文，以《地道战》为例，谈一谈红色经典改编影视剧作品的在文化产业市场的优劣。

一、“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

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股至今不衰的“红色风暴”，这场风暴的主要表现就是重写“红色经典”的兴起。一时间《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地道战》等纷纷被改编，搬上荧屏。

这股“红色经典”的重拍潮流虽未成为影视界的主流，但确实也有声有色，并有相当的规模，引起文艺界、评论界尤其是广大观众的瞩目。

“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怀旧的时代思潮。硝烟弥漫的战场、真挚深厚的友情、意气昂扬的风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开启人们记忆闸门的钥匙，勾连起人们对既往岁月的追忆。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中国人曾经豪情万丈、斗志冲天，而在衣食无虞、应有尽有的今天，许多人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彷徨与空虚。

在这股重写“红色经典”的潮流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人批评“这样的重拍是对红色经典的虐杀”，并归纳了扭曲“红色经典”的四类招数：无“情”不成戏，随意注水稀释，歪曲英雄形象，反面人物人性化。因此颇受诸多文艺评论家与观众的质疑。

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发出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年4月9日)、《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2004年5月25日)等重要文件，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对“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和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加之制作人员的探寻和实践，对于“红色经典”的讨论终于逐渐地归于冷静和理性。

电视剧《地道战》立项筹拍之时，其实已经领会了“通知”的精神并借鉴了此前的经验教训，事实上已经有了较成熟可借鉴的模式。

这种模式与经验就是要自觉调整好“主流意识形态”、“观众市场”、“艺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坚持弘扬“红色传统”的绝对前提下增强作品的可观性与娱乐性。

二、原著的优势

珠穆朗玛峰之所以可以高达8848米而不倒塌，是因为“底座”青藏高原本身就高达4000余米。

不是所有的“红色经典”都适于电视剧改编，只有具备了大众娱乐基本元素的作品才有改编的可能。比如，俗世的故事结构、复杂的情感纠葛、紧张的戏剧冲突、被暗示的性关系等。

电视剧《地道战》在老电影深入人心的基础上，又有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富有传奇色彩与生活细节的原始文本，这是奠定了改编的基础的。在拍摄的构思上，充分利用了“地道”这个主要故事场景，无论是置景、美术方面，还是在摄像方面，都考虑到了和故事相吻合的多线条、有深度、有视觉冲击力，这样才能不辜负我们最初的创作初衷：把“地道”作为冲突的焦点场景。

在悬念设置与情节构思上，力求丰富复杂，曲折跌宕，扣人心弦，感人至深。是一部战争、爱情、忠诚、亲情、国家、爱与恨的人性大碰撞。

三、尊重原著核心精神

“经典”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要获得广泛认同就必须寻找作品与观众心理的贴近点，否则传播方大量生产，而接收方则拒绝接受，大众化传播也就成了一纸空谈。

改编与原著的关系是一种互为文本的再创造关系，其中的要件：一是精神上的理解、意义的提取;一是文体的转换、思维方式的转换。电视剧的艺术特点，为展现原著中的人物和故事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在原著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人物和线索，并丰富原有人物的性格，拓展时代背景，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符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

电视剧版《地道战》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时在改编过程中把忠于原著的“核心精神”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在原著情节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拓展延伸，采用增加新的次要人物、增加次要情节线索(干净、合理的感情线索：母子之情、父女之情、祖孙之情、兄弟之情、同志之情、男女之情);以悬疑的故事为线索，以情感为两翼，来完成一个多姿多彩的调制过程。

作者简介：李小亭(1963-)，汉族，辽宁人，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导演，研究方向：影视编导。

作者：李小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