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政治改革论文

〔摘要〕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服务于产业升级的需要，必须定位好自己在国际大博弈集团中的位置，特别是要认清自己目前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第三梯队的现实，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尤其不能出现战略误判，直接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增长政治改革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经济增长政治改革论文 篇1：

改革的行进逻辑与历史脉络

今年2月，香港出版了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置身当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研讨过程，参与介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以对其所亲历的改革研讨、设计、决策和实施的回忆，为中国改革、尤其是80年代短暂的政治改革留下了尚不多见的史料性记叙。

总体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中國改革日有所新、月有所进的狂飙突进期。正是在80年代，中国于世界范围内一马当先的改革，缓解了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与社会主义制度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突破了共产主义原教旨教条和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改革成就，为世界上其他同样受困于宏大理论与逼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走出社会政治经济窘境的样本。

30多年过去，在昔日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存在的许多地方，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不是通过改革、但改革的终极结果也无非如此的“多数决定”，已经成为这些地方的基本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地方，政党依“多数决定”而成为执政党，政府的政策亦须得到“多数同意”方能形成和实施。如是，政府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及其目标达致，均须循程序化之途而图之。如此，改革的意义就大大弱化了。

由此回观中国，至少在当下，改革仍是执政党政策宣示和政府施政说明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之一。这种现实，既映照了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位置，也说明了即使中国在最近2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中立于潮头之位，但执政党及其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以改革来描述其政策措施之选。

从世界范围看，改革在那些以社会主义蓝图为制度摹本的地方落地以及展开，并非自然顺当，而是一路坎坷。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主流意识形态，曾视任何稍有创意的实践性操作为“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紧箍咒所要防范、限制和制裁的，正是那些对共产主义原教旨有所怀疑、变动、乃至冒犯和突破的种种企图。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自上世纪50年代始的“离经叛道”之途中所遭遇到的挫折，无不说明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行进之艰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以作者的亲历，向人们部分地展现了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看似突进的背后，改革决策形成和推行有多么艰难。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尤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中国上层政治决策和操作过程的窗子，把中国政治运作中历来隐秘、从不公开示人的“硬球”的玩法公之于众。

（一）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改革实属资本主义的发明创造。对匡正社会正义有里程碑意义的所谓罗斯福“新政”，就是改革的最典型代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过后，改革的风潮逐渐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直至今日，“医疗改革”和“移民改革”也仍是奥巴马政府最显著的政治标识。

不过，在“多数决定”的制度约束下，改革的主张能否被接受，这主要取决于选票之争;这之后，改革的主张能否最终成为国家政策，则取决于立法之争。选票之争也好，立法之争也罢，这都是公开交流、交易与交锋的政治过程。在法治原则之下，这个政治过程自有法律的束缚。任何自认为再好不过的改革主张，也必须通过这一政治过程的认证。在法治环境中，如果有谁把政治的“硬球”运到了规则之外，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及其改革主张的出局。

改革意味着重塑，意味着改动、改变、革掉和革除。因此，改革就意味着对其所要改动、改变、革掉和革除的东西的否定。问题正在于，在法治原则与责任政治中，改革所导致的否定并非抽象的否定，而是需要有人、政党或政府为那些被否定的东西负责，并由此为之付出法定政治代价的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否定。简言之，成为改革对象的政策及其措施，在其被否定的过程中，将伴随着制定这些政策的政党由执政到在野的过程，也将伴随着实施这些政策的政府由台上至台下的过程。

改革的这种“天性”，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导致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落脚之时即遭遇抵抗并难以深入的根本性因素，也是导致改革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充满张力的先致性因素。

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制度形态，是在否定资本主义以及此前一切剥削阶级当政的制度形态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是人类“社会形态”进化至“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前的最高级社会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宣示，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以及运行实际高度吻合。这种意识形态所描述的社会形态特征，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永续执政合法性的自洽逻辑。

当然，再完美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什么“主义”的，都抗拒不了现实的颠覆。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无“最高”、“最好”、“最完美”之类的限定词。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现实、社会现实的颠覆性，首先体现在其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颠覆上面，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颠覆则属其次，意识形态的修正只是政府更迭的后续效应。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制度设计“之最”的脆弱性，就在于其一旦自认为瑕疵存在，或在制度的竞比中被认为瑕疵存在，都易导致为“之最”进行阐释的意识形态的崩坍。改革的合理性，却正蕴含了这种否定“之最”的前提。

在此，资本主义经得起颠覆的“弹性”，还在于其国家制度中的执政党及其政府更替的必行性和合法性。这就是说，在国家的政治现实中，失败的政策，必有失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为之埋单;而失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也必是因失败的政策而导致被选票抛弃的结果。

相较之下，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则始终被缚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永续执政这一政治前提的不可移动性，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实的境况，尤其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遭遇到的挫折，就不能被解释成整个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错误，而总要被归结为党内路线斗争。这种归结的妙处在于，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可以由少数在“路线斗争”中失败、并注定要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来承担，而党的永续执政地位却没有被动摇。

但是，在资源似乎永远处在稀缺状态的世界，人的行为、尤其是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必定要与行为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产生具体的后果。这种行为与责任的对应性，是人类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自然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道德的逻辑支点之一。不以“自然正义”为基础、或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或许可以屏蔽“自然正义”于一时，但终究不能解构已经根植于人性的这种正义观。也正是这种“自然正义”，支撑和建构着在当今世界普行着的所谓“责任政治”。

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失误所带来的政治责任问题，固然可以通过“路线斗争”的说辞或理论来规避和化解，但这样的腾挪方法不可再三。实际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逻辑环链的断裂、共产主义信仰的裂解、“自然正义”观念的复归乃至改革终于可以大行其道的现实，就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内不断的“路线斗争”之后。

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地和施行，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承认改革、施行改革，就要承认改革的必要性，而改革的必要性，又天然地带有否定以往——即使不是全部以往——的性质：显然，如果一切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那就沿着既定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径直前行罢了，还改什么、革什么?

其次，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中，被否定的社会治理，都必然意味着某些政策失误;而有政策失误，就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政治责任。再次，政治责任意味着政治后果，而在现实政治中，政治责任则相关政治权力。于是，与政治责任相关联的政治权力，就意味着其与政治后果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一旦成立，则抽空了一个政党永续执政的逻辑基石，最终也一定会导致永续执政所依托的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坍塌。

因此，从根本上讲，改革的话语体系并不相容于“路线斗争”的话语体系。没有“路线斗争”的腾挪大法，执政党就有可能由改革所产生的政治责任及其相应后果，丢掉永续执政的先赋性地位。改革的行进逻辑及其潜在但却确定的后果，是上世纪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改革欲迎还拒、明喜实恶以致拖延阻碍的真正原因所在。

（二）

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因缘，但也大体不出上述改革的逻辑与历史脉络。而《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则为这个脉络提供了许多关键性的节点。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1970年代末采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国际上，在以冷战为背景的制度竞比中，社会主义国家的颓势明显，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问题凸显且持续增加。而责任政治不行的可见结局，则是社会道德无底线地下降以至瓦解。在保证执政党永续执政的“阶级斗争”中，几乎所有人——不论是执政党成员还是普通民众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在中国，铁腕专政屏蔽了社会乱象的出现，但居民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纳入到无所不包的配给体系，以致小至火柴和卫生纸这样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购买甚至还不一定买得到的严酷现实，则无声宣告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的破产。对此，甚至连执政党也在稍后坦承，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上述执政党对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结果的自我评价，也并不必然导致执政党对改革政策的采行。

经济危机是逼迫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条件。但仅此还不足以启动改革。在苏东以及中国，改革破冰而进的过程，往往是在执政党及其政策的化身——党的领袖的生命终结之后。一个已逝的执政党领袖，常常可以充当执政党难以为继的政策——尽管党的领袖往往是这些政策主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制定者——所带来的政治责任的承载者。政治责任有了安放之处，就大致不会引发执政党当下的统治危机，否定以往政策所产生的即時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而此时，就堪称是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启动改革的限制性约束还不止上述。由执政党永续执政体制所必然带来的党的前任领袖圈选和指定后任领袖的做法，从人身关系和体制两个方面保证了执政党政策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加大了启动改革的困难。因为延续而不否定早前的政策，除旧布新的改革就无立足之地，由此也就更谈不上踏地前行了。这就不似在由选民授权的权力交接体制中启动改革那般容易。在“多数同意”、选民授权的体制中，出自新上台执政党的领导人，可以不必理会前任异党执政时的政策，甚至还就是以否定和攻击这些政策并许诺实行改革为资本而上台，因此能不费周折地迅速启动多数选民投票同意了的改革。

显然，党的前任领袖圈选和指定党的后任领袖的做法和体制，并不以普通道德为根据。但是，一旦被指定者甚至并非被指定者就位，就自然会在延续前任的政策、做法和体制方面受到普通道德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在抨击斯大林时，会从听众中收到发问“那时你在哪儿?”字条的原因(赫鲁晓夫回答“那时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这就是说，被圈选和指定的领导人，受限于体制和私德，是最没有可能启动改革的执政党成员。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任何被前任领导人圈选和指定，但却要以否定前任领导人的政策措施为前提条件才能开始的改革。

回顾改革的历史，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为“文革”所空前深化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前，别无选择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上层的权力斗争，迅速撤换了毛泽东圈选和指定的其后任领袖，在稍纵即逝的历史当口启动了改革。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对中国改革启动前后历史的记叙，正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上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启动改革、推动改革上的矛盾与纠结。

其实，在一个由执政党控制了一切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一声指示便可号令“普天之下”和“率土之滨”的国家，相对而言，启动改革还不是最难的事情。如何把控改革，让无可借鉴的改革始终在巩固和增进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地位与利益的范围内进行，以及防止改革脱缰至执政党不得不放弃独享权力的地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中国改革初始，在释放既存体制潜能所形成的短暂的“帕累托效应”的振奋下，中国共产党也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此时，这种人人受益的改革效应不仅让普通民众成了改革的拥趸，也让改革成了执政党的“良性预期”，并“诱使”执政党继续向前迈出改革的脚步。更重要的还在于，在改革尚未触碰体制时所产生的所谓改革正效应，暂时遮蔽了改革所内含的自律目标与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之间的必遇冲突。甚至正相反，原有体制的潜能释放，还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竞比得分，为“制度自信”垫付了物质基础方面的欠账。

这样的结果，以原有意识形态的理论完全解释得通，也完全可以作为先前在执政党内开展“路线斗争”正当性的实际证明，并被用来作为“路线斗争”胜利成果的一部分。当然，这种可见的物质释放效应，也真正“误导”了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和执政党成员、甚至是执政党的领导成员，使他们天真地以为原有的制度设计就是一个宝库，而这个宝库之所以不能释放出财富，则是因为打开宝库之门的咒语没说准确。这样，一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咒语来使用的“改革”，其声不绝于耳，成為主流话语中的关键词。

改革在释放原有制度设计潜能的同时，也释放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并且把社会物质产出与制度设计更具体、更准确地挂起钩来。但是，囿于既有意识形态而被理想化的改革，随着原有体制潜能的释放殆尽，很快显现出了其对既存体制否定与颠覆性的一面。而快速增长的刚性的物质欲望对体制设计的要求，很快把改革推进到了必须触碰体制框架的硬碰硬阶段。

应该说，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看出了改革这柄双刃剑对执政党的永续执政地位的现实威胁。还在1979年3月——无论以什么为标志，改革开始尚不到一年，邓小平就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此明确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由此给改革套上了笼头。关于这篇讲话的来龙去脉，《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做了较为翔实的交代，其中细节，得以让人们一窥中国政治运作的究竟，并可据此形成中国政治现实的真切概念。

（三）

从1979年3月到1989年“春夏之交”，其间整整10年。从改革之初执政党内就有人预见到改革对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的巨大威胁，到已全面启动了的中国改革在1989年以血的代价收场，这段峰回路转的改革之路，堪称是共运史上相对最完整的改革演绎过程。

实际上，中国改革刚一开始，就和既存体制碰撞得叮当作响，且擦出了火星。显然，当年小岗村农民的18个血手印，其预期的风险正是来自既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来自其他方面。不过，值得中国农民庆幸的却是，他们“要吃米”和“要吃粮”这一基于原始生存需要的要求，得到了执政党的首肯，虽然其过程也始终充满波折。

小岗村农民暗中包产到户，在当时体制下，确为可招致杀头之罪的举动。因此，他们订立的按有18个血手印的生死契约，其实正是对既存制度的一种决绝反抗和冒死突破。今天，这份已经被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中国改革的证物，而被摆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文献，虽然地位已然尊赫，但那血色纹路所述说的，却依然是“草根”原创在改革启动中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在执政党控制一切资源的国家，让改革成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只有“草根”晃动体制的举动还不行。实际上，执政党既可把“草根”的上述举动看作是危害体制的反叛而加以平息，又可以反过来将之视为有益体制认同的政治表达而加以采纳。对执政党而言，这样的采纳，可以消弭非由执政党安排的政治表达的自主性，由此形成以执政党的名义来提出任何可能受到民众追随的政治表达的有利局面。当然，这种采纳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既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对任何与以往不同的政治表达，在人们都已熟悉的逻辑和语言的框架内，做出不露破绽和自圆其说的新阐释。这个结果，应该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首先遭遇到的阻力和反对，就是来自其意识形态操作部门的原因之一。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永续执政这一不可更动的政治硬核，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在把“不可更动”的逻辑与具体政治实践的操作协调一致方面的重要性。也正是这种协调之于永续执政的重要性，使得协调的操作者总是能最先感受到改革对永续执政实在而具体的威胁，从而成为执政党永续执政制度的“吹口哨的(报警)人”。

不过，正是在这样连续不断的报警声中，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的政治容纳能力却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空前高度。在此，《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的着墨重点，就是描述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领导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举凡困扰着当下中国的所谓“深层次问题”，从民族问题到国企问题，从新闻传播改革到党政分开体制建设，从党政机构改革到公务员制度建设，从中央委员会议事规则改革到社会协商对话渠道的建设，从多党合作到工会自治，从党务公开到人大制度改革，从减少党务机密范围到尊重民众知情权，等等，全都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议程上，也全都在实际操作中开始向前推进。因此，无论以什么标准判断，由改革撬动的社会转型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

正如前述，改革的特质之一，就是以当下以及未来政策设计的合理性，来否定过去以及由过去遗留至今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特质，在政党及其政府可以合法被替代的责任政治中，并不一定会成为国家或社会的悲剧肇因。但是，不独在中国，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架构中，改革的上述特质，却命定要成为改革发动者自酿悲剧的决定性因素。

至1989年，趋于全面铺开的改革，实际上已经从方方面面开始解构着支撑执政党永续执政逻辑的意识形态。至此，执政党面临着继续改革、最终实现责任政治，以及放弃改革、确保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的历史抉择。到执政党定性的“两乱”(“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被武力平息，这种选择已然明确。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中国改革在向前推进中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而执政党永续执政所依托的体制也亮明了其决不会更换的底牌。“两乱”被平息的结果，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已至其极限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范围的界标。执政党的底牌及其据此所树立的界标，是人们在1989年之后确立中国政治预期的重要参考。由此所确立的政治预期，是执政党及其成员自1980年代末至今在政治决策与行为选择时的根据，也是中国政治现状和执政党现状的可溯源头。

在终结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决策中，热兵器替代了意识形态的惯常角色。这种替代说明，政治决策者自知为改革所解构、并且自此再难自洽的意识形态已经难堪关键时刻的重任。政治改革退场导致的可见结果，就是国家强制力与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运作中的配比发生了变化，国家强制力在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时，被越来越多地推向前台。毫无疑问，在国家政治运作中更多地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就必成国家政治中的最重要问题。

可以想象，在屏蔽传播、各个击破、就地解决的维稳手段仍堪应付日益增多的社会群体性骚乱之时，也就是说在局部的社会骚乱还难以串连成可以给国家政治制度造成整体性破坏的规模，从而还不足以颠覆执政党永续执政的领导地位，亦即政治改革给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带来的风险还远大于社会骚乱所带来的这种风险之时，政治改革就断没有理由会再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由此，那些以政治改革为启动的必要条件的改革，或者以政治改革为成功的充分条件的改革，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开始以及不会有实质性的深入。

在此，《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也从另一个方面，为上述判断提供了佐证。在这本著述中，作者吴伟说明了后来屡屡被当成执政党政治改革纲领而提及的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本意。《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引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的话，说明这篇文章的起草者邓力群认为，“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这就是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仍属执政党内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吴伟通过引述《改革历程》中的相关回忆，也确认了这篇讲话的上述具体所指。有了这样的背景交代，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所建立的执政党政治改革的预期就失去了根据。

不过，从邓小平讲话的文本出发，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所确立的改革意向和改革意志却是明显可见的——不论这种意向和意志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是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而这种改革的意向和意志也明显是以否定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以往的一些做法为前提的。而这也正是这篇讲话诸多“后遗症”的肇因：一些人以此建立了政治改革的虚妄预期，而另一些人则在无望地修补由此而断裂的意识形态自洽环链。

当然，在“战术”层面，执政党仍将政治改革的旗帜握在手中。这是防止有人以政治改革来归顺人心、另起炉灶的未雨绸缪之举。但是，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抑或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其行进的方式及其结果，都仍在无情地撕裂着既有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对此，邓小平先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对之，后以“不争论”来规避改革与意识形态“互害”的两难问题。

因此，如果設定改革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都有合理性，并由此都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那么，在经济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可以笑傲世界之后，通过把改革的经济成果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在改革之前的年代由毛泽东为主创立，由此便可在意识形态上贯通社会主义、改革之前的执政党领袖、改革成果、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历史地位等逻辑环链。只是，以这样的“贯通”，即以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强化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历史地位，这于执政党而言，难道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吗?

以此观之，应该说，就记录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由盛至衰的过程，尤其是描述中国最高领导层在1989年围绕改革所展开的政治运作方面，《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应该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为丰富的著述之一。作者贴身中国政治决策和操作的最高层，在官定的正史之外，为有意或无意被部分虚无化的中国改革史，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记录。

(责任编辑黄钟)

作者：董郁玉

经济增长政治改革论文 篇2：

国际大集团博弈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前景与路径

〔摘要〕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服务于产业升级的需要，必须定位好自己在国际大博弈集团中的位置，特别是要认清自己目前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第三梯队的现实，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尤其不能出现战略误判，直接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的崛起需要学会在国际大集团博弈中腾挪躲闪，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始终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这样国内的政治改革等举措才能较顺利推进。目前，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机遇期，中国政治改革的总目标应该是建构起符合于中国崛起需要的、人民大众的、规范运作的、效率和公正兼顾的政治体制和机制。

〔关键词〕国际大集团;博弈;中国崛起;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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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政治改革通常会涉及到政治改革的对象、目标、主体和具体方略等问题。那中国的政治改革对象和目标是什么，如何改才容易成功?要回答清楚这种问题，首先就需要弄清楚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并且需要弄清楚主要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我国政治改革目标的实现这类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它服务于中国崛起的需要，即是服务于民富国强的需要，也即实现“中国梦”的需要，至少在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深刻牵动着世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故不但需要妥当处理内在问题，而且也需要有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其中大国竞争的有利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如果是在战略空间的被挤压状态来讲中国的崛起就很艰难，这就是本文从国际大集团博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原因。

一、中国崛起成功的内外条件与政治改革目标和对象的确定

对大国兴衰原因的探讨形成了多种观点，主要有“地理决定说”“生产效率说”“文化说”“政策说”和“制度说”等。应当看到如果不考虑外部干扰因素，单纯从国内的发展角度来看，一个大国崛起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样的，上述地理、生产效率、文化、政策和制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深度和方式具有差异而已。但我们也当看到这些要素中，核心应是生产效率问题，只有生产效率提高了，一个大国的经济才能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才能迅速提升，军事实力才能快速增强，进而促进社会日益繁荣稳定，而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科技文化、政策和制度等都只能算是一个大国经济日益强大的重要影响条件，都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来推动国家的崛起。这是单纯从一个国家内部因素来看可以得到的结论，但若将外部因素引入，结论就可能发生变化。

此时，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通常不但会面临其他竞争性大国，甚至是顶级强国的竞争压力，同时其他中小国家的向背关系也会影响到该国的崛起。于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就会多一些崛起路径的选项，既可以考虑主要通过自身发奋图强而崛起，也可以考虑通过对外战争进行掠夺、征服而崛起。当然，反过来该国也就会面临着被其他国家成功压制而失败的可能。总体而言，有和平崛起、战争崛起和二者交互作用而崛起这样三种方式。和平崛起主要是通过自身内在的良性成长、日益壮大而崛起，此种现象通常是在较特殊的条件下出现，比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败国却在一个冷战环境下和平崛起了;战争崛起则主要是通过战争掠夺、征服而崛起，历史上的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都是这种形态;而和平与战争二者交互作用的崛起算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比如英国的崛起就既有自身通过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的一面，也有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外战争而扩张、征服的一面。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只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就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大环境，而在此环境之下，中国需要能够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在经济迅速增长增强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改革健全制度，才能够最终实现崛起。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但并不代表崛起成功，主要在于目前还不能算是经济、科技强国，中国的大量产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很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只有到中国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了世界制造强国才能代表崛起成功。①从当下来看，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最终崛起的关键环节，其他一切经济、政治、科技、文教、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活动都应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来做，服务于产业升级，才能有效迅速推动中国的成功崛起。当然，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之中，需要兼顾其他如民族、民生等问题，只是此处强调中国崛起成功的着力点是产业升级，其他问题不能够成为影响产业升级的巨大阻碍。

既然如此，中国政治改革目标和对象的明确就是当下中国政治改革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判断中国政治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问题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核心是合理地分配权力并限制权力，避免滥用权力，通常简称“民主政治”，具体又有增强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②等不同主张。西方的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或称之为党争民主、选举式民主，产生的代表都只能代表某一利益集团，而西方的这种选举民主真正有利的对象是资本集团。在实现“人民主权”向“选举式民主”的话语转换过程之中，熊彼特和萨托利等人起了巨大作用，但这种转化遮蔽了民主的本义。〔1〕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在民主的本义上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而不能停留在选举式民主这样的程序性民主层面;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服从于中国崛起的需要，需要从有利于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角度来制度设计。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建构起一个既有活力又相对廉洁、规范的政治运作体制和机制，在效率和公正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进而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各集团相对和谐又奋发有为格局的形成。站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对于进一步明确政治改革的目标和对象较有帮助。

整体来看，中国的整个社会力量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执政党的组织力量，二是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力量，三是资本的经济力量，四是社会舆论的监督力量。〔2〕此四类力量分别主要代表了执政党、国家机关、资本集团和社会大众四种社会团体，他们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可能有一致的层面，也会有不一致的层面。前两者本身就在政治体制之内，政策决议是由他们所出，属于优势集团;而资本集团在我国日益强大，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自然也是日益深刻，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大资本集团仍属于相对优势集团;而社会普通大众虽人数众多，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空间都相对有限，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自然相对有限，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自发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共识。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下，才可能成功，这就需要上述四大团体的利益相对均衡。优势集团利益是会有保证的，所以政治改革就需要集中关注社会普通大众基本利益的保障，关注民生，关注其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渠道并能够给予正面积极的反馈，所以政府主导下的民生工程、民众的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就需要得到有效重视。在此基础之上才是政治力量内部自身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主要是需要建立起良性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反馈调适等机制，保证自身权力运作规范有序、富有效率。此时原有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各种监察制度等民主方式就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民主集中制也需要得到良性的贯彻落实。在此过程之中，辅之以良性的用人制度、升迁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若能如上，自然能内外和谐、运作有序、富有效率，政治改革才算是成功的。

可见，中国政治改革的总目标应该是建构起符合于中国崛起需要的、人民大众的、规范运作的、效率和公正兼顾的政治体制和机制。具体而言，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主要应该有：一是监督和规范政治权力运作，避免权力滥用;二是保证权力的高效运作，避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三是完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民主协商的体制机制，把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协商民主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四是健全实现普通大众基本利益的保障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促使普通大众生活有保障、诉求有管道有回应;五是建立起良性的公务员录用、升迁和福利待遇制度，使其有奔头、有想头;六是建立起具有战略眼光、善于倾听、能广纳善言的各层决策机制。凡是有碍于这些目标实现的都应是政治改革的对象。

二、 国际大集团博弈对中国政治改革前景的影响

明确了政治改革的目标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能够顺利推进，这种阻碍因素内外皆有。内在的阻碍主要来源于原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外在的阻碍主要是来自于有巨大竞争关系的以大国、强国为代表的国际大集团，以及与中国有较大利益冲突关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集团。而国际大集团更为根本，因为只有大国、强国才容易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压制中国，也只有大国、强国才更有动力去想方设法阻碍中国的崛起，这是维护、增长其既有国际地位和利益使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来看，由于世界的资源有限、市场有限，因此某一大国的崛起就必然挤压其他大国的空间，这里边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除非世界处于大幅度增量发展的进程，但目前不明显)，这就使得大国强国之间具有巨大的竞争关系。故其他大国、强国一定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来阻碍中国的崛起。不同的外部环境状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推进会具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作用，比如如果外部的阻碍力量太大、太多，那中国要安心发展、推进政治改革就将非常困难，甚至失败。故冯维江等人说，“大国崛起失败或突然崩溃，即是资源错配的后果”，并认为“由于大国博弈性和竞争性的存在以及内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许多误判实际上是战略性误导的结果”。〔3〕所以接下来本文重点分析一下中国所面对的大国博弈关系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巨大变化，并分析由此带来的对中国政治改革前景的影响。

目前，世界大的博弈主体如果从国家和国家联盟层面划分主要有美国、欧盟、中国、俄国和日本，另英国脱欧后也是一极。这相当于是以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基础，加上日本和德国，同时在德国、法国基础上拓展出了欧盟。〔4〕从经济体量上来看，美国第一(2015年GDP为17.95万亿美元)，欧盟第二(2015年GDP为16.22万亿美元，其中德国3.36万亿，英国2.85万亿，法国2.42万亿)，中国第三(2015年GDP为10.98万亿美元)，日本第四(2015年GDP为4.12万亿美元)，英国第五(2015年GDP为2.85万亿美元)，俄罗斯第六(2015年GDP为1.32万亿美元)。①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经济体的第三位，若以国家为核算单位来看，已经居于第二位，这对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而言，危机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重返亚太”的战略举措，目的之一就是平衡中国的力量，使中国不能发展得太快。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各种改革措施以有效配置资源，进而顺利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那中国可能面临的内外忧患将是巨大的，崛起有可能失败。

但中国所处的国际大博弈环境是否就真的很不利呢?仔细清理，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其实是机遇大于挑战，其中的关键在于上述大博弈主体并不会联合起来共同打压中国。原因有四：第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任何一个大国对中国的压制行动都是有底线的，只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与中国博弈，最多利用周边中小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骚扰，但不会直接出手，大家都深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大国间即使是局部常规战争，都容易直接削弱两国的实力。第二，上述各大国、强国之间也有着深浅不一的矛盾，具有相互牵制的关系，且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之下，部分大国之间还具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大家很清楚此道理，使得美国之外的其它大国很难都愿意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第三，美国处于霸主地位，必然会全力维护这一地位，其中维护其霸主地位的关键就是使其它一些大国、强国相互牵制、相对平衡，避免某一势力过于强大。第四，目前对美国霸主地位威胁最大的不是中国，而是欧盟，这使得美国必须接受、容纳中国崛起的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推一把。

具体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处于顶层，第二层是欧盟、日本和英国，第三层才是中国，最后是俄罗斯。中国要成功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最直接的产业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和德、法为主导的欧盟;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且英国不是以制造业为主导，与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关系不是那么激烈;美国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但存在制造业的空心化，所以在制造业方面与中国的竞争也不会那么激烈，而互补性更强一些。②所以，从中国崛起的关键，即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直接冲击到的将是日本和以德、法为主导的欧盟，再进一步才会是美国。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中国的崛起符合美国全球大国再平衡的战略方向，故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历史机遇期。但此阶段不能排除德、法、日、英等国利用各种手段，鼓吹中美对抗，将中国推到中美直接对抗的前台，以获取渔翁之利，对此种格局，中国必需有清醒的认识，方能有效应对。

另外，也应看到扣除中国因自身经济增长带来的内部自身消费增量，对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冲击也是相对温和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并非一蹴而就，也非完全是在现有蛋糕的基础上挤压发达国家，即使有所挤压但也并不可能让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一落千丈，沦为发展中国家。〔5〕中国渐进式的温和的产业升级过程，对世界大国格局的影响会是相对较缓和的，不会迅速改写世界格局，这反过来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赢取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也是一个较好的契机。

当然，这样一个国际大集团博弈关系只是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发展自己的国际大环境和机遇，但并不代表中国就一定能够把握好这种历史机遇。历史机遇的把握需要有对这种大国博弈关系的深刻洞察，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运筹帷幄，还需要自身内部经得起其它国际大博弈集团的渗透、腐蚀和威胁利诱。这些都需要中国通过各种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以不断增强自身的活力、治国理政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避免自己发生战略性误判，方能有效应对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和较量关系。

三、中国政治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

任何改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内外时局的大变化都会深刻地影响该国的改革进程及路向。前面所述中国政治改革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进退徐急皆需视现实情况而定，任何一个政治改革方案都只能是某种国内外条件下综合考虑的结果，然而国内外格局并非一成不变，故也就不应该只有一个完全确定不移的方案，特别是在国内外格局有巨大的变动时，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和路径就应当相应变动。

在大国博弈的进程中，中国政治改革的国际国内环境大概有如下几种：一是出现针对中国的大国操控的局部的地区冲突、代理人战争等烈度较大的军事对抗，比如中日、中越、中菲、中缅、台海等都有可能出现局部的军事冲突;二是中国国内出现了较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三是针对中国或包含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出现较大规模的新冷战;四是在一超多强、多极化的大国博弈中，出现了美欧、美俄的较大对抗;五是大国博弈相对温和，没有出现严重影响中国产业升级、政治改革的内外事件。总体而言，在现代大国博弈中，大国间直接的军事对抗不太可能出现，但代理人战争下的局部冲突或挑动国内分裂势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等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在多极化、全球化的今天，全局性的新冷战出现的几率也相对较小，但局部的关系冷淡则较容易出现;现在的大国博弈也容易出现利用经济等手段，促发某国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使该国陷入内部动荡。

在内外的军事冲突、社会动荡等情况下，国内的政治改革将很难实质推进，即使可以，也将是尽量在集中力量，打击敌对势力，以稳定政权、巩固政权的方向，前述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将很难作为改革的重点。所以，中国产业升级进程中的政治改革必须是在外部环境相对和平(即使有较大的军事冲突，也不能直接牵涉中国)，国内经济、社会有矛盾但又相对安定的环境下才能予以有效推进。而中国政治改革有利条件的持续也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合力的结果，这种条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要原有政治改革环境条件出现较大的变化，原有的政治改革进程就可能被中断，或发生改革方向和路径的相应变化。只能说，中国之崛起必须以产业升级的成功为条件，而中国政治改革也就必须沿着以破除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去做，只是这种能够顺利推进改革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并不会一直都很好、很成熟，故必须抓好改革的战略关键期。目前中国能够做的就是稳定条件，用好条件，抓住机遇，攻城拔寨，在切实推进政治改革的进程中顺利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路径，就相对容易清楚。因为在政治改革目标已经明确的状况下，政治改革更多的将转化为“术”的层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子下面，任何一个国内的博弈群体都不可能公然挑战、阻碍政治改革的推进，这样有利于改革的政策才容易不断被推出，并不断被贯彻。十八大以来，中国正是在不断唱响“中国梦”，不断实施“打虎拍蝇”“搬石头”的过程中，将政治改革予以推进的。目前来看，中国提出的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是民生，稳定的是民心，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问题;中国提出的创新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抓住的是中国崛起的核心，是高层次的政治问题;中国不断推进的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强调的是各集团利益的平衡、诉求的协调，目的是共同、平衡发展;而“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强调的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权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目的是规则社会的建立，同时压缩滥用权力的机会和空间，诸如此类。另外，目前我国的政治改革强调顶层设计，走的是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道路，完全符合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一定的中央集权的要求。此类改革推进路径都有利于中国政治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就此而论，当下中国政治改革的推进方向是契合中国崛起的需要的，是正确的。但我们也需要有跳出改革看改革的意识，随时观察原有政治改革条件的变化，不断因应这种变化，才能使中国政治改革始终能够保持主动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服务于产业升级的需要，必须定位好自己在国际大博弈集团中的位置，特别是要认清自己目前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第三梯队的现实，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尤其不能出现战略误判，直接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的崛起需要学会在国际大集团博弈中腾挪躲闪，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始终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这样国内的政治改革等举措才能较顺利推进。时不我待，深刻理解并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迎难而上，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的过程中，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中，切实推进中国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一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推力。

〔参考文献〕

〔1〕杨光斌.让民主归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3-14.

〔2〕寒竹.三十年，没有“政改”怎会有经济奇迹〔J〕.社会观察，2010(10).

〔3〕冯维江、张斌、沈仲凯.大国崛起失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1).

〔4〕〔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5〕贾保华、郑建成、王卓.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与日本德国的经济比较〔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石本惠】

作者：封德平

经济增长政治改革论文 篇3：

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

政改一小步,中国一大步

记者:政治改革的滞后和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是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这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天有多大的迫切性?

肖滨:经济改革的启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推进,就没有经济改革的成功。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起始点,就是从解放思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开始的,这些都涉及政治改革。

这30年来,不仅经济改革取了成功,政治改革也是有一定进展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是滞后的。经济改革的成果非常显赫,财富增长的程度尤为显著,对比一下,政治改革的滞后性就比较明显了。看不到这一点,是对现状的简单解读。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政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从政治层面分析,经济增长非常迅速,蛋糕越做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体民众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事实上财富蛋糕被少数人占据,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如何让老百姓共享财富增长、让利益集团让步?这些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利益公平分配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从社会层面看,30年来社会更自由、更有活力,但矛盾也更加尖锐,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缓解社会矛盾,平抑群体性事件,必须在政治层面作出调整,必须推进政治改革。底层民众如果有更多的参与渠道,民意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司法渠道能够保障他们的权益,福利机构能够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救济,群体性事件就会大大降低。采用暴力反抗的群体性事件其实是底层民众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另外,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政治改革也必须推进。台湾的选举民主进行了几十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实行了地方自治。香港也即将推行双普选,港澳台的民主建设都在推进。若在政治民主上达不到普遍一致的认同,如何维持中国的统一格局?

就当前而言,政府应有大气魄、大手笔,下定决心推动政治文明和法治民主,给予人权更多的保障。实现政治上的进步,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才能继续向前推进。政治改革无法回避,越拖越被动,我们不能将艰巨任务留给下一代。若每一代领导人都能将政治改革向前推进一小步,将是中国的一大步。

在选举民主之前

解决转型正义问题

记者: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一个社会在民主化的初期极易趋向激进,此时只有激进者才能赢得群众,这种“淘汰温和”定律使许多人担心政改会导致社会的动乱,您的看法如何?

肖滨:民主化初期确实容易趋向激进,尤其是选举民主,在运作初期,激进的人往往赢得选举,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但改革不能因此停滞不前,改革者需要做的是消解风险而不是逃避风险。以台湾为例,“二·二八”、“美丽岛”等事件成为台湾转型正义中的大问题,每到“二·二八”马英九必出来道歉,民进党正是靠着批判政府过去的不正义行为获得群众的支持,不用提政纲,只要数落政府罪行,大旗一挥就能当选。这种情况下,社会当然会走极端,理性的声音被淹没。

历史遗留问题为激进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选举民主和转型正义同时出现,激进者当权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需要做的是在选举民主运作之前,逐渐解决转型正义问题,甩开历史的包袱,才能避免走极端。

社会矛盾也是激进主义绝佳的武器,因此在选举民主之前,通过政治改革化解民怨、实现财富相对公平的分配也是非常迫切。底层民众和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一旦进行选举,他们将成为激进主义者的天然票仓。

选举政治难度大、风险高,避免社会趋向激进要有战略上的大布局。当政者需有意识有步骤地为选举民主的到来提前谋划,铺好路搭好桥。当前,中国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备,更应该花大力气推动制度建设,采取长远措施化解矛盾、降低风险。

记者: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或许困难重重,有种观念认为可以尝试从社会变革方面着手,通过社会变革调整利益和权力结构,您认同这种观念么?

肖滨:学界确实有一种观念,认为政改太麻烦、风险高,因此应该先搞社会改革。中国的改革包含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层面,过去的30年我们做的主要是经济改革,此后社会改革也开始跟进,比如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都是属于社会改革的范畴,最后则是政治改革。从逻辑顺序上说,经济改革先走一步,社会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铺垫,在历史顺序上可能具有优先性,但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最终也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和推动。因为社会改革必然触及权贵利益,而利益问题必将引发各方博弈,最终还是政治问题。

如何让占用大部分医疗资源的阶层让步,与普通民众共享;如何让占有大部分财富蛋糕的人割让一些财富给老百姓;如何打破精英优势传递,恢复社会流动性,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向上走,摆脱“蚁族”和“蜗居”的宿命,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社会改革是无法完成的,最终只能取决于政治改革。完全脱离政治改革的社会改革不可能成功。

记者:如果要在不远的时间内实现政治改革,应从哪里突破?

肖滨:从社会层面考虑,首先需要缩小财富差距。解决两极分化、减少收入差距、建立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税收是一个突破口。

其次,必须迅速消灭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问题不解决,选举民主将受到极大制约。农民若依然占据人口绝大多数,激进主义就会有广阔的土壤。

第三,中国需要大力推进区域平衡,仅有东部沿海发展是不够的。

政治改革需要强力推进

记者: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一种认识是中国的发展必须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另一种是对“古典中国”的迷恋,认为中国的过去可以指导中国的未来,您怎么看?

肖滨:人权、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最基本价值必须坚守,但落实这些价值的模式和时序是可调整的。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实现的方式和时序可以有所不同。公民权利涉及不同价值,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政治平等,第三是公平福利,英国先落实自由,然后是政治平等,最后才实现公平福利,但其他国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是经济平等走得快点,有的是政治平等先行,时序先后是可以选择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就是推进了自由的价值,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下一步的改革,需要在推进自由的同时达致公平和正义。

“古典中国”若主要指儒家的治国理念和道德规范,是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儒学面临的中国语境在不断变化,已经不能回应现今的现实。但我也不主张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儒家的道德修身对选举民主非常重要,对政治改革有促进作用。

记者:中国改革与俄罗斯不同之处是不破除旧体制、保留存量、发展增量,这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要解决这些矛盾和弊端,用原来的渐进的方式是否可行?

肖滨:“渐进”不等同于“拖延”和停滞不动,“渐进”的内涵包括优先次序和轻重缓急。外界对此有所误读,俄罗斯激进改革失败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渐进”下去,但背后隐含的含义是“渐进”就是不改革,是“拖延”。

我们依然要提倡渐进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确实需要有个优先顺序,但渐进绝不意味着停滞不前。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邓小平当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绝对不是渐进,这是政治的大断裂。现在改革需要非常有力的大动作,没有强力的推进,渐进可能就会演变成拖延的代名词。

作者：费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