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

第1篇：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论文集锦

在中国发现的一种与人类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吴凡(第一作者)、陈燕玫(共同第一作者)、宋志刚(共同第一作者)、张永振(通信作者)、裴媛媛(第十作者)、张玉玲(第十二作者)、代发辉(第十三作者)、刘袆(第十四作者)、王启敏(第十五作者)、郑娇娇(第十六作者)、徐琳(第十七作者)、Edward C.Holmes(第十八作者)

发表期刊：《Nature》(影响因子：42.778)

原文題目：《A new coronavlrus associated with human respiratory disease in China》

研究背景 新发突发传染病，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和寨卡病毒病等，给公共卫生带来严重的威胁。尽管在此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何时何地出现新的疾病仍然不可预知。最近，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自2019年12月12日第1例患者住院以来，到2020年1月25日，至少已有1975例确诊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疫情的暴发与武汉市的一个海鲜市场有关。

本研究的患者是该市场的工作人员，其于2019年12月26日入住武汉中心医院，表现为严重的呼吸道综合征，包括发烧、头晕、咳嗽等。基于血清学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病原学调查初步排除了流感病毒、肺炎衣原体和肺炎支原体的存在，并通过PCR排除了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包括腺病毒等感染。患者经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3d后症状无明显改善，因呼吸衰竭开始使用呼吸机，并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研究方法 为了调查与这种疾病相关的可能病原体，本研究采集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并进行宏转录组测序。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中对样本进行处理。从200μlBALF中提取总RNA，构建双端(150bp)宏转录组文库，再使用Illumina MiniSeq进行双端(150bp)测序，根据测序结果鉴定并组装出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最后进行遗传进化分析。

研究结果 通过宏基因组RNA测序，从患者BALF样本中鉴定出一种属于冠状病毒科的新型RNA病毒。对病毒全基因组(29903个碱基)的遗传进化分析表明，该病毒与之前从中国蝙蝠中发现的SARS样冠状病毒(betacoronavirus属，sarbecovirus亚属)高度同源(核苷酸相似性为89.1%)。

研究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与SARS病毒(SARS-CoV)之间存在的基因组和临床相似性，以及它在临床样本中的大量存在，为WH-Humanl冠状病毒(WHCV，即2019-nCoV)与武汉市正在发生的呼吸道疾病疫情之间存在关联性提供了证据。尽管仅从1例患者中分离出这种病毒不足以得出是其导致呼吸道疾病的结论，但此发现已在其他患者中得到证实。武汉市疫情的暴发表明，动物来源病毒的跨宿主传播可在人群中导致严重疾病。

蝙蝠中多种SARS样冠状病毒的鉴定导致人们认为其是这些病毒的天然宿主。尽管在中国的蝙蝠中广泛发现了SARS样冠状病毒，但尚未发现SARS-CoV。值得注意的是，WHCV与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存在最为密切的亲缘关系，甚至在nsp7和E蛋白方面表现出与bat-SL-CoVZC45有100%的氨基酸相似性。因此，蝙蝠可能是WHCV的宿主。不过，由于首次报告这种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时武汉市的这家海鲜市场中有多种野生动物在出售，故需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来确定WHCV的天然宿主和中间宿主。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008-3

新型冠状病毒与非典病毒存在交叉保护表位，有望推动通用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裘天颐(第一作者)、徐建青(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Joum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影响因子：5.065)

原文题目：《l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cross-protective epitope between 2019-nCoV and SARS virus》

研究背景 暴发于2019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且众多研究揭示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冠状病毒的基因组间存在异同。之前的研究指出，此病毒与非典病毒和蝙蝠中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相似性远远高于其他冠状病毒，但三维构象上的差异和抗原性的关系尚不清楚。

研究内容 本研究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棘突蛋白进行了系统性的三维构象模拟和抗原性分析。棘突蛋白是冠状病毒与宿主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进而介导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关键表面蛋白，是冠状病毒疫苗研发的关键靶标。本研究使用前期开发的空间表位预测工具CE-BLAST对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和其他已知的冠状病毒的S蛋白进行了抗原性扫描，发现相较于其他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在三维构象和抗原性上与非典病毒更为接近。

研究的亮点及意义 基于结构的研究揭示，新型冠状病毒与非典病毒在受体结合区上存在交叉保护表位，且该区域与受体结合区中重要的ACE2受体结合位点相毗邻。因此，可识别该区域的抗体将能有效阻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受体结合区与ACE2受体结合。本研究表明，之前针对非典病毒S蛋白ACE2受体结合位点的抗体可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干预。

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初期的病毒基因序列积累较少，未能纳入更多的新型冠状病毒突变株进行抗原性分析，而这些突变株有可能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的抗原性逃逸。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673852720300138?via%3Dihub

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宋凤祥(共同第一作者)、施楠楠(共同第一作者)、施裕新(通信作者)、沈杰(第五作者)、卢洪洲(第六作者)、凌云(第七作者)

发表期刊：《Radiology》(影响因子：7.931)

原文题目：《Emerging coronavirus 2019-nCoV pneumonia》

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胸部CT表现尚未有详细描述。

方法 入组51例(男性25例、女性26例，16-76岁)经核酸抗体检测阳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进行薄层螺旋CT检查，分析他们的影像学特征、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结果 51例患者中有50例(98%)有武汉接触史。发热(49/51，96%)和咳嗽(24/51，47%)是最常见症状。大多数患者的白细胞计数(37/51，73%)和中性粒细胞计数(44/51，86%)均正常，淋巴细胞计数正常(17/51，33%)或降低(33/51，65%)。CT图像显示，51例患者中有39例(76%)见磨玻璃密度影，38例(75%)见磨玻璃密度影伴网状和(或)小叶间隔增厚，30例(59%)见磨玻璃密度影伴实变影，28例(55%)见单纯实变影;44例(86%)双肺受累，41例(80%)病变分布以背侧肺组织为主，44例(86%)病变分布以肺野外周为主。CT检查发现，距症状发生≥5d患者的肺内实变影多于距症状发生≤4d患者(病变数分别为431/712和129/612，P<0.001)，>50岁患者的肺内实变影多于≤50岁患者(病变数分别为212/470和198/854，P<0.001)。对13例患者的随访CT检查显示，7例(54%)肺内病变有吸收，4例(31%)肺内病变进展。

结论 对有流行病接触史的患者，如其出现发热或咳嗽，白细胞计数正常或降低，同时胸部CT检查显示肺内存在以磨玻璃密度影为主的病变，且病变以肺外周带和背侧分布为主，可高度怀疑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原文链接：https：//pubs.rsna.org/doi/10.1148/radi01.2020200274

50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中医临床特征分析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陆云飞(第一作者)、陈晓蓉(通信作者)、杨宗国(第二作者)、王梅(第三作者)、时佳(第四作者)、吕莹(第六作者)、汤伯宗(第七作者)、叶晨(第八作者)、徐庆年(第九作者)、殷科珊(第十作者)

发表期刊：《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目的 分析上海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一般情况及中医证候分布特点。

方法 纳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50例，均于入院第1天采集流行病学资料及血常规、胸部CT、证候特征、舌象脉象等信息，并依据《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诊疗方案(试行)》进行分析辨证。

结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年龄均在50岁左右，男性居多，男女比为1.27：1;74%的患者有武汉/湖北旅居史，20%的患者有确诊患者密切接触史;胸部CT检查显示以多肺叶病变为主，白细胞计数未见明显升高，多见淋巴细胞计数降低、C-反应蛋白水平升高。半数以上患者伴有发热(84%)、咳嗽(62%)、乏力(62%)、纳差(58%)、口干(56%)、腹泻(56%)、自汗(54%)症状;舌象以淡红舌或红舌为主，多见腻苔(68%)、白苔(74%)。证型以湿毒郁肺证为主(82%)，少数患者表现为热毒闭肺证(18%)，其中湿毒郁肺型患者的平均年龄显著低于热毒闭肺型患者(P=0.002)，湿毒郁肺型患者的男性构成比则显著高于热毒闭肺型患者(P=0.024)。

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湿毒郁肺型为主，符合中医湿疫的特点。

原文链接：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1788.R.20200208.1112.002.html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药物治疗方案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卢洪洲(第一作者，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Bioscience Trends》(影响因子：1.553)

原文题目：《Drug treatment options for the 2019-new coronavirus (2019-nCoV)》

摘要 截至2020年1月22日，中国25个省(市、区)共报告了57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目前，尚无针对人和动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苗和抗病毒治疗方法。因此，尽快确定药物治疗方案对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至关重要。一般有3种通用方法，包括使用标准测定法发现广谱抗病毒药物、对现有化合物和化学丈库进行筛选以及根据单个冠状病毒基因组和对病毒的生物物理学理解来设计和开发新的特异性药物，可用来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潜在抗病毒治疗药物。罗匹那韦/利托那韦、核苷类似物、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雷姆西韦、多肽EK1、阿比多尔、核苷酸类抗病毒药物(如富马酸替诺福韦酯、拉夫米定)、抗炎药物(如激素)和一些中药(如疏风解毒胶囊、莲花清瘟胶囊)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药物治疗选择。当然，这些药物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疗效和安全性还需得到临床试验的证实。

一般來说，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特异性抗病毒药物或疫苗。所有的药物选择都来自以前治疗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或其他一些新的流感病毒感染的经验。积极的对症支持仍然是治疗的关键。

原文链接：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bst/14/1/14_2020.01020/_article

中国武汉暴发不明病因肺炎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卢洪洲(第一作者、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Joumal of Medical Virology》(影响因子：2.021)

原文题目：《Outbreak of 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 in Wuhan，China： the mystery and the miracle》

摘要 自2019年12月以来，中国武汉市暴发了未知病因的肺炎。武汉市是中国的主要交通枢纽，常住人口超过1100万人。2019年12月，大多数患者去过当地的一个鱼类和野生动物市场。在2020年1月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博士通报，引起这种肺炎暴发的病毒已被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命名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内容2019-nCoV具有不同于已知人类冠状病毒种类的冠状病毒特异性核酸序列，与蝙蝠中鉴定出的某些β-冠状病毒相似。在2019-nCoV肺炎患者的肺液、血液和肺中检测到了2019-nCoV特异性核酸序列。自15例患者咽拭子样本中分离出的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显示典型的冠状病毒外观。后续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更好地了解2019-nCoV，以开发抗病毒治疗药物和疫苗。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最初于2019年12月描述了这种感染病毒，9d内由临床医师、科学家和流行病学专家组成的团队就排除了几种极具传染性的病原体，包括十多年前造成数百人死亡的非典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大多数患者都在确诊前的1个月内去过武汉的一个鱼类和野生动物市场。这个鱼类和野生动物市场中还出售活体动物，如家禽、蝙蝠、土拨鼠和蛇。所有患者都在隔离区得到了及时的支持治疗。迄今为止，目前已确证的42例患者中，除了1例来自武汉的泰国患者，其余均来自中国。其中，8例获得治愈后出院，7例病情严重，1例死亡。已从多例患者的呼吸道标本和血液样本中分离出2019-nCoV。

但是，这个谜团还没有完全解开。目前收集的数据还不足以证实呼吸道疾病与2019-nCoV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分离2019-nCoV的其他菌株以研究它们的同源性。应开发对2019-nCoV肺炎的快速、准确的检测和鉴定方法，且此方法可在鉴定和治疗患者的当地医院和诊所中使用。

2019-nCoV是否来源于野生动物?冠状病毒科包括2个亚科。第一个亚科名为冠状病毒亚科，此亚科包含大量的哺乳动物病原体，它们可引起多种疾病、包括肺炎。在人类中，冠状病毒亚科是引起普通感冒和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毒之一，这些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第二个亚科名为环曲病毒亚科，此亚科包含一些陆生和水生动物病原体。轮状病毒属包含马轮状病毒(伯恩病毒)，后者最早是从腹泻的马中分离出来的;布雷达病毒最早是从腹泻的新生牛犊中分离出来的。鱼类的白鲷病毒属杆状病毒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是来自海鲜市场的海鲜引起了2019-nCoV肺炎暴发。该海鲜市场已经关闭，直到流行病学研究确定2019-nCoV的动物宿主为止。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2/jmv.25678

提高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的认识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沈银忠(第一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中华传染病杂志》

摘要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病毒性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造成严重后果，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类病毒感染诊治的认识是当务之急。

新型冠状病毒是指此前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常有人类以外的哺乳动物作为其宿主或中间宿主。现已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新近发现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可引起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肾衰竭等危重疾病，提高临床医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的认识是当务之急。提高门诊分诊和早期识别能力、加强医院感染的防控、提高对重症患者的综合救治能力以及加强临床研究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关键。

原文链接：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79579.htm

针对武汉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国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卢洪洲(第一作者，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Joumal of Medical Virology》(影响因子：2.021)

原文题目：《The Wuhan SARS-CoV-2-what's next for China》

研究背景

1)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的認知历程

新冠肺炎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开始暴发，当时对新冠肺炎认知不明，主要包括：①致病原的性质(SARS复发?);②这种肺炎是否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而其与引起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冠状病毒不同?

应对措施：一个由临床医师、科学家和流行病学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开始研究这些可能性。在9d内，SARS和MERS被排除，且在武汉分离出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这种冠状病毒现已被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正式命名为SARS-CoV-2，鉴定研究也已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随后，其他研究陆续展开。

2)对新冠肺炎流行的原因分析和应对措施

重要原因：①没有认识到最初肺炎病例的潜在威胁;②疫情始于中国春节之前，正是人口发生大规模流动之时。

应对措施：政府及时采取了人口流动控制措施，避免了大规模的疫情传染。

3)中国的下一步措施

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许多可在短期内确定的问题以及一些需更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需要确定：①病原体定植、感染和脱落的时间;②传染特性。

研究的局限性

应重视SARS-CoV-2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开发，同时解决病毒可能在医疗中心内传播给医护人员的问题。

由SARS-CoV-2引起的新冠疫情是新出现的又一种人畜共患病毒性疾病。与以前由其他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流行病或大流行一样，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要完全理解SARS-CoV-2，仍需进行很多研究工作。

原文链接：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233262/

COVID-19患者的临床观察和管理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卢洪洲(共同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Emerging Microbes&Infections》(影响因子：5.776)

原文题目：《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VID-19 patients》

研究背景 2019年底-2020年初，武汉市普通人群中因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传播而突然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虽然COVID-19的总病死率似低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但严重感染患者的病死率令人震惊。为寻找COVID-19的有效治疗方法，人们作了广泛的努力，但成效有限。

研究内容 邀请3位中国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讲述他们在COVID-19患者管理中的床旁观察结果。①李太生教授在武汉进行一线医疗工作。他描述了SARS-CoV-2感染的临床过程。此外，他观察到患者有明显的凝血功能异常，提出早期经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低分子量肝素抗凝治疗非常重要。②卢洪洲教授对正在进行的抗SARS-CoV-2药物临床试验的质量表示关注，因为大多数试验规模小且为重复研究。关于中药，他建议，由于中药化学成分复杂，应开发创新性的评价体系。③张文宏教授负责上海COVID-19患者的整体临床管理。他介绍了管理COVID-19患者的团队方法。对于重症患者，除予以呼吸支持治疗外，及时进行多器官功能评估和治疗非常关键。应根据每个患者的独特特征作出医疗决策，精心制定干预措施。

研究的亮点和意义 3位亲自参与COVID-19患者临床管理的中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介绍了他们的床旁观察结果，并为优化COVID-19治疗策略提出了重要建议。

研究的局限性 应结合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扩大研究的样本规模，从而得出更精准的结论来指导临床工作。

原文链接：https：//www.tandfonline.com/loi/temi20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军(第一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凌云(第二作者)、席秀红(第三作者)、刘萍(第四作者)、李锋(第五作者)、李涛(第六作者)、尚祉胤(第七作者)、王梅(第八作者)、沈银忠(第九作者)

发表期刊：《中华传染病杂志》

目的 评价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日-2月6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134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134例患者均接受重组人干扰素α2b啧雾治疗以及对症支持治疗，其中52例患者还口服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34例患者还口服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治疗，余下48例患者不使用任何抗病毒药物。比较3组患者中位治疗时间为7d时的治疗效果，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或卡方检验。

结果 134例患者中有男性69例、女性65例，年龄为35-62岁，平均48岁。阿比多尔治疗组和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组患者体温恢复正常的中位时间均为6d，对照组为4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2.37，P=0.31)。3组患者呼吸道样本病毒核酸转阴的中位时间均为治疗后7d，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组的病毒核酸转阴率为71.8% (28/39)，阿比多尔治疗组为82.6%(19/23)，对照组为77.1%(27/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46，P=0.79)。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组中有22例(42.3%)、阿比多尔治疗组中有12例(35.3%)、对照组中有25例(52.1%)患者在治疗后第7天影像学仍呈进展表现(x2=2.38，P=0.30)。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组中有9例(17.3%)、阿比多尔治疗组中有3例(8.8%)、对照组中有4例(8.3%)患者出现不良反应，3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2.33，P=0.33)。

結论 未发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具有改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或缩短他们呼吸道样本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作用，它们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的确认。

原文链接：http：//rs.yiigle.com/CN311365202002/1188613.htm

从基因组学角度看SARS-CoV-2的起源和出现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张永振(第一作者)、EdwardC.Holmes(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Cell》(影响因子：38.637)

原文题目：《A genomic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 and emergance of SARS-CoV-2》

导读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持续大流行已引起全球人们的极大关注。Edward C.Holmes和中国的张永振教授研究团队都参与了该病毒的首次基因组测序。本文结合SARS-CoV-2的基因组测序结果及其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就其起源、宿主范围、生物学特性及其感染的防控等作一相关介绍。

背景尽管回顾性研究表明，最早出现症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例可追溯到2019年12月1日，但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首例COVID-19报告时间为2019年12月下旬。2019年12月26日，张永振教授研究团队收到1份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的患者样本，通过二代转录组测序获得了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初步分析显示，该病毒与SARS病毒密切相关。2020年1月11日，病毒基因组序列在开放性病毒学网站(http：//virologic.org/)上公布。

SARS-CoV-2基因组序列的公布加快了COVID-19相关的诊断试剂、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开发进程。

SARS-CoV-2的起源与进化基因组序列信息显示，SARS-CoV-2属β-冠状病毒属，与SARS病毒同属一个亚属(sarbecovirus)，而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则属另一亚属(metalcovirus)。初步比较发现，在核苷酸水平上，SARS-CoV-2与SARS病毒的相似性约为79%。根据过去对冠状病毒研究的经验，病毒在动物宿主(包括宿主和中间产物宿主)中的进化，解释SARS-CoV-2在人类中出现并传播的必要条件，不能排除的是，这种病毒在2019年12月被首次发现之前可能就已在人类中“隐秘”传播了，期间还可能发生了一些适应性的关键突变。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SARS-CoV-2是否是重组病毒以及这种重组是否有助于其传播。有证据表明，SARS-CoV-2、RaTG13和广东穿山甲冠状病毒之间存在重组现象，RmYN02的基因组同样受到重组的广泛影响。但是，要确定SARS-CoV-2的重组过程和重组模式，目前非常困难，因为需再次对动物种群中的病毒进行全面的采样及后续分析。

不仅如此，随着SARS-CoV-2的广泛传播，监测人类表型的变化也非常重要。COVID-19病例数和(或)病死率的任何下降都可能是由于人类人口和流行病学背景下免疫力的上升，而不是在此过程中病毒发生了重组或突变。

结论事实上，SARS-CoV-2将成为人类第5种地方性冠状病毒(其他为HKUI、NL63、OC43和229E)以及目前在所有易感人群中传播的病毒。冠状病毒显然是具有跨越物种界限和适应新宿主能力的，会在人群中广泛传播。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毒。至于冠状病毒与其他RNA病毒相比为何能具备适应性进化以及为何能在自然界中跨物种传播，且表现出极强的传播能力，目前尚不清楚。须指出的是，冠状病毒的监测网应包括除蝙蝠外的其他物种，因为中间宿主在病毒传播过程中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为病毒在人类中出现提供非常直接的途径。相较于其他方法，尽量减少接觸病毒宿主是预防冠状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虽然我们与动物界的密切关系意味着我们无法建立牢不可破的防病毒壁垒，但加大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管理和禁止野生动物(包括某些禽类)进入市场，将对病毒防控起到关键作用。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e11.2020.03.035

上海早期输入性新冠肺炎患者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分析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杨舒一(第一作者)、单飞(共同通信作者)、张志勇(共同通信作者)、施裕新(第二作者)、卢洪洲(第三作者)、徐建青(第四作者)、李锋(第五作者)、钱志平(第六作者)、花鑫艳(第七作者)、丁雪婷(第八作者)、宋凤祥(第九作者)、陆阳(第十作者)

发表期刊：《European Reapiratory Joumal》(影响因子：12.339)

原文题目：《Clinical and CT features of early-stage patients with COVID-19：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imported cases inShanghai，China》

研究目的 分析上海早期输入性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以期指导临床早期识别新冠肺炎患者。

研究方法 收集2020年1月20-30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44例早期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首发症状与胸部CT检查时间间隔<4d。

研究结果 首发症状为发热的患者占95.45%，为乏力的占15.91%，为干咳的占13.64%，为纳差的占13.64%，为咳痰的占11.36%;淋巴细胞计数降低的患者占52.27%，CD3+T细胞计数降低的占50.00%，CD4+T细胞计数降低的占43.18%，CD8+T细胞计数降低的占45.45%;所有患者均红细胞沉降率增高，C-反应蛋白(CRP)水平升高的占75%，降钙素原水平升高的占29.55%，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升高的占43.18%，谷丙转氨酶、谷丙转移酶水平升高的均占15.91%，谷草转氨酶水平升高的占13.64%;总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的患者分别占40.91%、81.82%、50.00%、61.37%和52.27%。胸部CT检查共检出病灶456个，表现为纯磨玻璃密度病灶的占27.85%，为磨玻璃密度伴实变的占62.72%，为铺路石征的占4.82%，为实变的占4.61%;病灶主要位于肺外周(92.11%)和背侧(71.71%，其中表现为纯磨玻璃密度病灶的占51.17%)。研究定义CT评分为病灶密度分类加权与病灶长径的乘积。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CD4+T细胞计数、CRP和LDH水平与CT评分呈线性相关关系。对患者首次复查发现，81.82%患者的病灶进展，13.64%患者的病灶部分吸收。

研究结论 新冠肺炎的首发症状以发热为主，血常规检查可见淋巴细胞计数降低;早期病灶以体积较小的磨玻璃病灶为主，主要分布于两肺外周和背侧(注意：纯磨玻璃病灶前背侧分布无明显差异)，一些病灶体积比较小，容易漏诊;CD4+T细胞计数降低、CRP和LDH水平升高与CT检查所见病情的严重程度呈线性相关。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83/13993003.00407-2020

新冠肺炎患者病毒RNA清除规律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凌云(共同第一作者)、徐水宝(共同第一作者)、林逸骁(共同第一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Chinese Medical Joumal》(影响因子：1.585)

原文题目：《The persistence and clearance of viral RNA in 2019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survivors》

研究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首先在新冠肺炎患者的呼吸道样本中被发现，随后在患者的粪便、尿液和胃肠黏膜中也均检测到了病毒RNA。本研究分析新冠肺炎患者不同样本中新型冠状病毒RNA的清除时间及其影响因素，为探索新冠肺炎临床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为进一步提高患者康复期管理水平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回顾性收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于2020年1月20日-2月10日收治的新冠肺炎康复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康复期患者是指已无发热和呼吸道症状且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RNA检测连续2次阴性(间隔>24h)的患者。采集新冠肺炎康复期患者的咽拭子、粪便、尿液和血液样本，应用RT-PCR法检测，分析CD4+T淋巴细胞计数、炎症指标值和糖皮质激素治疗对患者病毒RNA清除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66例新冠肺炎康复期患者，其中女性28例(42 4%)、男性38例(57.6%)，平均年龄44.0岁(34.0-62.0岁)。康复期患者從症状出现到首次咽拭子病毒RNA检测阴性的中位时间为9.5(6.0-11.0)d。截至2020年2月10日，11例(16.7%)康复期患者粪便样本病毒RNA检测阳性，其余55例为阴性，中位持续时间为11.0(9.0-16.0)d。在这55例患者中，43例粪便样本病毒RNA检测转阴的时间比咽拭子检测转阴的时间长，平均延迟2.0(1.0-4.0)d。尿液样本病毒RNA检测的阳性率很低，58例患者中仅4例(6.9%)为阳性，其中3例在咽拭子检测转阴后仍呈阳性。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表明，CD4+T淋巴细胞计数有助于预测患者粪便样本病毒RNA的持续时间(P=0.01)。糖皮质激素治疗组患者的咽拭子和粪便样本病毒RNA的持续时间比非糖皮质激素治疗组患者长，2组患者咽拭子病毒检测转阴时间分别为15和8.0d(P=0.013)，粪便样本病毒RNA检测转阴时间分别20和11d(P<0.001)。

结论及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粪便样本病毒RNA的清除时间滞后于咽拭子检测，据此提出应以粪便样本病毒RNA检测转阴作为患者出院标准，为上海抗疫方案的实施提供了依据，患者出院后的复发率极低。糖皮质激素治疗患者的病毒RNA清除延迟，故对病情较轻的新冠肺炎患者不建议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宿主细胞免疫功能低的患者，病毒RNA持续时间延长，为增强免疫功能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为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重要的临床病毒学研究，为疫情的临床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截至2020年9月初他引已达308次。

原文链接：doi： 10.1097/CM9.000000000000077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重症化危险因素的临床分析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凌云(第一作者)、徐水宝(共同第一作者)、林逸骁(共同第一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田棣(第四作者)、朱召芹(第五作者)、代发辉(第六作者)、吴凡(第七作者)、宋志刚(第八作者)、黄威(第九作者)、陈军(第十作者)

发表期刊：《中华传染病杂志》

背景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多以轻症(轻型、普通型)为主，大多数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后病情可好转，但一旦发展为重症(重型、危重型)，则救治难度以及死亡风险大大增加。作为上海市收治COVID-19患者的定点医院，截至2020年2月10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已收治292例确诊COVID-19患者。本文回顾性分析收治的COVID-19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COVID-19患者病情进展为重症的危险因素，为早期识别重症患者并实施更为密切的临床监测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日-2月10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292例成人COVID-19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重症患者21例，轻症患者271例。比较2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流行病学史、基础疾病和实验室检查值等。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U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方程分析影响患者病情进展为重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 292例患者中，重症患者21例，重症率为7.2%，其中死亡1例，重症病死率为4.8%。21例重症患者的年龄为(65.0±15.7)岁，其中19例(90.5%)为男性，11例(52.4%)合并有基础疾病，7例(33.3%)亲属中存在确诊患者;271例轻症患者年龄为(48.7±15.7)岁，其中135例(49.8%)为男性，74例(27.3%)合并有基础疾病，36例(13.3%)亲属中存在确诊患者。两组间资料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730，x2分别=12.930、5.938、4.744，P均<0.05)。与轻症患者比较，重症患者入院时的血清中性粒细胞绝对值以及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乳酸脱氢酶、肌酐、胱抑素C、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D-二聚体、B型钠尿肽前体、肌红蛋白、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功酶、肌钙蛋白Ⅰ水平较高(U分别=2091.5、1928.0、1215.5、729.0、1580.5、1375.5、917.5、789.5、1209.0、1434.0、638.0、964.5、1258.0、1747.5)，而血清白蛋白、转铁蛋白水平以及淋巴细胞绝对值、CD3+T淋巴细胞计数、CD8+T淋巴细胞计数、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较低(t=4.716，U分别=1214.0、1263.5、962.0、1167.5、98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逻辑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入院时的血清白蛋白水平(OR=0.806，95%CI：0.675-0.961)、肌红蛋白水平(OR=1.010，95%CI：1.004-1.016)、C-反应蛋白水平(OR=1.016，95%CI：1.000-1.032)、CD3+T淋巴细胞计数(OR=0.996，95%CI：0.991-1.000)、CD8+T淋巴细胞计数(OR=1.006，95%CI：1.001-1.010)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它们都是患者病情进展为重症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0.05)。

结论 在上海地区收治的COVID-19患者中，重症患者以老年男性居多，且多合并有基础疾病。血清中白蛋白、肌红蛋白、C-反应蛋白水平以及CD3+T淋巴细胞计数、CD8+T淋巴细胞计数可作为重症患者的早期预警指标之一，临床上应予以关注。

原文链接：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147278/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患者中药饮片用药特点分析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闫玉风(第一作者)、董平(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江西中医药》

目的 分析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患者的中药饮片用药特点，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7日-2月16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治愈出院的73例成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他们在恢复期均服用中药饮片治疗，分析患者中药饮片用药的基本规律。

结果 73例出院患者中男女性别比接近1：1，平均年龄(48.23±14.92)岁，31-40岁的出院患者数最多，占31.51%。73例患者恢复期服用的中药饮片共涉及144味药，平均每例患者用药(16.68±5.15)味药，用到16-20味药的患者数(39.73%)最多;平均每例患者服用中药(9.89±6.91)剂，服用6-10剂中药的患者数(39.73%)最多。中药类别以清热药(21-31%)、补虚药(19.27%)、化痰止咳平喘药(11.58%)居多;单味药使用频次以甘草(4.28%)、黄芩(4.11%)、陈皮(3.37%)较高。

结论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患者所用中药饮片以清热、补虚药为主，每剂用药味数略多、用量略高，疗程集中于10剂以下。

原文链接：http：//www.jstcm.cn/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_ no=2020042l&year_id=2020&quarter_id=4&falg=1

中西医结合治疗上海地区49例非危重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时佳(第一作者)、陈晓蓉(通信作者)、杨宗国(第二作者)、叶晨(第三作者)、陈够够(第四作者)、陆云飞(第五作者)、吕莹(第六作者)、徐庆年(第七作者)、汤伯宗(第八作者)、殷科珊(第九作者)发表期刊：《上海中医药杂志》

目的 回顾性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67例新冠肺炎患者按所接受疗法的不同分为西医组(18例)和中西医结合组(49例)。对西医组患者给予氧疗、抗病毒及对症支持治疗，对重症患者给予抗炎、调节免疫及丙种球蛋白支持治疗;对中西医结合组患者在对西医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上，再加予中成药或汤药口服治疗。收集并分析2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值、影像学表现、症状、中医证候(包括舌象、脉象)。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相关指标值，包括退热时间、临床症状积分、CT表现改善率、危重型转化率、住院时间、总病程。

结果西医组和中西医结合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值、影像学表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全部患者均接受了抗病毒治疗。西医组中有27.78%的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疗，中西医结合组中有34.69%的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疗。

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71.64%)、咳嗽/干咳(52.24%)、乏力(47.76%)、纳差(35.82%)、咽痛/痒(31.34%)、咳白痰/黄痰(26.87%)、出汗(25.37%)、腹泻(22.39%)、鼻塞(13.43%)、头痛/晕(13.43%)。2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學意义(P均>0.05)。

中西医结合组中有湿毒郁肺证32例，占65.31%;热毒闭肺证17例，占34.69%。患者以舌色红或淡红、舌苔白腻为多见，滑脉多见。

与西医组患者相比，中西医结合组患者的住院天数更短、入院第6天时的临床症状积分更低(P均<0.05)。但2组患者的总病程、退热时间、入院第6天时的CT表现改善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观察期间，2组均未出现向危重型转化的患者。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以及缩短住院时间方面显示有较大的优势。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6305/j.1007-1334.2020.04.095

不同程度的新冠肺炎：临床特征的多中心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凌云(共同第一作者)、卢洪洲(共同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American Joum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影响因子：17.452)

原文题目：《COVID-19 with different severity：a multi-center study of clinical features》

背景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在全球暴发并大流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第82期COVID-19疫情报告，截至2020年4月11日，全球已有COVID-19确诊患者1610909例，死亡患者99690例，战疫难度持续升级。

方法 选取2020年1月1日-2月15日间收治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浮医院和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且经病毒核酸检测确诊的476例COVID-19患者，依照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五版)》中临床分型标准将纳入的患者分为3组：普通型组(n=352)、重型组(n=54)和危重型组(n=70)。分析并系统比较各组患者间的临床特征及合并症、相关重要检查指标值、治疗及预后和胸部影像学表现。

结果COVID-19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3岁(IQR40-64岁)，其中危重型组中≥75岁的患者比例(17.1%)高于普通型组和重型组。患者从发病到确诊的中位时间为4d(IQR2-7d)，从发病到入院的中位时间为6d(IQR4-10 d)。在患者入院体征方面，与先前研究一致，发热(85.9%)和干咳(59.4%)是COVID-19患者最常见的入院表现。此外，气促在危重症患者中更常见(70.3%)。患者入院的肺炎CURB-65评分在危重型组与其他2组问有显著差异(P<0.05)，但48.6%危重症患者的入院CURB-65评分为0分。入院时3组患者的病毒性肺炎风险预警模型评分分别为：普通型组患者，7分(IQR5-9分);重型组患者，9分(IQR7-11分);危重型组患者，11分(IQR7-13分)。

在合并症方面，476例COVID-19患者中有205例(43.1%)罹患包括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免疫抑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肾病等在内的基础疾病。组间比较显示，危重型组中的高血压患者比例高于普通型组(分别为35.7%和20.7%，P<0.05)。进一步比较113例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情况后发现，普通型组中使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RB)或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ARB治疗的患者比例高于其他2组。

相关检查显示，危重症患者入院时的肌钙蛋白、肌酸激酶同功酶、降钙素原和脑钠肽水平高于普通型患者，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入院时的淋巴细胞计数、血清白蛋白和血钙水平低于普通型患者。免疫学检查显示，危重症患者的CD3+T细胞、CD4+T细胞和CD8+T细胞计数低于普通型患者，CD3+T细胞和CD4+T细胞比例也呈相同趋势，而免疫球蛋白G和免疫球蛋白A水平在3组患者间差异不显著。

在治疗方面，大多数COVID-19患者(60.1%)早期就接受了抗病毒治疗，抗病毒药物包括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多尔、达芦那韦/考比司他和氯喹。与重症患者相比，更多的危重症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了糖皮质激素治疗(比例分别为51.9%和74.3%，P<0.05)。在呼吸支持方面，危重型组患者中有4例(5.7%)接受了体外膜肺氧合治疗，39例(55.7%)接受了有创机械通气。

在结局方面，至2020年3月21日，476例患者中已有403例(84.7%)康复出院，另有23例(4.8%)仍在院治疗。6例(1.7%)普通型患者、3例(5.6%)重症患者和29例(41.4%)危重症患者死亡，另有12例(2.5%)患者因转入其他医疗机构或失去联系而失去随访。按年龄分组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多元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一致提示，≥75岁高龄患者的生存率显著降低。

在患者入院时的胸部影像学表现方面，与普通型组相比，重型组和危重型组中多肺叶浸潤的患者比例更高，危重型组中胸腔积液的患者比例也更高(分别为3.1%和18.0%，P<0.05)。动态随访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1例男性重症患者自入院、病情进展至临床好转的胸部CT表现，见该患者入院时双肺磨玻璃影逐渐扩大，而后进展至实变，在起病19d后病灶开始逐渐被吸收，但起病29d后仍可见条索影残留。

结论 本研究收集并系统比较了476例不同严重程度的COVID-19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和重要相关检查指标值，发现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合并症更多、各器官功能障碍和免疫功能受损更严重，危重症患者的病死率为41.1%。此外，高龄(≥75岁)是COVID-19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多肺叶浸润和胸腔积液则与病情进展有关。合并高血压的普通型患者中使用ARB或ACEI/ARB治疗的患者比例高于重型和危重型组患者。本研究结果为临床诊治方案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截至2020年9月他引已达177次。

原文链接：https：//www. atsj oumals.org/doi/10.1164/rccm.202002-0445OC

硫酸羟氯喹治疗普通型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的初步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军(第一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刘丹萍(第二作者)、刘莉(第三作者)、徐庆年(第四作者)、夏露(第五作者)、凌云(第六作者)、黄丹(第七作者)、宋树丽(第八作者)、张丹丹(第九作者)、钱志平(第十作者)、李涛(第十一作者)、沈银忠(第十二作者)

发表期刊：《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目的 评价硫酸羟氯喹治疗普通型COVID-19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为COVID-19的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选取2020年2月6-25日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住院治疗的30例普通型COVID-19患者，1：1随机分配到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试验组患者在接受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还口服硫酸羟氯喹(400mg，1次/d，疗程5d)治疗。比较2组在治疗第7天时的咽拭子病毒核酸转阴率等指标值。

结果 在治疗过程中，试验组中有1例患者的病情进展至重症。治疗第7天时，试验组中有13例患者(86.7%)、对照组中有14例患者(93.3%)的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P>0.05)。在2周的随访期内，所有患者的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转为阴性，其中试验组患者咽拭子病毒核酸转阴时间为入院后的第4(1-9)天，对照组患者为入院后的第2(1-4)天，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体温在入院后的第1(0-2)天恢复正常，对照组患者体温在入院后的第1(0-3)天恢复正常。在影像学表现上，试验组中有5例患者(33.3%)、对照组中有7例患者(46.7%)在入院3d后的复查中显示病情进展，但所有患者在随后的复查中均显示病灶有所吸收。试验组中有4例患者(26.7%)、对照组中有3例患者(20.0%)出现一过性的腹泻和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P>0.05)。

结论 目前，普通型COVID-19患者的预后较好，以病毒核酸转阴率、重症化率为主要终点的研究难以评价药物的疗效。后续研究需确定更合适的患者人群和研究终点，并充分考虑样本量等可行性问题。

原文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3.1248.R.20200309.1507.006.html

上海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进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军(第一作者)、朱同玉(共同通信作者)、卢洪洲(共同通信作者)、齐唐凯(第二作者)、刘莉(第三作者)、凌云(第四作者)、钱志平(第五作者)、李涛(第六作者)、李锋(第七作者)、徐庆年(第八作者)、张宇一(第九作者)、徐水宝(第十作者)、宋志刚(第十一作者)、曾毅刚(第十二作者)、沈银忠(第十三作者)、施裕新(第十四作者)

发表期刊：《Joumal oflnfection》(影响因子：4.842)

原文题目：《Clinical progression of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Shanghai，China》

研究背景 目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研究多局限在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特征方面。本研究调查COVID-19患者的临床进展。

研究内容 回顾性分析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2020年1月20日-2月25日收治的249例COVID-19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1岁，其中126例(50.6%)为男性。患者从出现症状到被收治入院的时间为4(2-7)d。235例(94.4%)患者有发热症状，住院治疗16(12-20)d后共有215例(86.3%)患者出院。发热患者持续发热时间的估计值为10 (8-11)d，其中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的发热时间比未转入ICU患者明显更长(分别为31和9d，P<0.0001)。在出现症状后第7天，163例(65.5%)患者的肺部病灶进展，但其中154例(94.5%)患者在第14天时显示影像学表现改善。上呼吸道分泌物的病毒核酸转阴时间为11(10-12)d，其中ICU患者的病毒清除时间比非ICU患者明显延迟(P<0.0001)。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06)和CD4T细胞计数(OR=0.55)是转入ICU的独立危险因素。

研究的亮点和意义 目前关于COVID-19患者的研究多局限于描述性研究，包括流行病学、血液学和影像学特征。本研究首次总结了COVID-19患者的临床进展。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患者多数尚在住院治疗中，最终的临床结局还待观察。本研究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定量检测不是每日监测，患者实际的病毒核酸转阴时间可能更短。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病程进行更多的动态观察和研究。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inf.2020.03.00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胸部CT影像学进的预测因素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杨宗国(第一作者)、陈晓蓉(通信作者)、时佳(第二作者)、何章(第三作者)、吕莹(第四作者)、徐庆年(第五作者)、叶晨(第六作者)、陈姼姼(第七作者)、汤伯宗(第八作者)、殷科珊(第九作者)、陆云飞(第十作者)

发表期刊：《Aging》(影响因子：4.831)

原文题目：《Predictors for imaging progression on chest CT from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patients》

目的 本研究拟评估COVID-19患者胸部CT影像学进展的潜在预测因素。

方法 收集并分析273例普通型COVID-19患者入院时的基线情况以及第1周内胸部CT影像学变化情况。以胸部CT影像学进展为结局指标，采用逻辑回归分析法分析其潜在的预测因素。

结果 影像学进展患者的平均年龄高于无影像学进展患者(分别为53.5和47.6岁，P=0.006)。影像学进展期患者的血清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酸性糖蛋白值均降低(P均<0.05)，单核细胞计数增高(P=0.025)。影像学进展期患者的血尿素、肌酐、血清胱抑素C水平明显升高(P均<0.05)，肾小球滤过率明显降低(P<0.001)。影像学进展期患者的单核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率(MLR)明显高于非影像学进展期患者(P< 0.001)。单变量和多变量逻辑模型分析显示，年龄、MLR、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和自发病到入院的时间是预测COVID-19患者入院第1周胸部CT影像学进展的危险因素(P均<0.05)。

结论 通过年龄、MLR、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和自发病到入院的时间可预测COVID-19患者入院第1周胸部CT影像学进展。

局限性 本研究以入院第1周胸部CT影像學进展为结局指标，随访时间短，未观察COVID-19患者的重症化率或病死率。本研究的样本量也小，需进行有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来证实其结果。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8632/aging.102999

上海地区COVID-19患者凝血参数分析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邹颖(第一作者)、郭红英(共同第一作者)、卢洪洲(共同通信作者)、钱志平(共同通信作者)、张宇一(第三作者)、张正国(第四作者)、刘玉(第五作者)、王介非(第六作者)

发表期刊：《Bioscience Trends》(影响因子：1.553)

原文题目：《Analysis of coagulation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Shanghai，China》

目的 收集上海地区30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确诊患者入院时的凝血参数，并随访其中240例已痊愈出院患者的凝血功能变化情况，探讨凝血功能与病情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顧性分析上海地区2020年1月20日-2月24日收治的303例COVID-19确诊患者、其中240例已痊愈出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凝血功能变化情况。按病情轻重程度将患者分为轻症(包括轻型和普通型)、重症(包括重型和危重型)2组，比较2组患者入院时的凝血功能，比较已痊愈出院患者入、出院时的凝血功能。采用SPSS 19.0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303例患者中有轻症277例、重症26例，与轻症组相比，重症组中男性居多(分别为49.8%和76.9%)，以中老年人为主(中位年龄分别为50和65岁)，合并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比例也高(分别为36.1%和73.1%)。303例患者中有209例(69.0%)入院时的凝血功能指标值异常，具体包括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195例(64.4%)、D-二聚体水平升高129例(42.6%)、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异常66例(21.8%)、凝血酶原时间延长56例(18.5%)、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水平升高19例(6.3%)。比较两组患者入院时的各项凝血功能指标值后发现，重症组出现总的凝血参数异常的患者比例高于轻症组(分别为100%和66.1%)，纤维蛋白原水平(分别为80.8%和62.8%)、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80.8%和39.0%)、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分别为34.6%和20.6%)、凝血酶原时间(分别为38.5%和16.6%)、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水平(分别为19.2%和5.1%)异常的患者比例均高于轻症组。重症组患者的各项凝血功能指标值中位数均高于轻症组，如国际标准化比值(分别为1.04和1.01)、凝血酶原时间(分别为13.8和13.4s)、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分别为432和39.2s)、纤维蛋白原水平(分别为4.74和4.33g/L)、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水平(分别为2.61和0.99μml)、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1.04和0.43μ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重症组纤维蛋白原水平>7.0g/L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轻症组(分别为19.1%和5.7%)，D-二聚体水平>10ULN的患者比例也显著高于轻症组(分别为19.0%和3.7%)，重症组患者的凝血功能紊乱程度更严重。比较已痊愈出院患者A、出院时的凝血功能指标值后发现，出院时的纤维蛋白原水平中位数降低(分别为442和3.82g/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缩短(分别为39.3s和37.0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其余指标值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COVID-19患者出现凝血功能障碍较为普遍，以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水平升高为主，且水平升高的幅度与病情轻重程度有一定相关性，临床上应予重视。随着病情好转，患者的纤维蛋白原水平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会较前有所恢复。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5582/bst.2020.03086

对COVID-19进行实验室评估的方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卢洪洲(第一作者、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Joumal of Medical Virology》(影响因子：2.021)

原文题目：《An evolving approach to the laboratory assessment of COVID-19》

摘要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蔓延，应对该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的实验室检测能力也必须快速发展。本文介绍受巨大检测压力驱动发展的COVID-19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和配套体系。本文主要介绍美国的检测方法，因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关于SARS-CoV-2感染的检测，无论是分子诊断法，还是血清学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或侧流免疫测定法，都已得到广泛使用。尽管商业检测已经可及，但是巨大的检测需求仍使检测供不应求。随着疫情逐渐趋缓，免疫力的血清学检测将成为接下来的主要问题，这将定义疾病状态，决定那些人可以复工。

研究的亮点和意义 本文系统介绍了SARS-CoV-2特定类型的分子检测、大规模高通量的分子检测、采集样本所用的咽拭子、核酸提取混合试剂装、逆转录混合试剂和血清学检测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原文链接：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267292/

CT定量肺病变体积早期预测COVID-19患者重症化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刘峰君(第一作者)、施裕新(通信作者)、施楠楠(第六作者)、单飞(第八作者)、梅雪(第九作者)、宋凤祥(第十一作者)、卢洪洲(第十五作者)、朱同玉(第十六作者)

发表期刊：《Theranostics》(影响因子：8.579)

原文题目：《CT quantification of pneumonia lesions in early days predicts progression to severe illness in a cohort ofCOVID-19 patients》

目的 主要研究通过CT定量肺病变体积早期预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重症化风险，为COVID-19诊治提供有价值的临床指标。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通过收集COVID-19患者第0天(入院时)和第4天(住院治疗中)的临床数据，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计算处肺炎病变的三个定量CT特征，包括磨玻璃病变体积(PGV)、混合磨玻璃病变体积、实变体积(PCV)的百分比。同时，收集患者第0天和第4天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Ⅱ(APACHE-Ⅱ)评分、中性粒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LR)和D-二聚体水平，采用逻辑回归分析和Cox比例风险模型预测28d内重症化的危险因素。

结果 134例患者中有19例患者重症化。第0天、第4天的CT影像学特征以及从第0天到第4天的CT影像学特征变化都具有预测能力。从第O天到第4天的CT影像学特征变化用于预测的结果最好(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93，95%CI：0.87-0.99;一致性指数=0.88，95%CI：0.81-0.95)。PGV和PCV的危险比分别为1.39(95% CI：1.05-1.84，P=0.023)和1.67(95% CI：1.17-2.38，P=0.005)。根据年龄和性别调整的CT影像学特征，在第4天和从第O天到第4天的表现优于APACHE-Ⅱ评分、NLR和D-二聚体。

结论 应用CT定量分析肺部病变可早期、无创性地预测COVID-19患者的病情进展，为COVID-19治疗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预后指标。

原文链接：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196293/

抗病毒治疗对中国上海地区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的疗效评价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石秀东(第一作者)、陆阳(共同第一作者)、施裕新(通信作者)、施楠楠(第五作者)、宋凤祥(第六作者)、单飞(第七作者)、陈郭超(第八作者)、宋朋睿(第九作者)

发表期刊：《Joumal of Medical Virology》(影响因子：2.021)

原文题目：《Evaluation of antiviral therapies fo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neumonia in Shanghai，China》

摘要 本研究旨在评价抗病毒药物对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将COVID-19確诊患者按治疗方案分为7组，评价信息包括年龄、性别、从发病到入院的时间、临床表现、入院时的各项检查指标值和住院时间。比较各组患者入院时和治疗5d后胸部CT影像学的变化情况，同时比较各组患者入、出院时的临床症状和各项检查指标值。结果显示，入院时，各组患者问的发病至入院时间、临床症状和主要检查结果均无显著差异。各组在治疗5d后和长期(近17d)住院治疗后肺炎消退的患者比例方面也均无显著差异。出院时，184例患者中有7例(4%)存在轻度咳嗽，而其他症状已消退。研究提示，将抗病毒药物纳入基于对症治疗的治疗方案对COVID-19患者病情改善没有显著的额外影响。出院时胸部CT影像学表现、临床症状和各项检查指标值间亦不完全一致。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将治疗周期设定为5d，可能达不到最佳治疗效果;其次，未观察抗病毒治疗效果，因为没有进行病毒载量的定量检测;第三，未纳入CT影像学随访结果，而这可能影响治疗效果的评价。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jmv.25893

新冠肺炎相关的肝功能异常的临床特征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樊贞瑜(第一作者)、程计林(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影响因子：8.549)

原文题目：《Clinical features of COVID-19-related liver functional abnormality》

研究背景 部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中有肝功能异常表现。本研究描述了新冠肺炎相关肝损害的临床特征，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 我们对148例连续确诊的COVID-19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单中心研究(女73例，男75例;平均年龄50岁)。患者于2020年1月20-31日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入院治疗。随访到2020年2月19日。对患者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用药情况和住院时间进行分析。肝功能异常定义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氨酶、谷氨酰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和总胆红素水平升高。

研究结果 入院时，有55例(37.2%)患者发现肝功能异常，与肝功能正常组相比，肝功能异常组更常见高热(14.5%vs4.3%)，P=0.027。肝功能异常组中男性多见，伴随有更高水平的降钙素原和C反应蛋白。两组患者住院前用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入院后接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出现肝功能异常(57.8%vs31.3%)。肝功能异常患者较正常组住院时间更长(P=0.021)。

研究结论 新冠肺炎患者中常见肝功能异常，这部分患者的住院时间更长。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造成肝损伤，入院后接受克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的患者肝功能异常比例明显升高，因此需谨慎给药。

研究局限性 ①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截至研究终点部分患者仍在入院治疗，资料尚不完整。②本研究仅探寻了新冠病毒与肝功能异常之间的关系，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其发病机制。

原文链接：doi：10.1016/j.cgh.2020.04.002

与SARS-CoV-2感染的临床结局相关的病毒和宿主因素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张小楠(第一作者)、凌云(共同第一作者)、易志刚(共同第一作者)、贾小芳(第七作者)、邬敏(第八作者)、徐水宝(第九作者)、陈军(第十作者)、王蔚(第十一作者)、徐明珠(第十七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nature》(影响因子：42.778)

原文题目：《Viral and host factors related to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COVID-2019》

摘要 根据WHO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5月20日，全世界累计确诊病人超过49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32万。COVID-19病人的表现可以从无症状携带、轻症到需要呼吸机甚至体外膜肺氧合(ECMO)维持生命的危重症患者，这其中的关键决定性因素仍然有待破解。同时，新型冠状病毒(hCoV-19)是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明显的基因突变，导致病毒毒力和传染性的改变，也急需进一步研究。公共卫生中心卢洪洲教授与设施主任陈赛娟院士领衔的联合攻关团队，收集了公卫中心在2020年1月20日-2月25日期间收治的326例患者标本，对病毒基因组变异、临床表现特点和免疫反应改变等数据进行了全面深度分析。

研究团队不断改进技术方法，高质量完成了112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组装和解析。基于病毒基因组序列的进化树分析发现，hCoV-19主要有两个分支(CladeⅠ和CladeⅡ)。已确认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6例患者均集中在其中一个分支中(CladeⅠ)，而CladeⅡ患者无该接触史，提示COVID-19疫情的发生并不局限于华南海鲜市场。通过对疫情暴发的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区域患者的hCoV-19基因序列(截至2020年3月初)变异特征的比较分析，从上海病例分离的病毒基因组中识别了169个碱基改变，其重复出现的突变与已公布的病毒序列一致，呈现较为稳定的进化过程，提示该病毒可能在疫情早期就已适应在人类宿主中传播。同时发现，hCoV-19两个分支的传播性、致病性和临床表现等方面无显著差异，未发现与COVID-19重症患者有显著相关的病毒变异序列。从临床和免疫学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淋巴细胞明显减少，尤其是重症患者CD4+和CD8+T细胞呈显著进行性下降趋势，且炎性细胞因子IL-6和IL-8明显增高。COVID-19疾病发展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主要与患者年龄、基础疾病及淋巴细胞减少和相关的细胞因子风暴密切相关，为疾病向重症转变的关键预警因子。依据上述临床资料分析采取早期针对性干预措施，将有助于阻止疾病的进展。

原文链接：doi： 10.1038/s41586-020-2355-0

一种简单的运算模型：帮助早期鉴定具有重症化进展倾向的新冠肺炎患者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李强(第一作者)、张建良(第二作者)、凌云(第三作者)、李微霞(第四作者)、张晓雨(第五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陈良(通信作者)

發表期刊：《lnfection》(影响因子：3.04)

原文题目：《A simple algorithm help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SARS-CoV-2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severe progression tendency》

研究背景 目前新冠肺炎呈全球流行，截至2020年8月1日，累计确诊人数超170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67万。及时鉴定出具有重症化进展倾向的新冠肺炎患者，将其及时转至高水平定点医院或重症监护室治疗，有助于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和最大可能挽救患者生命。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简单的运算模型，以期在病程早期，帮助临床医师快速鉴定出具有重症化进展倾向的新冠肺炎患者，指导新冠肺炎的个体化、精准治疗。

研究方法 原始队列纳入322例新冠肺炎患者，通过单因素、多因素分析鉴定出新冠肺炎重症化进展的独立预测因素。基于独立预测因素，建立临床预测模型，并在纳入317例新冠肺炎患者的验证队列中检验预测效能。

研究结果 通过单因素、多因素分析发现：患者年龄(OR=1.061，P=0.028)、LDH(OR=1.006，P=0.037)和CD4+T淋巴细胞计数(OR=0.993，P=0.006)为新冠肺炎重症化进展的独立预测因素。基于独立预测因素、结合考虑相关性分析结果和临床使用的便捷度，建立新冠肺炎重症化进展预测模型：age-LDH-CD4=(age×LDH)/CD4。在入组患者中，age-LDH-CD4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ROC)显著高于单一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LDH和年龄(分别为0.92、0.85、0.80和0.75)。在验证中，age-LDH-CD4模型的AUROC同样高于单一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LDH和年龄。age-LDH-CD4模型≥82预测新冠肺炎患者重症化进展倾向的敏感性达81%，特异性达93%。

研究结论 age-LDH-CD4运算模型可在临床上快速鉴定出具有重症化进展倾向的新冠肺炎患者，有助于指导新冠肺炎患者的个体化、精准治疗。

研究局限性 ①该研究为单中心研究。②当前以后很多研究证实白介素-6(IL-6)与新冠肺炎患者重症化进展相关。由于该研究的目标队列中322例患者发病于新冠肺炎流行早期，当时尚不明确IL-6与新冠肺炎重症化进展的相关性，以至于相当一部分患者未进行IL-6检测。所以，该研究建立临床预测模型时，未纳入IL-6。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5010-020-01446-z

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我们知之甚少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张永振(第一作者、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CelI》(影响因子：38.637)

原文题目：《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n't》

摘要 2019年12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严重的呼吸道传播疾病。截至2020年2月上旬，已报道至少有28088例确诊病例和24702例可疑病例，并且至少有564例死亡。更为不幸的是，这种疾病已经在全球蔓延。这种现被称为SARS-CoV-2的新型冠状病毒，迅速被中国科学家首次鉴定并公布出来。尽管我们知道自然界中的病毒具有不可预测的遗传多样性，但是新冠病毒的暴发也进一步指出：在预测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引起新型致病性的病原体方面，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系统进化树分析表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与一组SARS样冠状病毒极为接近。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该病毒来自何处以及其如何首次传播给人类。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动物中发现与人类相同的SARS病毒，这与其他通过动物媒介传播的病毒(例如汉坦病毒和沙粒病毒)不同。幸运的是，SARS病毒自2004年以来就没有在人类中出现过;相反，这种新病毒似乎具有更强的人际传播能力。相比于在人间传播的主要病毒来说，我们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发生了改变、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如何发生的改变及这些变化对病毒在人间流行的影响仍知之甚少。并且如果被感染的个体没有临床症状，那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该病的控制和预防就尤其困难。

原文链接：doi： 10.1016/j.ce11.2020.02.027.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在高分辨率CT中识别COVID-19初步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杨舒一(第一作者)、单飞(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影响因子：3.297)

原文题目：《Deep leaming for detecting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n 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apilot study》

研究目的 评价在高分辨率CT图像中采用DenseNet算法识别COVID-19肺部病灶能力，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295例受试者纳入本研究，其中健康受试者149例、COVID-19患者146例;将所有受试者随机分为3组，其中训练集135例(健康受试者69例、COVID-19患者66例)，验证集20例(健康受试者10例、COVID-19患者10例)，测试集140例(健康受试者70例、COVID-19患者70例)。训练基于DensNet算法模型用以自动识别COVID-19患者的CT图像。同时，一名放射诊断医师盲法评价所有测试集图像并复核模型误诊病例。评价模型诊断效能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ROC)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s，AUC)，同时评价模型与放射诊断医师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性。

研究结果 基于DenseNet算法模型在验证集中AUC值为0.99(95% CI：0.958-1.0)，在测试集中为0.98(95%CI：0.972-0.995)。模型阈值定为0.8，在验证集和测试集，准确性分别为95%、92%，敏感性分别为100%、97%，特异性为90%、87%，F1值分别为95%、93%。放射诊断医师诊断敏感性为94%，特异性为96%，准确性为95%。

研究结论 采用DenseNet深度学习方法可以在高分辨率CT图像中准确识别COVID-19，AUC可达到0.98，可有效减低漏诊率和诊断医师工作负担。

原文链接：doi：10.21037/atm.2020.03.132

国产JAK抑制剂Jaktinib存在治疗新冠肺炎细胞因子风暴的可能性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孟现民(第一作者)、凌云(第二作者)、张莉(第三作者)、张倩(第四作者)、董平(第五作者)、朱同玉(第七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BioScience Trends》(影响因子：1.553)

原文题目：《Potential forj aktinib hydrochloride to treat cytokine storm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摘要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感染已成为对全世界的严重公共卫生威胁，目前感染人数仍在急剧上升。多项研究证实，细胞因子风暴在导致一个病例从轻度恶化到重度或危重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目前细胞因子风暴的治疗手段有限，因此国际医学界正着力于寻找一种具体有效的补救措施。Jaktinib是一种广谱JAK抑制剂。它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抑制细胞因子诱导的免疫激活，也可以通过抑制AAK1减缓病毒增殖，而不会引起不可接受的毒性。Jaktinib有可能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细胞因子风暴的有效药物。

人类现在在全球范围内面临SARS-COV-2感染风险。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特异性治疗方法可以抑制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的细胞因子风暴，因此有效的治疗应该是重中之重。新药或疫苗不可能很快开发出来，但现有创新药物的潜力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替代方案进行探索。Jaktinib作为一种广谱JAK抑制剂，可通过抑制IL-6、IL-2、IL-1、粒细胞一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IFN-γ等诱导的免疫活化，减轻细胞因子风暴。此外，Jaktinib有可能通过抑制AAKI活性来抑制体内SARS-CoV-2的增殖。对于因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病情从轻度恶化至重度或可能危及生命的患者，Jaktinib可能在抑制细胞因子风暴和病毒复制中发挥双重作用，这可能潜在延迟或逆转疾病进展，从而降低新冠肺炎的病死率。

原文链接：doi： 10.5582/bst.2020.03106

嗅觉和味觉功能障碍作为成人和儿童COVID-19患者的早期识别依据：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仇成豪(第一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影响因子：2.341)

原文题目：《Olfactory and gustatory dysfunction as an early identifier of COVID-19 in adults and children： an intenationalmulticenter study》

研究目的 主要评价冠状病毒病-2019(COVID-19)患者嗅覺和味觉功能障碍的患病率及特点。

研究设计 一项国家多中心研究。5家三级医院(中国3家，法国1家，德国1家)同时开展研究。

研究方法 共筛选出394例经聚合酶链反应(PCR)确诊的COVID-19阳性患者，并且其中有嗅觉、味觉功能障碍的患者被纳入研究。收集并分析人口统计学、COVID-19严重程度、患者预后、嗅觉和/或味觉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和程度等数据。分别采用嗅觉障碍问卷(QOD)和视觉模拟量表(VAS)对嗅觉和味觉功能障碍进行量化。1家医院(上海)所有无主观嗅觉主诉的受试者，均接受了客观测试。

研究结果 在筛选出的394名受试者中，有161人(41%)报告了嗅觉和/或味觉功能障碍并被纳入研究。在中国人(n=239)、德国人(n=39)和法国人(n=116)组中，嗅觉和/或味觉障碍的发病率分别为32%、69%和49%。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9岁，161人中有92人(57%)是男性，有10人(6%)是儿童。在被纳入的受试者中，10%的人只有嗅觉或味觉症状，19%的人在其他COVID-19症状之前有嗅觉和/或味觉症状。在有客观嗅觉测试的受试者中，90人中有10人虽然报告主观嗅觉正常，但化学感觉功能异常。43% (44/102)的随访对象在嗅觉或味觉方面有症状改善。

研究结论 嗅觉和/或味觉障碍可能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新冠病毒感染的早期或孤立症状。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额外篩查标准，特别是用于识别感染早期阶段的患者。

原文链接：doi：10.1177/0194599820934376

达芦那韦/考比司他治疗COVID-19的抗病毒活性和安全性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军(第一作者)、夏露(第二作者)、徐庆年(第三作者)、黄丹(第四作者)、黄威(第五作者)、宋树丽(第六作者)、徐水宝(第七作者)、沈银忠(第八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Open Forum Infectious Diseases》(影响因子：3.656)

原文题目：《Antiviral activity and safety of darunavir/cobicistat for treatment of COVID-19》

研究背景 达芦那韦/考比司他作为HIV-1的蛋白酶抑制剂，其治疗COVID-19的抗病毒疗效尚不清楚。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为一单中心、开放标签的试验，将确诊的轻症新冠患者随机分到达芦那韦/或考比司他5d治疗联合干扰素α-2b或单用干扰素α-2b组。主要研究终点为随机第7天口咽拭子的病毒学清除率。结果显示自2020年1月30日至2020年2月6日，共招募30例患者，其中男性18例(60%)，年龄为(47.2±2.8)岁。招募时63.3% (19/30)有发热症状，46.7%(14/30)有咳嗽症状。患者出现症状到进入随机分组的时间间隔为4d(2-5)。随机第7天，联合治疗组和单用干扰素α-2b组的病毒转阴率分别为46.7%和60%(P=0.72)，随机第3天时两组的病毒转阴率都是20%，但在随机第5天，联合治疗组的病毒转阴率增加到26.7%，而单用干扰素α-2b组的病毒转阴率仍为20%。随机第14天，联合治疗组的1例患者转为危重，而单用干扰素α-2b组的患者都很平稳(P=1.00)。两组闹发生不良事件的频率相当。

研究亮点和意义 本研究为第一项关于达芦那韦/考比司他治疗新冠患者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得出达芦那韦/考比司他并不能加速病毒学清除。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纳入的患者权威轻症患者。

原文链接：doi： 10.1093/ofid/ofaa24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药物监测研究进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邢亚茹(第一作者)、尹林(第二作者)、石慧春(第三作者)、卢洪洲(第四作者)、张丽军(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生命科学研究》

摘要自2019年12月我国武汉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来，截至2020年3月14日，我国累计确诊病例有81026例，死亡3194例，全球累计145749。目前针对该病的治疗均是老药新用，然而在新的适应证中所有这些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均缺乏。且抗病毒/抗菌药物均有其两面性，药物浓度低时不能起到抑菌作用，高时有毒副作用。因此开展治疗药物监测成为抗病毒/抗茵治疗的有效的个体化用药手段。本研究对新冠患者使用的替考拉宁、万古霉素、地高辛、羟氯喹、阿比朵尔、克立芝的治疗药物监测进行综述，包括各药在其适应证患者中治疗药物监测进展，开展监测用的分析方法、有效/中毒浓度范围，以及笔者在新冠患者中进行的治疗药物监测情况简介。本研究综述的数据将能为各医院开展这些药物的治疗药物监测提供方法学的支持，缩短方法开发的时间，为新冠患者的个体化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原文链接：doi： 10.16605/j.cnki.1007-7847.2020.03.00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治疗的研究进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李俊(第一作者)、樊贞瑜(第二作者)、田成(第三作者)、程计林(通信作者)发表期刊：《传染病信息》

摘要2019年12月，中国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中心暴发了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截至2020年3月1日24时，据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确诊病例80 026例，中国港澳台地区确诊148例。目前，COVID-19无特效抗病毒药物或疫苗，治疗药物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既往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及其他一些流感病毒的治疗经验。瑞德西韦、氯喹、法匹拉韦、恢复期血浆在临床上初见疗效，但其安全性和疗效，还须要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利巴韦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干扰素-α、阿比多尔联合应用，应注意其不良反应，慎重选择。达鲁那韦目前还停留在体外实验阶段，中医辩证治疗还须进一步验证。本文围绕目前临床上治疗COVID-19药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COVID-19治疗提供参考。

原文链接：doi： 10.3969/j.issn.1007-8134.2020.03.017

中国上海市收治的新冠肺炎发病人群流行病学特征及病情转归的临床进程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沈银忠(第一作者)、郑方(第二作者)、孙丹凤(第三作者)、凌云(第四作者)、陈军(第五作者)、李锋(第六作者)、李涛(第七作者)、钱志平(第八作者)、徐庆年(第九作者)、刘莉(第十作者)、黄琴(第十一作者)、单飞(第十二作者)、徐烈(第十三作者)、吴珺(第十四作者)、朱召芹(第十五作者)、宋志刚(第十六作者)、李申扬(第十七作者)、施裕新(第十八作者)、张建良(第十九作者)、吴雪韵(第二十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朱同玉(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Emerging Microbes&Infections》(影响因子：5.776)

原文题目：《Epidemiology and clinical course of COVID-19 in Shanghai，China》

研究目的 该研究描述了上海市收治的新冠肺炎发病人群流行病学特征及病情转归的临床进程，为城市防控输入性传染病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对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2020年1月20日-2月29日期间收治的325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公共卫中心新冠肺炎病例收治在1月29日-2月5日之间达到高峰，患者中位年龄为51岁(范围为15-88岁;IQR36-64)，20%的患者年龄超过65岁，52%的患者为男性。超过一半的病例(57.2%;186/325)是外省居民。发病前的14d内，近一半的患者曾去过武汉，另有1/3病例曾与确诊病例有接触。在涉及186例(57.2%)患者的67起聚集性病例中，有53起(79%)属于家庭聚集性病例，占所有病例的40.3%(131/325)，3起是同事聚集性病例，还有3起是家庭-同事聚集性病例。在所有病例中，有77.2%的患者发病时有发热，住院期间有发热的病例占16.0%，从无发热的病例占6.8%;有28.9%的病例有咳嗽表现;28.9%的病例有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15.6%;51/325)，糖尿病(7.1%;23/325)和冠心病(3.4%;11/325)。6.2%的患者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3名患者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其中1名患者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从发病到首次就诊、入院、确诊和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中位间隔时间分别为1d (IQR， 0-3d)、4d(IQR，2-7.5d)、4d(IQR，2-7d)和4d(IQR，2-7)d。从初诊到核酸检测阳性的中位间隔时间为2d(IQR，1-4d)。入院时，出现淋巴细胞减少的患者占69.8%，D-二聚体升高者占38.8%。胸部CT扫描提示97.5% (314/322)的病例有肺炎表现。从发病到鼻咽拭子核酸检测转阴的中位时间为8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轻症患者血液和粪便中的病毒转阴时间更长。重症患者占8%，发病至进展至重症和危重症的中位时间分别为8d和10.5d。一半患者需吸氧治疗，而7.1%的患者需要高流量吸氧。本研究时段内患者病死率为0.92%，发病至死亡的平均时间为16d;从发病至出院的中位时间为20d。

研究结论 本研究描述了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点以及新冠肺炎疾病的病情进程与转归情况。研究结果提示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为输入性疫情，主要呈家庭聚集性发病;发病时多有发热，影像学上常表现为典型的病毒性肺炎表现，多累及双肺;病程中半数患者需要吸氧;发病至确诊和住院的时间间隔短，收治的患者大多数为属于轻症病例，提示大多数患者均处于疾病早期;疾病重症化常出现在发病后的1-2周。春节期间武汉“封城”有助于减少上海市输入病例数，有助于患者的早期发现和有效管理，进而阻止了疫情的社区传播。因此，快速识别感染者和有效的控制措施对于控制疫情以及阻止疫情社区传播至关重要。

原文链接：doi：10.1080/22221751.2020.1787103

四种临床指标组合预测对COVID-19患者进行重症与危重症预测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宋凤祥(共同第一作者)、施楠楠(第三作者)、刘峰君(第四作者)、李申扬(第五作者)、施裕新(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Joumal of Clinical Virology》(影响因子：2.777)

原文题目：《Combination of four clinical indicators predicts the severe/critical symptom of patients infected COVID-19》

研究背景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尽管COVID-19的病死率不到3%，但重症/危重病例的病死率却很高。因此，症状出现之前筛查严重/危重病例可以有效节省医疗资源。

研究方法和材料 本研究中收集截至2020年3月12日上海336例COVID-19确诊患者，分为训练集和测试数据集。此外，还收集了220项临床和实验室指标，研究与重症危重症相关的指标，并建立预测模型。

研究结果 总共确定了与重症/危重症相关的临床指标36项。主要包括甲状腺素，免疫相关细胞和产物。支持向量机(SVM)联合年龄，GSH，CD3比率和总蛋白量的优化组合在区分重症/危重症病例有较好的效能。在训练集和测试数据集中，ROC曲线下的面积(AUROC)分别达到0.9996和0.9757。当使用截断值为0.0667时，训练集和测试集中的召回率分别为93.33%和100%。Cox多元回归分析和生存分析表明，聯合所选临床指标，该模型可以区分重症/危重症病例。

研究结论 该模型在预测严重/危重COVID病例方面是可靠且有效的。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cv.2020.104431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在COVID-19患者中的作用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卢洪洲(共同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Allergy》(影响因子：8.7)

原文题目：《The role of peripheral blood eosinophil counts in COVID-19 patients》

导读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大多数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较轻，在早期与普通感冒难以区分;但在发病的8d中，近15%-20%的患者出现呼吸困难进而病情加重。因此，早期诊断，及时阻断新冠肺炎病情的重症化倾向，将有效降低新冠肺炎的病死率。

在新冠肺炎患者的实验室检查中，嗜酸性粒细胞的水平变化极少有人关注，本研究旨在研究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在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分析EOS与新冠肺炎的诊断、病程及预后的关系。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从2020年1月20日-2月20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收治的97例新冠肺炎患者(85例非重症和12例重症)，以及同期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诊治的227例患者(12例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24例疑似新冠肺炎患者，15例流感性肺炎患者，176例其他肺炎患者)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从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方面，分析了新冠肺炎患者的EOS的变化趋势、不同程度的新冠肺炎患者中的表达水平。

研究结果 EOS计数对于新冠肺炎的确诊有重要的辅助意义。该中心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中，绝大多数患者(71.7%)的EOS计数明显下降或消失;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诊治的患者中，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中有41.7%的患者EOS计数减低，其发生率明显高于疑似新冠肺炎、流感肺炎和其他肺炎患者.

EOS计数与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及重症化密切相关。入院时EOS计数低的患者更易出现发热、发力、呼吸急促等临床症状，且胸部CT和X线显示病情加重，其住院时间和病程校长。

EOS计数恢复提示新冠肺炎患者预后良好。从发病开始，新冠肺炎患者外周血中的EOS计数即明显下降，随着治疗的进程，EOS水平逐渐上升，并在第16天恢复至正常水平。而且，非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比重症患者的EOS水平恢复的更快。EOS计数恢复正常的时间(12d)与胸部CT的改善(13d)同步进行，却稍晚于體温恢复的时间(10d)，但比核酸检测转阴的时间(17d)要早。

研究结论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可能是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断、重症化监测和预后的有效指标。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选取的重症化患者样本量相对较少，而且不能每天对患者进行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所以这些数据不是连续检测的结果。

原文链接：doi： 10.1111/a11.14465

中国和意大利的角度分别评价COVID-19感染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军(第一作者)、卢洪洲(第二作者)、朱同玉(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Cell Death&Disease》(影响因子：6.304)

原文题目：《COVID-19 infection： the China and Italy perspectives》

研究背景 SARS-CoV2感染导致了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自从2019年12月报道了第一例新冠确诊患者，尽管全球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做出很多努力，新冠疫情仍持续在全球蔓延，尤其是欧国、伊朗和美国。本综述对比评价了中国和意大利新冠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策略和临床管理，旨在将中国的经验和全球的努力相结合，为疾病的预防、基础研究、治疗和疾病的最终控制提供参考。

研究内容 总结了两国新冠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的特征、无症状感染者、诊断、治疗、细胞因子炎症风暴和相应处理、出院和随访、疾病防控。

研究亮点和意义 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新冠患者在重症和危重率、病死率相差甚大。在等待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时，目前的管理主要依赖于支持治疗。减少病死率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病毒间的传染。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419-020-2603-0

中国上海市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的临床特点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刘旭辉(第一作者)、卢水华(第二作者)、陈军(第三作者)、夏露(第四作者)、杨宗国(第五作者)、杨扬(第七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Emerging Microbes&Infections》(影响因子：5.776)

原文题目：《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imported COVID-19 cases in Shanghai，China》

摘要 作者通过横断面研究分析了上海市3月5日-3月22日之间收治的58例境外输入病例并进行了短期随访。病例主要的输入地包括英国(32.8%)、意大利(15.5%)、美国(15.5%)、西班牙(10.3%)等9个国家，这与3月份的全球疫情形势相符。病例年龄相对较轻，中位年龄仅29岁 ((IQR，20-44)，81.3%的患者没有明确的接触史，从出现症状到确诊平均时间为3d。90%以上的患者都有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发热(50%)、咳嗽(41.4%)、咽喉部刺激症状(19%)，头痛(10.3%)、腹泻(13.8%)以及乏力(10.3%)，其中22.4%的患者没有发热或咳嗽症状。12.1%的患者存在慢性基础疾病。

随访至4月4日，大部分患者的疾病进展速度都相对缓慢，有7例患者需要氧气支持，有2例存在基础疾病的患者发展为重症病例但没有达到危重症标准。输入性病例发生危重症风险较低的原因可能与年龄较轻，合并症较少，以及早期积极的支持对症治疗等干预措施的实施有关。与国内报道的新冠肺炎病例相比较，输入性病例的临床症状普遍较轻，预后良好，目前看输入性病例重症化的风险相对较低，重症病例的出现与特定的危险因素(年龄、基础疾病)有关。

本研究初步明确了上海市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的临床特征，可为制定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80/22221751.2020.1766383

从新冠感染者康复后外周血中成功分离获得多个特异性中和抗体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丁龙飞(共同第一作者)、徐建青(共同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Cell Report》(影响因子：8.109)

原文题目：《Human-IgG-neutraliz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 block the SARS-CoV-2 infection》

研究背景 截至2020年9月1日，全球已经有2529887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847602例死亡病例，病死率高达3.35%。尽管中国已经很早就完全控制住了疫情，但国际疫情形式依然严峻，中国也承受着持续输入性病例的压力与挑战。当前，尽管疫苗研究如火如荼，也不断有新的令人振奋的研究数据出来，中国的多家疫苗产品也已经走到三期临床研究的阶段。但是，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有确定性的证明。加之临床对应的治愈药物选择性有限，中和抗体的治疗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控制病毒感染的手段。

近一个世纪以来，康复者血清输入疗法已经在临床上针对多种重大病毒性传染病得到有效的探索与应用，尤其是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在没有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在疫苗研发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血清(抗体)疗法是一种有效的救治策略。而血清中主要的抗病毒成分即是中和抗体，起到作用的抗体往往只是其中一种或几种强有力的单克隆抗体。因而，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的快速分离、获得、生产，将是未来对抗新发、突发、再发传染病的最为有效的“利器”。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新冠感染者康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中分离单个的病毒棘突蛋白抗原特异性的B细胞(抗体产生细胞)，通过流式细胞术和蛋白荧光探针标记法提高了获得特异性B细胞的成功率。在实验室进行单个B细胞中特定抗体基因的扩增与克隆并测序，最终得到了上百条独一无二的抗体序列。

研究结果 实验室微量制备了几百种抗体，体外实验检测了这些抗体的特性，并最终筛选到接近10个较为优秀的单克隆中和抗体。其中有5个抗体中和SARS-CoV-2的能力达到IC50值小于10nm。研究团队在体外研究了所有抗体的特性，并鉴定了这些抗体识别的不同表位。大部分抗体识别表位均位于棘突蛋白RBD的不同区域，研究团队鉴定出了3种不同的RBD表位，另外还有3种抗体显示是非RBD表位。这些不同表位的单克隆抗体为临床上鸡尾酒疗法提供了可能性。

研究结论 抗原特异性的单个B细胞的抗体基因获得技术是目前最为快速的制备单克隆抗体的方法。从康复者体内分离到中和能力强的中和抗体，进一步证明了血浆疗法的理论正确性。对中和抗体的表位鉴定，又进一步推动了反向疫苗学的发展，诱导针对这些“病毒弱点表位”的疫苗设计，将有望提升疫苗研发的成功率。

研究局限性 获得单克隆抗体的技术理论上虽然快速，但实际研究过程种也是大海捞针。多个实验步骤都会降低钓取特异B细胞的成功率。并且后续单个抗体基因的扩增与克隆都将消耗很大的人力成本。如何将特异性单B细胞抗体基因测序实现高通量，高效的与二代测序、三代测序融合，将是未来需要克服的技术关卡。

原文链接：doi： 10.10166/j.celrep.2020.107918

冠病毒感染患者消化系统表现的研究进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丽萍(第一作者)、李微霞(第二作者)、田成(第三作者)、程计林(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中华消化杂志》

摘要 目前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HCoV)共有7种，其中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和正在流行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危害性大、传染性强，这3种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多存在消化系统表现，故除呼吸系统外，消化系统可能是冠状病毒又一潜在的感染靶标。本文就SARS-CoV、MERS-CoV和2019-nCoV感染引发的消化系统症状及其相关研究进展加以综述，以加深临床医师对冠状病毒感染所致消化系统损害的认识，从而做到快速有效的诊疗。

原文鏈接：doi：10.3760/cma.j.issn.0254-1432.2020.02.003

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救治管理体系的应用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丽萍(第一作者)、李微霞(第二作者)、田成(第三作者)、程计林(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摘要 介绍上海市某三级甲等传染病医院总结历年来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实战经验，在管理理念、机制、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在国内率先建成“一核心、一基础、两特色”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救治管理体系，有效提高医院应急医疗处置及快速反应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及其造成的损害。

原文链接：doi：10.16770/J.cnki.1008-9985.2020.03.004

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病程：比预期的时间持续的更长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丽萍(第一作者)、李微霞(第二作者)、田成(第三作者)、程计林(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Open Forum Infectious Diseases》(影响因子：3.656)

原文题目：《The course of mild and moderate Covid-19 infections-the unexpected long-lasting challenge》

摘要 评估轻型、普通型COVID-19患者的病程长短对于传播感染的风险、预防疾病传播政策制定的重要意义。研究对2020年1月21日至2月22日住院的331名国内COVID-19感染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331例患者中，轻型、普通型患者282例(85.2%)，其中轻型6例(1.8%)、普通型276例(83.1%);重型及危重型共49例(14.8%)，其中重型33例(10%)、危重型16例(4.8%)，危重型患者中死亡5例(1.5%)。研究主要对所有282例轻型和普通型COVID-19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临床表现、胸部CT表现、实验室结果、治疗结局等进行统计分析。随访截至至3月24日，282例患者均已出院，结果提示轻型、普通型COVID-19患者有发热、咳嗽、胸闷、咳痰、乏力、头晕等任一不适症状的平均时间为(9.82±5.75)d(1-37d)，从有不适症状出现到咽拭子、血液、大小便标本核酸均转阴的平均时间为(16.81±8.54)d(3-49 d)。234例(83%)患者在症状消失后(9.09±7.82)d(1-44 d)，所有标本核酸才转阴。咽拭子核酸两次均转阴的患者中，有113例(40.1%)在第二次测得阴性核酸结果时出院，169例(59.9%)复查胸部CT提示肺部感染病灶较入院加重，在医院多住了(7.33±3.39)d(3-26d)才出院。282例轻型、普通型患者住院疗程为(16.24±7.57)d(2-47d)，从出现症状时间至痊愈出院的时间间隔为(21.37±7.85)d(3-52d)。本研究结果提示即使轻型、普通型患者中很多没有症状，疾病的病程(从无症状到病毒转阴)仍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咽拭子转阴后，粪便或其他部位标本仍可能阳性，所以咽拭子检测病毒在COVID-19晚期并不可靠。如果未获得痰标本，病毒检测阳性的时间会长于肺炎。高危人群中有肺纤维化倾向者需要后续随访跟踪检查。对新型抗病毒药物的研究应关注轻、中度COVID-19患者的具体需求。

原文链接：doi： 10.1093/ofid/ofaa286

上海地区494例COVID-19患者的临床症状特点分析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梅雪(第一作者)、张宇一(共同第一作者)、朱慧(共同第一作者)、凌云(第四作者)、邹颖(第五作者)、張正国(第六作者)、郭红英(第七作者)、刘玉(第八作者)、成星霞(第九作者)、刘敏(第十作者)、黄威(第十一作者)、王介非(第十二作者)、易志刚(通信作者)、钱志平(通信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American Joumal of Infection Control》(影响因子：2.294)

原文题目：《Observations about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infections of 494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Shanghai，China》

研究背景 SARS-CoV-2人群普遍易感，已造成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人群中感染者的筛查仍主要依靠临床症状，然而不同人群的临床症状特点相关性研究有限。

研究目的 分析中国上海地区确诊COVID-19患者不同人群的临床表现及无症状感染者的临床特征。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COVID-19定点医院2020年1月20日-2020年3月31日期间收治的494例确诊COVID-19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人群中临床表现及无症状感染者的临床特征。随访日期至患者出院为止。

研究结果 ①494例COVID-19的患者中，266例为男性(53.8%)，年龄范围为6-88岁，中位年龄为40(27-59)岁，其中<18岁为25例(5.06%)，≥65岁患者为76例(15.38%)，393例(79.55%)患者年龄为18岁至65岁之间(18≤年龄<65)。危重症30例(6.07%)，输入性病例167例(33.81%)。所有患者发病天数中位数为4(2-7)d，住院天数中位数为16(12-21)d，发病后咽拭子核酸转阴天数中位数为13(8-18)d，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为5.00(4.03-6.28)x109/L，淋巴细胞计数为1.29(0.91-1.74)x109/L，415例(84.01%)患者CT存在异常。②494例患者中453例(91.7%)入院时存在症状，39例(7.89%)患者入院时无任何症状(包括31例(628%)住院期间全程无症状，8例患者住院期间出现症状)。203例患者(44.81%)出现了3个及3个以上首发症状。所有首发症状中发热(354例，71.66%)和呼吸道症状(91.7%)最常见，104例(21.05%)患者存在消化道症状，39例(7.89%)患者出现味觉嗅觉异常，3例(0.61%)患者出现皮疹，176例(35.63%)出现全身症状。415例(84.01%)患者CT提示异常。③有症状患者不同分层比较发现：A：男性患者呼吸困难症状比例显著高于女性(P<0.05)。B：儿童患者的症状最少，发热比例最低。但鼻塞流涕、咽痛、嗅觉、味觉异常比例显著高于成年患者(P<0.05)。老年患者出现发热、呼吸困难、乏力、纳差的症状比例最高(P<0.05)，而无味嗅觉的异常。C：本地病例发热、胸闷、气促、乏力等症状显著多于输入性病例，而鼻塞流涕、咽痛、头痛、嗅觉味觉异常症状显著少于输入性病例(P<0.05)。D：重症患者出现胸闷、气促、呼吸困难症状比例显著多于轻症患者(P<0.05)。④31例无症状感染者年龄显著小于有症状患者，且输入性病例比例、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水平高于有症状的患者，CT存在病灶的病例数少于有症状感染者(P<0.05)。⑤COVID-19患者症状消失的时间与性别、年龄无显著相关，而与流行病学史(输入性病例)、咽拭子核酸转阴天数、住院天数、发病天数、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相关。

研究结论 91.7%的COVID-19患者早期存在症状，首发症状表现不一，发热和呼吸道症状最常见。7.89%的患者入院时无症状。年轻患者症状较少，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病情较轻，多见于输入性病例。老年男性患者症状较重。患者的症状消失的时间与咽拭子核酸转阴时间密切相关。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ajic.2020.06.221

上海地区32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基线肝脏生物化学指标分析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钱志平(第一作者)、梅雪(第二作者)、张宇一(第三作者)、邹颖(第四作者)、张正国(第五作者)、朱慧(第六作者)、郭红英(第七作者)、刘玉(第八作者)、凌云(第九作者)、张晓雨(第十作者)、王介非(第十一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中华肝脏病杂志》

研究目的 总结上海地区32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入院初肝功能生化指标的临床特点。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01月20日-2020年02月24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收治的32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基线肝功能生化指标，按照病情分为轻症(轻型及普通型)和重症(重型及危重型)患者两组，描述并比较两组的临床资料和基线肝功能生化指标差异。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率表示，并进行卡方检验。

研究结果 32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重症患者26例(8%)，发病天数中位数为5d，21例患者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6.5%)，CT诊断为脂肪肝患者70例(21.6%)。324例患者基线ALT(27.86±20.02)U/L，AST(29.33±21.02)U/L，ALP(59.93±18.96)U/L，GGT(39.00±54.44)U/L，TBil(9.46±4.58)μmol/L，A1b(40.64±4.13)g/L，其中ALT大于正常上限(>ULN)占15.7%(51/324)，ALT和AST均>ULN占10.5%(34/324)，ALP>ULN占1.2%(4/324)，ALP和GGT均>ULN占0.9% (3/324)。重症组与轻症组相比ALT、ALP、GG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21.5vs26)U/L，P=0.093;(57vs59)U/L，P=0.674;(24vs28)U/L，P=0.101;TBil和A1b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0.75vs8.05)μmol/L，P<0.01; (35.79±4.75vs41.07±3.80)g/L，P<0.01。

研究结论 上海地区32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基线肝功能损伤比例较低且损伤程度轻，胆管细胞损伤少见。

原文链接：doi： 10.3760/cma.j.cn501113-20200229-00076

SARS-CoV-2/HBV合并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陈丽萍(第一作者)、黄绍萍(第二作者)、杨敬貌(第三作者)、尚祉胤(第五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程计林(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Joumal of viral hepatitis》(影响因子：3.561)

原文题目：《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SARS-CoV-2/HBV co-infection》

研究概要 COVID-19已經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对COVID-19相关性肝损伤的临床特点进行了研究，但对新冠肺炎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尚未见报道和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SARS-CoV-2/HBV合并感染对肝功能及预后的影响。HBV合并感染20例(6.1%)和未感染者306例(93.3%)肝功能指标无明显差异。然而，与HBsAg患者[145.4mg/L(103.9-179.2)相比，HBsAg+患者的前白蛋白水平较低[(102.3mg/L(76.22-160.2)，P=0.0367)。两组出院率及住院时间无显著性差异。

研究方案 本研究聚焦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24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326例，并随访至2月29日。进行回顾性的研究，诊断和出院的临床标准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方案》(试行第6版)标准。

数据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临床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临床，实验室数据和住院时间。

统计分析 连续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SD)，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IQR)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分类变量用频数和百分数表示，并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比较。P<0.05判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软件Graphpad prism 6用于本研究的所有分析。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SARS-CoV-2/HB合并感染会加重肝脏损伤或延长住院时间。

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与SARS-CoV-2/HBV共感染患者的免疫状态有关。所有20例患者均为非活动携带者，且至少两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其他阶段HBV感染对COVID-19临床特征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原文链接：doi： 10.1111/jvh.13362

中度COVID-19患者气溶胶吸入治疗IFN-k加TFF2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验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傅卫辉(第一作者)、刘艳(共同第一作者)、夏露(第三作者)、李敏(第四作者)、宋志刚(第五怍者)、胡辉亮(第六作者)、杨宗国(第七作者)、王琳(第八作者)、程晓博(第九作者)、王梅(第十作者)、蒋蓉蓉(第十一作者)、毛小婷(第十二作者)、陈军(第十三作者)、凌云(第十四作者)、张林(第十五作者)、严琎(第十六作者)、单飞(第十七作者)、张晓燕(通信作者)、朱同玉(通信作者)、徐建青(通信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EClinicaIMedicine》

原文题目：《A clinical pilot study 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erosol inhalation treatment of lFN-k plus TFF2 in patientswith moderate COVID-19》

研究背景 新冠病毒(SARS-CoV-2)的暴发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迫切需要新的、有效的干预策略来防治新发的传染病。

研究方法 我们根据研究方案进行了一项涉及中度COVID-19患者的开放标签、非随机性临床试验。患者按1：2的比例分配，除了接受标准治疗(实验组)，还接受每48h连续3个剂量的IFN-k和TFF2的气溶胶吸入治疗或单独接受标准治疗(对照组)。终点为出院时间。本研究注册于chictr.org.cn，ChiCTR2000030262。

研究结果 从2020年2月1日到2020年4月6日，共有33名符合条件的COVID-19患者入组，11人被分配到IFN-K加TFF2組，22人被分配到对照组。研究结果显示，符合入组条件的33位受试者雾化给药后安全性良好，与对照组相比，IFN-k+TFF2新型雾化剂对COVID-19患者的病毒载量降低、CT显示的肺部炎症消散、咳嗽症状减轻及住院时间缩短等方面都显示较好的效果。这项探索性研究结果将支持进一步扩大受试患者数量，推进确证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原文链接：doi： 10.1016/j.eclinm.2020.100478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在消化系统的研究进展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张亚军(第一作者)、樊贞瑜(第二作者)、李俊(第三作者)、田成(第四作者)、程计林(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中华医学杂志》

摘要 目前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human coronavirus，HCoV)共有7种，其中HCoV-229E，-OC43，-NL63和-HKUI在人群中较常见，这四种病毒感染可以导致免疫功能正常的宿主产生普通感冒样症状;而另外三种SARS-CoV、MERS-CoV及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危害性大、传染性强，可经过人与人传播，导致感染患者产生严重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甚至死亡，很多患者存在消化系统异常，包括胃肠道症状及肝功能损伤，这些症状很可能与食道上皮、肠道上皮细胞、胆管细胞中高表达ACE2(2019-nCoV和SARS受体)相关。根据研究推测，消化系统可能是冠状病毒除了呼吸系统外，又一潜在的感染靶标，而消化道相关症状的有无及轻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肠道内病毒载量的高低。因此，在高度关注呼吸道症状可疑2019-nCoV感染患者的同时，临床上也应同时警惕存在消化系统症状的患者，从而做到快速有效的诊断与治疗。

原文链接：doi： 10.3969/j.issn.1006-5709.2020.04.007

评估轻度新冠肺炎康复患者的临床特征与中和抗体水平的关系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吴凡(第一作者)、刘梅(第二作者)、陆路(第四作者)、王启敏(第五作者)、陈军(第七作者)、凌云(第十作者)、苟静娜(第十二作者)、朱同玉(第十六作者)、卢洪洲(第十七作者)、吴凡(通信作者)、黄竞荷(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JAMA Intemal Medicine》

原文题目：《Evaluating the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neutralizing antibody levels in patients who haverecovered from mild COVID-19 in Shanghai， China》

研究背景 由新冠病毒(SARS-CoV-2)引起的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严重的威胁。该病毒的临床特征与针对该病毒的中和抗体(NAbs)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

研究方法 本研究纳入2020年1月24日至2月26日之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175例轻型新冠肺炎患者(鼻咽拭子检查为阳性)，出院后随访2周，共随访了117例康复患者。通过假病毒中和试验评估了175例轻型新冠肺炎患者的出院和随访时的血浆NAbs水平。

研究结果 175例新冠肺炎患者中，男性占47%，女性占53%，平均年龄50岁，平均住院时间为16d，平均病程为22d，所有患者入院时的症状都很轻微。入院后，对患者的血浆样本进行连续监测，发现NAbs在患者出现症状后第4-6d被检测到，并在第10-15d达到峰值。出院时，检测到175例康复患者血浆中的NAb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有10例患者未检测到NAbs滴度，52例患者NAb水平较低，29例患者NAb水平中低，69例患者NAb水平中高，23例患者NAb水平较高;有2例患者的NAbs滴度特别高，高于检测高限的8-10倍。在随访时，117例康复患者的中和抗体滴度明显下降。NAb滴度与患者的年龄呈正相关，且男性患者的中和抗体滴度明显高于女性患者。出院时，82例男性患者的NAb滴度显著高于93名女性患者;119例中老年患者的血浆NAb滴度显著高于56例年轻患者;有10例未检测NAbs滴度的患者均是年轻患者，并且大部分是女性。随访时，56例男性患者的NAb滴度显著高于61名女性患者。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NAb水平与临床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NAb滴度与患者年龄、入院时血浆C反应蛋白水平正相关，但与入院时淋巴细胞计数呈负相关。

研究结论 不同康复患者的中和抗体滴度差异较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了解新冠病毒特异性中和抗体水平对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影响。

研究局限性 ①由于样本有限，NAb滴度的动态变化仅连续检测了11例患者。②患者出院后随访2周，只有117例患者按时随访。③疾病持续时间从疾病发生到出院计算，比症状持续时间长。④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因在样本采集前接受了被动抗体治疗而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原文链接：doi： 10.1001/jamaintemmed.2020.4616

早期、低剂量、短疗程激素治疗非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疗效评价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李强(第一作者)、李微霞(第二作者)、金银鹏(第三作者)、许伟(第四作者)、黄晨露(第五作者)、李莉(第六作者)、黄玉仙(第七作者)、傅青春(通信作者)、陈良(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rapy》(影响因子：4.307)

原文题目：《Efficacy evaluation of early， low-dose，short-term corticosteroids in adults hospitalized with non-severeCOVID-19 pneumonia：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研究背景和目的 当前，新冠肺炎呈全球流行，尚无确切有效的治疗药物。新冠肺炎患者主要病理变化是进展性肺部炎症和弥漫性肺部渗出。激素具有抗炎、减轻渗出的作用，可能对新冠肺炎患者有治疗作用，然而，尚缺乏充分的临床研究评估。该研究旨在评估早期、低剂量、短疗程激素治疗非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效果。

研究方法 该研究在回顾性新冠肺炎患者队列中，通过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比较激素治疗组和标准治疗组(非激素治疗组)之间的差异。主要评估终点为：患者重症化比例和病死率。次要评估终点为：发热持续时间、病毒清除时间、住院时间和抗菌药物的使用。

研究结果 共计475例非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纳入该研究，其中55例接受早期、低剂量、短疗程激素治疗，420例接受标准治疗。同标准治疗组相比，激素治疗组患者具有更长的发热持续时间(中位数，5vs3 d，P<0.001)、病毒清除时间(中位数，18vs11 d，P<0.001)和住院时间(中位数，23vs15 d，P<0.001)。激素治疗组的抗细菌药物使用比例(89.1%vs23.6%，P<0.001)和抗真菌药物使用比例(7.3%vs0，P10.042)均显著高于标准治疗组。同标准治疗组相比，激素治疗组有更多的患者进展到重症(12.7%vs1.8%，P=0.028)。尽管激素治疗组病死率高于标准治疗组，然而两组之间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vs0，P=0.315)。

研究结论 早期、低剂量、短疗程激素治疗不能改善非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结局。

原文链接：doi： 10.1007/s40121-020-00332-3

上海地区的33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肝功能动态变化及损伤因素的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郭红英(第一作者)、张正国(第二作者)、张字一(第三作者)、刘玉(第四作者)、王介非(第五作者)、钱志平(第六作者)、邹颖(第七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Aging》(影响因子：4.831)

原文题目：《Analysis of liver injury factors in 332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Shanghai，China》

研究目标 评估分析了332例上海地区住院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指标和肝功能的动态变化，同时分析了入院时及住院期间影响肝功能因素。

研究方法 回顾性的入组了2020年1月20日-2020年3月13日的332例患者，分析了入院时、住院期间、出院时、出院后2周肝功能动态变化。同时评估了其危险因素、使用药物对肝功能的影响。

研究结果 33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其中非危重组包括306例，危重组包括26例患者，从发病至住院中位时间为4.0d(2.0-8.0)d。332例患者中，入院时98例患者出现肝功能损害，234例患者肝功能正常，住院期間肝功能正常的患者又92例出现肝功能损害，共190例(57.2%)患者出现肝功能损害。出现转氨酶及胆红素升高的比例，危重组明显高于非危重组。患者的性别、重症、肝脏CT密度值降低这几种因素与肝功能损害明显相关(其OR值分别为：2.936、6.543和3.387)。分析入院时肝功能正常的234例患者，分为肝功能正常组和肝功能异常组，结果显示肝功能异常组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激素、胸腺肽的比例高于对照组。同时统计患者住院期间肝功能动态变化发现，98例患者25例(25.5%)肝功能好转，但73例(74.5%)肝功能出现恶化。住院期间出现的92例肝功能损害的患者，41例(44.6%)出现肝功能好转，51例(55.4%)出现肝功能恶化。随访109例患者出院后2周肝功能，其中61.8%的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恢复正常。

研究结论和意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虽然未发生严重的肝功能损害，但其非常普遍。男性患者、危重症患者、肝脏CT低密度值和肝损害的药物均是其危险因素。随着疾病的恢复，大部分患者肝功能亦随之逐渐恢复。但部分患者出院时，甚至出院后2周，肝功能仍未完全恢复正常，故临床医师应定期监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肝功能及避免使用肝损害药物，尤其对于重症患者。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8632/aging.103860

新冠感染后中和抗体和T细胞反应的持久性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研究者：凌云(共同第一作者)、郭明权(共同第一作者)、卢洪洲(通信作者)

发表期刊：《Frontiers of Medicine》(影响因子：3.421)

原文题目：《Durability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nd T-cell response post SARS-CoV-2 infection》

研究背景 目前正在流行的新冠肺炎(COVID-19)是由一种新发现的β冠状病毒引起的，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SARS-CoV-2后触发的适应性免疫能持续多长时间，对于评估二次感染的可能性和疫苗接种的有效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临床意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17名诊断后6-7个月的COVID-19患者血浆样本，对其中的IgG抗体进行检查，并将结

第2篇：治疗新冠肺炎有“神药”？

在謠言榜上，健康类话题一直名列前茅，人们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坑”里。它们有的是借由新热点炮制出来的，有的则是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

这样的谣言就有不少：兽药伊维菌素是治疗新冠肺炎“神药”;扎一针就能染上艾滋病;有些人畏寒是因为“怕冷体质”;健身神器泡沫轴能瘦小腿……

“医学里没有‘怕冷体质’这一说法。”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周胜元介绍，中医讲“畏寒”多是指身体受到外在寒邪侵袭，而与“怕冷体质”无关。

[谣言]伊维菌素是治疗新冠肺炎“神药”？

[真相]不能治愈，大量服用很危险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最近，关于“美国、印度等国用兽药伊维菌素治疗新冠肺炎”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伊维菌素这种兽药被奉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神药”。

大家希望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问世，这一愿望是美好的，不过事实证明，该治疗方法并不靠谱，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以身试药”导致中毒的事件。

据介绍，伊维菌素是一种广谱抗寄生虫药，主要应用于消灭牛、羊、马、猪等动物胃肠道中的各种寄生虫，以及家禽胃肠线虫和体外寄生虫。

把这个兽药推上“神坛”的，是一则传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在《抗病毒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伊维菌素可在48小时内抑制新冠病毒生长。不过，这项研究结果是有前提的——伊维菌素在体外实验中能抑制新冠病毒生长，但并不清楚其对新冠病毒发挥作用的机制，也没有证据能证实其治疗人体内新冠病毒的效果。

伊维菌素的制造商之一美国默克公司表示，现有数据并不支持使用该药物作为新冠肺炎的治疗药物。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也为此发出声明，FDA暂未批准将伊维菌素用于治疗或预防新冠肺炎。大剂量服用这种药物是危险的，可能造成严重危害。

[谣言]被扎一下就能染上艾滋病？

[真相]针刺伤的感染概率仅为0.3%

最近，有两名广州网友先后在网上发文称自己在天河某商场被人用针头扎伤，担心感染艾滋病，于是去医院进行检查并服用了艾滋病阻断药。早在20年前，我国就有类似“艾滋针”事件的报道，最近借由此事，有关“扎一针就能染上艾滋病”的消息开始在网上疯传，制造紧张情绪。

“一般来说，病毒离开人体后不会存活很长时间。研究表明，在实验室中培养的艾滋病病毒暴露在空气中时，会在几个小时内失去90%到99%的感染能力。”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马萍介绍，人接触干燥的、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精液或其他体液几乎没有风险。针头在扎人的瞬间，所携带的血液非常少，病毒含量就更少了，而且少量的血液极易在空气中凝固，失去感染性。

大量研究证明，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各种行为中，针刺伤的感染概率约为0.3%（实心针的概率则更低）。

那么，假如不幸在街上被针扎，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马萍介绍，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马上在伤口周围轻轻挤压（但切记不要过于用力），尽量把血液挤出;其次，用清水冲洗伤口;最后，用碘酒、酒精给伤口消毒。

“虽说在公共场合被针扎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并不高，但是否需要服用阻断药物还应咨询专业医生。”马萍提醒，假如被不明来源的针头扎伤，或与艾滋病感染者或感染状况不明者，发生高危性行为，必须要在72小时内服用阻断药，而且服药时间越早、阻断效果越好，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2小时内更佳）。此外，一旦服药，必须连续服用28天。
 

[谣言]畏寒因为他是“怕冷体质”？

[真相]怕冷和新陈代谢速率有关

天气转凉，人们开始增添衣服。但在同样的气温下，有些人穿着风衣就觉得可以了，有些人则必须穿上羽绒服才敢出门，人们对“寒”的感知程度似乎不太一样，于是就流传出有些人畏寒是因为“怕冷体质”的说法。

“医学里没有‘怕冷体质’这一说法。”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周胜元介绍，中医讲“畏寒”多是指身体受到外在寒邪侵袭，而与“怕冷体质”无关。

西医认为，有些人特别怕冷与人体新陈代谢的速率有关。新陈代谢慢、基础代谢率低的人，就更容易感到寒冷，比如缺乏运动的青年女性、老年人，以及某些疾病患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反之，新陈代谢速率快、基础代谢率高的人，就能有效抵御寒冷。

那么，这些怕冷的人该如何过冬呢？

周胜元建议，从中医角度来看，这些人需在日常调养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饮食上，要多食温性、温热的食物，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如西瓜、黄瓜、莲藕、梨等;其次，要加强体育锻炼，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如体弱者可选择瑜伽、太极拳、五禽戏等活动;再次，要避免受风寒湿邪，生活起居需有规律，戒烟酒、舒情志、少烦忧;最后，可常用艾条灸命门、关元、中脘、足三里以温补脾肾，强壮身体。

[谣言]用泡沫轴滚压可瘦小腿？

[真相]泡沫轴只是辅助放松工具

如今，运动健身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运动后喜欢用泡沫轴放松肌肉。最近，网上有传闻称，泡沫轴又添了一个新技能——瘦小腿。不少人还为此现身说法，称自己用了泡沫轴后整个腿瘦了一圈，而且不只是瘦腿，有些人甚至靠它瘦背、瘦腰……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教授谭思洁表示，很多人感觉泡沫轴可以瘦腿，其实是运动加上放松相结合产生的综合效应，而真正让人瘦腿的是运动，而非泡沫轴。

“泡沫轴是由特定材料制成的实心或空心的圆柱形滚轴，其主要作用是放松肌肉。”谭思洁介绍，在高强度运动后，肌肉会紧张，滚压泡沫轴可使肌肉和筋膜得到舒缓，通过主动运动和被动按摩相结合，能让紧张的肌肉得到拉伸。同时，滚压泡沫轴还能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从原理上来看，滚压泡沫轴和按摩没啥两样。按摩不能让小腿部位的肌肉、脂肪、水分减少，同理滚压泡沫轴也做不到。”谭思洁表示，不过滚压泡沫轴后，可以把持续紧张的肌肉拉长，在视觉上会暂时觉得腿围变小了。不过，这和橡皮筋抻长变细是一个道理，很快就会恢复原状。

“因此，想‘躺平’仅靠泡沫轴按摩瘦腿是不可能的。”谭思洁强调。
 

[谣言]硝酸甘油能缓解急性心肌梗死

[真相]其主要作用扩張冠状动脉

因心脏病发作救治不及时，导致的悲剧时有发生，而硝酸甘油常被认为是救命神器，在不少人的认知中，出现急性心肌梗死时，服下一片硝酸甘油能救命，因此对于不少心脏病患者来说，硝酸甘油是身边的必备药，那么它能否缓解急性心肌梗死呢？

“硝酸甘油是冠心病患者常用的一类药物，它的主要作用是扩张冠状动脉，使患者心脏的前负荷减低，这样就能够有效缓解心绞痛的症状。但是如果患者出现心肌梗死，也就是血管完全闭塞的时候，硝酸甘油就无法进行缓解了。而且，下壁或后壁的心肌梗死患者往往会出现低血压、休克等症状，如果此时服用硝酸甘油，会导致血压进一步降低，非但不能缓解疾病，反而还会导致患者出现休克或猝死的严重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强调。

宜兴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高秋也表示，心梗使用硝酸甘油时，是不能缓解疼痛症状的。硝酸甘油只能缓解心绞痛发作引起的疼痛。其作用主要是扩张狭窄的冠状血管，增加心脏的供血，而心肌梗死是由于血管完全堵塞造成的，使用硝酸甘油也不能使血管再通，因此不能改善心脏缺血引起的疼痛症状。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早期应该进行溶栓治疗或介入支架治疗，已经错过再通时机发生心肌坏死的，则主要是进行对症支持治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岩认为，心肌梗死的时候，由于心肌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心脏的活动非常不稳定，心律可能会出现心律失常，血压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病人急性下壁的心肌梗死容易出现低血压和心率慢这两种情况。

“病人血压本身较低，而硝酸甘油是扩血管的药物，会导致血压进一步下降，病人在服用硝酸甘油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应尽量避免。而硝酸甘油不是完全不能吃，一定要了解病人血压的情况之后再判断是否能吃。”李岩说。

◎ 来源|科技日报

第3篇：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物价

摘 要：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分析此次疫情对中国物价的冲击。本文利用2018—2020年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微观价格数据，借鉴Chen等的做法，将武汉封城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间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产生了负向冲击，但整体冲击幅度不大。武汉市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中暴发城市，其整体物价下降幅度显著高于中国其他城市。中国其他城市物价受到的负向冲击没有因新冠疫情严重程度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也没有因其离武汉市距离的增加而减小。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城市，其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受疫情负向冲击更大;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其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更大;及时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其食品零售价格的恢复速度快于其他城市。本文以物价为切入点，从一个较新的视角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入探究物价变化背后蕴含的深层经济机理，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支撑。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物价;总供给;总需求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后文简称“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和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作为有效阻止疫情传播的最关键举措，中国政府当机立断实行的武汉封城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根据Fang等[2]，武汉封城使中国除湖北省以外城市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下降了64.81%，使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城市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下降了52.64%。中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3]。然而，中国政府为防止疫情传播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以及疫情本身却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并给中国市场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物价为切入点，探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一国物价是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反映的是该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因而深入探究疫情对中国物价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即使疫情在后期得到了控制，但并未彻底消失，疫情本身以及因抗疫带来的经济格局与政策格局的改变将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常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此后许多经济活动与政策考量也是基于这种“经济常态”展开的。此时，以市场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物价为聚焦点，可以在把握经济形势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控制好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亦有助于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和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事实上，人类对重大疫情的经济影响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Langer[4]、Kambou等[5]以及Cuddington[6]就对重大疫情的经济效应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且从20—21世纪，相关研究从未间断。Brainerd和Siegler[7]研究了西班牙流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短期内流感的流行导致了各地区经济衰退，但长期内受流感影响越重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Keogh-Brown和Smith[8]研究SARS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后发现，疫情期间居民个人消费大幅下降，其中，零售业、餐饮业和旅游业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Dixon等[9]分析了H1N1流感对多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流感给一国需求侧带来的冲击大于供给侧。行伟波和田坤[10]梳理了各种流行病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的经济效应以及相应的公共干预政策的实施效果。陈林[11]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短期负面效应及长期潜在负面效应。

而自此次疫情暴发，研究其经济效应的文献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Baek等[12]研究了疫情对就业的影响;Hanspal等[13]研究了疫情对收入的影响;Andersen等[14]、Baker等[15]以及Coibion等[16]研究了疫情对消费的影响;Gormsen和Koijen[17]与Cox等[18] 研究了疫情对股价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Atkeson[19]和Guerrieri 等[20]对疫情下各种政策措施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分析。此外，与本文联系较为紧密的文献是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影响。Chen等[21]利用2019—2020年中国214个城市的线下消费支出数据，研究了疫情对中国各城市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发现疫情暴发使中国线下消费支出大约下降了32.00%;郑江淮等[22]将SARS前后与疫情前后的宏观经济和消费形势进行对比，分析了疫情对中国消费经济造成的潜在影响。祝坤福等[23]指出，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对中国生产供应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向冲击，加大了中国产业链加速外移。黄群慧[24]从供给侧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发现此次疫情对中国供给侧的冲击具有短期性、全球性和高强度的特征。何诚颖等[25]通过事件回归研究法、纵横向分析法、比较静态分析法和路径分析法探究疫情对中国经济、产业和金融各领域产生的影响及其具体路径。

本文的研究也受益于现有研究疫情对中国物价影响的文章。许宪春等[26]根据价格指数分析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发现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明显上涨，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均有所下降。卢倩倩和许坤[27]研究发现，受疫情影响，消费领域价格指数和生产领域价格指数均在2020年第一季度受到较为严重的负向冲击，而后逐步受供需恢复变动。但以上文献均从价格指数这个较为宏观的视角研究中国整体物价走势，且都基于特征事实分析，鲜有文献通过经验分析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的影响，因而本文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本文研究疫情暴发后的中国物价变化，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如此严重的疫情给中国物价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其冲击程度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第二，疫情冲击下的物价变化，其背后反映的深层经济机理是什么?第三，中国不同地区的物价受疫情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其差异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经济学原理?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2020年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微观价格数据，借鉴Chen等[21]的做法，将武汉封城作为疫情暴发的冲击点，采用双重差分(下文简称DID)法研究疫情对中国物价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本文以物价为切入点，将武汉封城作为疫情暴发点，从一个较新的视角研究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二，现有相关文献均从价格指数的视角研究疫情暴发后中国物价走势，且都基于事实分析，而本文利用微观价格数据对疫情影响物价进行实证分析，是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三，本文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选取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将武汉封城作为疫情集中暴发的时间点，根据疫情冲击下的物价变化，深入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形势和运行规律的影响，为中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经验支撑。第四，本文基于疫情冲击下中国不同地区物价受到的影响，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经济机理，为具有区域针对性的后疫情经济助力政策提供经验支撑，也为中国高质量的区域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二、疫情暴发前后物价变化的特征事实

一国物价变化是反映经济波动的重要信号，尤其是该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价格，能够较好地体现经济冲击对该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本节选取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将武汉封城作为新冠疫情集中爆发的时间点，观察疫情暴发前后这些具有代表性商品的价格变化趋势。

(一)食品零售类商品

疫情暴发前后中国主要食品零售类商品(主要包括肉禽蛋、蔬菜、水果和水产品)[肉禽蛋、蔬菜、水果和水产品分别为食品零售下的四个中类，每个中类又分别包含相似的小类。由于各种类包含的小类品种较多，共计130种商品，因而未一一列出，小类产品名称留存备索。]的平均价格变化趋势，如图1—图4所示。

根据图1—图4，[由于全国含湖北省与不含湖北省价格变化趋势十分相似，湖北省含武汉市与不含武汉市价格变化趋势十分相似，因而图1—图4中的全国不包含湖北省，湖北省不包含武汉市。以武汉封城日期(即2020年1月下旬)作为疫情暴发的冲击点，每旬为10天，每月按3旬计，图中垂直的虚线为武汉封城当期。图1—图4中每个中类的价格为所包含的小类价格的简单平均，单位为元。若无特别说明，后文图的处理方式与本图相同。]疫情暴发之前，全国、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食品零售类商品的平均价格均呈上升趋势，疫情暴发以后，这些商品的价格短期上升后持续下降，这种变化趋势也与Baker等[15]研究中疫情暴发前后美国家庭食品零售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相同。产生这种变化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疫情暴发后，各地纷纷采取封闭隔离等限制措施，而食品零售类商品是居民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地居民为维持封闭后的生活，会在短期内大量采购这些商品进行储备。此时，居民对食品零售类商品的需求上升，而供给在短期内未发生改变，需求上升的同时供给不变，造成食品零售类商品因而价格呈上升趋势。随着疫情的持续暴发，行动受限、收入下降和悲观预期等原因使居民对食品零售类商品的需求量逐渐下降。虽然食品零售类商品的供给随着经济活动的限制也出现下降，但其需求下降幅度更大，因而其平均價格呈现下降趋势。

(二)日用工业消费品

疫情暴发前后中国主要日用工业消费品(主要包括家庭耐用消费品、家庭日化用品、烟酒和衣着)的平均价格变化趋势，如图5—图8所示。

根据图5—图8，疫情暴发前后，日用工业消费品的平均价格变化幅度都不大。其中，武汉市家庭日化用品平均价格在2020年5月中旬发生过一次较大幅度的下降。总体而言，日用工业消费品的平均价格未受疫情明显影响，这可能与商品本身的性质有关。一方面，日用工业消费品的耐用性和超长使用期使疫情冲击和城市短期封锁不会对其需求和供给产生较大影响，因而其价格也不会产生较大波动。另一方面，随着电商的繁荣发展，近年来中国居民倾向于在每年特定的购物节(例如“618”和“双11”)囤积这些商品，因而即使存在短期的行动限制，其平均价格也不会受到较大影响。

(三)工业生产资料

疫情暴发前后中国主要工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化工产品、建材水泥、有色金属和木材及制品)的平均价格变化趋势，如图9—图12所示。

根据图9—图12，从图9—图12中可以看出，疫情暴发前武汉市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无太大波动，这可能是数据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武汉封城期间，采价人员无法出门，只能通过电话等途径询问当期价格。若采价人员实在无法获得当期价格，则直接沿用上期价格。对比疫情暴发前后，除木材及制品平均价格小幅下降外，中国其他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在疫情暴发后都出现大幅下降趋势。无论是全国、湖北省还是武汉市层面的木材制品价格在疫情前后变化都不大，这可能与本文数据有关系。本文数据中木材制品的种类稀少，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无法准确反映整体木材制品类价格变化趋势，因而后文进行回归时本文将木材价格数据剔除。与食品零售类价格变化趋势不同的是，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没有前期的上升阶段，而是随着疫情的暴发迅速下降。显然，疫情的冲击和城市封锁导致的停工停产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负向冲击是十分迅速的，其背后也体现了疫情暴发对供给侧的负向冲击是十分迅速的。生产活动的停止使各工业行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急剧下降，短期内需求大幅下降造成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而随着之后全国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各行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逐渐上升，因而其平均价格也逐渐上升。特别的，2020年4月上旬起，湖北省除木材及制品外的其他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迅速回升，这与复工复产后湖北省政府一系列高强度的产业支持政策密不可分，例如，12家银行向湖北省重点名单企业发放贷款261.30亿元;对重点企业按照实际利率50%进行贴息;在融资、通行费和税收等多方面为企业降本减负;统筹推进重点企业和产业链配套企业复工复产，帮助解决原材料供应、上下游协作问题等[28]。

综上，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因而，下文将分不同阶段对物价变化进行机制分析。

三、疫情影响物价的机制分析

根据均衡价格理论，价格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一个市场中的经济波动来自总供给或总需求的变动，进而反映在市场价格的变动上。显然，此次疫情给中国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都产生了较强的冲击，进而影响整个市场价格。因而本文结合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对疫情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价格变化进行机制分析。笔者将疫情发展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

(一)第一阶段：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1月19日

湖北省武汉市初步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国其他地区也逐渐出现与武汉相关联的确诊病例。中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并提示公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人群聚集。

根据经济学原理，预期是影响公众需求的重要因素。疫情暴发下的恐慌心理和不确定预期导致公众的囤积行为，市场需求先于市场供给发生改变，由最初的D1上升至D2，如图13所示。短期内，市场供给未发生改变，保持在初始S1位置。整体来看，这一阶段供给保持不变而需求急剧上升，因而价格由初始P1上升至P2，这与实际市场价格变化趋势相吻合。疫情各发展阶段，实际市场价格遭受的冲击变化情况如图18所示。

(二)第二阶段：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20日

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迅猛增加，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采取了阻断病毒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对武汉市进行封锁。随后，中国各地分别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并于武汉市封城后陆续采取封闭式管理。中国举国而动，全方位开展医疗支援活动和物资支援活动。这一时期，各地停工停产和封闭隔离措施使市场供给迅速下降，政府虽然进行驰援，但驰援效果具有时滞性，因而这一阶段市场供给整体呈下降趋势，由初始S1下降至S2，如图14所示。疫情初期的恐慌性需求上升伴随着一系列阻止疫情扩散措施带来的供给下降，使市场价格进一步上升，由前一阶段的P2继续上升至P3，实际市场价格变化趋势也与此相符。

(三)第三阶段： 2020年2月21日至2020年3月17日

由于疫情发展前期中国政府的正确指导和迅速行动，除湖北省以外的地区疫情形势趋于平稳，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严峻形势初步得到遏制，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从供给侧来看，上一阶段政府物资驰援效果逐渐显现，市场整体供给短期上升，由S2移至S3，如图15所示。从需求侧来看，中国政府灵活积极的防控措施以及大力的物资支援增强了各地人民的抗疫信心，大众恐慌心理和不确定性预期得到改善，恐慌性需求开始小幅下降，且封闭隔离等限制行动的措施也促使需求下降，需求由D2下降至D3。这一阶段，需求下降的同时供给上升，疫情前期对物价的正向冲击开始减弱并转为负向冲击，价格开始下降，由P3下降至P4。与理论价格变化趋势相一致的是，这一阶段的实际市场价格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中国政府的正确抗疫方向和抗疫措施使原本急剧上升的物价及时得到遏制，对整个市场经济波动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

(四)第四阶段： 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4月28日

武汉保卫战和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中国本土疫情发展形势得到了良好控制，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解除。随后，中国政府正确把握疫情发展形势，适时分类推进复工复产。

虽然这一阶段的疫情形势逐渐好转，但疫情前期政府为防止病毒扩散而采取的隔离封闭和停工停产措施带来的经济影响却在持续加深。

从需求侧来看，大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虽然有所改善但并未根除，同时伴随收入下降等因素，需求继续由D3下降至D4，如图16所示。从供给侧来看，复工复产初步推进，供给短期内还未及时上升，即使有物资支援，但疫情前期长时间的封闭和停工停产等措施还是使供给整体呈下降趋势，总供给由S3下降至S4。需求与供给同时下降，但需求下降幅度大于供给，价格由P4继续下降至P5。同样的，实际的市场价格也是继续呈下降趋势。

(五)第五阶段：2020年4月29日至2020年6月20日

中国本土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疫情态势积极向好发展并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国在不放松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逐步放开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并形成了适应于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运行体系，以国有企业为主力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活动有序进行。

从需求侧来看，中国政府的积极行为和疫情不断向好的态势对大众预期有良好的导向作用，消费逐渐复苏，但由于疫情造成的收入下降，需求上升幅度较小，由D4移至D5，如图17所示。从供给侧来看，各地政府密集出台了多项复工复产支持政策，为各行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纾困，供给由S4上升至S5。供给恢复速度快于需求，价格由P5小幅下降至P6，理论的市场价格变化趋势与实际的市场价格变化趋势相一致。

整体而言，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新冠疫情不同发展阶段遭受了不同的冲击，这些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反映在市场价格的变化上。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深入研究新冠疫情对中国物价的影响。

四、疫情影响物价的经验研究

(一)数据说明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价格，其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控中心发布的中国价格信息数据库，其价格数据是由专门的采价人员定期在各城市采价点收集，因而具有较高质量。本文价格数据时间跨度为2018—2020年，主要包括三大类：食品零售，日用工业消费品和工业生产资料。每大类又划分为若干中类，每个中类又包括若干小类，本文所使用的价格指各小类商品的单位价格，价格单位为元。本文价格数据覆盖了中国119个主要地级市的130种小类商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文剔除了每小类前后各1%的单位价格极端值，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均值角度来看，可以初步观察到疫情暴发之前，2019—2020年物价均值高于2018—2019年同期物价，而疫情暴发之后，2019—2020年物价均值低于2018—2019年同期物价。具体从分位数来看，这种下降的趋势主要体现在较高分位数的产品价格上，根据价格特征，这表明造成整体物价均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下降。不過，这仅是初步分析，笔者将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究新冠疫情对中国各类商品价格的影响。

除疫情冲击外的其他解释变量主要包括：第一，各城市疫情严重程度(INFECTED)。该指标定义为截至2020年4月8日城市累计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数与该城市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数之比，数据皆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由于2020年4月8日为武汉解封日期，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因而本文选择该日期的累计确诊人数来衡量城市疫情感染情况。除湖北省城市以外，本文将疫情严重程度排名前30的城市定义为疫情较为严重城市。第二，城市与武汉市距离(DISTANCE)。各城市距离武汉市的最大圆弧距离，数据来源于Stata官方网站。本文将各城市与武汉市的距离划分为5个等级，等级越高说明距离越远。第三，各城市2019年对外贸易依存度(TRADE)。用各城市2019年进出口总额与该城市的GDP之比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各城市2019年统计年鉴。本文将2019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排名前30的城市定义为高贸易依存度城市。第四，各城市所属省份的收入差距(INCOME)。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数据库[29]，该数据最新可获得版本为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且只提供家庭所属省份信息，因而本文只能对各城市所属省份的收入差距进行衡量。本文用2017年各省份(或地区)前后25%的家庭收入差值与该省份家庭收入平均值之比衡量省份的收入差距，将收入差距排名前10的省份定义为高收入差距省份。第五，是否为消费券发放城市(COUPON)，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消费券的中国实践——我国消费券发放的现状、效果和展望研究》，该报告整理了截至2020年4月18日中国主要城市消费券的发放情况和基本特征，包括各地消费券的发放时间、发放力度和核销率等。本文将截至2020年4月18日发放了消费券的城市定义为消费券发放城市。按省份或城市特征分组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限于篇幅，各城市与武汉市距离等级划分未在文中进行描述性统计，留存备索。

(二)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Chen 等[21]和Fang等[2]的做法，将武汉封城作为疫情暴发时间点，以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的物价作为处理组，以经过中国农历新年调整的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的同期物价作为控制组，采用DID法研究此次疫情对中国物价的影响。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yict=αtreat×post+γt+δc+ηk+εict(1)

其中，yict代表城市c的商品i在时期t的价格(取对数形式)，剔除了前后各1%的极端值。对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处理组的观察值，虚拟变量treat的取值为1，对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控制组的观察值，虚拟变量treat的取值为0。处理组疫情冲击的时间点定义为武汉封城的日期，即2020年1月23日;控制组疫情冲击点定义为2019年2月3日(根据中国农历新年调整后的日期)。处理组和控制组位于冲击点之前的观察值虚拟变量post的取值为0，位于冲击点之后的观察值虚拟变量post的取值为1。γt代表每一旬的固定效应，δc代表该商品所在城市固定效应，ηk代表该商品所属小类品种的固定效应，εict为随机扰动项。系数α代表疫情冲击对物价的影响效应，即本文主要关注的系数。此外，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多维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以解决与时间、城市和产品种类三个维度有关的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三)平行趋势的图形检验

由于处理组主要为2020年价格，控制组主要为2019年价格，下文统称处理组价格为2020年价格，控制组价格为2019年价格。在进行基准回归前，本文先对2020年价格和2019年价格的平行趋势进行简单的图形检验。图形检验结果显示，整体价格、食品零售价格以及工业生产资料价格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而日用工业消费品价格未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四)基准回归

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平均来讲，疫情冲击下的整体物价下降了0.95%，食品零售价格下降了1.09%，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了3.10%，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比较而言，疫情暴发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负向冲击最大，对食品零售价格的负向冲击次之。

整体而言，截至2020年6月，疫情暴发对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带来了负向冲击，且这种负向冲击主要体现在食品零售和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看，物价下降说明此次疫情给中国需求侧带来的负向冲击大于供给侧。从总供给来看，宏观经济学强调一个国家总供给是由该国的内在经济结构决定的，短期内不会轻易改变，因而包括疫情在内的自然灾害等外来冲击对总供给的影响并不会长久。从总需求来看，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30]，消费和投资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因素包括消费倾向、预期收益、市场价格、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其中，消费倾向、预期收益、市场价格和流动性偏好是由人们自发的市场行为决定的，容易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从而产生恶性循环，且国家政策很难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而货币数量虽然可以通过国家政策加以调整，但具有很长的时滞性，且多数情况下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多种因素交重，使此次疫情对中国市场需求的负向冲击大于供给，最终以市场价格下降的形式得以体现。这同时暴露出现阶段需求侧相对于供给侧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因而构建一个坚实稳定的内需体系显然是未来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主要着力方向。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严重的疫情冲击下，中国物价并未发生大幅下降，整个经济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说明中国政府在紧要关头采取的各项稳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正如前文机制分析中所述，其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缓解经济波动和稳定市场物价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前文已经通过图形对整体物价和各大类价格的平行趋势进行了初步检验，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回归方式对整体物价、食品零售价格以及工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做法是，首先，根据基准回归的做法生成treat变量以及post变量;其次，将疫情冲击时间点前的每一期生成对应的虚拟时间变量并与treat变量交互生成pre1—pre6变量;最后，将treat×post变量以及pre1—pre6变量进行式(1)的回归。限于篇幅，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未在文中报告，留存备索。根据回归结果，虽然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在疫情发生前变量pre5系数显著异于0，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在疫情发生前变量pre6和pre5系数显著异于0，但其余各期交互项系数均没有显著异于0，且变量treat×post依然显著，可以认为，本文结果基本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前文图形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2.安慰剂检验

采用DID法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就是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与2020年同期价格的变化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如果在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与2020年价格变化趋势已经存在显著差异，就证明疫情暴发可能不是2020年价格遭受负向冲击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通过反事实的方式构造假想的疫情冲击时间點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的，本文仅选取疫情暴发之前的样本区间，并分别将武汉封城前3期和前4期设定为假想的疫情冲击时间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treat×post1与treat×post2的系数均不显著，证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比较稳健。

3.动态边际效应检验

进一步，本文对疫情影响价格的动态边际效应进行验证，深入探究此次疫情对物价冲击的阶段性变化。同样以武汉封城作为疫情暴发点，本文对样本进行式(2)的回归：

yict=∑kj=0αjtreat×postj+γt+δc+ηk+εict(2)

其中，postj为疫情暴发后每1期对应的虚拟变量，本文样本中疫情暴发后共14期，j=0代表武汉封城当期。

根据动态边际检验图，整体物价在疫情暴发当期就已经遭受了正向冲击，并在疫情暴发后的40天里持续遭受正向冲击，这与本文机制分析中疫情发展前两个阶段的市场价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疫情暴发30天后整体物价遭受的正向冲击达到最大值，随后逐渐下降。疫情暴发50天后，整体物价遭受的正向冲击开始转为负向冲击，并持续到本文样本结束期，这与机制分析的后三个阶段的市场价格变化趋势相吻合。

具体分类来看，疫情对食品零售类价格的动态冲击效应与整体物价具有相同的趋势，但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动态冲击效应有所不同。疫情暴发的10天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就迅速遭受负向冲击，这与前文特征事实所展示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趋势相一致。疫情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负向冲击在武汉解封当期达到最大值，随后这种负向冲击逐渐减弱，并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进一步减弱。数据显示，在国有企业发挥主力军作用下，截至2020年4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99%，中小微企业复工率达到88%，重大项目复工率超过95%[1]。企业的复工复产意味着市场对工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断上升，随之而来就是价格的上升。笔者认为，疫情后中国政府出台的产业支持政策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迅速恢复具有显著成效，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恢复本质上体现了市场供给的快速恢复，说明此次疫情对供给侧的负向冲击“来的快，去的快”。相比于需求侧，此次疫情对中国供给侧的冲击具有短期性的特征。综上，疫情对各类价格影响的动态边际效应十分显著，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此外，本文还将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改为相对价格和价格增长率进行回归，以及将湖北省价格数据剔除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五)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前文已经通过图形对整体物价和各大类价格的平行趋势进行了初步检验，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此部分将通过回归方式对整体物价、食品零售价格以及工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做法是，首先，根据基准回归的做法生成treat变量以及post变量;其次，将疫情冲击时间点前的每一期生成对应的虚拟时间变量并与treat变量交互生成pre1—pre6变量;最后，将treatpost变量以及pre1—pre6变量进行式(1)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虽然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在疫情发生前变量pre5系数显著异于0，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在疫情发生前变量pre6和pre5系数显著异于0，但其余各期交互项系数均没有显著异于0，且变量treatpost依然显著。可以认为，本文结果基本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前文图形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2.安慰剂检验

采用DID方法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就是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与2020年同期价格的变化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如果在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与2020年价格变化趋势已经存在显著差异，就证明疫情暴发可能不是2020年价格遭受负向冲击的主要原因。因而本部分通过反事实的方式构造假想的疫情冲击时间点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如果在反事实情况下，treatpost的系数不显著，就说明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与2020年同期价格的变化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疫情暴发才是导致二者价格变化趋势出现不同的原因，进而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的，本文仅选取疫情暴发之前的样本区间，并分别将武汉封城前3期和前4期设定为假想的疫情冲击时间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表5的列(1)—列(3)报告是将武汉封城前3期作为假想的疫情冲击时间点的回归结果，列(4)—列(6)报告的是将武汉封城前4期作为假想的疫情冲击时间点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treatpost1与treatpost2的系数均不显著，证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比较稳健。

3.动态边际效应检验

进一步，本文对疫情影响价格的动态边际效应进行验证，深入探究此次疫情对物价冲击的阶段性变化。同样以武汉封城作为疫情暴发点，本文对样本进行回归，公式如下：

yict=∑kj=0αjtreatpostj+βtreat+γt+δc+ηk+εict (2)

注：纵坐标的是DID回归得出的虚拟变量postj与虚拟变量treat交互项的系数乘以100，即各期价格变化的百分比。阴影区域为各系数在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横坐标代表疫情暴发后的时期，t=0代表武汉封城当期，1期为10天。

其中，postj为疫情暴发后每1期对应的虚拟变量，本文样本中疫情暴发后共14期，j=0代表武汉封城当期，疫情冲击对物价影响的动态边际效应，如图18所示。从图18中可以看出，整体物价在疫情暴发当期就已经遭受了正向冲击，并在疫情暴发后的40天里持续遭受正向冲击，这与本文机制分析中疫情发展前两个阶段的市场价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疫情暴发初始时期造成的恐慌性需求上升以及封锁隔离措施造成的供给下降，是导致这一时期价格遭受正向冲击的主要原因。疫情暴发30天后整体物价遭受的正向冲击达到最大值，随后逐渐下降。疫情暴发50天后，整體物价遭受的正向冲击开始转为负向冲击，并持续到本文样本结束期，这与机制分析的后三个阶段的市场价格变化趋势相吻合。政府驰援的物资使市场供给短期上升和恐慌性需求下降导致了前期急剧上升的物价开始下降。之后随着疫情持续发展，政府为阻止病毒扩散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的潜在经济成本逐渐显现，不确定性预期加强、收入下降以及停工停产等各种因素带来的需求供给持续下降，且需求下降幅度大于供给，因而整体物价遭受持续的负向冲击。虽然负向冲击在武汉解封后短暂减弱，但由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市场供给恢复速度快于需求，因而物价遭受的负向冲击并未结束，并持续到样本结束期。

具体分类来看，疫情对食品零售价格的动态冲击效应与整体物价具有相同的趋势，但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动态冲击效应有所不同。疫情暴发后10天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就迅速遭受了负向冲击，这与前文特征事实所展示的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趋势相一致。疫情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负向冲击在武汉解封当期达到最大值，随后，这种负向冲击逐渐减弱，并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进一步减弱。数据显示，在国有企业发挥主力军作用下，截至2020年4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99%，中小微企业复工率达到88%，重大项目复工率超过95%[1]。企业的复工复产意味着市场对工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断上升，随之而来就是价格的上升。可以认为，疫情后中国政府出台的产业支持政策对于工业生产资料价格迅速恢复具有显著成效。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恢复本质上体现了市场供给的快速恢复，说明此次疫情对供给侧的负向冲击“来的快，去的快”。相比于需求侧，此次疫情对中国供给侧的冲击具有短期性的特征。综上，疫情对各类价格影响的动态边际效应十分显著，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此外，本文还将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改为相对价格和价格增长率进行回归，以及将湖北省价格数据剔除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五、疫情影响物价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已经分析了疫情对中国119个主要城市整体物价的影响。显然，无论是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还是相关政策的合理制定，都可能存在区域差异性。根据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此次疫情给市场需求带来了更大的负向冲击，因而本文将根据需求差异性对119个城市进行划分以深入分析其中的经济机理。从微观层面来看，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预期和收入。从宏观层面来看，市场整体需求由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共同组成，疫情不仅会对内部需求产生影响，也会对外部需求产生影响。因而本文在与预期、收入和外部需求有关的城市特征变量的基础上构建虚拟变量，并加入式(1)中进行回归，以深入探究疫情暴发对中国不同城市物价的影响，试图在一定程度找到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为地区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提供经验支撑。此外，疫情后期，多地政府采取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刺激当地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复苏，鉴于消费券是数字经济时代下刺激消费需求的新兴方式，本文拟从物价恢复得角度探究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对助力经济恢复的具体效果。因而本文也将发放消费券作为城市特征变量以构建虚拟变量，并加入式(1)中进行回归，回归模型如下：

yict=α1treat×post+α2treat×post×city+γt+δc+ηk+εict(3)

其中，city代表与预期、收入、外部需求以及发放消费券有关的城市特征虚拟变量。

(一)疫情对物价的影响：武汉市和湖北省城市

武汉市作为此次疫情中国区的集中暴发地，其各方面受到的冲击都是最严重的，湖北省作为疫情集中暴发省份同样也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因而本文先将中国城市区分为武汉市和非武汉城市以及湖北省城市和非湖北省城市。设置虚拟变量WH，武汉市WH取值为1，其他城市WH取值为0;设置虚拟变量HB，湖北省城市HB取值为1，其他城市HB取值为0。分别将WH和HB与treat×post交互后放入式(3)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列(1)—列(3)报告的是武汉市的回归结果。平均而言，疫情使武汉市整体物价下降幅度比非武汉市高出0.86%，食品零售價格下降幅度比非武汉城市高出2.26%，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虽然疫情前期物资短缺使武汉市物价遭受了正向冲击，但疫情后期其发生了更大幅度的回落。显然，武汉市作为疫情集中暴发城市，其物价受到的负向冲击最为严重，尤其是食品零售价格波动较大。但这种额外的价格下降可能不仅仅是由疫情本身的严重程度造成的，其本质上还反映了心理因素在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Chen等[21]指出，即使没有行动限制和收入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由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和焦虑情绪也会使居民大幅减少消费支出。Coibion等[16]也指出，此次疫情造成的悲观经济预期是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武汉市是此次疫情的集中暴发地，其严重程度远超中国其他城市，如此突然且严重的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恐慌心理使武汉市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同时伴随收入大幅下降，因而相对于其他城市，武汉市的整体物价以及食品零售价格相对于其他城市遭受了更大程度的负向冲击。根据表4列(3)，平均而言，疫情冲击对武汉市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负向冲击比非武汉城市低了2.31%。这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数据统计的原因，前文提到，疫情的限制出行措施导致采价行为无法正常进行，因而武汉解封之前，武汉市工业生产资料平均价格长时间未发生改变，无法真实反映其变化趋势;另一方面，可能与政府大力度的复工复产支持政策有关，武汉市作为疫情重灾区，其复工复产的推进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包括建立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给予企业贴息支持、阶段性减免税负以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内的一系列高强度复工复产政策，使武汉市的工业生产迅速开展，因而武汉市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得到较快的恢复。由于DID法回归处理的是平均效应，疫情前期武汉市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不大，疫情后期复工复产的迅速恢复使武汉市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也迅速恢复，导致武汉市工业生产资料的下降幅度低于全国其他城市。

表4的列(4)—列(6)报告的是湖北省城市的回归结果。为剔除武汉市物价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回归时不包含武汉市。平均而言，疫情给湖北省其他城市物价造成的负向效应低于中国其他省份城市。这说明虽然疫情后期价格有所回落，但疫情暴发前期，严重的物资短缺使湖北省其他城市的物价上升幅度显著大于全国其他城市，因此，平均而言，湖北省城市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小于全国其他城市。

(二)疫情对物价的影响：主要风险城市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全国性的，虽然中国其他城市的疫情严重程度远不及武汉市，但其经济各方面也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因而本文按城市疫情严重程度以及其与武汉市距离，对中国除湖北省外城市进行风险等级分类。本文将中国各城市与武汉市的最大圆弧距离划分为5个等级，并根据等级生成相应的5个虚拟变量DISj，等级越高代表与武汉市圆弧距离越大。同时，本文将疫情严重程度排名前30的城市INF30取值为1，其他城市INF30取值为0，分别将DISj和INF30与treat×post交互后放入式(3)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5的列(1)—列(3)所示，疫情严重程度未对各城市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产生额外的负向冲击，这可能是因为除湖北省城市外，全国其他城市疫情严重程度相差不大。不过，疫情较为严重的城市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比其他城市额外下降了0.46%，说明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对疫情严重程度带来的风险更为敏感，疫情越严重的地区的工业生产活动恢复得越慢。如表5的列(4)—列(5)所示，各城市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并未随其离武汉距离增加而减弱。显然，这一结论与经济学上的引力模型并不相符，说明疫情之下中国所有城市都是命运共同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重大疫情带来的恐惧心理和悲观预期并不会随其与疫情集中地的距离增加而减弱。同时，根据表5的列(6)，与武汉市距离越远的城市，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越弱，说明工业生产活动的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其与武汉市距离的影响，与武汉市距离越远的城市的工业生产活动恢复越快。

(三)疫情对物价的影响：收入差距较高的省份城市

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因而低收入人群更倾向消费。且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更容易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因而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消费结构越不稳定，其有效需求也更容易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进而反映在该地区的物价波动上。本文将2017年收入差距排名前10的省份城市INC10取值为1，其他省份城市INC10取值为0，并与treat×post交互后放入式(3)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列(1)—列(3)所示。

根据表6列(1)，平均而言，收入差距更大的省份城市整体物价会额外遭受0.21%的负向冲击，正如前文所言，这种额外的负向冲击本质上体现的是该城市需求结构的不稳定。甘犁等[31]指出，此次疫情使高收入组家庭财富增值而使低收入组家庭财富缩水。这意味着，疫情的冲击加大了中国各地区家庭收入差距，使更多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得到抑制，因而原本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物价所受影响越大。如表6列(2)—列(3)所示，这种额外的负向冲击主要表现在食品零售价格上，而在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上表现得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食品零售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消费品，因而其价格会受到更为显著的负向冲击。

(四)疫情对物价的影响：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城市

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其外部需求占有效需求的比重较高，在面临疫情等重大风险时，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同时下降，使其有效需求相比于其他城市有更大幅度的下降。因而本文将2019年中国贸易依存度排名前30的城市TRA30取值为1，其他城市TRA30取值为0，将TRA30与treat×post交互后放入式(3)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列(4)—列(6)所示。

根据表6列(4)—列(6)，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城市整体物价受到的负向冲击与其他城市并无差别，但其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了1.43%的额外负向冲击。原因在于，这些高贸易依存度城市的出口总额占其GDP比重非常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于低贸易依存度城市，这些城市不仅内部需求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下降，其外部需求也大幅萎缩，这主要影响当地的工业企业，进而影响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时，根据表6列(5)，贸易依存度较高城市食品零售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小于其他城市。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城市，高贸易依存度城市总需求中外部需求占比较高而内部需求占比较小，因而其内部需求受到负向冲击相对较小;而城市食品零售价格主要受内部需求变化的影响，因而高贸易依存度城市食品零售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小于低贸易依存度城市。

(五)疫情對物价的影响：消费券发放城市

疫情的到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而各地政府为了抑制疫情扩散采取的隔离封锁措施加剧了经济下滑。在此背景下，疫情稳定后的经济重启便成为各地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作为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刺激消费一直都是政府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自2020年3月起，多地政府采取发放消费券的方式以刺激当地消费。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对推动当地经济具有积极效果：发放消费券行业比未发放消费券行业恢复快;发券地区消费券微信总支付笔数比未发券地区高出4.00%[32]。鉴于消费券与物价的重要联系，本文试图从物价恢复的角度研究消费券的发放是否具有积极作用。本文设置COU，将截至2020年4月18日发放了消费券的城市COU取值为1，其他城市COU取值为0，将COU与treat×post交互后放入式(3)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列(7)—列(9)所示。

根据表6列(7)—列(9)，消费券发放城市整体物价和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的负向影响与未发券城市无明显差别，但发券城市食品零售价格恢复速度快于未发券城市，这可能与消费券发放行业有关。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报告，为惠及最需要保护的小微企业，各地政府消费券发放范围主要集中在餐饮业和百货超市[32]，因而这些行业的消费需求恢复快于其他行业，从而其相关产品的价格恢复也快于其他行业。可见，若想在短期内助力经济恢复，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与刺激投资的周期长和见效慢相比，刺激消费具有短期内见效快的优势。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利用2018—2020年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微观价格数据，基于武汉封城的视角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新冠疫情暴发给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带来了负向冲击，但整体下降幅度不大。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6月，疫情暴发使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整体物价下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文采用DID法进行回归，本文价格“下降”的含义均为各类价格相对于其“反事实”情况下的下降，即未发生疫情条件下的下降。了0.95%，其中，食品零售价格下降了1.09%，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了3.10%，日用工业消费品价格未受到明显的影响。且截至本文样本结束期，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还在持续，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逐渐消失。第二，武汉市作为疫情的集中暴发地，其整体物价下降幅度比中国其他城市额外高出0.86%。但湖北省其他城市整体物价下降幅度与中国其他各省的城市无明显区别。中国其他城市的整体物价下降幅度没有因其离武汉市距离增加而减少，也没有因疫情严重程度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性，但疫情较严重以及离武汉市较近的城市，其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更大的负向冲击。第三，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城市物价受到的负向冲击大于其他城市，且在这种负向冲击主要表现在食品零售价格上。贸易依存度较高城市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更大的负向冲击。及时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其食品零售价格的恢复速度快于其他城市。

总体而言，疫情暴发给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带来了负向冲击，截至本文样本结束期，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还在持续，但工业生产资料受到的负向冲击已逐渐消失，平均而言，中国物价未受到较为严重的负向冲击。进一步，笔者发现，武汉市物价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其他城市，但中国其他城市物价受疫情冲击的力度并没有随其离武汉市的距离增加而减弱。收入差距越大和贸易依存度越高的城市物价受疫情的负向影响更大，消费券的发放对城市物价的恢复具有积极影响。

本文得出的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第一，从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来看，物价下降证明中国市场需求侧受疫情的负向影响更为严重，中国市场需求侧相比于供给侧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因而今后中国在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时刻注重对需求侧的把控，正确把握好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构建完整坚实的内需体系，这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巨大不确定性的必然要求。第二，武汉市作为疫情集中暴发地，其经济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政府在之后助力經济发展的过程中应继续把恢复武汉市经济作为重点目标之一，在助力武汉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也要对武汉市人民的经济预期进行积极良好的引导，增强其消费信心。中国其他城市的物价受疫情冲击的力度，并不随其离武汉市的距离增加而减弱，这充分说明重大危机之下，中国各个城市是命运共同体。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第三，收入差距越大和贸易依存度越高的城市，物价受疫情的负向影响更大，证明其经济在面临重大风险时表现得更为脆弱，背后体现的是该城市收入差距过大和贸易依存度较高带来的经济结构不稳定性。从收入差距来看，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收入差距在经历一段下降时期后又开始快速拉大，这一趋势不仅会增加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也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因而中国必须坚持共同富裕这一正确方向，将减少收入差距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贯穿整个“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的共享发展;从贸易依存度来讲，近几年，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疫情暴发使之加剧，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构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正确抉择，更是保证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因而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在“内循环”上下更大功夫，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特别的，鉴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和贸易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应更具针对性。第四，消费券的发放对城市物价的恢复具有积极影响，体现了政府干预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于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其对食品零售价格的恢复作用最为明显。鉴于地方政府助力经济恢复措施的效果显著，各地政府可以考虑推行更多促进消费需求的优惠政策并加大推广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主要受惠对象，如将更多优惠活动面向低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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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9-22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重点课题“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治理与高水平对外开放”(31712110804)

作者简介：钱学锋(1979-)，男，安徽安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研究。E-mail： xfqian@126.com

高 婉(1995-)，女，湖北黄冈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方面的研究。E-mail： 1006109049@qq.com

作者：钱学锋 高婉

第4篇：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卫生外交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卫生外交;公共卫生问题;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4.006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呈全球扩散态势，在此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將其上调至“大流行病”级别。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传播，既是全球化的体现，也是对全球化的考验。全球卫生外交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待和解决卫生问题，将人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但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一些国家利用卫生议题追求政治目标，这种将卫生问题政治化的行为，制约了全球卫生问题的解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逆转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将进一步提高全球卫生外交的地位和影响。

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联系的广泛性(Extensity)，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延伸超过一国边界，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二是世界联系的高强度(Intensity)，即跨国界的联系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有规律和可以探测到的，并且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三是世界联系的高速率(Velocity)，即在全球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变革推动下，全球商品、信息、资本、思想观念和人员流动的便利化和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各领域全球化中，最受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即资本和商品广泛、快速的跨境流动使得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大市场。经济基础的全球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现代通信技术的变革催生了媒体形态的多样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其他消费方式的全球化，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疾病的全球化。例如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疾病的发生不再局限于某些国家和地区，无论一国的地理位置、富裕程度、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如何，其民众都可能面临上述疾病的威胁。此外，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全球人员跨境流动更加快捷和广泛，这也加快了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全球传染性疾病带来的巨大威胁和挑战。

传染性疾病的快速传播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起源于中亚，于1347年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国家，而后传到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最终席卷了整个欧洲，在1347—1353年间夺走了超过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过，由于受到交通和人员流动的限制，鼠疫并没有在短时间内造成全球性的大传播。但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自1981年世界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发现后，艾滋病短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成为重大的国际公共卫生问题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情况更为严峻。自2002年11月16日首例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也称“非典”)确诊患者出现后，“非典”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了32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更是前所未有。从首例确诊病例到全球病例数达10万，只用了67天;达到第二个10万病例数仅用了11天;达到第三个10万病例数仅用了4天;达到第四个10万病例数仅用了2天。[1]截至2020年3月底，新冠肺炎疫情便迅速扩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感染人数近80万，造成近4万人死亡。

在全球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情况下，传染性疾病的快速蔓延对相关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有数据表明，“非典”和“甲型H1N1流感”对相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高达300亿美元和18.6亿美元。[2]更重要的是，通过全球化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报道，传染性疾病的暴发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面对快速传播的疫情，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危机显示，人类大家庭已经形成了一个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正因如此，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加强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病毒蔓延比任何恐怖主义行动所造成的后果都要严重”，“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力合作振兴经济，扩大公共投资，促进贸易，并确保向受病毒影响最严重或更容易受到负面经济影响的群体和社区提供定向支持，防止新冠病毒进一步扩散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3]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与病毒的对抗，而非人类之间的对抗，考验的是人类社会合作应对疫病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各个国家需要密切联系，共同围绕公共卫生问题协调对外政策。通过全球卫生外交加强国际合作，才是战胜疫情和维护世界繁荣与稳定的有效途径。

全球卫生外交及其特点

卫生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健康问题，或者说是救死扶伤的问题，而“外交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4]卫生与外交的结合以及全球卫生外交的产生，具有时代的必然性。随着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合作需求的增强，外交地位不断上升，外交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与外交融合，文化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各种形式的外交应运而生。起初，全球卫生外交并非外交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但21世纪以来，“非典”、埃博拉病毒、禽流感以及此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卫生议题被提升到各国政治议事日程的前列，迫使国际社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予以应对，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卫生外交的关注。

卫生与外交之间的联系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有学者将卫生与外交的关系概括为四个阶段。其一，一国的对外政策忽视甚至阻碍卫生和健康的阶段。例如，国家内部或者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与冲突导致了人员的大量伤亡，但执政当局只考虑政治和战略上的得失，对战争与冲突给人类健康和卫生领域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以为意。其二，健康问题成为对外政策的工具和外交的载体。一些国家在对外发展援助中将卫生援助当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如冷战时期国与国之间开展的医疗援助等。其三，健康问题成为对外政策和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于这一阶段。其四，对外政策以为人类健康服务为目标的阶段。这四个阶段并非是线性的，而是互相交织的，但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趋势。[5]其中第四个阶段是一个理想状态。在这个阶段，卫生问题不再是一个政治或对外政策的工具，也不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手段，而是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真正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

鉴于卫生和健康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卫生外交与其他形式的外交有所不同。在形式上，卫生外交前面冠以“全球”二字，即全球卫生外交(Global Health Diplomacy);在内涵上，受卫生和健康问题所具有的全球性特点影响，全球卫生外交不仅仅是把卫生领域的外交活动当作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也不是仅仅关注如何使用外交手段來追求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而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将维护人类健康视为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具体而言，全球卫生外交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卫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健康”不是对外健康，而是全人类的健康;“全球卫生”也不是对外卫生，而是全人类的卫生。传统上，外交被看作是国家落实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追求本国利益的手段、工具和过程。但全球卫生外交把健康问题当作全球性问题，并作为全球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侧重点不是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外交手段来落实其对外卫生政策，而是强调在人类面临重大健康问题时，需要增强在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效能。病毒无国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的健康高度相互依赖，在一个国家深受传染性疾病威胁的时候，其他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没有全人类的安全和健康，就不可能有本国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正如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指出，“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是世界性的，只有全球胜利了中国才能说胜利，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地球上。”[6]因此，只要全球还有一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中国就不能放松防控，只有严控死守，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第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卫生合作中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全球卫生问题的产生不能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将疾病传播到发达国家。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传染性疾病都源于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一些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破坏了后者的生态环境，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卫生健康问题。因此，在全球卫生合作中，并非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单方面的依赖，而是所有国家在健康领域的高度相互依赖。全球卫生外交不是发展中国家被动、消极地等待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和施舍，而是发达国家通过支持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最终实现自身安全目标的过程。

基于这一特点，全球卫生外交把全人类的安全和健康利益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突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在全球治理领域开展三个层面的合作。一是“全球卫生治理”(Global Health Governance)，即以全球卫生为主要目标而开展的全球治理行动。如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在卫生领域具有特殊责任的国际组织开展的治理。二是“促进卫生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for Health)，即以解决其他领域问题为主要目标、但对促进全球卫生治理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全球治理行动。如以联合国及其下属的人权理事会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全球卫生问题上的治理与合作。三是“支持全球卫生的治理”(Governance for Global Health)，即地区或国家为推动全球健康而采取的治理行动，如在地区或国家层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活动等。[7]

第三，全球卫生问题需要众多的利益攸关方共同应对。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全球卫生外交并非仅限于主权国家，而是“国家、跨国组织和非政府行为体为实现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等，针对健康挑战或利用健康概念和机制制定政策或谈判策略的政策形成过程”。[8]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以推动全世界人民获得更高水平的健康为宗旨，在促进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疗和有关事项的教学与训练以及推动确定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非政府组织方面，成立于2000年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致力于缩小穷国与富国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差距，推动卫生保健领域技术进步，特别是在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防治，生育和儿童保健以及全球性卫生保健活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企业、民间团体和各界人士纷纷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捐款捐物，凸显了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精神，这也说明了全球卫生问题不是单一的利益攸关方可以应对和处理的，而是需要众多的利益攸关方，包括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等共同应对。

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积极向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伸出援助之手，不仅提供抗疫物资，更派出多支援外医疗队前往意大利、伊朗、英国等受灾严重的国家，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图为2020年3月25日，第三批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米兰马尔本萨机场，并随机携带了呼吸机、监护仪、口罩等中方捐助的医疗物资。

第四，全球卫生外交涉及国家间关系的诸多领域。从外交角度来看，人类面临的卫生和健康问题，不仅涉及经济问题，更关系到人类生活或国家关系的诸多领域。具体来讲，战争给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损害，使卫生问题首先成为政治和战略问题;防止生物恐怖主义对人类安全和健康造成危害，使卫生问题开始成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世界卫生组织成员或观察员围绕全球卫生问题展开的谈判，涉及相关国家卫生商品贸易问题、医药产品生产和销售等知识产权问题、落实具体的卫生政策过程中如何遵守相关法律的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实施医疗救治的相关宗教和文化问题。此外，鉴于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卫生问题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无论从哪个角度或领域考虑卫生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围绕人的安全和健康而展开的。因此，全球卫生外交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将人类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谋求各方在诸多领域的利益融合，越来越成为诸多外交问题的核心议题。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全球卫生外交将公共卫生、国际关系、管理、法律和经济等学科集中起来，其关注核心是塑造和管理在卫生方面的全球政策环境，以及处理好卫生、对外政策和贸易之间的关系。”[9]

第五，全球卫生外交体现和平属性。全球卫生外交重视谈判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各方在卫生议题上以沟通和谈判等外交手段建立关系、化解分歧、寻求利益结合点并开展国际合作。全球卫生外交“以卫生问题作为改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切入点”，“在战争或危机来临的时候，把卫生作为桥梁开展人道主义行动”。[10]这种形式的合作既包括和平时期国家间的卫生援助，如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也包括相关国家在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传染性疾病引发国际公共卫生危机后，各国之间开展合作共同抗疫。如埃博拉病毒暴发后，国际社会对遭受疫情重创的非洲国家施以援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与全球共享病毒基因组序列，坚持推动各国加强数据共享，并通过国际合作开展疫苗研发工作，反映了全球卫生外交新的发展方向。

基于全球卫生外交的上述特点，人们是否能够在全球卫生领域取得成功，或者说一国传统对外政策利益是否符合全球卫生外交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实践者是否具有从对外政策的视角理解卫生问题的能力，以及在一个高政治领域促进全球卫生利益的能力”。[11]换句话说，不再把卫生问题当作一个单纯的救死扶伤的健康问题，而是把它看作典型的外交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才能认识到卫生问题的复杂性，更好地解决卫生领域面临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卫生外交的发展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快速传播以及国际社会在应对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互助合作，折射出全球卫生外交所发挥的作用。同时，各国在应对疫情传播时采取的政策和行动也凸显了全球卫生外交所面临的问题，反映了全球卫生外交在未来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表明，全球健康和卫生问题不能仅仅从医学或科学的角度去看待，而必须从政治高度予以重视和应对。从政治层面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有利于加速实现全球卫生健康目标。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及时就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全国性的动员和部署，通过大规模、负责任和行之有效的应对举措，迅速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在防疫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为国际社会所称赞。随着疫情形成全球蔓延的态势，相关国家的领导人也都高度重视，亲自领导和部署应对举措，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政治保障。从国际上看，疫情暴发初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数十个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以不同方式向中国提供了援助。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向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伸出援助之手，不仅提供抗疫物资，更派出多支援外医疗队前往意大利、伊朗、英国等受灾严重的国家，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赢得国际社會的广泛赞誉，这些都是全球卫生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一些国家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制约了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上的合作，毒化了全球卫生领域合作的氛围。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共卫生问题被政治化的消极影响体现在这些国家国内和国际影响两个层面。从国内层面看，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相关国家的国内经济发展，使得股市、汇市、债市大幅波动，这些国家的当权者为了保住执政地位或为了竞选考虑，或隐瞒疫情，或“甩锅”推责，引发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的分裂，给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国际层面看，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疫情并没有让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来共同应对，相反却成为各国相互竞争甚至斗争的议题。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疫情面前目光狭隘、政策短视，其关注的不是全人类的安全，而是把政策目标局限于保护本国民众的安全，并把防控不力的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甚至在病毒来源、病毒命名等科学问题上大做文章、大搞污名化，搅乱了全球卫生外交合作的舆论场。在全人类共同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各国本应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对抗疫情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但一些国家却挥舞起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大棒，以攻讦抹黑的方式宣扬自身所谓的“制度优越性”，进一步影响了全球卫生外交的合作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各国公共外交竞争的载体。面对危害生命安全的疫情，人们担心、恐惧，希望及时了解真相，渴求真实信息。对当事国政府来说，需要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并通过清晰、一致的政策信号，向国际社会解释该国的政策和意图，这为相关国家在危机期间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契机。但是，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和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系统，不同国家、机构和个人借助不同的媒体和平台，以不同的目的发出不同的信息，导致信息真假难辨，甚至是谣言满天飞。正如有学者所言，危机时期最需要公共外交，但“最根本的是危机期间的传播需要严肃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行为;需要的是信息透明，而不是虚荣做作或为了政治私利在意识形态上哗众取宠”。[12]任何一方如果试图掩盖信息，甚至是传播不实信息、捏造假新闻，其必将失信于公众，最终在这场公共外交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此外，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也使世界卫生组织成为政治博弈的替罪羊。世界卫生组织是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平台，但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其他领导人的任命一直受到各国博弈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各国在这一重要平台上的外交博弈。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如何评估中国的防疫举措和成就等方面，不断受到一些国家的干涉，成为典型的政治问题，严重阻碍了主要国家之间应有的合作，恶化了国际合作氛围，降低了该组织在应对全球卫生问题时的工作效率，极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应对此次疫情的成本。

当前，为了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和对本国民众健康的威胁，不少国家已经取消了与疫情暴发的国家和地区的航班往来，加强了对人员来往的控制。同时，疫情致使很多国家和地区停工停产，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资金链都受到重创，对全球化进程来说也是一次重大挫折。但是，仅凭全球化在短期内所遇到的挫折就认为全球化将逆向发展还为时尚早。疫情让居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亲朋好友相互担心、牵挂，增加了彼此间的沟通和问候，并想方设法为对方提供帮助，进一步体现了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必须守望相助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许多企业和学校正在将日常工作和教学转移到互联网上，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办公和办学，使远距离办公和教学成为现实，在物理距离增加的同时，却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不仅将带动一些互联网技术和基站建设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相关产业的建设升级，也必将促进全球化物质载体的跨越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但人类应对疫情时所体现出的团结一致、携手应对的强大力量，也必将推进全球化进程。如今各国业已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和服务链等共生系统环环相扣，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结束后也必将进一步加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全人类合作抗疫的必要性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性，也必然会提升全球卫生外交的地位，使之成为未来外交学研究和外交实践的重要领域。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苏童)

[1] 《世卫组织总干事在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COVID-19特别峰会上的讲话》， 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remarks-at-the-g20-extraordinary-leaders-summit-on-covid-19---26-march-2020。

[2] David L. Heymann and Sudeep Chand， “Diplomacy and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 Ilona Kickbusch， et al. eds.，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Concepts， Issues， Actors， Instruments， Fora and Cases，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129.

[3]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共同向新冠宣战》，载《海口日报》，2020年3月15日。

[4]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5.

[5]Ilona Kickbusch， “21st Century Health Diplomacy：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Policy and Health”， in Novotny T et al. eds.， 21st Century Health Diplomacy，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2013， pp.12-17.

[6] 中國发展高层论坛：《中国的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3-17/doc-iimxyqwa1158677.shtml。

[7] Ilona Kickbusch， et al.， “A New Governance Space for Health”， http：//dx.doi.org/10.3402/gha.v7.23507.

[8] Robert Marten， et al.， “Power： The Nexus of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Journal of Health Diplomacy， March18， 2014， p.1.

[9]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http：//www.who.int/trade/diplomacy/en/.

[10]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Ilona Kickbusch”， Special Issue of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March， 2015， p.1.

[11] Harley Feldbaum， et al.， “Global Health and Foreign Policy”， Epidemiologic Reviews， Vol.32， Issue 1， 2010， p.88.

[12] Jian (Jay) Wang，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Pandemics”， https：//www.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public-diplomacy-age-pandemics.

ncies in Central， Southea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Bern： Peter Lang， 2018， p.314.

[9] Evan Gershkovich， “Estonia Joins The Far Right Club”，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stonia-tallinn-joins-the-far-right-club-martin-helme-mart-helme-kersti-kaljulaid-populism/.

作者：张清敏

第5篇：经济滞胀遇到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学人》[英] 2021年9月4日

眼下，德尔塔变异毒株的蔓延依然是全球经济滞胀的罪魁祸首，但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一波又一波病毒感染造成经济活动断然取消，物价增长放缓甚至下跌，全球经济已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对增长的阻碍状况。在发达国家，德尔塔变异毒株极大地压抑了消费者支出，但并未引起崩溃之势。在疫苗充裕的国家，确诊病例不再严重阻碍消费者出行。服务业复苏是实现快速增长与恢复的捷径。但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全球产品供应链。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国家，疫情暴发导致工厂和物流网络临时关停，对供应链的干扰进一步延长。
中美拥有全球近八成独角兽公司
塔斯社[俄] 2021年9月24日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7月，拥有最多独角兽公司的国家是美国（441家）和中国（253家）。在全球知名独角兽公司中，76.7%来自这两个国家，96.8%来自全球排名前20位的国家。拥有最多独角兽公司的全球五大城市分别是旧金山、北京、纽约、上海和伦敦，集中在这些城市的独角兽公司占全球独角兽公司总数的近40%。据统计，初创企业成为独角兽公司的概率不超过千分之一。独角兽公司的出现得益于广阔的国内创新服务市场、具有吸引力的经济替代中心以及有利于人才施展拳脚的大环境。
人类未来可从月球提取氧气和水
《新科学家》[英] 2021年9月27日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制造并测试了一款提取氧的装置，可以高效、自主地从月球尘土中提取水和氧气，这意味着未来的月球探险者也许能从石头里挤出水来。提取氧气后，剩下的3种主要物质——氢气和甲烷可以被送回熔炉，至于金属物质，则可以留下来用作进一步加工。该设备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流程。未来，月球探险者可以在月球表面安装此装备，让它自行产氧，并方便根据任务的需要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
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心理健康
《阿貝赛报》[西] 2021年9月1日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初，人们使用这些社交媒体是为了创造与他人互动、分享知识和建立交流网络的空间。但同时，社交媒体也会对用户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如产生不安全感、受辱感、过度羡慕他人等。而此类心理问题已经相当普遍。心理学家指出，社交网络除了会让人过度重视外貌形象外，还会导致成瘾。这种成瘾表现在迫切追求对自己发布内容的点赞和关注。时间久了，这种热情就容易导致抑郁和焦虑等疾病，还会影响自信心。同时，社交网络的大部分活动以图像为主，这也会对人的自我认知产生巨大影响。

第6篇：新冠肺炎疫情改变全球阅读习惯

纸媒出现严重下滑趋势

2021年底，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通过对六大洲、46个市场的数据研究和在线调查，发布了《2021数字新闻报告》。调查结果揭示了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人们新闻阅读习惯发生的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

比如，人们对于阅读新闻的态度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些人非常关注新闻，另一些人则越来越不想看新闻。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人对于新闻的兴趣严重下降，尤其是观点倾向右翼的那部分人。

纸媒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下滑趋势，原因之一在于封城影响了上门配送。这也进一步加速了新闻向全数字化的转型。

付费阅读显著增长

疫情之下，在一些富裕西方国家为在线新闻付费的比例有显著增长。

其中，大部分付费读者是只付费阅读一兩个“国民品牌”媒体，印证了“赢家吃掉大部分市场”的逻辑。只有在挪威和美国，近半数的付费读者采取的是“1+1”模式：订阅一家主流媒体加一家地方或专业媒体。

但18-24岁的“Z世代”年轻人不像年长者习惯于从媒体App和网站上阅读新闻，他们更喜欢的渠道是社交媒体、新闻集合App或手机推送。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亚洲国家，新闻集合类App比在西方更受欢迎。在印度、印尼、韩国和泰国，都有在本国相当有影响力的新闻集合类App，如Daily Hunt，Smart News，Naver和Line Today等。

通过“声媒体”，即播客获取新闻的比例仍然在增长，但相比以前有所放缓，部分原因在于疫情导致出行受限制，影响了播客的制作。播客平台方面，越来越多人喜欢使用Spotify，后者正在超越传统的播客垄断平台苹果和谷歌播客。

电子书籍和有声阅读量大幅增长

新闻之外，人们的书籍阅读习惯也被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英语编辑网站（Global English Editing）发布了《2020年世界阅读习惯报告》。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35%的人因为新冠疫情增加了阅读量。受访的22个国家中，印度人的阅读量最高，达到每周10.42个小时。中国人的阅读量也不少，仅次于印度和泰国，达到每周8小时。

与此同时，大量学校、图书馆和书店关闭，导致纸质书籍销量大幅下降，电子书籍和有声读物的阅读量则因此显著增加。报告显示，全世界电子书籍和有声读物的阅读量平均增加了14%。西班牙以20%的增量排名第一，其次是中国（17%），意大利和南非并列第三，增量均为15%。

学校的关闭，使很多家庭被迫在家自己教育孩子，学习类书籍和儿童书籍的销量也因此激增。

成人的阅读取向也发生了变化，“流行病”题材的经典图书和医学类科普书籍阅读率均有大幅度提升。

对很多人来说，在封城和隔离的时候，个人书单上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小说。报告显示，这些在疫情期间阅读小说的人，有三分之一读的是浪漫主义、与爱情有关的小说，且相当比例是男性读者。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戴闻名/文）

作者：戴闻名

第7篇：武汉新冠肺炎感人高中作文_新冠肺炎作文

“冰冷”的疫情总会过去，温暖的春天终会到来，我们永远要有即将发芽的心情。我们期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会过去的，可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起来看看武汉新冠肺炎感人高中作文5篇精选，欢迎查阅!

武汉新冠肺炎感人高中作文1

这个鼠年，注定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遇上中国人最珍视的万家团圆的春节，这个年显得格外凝重。武汉爆发肺炎疫情，无数的医护人员，日夜操劳，为身后的亿万中国人筑起了防护的堡垒，让信仰的光芒熠熠生辉，温暖而有力量。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如何在基层做好疫情防控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

风雨同舟，披荆斩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采取各种“硬核”措施防止疫情扩散蔓延，以责任和担当筑起了疫情防控堤坝。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中，“病毒”是我们共同的且是唯一的“敌人”，科学应对、信任依靠、尊重扶持是增强“免疫力”的良药。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也要做好防护措施，尽量少出家门，出门需带口罩，不去人口密集的地方，经常开窗通风，勤洗手，做好消毒措施，为此次战胜疫情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我们一定早日战胜疫情!

武汉新冠肺炎感人高中作文2

北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文素材!这一次疫情的爆发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到处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这些事迹不分地区，不分先后的发生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里，让我们来把这些感人肺腑的事迹都记录下来，写成一篇篇的作文吧!下面是小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北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文素材，一起来看看吧，希望可以给各位同学带来帮助。

2020的春节是特殊的，不像以前一样热热闹闹有着年味。曾经繁华的街道变得冷清了，路上也只有几辆汽车在行驶;曾经有着几亿票房的电影院现已无人问津;曾经年味十足的家宴也通通被取消。今年是鼠年，我们就像一只老鼠，躲在被窝里，观察周围的异动，因为外面来了一种比猫还可怕的怪物——新型冠状病毒。这使这个春节失去了它本该有的年味。

在今年除夕那一天，因长辈的要求，我们戴着口罩，去市场挑选食材，市场里冷冷清清，比往年少了很多人，卖家禽的也少之又少，甚至连河虾的身影也消失了。我们买了一些食材后，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家后，我们都忙活了起来。到了傍晚，看着桌上那些饭菜心里也有了些甜味。这不禁让我想起仍留在前线奋斗的医护人员，他们为了解决这次疫情，尽力救治那些病人，可他们自己就不能回家过年团圆了，他们的付出是难以想象的。想到这些，吃着年夜饭，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到了大年初一，因为是新年第一天，本该是热热闹闹的，可是受疫情影响，街道是冷冷清清的，只听见远处传来几声鞭炮声。回想往年的春节，我们吃着年夜饭，与家人们有说有笑，谈着这一年发生的事情，除夕过后，我们穿上新衣裳开始走亲访友，开开心心的过完这个年。

现在有许多人被隔离，也有许多人在对付这一次疫情。我们为感染的人祈祷，向在前线奋斗的人致敬!希望国家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防控，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的势头，为了避免更多人患病，我提倡大家少出门、勤洗手、不接触野味，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我相信在白衣天使的战斗下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战胜这一只大怪物——新型冠状病毒。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998年迎战特大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迎战大雪灾，2009年对付禽流感，武汉是一座勇于面对困难并不断战胜困难的城市!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武汉新冠肺炎感人高中作文3

最近的每天早上，我总是被村里的广播声吵醒“近期多个地区发生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没错，疫情来了。这次疫情不容小觑，亲戚邻里不往来，朋友同学不聚会，无论走到哪里，都显得万分冷清。

一月，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迅速传播，伴随着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翻倍，医疗资源短缺，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有些令人唾弃的行为出现了，哄抬物价，平时几毛钱一个的医用口罩，能卖到几十块钱，发国难财，应该受到谴责!

当然，也有许多高尚的灵魂令我们感动和敬仰，而最令我感动的，除坚持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之外，是我们都熟悉的韩红。

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即刻行动，采购了大量医疗物资运往武汉及周边城市，捐款额度上亿。“快好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都别担心我，我没事的。爱你们!”这是韩红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几天几夜直至病倒后发的微博。为了抗击疫情，她累坏了身体，也几近破产!

作为歌手，她是实力派;作为评委，她有专业性;而作为慈善家，韩红一直在尽力去做，做得比很多人都好。从汶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再到如今的病毒疫情，都有她坚持公益。几十年来她捐赠金额超过十亿，她把一切都给了社会、国家，我们怎么能不钦佩?我愿意做这样的人!

国难当头，不止韩红，许多不能走上一线的普通人都做出了贡献。有田地里捐蔬菜的农民，有工厂里加班加点生产医护用品的工人，有大街上骑车送货的快递小哥，他们，都是英雄!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人!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国难当头不退缩，奉献自己的力量!正是有这样的人的负重前行，才有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其实，无论是做韩红一样的慈善家，还是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都需要有渊博的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学生需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奉献自己的力量。做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有贡献的人，以国家利益为重，无私奉献，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愿意做这样的人：无私奉献，热爱祖国!我愿意做这样的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我愿意做这样的人：热爱公益，乐于助人!

“冰冷”的疫情总会过去，温暖的春天终会到来，我们永远要有即将发芽的心情。我们期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会过去的，可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成功的，坚强的中华民族;会健康的，我们博大的土地!面对疫情，我们要为国家做贡献，只需要老实待在家里。而那些前线的医护人员，更值得敬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会有更多愿意成为战争中的逆行者及公益者的人，会有更多与我有相同的向往的人。

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做自己愿意做的有用的人!做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武汉新冠肺炎感人高中作文4

你知道吗?这是我二十年来最难忘的一个冬天。

这是一个暖冬，也是一个寒冬。从旧年年末到新年年初，从北京到武汉，从频繁的伤医事件到全国乃至世界的疫情爆发，高速发展的中国迎来了文明与科学的漩涡。

我们看到盲目的患者刀下流血的你;我们看到华南海鲜市场里阴暗的你;我们看到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悲哀的你;我们看到因防疫物资滞留绝望无助的你;我们看到物价哄抬被金钱蒙蔽的你。你伤痕累累，像是丧失了温度，在寒风中踽踽独行。

可你，从不会倒下。因为希望和春天从来都不是被讴歌出来的，你是人们自身的合影，是社会曲折但必会前进的脚步。总有人为你不断地注入光明和温暖，让你逾越冬天与我们会面。

透过黑暗，我们看到立法掷地有声一言九鼎的你;我们看到前仆后继为民请命奔赴疫情前线的你;我们看到医学院里仍埋头苦读的你;我 们看到奔走呼号倾己所能捐赠物资的你;我们看到国家管控下平稳物价的你;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潜心科研战胜病毒的你。你是我，是他，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我们客观地看你，因为人性复杂病毒肆虐，可我们又从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这样期待你相信你，期待你的成长，相信你的到来。没有一个春天是跳过了寒冬，但也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有一个关于春天的梦想。我们扎根于这个伟大的国度，无畏一切考验的淬炼，因为这是我们的梦想之地，哪怕荆棘仍在，依然通向山顶，值得我们不停脚步，值得我们咬牙坚持。

毕竟，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武汉新冠肺炎感人高中作文5

1998年长江大洪水，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虽说我经历过的只有08年的汶川地震和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但是我也知道这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示。

古话说得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次的感染源就是因为有的人食用了野生动物，导致感染上了病毒。之前也有过相似的案例，可是有的人他偏就不长记性。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可从这次的事件中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很多人都说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比2003年的非典更加可怕，但其实他们病源相似——都是因为吃野味。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次的疫情处理比非典更加迅速，公开。虽说确诊病例现在仍然在增加，但好在治愈好的人数也在增加。

抗击疫情，我们有信心。首先，春节前夕，疫情蔓延。习近平主席就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全世界都十分关心。所以我们也不能放弃或者说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抗击疫情，我们有信心。其次，我们的党，人民的政府都在努力着。很多地方在发现疫情时也做出了相应的措施。隔离，排查，封城，封村，封路等。所以，我们也不能懈怠，我们要紧跟政府的步调，党的步伐，绝不能让任何人小看了我们，小看了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小看了中国。

抗击疫情，我们有信心。第三，疫情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直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们在往前线支援。

抗击疫情，我们有信心。最后，我们虽然不能像志愿者们那样义无反顾，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每天做到勤洗手，多消毒;邻里之间尽量不要串门，减少聚会;出门一点要带上口罩，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抗击疫情，我们众志成城，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狙击战!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第8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方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 5 5 篇

篇【1 1 】

经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电〔2020〕14号)等文件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切实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防止新的外来输入感染及疫情扩散，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保障全省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对防控漏洞再排查、对防控重点再加固、对防控要求再落实，坚决防止疫情新燃点，持续巩固防控成果，严防境外、省外病例输入，对出现的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坚决减少二代病例，杜绝

三代病例发生，防止疫情局部暴发流行和发生社区传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二、防控措施

(一)严防外地病例输入。

1.做好中高风险地区及武汉来黔人员防控。各地要及时关注和公布全国疫情动态及中高风险地区的调整，加强中高风险地区及武汉来黔人员管控，对 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及武汉市旅居史人员，落实首站负责制，有健康绿码和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合法证明的，到我省后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阴性后放行，不再隔离;无健康绿码或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合法证明的，一律实行到我省集中隔离 14 天，并进行 2次核酸检测。

2.做好湖北(武汉市除外)来黔人员管控。对 14 天内有湖北(武汉市除外)旅居史人员，持有健康绿码，且有 7 天内合法核酸阴性检测报告的，可不再进行核酸检测，直接放行;没有核酸检测报告的，须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放行。

3.做好境外来黔人员管控。严格落实中央指导意见，做好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境外来黔人员入境后一律实施 14 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健康监测。已在省外隔离 14 天的，到我省后须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检测阴性者可正常通行，不再进行隔离。各地要组织开展清查婚姻外籍“黑户”、偷渡务工人员专项活动，排查非法入境人员，防止境外疫

情输入。

4.加强社会群防群控。对外来人员进行全面摸排，全面掌握人员来源地和健康情况，特别要加强对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民宿宾馆等重点部位的排查，实现对各类外来人员情况早掌握、全掌握。境外、湖北及中高风险地区来黔人员要主动向街道、社区提前报备,对隐瞒不报的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群防群控，畅通监督反馈渠道，面向群众开通举报电话，鼓励群众对失管漏控重点人员及违反疫情防控措施情况进行举报。

( ( 二) ) 落实“四早”措施。

5.早发现。落实重点公共场所体温检测措施，加强医疗机构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排查，加强不明原因肺炎监测排查，做到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早发现”。

一是加强发热病例监测。继续做好流感监测、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及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监测常态化工作;继续做好发热病例监测和管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须加强预检分诊和体温监测，对所有科室门诊、住院病例中的发热病例均需进行核酸检测。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私人诊所等二级以下医疗机构不得接诊发热病例，门诊发现发热病例须立即转定点发热门诊。

二是加强退烧药品管理。继续做好药店退烧药品的管理，所有药店无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生处方不得出售退烧药物。对购买退烧药物

的顾客需进行登记，并引导到就近发热门诊就诊。

三是加强重点场所扫码和体温监测。在机场、火车站(高铁站)、长途客运站、宾馆、酒店、景区景点等外地来黔人员密集的重点场所继续执行扫码通行和体温监测工作，鼓励使用固定式红外线体温检测仪。取消市内公交车、非外地接驳地铁站点的扫码和体温监测，方便群众快速出行。

四是做好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各地可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检测能力，进行科学评估，对密切接触者、境外入境人员、中高风险地区及武汉来黔人员、发热门诊就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监所工作人员、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外省返黔师生等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对其他人群实施“愿检尽检”。“应检尽检”所需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愿检尽检”所需费用由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承担;检测收费标准由各地物价部门确定并公示。各地要及时公布核酸检测机构名单。

6.早报告。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各地要在 2 小时内完成疫情报告，不得瞒报、漏报、迟报，12 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24 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充分发挥大数据等优势，尽快彻底查明可能的感染源，做好对密切接触者的判定和追踪管理。

7.早隔离。及时对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疑似病例进行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涉疫的村居、小区、

单位，依法依规实施精准管控，科学划定防控区域范围至最小单元(如楼栋、病区、居民小区、自然村组等)，果断采取限制人员聚集性活动、封锁等措施，切断传播途径，尽最大可能降低感染风险。各地要及时公布防控区域相关信息。

8.早治疗。省将军山医院为全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集中定点收治医院。一旦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各地要尽快将其转送至省将军山医院，落实“早治疗”措施。及时有效治疗轻症、普通型患者，减少向重症转化。对重症患者加强专家组会诊，实施多学科救治，有效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患者及无症状感染者达到出院条件后，继续在省将军山医院集中康复 14 天之后再进行居家隔离观察14 天，并做好 1 年健康随访工作。各地要保留定点收治医院、保障必需的防控物资，充实核酸检测力量，确保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 ( 三) ) 强化重点防控

9.医疗机构防控。筑牢医院感染防线，加强院内感染防控，严格落实医疗机构分区管理要求，及时排查风险并采取处置措施，避免交叉感染。严格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工作流程，强化防控措施。严格探视和陪护管理，落实医务人员、陪护人员防护措施，加强医疗机构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健康管理、监测。推广非急诊分时段预约挂号、预约诊疗，方便群众就医。

10.校园防控。按照统一部署、一校一案的原则，分期分批复学复

课。实行教职员工和学生健康情况“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做好学生排查、重点地区来黔学生的核酸检测，做好健康提示、健康管理和教室通风、消毒等工作，落实入学入托晨午(晚)检、因病缺课(勤)病因追查和登记等防控措施。做好师生手卫生等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在低风险地区校园内学生不需佩戴口罩，教师授课时不需佩戴口罩，不建议托幼机构婴幼儿佩戴口罩。

11.其他重点场所防控。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前提下，全面开放商场、超市、宾馆、餐馆等生活场所;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全面开放公园、旅游景点、运动场所和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场馆以及影剧院、游艺厅、洗浴中心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可举办各类必要的会议、会展活动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要落实主体责任，控制人流密度，加强通风消毒，配备手卫生等设施。市级政府所在地继续关闭活禽市场，县级政府所在地季节性关闭活禽市场。

12.重点机构防控。做好养老机构、福利院、监所、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风险防范，落实人员进出管理、人员防护、健康监测、消毒等防控措施。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护理站等医疗服务机构的，不得超出医疗许可服务范围对外服务。医疗机构举办养老机构或与养老机构毗邻的，应按照医疗机构分区管理要求开展交叉感染评估，评估有风险的应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13.重点人群防控。引导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严重慢

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做好个人防护，并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等工作。

14.社区防控。加强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发挥社区志愿者作用。做好健康教育、环境卫生治理、出租房屋和集体宿舍管理、外来人员管理等工作。出现疫情的社区要加强密切接触者排查和隔离管理、终末消毒等工作，必要时采取限制人员聚集性活动、封闭式管理等措施。

( ( 四) )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15.科学佩戴口罩。在人员密集的封闭场所、与他人小于 1 米距离接触时佩戴口罩。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在密闭公共场所工作的营业员、保安员、保洁员、司乘人员、客运场站服务人员、警察等人员以及就医人员等要佩戴口罩。

16.减少人员聚集。注意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减少参加聚集性活动的人员。尽量不前往人员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式场所。

17.加强通风消毒。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公共场所、车站码头、公共交通工具要落实日常清洁、消毒等卫生措施。

18.提高健康素养。养成“一米线”、勤洗手、戴口罩、公筷制等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

19.改善环境卫生。将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相结合，健全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把环境治理措施落实到社区、单位、

家庭和个人。

( ( 五) ) 补齐防控短板。

20.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核酸检测能力，人群相对密集、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地方县级及以上疾控机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着力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鼓励有资质的社会检测机构提供检测服务，扩大商业化应用。加强疾控队伍建设，提高基层流调能力。健全医疗救治体系及物资储备体系，统一医药物资储备，完善疫情监测机制。

21.加强人员培训。坚持“理论与实操相结合、课堂与现场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常规与应急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加强医疗、疾控、社区等人员专业防控救治知识常态化培训和操作流程演练，提高处置救治能力。

22.发挥大数据作用。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面落实“健康码”互通互认“一码通行”，及时将核酸检测结果、重点人员等信息共享到“健康码”数据库，推进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做好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入境人员版的推广应用，加强入境人员闭环管理。

三、组织保障

( ( 一) ) 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党委、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联控，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医疗物资动态储备，提升

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要求。企事业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制定本单位的防控方案，健全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各地要按照分区分级标准，依据疫情形势，动态调整辖区内低、中、高风险县(市、区、特区)名单和应急响应级别，并对外公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断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各项配套工作方案，实施精准防控。

( ( 二) ) 加强沟通协作。

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建立常态化长效防控机制，密切协作，履职尽责，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各地政府和各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会防控组、疫情监测管控救治组要坚持 24 小时应急值班值守，确保应急突发疫情快速协调处置。

( ( 三) ) 加强督导检查。

各地交通、商务、市场监管、教育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机场、车站、宾馆等重点人员密集场所的扫码通行及体温检测的落实情况督导检查，各地药监部门要对药店售卖发烧药物进行监管，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对各级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设置规范及预检分诊、院感防控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立即督促整改。

篇【2 2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和县委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政府办公室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县委、县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总体工作安排部署，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全力做好县政府办公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县政府办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及信息组、后勤保障及环境卫生组、信访维稳 3 个工作组，具体落实组织系统疫情防控各项任务。

( ( 一) ) 综合协调及信息

组主要职责：1.及时了解、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2.

负责疫情防控的协调联络、综合调度、有关材料的收集汇总上报;3.全面排查政府办在岗人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情况，重点做好春节后外地返回人员的摸排和隔离工作;4.负责疫情防控工作中涉及宣传方面的各项任务，统筹做好信息简报起草报送，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网络宣传和先进典型宣传等工作，为防控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5.做好市、县视频调度及日常会务工作。6.做好上级紧急文件运转和办公室日常文件运转工作。

组长：** 成员：** ( ( 二) ) 后勤保障及环境卫生组

主要职责：

1.负责疫情防控工作中县级领导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口罩、消毒药等必需物资的购置和领取。

2.负责每日对办公场所、通道、卫生间等进行全面消杀，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和空气畅通。

3.负责办公大楼入口处设体温检测点; 4.负责安排防疫期间值班值守工作。

5.负责值班、加班人员的就餐保障。

组长：** 成员：**

( ( 三) ) 信访维稳组

负责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信访矛盾化解和处置工作。

组长：** 成员：** 三、工作要求

( ( 一) ) 提高思想认识。

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按照工作职责，全面落实防控措施，积极投身到防控工作中。要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发扬主动上前、冲在一线的精神，依法、科学规范有序地做好防控工作。

( ( 二) ) 全面排查梳理。

要做好防控督查工作，严格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总体要求，关口前移，及时排查本单位各科室工作人员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情况。对未去过外地的返岗人员要全面询问春节期间活动情况，发现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隔离观察人员有接触史的，以及家庭成员或亲属中有来自疫区的，要及时报告本地区卫生健康部门，并实行居家隔离观察 14 天。

( ( 三) ) 紧盯防控重点。

把本单位外出返呼人员作为重点防控对象，全部实行居家隔离观察 14 天，要密切关注并及时了解返回时间、乘坐的交通工具及身体状

况，包括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亲属的旅游探亲休假地点、接触人群、身体状况等，要列出清单，实行台账管理，并做好记录。

( ( 四) ) 实行弹性工作制。

在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正常开展和机关单位正常运转的基础上，实行弹性工作制，可以通过电话、手机、网络、视频等渠道和方式办公，可以错峰上下班。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保持通讯畅通，遇有紧急情况要随叫随到。

( ( 五) ) 落实每日自查制度。

严格落实在岗人员晨检、个人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日报告、密切接触情况报告，如出现咳嗽、发热等情况应当主动向单位和社区报告，并及时到社区医疗卫生中心或发热门诊就诊。

( ( 六) ) 严格控制集体活动。

工作期间严格限制或取消公众聚集性活动，严格控制各类集体活动，尽量减少会议、控制参会人员、缩短会议时间、提高开会效率。

( ( 七) ) 加强个人和单位卫生管理。

工作期间一律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串岗。加强大楼防控，会议室每次会议前消毒一次，公共场所平时一日消毒三次。

( ( 八) ) 加强进入大楼人员管理。

安保人员要对进入大楼的人员测量体温，体温高于 37.2℃或未戴口罩者一律不得进入。

( ( 九) ) 加大宣传力度。

对本单位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好做法或典型事迹及时编写信息报送宣传部进行宣传报道。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一楼大屏幕、张贴宣传画报、印发宣传手册等方式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知识进行普及和宣传。

( ( 十) ) 注重固定工作人员的防护。

对于每天上班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要做好签到记录，保障其防护物品，保障口罩使用，配发体温计。

篇【3 3 】

为指导高等学校做好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压实高等学校防控主体责任，坚持人物同防、多病共防，落实“四早”防控措施，精准防控，制定本技术方案。

一、开学前

( ( 一) ) 学校的准备。

1.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按照教育部门复学复课有关规定，学校做好秋冬季节高发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师生和学校公共卫生安全得到切实保障后，周密安排学生返校报到，有序推进秋季开学工作。

2.严格落实辖区党委和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学校主体责任、个人和家庭自我管理责任。党委书记和校长是本单位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学校疫情防控的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提

前有序做好开学前学校疫情防控各项准备和工作安排。

3.建立完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教育部门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加强指导，推动学校与疾控机构、就近定点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沟通协调，配合属地街道(乡镇)、社区(村)等有关部门积极开展联防联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供专业指导和人员培训服务，形成教育、卫生、学校、家庭与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点对点”协作机制、监测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做到业务指导、培训、巡查全覆盖。

4.学校提前熟悉掌握当地医疗服务预案，根据本地区疫情防控形势和学生来源特点，制定具体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细化各项防控措施。校医院、医务室等应当充分发挥联系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的纽带作用。学校开学前与属地社区、公安部门、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做好对接，开展防控应急演练。

5.提前做好消毒剂、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储备。在学校内设立(临时)隔离室，位置相对独立，以备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立即进行暂时隔离。安排专人负责学校卫生设施管理、卫生保障、监督落实等工作。培养学校卫生管理员、志愿者、宣传员等校园防控队伍。

6.开学前对校园开展全面的环境卫生整治，包括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等所有场所进行彻底的卫生清洁消毒，通风换气，对校园内使用的空调系统和公共区域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处理。

7.组织对教职员工及学生开展防控法规和制度、个人防护与消毒

等知识和技能培训。及时关注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心理状况，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8.做好新生入学防疫准备。做好预案和健康提示，开展新生和家长防疫知识宣传和防护指导。统一安排好新生接送、报到、注册等各环节的防控防护措施。

( ( 二) ) 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准备。

9.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开学前进行连续 14 天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并如实上报学校。

10.及时掌握学校的各项防控制度和本地及学校所在地的疫情形势、防控规定。掌握个人防护与消毒等知识和技能。注意合理作息，均衡营养，加强锻炼，返校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

11.学校正式确定和通知开学时间前，学生不得提前返校。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返校时须向学校出示一周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境外师生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返校时按照有关要求向学校出示核酸检测证明材料。

二、返校途中 (一)返校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

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擦拭清洁处理。

(三)如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三、开学后

( ( 一) ) 学校管理要求。

1.严格日常管理。坚持落实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因病缺勤追踪登记制度等。每日掌握教职员工及学生动态，做好缺勤、早退、请假记录。加强流感等秋冬季高发传染病的监测、分析、预警、处置。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健康体魄为出发点，重视学生健康素养和自我防护能力提升。开展经常性防疫培训、检查排查，将疫情防控作为学校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

2.聚集性活动管理。根据校园情况合理设置人员密集度，尽可能实施最小单元群体管理，以校区、专业、楼栋、年级、班级等为单位进行学习、生活、体育等活动。尽量开放教室、自习室、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空间。加强各类聚集性活动管理，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组织。

3.进出校登记制度。把好校门关，教职员工和学生入校时严格进行体温检测，查看健康码，保证入校人员身体状况健康。学校要加强

对外卖配送和快递人员核查、登记与管理，合理设置快递收发点。

4.教室卫生管理。加强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教室内卫生清洁，垃圾及时清理。对公共区域高频接触物体表面，如门把手、课桌椅、讲台、楼梯扶手、电梯按钮等，安排专人每日进行清洁消毒。如使用空调，应当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

5.食堂卫生管理。采取错峰就餐，就餐排队时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建立就餐、消毒等食品卫生管理台账。加强食材采购、存储、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卫生安全管理，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做好就餐区域桌椅、地面及餐(饮)具和炊具的清洁消毒。餐余垃圾及时清理和收集。

6.宿舍管理。学生宿舍严禁外来人员入内。安排专人负责宿舍的卫生管理和检查。学生在宿舍区不聚集、不串门。宿舍要勤通风、勤打扫，保持厕所清洁卫生，洗手设施运行良好。做好垃圾清理和日常公共区域消毒。

7.工作人员防护措施。校(楼)门值守人员、清洁人员及食堂工作人员等工作期间应当佩戴口罩。食堂工作人员应当穿工作服并保持清洁，定期洗涤、消毒工作服。

8.健康教育课堂。把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等内容纳入入学教育。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师生、家长防病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引导师生主动接种流感等疫苗。关注学生心理等问题，为师生提供心理健康咨

询服务。

( ( 二) ) 学生管理要求。

1.学生到校时，应当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安全有序报到。入校时接受体温检测，主动出示健康码，合格后方可入校。无特殊情况，尽量避免接送人员进入校区。

2.在校期间，自觉按照学校规定进行健康监测。注意用眼卫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宿舍卫生清洁，做好个人卫生，定期晾晒、洗涤被褥及个人衣物。

3.严格遵守学校进出管理规定，尽量减少出校，做到学习、生活空间相对固定，避免到人群聚集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场所，在公共场所保持社交距离。在校园内的学生和授课老师，可不戴口罩。

四、应急处置

(一)学校所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发生变化，应当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执行。

(二)学生和教职员工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应当立即做好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学生应当及时报告辅导员，教职员工应当及时报告校医院。学校及时安排临时隔离室进行观察，由指定专人负责对隔离者进行健康状况监测及指导就诊。未设置校医院(医务室)的学校，应当就近前往社区或其他医疗机构进行相应处置。

(三)如发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学校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

第一时间向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消毒等工作。对共同生活、学习的一般接触者要及时进行风险告知，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四)学校对接受隔离医学观察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要做到排查、管控、督导、宣教、关爱“五个到位”。教职员工和学生病愈后，返校要查验由当地具备资质的医疗单位开具的复课证明。

篇【4 4 】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院按照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的安排，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在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后，我院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引导，积极投身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以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至目前，我院未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强化领导，完善组织机构。把做好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召开党委会，传达上级关于疫情防控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学院防控方案。学院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成立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院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院内各部门、各

系(院、校)负责人任成员，统筹协调指导学院疫情防控工作。各部门分工合作，严密部署、责任到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建立“疫情防控群”，由院领导担任群主,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利用微信平台召开手机视频会议布置防控工作，提高工作时效性。同时开展现场督导检查，由院主要领导亲自带队，深入检查工作落实情况，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万无一失。

。

二、强化宣传，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疫情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及时发布疫情知识及科学防控措施，力争做到可防、可控，消除职工盲目恐慌心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官网、QQ(群)、微信群、短信等线上平台为载体，发布疫情防控日常知识手册等信息，做到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全覆盖。通过学院心理援助热线，为因疫情印发负面情绪的师生提供心理支持和援助，密切关注关心湖北籍和往返湖北(武汉)的教职工、学生健康状况，通过电话、短信展开慰问活动，做好情绪稳定工作，提醒做好居家医学观察和疫情防控，做到科学预防、消除恐慌、合理应对。

三、强化责任，落实防控措施。下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将疫情防控责任落实到人，确保各项防控措施精准有效落实。一是做好校园环境整治。开展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和消毒工作，特别是对教室、宿舍、食堂等关键部位进行消毒消杀，做到重点区域每日消毒一次、其他公共区域每两天消毒一次，切

实防止了输入性疫情的传播。二是做好师生摸排防控。要求各系部开展假期学生疫情防控摸底工作，教育引导学生科学做好防控。同时，建立学院教职员工健康档案，各部门每日报告本部门人员体温等健康情况，特别是对近期去过武汉或与武汉返乡亲属接触的教职工，建立台账，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预防。三是做好防疫物资保障。做好开学准备，提前备足口罩、体温枪、消毒液等必要的防疫物资，学院现已配备空气消毒设施设备专用喷雾器 x 套、抗菌消毒液 xxx 瓶、体温计xx 支，以及一次性橡胶手套、一次性医用口罩、N95 口罩、长效抗菌消毒剂等。四是做好舆情管理工作。引导师生科学认识疫情防控工作，密切关注各级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有关疫情通报，不信谣、不传谣，不在微信群、朋友圈、QQ、抖音等所有媒介上发布传播不可靠信息，共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五是配合属地政府工作。积极主动配合好属地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不操办宴席，不随处串访，不聚众活动，不迎来送往，不举办会谈等。六是做好开学前后准备。为减轻疫情对课堂教学的影响，学院严格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并要求各系部科学安排好学生返校后教学实训方案，确保延期开学期间教学工作有序开展，开学后有序衔接。

四、强化巡防，及时报告处置。一是加强校园出入管理。学院启

动了《关于严格校门管控的通告》工作方案，对校园进行全封闭管理，严禁外来人员进入校园。在学院入口设置测温点，实行凭证放行，对车上人员逐一进行身份核验、信息登记、体温检测，未佩戴口罩及体温≥37.3℃的人员不得进入，做到不漏一车一人。二是严格落实值班制度。严格落实院系两级值班制度，积极发挥校园 110 指挥中心作用，做到发现疫情，及时协调处置，并按规定报告学院领导和市相关部门，确保防疫期间校园安全。三是强化疫情动态监测。根据上级要求，落实人员健康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严格每日报送相关情况汇总表。重点排查教职工、学生往来疫区以及本人及亲属与湖北等外地人员接触情况。目前，我院无疑似病例、确诊病例。

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院将持续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疫情防控决策部署，以对师生生命健康安全极端负责的态度，增强大局意识，沉着应对，积极行动，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传入和扩散，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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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汉语词语，指疫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第一文档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方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方案为扎实做好学生复课前的疫情防控，保证开学后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根据**市教育局文件精神，**县教育局的相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度本疫情防控 应急演练工作预案。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开学复学复课师生返校疫情防控演练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总指挥：*** 总策划:***、*** 参加人员：***、***、***、***、全体科任教师、门岗人员、食堂工作人员、宿管人员。

ニ、演练准备 校园内卫生清扫与消毒，打扫时间预定 4 月**日上午包括：年级办公室、学生教室、学生宿舍、食堂、校园院落、隔离室、门卫室。

工作要求：卫生干净整洁，整体消毒一遍。防疫物资 准各：消毒液、喷雾器、ロ罩、手持体温计。

三、演练流程 时间：4 月**日九点开始。

1.学生入学班主任提前在班级群中下通知，按上级要求于几月几日复学。学生返学时需要提供健康监测卡、返校时自驾车来学校，乘

坐公共汽车时做好自身防护。班级错时开学，**班 9 点入校，**班 10点入校，**班 11 点入校。返校时穿校服。

2.入学体温检测 要求：学生佩戴ロ罩列队，间隔一米，采用测温设备逐人测试体温，体温正常方可入学，体温高于 37.3 度的需要家长领回。家长在学生入校后离开。

演练时体温检测老师：*** 3.晨检上课进入教室前进行晨检，检查体温并记录。教室内学生分散座位，教师授课时需要佩戴医用ロ罩。班主任安排班干部每天定期开窗通风。

演练时晨检老师：***、*** 演练时记录老师：***、*** 演练时上课老师：***、*** 演练时上课地点：**班。

4.课间活动各班前后两个门都要打开，前门进，后门出，学生课间活动有序进出教室。校园内不聚伙。

5.学生用餐学生就餐时分时分批独立就餐，学生排队距离不小于ー米，学生就餐时同向而坐间距大于 1 米，11 点 45 分**班全体、**班男生食堂打饭，12 点整**班女生、**班全体食堂打饭。学生餐具清洗要求排队，保持安全距离，依次清洗。

演练时组织老师：***、*** 演练内容：排队一一洗手一一打饭一一就餐一一餐具清洗。

6.学生住宿学生宿舍实行封闭管理，每天清洁消毒、通风换气。学生应做好寝室卫生、个人卫生，不得串门走动，发生发热、咳嗽等情况时，应立即向老师报告。学生进入宿舍需进行体温检测，进入宿舍楼后不拥挤，有序进入宿舍。

演练时测体温老师：***、*** 演练时宿舍楼内老师：***、*** 演练地点：女生宿舍。

7.学生放学错时、有序放学 8.发热病例应急处置学生在校期间，如有发热病例出现，上课教师、宿管老师为第一发现人，应第一时间报告并通知家长，立即将学生送至校内隔离观察室，核实体温后，通知班主任和学校疫情防控联络员，同时将其他学生带到备用教室。消毒人员对教室或宿舍进行消杀，发热学生离开隔离室后对隔离室进行消杀。

演练时上课教师：***(引导发热病例到隔离室) 演练时发热学生：*** 演练时引导教师：***、***(引导其他学生到备用教室) 负责消毒教师：**、*** 演练地点：**班(临时备用教室：**班)

演练内容：发现发热病例一一及时上报一一引导到隔离室一一引导其他学生到备用教室一一教室、隔离室消毒本次演练按照“细致、严谨、慎重”的原则依次进行各个流程。希望通过此次演练，让每位教师熟悉学生一日常规的具体要求，确保真正开学后不出任何问题。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方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x 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教育厅(教委、教育局)：

为科学指导大专院校有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有序推进复学复课，针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环境状况、学生构成等不同特点，我们组织制定了《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0 年 4 月 13 日 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 一、开学前

(一)学校的准备。

■1.各地确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学校具备基本防控条件，师生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得到切实保障后，作出错时错峰开学的决定，周密准备，分学校、分批次、分生源、分时段通知学生返校报到，有序推进学校开学复课。

■2.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单位责任和个人家庭责任，

扎实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安排。

■3.建立完善疫情防控联合工作机制。统筹调度开学复课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密切沟通，加强协作，建立监测督查机制、应急快速反应机制、任务包干包片机制。形成教育、卫生、学校与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点对点”协作机制。确保开学前学校疫情防控业务指导、巡查和培训全覆盖。

■4.根据本地区疫情防控形势和学生来源特点，制定具体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提前熟悉掌握当地医疗服务预案。

■5.落实学校主体责任，校长是本单位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做好人员、物资、场地、监测等防控条件准备，细化各项防控措施，制度明确，责任到人，确保每个细节、每个关键步骤落实到位，并进行培训、演练操作。

■6.做好消毒剂、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的储备，建立环境卫生和清洁消毒管理制度，由专人全面负责学校清洁消毒工作，包括消毒产品的管理、组织实施、工作监督等。

■7.开学前对学校环境和空调系统进行彻底清洁，对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处理，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等所有场所开窗通风。

■8.在学校内设立(临时)隔离室，位置相对独立，以备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立即进行暂时隔离。

■9.学校每日掌握教职员工及学生健康情况，实行“日报告”、“零

报告”制度，并向主管部门报告;对全体教职员工开展防控制度、个人防护与消毒等知识和技能培训。

(二)教职工的准备。

■1.每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行踪报告，并如实上报学校，确保开学前身体状况良好。

■2.按照学校要求，认真学习各项防控制度，并掌握个人防护与消毒等知识和技能。

■3.符合返校条件的教职工可经校内相关部门、学院备案审批分批返校，做好开学准备和各项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工作。

(三)学生的准备。

■1.每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行踪报告，并如实上报学校，确保开学前身体状况良好。

■2.在学校正式确定和通知返校时间前，遵守有关规定，不得提前返校。

■3.返校前安心居家，做好在线学习，学习和掌握个人防护知识，并做好返校前物资准备。

二、返校途中 ■1.返校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准备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有条件时可随身携带速干手消毒剂。

■2.乘坐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需全程佩戴口罩，安检

时短暂取下口罩，面部识别结束后立即戴上口罩，尽快通过安检通道。

■3.做好手卫生，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注意个人卫生，避免用手接触口眼鼻，注意咳嗽礼仪。

■4.尽量选择楼梯步行或扶梯，并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避免与他人正面相对;若乘坐厢式电梯，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分散乘梯，避免同梯人过多。

三、开学后

(一)学校管理要求。

■1.严格日常管理。坚持点名制度，每日掌握教职员工及学生动态、健康情况，加强对学生及教职员工的晨、午检工作，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并向主管部门报告。

■2.从严控制、审核各类涉及学生聚集性的活动，不组织大型集体活动。在封闭、人员密集或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时教职员工和学生应佩戴口罩。

■3.学生返校后不召开聚集性会议，可通过错峰开会、网络视频或提前录制会议材料等方式召开学生会议;鼓励开展网络教育课程或线上展示交流活动;确需开展现场活动的，需按规定向学校相关部门申请。

■4.学校食堂采取错峰用餐，用餐桌椅同向单人单座并保持间隔

1.5 米;学生宿舍床位重新分配，减少人员并拉开距离;图书馆和实验室等公共场所实行人员限流。

■5.加强物体表面清洁消毒。应当保持教室、宿舍、图书馆、学生实验室、体育活动场所、餐厅等场所环境卫生整洁，每日定期消毒并记录。对门把手、课桌椅、讲台、电脑键盘、鼠标、水龙头、楼梯扶手、宿舍床围栏、室内健身器材、电梯间按钮等高频接触表面，可用有效氯 250-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

■6.加强重点场所地面清洁消毒。应当加强学校食堂、浴室及宿舍地面的清洁，定期消毒并记录。可使用有效氯 5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

■7.各类生活、学习、工作场所(如教室、宿舍、图书馆、学生实验室、体育活动场所、餐厅、教师办公室、洗手间等)加强通风换气。每日通风不少于 3 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课间尽量开窗通风，也可采用机械排风。如使用空调，应当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所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

■8.加强餐(饮)具的清洁消毒，餐(饮)具应当一人一具一用一消毒。餐(饮)具去残渣、清洗后，煮沸或流通蒸汽消毒 15 分钟;或采用热力消毒柜等消毒方式;或采用有效氯 250mg/L 的含氯消毒剂浸泡 30分钟，消毒后应当将残留消毒剂冲净。

■9.加强校园内、宿舍内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清运，并做好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可用有效氯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定期对其进行消毒处理。

■10.严格落实学校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措施。校门值守人员、清洁人员及食堂工作人员等应当佩戴口罩。食堂工作人员还应当穿工作服，并保持工作服清洁，工作服应当定期洗涤、消毒。可煮沸消毒 30分钟，或先用有效氯 5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然后常规清洗。清洁消毒人员在配制和使用化学消毒剂时，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11.加强因病缺勤管理。学校做好缺勤、早退、请假记录，对因病缺勤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及时追访和上报。

■12.加强健康宣教课堂，由专人定期对学校内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个人防护与消毒等防控知识宣传和指导。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管理，为师生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和热线指导平台。

(二)学生管理要求。

■1.学生到校时，应当按学校相关规定有序报到，入校前接受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入校;无特殊情况，尽量避免家长进入校区。

■2.在校期间，自觉按照学校规定进行健康监测，每天保持适量运动，选择人员较为稀疏的空旷开放空间进行室外运动。

■3.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得出校，避免到人群聚集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场所。如必须出校，须严格履行请假程序，规划出行路线

和出行方式。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和手卫生，去人口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厢式电梯等必须正确佩戴口罩。

■4.做好手卫生措施。餐前、便前便后、接触垃圾、外出归来、使用体育器材、学校电脑等公用物品后、接触动物后、触摸眼睛等“易感”部位之前、接触污染物品之后，均要洗手。洗手时应当采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按照正确洗手法彻底洗净双手，也可使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5.宿舍定期清洁，并做好个人卫生。被褥及个人衣物要定期晾晒、定期洗涤。如需消毒处理，可煮沸消毒 30 分钟，或先用有效氯5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后，再常规清洗。

四、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应急处置

■1.教职员工或学生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应当立即上报学校负责人，并及时按规定去定点医院就医。尽量避免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路上和医院内应当全程佩戴口罩。

■2.教职员工或学生中如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应当立即向辖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密切接触者的管理。

■3.对共同生活、学习的一般接触者进行风险告知，如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以及腹泻、结膜充血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4.专人负责与接受隔离的教职员工或学生的家长进行联系，掌

握其健康状况。

五、境外师生返校的要求

■1.境外师生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新生不报到。

■2.境外师生返校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返校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

■3.入境后严格执行当地规定，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每日健康监测并填报健康卡，解除隔离后且身体健康方可返校学习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