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在“穷人经济学”的命题下，在承认、尊重、保护穷人的信贷权的基本取向下，形成并完善适于穷人的金融生成机制是一个重要切入点；小额信贷“瞄而不准”的现实考量表明，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篇1：

“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透视：权利的贫困及其治理

[摘要]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为“和谐中国”建设打开了一条历史与逻辑地考察贫富问题的通道。“穷人经济学”的中国式借鉴，为我们剖析特定境遇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演化而成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穷人经济学”与健康权的对接，为我们在“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的命题下，严肃审视其中具有标本意义的穷人的健康权问题提供了新的范式。从权利贫困观到强化穷人的能力建设，既是现代文明的映照，又是时代发展的升华。旨在使穷人获得、巩固和扩展其健康权的能力建设，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设计优化和建设强化的过程。

[关键词]穷人经济学;健康权贫困;分配改革

一、“穷人经济学”的溯源、研究成果与创造性应用

从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这一著名的“穷人经济学”，到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以及后续的《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对此所作的引进、借鉴和本土式阐释;从建筑在“穷人经济学”经济基础之上的“穷人政治学”在拉美的成功及其在非洲移植的国际视野考察，到茅于轼先生的“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所引发的激烈论争;曾康霖关于穷人的经济学与农村劳动力输出的论述，到熊惠平的“从‘穷人经济学’到穷人的职业教育经济学是一道亮丽风景”的论点，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两会上对于“穷人经济学”的引述，更是激发了各界对于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存在又试图解决，然而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贫富问题，从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进行历史追思、现状反思和前景展望。

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穷人经济学”嵌入权利的贫困及其治理。“穷人经济学”的中国式借鉴，为我们剖析特定境遇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演化而成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穷人经济学”与健康权的对接，为我们在“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的命题下，严肃审视其中具有标本意义的穷人健康权问题提供了新的范式。

二、“穷人经济学”之于中国的权利与权力关系的严肃审视

中国以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傲视全球;与此同时，则是财富与贫困的同步积聚——这正是“穷人经济学”之于中国发展的新语境。从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的史鉴，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的移植，折射出治国安邦的政策取向。历史与世界的眼光聚焦于中国，“和谐”成为关键词。其实，“穷人经济学”就是关于“由穷变富的经济学”，它引发了对于穷富的生成机制、效应、运行规则及其成因的探求。其蕴含的思想精髓与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如出一辙。让所有社会成员分享发展成果是现代文明公平正义的基本共识。然而，直面当下的转型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穷人经济学”之于中国，则实为富与穷之间的利益博弈。因社会有序最终体现为物质财富的合理分配。在个体产权存在的社会，任何时候都会被划分为富人与穷人两大集团，即控制社会多数(少数)财富的少数人(多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如何处理两大集团间的财富分配所构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成为社会秩序合理与否的关键。

必须重塑社会格局。但由此所引起的利益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亟须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弱势群体由于既无恰当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又缺乏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较好方式，尤应给予更多关注。在此，政府自身的建设、公民社会的形成、利益博弈机制构建的“三管齐下”，在于理智地将财富的差别尤其是造成这种差别的规则(分配方式)确定在穷人不至于与富人决裂的限度内——奠定有序或和谐的社会的民意基础。这样，从制度层面增加利己行为的成本，提高服务他人的收益，并提供一种公共选择机制，借以传达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监督政策制定执行的公正性十分必要。“穷人经济学”蕴含的社会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问取得平衡点：底线是社会稳定，上限是利益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至此，探寻穷人之穷的约束条件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经济贫困其实是社会权利贫困的一种折射和表现，贫困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利贫困;而和谐、包容、稳定的社会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基于权利平等，人们才能不论贫富一律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深层次的考察须要溯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及其演进路径。权利首先指自然人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能与享受的利益。包括自由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如向弱势群体提供医疗等基本保障的公共政策等)的现代公民权利既是多重的，实际获取又是渐进的。权力则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韦伯所揭示的权力所具有的强制排他性并由此造成的垄断性和稀缺性的最显著特征，又使权力更“值钱”。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证明，权利先于权力;而权力自从作为权利的异化形式产生以后，就与权利的冲突不止;权利制造的权力在利益格局中往往占优居然成为历史的主色调，权力或重或轻侵犯权利，反倒成了历史的常态。在此，权利与权力之于分配关系的要点在于：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的确是某部分个人收入的函数;关注权力在分配领域的过度干预的历史进步，会引发人们对于个人权利的平等性以及对于个人能力的获得性的审慎思考——权利贫困的分配机理的深入解读将给出更清晰的答案。

三、权利贫困的分配机理的解读

由上分析，只有研究并形成基于“穷人经济学”内生逻辑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走出“穷者愈穷”以至“穷人恒穷”的经济循环。这里的“可能”是囿于国家的本质规定性。拥有“双重身份”——经济实体与强制性机构和“三只手”——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攫取之手——的国家，往往会陷入一种“本质两难”，即著名的“温加斯特悖论”：足够强大的国家才有足够强制力行有为之事;而过于强大的国家，其强权往往有意无意中被滥用，从而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侵占。如何解决这个“本质两难”成为国家治理最棘手的课题;这也正是“穷人经济学”中国化的最大意义和现实难题。基于权利的贫困及其治理的“穷人经济学”健康权透视，就是很好的切入点。

毋庸置疑，穷人的健康权的贫困构成其权利贫困的重要内容。自然，“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透视，与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分布及其整合紧密联系。富人与穷人健康权的分布具有不对称性，其表象是信息的不对称;其背后的实质则是权力对于权利的越位、权力与权利的错位、权利的缺

位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及其扩张。因而，贫富差距实际成为权利与权力关系紧张程度的预警机制。以“调高、扩中、保低”为主线、以分配格局和分配秩序的规范与整顿为基本内容、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宗旨的分配制度改革，折射出弱势群体对于每个人基于天赋权利平等并反对权力利益化的呐喊与追求。这里，将权利与权力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分配改革的分析框架，清晰勾勒出“收入分配—要素分配—权力分配”的演进路径。政府与市场的清晰边界表明，市场机制依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的贡献大小，所主导的这种初次分配旨在实现效率目标;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要着力解决的是公正问题。市场经济、法治政府、公民社会所构筑的“三位一体”，是构建这个分配体系的重要的制度平台。然而，一个尚在成长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即政府与市场的模糊边界所映射的权力与权利的扭曲关系引致的权力膨胀和权利抑制，往往使这一分配秩序混乱。其直接表现则是“权力分配—要素分配—收入分配”。显然，要素分配的背后实为一种权力分配;而权利抑制的实质是个人(弱势者)对生产要素控制力的削弱。顺理成章，收入的差距便存在并越发拉大起来。

于是，研究从弱势者个人对生产要素控制权的不平等转为其对权利占有的不平等，构成探源由于分配不公而引致穷人健康权丧失、匮乏、不足的一条主线。具有公正理念与人文关怀的“希克斯一卡尔多改进”，提供了改善这种分配状况的既富理性又可操作的路径：先进行“希克斯改进”，即暂不论财富的分配，国家总体财富增长为当务之急;随后要进行“卡尔多改进”。因财富的增长如果使大多数人有一种被剥夺感，则改革将难以为继，应回头对改革中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特别是穷人)予以补偿。其目的不只在于使受损者得到补偿，毕竟这只能解决应急或一时之需;使他们有能力脱贫才是根本。因而补偿的手段应立足于提高他们个人的自由选择范围，建立其构筑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由选择集——社会上的参与力、经济上的市场参与力和政治上的民主参与力。自然，正处于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参与力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四、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观与森的能力观的一脉相承

追溯西方社会发展史表明，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会勾勒出“自由权利一政治权利一社会权利”的循序轨迹;而后发国家往往以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作为通向现代权利的起点——打破权利递进的自然次序，在非政治领域帮助穷人改善福利。事实上，优先保障社会权利，比优先保障其他权利更能得到多数穷人的拥护。对于弱势群体来讲，其首要的诉求仍然是社会权利，原因在于，社会权利既是经济权利的“底座”，又是政治权利的起点。由此，我们从权利与权力的博弈研究中，自然而然地进入对于穷人的社会权利，特别是其中的健康权的分析领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其收入能力和生活质量，健康是维持其自由和幸福的基本前提。因为健康不仅是一种消费品，更是一种投资品;不仅是指人力资本投资，而且是一种精神投资。显然，这个投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培养和提升的过程。不仅如此，作为事关人的自由和幸福的重要工具，健康又是一种权利，构成人权的重要内容;同样，健康权也是穷人的基本人权。作为一项人权，健康权主要是为个人提供获得一系列健康服务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为健康权贫困的穷人提供提高其能力的机会或平台。对于患病后医疗服务的公平获得和公平地获得经济补助，则是患者尤其是穷人患者对于医疗制度公平性的基本要求;而制度设计考虑健康与人的幸福的关系，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因此，医疗服务往往与社会追求收入平等、与社会公平目标紧密相连。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一)所规定的：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伤病、残疾、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广义的健康权不仅是对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如卫生保健权、健康保障权，还包括构成健康前提的权利，如安全饮用水、适当的卫生条件、环境健康和职业健康，等等。健康权亦被认为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一部分，因为它谋求保障个人在健康方面免遭社会和经济的不公正，还谋求保障可获得的卫生服务且能充分适应于个人文化背景。

确立了穷人的健康权的根本前提，接下来就是能力建设问题。舒尔茨以他的“穷人经济学”的人文诉求为基石，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观，对人类治理贫困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他忽略了代际差异。同样是经济学诺奖得主的印度人阿玛蒂亚·森则创造性地提出要以功能和能力来看待个人利益和衡量平等。他精辟地指出，一个人的生活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功能即能做什么和怎样生活，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基本要素;能力则是使功能得以发挥的力量，体现了个人过某种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贫困不单是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所致。森将我们引领到认识穷人贫困的新境界。特别指出，森以所有人的福利状态为价值目标，即关于发展——实现个人自由——的思想，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个人自由的实质定义是指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其核心理念——个人的“能力”是一个人从事有意义的活动必不可少的功能组合，如知识、健康、基本收入等。森的五个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中，有三个涉及到医疗保健和健康，作为自由要素之一的健康。自然是与每个人(当然包括穷人)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

正视社会公正问题和全面考察发现，社会公正的四个层次——关于人身权利的均等分配、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基本物品的均等分配、关于其他物品的功利主义分配、国家对于社会和谐的考量——的依序排列表明，减少和消除贫困是政府的责任;国家对于个人权利干预的能力原则应该是：仅限于公民间平等分配那些对个人能力至关重要的基本物品。因此，既要提供穷人以机会，更要提升穷人以能力;而给予穷人应有的健康权理当是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关于国家功能观察的国际视野会使这种阐述思路更开阔。国际法规定所有人权的义务主要由国家承担，包括健康权，具体是指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但是国家要注意保护作为整体公众健康的必要性和维护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由于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资源现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健康权的普遍内容很不具体。应根据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质量和平等性，发展特定国家的最低核心内容或明确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门槛”。既如此，穷人能力的实质性提升成为第一要义——穷人的健康权的建设与维护的过程，就是其能力提高的过程，就是其自身收入状况改善且素养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此，舒尔茨以人力资本观治理贫困的思路，通过森的“能力观”得到印证与升华：“真正的权利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

五、结语

旨在使穷人获得、巩固和扩展其健康权的能力建设，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设计优化和建设强化的过程。溯其源，还是回到了国家治理的“本质两难”;而“本质两难”与现实语境下的“两难”——在越来越认同贫困群体将威胁国家稳定的同时，已形成的富裕群体同样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安全与发展——相互碰撞与交织而成的问题，更是虽然非常艰难却必须正视和合理解决的又一重大难题。历史的变迁证明，没有一种机制能确保国家机器保障人民交易需要却又不攫取资源;漫长的演化道路使得各种力量相互制衡才达到均衡。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到“国家是自主性和超越性主体”的国家理论研究的深化或转变，终将践行于以穷人的健康权为重要内容的“和谐中国”的建设——社会力量即主要是一种来自人民利益的合力对政府权力的规范。不过，个人权利被有效组织起来抗衡公权力，已被足够多的事实证明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奥尔森问题”表明：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这样，我们就清晰梳理出本文的根本逻辑思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国家，发达国家的公民的平等权利、政府的有限权力、完善的市场体制这个“三位一体”的预设前提，正是现实地支配收入分配关系以致贫富差距的主要的内生变量。

作者：熊惠平

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篇2：

“穷人经济学”的信贷权解读——小额信贷“瞄而不准”的现实考量

摘 要：在“穷人经济学”的命题下，在承认、尊重、保护穷人的信贷权的基本取向下，形成并完善适于穷人的金融生成机制是一个重要切入点;小额信贷“瞄而不准”的现实考量表明，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关键词：穷人;信贷;权利;瞄准

On Credit Right Based on“Poor People Economics”

XIONG Hui-ping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Investment,Zhejiang Business Polytechnic Institute,Ningbo 315012,China)

Key words:poor people;credit;right;aiming

收稿日期：2006-09-28

作者简介：熊惠平(1963-)男，湖北孝感人，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产融结合。

基金项目：浙江省2005年度社科规划课题《“穷人经济学”的浙江解读——农村社区金融创新的高职教育适应性研究》，项目编号：NX05JY02。

一、基于“穷人经济学”的小额信贷新命题

从“富国富民”到“富民富国”的新的执政理念——民富国强是上策、民不加赋而有余财是中策、民穷国强是下策、民穷国穷是下下策——是历史与世界眼光聚焦中国改革的必然选择;必须关注由此已产生财富与贫困同步积聚的效应。这正是“穷人经济学”之于中国发展的新话语。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引发了人们关于富人和穷人的生成机制与治理规则等的深层思考：若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富裕不能与相对贫困成员的境遇改善相连，则群体间的和谐就失去公平公正的道德基础。这与罗尔斯的《正义论》如出一辙：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各种基础等——都应被平等加以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或所有这些社会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会使最少受益者获利[1]，这符合现代文明社会让所有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公平正义的基本共识。因而建立具有超然的平等对待不同利益和地位的原则和规则是基石。舒尔茨治理贫困的思路，通过同样获得诺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观和“能力理论”得以印证和深化：经济贫困其实是社会权利贫困的折射和表现;和谐、包容、稳定的社会以权利为基础(只有基于权利平等，人们才能不论贫富一律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真正的权利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而能力就是个人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所必备的功能组合——资金权理应是其重要内容。因而减少和消除贫困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既提供穷人以机会，又提升其能力。运用“穷人经济学”原理于经济变革实践，形成并完善适于穷人(实指有一定劳动能力但机会缺失的“基本穷人”，下同)的金融生成机制是重要切入点;而这种生成机制主要是旨在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运行与管理机制。

追溯市场经济的经典逻辑，穷人与其他市场中的个体一样都是“理性”的——都具有理性的最大利益化的基本行为模式;区别只在于缺乏资金，好比一个木制水桶的“短板”：资金短板之限使穷人这一水桶不能承受高于短板水平的“水”，即财富，因而助穷的顺理成章之举就是提供资金——在资金和货币时代即贷款。进一步指出，穷人要求得到贷款，不仅是诉求于发展机会，更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信贷权就是穷人的基本人权。马克思主义认为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同样，信贷权对于穷人来说，就是与财产权一样重要的基本权利。小额信贷通过信贷制度革命，克服了因财产权制度造成的发展障碍，即在没有改变财产权制度的情况下，让匮乏财产的穷人也能得到贷款而获得发展机会。而真正赋权与穷人，正是基于“穷人经济学”的小额信贷的新命题。

二、小额信贷“瞄而不准”中的成本效应

由上所述，小额信贷就是迄今找到的能够保障贫困农户(由于农户是主要的需求者，小额信贷通常指农村或农户小额信贷)获得信贷这一基本人权的最基本选择。对于小额信贷“瞄而不准”的探析，自然离不开对其瞄准机制的研究。根据《辞海》解释，“瞄准”原本指为使弹头射向目标，赋予火身(火器的主体)以一定的方向和角度的动作，是命中目标的基本要素。利用瞄准装置直接瞄准目标，为直接瞄准;根据目标位置换算出高低和方向的角度，射向辅助瞄准点，使火身指向目标，为间接瞄准。瞄准是为了击中目标，其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主要决定于瞄准的技术和工具及其背后因素。小额信贷的瞄准，则是指为穷人(贫困农户是穷人的典型代表，这里将穷人与贫困农户等称)提供进入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但这种基于机会平等的瞄准能否真正实现结果的公平，做到“真扶贫”而“扶真贫”，决定于小额信贷的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政策瞄准工具是直接瞄准;而市场瞄准工具是间接瞄准。瞄准结果会影响小额信贷市场的信贷分配。

不同的瞄准工具，成本亦有不同。事实上，在与管理成本的较量中，小额信贷能否瞄准目标群体(穷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准目标群体，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换言之，如何克服高成本的压力，是可持续成长中的小额信贷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基于我国扶贫的基本政策——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以区域瞄准方式(主要是以贫困县为对象的县级瞄准)推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扶贫——的基本格局，小额信贷尚未形成动态而精确的识别和瞄准机制。在我国扶贫资金(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依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村、贫困户的路径依序传递中，小额信贷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呈反向变化态势——瞄准命中率的逐步提高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攀升;反之亦然。因而上述传递的各环节能否成为构建反贫困的瞄准机制的最优选择，焦点在于如何在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毕竟强调全部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需要得到额外的成本补偿。即便是经典的小额信贷模式(福利学派，以孟加拉的GB模式为典型代表)虽然首先强调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信贷服务，更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2]，但其在保持目标集团不偏离的前提下，面对高成本的困扰，亦开始追求机构的可持续性。GB模式并不直接与单个贫困农户发生联系，而是与项目实施最基层的小组和中心发生关系(一般5人为一组，5-6个小组为一中心);贷款发放采用“二二一”的顺序，并以特有的小组联保代替了抵押担保;还实行定期的(一般为一周)小组会议和中心会议制度。出于对高还款率的要求和小组或中心的纪律驱使，以及出于对赤贫者贷款消费化的担心，项目工作人员和小组成员会努力甄别出核心穷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小额信贷项目之外。可见，小额信贷瞄准的并非最贫穷的群体，只是“亚穷人”而已。在此，以扶持真穷人而著称的GB模式，也在市场经济的急流中“勇退”，面对资本的神奇魔力而俯首称臣，从而出现了与小额信贷的另一派别——制度学派的基于所谓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首次于华盛顿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宣言中提出)的殊途同归。为了争取财务上的自负盈亏和赢利，小额信贷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对穷人有利的贷款方法，但可能并不明确宣布放弃扶贫目标和宗旨。这就是理论与现实的无情差距。

毋庸讳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扶贫为主旨引入以来，中国的小额信贷从早期农信社的农户小额信贷，到后来的约300个NGO(非政府组织)主导的项目型小额信贷，再到新生的商业性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异化倾向已很明显：如将贷款的增长巧妙集中于高人口密度地区——从而不会集中在农村贫困地区而是城镇周围地区;为维持贷款需求和偿还率，逐步将贫困标准提高，从而脱离最贫穷者;将目标群体逐渐转向农村中的非贫困农户;逐步将贷款额度大幅增加，以适应较富裕人群需要。其结果是一般商业性金融的固有弱点——不愿意支持甚至歧视弱势群体——在小额信贷中得以再现。如果说小额信贷沐浴市场经济的洗礼而重生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中国小额信贷的扶贫效应正在减弱，并且会越来越弱，正成为不可抗拒的现实。这不能不说是穷人的不幸。若那些无劳动能力的赤贫者可能名正言顺地依靠社会福利保障网络得以活命，则对于那些穷得只剩下自己即劳动力的人来讲，小额信贷所谓“贷穷不贷富”的理念，充其量只是他们聊以充饥的画饼。

三、小额信贷“瞄而不准”中的利益博弈

梳理中外小额信贷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经历了四个阶段(高覆盖率与高还贷率—项目收入覆盖借贷成本—寻找商业渠道资金实现金融持续性—小额信贷机构正规化)以后，朝商业化方向渐行渐近了——小额信贷的正规化(主要指商业化)已成为国际发展主流[3];而基于这种演变的利率及利润率的变化，必成为关注焦点：从依赖补贴的严重亏损到商业化经营后的高利润，似乎昭示着国内正孕育的小额信贷革命，要实现以转换信贷理念、重建信贷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突围——从扶贫性机构向商业性组织转变。对此，一个经典的思想以至做法是：为使小额信贷的收益足以覆盖成本，并实现操作可持续性(其收入能覆盖运营操作成本和资金成本)和机构可持续性(收入不仅能覆盖业务操作成本和资金成本，而且能弥补管理费用等一切机构运行费用)发展，必须提供给穷人高利率(介于一般商业信贷利率与民间信贷利率之间)。因这种商业化的较高利率是阻挡非贫困群体侵入的自动机制——乡村社区的富裕农户、乡霸、权势者等会攫取正规金融机构商业贷款这一“廉价资源”，使低利率贷款无法进入贫困者手中;而这些权势者对高利率的自动放弃就给这些贫困者创造了对于信贷可获得性的机会。冷静反思，这种自圆其说其实是倾向于富人的一种申辩。这种富人对于穷人的“恩赐”的背后，实质是在资本“嫌贫爱富”本性的驱使下，穷人对于一般商业信贷的告贷无门。小额信贷的这种嬗变，很难说不是对穷人的另一种剥夺：穷人的正当金融服务权利，被“农民不讲信用”的缺乏有信服力的实证判断所剥夺。其实，穷人看淡利率的高低而看重贷款的可持续获得性的实质性解释是：他们要求获得平价资金的权利被转而求之于“高利贷”的无奈之举所替代或掩盖。诚然，小额信贷由于固有的弱点——小额度和无需抵押担保手续的特征，决定它需要以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来替代正规的财产担保和电脑计算出来的资信指数，较之普通商业性贷款存在先天决定的市场效率差距，但由此成为使贫困户沦为“边缘群体”的理由则值得重新检视。

再次回到小额信贷扶贫瞄准偏离的考察发现，技术性偏差中蕴含的制度性偏差是潜在利益的主要诱因：权势群体会设法取得任何潜在利益的机会，利用制度漏洞进行合法寻租。利益多元化的中国，地方政府与贫困农户基于小额信贷的利益博弈，通过权力对于权利的抑制甚至扼杀频频再现。既无自我保护力又无自我发展力的弱势群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显然具有强权博弈色彩：县级瞄准格局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与身处穷乡僻壤的贫困者人为划定的鸿沟，极易滋生地方官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项目扶贫模式又使项目成为地方官员天然的“设租”理由，从而为其合法寻租大开方便之门。

在小额信贷商业化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同时仍然肩负扶贫使命的小额信贷持续成长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抵消至少缓和高成本的压力[4];中国弱势群体的赋权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在承认小额信贷服务于贫困人群仍有价值的同时，弱势人群公平、平等地使用信贷资金等扶贫资源以及享有相关权益应该进入研究及行动视野——这正是“穷人经济学”的信贷权问题带给我们的严肃思考。在此，形成一种良性的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协调以及利益冲突的制度化的解决机制是关键。

因而“穷人经济学”之于“和谐中国”的伟大实践，实质是融合各阶层关系的过程，是寻求并完善各阶层利益整合机制的过程，是各主体利益在博弈中实现动态均衡的过程。其蕴含的社会发展观的核心，是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间取得平衡点：底线是社会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而弱势群体由于既无恰当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又无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较好方式，更应倾情关注。基于穷人信贷权的小额信贷扶贫瞄准机制的研究，无疑是以新的切入点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和范式。

参考文献：

[1] 王大鹏.重建获利的合法性[J]. 南风窗 ，2006(2)：20-21.

[2] 甄翔.孟加拉国“穷人银行”模式改变数亿人生活[N].环球时报，2005-03-02(13).

[3] 何广文.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 孙若梅. 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吕洪英)

作者：熊惠平

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篇3：

新商业机会:中国式穷人经济学

李光斗

中国品牌第一人，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品牌竞争力学派创始人、华盛智业·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

“穷人经济学”这个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他曾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美国密执根大学的C.K.帕赫拉德先生在他的著作《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中说过：“全球有50亿穷人，他们总共拥有14万亿的购买力，这比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购买力的总和还要高。”而随着全球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如今的地球已经承载了70亿人，穷人的数量更是激增。

一言以道之，穷人经济大有可为。

在当代中国，穷人如何定义?

世界各国对于穷人的标准不一，联合国所制定的标准为“每天收入不到1.25美元为绝对贫困，不到2美元为低收入人群”。我国贫困标准的制定是依据每天摄入热量推算的，其中以食品支出作为主要标杆。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而这里我们将穷人定义为“低端收入群体”，并不特指贫困人口。

我们在这里不是探讨定义穷人的标准的正确与否，而是借由这样的分析得出中国是有着庞大的低收入人群，而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不可忽视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探讨“中国式穷人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以及以“穷人经济学”为基础衍生出的新型商业模式。

赚穷人钱的“富人经济体”

成立于1974年的乡村银行是孟加拉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创建的。截至2011年10月，它拥有830万借款人、2565家分行、服务81379个村庄，覆盖超过97%在孟加拉国农村。在印度，如果你一时性起想买点东西，遍布街头的吉拉纳(Kirana)便利店可满足你的需求。有数据估计，吉拉纳在印度有500多万家，虽然每个店铺的面积不大，但因其良好的信誉，赢得大多数印度人的青睐。OXXO是墨西哥可口可乐凡萨公司(FEMSA)旗下的连锁便利店，现有员工8000多人，日接待量为75万人次，并以年均增长13.7%的速度，成长为北美规模最大、增长最为迅速的连锁便利店。

这些以“穷人”为对象的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他们为穷人一族提供了真正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将这种经营方式模式化，用现代的管理方式为之注入新鲜血液。

如何赚穷人的钱?

投其所好：开发适合穷人的产品和服务

之所以穷人被大多数企业忽视，是因为企业没有认识到穷人消费是需要开发的。对于对产品价格极为敏感的人群，他们更关注产品的实用性，因此对这部分消费者，商家应当关注产品和服务，只有这样才可以建立需求纽带。

建立网络：下沉销售渠道 让穷人看到你

卖产品自然是到消费者身边去，对于穷人来讲，除了货真价实的产品之外，还要有便利的购物途径。同时，想赚穷人的钱就要获得他们的信任，相比于富人，穷人的信任是难得也是更彻底的。提供物超所值的产品和服务则是获得信任的根本途径。

智慧运营：经营手段灵活多样

吉拉纳的产品既有散装也有带包装的，种类涵盖日常所用，对于住在附近的老主顾，会采取赊账或者月结的形式。正是靠着这些灵活的经营手段，它才能风行印度。当然，也要像孟加拉的乡村银行采取“五户联保”、“整贷零还”等方式一样，做些保险措施。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当前贫困人口数量庞大，他们的需求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市场。以穷人为目标的市场经营活动，不仅能满足资本获得利润的强烈欲望，更能为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的整体进步提供动力。

惠人利己，何乐不为!

作者：李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