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摘要：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文人，但他一生中关注、用心最多的则是教育。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却又是一个思想开放、“兼综中西”、主张学习西学、借鉴外国教育经验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他不仅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东游丛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极具参考价值。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篇1：

吴汝纶生平述略

摘要：吴汝纶青少年时代受到规范的儒家传统教育和桐城文派的熏陶，入幕为官后又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因此他笃信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又极力探寻西学，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教育制度。主持莲池书院时，积极探寻新的办学形式。吴汝纶赴日探寻学制，对中国近代学制建立，推动教育近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奠定了他作为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的基础。

关键词：吴汝纶;生平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又字至父，清安徽桐城高甸(今属枞阳)人，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本文对吴汝纶生平作全面勾画，以期有助于对吴汝纶的相关专题研究及总体评价。

一、幼承家学　师法乡贤

吴汝纶早年生活在困苦动荡的年代，家乡“道光年间多水旱之灾，人苦荡析离居，谋生不暇”。咸丰三年太平军陷桐，其后八九年，桐城处于太平军和清军的拉锯之中，人民生活更加用苦。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桐城“不数年间，流亡还定，田畴开辟，耕者耕，而读者读”。吴汝纶早年随其父吴元甲学习，祖父也对他有一定的教育和影响。吴汝纶的祖父是一位乡间塾师，“课徒务成其材，不计修金”。吴元甲在追述其父亲时说“先府君少好学，为文构思极苦，既不得志于有司，惟以诗酒自娱，有《静远轩诗稿》藏于家”。他不仅治学为文，并且乐善好施，“每遇饥岁，必为粥以待饿者”。“晚年优游林下，诗酒之余，惟喜课孙”。吴汝纶的父亲“九岁能属文，著中正论三篇，长者惊异。后每为诗文，知言者皆心服”，但科举并不顺利，“咸丰初元，应孝廉方正制科，未廷试而乱作”，以至吴汝纶多年之后给其子的信中还在慨叹“汝祖高文，一生未中”，也只能谋馆为业。吴汝纶自幼随父学文，他在日记中记到：“某十二岁始为论说之文。”在自记制艺文后云：“某生有二十有二年矣，自束发受书，家君教以制艺之文，学之今十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桐城，其父避乱山中，吴汝纶随侍读书。吴汝纶初见曾文正公时，曾公叹异其材，问何从受学，吴汝纶回答说，但禀庭训，并无他师。曾公极为钦仰，随礼聘吴元甲为其子师。其后因吴元甲不愿久处，不久便辞馆。其父亲不仅教其课读，同时也以其孝悌、仁义、忠恕影响着他，父亲所作所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家君孝义著于乡里”，“家故有薄田，诸父剖分而食，家君推不取”，“性素俭，居常御酒食，稍丰腆，必斥去，衣弊故，数年不易。”总是尽力帮助亲邻，“诸生修脯一入门，抱升斗求分者接踵门外如市”。同治元年岁末，其父馆江西武宁归，“有米卅斛，家人杂以麦、菽、笔以菜茹自食者才二斛耳”，其父叹日：“年凶人饥，僵者塞路，得米不以赈，欲人尽死而我独生乎!”其父为人宽厚，“平居好静坐，尽月不闻疾言。口不谈人过失，闻汝纶兄弟私有讥弹，即大谯诃之”。其父还是一位有主见的人，且不居功，“遇事有疑议，众噤不发声，家君徐出一两言，无不判决，为之，无不辨。治事毕，不言劳”，他教诲吴汝纶，“士人当使实出名上，无使名出实上”。父亲对吴汝纶无论是在学问文章，还是人格品行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多年后，吴汝纶回忆其父亲对他的教诲，依然铭记：“先君子尝所教汝纶者二言，曰有恒，曰恕施。”

早年的吴汝纶不能不受到桐城派的熏陶与影响，他说：“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刘教谕、姚郎中，世所称‘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汝纶窃自维念，幸生桐城，自少读姚氏书。”他评价：“《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说。义，是指文章的思想和内容，要符合程朱理学的精神;法，则指文章的结构和形式，要剪裁得当，文辞雅洁。“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是后人对桐城派的评价，也是桐城派自身的追求。桐城派的价值观念、为文思想给吴汝纶思想打上深深的烙印。

早年的吴汝纶还遍访乡贤，纵情家乡的山水，增广见识，开阔胸襟。“当乾隆时，吾县有二许先生者……兄弟竞秀，并有文誉，……二先生时居黄华，黄华者吾县之南幽丽胜绝处也。……余尝爱黄华山水，往往喜从许氏诸老人游，相与访求遗事，因以遍览奇胜。”“吾县山水名天下，其维首自潜之天柱，及龙眠、骈枝、东骞，枝出旁骛;其南折也，蜿蜒迤逦拗怒而堕乎江”，“余尝凭高而望大江，旋抱如块。有顾天柱，卓立云外，意山川盘郁之气，盖未艾也。”先贤的道德文章使其才识渐高，家乡的山山水水也陶冶着他的性情。

二、佐幕曾李　进学成材

同治二年(1863年)，吴汝纶24岁。这一年他和其兄肫甫同时参加县试，分获第一、二名。接下来的府试中，其兄肫甫获第一，吴汝纶第二。同治三年(1864年)，吴汝纶举江南乡试，中第九名举人。也就是在这一年吴汝纶迎娶了汪氏，并作一联述怀，上联日：“十三经，廿四史，十载寒窗，未脱那领蓝衫，愧把门身偕绿鬓。”下联曰：“甲子年，癸酉月，甲戌良辰，且牵着这条红线，行看黄榜点朱衣。”同治四年(1865年)，吴汝纶入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㈣吴汝纶在弱冠之年，完成了一个封建士人的科举仕宦的梦想。

吴汝纶参加科举的过程中遇见同乡方存之，给他人生带来重大机缘。同治之初，方存之“招携观游，试使为文，搜我箧藏，持献相君……仲冬科举，已试强我，入谒相府……相君爱士，甄录在门。吴汝纶说其能人曾门，“追维本初，非君曷因”。曾文正公日记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阅桐城吴某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同治四年十月十五日曾文正日记：“吴挚甫来久谈，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纪二十六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才也。”’据曾文正家书，吴汝纶“连捷得内阁中书”，曾国藩劝其“不必遽而进京当差，明年可至余幕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这样吴汝纶遂入曾公幕府，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也开始走人当时中国政治的前沿。

吴汝纶“同治五年，山东、河南剿捻匪;六年回河南;同治七年十一月，从曾公到京;八年，在直隶;九年，送曾文正公回江南，李文忠为直隶总督;十年，补深州知州;十二年二月，丁外艰;光绪元年七月，丁内艰，遂入李文忠幕府;二年，复回藉起伏;六年，补冀州。”

幕府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晚清幕府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幕僚官员化。到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原来的权力体系不足以弹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以清政府不得不出让部分权力，于是一部分幕僚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部分地拥有原来属于政府官员的权力。而到洋务运动后半期，随着对新式人才需求的增加，幕僚正式行使政府权力。

吴汝纶在幕府中，一是办理钱粮事务，他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本年裁撤四十营，约计节省银十一万两”(戊辰五月)，“天津厘捐局五年银九千六百七十二两有奇”(己巳二月)。二是草拟奏章。三是涉足“夷务”，了解“夷情”，从同治六年(1867年)的日记中看，他已开始研究中外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吴汝纶“获事通人，然后知儒之必救于世，大异于向者之为”，进而认识到“制度因革，每代不同，苟其当于人

心，不必悉依经典，至若格于时势，虽法出于古圣，亦需变通”。良好的传统学术文化根基，对西学、西艺的吸纳，使吴汝纶的思想根植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又超越他生活的时代。四是继续学习、研究和创作。曾公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记，二更后，与吴挚甫久谈，教以说经之法，十二月初二日，阅吴挚甫所为明堂考，初八日，与吴挚甫一谈，渠本日作读荀子一首，甚有识量也。在吴汝纶的日记中对此也多有记载。如十一月十二日，夜与张廉卿久谈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三月八日，至凤池书院，与廉卿留连竞日，鬯论文字，㈣其谓“气脉即主意贯注处”，言最恰当，又谓“为文大要四事，意、格、辞、气而已”。从十月至正月，吴汝纶几乎每天夜读《通鉴》，并写下大量笔记。他的日记中还记有：“丁亥十二月庚辰，历代都邑表成，作都邑表起于十一月戊寅……壬午作禹贡疆域表……甲申成兖青表………丙戌徐州表成……庚寅偕黎莼斋、薛叔耘同行至书坊，归作荆州表。”从以上可以大致了解吴汝纶在幕府的学习研究之勤苦。作为幕僚，他还影响曾李的重大决策。如曾文正同治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记道，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教案，因病未愈，踌躇不决，与吴挚甫一谈。二十七日又记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毖洋官之案，熟筹不得良策，至幕与吴挚甫一商。最后吴汝纶随曾国藩赴津处理教案。吴汝纶有对其在曾李二幕所获的记述：“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在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何者?盖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人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仁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濯磨。事理愈细，文思愈精。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日：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而其能作人与否，亦于是焉殊矣。”

三、主政深冀　名冠畿辅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上奏吴汝纶改官直隶，奏云：“臣与之朝夕讨论，察看该员器识明敏，学问该洽，实有希古拔俗之志，若使莅事临民，必能剪除积习，造福一方”，“直隶现虽静谧，而兵燹之余，地方凋敝异常，非多得二三贤员，不足以资补救。”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吴汝纶的赏识和期待。同治十年六月初九日，吴汝纶到达深州治所，十日接篆视事，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其后先后丁父忧、母忧，短暂入幕，署天津知府。光绪七年(1881年)补冀州知州。吴汝纶自己认为，州县大端三事，一缉盗，一听断，一培养人才也。在为知州期间，尽职尽责，循声卓著。

吴汝纶在深、冀德政之一是整顿教育。经过他的努力，“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冀州书院学生李刚己有诗云：“吾土荒凉故蜀同，初开榛莽自文翁。廿年文学成通里，三辅英豪尽下风。”把吴汝纶在深冀兴学比作汉代文翁在蜀兴学。

其次是兴水利。吴汝纶到深州任时即遇洪涝，建议李鸿章“委派通习算法熟于测量者，前往查勘。先筹去路，并周历全河，逐处测量高下。就现在河身，用西洋治河之法，随宜疏浚，当冀安澜”。但因父丧去职，未能实现。他兴修水利的主要业绩在冀州。冀州因缺水，有方圆四十里的盐碱不毛之地，为直隶第一贫困区。吴汝纶决心开渠建闸，于光绪十年动工，采用工抚之法，“开河则灾村穷黎，精壮者皆可出工得钱”，嘲动员沿途百姓参与修渠，当年竣工，渠长六十里，闸高二丈六尺。次年又加深拓宽。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也不无自豪，“所开新河旁，赤卤大半变腴，穷民各就近处垦种。共二十余顷”。时人也描绘，渠成后“田皆沃饶，今七八年所获，倍蓰所费。而夏秋水盛，舟楫来往，商旅称便，州境遂富”。

再次是维护地方治安。在深州时，吴汝纶“亲谕各村，轮流之更，一家被贼，合村齐起，务令各村自保本村”。他还完善深州旧制，“一村有乡长一人，有月头十二人，月头率系殷富之家，分领人户，有条不紊”，使州境“安谧无事”。冀州多盗匪，人民常受其害，吴汝纶很重视捕盗和断狱，“所领之州，民穷多盗，土瘠不毛，郊畿之间，最号难治”，他“以听断为主，每月结正讼狱约在四五十起，庶冀穷民少清讼累，不为胥役所鱼肉”，注重“清查盗源”，并“督令各村办理联庄，搜访正人为之分任，略师保甲之意，而去其无益烦琐之事”，实施颇有成效。经过四年的努力，“监狱近已空无一人，殆数十年未见之事”。

吴汝纶在为政中，“可博美名取上考而实无裨于民且扰之者，一不厝意;逆民之情，实则利之，则刚毅然而行，虽触上官之怒，不顾也”。刚到深州时，布政使钱敏肃下令修复义仓，虽然左右州县争先恐后，吴汝纶认为是扰民之政，坚持不为。他还改革徭役之法，在冀州时，发现“冀州差徭不重，而民间殊以为苦。则皆不均之病”，于是改行“按亩摊差”，“邻境士民，皆谓为至轻至平。

吴汝纶不仅是能吏，也是一位廉吏。做了两任十年知州的吴汝纶，除了有数万卷藏书之外，身无长物。在丁父忧还乡前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在深州虽无治绩，但“可告慰者，未有朘灾黎，以饱囊橐。全家数十口，绝无负廓之田，服官以后，未尝增置一金之产”，就连“此次南旋资斧，现尚一筹莫展”。家乡薄有田产，是他弟弟诒甫购置的，他知道后不以为然，写信批评道：“吾兄弟平日全无不合意见，唯吾两弟时时欲买田宅，乃与兄大剌缪”。“如兄弟并为州县，而能不增产业，归时仍系饥寒，则世间可贵之事，莫大于此。”他常以黄鲁直诗“食贫自以官为业”自嘲。身为直隶知州，为了养活数十口家人竟多次举债度日，其廉洁可见一斑。

四、退隐莲池　心系世变

吴汝纶就任深州不久，就感到州县之职与其志趣相去甚远，“承乏深州，毫无绩效，外惭知己，内负生平”，“折腰尘土，行止不得自由”，不免“生拂衣江湖之感”，此后不止一次想弃官。吴汝纶在与两弟书中说：“吾性爱读书，于官不相宜。每念李杜穷困而能辞荣，今人则姚梅诸公亦能之，高山景行，不可及也。近日闻方存之亦已辞官，吾甚羡之。”部中前催卓异引见，顷又催俸满引见”，其“意则将欲引退，不拟引见也”，他解释说：“士各有志，若令我早归田，稍理文字，将来或冀有闻于后，岂非计之最得者。”就在吴汝纶徘徊彷徨之际。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李鸿章欲延张佩伦主莲池讲习，不料莲池诸生闻知哗然，张佩伦遂不敢就。十月初，吴汝纶至天津拜谒李鸿章，“莲池讲习无人主持，李相极费踌躇”，吴汝纶“遂面请辞冀州任，来为主讲，李相大喜”，吴汝纶“即日于津寓具禀，称病乞休，讲习遂定”。吴汝纶到莲池后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间书院园亭之乐，全省所无。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此近日一胜事也。”透心底少有的欢愉和自得。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不仅“一主乎文”，还对书院的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和管理方式进行了大胆改革，在莲池书院创办了东、西文学堂，推动了书院的近代化进程。使莲池书院成为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过程中，将其倡导新学、经世致用等思想付诸实践，并取得重大成效，奠定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吴汝纶深受桐城文派所承继的理学经世思想的影响，笃信“学行起家，出为世用”，关注世变，并有所贡献，是他孜孜追求的目标。吴汝纶主讲莲池的十余年，正值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侵凌瓜分，民族危机深重，改良运动兴起的变局，他虽退居莲池，“疲于校阅，视在官时尤苦”，但仍时刻关注世事变化。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爆发中日战争。吴汝纶高度关注战争进展，认为“日本此次争高丽蓄谋已久”，要赢得战争惟有“添大枝水师，购铁船”。“旅顺、威海既失，海军覆没”，他认识到“中国绝无能守之望”，战争失败不可避免。他对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甲午战败“由陆师仍中国剿办内匪之兵，全未讲求西法”，“水师船少炮旧，不能御敌”。他还敏感地看到：“倭人艰苦卓绝，廿余年日进无疆，我乃漫不经心，朝野皆以用夷变夏为耻”，这才是日本敢于发动战争，以及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在俄国的支持下，派兵强占胶州湾。吴汝纶意识到，英、日、法等国必“不能善刀而藏”，中国“必至四分八裂”，“已不能自立，则全视择交，所谓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者也”。他给李鸿章提出“结英自固”的策略，在后人看来虽然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出发点毕竟是为保国家“不致遽分崩离析”。

吴汝纶积极宣传新思想，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他收到严复所译《天演论》，如获至宝，“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他还为《天演论》作序，阐发其思想，“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赫胥氏起而尽变其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天演论所阐发的既要遵循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义要有与天争胜的能动精神，对中国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下令变法。吴汝纶虽然对康有为、梁启超颇有微词，认为他们“于世事少阅历，皆以一人室中私见，遂可推行天下，是其失也”，但也承认他们“首倡大义，不为无功”。对于变法的一些具体措施更是积极拥护支持，“端午诏书，竟废去时文不用，可谓大快”，表达了他对变法的具体措施的支持。“朝局一变”让他看到了希望，可惜很快就破灭了，“朝局一还旧贯”，他又重陷无限惆怅之中。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义和团控制了保定。因吴汝纶在莲池书院创办西学堂，聘用传教士贝格薅，义和团围劫莲池书院，吴汝纶出走保定，避乱深州。吴汝纶给家人的一封信，可知当时景象：“顷发一函，拟在此勾留数日。去后有人自省城来，传闻吾晨出后，有拳民六人追我，未及而返。虽未必可信，亦不得不防。我明日拟冒雨至唐县王古愚处，汝等不可久于满城，必应速出，无论如何为难，可将人口先行。”当时吴汝纶处境险恶可想见。社会变迁中锐意改革者往往很难为普通人所理解，可能也是普遍的历史现象。

五、渡海东游　考察学制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八月，李鸿章作为清廷的全权大臣，入京议和。出于师生情谊，吴汝纶为李鸿章议和活动做了一些穿针引线的活动，并出谋划策。吴汝纶给李鸿章提出和议宜“一视同仁，无所左右”。议和以签订《辛丑条约》而告终，但吴汝纶的本意是保国保种的保全主义，绝非卖国投降。

吴汝纶避乱深州时萌发了南归之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李鸿章病逝，吴汝纶应李季皋兄弟邀请决定南归，收束文忠遗集。1902年初，清廷议复京师大学堂，时吏部尚书充管学大臣张百熙举荐吴汝纶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百熙在奏折中说，总教习人选需“人德、人望具备，学问、品行皆优”，“学问纯粹，明察时事，深通古今，详知中外”可见张百熙对吴汝纶的评价是很高的。吴汝纶虽坚辞不就，但是最终屈与情势，“则请往日本考察学制，以报其意”，遂以壬寅五月东渡。

吴汝纶一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三于塘沽出发，十四日到达长崎，考察了高等中学校、医学堂等;去神户考察了神户小学校、女学堂、御影师范学堂;到大阪参观高等女学堂、大学堂;此后在东京考察，访问东京大学堂、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肓哑学校、富士见小学等。东京一地所访总计在二十五所之上。吴汝纶在东京的访问考察，主要是对学校制度的调查。因此，除访问参观学校外，还访问与学校有关的官厅，在文部省参加十九次“特别演讲”的听讲，其内容均是有关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学法、学校设备、日本学校滑革等。另一方面，历访学校领导、教育行政长官、教育名家以及政军界人物。

吴汝纶一行九月二十一日返抵上海。归国前他写就访问报告书《东游丛录》，目的就是将考察所得记录下来供张百熙制定清朝教育改革方案时参考。他在九月十一日给张百熙的信中说道：“谨将文部所讲，及阅视各学日记，抄呈台览”，“以备采择。”吴汝纶在信中提出了五条教育改革建议，一是培养教员，“窃谓吾国开办学堂，苦乏教员”，“谓救急办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间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时，令各藩送士人人大学，谓之贡进生，意也如此。今所开师范学校适于符契。即明年开大学堂，恐仍需扼定此旨”。二是实施国民教育，“欲令后起之士与外国人才竞美，则必由中、小学校循序而进，乃无欲速不达之患。而小学不惟养成大、中学基本，乃是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为普及国民教育，吴汝纶建议推广省笔字，“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三是建立学制系统，渐次推行。“第一义以造就办事人才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其次则义务教育，即小学校所以教育全国男女者是也。至文化渐进，再立中学校”，“各国初行教育，先建大学，次立小学，次立中学”，中国也应仿办。四是合理确定学制年限和选择教育内容，“今约计西学程度，非十五六年不能卒业，吾国文学又非十五年不能卒业，合此二学，需用卅余年之日力。今各国教育家皆以为学年限过久为患，群议缩短学期”。为缩短学制年限，必须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吴汝纶提议，“减课之法，于西学则宜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文从缓。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每人每日止学五六时，至多止能学五六科，余则无暇及矣”。五是废科举，“其尤要者，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以上是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后，形成的一些主要观点，包括他在日本考察期间写给张百熙的信函所提供的情况和观点，对壬寅学制。及其后的癸卯学制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汝纶回国后，委托门人将汇报文稿送北京管学大臣处，自己则携同日本教师早川新次，回家乡安庆创办桐城学堂，直至十一月初九，学堂之事大致就绪，方返回高甸刘庄老家。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不幸因积劳引发疾病去世。对于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姚永概曾撰联曰：“吴先生为天下人才谋，不得乃施之一乡，其苦心可想;诸君子皆中国神明胄，惟学以竞于万族，看异日何如。”严复为之跋：“欧与亚通，知其学是辅吾国之不足者，首桐城吴先生，积其平生于兴学瀹民智之事，常出其诚。而于其乡尤挚，亦以嘉惠桑梓，莫大此也。”酬吴汝纶在家乡将其对近代教育的理解和追求变为现实，但其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桐城一乡一隅，桐城学堂的创建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最具前瞻性和理性的成功探索。

作者：李琳琦　郑德新

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篇2：

吴汝纶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摘要：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文人，但他一生中关注、用心最多的则是教育。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却又是一个思想开放、“兼综中西”、主张学习西学、借鉴外国教育经验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他不仅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东游丛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极具参考价值。

关键词：吴汝纶;教育思想;特点

吴汝纶，字挚甫，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教育家。同治四年(1865)入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后历任任深州知州、代理天津知府、冀州知州等官。光绪十五年(1889)，辞官教书，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坚辞不就，同年五月至九月赴日考察学制，写成《东游丛录》，十月回安徽安庆创办桐城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病逝于家中。作为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吴汝纶有自己特殊的教育背景、性格特点、社会经历以及角色定位，因而他的教育思想有自己的特点。

一、吴汝纶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吴汝纶意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和改革的必要性，但从没有说过要废弃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反，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任何外族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他提出“先以中国文字浸灌生徒，乃后使涉西学藩篱”的主张。他对中国独特而悠久的文字之学有着发自内心的骄傲。他把汉赋以及汉魏以来大家之诗视为“中国之奇宝”，对古文更是钟爱有加，甚把古文教育放在比经学更重要的位置上，如他访日期间给张百熙的书信中曾提出：要精简课程，“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从他给陆伯奎学使开列的学堂课程设置和参考书目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诗文教育的重视，从蒙学阶段就开始诗文的熏陶教育，在小学阶段通过琅琅上口的诗作学习如“床前明月光”、“松下问童子”等，培养学习诗文的兴趣，并鼓励他们开笔作诗，而且一直到大学诗文都是重要的学习内容。

(二)谨慎务实。客观细致

吴汝纶关于教育的言行，在很多时候相当谨慎。这里所说的谨慎并没有保守的意思，而是指在看待事务时比较冷静、客观。对戊戌变法中某些教育改革政策的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对教育改革决策层的不信任，自己坚辞不就总教习的原因都可以看出他的这个特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国内外形势下，虽然教育改革被大多数人认可，而且呼声日高，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经费和师资等严重缺乏。吴汝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做的很多事情和提出的很多主张都是从这两方面出发。

戊戌变法使全国形成一股书院改学堂的风潮，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书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制。吴汝纶并不反对书院改制，他曾动员家乡书院改新式学堂，但他反对不分情况地“一刀切”，认为这不切实际。首先各地开放程度不同，有些偏僻省份风气未开，一时难以适应;其次缺乏一个明确详细的改制章程，难免造成混乱，以致改制不伦不类;再次缺乏西学教师，而依赖聘用外籍教师又缺少经费;最后，“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此外，对于当时缺乏办学资金和西学教师的客观现实，他提出如果束手坐待，不如“劝令遍开小学堂，即用旧时师生，旧时教法，不过加一算术。幼孩当学心算、笔算加减乘除粗浅之法，以为将来算学基础，此等似尚不难。其年及成人，或令从西人学英、法语，亦不甚难。其他西学，暂置后图，似较束手坐待为犹善。”可见他考虑问题能从实际出发。

(三)视野开阔，具有前瞻性

吴汝纶虽然接触西学的时间比较晚，但由于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所以他能够很快把学习西学和教育改革联系到一起。虽然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想维护封建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保留传统文化，但也不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思想，而是抱着一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去认识、学习。开阔的视野使吴汝纶愈发感觉到中外的差距，日益感觉到形势的紧迫，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作为一个为教育奔波了大半辈子的学者、教育家，吴汝纶深感肩上担子之重，他呼吁，呐喊，坐而言之，起而做之，以实际行动鉴证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中国教育改革推波助澜。特别是在考察日本教育之后。他的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和主张都被以后乃至今天的教育改革所印证，在当时看来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例如，当时国内某些人主张将废除科举列入和议条款，以期借助外力来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吴汝纶强烈反对这一主张，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教育主权应该像其他主权一样保持独立，不应被其他国家所左右。在日本考察期间吴汝纶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那就是日本人的“上下一心”。他认为这正是日本兴学成果显著的原因，而之所以能够“上下一心”则在于日本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

二、吴汝纶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吴汝纶赴日考察的时间是旧历壬寅年(1902)的五月至九月，此时正值清政府酝酿颁布学制之机，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学制的具体工作，但他通过不断的书信来往与壬寅学制的主要制订者张百熙及其幕僚沈小沂、李亦元、张小浦(他们直接参与了学制的制订)等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是及时汇报其在日本考察见闻，将收集到的教育信息及日本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和自己的心得体会告知张百熙及同僚。二是关注国内学制的进展，与国内同僚商讨和交换意见，答复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当得知学堂章程基本确立时，他非常急迫地写信给他的门人常济生，“某近日颇以程课难定为苦，沈、李、张所定课程，望迅速抄示”。他之所以这么急迫地想知道新学制内容，是因为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了很多日本教育改革中曾经出现而且中国正面临的问题，有些是日本教育曾走过的弯路，有些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他提醒参与制订学堂章程的同僚一定要深思灼虑，借鉴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但不可盲目照搬，最重要的还是要考虑本国实际情况，“教育之法，大致可得要领，独施之吾国，尚有须访诸君然后能定者。此大事。未可草草。”

吴汝纶在日本的教育考察，内容广泛而细致，大到整个学制框架的构建，小到课程设置;上到大学毕业典礼，下到幼稚园活动;既注重教育行政，又关心教育经济(主要是经费)。虽然主要考察了普通的大中小学，但对各实业学校、专门技术学校以及职业学校，特别是各级各类师范学校和女子学校，都给予了关注。这些内容都反馈回国内，为正在制定的壬寅学制和后来的癸卯学制等提供了参考。

(二)《东游丛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日本考察期间，吴汝纶考察的重点就是日本教育制度，其考察成果《东游丛录》中，他详细叙述了日本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经费配置、教学仪器、师生数目等情况，并介绍了日本教育界人士对清末教育改革的看法和建议，特别是书中关于明治时期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

论述，对中国最早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制订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吴汝纶还撰写了详细的日记，其中不乏对中国教育改革的严正思考，这些都为当时教育改革的主持者以及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日本学者阿部洋把吴汝纶的《东游丛录》视为清末中国以日本为模式创立近代学制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给予高度评价。

《东游丛录》有许多内容在《学务纲要》中体现出来：不仅有图表，还有“译教育法规中建筑准则”、“早川译中学设备一则”、“早川译学校清洁法”等，对校址的选择、校舍规格、教师建筑要求、学生桌椅设计、灯光和讲台黑板的亮度及角度、清洁卫生等都有明确详细的叙述。吴汝纶在考察学校的时候，特别留心日本学校的建筑构造，大到学校的选址，小到学生的桌椅高矮，都十分注意，如在他给张百熙的心中这样写道：“学堂卫生之术最重要，其房屋高矮，间架大小，墙壁色明暗，窗牖位置，坐几案相距远近，上下尺寸，皆有定制，皆历经考验利病，博采欧美善法而成者。其教育精神所注，似亦以强国强种为主。”而《学务纲要》中专有“各学堂建造须合规制”的条款。

吴汝纶的《东游丛录》为中国了解、借鉴日本教育制度提供了可靠而翔实的参考，它的出版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增添了一份财富。

(三)献身教育的精神

吴汝纶算不上是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也不是创办新式学堂最多的人，但他投身教育、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先生生平以日记为一课程，苟当记忆之事，无不记载。文尤简雅，所作诗文，间亦记载，数十年来不废。”他的日记记录了他临终前的活动。他已经有二十余载没有在家度岁，正月初一祭祖之后，亲友都要宴请，下午身体开始不适，但此后每日仍坚持日记不辍，至六日绝笔。其日记制行最后一条记录了他生前最后做的事情：“六日壬戌，摘抄《户部则例》勘丈事宜。”摘抄《户部则例》干什么呢?其子吴闿生后来在后面补记：“时先公病已剧，犹欲筹增县学堂资本，查丈洲田归公，摘抄《户部则例》至九行，语未终疾作，不能举笔，遂止。”

最感人的是他临终前的一幕。十一日夜，病势加重(腹部膨胀如石，热度高，早川新次疑为肠膜炎)，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将早川新次及门人李光炯招至枕边(当时家眷尚在北方保定，惟一的儿子还远在日本求学，没有一个至亲的人守在身边)。他握着早川新次的手，放在“胃肠心脏之上，为长叹息，托以学堂后事，及三四要件，”第二日早上便与世长辞。吴汝纶抱着教育兴国的信念奔波半生，并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临终前所托亦为学堂之事，其精神令人敬佩。

同时也应看到，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仍存在许多遗憾。首先，其近代学制体系的构建还不是很完整。多数关于近代学制的思想都是方向性的或者是框架性的，而没有系统化、细致化。其次，奉行维护君主专制的教育救国论，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始终没有也不敢与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联系起来。他把教育作为挽救已经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法宝，显然是不现实的。

作者：朱庆雷

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篇3：

论吴汝纶的教学观对当代生物教学的启示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面临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任务也十分艰巨。特别是生物教学,更是要求贴近世界发展趋势,随时掌握最新的生物技术,寻求最适合的生物教法。早在19世纪70年代,吴汝纶就主张研习西学,破除墨守成规,吸取西方先进的教学经验,对我国近代生物教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职业教育 生物教学 师生关系

吴汝纶(1840—1903),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字挚甫(一作挚父),又号京卿,当代人称桐城吴先生。今安徽省枞阳县(原属桐城县)高甸乡吴刘庄人。他出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清同治三年(1864)中举人,翌年24岁考取进士。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历官直隶深州、冀州(今均属河北)知州。光绪十五年(1889)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执教多年,弟子甚众。二十八年,吏部尚书张百熙荐举为京师大学堂教习,自请赴日本考察学政。在日本,因留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归国后不赴京师就任,还乡谋办桐城小学校。

吴汝纶在年青时即博览西方百科知识书籍,通过赴日考察,吴汝纶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教育改革意见,对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在学制章程中也有所体现。本文借鉴吴汝纶的教学观,谈谈职业教育中如何开展生物教学。

一、师生关系友好融洽,教学相长

吴汝纶结交了许多欧美的朋友,从中谈到欧美教学的时候,也多次感慨欧美教学中融洽的师生关系,在课堂上,师生像朋友一样交流互动,也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职业教育中,学生学习知识的时候普遍都会有厌学的情绪,如果师生关系不和谐,他们除了更厌学,还会在课堂上制造出许多麻烦,会严重降低课堂教学效果。所以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谐的师生关系是以尊敬师长爱护学生为基础的。教师要赢得学生的尊敬,必须树立崇高的教师形象,以优良的道德品质、高尚的情操来感染学生。比如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救灾捐款活动中,我们老师在第一时间积极捐钱,学生对老师格外肃然起敬,在之后的动员会上,学生也纷纷慷慨解囊。教师要赢得学生的真心,还必须多关心、爱护他们,多找他们谈心,积极参加他们的业余活动,还要摆正自己的心态,首先把学生当作朋友一样尊重,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久而久之,学生必然也会热爱你、尊重你,从而建立起友好融洽的师生关系,调动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二、教学内容源于课本,联系实际

吴汝纶的治学,处人处事,都是务实求真的。他认为,学东西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并最终能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即以“经世致知”为目的,这也是他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起点,也是终点。在职业教育中,学生对生物课,没有了考试和升学的刺激,也就没有大的动力可言。要让学生想学,就得让学生知道生物与自己的生命及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用生物知识解释和解决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即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生活实例或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如学习到蛋白质的时候可以先介绍一下近来闹的沸沸扬扬的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和引起婴儿死亡的原因,提起学生的兴趣,就可以使学生学习蛋白质的结构和重要作用时非常用心。又如学习到藻类植物时,可以介绍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事件。通过介绍实例来提起学生的兴趣之后,接着讲解蓝藻的相关知识。这样就会使学生听得入神,学得专心。一方面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又让学生知道生物知识很实用、很重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生物的爱好,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三、教学手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吴汝纶原本亦以周孔之道环球无二,以爰居比喻西人,同样有轻视蛮夷的偏见。但吴汝纶能坚持不懈地做到“努力变化不沿袭”,特别在去官办学之后,则知“欲救世变,必先讲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

生物教学比较枯燥,所以应多吸取最新生物动态,并尽量多使用多媒体手段,把静态、枯燥的文字材料变成极其活跃的动态画面,使其内容充实,形象生动,能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地反映生物中的客观事物,很容易引起学生对学习对象的注重,使教学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生物的爱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利用多媒体教学还能够用仿真的多媒体课件辅助生物实验,讲解生物生长发育过程和生态变化过程等,这样很轻易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例如:课中给学生放出一些相关的生物彩图,一段相关的生物视屏或一段相关的人与自然短片等,将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爱好,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Internet网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我们还应当充分利用网络进行辅助教学。例如:像“生物多样性”等许多生物知识都可以引导学生在搜狐、新浪、百度等大型网站上搜索查阅相关知识、彩图等。这样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辅助学习,既能吸引学生将知识向课外拓展、延伸,激发学习爱好,提高教学效果,又能正确引导教育学生上网。

我们今天借鉴研究吴汝纶的光辉思想与功绩,目的是使职业教育中枯燥的生物教学可以实现新的飞跃,质的改变,能够为社会打造一批批多层次的实用新人才。从中吸取他的营养元素,不仅能对教育事业有所裨益,还将对思想道德教育有净化、提高的功能!

作者：韦 娜 刘 玲 杨军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