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需求西方经济学论文

摘要：凯恩斯经济理论研究目的是通过以国民收入和就业量为研究对象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就业率，带动经济发展走出经济危机困境。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有效需求直接决定了国民收入和就业量，有效需求又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是经济发展取决于消费与投资，消费是由消费倾向和收入决定，投资是由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从这条线索出发。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有效需求西方经济学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有效需求西方经济学论文 篇1：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有效需求理论的比较教学法

摘 要：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有关于有效需求理论的教学内容。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有效需求的本质。凯恩斯以消费和利率为核心范畴，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对消费、储蓄、投资关系进行综合论述。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对相关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有效需求 比较教学法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有效需求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依据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以消费和利率为核心范畴，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对消费、储蓄、投资关系进行综合论述。

同时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有效需求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对相关问题将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

马克思从商品概念入手，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通过价值形式演变发展过程论证货币的产生。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研究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商品流通公式“W-G-W”到资本流通公式“G-W-G”的转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键特征是货币的增殖，这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增殖的追逐产生了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再生产图式分析社会资本运动正常循环的条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通过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展开。

马克思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是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Ⅱ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部类)，这种划分指明了产品的最终用途;按价值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三部分，就是用于补偿全社会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c)，第二部分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部分(可变资本v)，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m)，这三部分分别形成相应的购买力。马克思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展开研究。

(一)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要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核心问题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产品实现问题就是产品如何在价值和物质上得到补偿的问题。所谓价值补偿，指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所谓实物补偿，指社会产品价值的各个部分实现为货币形式以后，又如何转化为需要的商品。要具体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必须分别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考虑。

为了实现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各部分的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要得到补偿，就要进行三方面的交换。首先，第一部类内部(Ⅰc)的交换。第一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它需要的是生产资料，这部分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是吻合的，所以第一部类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的。其次，第二部类内部(Ⅱv+Ⅱm)的交换。第二部类提供消费资料，它需要的是消费资料，这一部类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最后，关键是Ⅱc和Ⅰv+Ⅰm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正好是互相对称的。Ⅱc的物质形态是生活资料，但是它需要生产资料。Ⅰv+Ⅰm这一部分的物质形态是生产资料，但是它需要消费资料，只有这两部分参与产品的交换，才能各得其所。因此，简单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这一条件表明：只有当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保持相等时，两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成为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因利益关系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强制性地使资本家阶级必然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出交换仍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在第一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其次，在第二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最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关键，它使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增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得到满足。因此，扩大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v+m/x)=Ⅱ(c+△c)(剩余价值分解为资本家消费的部分m/x，和资本家用于追加投资的部分△c+△v)。这个条件反映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时候，两大部类是互相制约的，一个部类的扩大就必须有另一个部类相应地扩大以支撑。

(二)社会再生产中货币的作用

马克思说：“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1]P511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无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还是在扩大再生产中作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花掉，最终投入流通领域的支出总要以利润的形式回到资本家阶级的手中。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有剩余价值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但同时资本家通过从货币贮藏当中取出资金支持非生产性消费，以实现这些剩余价值。整个资本家阶级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1]P371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1]P381。不同之处仅在于投入循环的货币现在包括以生产为目的的预付资本部分。“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1]P381。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由资本家的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决定的，从而资本家的利润现在取决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

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人对消费品的购买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需求，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进行生产性消费，剩余价值进一步被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流通过程面临的产品实现问题，最终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得到解决。同样的，不但对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实现是这样，对于整个产品的实现也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消费是由资本家雇佣劳动力作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所花的开销派生出来的。

但是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做使用价值，而是当做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利的机会，宁可什么都不做，以货币形式持有他的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也就是说，生产如果过剩，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

马克思认为，一旦确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并且从属于以货币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局部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便随之消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如果一种商品卖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将都被打乱，以致一种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从萨伊定律、市场自动出清和货币中性三个角度对古典学者发起了全面挑战，确立了一种总量供求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理论体系。

(一)对储蓄等于投资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在均衡利率下，储蓄等于投资。一方面，古典学者将利率看做节制或节约的实际回报。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以储蓄形式持有资产，储蓄与利率正相关(S=S(r))，而储蓄的流动在资本市场上代表着可贷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投资与利率负相关(I=I(r))。利率越高，意味着资金成本越高。厂商的投资支出取决于利率和预期收益率，只有在预期收益率大于或至少等于资金成本(利率)时，厂商才愿意投资。投资支出代表在资本市场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率会达到均衡水平，从而储蓄会等于投资，即S(r)=I(r)。以上述假定为前提，并且由于一方面居民的全部收入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就是用于储蓄，即Y=C(r)+S(r)，另一方面总支出包括两部分：来自厂商的投资支出I和来自家庭的消费支出C，即E=C(r)+I(r)。所以总支出必定等于总产出，从而总需求永远不会不足。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在凯恩斯看来，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取决于总支出，总支出由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构成，Y=AD=E=C(Y)+I(r)。这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取决于收入，消费函数可以写成C=a+bY，式中b指边际消费倾向(0

(二)对工资价格弹性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中的工资和价格具有可伸缩性。可伸缩的工资和价格将保证市场能迅速做出调整。比如，由于总需求不足，货币工资和价格将下降，这样就会恢复充分就业。工人总是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企业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以扩大商品销售量。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所以造成失业和产量减少的任何扰动必然是暂时的。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在凯恩斯看来，垄断和工会这样的刚性力量会阻碍工资和价格的调整。他相信工人处于“货币幻觉”中，即他们的行为与货币工资(W)而不是与实际工资(W/P)相关。工人会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这是对古典的工资率调节机制的直接否定。

(三)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供给自动创制自己的需求而不考虑价格水平，绝对价格总是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化。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支持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d)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可以把货币需求表示为收入和利率的函数。货币供给(Ms)是一个外生变量，它由中央银行决定。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降低利率，这样投资就会增加，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支出，就业量与国民收入也会增加。

四、比较与评价

(一)分析危机的可能性

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与凯恩斯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解释了为何资本家希望保留货币，增加货币贮藏量。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赚钱，当其预期无利可图时，他们就持有货币，而这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认为，资本家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及对未来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1]P328。

(二)批判萨伊定律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产生于物物交换的经济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古典学者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的调节机制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这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一直保持相等，从而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而货币只是掩盖经济中潜在的实际力量的面纱而已。

马克思从批判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普遍商品过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萨伊定律成立。李嘉图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做物物交换行为，因此，每一个销售都对应着一个购买，所以生产和投资不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便利交换的手段。货币和交换“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2]P288。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3]P572，这一分离表现为货币和交换行为分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样可以发挥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建立在买卖分离基础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价值获得一种独立于交换行为之外的具体形式而使买卖分离得以发展的货币形式，揭示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且规定了危机必然采取的形式。现代危机不但与商品和货币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不是基于物物交换经济，而是基于对古典利率理论的反对。在凯恩斯那里，产出和就业由有效需求决定，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利率是由货币市场决定的，而不是靠储蓄和投资决定。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实际产出的变化，而且最终通过收入变化，储蓄适应投资。因此，储蓄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在消极的需求冲击下，工资和物价水平存在刚性，其调整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通过这一论证，凯恩斯有效地反驳了萨伊定律。在凯恩斯就业不足的均衡世界中，需求创造供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6]张彤玉，张桂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基金项目：贵州财经大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教学法初探”(项目编号JG201214)。

作者：燕安

有效需求西方经济学论文 篇2：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投资社会化探究

摘 要：凯恩斯经济理论研究目的是通过以国民收入和就业量为研究对象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就业率，带动经济发展走出经济危机困境。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有效需求直接决定了国民收入和就业量，有效需求又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是经济发展取决于消费与投资，消费是由消费倾向和收入决定，投资是由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从这条线索出发。本文通过对有效需求理论的界定及发展针对性地研究投资需求部分，分析投资需求的意义及投资社会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为什么投资社会化可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存在的可能性及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凯恩斯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投资需求;投资社会化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1.有效需求理论的定义

有效需求是指一种社会总需求，这种社会总需求是预期可以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就是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理论的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消费支出)和投资需求(投资支出)，并决定社会就业量和国民收入的大小。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就业(即产出水平)取决于总计划支出，这种支出包括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厂商、企业的投资支出。

2.有效需求理论的渊源及发展

有效需求的概念早在19世纪20年代又被提出，这一概念是在马尔萨斯同萨伊和李嘉图的争论中诞生，萨伊和李嘉图属于供给学派支持者，他们认为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供给理论，导致有效需求理论一直无人谈及。182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文章中指出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产生经济危机是有可能的。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又让人们意识到自由市场理论是有待推敲的，经济危机的出现导致传统市场自由调控的思想破产，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自由调控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国家干预是必要的。要想摆脱这种处境萧条就必须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国家干预。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重提有效需求不足，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3.有效需求理论中的投资需求

根据凯恩斯对西方市场的分析，出现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自动调节，其能力较弱，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理论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这两方面的不足又是由不同因素导致，消费者的心理倾向决定了消费需求，利率和利润率的失调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同时凯恩斯近一步认为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是造成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经济循环波动就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在起作用，就比如，如果乐观者预期是乐观的，那么资本的活动必定是活跃的，若是消极悲观的那么经济就出现衰退和崩溃。他指出投资的增加导致生产增加，企业家和资本家的预期获得利润下降，导致利润率就降低，从而资本边际效率降低，资本家对未来信心降低，产出减少，投资需求减少，对产品生产和就业就产生了不利影响;流动偏好规律则是说明投资需求还取决于预期纯利润率，这是资本边际效率扣除利息率之后得到的当资本边际效率大利息率又低的时候，资本家愿意进行投资。

研究消费需求理论中的投资需求，也是因为凯恩斯认为投资需求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在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331)中提到：“资本边际效率的严重下降也趋于对消费倾向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投资需求的不足导致企业减少产品和深沉的投资，导致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业量降低，就业量降低导致国民收入下降，国民的消费需求就会降低。

4.投资社会化的意义

不能否认投资需求的增加可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就业量增加，但是凯恩斯的理论重点关注于经济萧条时期的市场如何摆脱这种困境，经济萧条时期本身企业、资本家对产品生产信心不足，因此促进投资是不实际的，从而凯恩斯又提出投资社会化这一观点。在经济萧条时期，其资本边际效率很低并且有直达负数的可能，这种大环境下私人不会进行投资，若想促进投资就必须西方资本政府出面，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到：“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充分就业不远的境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投资社会化有利于在经济萧条时期促进投资需求的增加，在在政府投资的情况下，拉动西方资本的增加，挽救西方私有企业和资本家。投资社会化的意义就在于将投资与所有制分开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同时使长期投资减少，可以通过在企业经营者管理热情丧失的情况下降低失业率提高社会的福利。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社会化

1.西方国家投资社会化的形式

凯恩斯针对当时经济危机提出的理论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就投资社会化而言，是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产生，因此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内有一定帮助的，凯恩斯的“投资社会化”并不是指政府投资干预私人企业生产投资，也不是针对社会福利事业，因为这两种投资社会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前者政府的干预会带来与私人企业、制造商的竞争，加速产能过剩，后者如果涉及政府干预则会关系到收入分配问题。政府投资不能投向生产事业，因为这样会同资本家直接发生竞争。所以凯恩斯提出的挽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投资社会化”是指政府向那些私人企业不愿意承担、从事的但是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中投资，即公共工程，包括建造公共住房、修建公路等。

2.西方国家投资社会化的可行性

通过投資社会化能够缓解西方经济危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西方国家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经济学要研究和调控的运用的财政政策是依靠资本家私人企业的。例如西方国企的定义是为私人服务的，西方政府的购买转换成为西方国企是为了在经济危机中资本家私人亏损得到缓冲，举个简单的例子，当经济萧条，西方某煤矿企业受到冲击，政府进行投资购买，购买后政府经营，其目的是环节亏损，私有企业一定受剩余价值作用，当经济好转后再卖给私人企业。由此可见，西方政府的投资社会化能够在短期缓解经济萧条，对经济下滑起到缓冲作用，其可行性是由于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制度保护资本家私人利益。

三、投资社会化的简单述评

1.投资社会化的进步性

凯恩斯提出的投资社会化能够解决经济萧条私人企业失去信心后如何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即政府干预投资社会化，在科恩斯的分析中肯定了政府在经济调控中是有作用的，应当发挥政府作用，这种方式在短期内能够通过在扩大政府机能的情况下增加有效需求，保证充分就业。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的，并且事实证明，科恩斯的需求理论的确解决了当时出现的经济危机。

2.投资社会化的局限性

投资社会化的局限性从制度和长期性两方面分析，是存在局限性的。

首先，凯恩斯提出的投资社会化是只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政府干预是为了缓解私有企业经济压力，它的普遍适用性有待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在面对经济下滑时，由于公有制主体地位，政府投资目的和结果就产生了不同。

其次，凯恩斯的这种理论能够缓解短期经济危机，但是没有看到经济危机产生的本质，一直相反，每一次经济危机的解决都会为下一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凯恩斯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容易过分突出政府作用，导致产生政府垄断，产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人受到损失，那些资本家步步好转，促进资本家的剥削让工人重新步入剥削的阶级，为企业家创造剩余价值。与此同时，这种方式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回光返照”的现象，也就是短期我们能够看到解决了危机，但是实际是使病入膏肓的经济失去原有的均衡。由此导致的现象就是，资本家“起死回生”创造更多产品，但是工人在剥削的情况下降低消费需求，出现产品过剩，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萌芽由此开始。

综上所述，凯恩斯的需求理论从需求方面对经济增长缓解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门理论，在需求理论中的投资社会化肯定了政府的职能，肯定了国家干预经济，但是由于受到其制度和时效的限制，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们在学习凯恩斯理论时应担辩证的学习，在充分尊重的情况下保留自己对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厉以宁.凯恩斯没有预料到的那些事[J].新财经，2012(05).

[2]蒋忠楠，蒋灵芝.危机中的凯恩斯理论[J].黑河学刊，2011(10).

[3]萬春.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需求理论体系及相关政策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0(02).

作者姓名：刘彤瑶(1992- )，女，汉族，籍贯：河北衡水景县，学历：硕士研究生，学校：河北经贸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作者：刘彤瑶　常瑜

有效需求西方经济学论文 篇3：

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当代价值

摘要：卡莱茨基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提出了垄断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基于有效需求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继承卡莱茨基经济思想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强调收入分配是总需求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逐渐发展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标准范式之一。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制度要适应经济增长体制”等经济思想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也可以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但应注意结合经济实践对其进行优化;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只有不断发展，并应用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卡莱茨基;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有效需求;工资份额;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

一、引言

罗宾逊(1983)认为，卡莱茨基没有受过新古典正统派的熏陶，他所学过的唯一经济学是马克思的经济学[1]。Boddy和Crotty(1975)指出，卡莱茨基的研究以马克思的两部类范式为基础，并将他的研究拓展到了垄断背景[2]。卡莱茨基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对资本主义长期波动和长期发展的基本力量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具体化阐述，并最终提出了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理论，成为对经济增长和周期进行现代化分析的先驱之一。

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微观部分包括垄断定价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宏观部分涉及有效需求理论、商业循环理论和长期发展理论[3]。卡莱茨基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垄断定价理论为基础解释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对抗的新形式，并认为资本主义垄断程度决定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变动又会对国民收入变动产生影响。第二，以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阐述了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在工资与利润的分配状况既定情况下，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决定了可以实现的利润和可以销售的总产出;其中，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投资下降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产出、利润和收入下降，使经济陷入一个向下循环的螺旋运动中。根据上述观点，卡莱茨基抨击了新古典正统派的经济增长政策(即用削减工资率的方式减少失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削减工资率会导致工人消费支出下降，而资本家的消费支出在长期比较稳定且增长缓慢，因而社会总消费支出呈下降趋势;消费支出的下降会通过限制利润的实现限制投资支出，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增加的产出无法销售出去，资本家只能通过降低价格的方式来实现产品市场均衡[1]。

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19世纪70年代起，边际主义的兴起导致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偏向对主观价值理论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分析思想被抛弃。直到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后，哈罗德和多马等才恢复了早期的研究传统。而卡莱茨基比凯恩斯还早3年提出了相似的理论，且卡莱茨基的理论不仅包括有效需求理论和商业循环理论，还涉及垄断定价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这两个理论是连接卡莱茨基经济理论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的纽带)，并构建了包含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正因为此，卡莱茨基成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思想启蒙者之一。

近年来，继承卡莱茨基经济思想的卡莱茨基主义学派成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分支，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更是发展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的标准范式之一[4]。这一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强调收入分配是总需求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基于卡莱茨基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以及卡莱茨基的收入分配理论，通过设定不同的储蓄和投资函数分析收入分配变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该模型中，工资具有双重效应：更高的工资会通过提高工人购买力来刺激消费需求(“需求效应”)，但也会因为提高单位生产成本而抑制投资(“成本效应”)，根据这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经济增长率可能随着工资率上升而上升或下降。具体来说，当“需求效应”大于“成本效应”时，经济增长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此时应通过提高工资率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而当“成本效应”大于 “需求效应”时，经济增长体制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此时则应通过降低工资率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框架，虽然这一理论框架最初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其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制度要适应经济增长体制等思想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也可以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但应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优化。需要强调的是，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只有在不断发展中才能真正体现其当代价值。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出了新课题，需要結合当代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不断发展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二、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

1.有效需求理论

卡莱茨基在1933年出版的《商业循环理论大纲》一书中，独立提出并详细分析了与凯恩斯相似的有效需求理论[5]。此后，卡莱茨基借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对有效需求理论进行了数理上的验证[6]。具体来说，卡莱茨基假设存在3个部门(见表1)：部门1生产投资

根据有效需求理论，卡莱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的失业和经济产出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致。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人的消费支出，而资本家的消费支出几乎无弹性，因此消费需求是有效需求中的一个消极因素，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需求不足。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它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企業可获得的资金(储蓄和借款)，二是预期利润率，三是资本存量。在卡莱茨基看来，当资本主义经济达到繁荣顶点时，投资和利润水平均达到最高值，且不再变化;保持高投资水平，则滞后的资本存量会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增加，而利润水平保持不变会使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会导致投资下降，投资下降又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产出、利润和国民收入进一步下降，使得经济陷入一个向下的螺旋运动中，直至衰退的最低点[7]。据此，卡莱茨基利用投资波动导致的有效需求波动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变化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与卡莱茨基相似的理论，但卡莱茨基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分析体系存在根本性分歧。尽管凯恩斯同样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停滞的根本性原因，但他却将投资和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于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8]。具体来说，对于消费，凯恩斯用消费者心理来解释国民收入与消费需求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影响一般总消费和总储蓄的因素，而不考虑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间的分配关系;对于投资，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益的不确定性和利率的长期不变性是阻碍投资达到充分就业所需水平的主要因素。

3.垄断竞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自由竞争阶段，马克思本人也并未对“产能利用率”这一问题做出具体论述

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在自由竞争阶段，企业为努力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并不会保留期望外的过剩产能，因此，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产能利用率”是保持在完全产能水平或一个正常利用水平上的[9-11]。也就是说，当出现计划支出水平不足问题时，只会表现为生产过剩，而不是产能利用水平不足。。凯恩斯也只是关注了投资的收入增长效应，并未考虑投资的长期产能创造效应，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加批判地继承了新古典竞争模型[12]。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竞争阶段过渡。到20世纪初，在英、美、德等国已经形成垄断资本主义

187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科学技术迅速进步，生产能力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竞争日益激烈，同时，垄断组织有了广泛的发展;到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形成[13]。。在垄断竞争这一新的竞争状态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问题需要一个“新”的解释。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新的竞争形式下，利润率并非一定趋于一致，拥有过剩产能成为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并成为企业应对需求不确定性和确保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企业间价格竞争趋于瓦解，而非价格竞争成为常态[14-15]。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是最早强调“垄断竞争”和“产能过剩”的两位学者，此后以斯威齐和巴兰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学派兴起。

卡莱茨基强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竞争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垄断竞争的市场经济性质导致经济中过剩产能成为常态，这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理论分析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产能利用率”成为一个长期可调整变量，并对投资行为和国民收入产生关键性影响;第二，垄断因素因企业家定价决策的影响而对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至关重要，且这些影响随着进入壁垒、资本集中度和规模经济的提升而不断深化[16]。垄断程度、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用如下方程组表示：

三、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及其应用

卡莱茨基主义不但被视作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近年来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已经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的标准范式之一。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以卡莱茨基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从总需求角度分析增长与分配这一宏观经济学经典问题。适用于长期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由罗桑(1981)和Dutt(1984)分别提出[17-18]，并出现在Taylor(1985)、Amadeo(1986)以及Committeri(1986)等的研究中[19-21]。这些最初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被称为“标准卡莱茨基主义模型”(或“新卡莱茨基主义增长模型”)。此后，这一标准模型被不断改进和拓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巴杜里和马格林在1990年提出的增长与分配模型，这一模型也被称为“后卡莱茨基主义模型”或“巴杜里-马格林模型”[22]。这些模型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卡莱茨基的分析传统，其分析框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一是强调垄断的作用，价格受垄断程度影响，且产品定价表现为成本加成形式;二是阶级冲突和垄断影响工资率，且工资的储蓄倾向小于利润的储蓄倾向(或假设工资没有储蓄);三是“产能利用率”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一个内生的、可调整的变量;四是投资函数主要取决于盈利能力和产能利用程度[16]。

1.从标准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到巴杜里-马格林模型

本文所介绍的增长模型都是最简单的基础模型，并有一系列假设：处于一个封闭的两部门经济系统中，劳动供给没有限制，劳动力是生产所需的唯一投入，只生产单一产品，没有间接劳动或间接成本

这里的间接劳动是指资本主义部门雇佣的非生产性工人，如行政人员和其他关键的员工，其数量不受产能利用率的影响;间接成本则是指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支出。需要说明的是，罗桑的原模型中是考虑了间接成本的，但为了进行更直接的模型比较，在基本模型中未考虑间接成本问题。，工人的工资没有储蓄。标准的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用下述方程组表述：

2.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经验性应用

基于巴杜里和马格林在1990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许多学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检验(参见表2)[24]。早期的研究多针对发达国家，时间区间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1世纪初，使用的计量分析方法多为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和VAR(Vector Autoregressive，向量自回歸)，且大都区分了“国内需求体制”和“总需求体制”。

首先，从使用的计量方法看，OLS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主要针对时间序列。不过这种处理方式存在较多不足，比如序列相关性问题等。为了消除序列相关性的影响，可选择进行AR(1)处理(即进行一阶自回归处理)或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处理，或者添加工具变量(通常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即2SLS)。不过由于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较高，且在构建模型时很难找到恰当的工具变量，因此，大部分学者在处理时间序列的内生性问题时依旧选取AR(1)处理或ARIMA处理方法。VAR模型则是对AR模型的拓展，即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拓展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目前这种方式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对时间序列的分析中。

其次，从“国内需求体制”和“总需求体制”的区分看，进行这种区分主要是为了考察和比较封闭经济需求体制和开放经济需求体制。所谓“国内需求体制”，就是基于封闭经济模型，忽略净出口需求的作用，只考虑国内工资变动对国内需求(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影响;所谓“总需求体制”，就是基于开放经济模型，考虑工资变动对总需求(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净出口)的影响。

最后，从实证结果看，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需求体制”都是“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而国际贸易则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总需求体制”转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其国内实际工资率下降，但这并不能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往往会导致国际贸易效应在全球层面上互相抵消，因而即使一些国家由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而转变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但世界经济作为整体仍然可能是“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27]。可见，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对于实现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那么需要采取亲劳动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实际工资率、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工人议价能力、降低工资差距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体制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那么需要采取亲资本的分配政策，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实行工资限制等。

笔者认为，虽然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但其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思路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分配制度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收入分配状态同样是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是一种对经济体的经济实践中收入分配状况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定量刻画的科学方法，其无疑也适用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体制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使用巴杜里-马格林增长模型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得出的结论大多是中国的“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

除了王鹏(2009)和Molero-Simarro(2015)的研究[28][30]。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选取的指标数据及时间区间不同。比如，王鹏(2009)对劳动份额的计算忽视了2004年中国劳动报酬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并只考察了1993年以后的数据;而Molero-Simarro(2015)的研究则没有考虑中国经济经历的特殊节点——1993年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总需求体制”为“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

除了刘盾等(2014)的研究[25]。刘盾等(2014)的研究之所以得出与其他研究不一样的结论，可能是因为其考虑了出口产品价格水平和进口产品原材料价格水平，而其他研究只考虑了汇率水平，并未考虑进出口品的相对价格。。

四、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当代价值

不同于凯恩斯，卡莱茨基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为基础，不仅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论述，还引入数学模型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理上的分析。卡莱茨基主义学派在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以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石，从总需求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这一宏观经济学经典问题，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收入分配问题处于次要地位，且完全是内生的。在一个完美的新古典竞争模型中，收入分配被设定为由边际生产率决定，工人的工资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31]。而在卡莱茨基及其继承者看来，收入分配取决于垄断程度，垄断程度又受行业集中程度、工会影响力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收入分配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关键性影响。继承卡莱茨基思想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的决定并不是纯粹的内生现象，它会受到一系列外生因素(如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

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收入分配关系产生影响，比如：通过提高工会议价能力等对初次收入分配产生影响，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等对再分配产生影响，等等。，进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具体的分配制度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因此，卡莱茨基主义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分配既是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又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消费的升级，能否处理好分配问题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已成为事实，曾经能够维持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的市场供求条件、经济结构条件、体制条件和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调整增长速度目标、升级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常态增长[32]。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应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分配公平和“以人为本”，以实现可持续的、包容共享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其次，制度体系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分配制度只有与经济增长体制相配套才能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真空发生的，而是被一系列制度支撑的

这种将“制度”嵌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思路与SSA学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不谋而合：SSA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戈登基于一个社会结构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认为，民主化的制度和政策通过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广泛的民主参与提高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表现[33]。法国调节学派的布瓦耶也指出，不同的制度结构(竞争结构、劳资关系、国家干预、国际和货币规则等)与不同的积累体制的结合会对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不同的影响[34]。，制度安排只有与经济增长体制相匹配，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根据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在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时，首先需要确定当前是怎样的经济增长体制，只有确定了具体的经济增长体制，才能更好地制定收入分配制度与之相匹配。具体来说，当经济体制属于“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时，需要实施亲劳动的分配制度;而属于“利润引导型增长体制”时，则需要实施亲资本的分配制度。例如，根据已有研究结果，中国的“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国内有效需求扩张，进而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在这样的经济增长体制下，提高劳动者工资份额，不仅能够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公平性)，还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但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要注意中国经济增长所经历的一些特殊节点，比如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及1993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些特殊节点上，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包括收入分配制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验研究中需要进行分阶段的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或者通过模型改进以消除其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第二，对“总需求体制”的判断需要谨慎对待。当“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时，“总需求体制”的判定比较复杂，对于“贸易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相对大小的判断也比较困难。笔者认为，此时不宜简单地依赖实证分析结果，而应结合中国经济实际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在2015年以前，利润引导型的“总需求体制”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因为基于低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导致国外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而使国内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处于相对次要地位;而在2015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则可能导致中国的“总需求体制”逐步转变为工资引导型。

经济理论必须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具有生命力。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当代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应用，更在于发展。当前，中国经济转向更多依靠内生动力的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能否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作出积极贡献?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基于有效需求理论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没有区分国内经济系统与国际经济系统;而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应用往往都区分了“国内需求体制”和“总需求体制”，且分析发现国际贸易的发展可能使“总需求体制”与“国内需求体制”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增长体制(通常是工资引导型的“国内需求体制”与利润引导型的“总需求体制”并存)，但对于这种经济增长体制转化的原因和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这为我们从收入分配视域研究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启示：相比“利潤引导型增长体制”，“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更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向，因为其能够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能够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那么怎样才能形成和强化“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以促进国内大循环良性发展?怎样才能弱化国际循环对国内“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的不利影响，乃至使其转变为促进国内“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的发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还有待于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发展卡莱茨基经济增长理论及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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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Kalecki; income distribution; economic growth; effective demand; wage share; Kalecki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CLC number：F01 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21)01-0012-12

(編辑：段文娟)

作者：秦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