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启示研究
摘要：我国当代文学教育受到了孔子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文学思想被沿用至今，对我国当代的文学教育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是中国教育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业内人们应对孔子文学思想形成正确、积极的认知，不断探索和研究孔子文学思想，开发创新孔子文学思想结合当代文学教育的新途径。本文对孔子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探讨，详细分析了当代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启示。
关键词：当代文学;教育;孔子;文学;思想
0 引言
孔子是春秋末期对教育事业有着深远意义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曾在春秋时期首次开办了第一所私学，并且提出了卓越的教育新理念和有效的教育新方式，这一所私学的开办，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教育里程碑，由此开始逐渐在中国教育中构成了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孔子文学思想至今仍受到了教育界人们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当代文学教育的文学思想理念，通过孔子文学思想展开当代文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出高文学水平、高素质的文学人才。
1 孔子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文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儒家文化学术总体被统称为孔子文学，有着相当宽泛的定义，孔子讲求的文学指的是“文治教化之学”。孔子一生都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改善当时政治上，利用儒家思想展开政治行为，使得孔子文学思想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孔子所认为的文学与现如今的文学艺术有所区别，孔子文学是一种有所为的文治教化之学，能够和政治相结合，参与到政治方面的事件中。孔子文学思想中将文学和道德紧密关联在一起，在坚守道德的基础上展开文学创作，最终实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教育目标。孔子文学思想讲求的是文德兼并，这正是孔子文学的思想核心。《论语》中有孔子对文与德之间重要联系的描写，孔子认为传承和弘扬儒家的“仁”“礼”思想，是文学创作的最终目标[1]。孔子文学思想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与乐作为最终的文学创作目标，强调将真实情感投入到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提高作品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最大深度地获取大众的广泛认可和喜爱，在文學作品中带给人们快乐。在当时社会条件的道德规范下，孔子对于文学创造形成了一定的认识，以此体现出了“文与质”的孔子文学思想形式。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要将文与质相互中和，实现二者的完美融合，保证文质双全、互相之间状态平衡。孔子文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体现出了“文质彬彬”的文学君子形象，促进了我国特色文学思想体系的完善，在中国文学思想中，孔子文学思想始终是主流的思想理念。孔子文学思想不仅仅呵护着旧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同时又推动了新的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发展[2]。
2 当代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启示分析
2.1 追求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和之美
孔子文学思想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教育，经过多年的历史发展沉淀和熏陶，在当代文学的各个角落中都能够见到孔子文学思想的身影。孔子文学思想对于当代文学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了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强调的是文学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相互统一。孔子文学思想中所追求的中和之美，指的是人的内在和外在的中和，也就是“文质中和”，其中“文”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内在，“质”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外在。孔子文学思想追求中和之美也就是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将内在主题的意蕴美牢牢抓住，更要在此基础上保证表现出外在的形式美。结合到当代的文学教育中，也就是说要将孔子文学思想融入到当代文学教育里，关注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相互统一，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根据现阶段的当代文学教育现状来看，孔子文学思想的文质中和理论被广泛普及和应用到各项教育活动中，对于当代文学教育的创新改革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推动了我国文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出了孔子文学思想的重要指导作用[3]。
2.2 利用文学的社会作用推进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孔子出生春秋时期，当时正是政治动荡的乱世时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文学思想的形成必然会融入有关政治的劝谏和看法，在当代文学教育中孔子文学思想体现出文学的社会作用。以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立足点，充分、透彻地分析社会表象，从中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和社会表象的内涵，利用文学表现形式，呈现和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现象及问题，对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内涵进行深入地剖析和研究。社会的真实面目和内涵在富含孔子文学思想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将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和各种问题展示到文学作品中，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当前社会的不良风气，能够形成正确、全面的认知，利用文学作品引导人们积极加入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改良中。孔子文学思想融入到现代文学作品中，强调了当代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具备了文学作用的文学作品能够为社会人们所铭记，发挥出文学作品自身的社会功能，留下深刻的社会印记，成为当代文学中优秀的、值得流传的文学作品。当一部文学作品中深刻反映着社会现状时，则会将该文学作品归类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类别中，拓展了当代文学教育空间的同时，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发挥出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4]。
2.3 在文德相随中提高道德标准
孔子文学思想认为，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要设定和限制相关的道德标准，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高度重视道德、绝不抛弃道德，任何文学创作、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一定的道德高度，真正实现“文德兼并”。而当代文学教育更是要对文学创作的道德标准进行重点强调，通过对作者文字表述的深入探究和分析，使读者能够感悟其中的精神，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称之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本身体现了一定的高雅性，利用道德教育作用和文学创作的结合，将道德规范体现到文学作品的内容里。当代文学教育需要一定高度的道德标准，摒弃充满粗鄙、污秽思想的文字书籍，始终将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学作品作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核心，真正创作出高道德水准的文学作品，而并不是只要以书籍形式出版的文字即可被称作是文学作品。利用孔子文学思想作为有效的教育工具，通过当代文学作品的文德相随理念，促进读者文学修养的提升。
2.4 在孔子“诗教”思想中实现情感教育
孔子的作品《诗经》中具有三个层次的教育功能，其中兴观群怨对应的是启蒙教育阶段中的性情教育，事父事君对应的是伦理教育，鸟兽草木知名对应的是知识教育，这三个教育层次表面看来所处的问题界面各有不同，但是最终的贯穿的要义是统一的，认为情感基础和伦理建设之间相互关联，培养情感能力也就是开始搭建个人伦理观念。《诗经》中描写的多种情感，包括父母之爱、兄弟之亲、朋友之谊、君臣之义等，情感在其中发挥着纽带的作用，展现出基本的人伦关系。“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依托的基础正是所兴、观、群、怨的情感，体现了孔子文学作品中兴观群怨层次的教育功能。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例，这并不是普通的知识教育，即使被划分为知识教育的范畴，但是其中却大有学问，对于年轻人来说，形成了一定的指引作用，引导年轻人亲近大自然，以大自然和人類情感悸动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形成自然教育和情感教育功能。不同的层面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由情感实现了联结，也就是说孔子文学思想也是一种情感教育，对于当代的文学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5]。
3 结论
综上所述，孔子文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教育来说，孔子文学思想在其中占据了关键的位置，发挥着启示、指导等作用，是我国当代文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提高当代读者的文学素养，在开展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活动中，应融入孔子文学思想、并大力支持和发扬孔子文学思想理念，对孔子文学思想在当代文学教育中的引入形式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创新，以此提高当代文学教育的效果，培养文学素养较高的现代文学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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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5]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邀请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谈孔子[J].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2）：104.
（责编：王锦）
作者：刘豪志
摘 要： 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越来越受到欢迎，而这些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也逐步进入大学校园，成为英美文学课的辅助教学手段，丰富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教学方式。
关键词： 文学改编 英美文学实践教学 启示
作为英美文学课的教师，我们始终都在寻找一种更为理想的授课方式逐步摆脱传统枯燥的理论教学。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媒体的诞生，我们终于有机会向学生展示枯燥刻板的课本之外的广阔视野，那就是电影，一种逐渐融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摄影等艺术于一体的与人类生活密切联系的崭新艺术[1]。在如今这个信息咨讯发达的时代，经典文学作品的通俗化、流行化趋势愈加明显，而呈现出包容一切经典文学文本之势的后现代摄影文化，将英美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一一搬上银幕，从古老的英雄史诗《贝奥武夫》，到莎士比亚的戏剧《王子复仇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再到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以及福勒斯颇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和纳博科夫的争议作品《洛丽塔》，上演着一幕幕夺人眼球的人间悲喜剧。电影的文学改编以一种“经典作品重读”的方式，给予小说一种可视、可听、可感知的形式，现在已经成为电影发展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也使得我们今天有幸能获得如此众多的“视觉化”文本，为高校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堂增添新鲜而富有活力的教学素材。
然而，为了科学地运用这种新的教学手段，获取最佳的教学效果，我们在把电影运用于教学实践之时有必要了解一些本质的区别和前提。电影和文学作品都属于艺术，但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的表达方式存在着一定差异。文学的传达媒介是文字和语言，它们与艺术形象的关系是间接的。而电影的传达媒介是直观运动着的影像。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大量素材，很多优秀的电影都改编自文学作品。电影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一部成功的电影可能促使文学原著的畅销，掀起重读原著的热潮，甚至使其成为文化热点。教师作为英美文学课程实践的执行者，不能仅靠组织观看电影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想要真正地、深层次地解读一部文学作品还要依赖于对原著的阅读。因此，教师不能用电影去替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应让学生了解电影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本质区别，以阅读原著为主，以影视欣赏为辅。在组织学生看电影之前，一定要让学生先读原著，这样可以避免因先看电影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心理。而且，作为改编后的艺术，电影仍然会存在忠实性的问题，即改编后的电影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时间、空间、背景等不一定完全一致。那么学生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再去观看改编后的电影，既能对作品和影视艺术有双重了解，还能感受视听冲击力，从而激发情感，启迪想象和联想，增进学习兴趣。影视作品本身也是一种艺术的升华，欣赏影视作品可以加深对原著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在欣赏由文学改编的电影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要选好影片。应尽量选择那些忠于原著的影片，因为它们最能体现原著精神，从语言、情节到主题都对原著进行很好的诠释。在播放影片之前，教师应围绕作品的欣赏重点，将背景知识、情节梗概、艺术特色等与作家及作品相关知识简要介绍给学生，导入对该作品精彩片段的阅读和欣赏，并就作品主题、人物与意识等围绕教学重点与难点布置思考题。这是正式进行课堂教学前的必要铺垫，可以避免学生在观看影片时一味追求故事情节而不假思索的被动状态。
在播放电影过程中，教师应该避免角色错位，即把自己变成单纯的电影播放员，把学生当成单纯的观众。电影是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互动交流的教学工具。在电影播放过程中，虽然教师不应频繁打断学生观看，要使学生连贯地欣赏影片，完整地获得语言信息，感受语言、文学艺术的精髓，但是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提醒学生注意影片中重要的细节是必要的教学活动。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要仔细观察学生在电影播放中对影片内容的反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地停止，针对语言点或背景文化知识进行讲解和回放，这样才有利于教学目标和效果实现。教师要事先有细致周密的计划来实施影片播放过程中的教学行为，使学生在轻松地欣赏电影艺术之美的同时获得语言知识和文学知识，提高言语技能。
在观看影片时，为了避免出现教师学生角色错位的现象，也可以在观看英文原版电影的基础上，把光盘上的有关情节和教案相结合制成多媒体课件。在教师分析讲解后再欣赏相关的电影剪辑，学生能更充分地体会到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把教师的讲解与学生的看、听、说、写等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加强英美文学课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形象性。另外，除了从头到尾地为学生放映影片外，可以摘取一些经典片段进行重点讲解。作为作品中最精彩内容的节选，它是学生进行语言学习和文学欣赏的重点。这些经典的画面、语言和镜头，足以代表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对于这些精彩片段，教师把电影节选和文本选读结合起来讲解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讲解时，可以对电影和文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比较，也可以把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的电影进行对比，还可以把电影中对人物性格的演绎与作品中彰显的人物性格进行对比以加深对文学作品、主题和人物形象的理解。学生也可以针对电影改编的成败优劣进行评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就播放内容展开争鸣探讨，鼓励他们积极思考，大胆发表见解，启发他们从主题、人物性格、创作风格、表演艺术等各个视角鉴赏、评析作品，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让他们感受到文学思考和交流的乐趣，有效地实现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学生对影片的欣赏，学生会注意到影片对原著的处理诠释与教师传授的观点的类似;学生甚至可以注意到影片对原著产生的那种带有或多或少的偏见的阐释。这对于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越是优秀的经典作品其实越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越发享有想象的自由空间，作品也就因此更具有文学性。而一部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可能是改编最多的文学作品，如《傲慢与偏见》、《罗密欧与朱丽叶》。每一次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不仅意味着一次再创造，而且意味着不同时代、不同语境的“重述”。而启发学生深层次思考的是“为什么导演会使用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作品是如何产生震撼人的力量的”、“这种文学改编是否恰当”，从而引发激烈的辩论，激发学生对文学作品与改编电影之间的多重互文关系产生浓厚兴趣，而且会让他们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经验中获得启迪。
我们通过观赏电影提升了学生对于英美文学的兴趣，同时还会出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文学视点的“倒流”，即学生在观看了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文学改编电影之后，重新审视文学作品本身，开始认真地研读、挖掘更深层次的作品内涵，促进对英文原著的阅读和理解。
一部电影通常持续90到120分钟甚至更长，一堂课内放映完毕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牺牲两到三节课去放映一部电影又不值得。较好的做法是教师节选精彩的片段或影片与原著相对应的情节高潮。教师也可以在正常课时之外每周抽出三到四节的课外时间去组织看电影和讨论。由于各个学校的条件所限，也许教师无法做到额外组织学生观影和讨论，然而在教学资源网络信息化的时代，我们能够建立网络课堂教学，将英美文学原著电影资源挂在网上，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观看，并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要求学生课下准备并在课堂上作报告。我们也可以有计划地开设一些如《影视赏析》之类的赏析课程，实现不同课程之间的互补。而且，我们还要教授学生网络查询信息的方法和技巧，并推荐优秀的文学类网站，引导学生登录学术性数据库迅速查询有价值的信息;并在课程开设之初为学生开立书目和电影目录，要求学生进行学期预习;在授课过程中，则结合具体章节，事先提出问题，请学生在课前查询相关资料，以备课上讨论或撰写学期论文。
在实践教学后，教师应根据课程内容布置作业并组织其他教学活动。在欣赏完原著和电影后，教师要求对电影和原著的共同点及不同点进行归纳总结，让学生写一篇观后感，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影片，选取不同的切入点，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例如分析评论，教师可以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对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特色展开探究和讨论;或者比较，可以从主题方面比较影片是否忠实于原著精神实质。切记比较的目的应是强化原著的主题，而不是喧宾夺主地突出电影的主题;也可以从语言上比较，一般而言，名著的语言都有精练、个性化、生动等特点，改编成电影后，经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艺术处理，通常会更加精彩感人。通过比较，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语言的表现力，也更能体会原著语言的精妙之处。在学生熟悉文学作品和电影之后还可以隐去电影中的声音和屏幕文字，让学生根据自己对情节的理解和记忆为影片配以对话，甚至配音，以此来活跃气氛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就某段故事情节进行模仿或改编，进行角色表演，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提高交际能力，加深对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的理解和对西方主流文化思想的把握。
综上所述，在课堂上运用文学改编电影能够有效地辅助英美文学教学，学生的阅读视野会因此更加开阔，思路会更为清晰，师生互动交流能够交流超越印刷文本之外的更多信息。尽管对于其恰当的使用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但运用电影教授英美文学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运用得当必将会让电影成为我们未来最强大且最有效的辅助教学工具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华商务网.http://knology. Chinaccm.com/phrase 2006061609181600447.html.
[2]戴锦华.“写在前面”.罗伯特.斯塔姆，亚力桑德拉·霍恩格编.文学与电影[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赵纯钧. 电影的读解[M].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
作者：梁英君
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简称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创立于2004年，作为国际性的城市网络联盟，旨在建立起以创意和文化作为经济发展要素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促进城市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可持续发展。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30多个城市加入该发展框架。按照UNESCO官方的划分，其城市类型包括“设计之都”“文学之都”“电影之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音乐之都”“传媒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七大类型。2004年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共有七个城市被UNESCO认定为文学之都，分别是爱丁堡(Edinburgh，2004)、墨尔本(Melbourne，2008)、爱荷华(Iowa，2008)、都柏林(Dublin，2010)、雷克雅未克(Reykjavik，2011)，诺威奇(Norwich，2012)以及克拉科夫(Krakow，2013)。在这七座文学之都，文学对城市的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文学之都的发展个案研究，对探索中国以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为战略方向的城市文化原创力的提升和公共文化发展路径，特别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学之都的概念及特点
文学之都是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框架下，以文学创造作为推动城市文化、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量的创意城市类型。根据UNESCO对文学之都的定义，结合对文学之都的发展案例研究，文学之都的重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1.文学对城市的文化原创力培育具有提升作用。
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框架下的七座文学之都，每一个城市都拥有丰富的文学历史积累和传统，这些文学资源成为城市未来发展关键的战略力量。在爱荷华、墨尔本等城市，文学创造为城市原创力量的培育带来持续和稳定的支持，通过文学创造提升创意能力与创意写作能力，可以为现代城市创意经济发展输出各种文学、创意型人才。
2.文学对城市的公共文化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在爱丁堡、爱荷华、都柏林、诺威奇等城市，文学创造已经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诺威奇向提交UNESCO的官方报告中还使用了“更广阔的文学景观”一词，以及把“文学、戏剧和诗歌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有机部分”的理念来阐述文学对于城市文化发展的价值。在这些城市里，各种充满创意的文学创造，成为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成功地融入了大众生活。
二、文学之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七座文学之都，其发展模式和经验有各自的侧重点，也有共通点：
1.以读写教育和工坊活动为基本形式，衍生多种类、跨媒介的文学创意产品，丰富市民公共文化生活，启发文化创新意识。
例如，爱丁堡以工坊活动为基础形式，衍生设计的文学创意活动按照类型划分包括阅读团体(bookgroup)、儿童文学活动、文学竞赛(competition)、课程(course)、展览(exhibition)、文学节(festival)、讲座(1ecture)、故事讲述(storytelling)、戏剧(theatre)等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居民。
在爱荷华，以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公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爱荷华的读写、作家工坊类型众多，比如各种翻译工坊(Translation Workshop)、戏剧工坊(thePlaywrights Workshop)、非虚构写作项目(theNonfiction Writing Program)等;这些活动面向公众开放，注重通过具有创意的文学活动策划丰富市民城市生活，进而激发其创意能力。
2.善于整合、运用新技术和社会力量，促进文学创意向文化产品转化，注重文学资源的保护，使文学在城市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墨尔本为例，其发展模式特点在于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鼓励社会公众的参与文学创意活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和体验形式。墨尔本除了借助图书馆鼓励全市范围内居民参与文学活动，还通过流动图书馆项目、有声书提供丰富的文学资源。这些措施使文学的价值融入城市生活，这与UNESCO对创意城市网络下的文学之都的认定要求是一致的，即“文学能够在城市中扮演整合的角色”。
3.发展创意写作教育，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
以爱荷华为例，在向UNESCO提交的官方申请报告之中，首先被提及的正是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坊。另据爱荷华大学官方发布的信息资料显示，爱荷华虽然只是一座不到70000人的城市，然而早在2003年前，爱荷华每年从创意工作中获得的收益达169亿美元，并且带动相关就业高达195，464个⑧。
2013年之前UNESCO全球文学之都体系中唯一的非英语城市，雷克雅未克则从2008年也开始提供创意写作专业教育。此外，雷克雅未克的文学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还包括通过文学来挖掘年青一代的创意能力。④另外，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对创意写作也非常重视。在给UNESCO的官方报告单独列出创意写作教育进行阐述，“创意写作方面的研究，将允许学生们获得文学能力，以及语言写作、修辞能力，这些将是克拉科夫文学相关的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上述城市，立足于城市发展趋势和文学教育的大格局，培养出了大量高素质的创意写作人才，是其成功的关键原因，也是可供上海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文学之都”启示：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路径
文学之都的成功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集中在文学创造对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促进两个方面。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提升文化原创力，同时加大扶持文学发展，发挥文学创造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这两者对上海文化都具有现实意义。
1.发展上海的创意写作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
文学之都的发展策略，启发上海可以通过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发掘文学创意人才。爱荷华等城市的发展表明，创意写作的高度繁荣，可以为社会相关领域提供稳定的读写能力教育支持，对市民文化素养、文化原创力的整体提升有可量化的促进作用。
首先，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可以鼓励创意写作教育发展，采用艺术硕士(MFA)专业化教学模式，培育上海创意产业需要的高质量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
对创意产业飞速发展的上海来说，具体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建立起完整的创意写作学科教学研三位一体的机制，通过文学教育的改革来确立创意写作的学科高地，为上海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具备文化创意能力的新型人才。目前，在中国，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都在加快创意写作学科建设。
其中，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是中国首家致力于创意写作理论研究并将之与创意写作教学、创意产业实践结合的科研单位。中心以创建中国化现代创意写作学科为目标，致力于欧美现代创意写作学科的整体引进和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现代化改造，改革中国高校中文教育教学培养机制，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创作人才及具有原创写作能力的创意产业核心从业人才。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
其次，立足于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开发社会化的创意写作教育产品，推动创意写作学科与文学创意的社会化、生活化运用。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的发展模式为例，在实践步骤上，注重创意写作基础理论，潜能激发、写作能力量化评估、工坊制教学方法、创意活动的组织管理、文化公益等创意写作教研成果导向社会化教育。通过组织社会化的创意活动，向公众开放，并为有特定的公众、团体、社区或部门服务。该中心注重在创意写作教育的框架下，强调相关的课程，如影视剧本、小说、故事、非虚构等课程要能培育具有创意能力的高层次写作人才，要求能出优秀作品，并开发面向EMBA等受众的社会化的精品课程;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帮助有抱负的学员知晓并运用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了解及把握文化创意的规律，还可以学习并掌握文学创意的技巧，为企业文化和营销策略开辟一块新的天地。这些实践将创意写作课程、工坊与公共文化服务节点衔接，能够孵化更多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模式，是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提升文化原创力的现实途径。藉此途径，可以让创意写作成为上海市文化与创意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2.探索文学发展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互为支撑的模式，促进公共文化发展。
在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理念下，文学之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表明文学创造与城市公共文化发展可以互相促进。
与UNESCO文学之都相比，上海本身就是创意城市框架下已认定的世界设计之都，上海的创意城市发展主要目标即在于“整合文化、技术和经济来改善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拥有丰富的文学资源以及发达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其中徐汇区名列中国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市范围内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也在飞速发展中不断完善。文学之都上海的启示正在于，应着手加大鼓励文学发展，借助文学创意激活上海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产品和体验模式。上海可以加强以文学创意为驱动的文化公益服务创新模式与公共文化示范区域文化活动标准体系的对接，通过活动配套与服务产品开发，让文学创造力量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新产品、新体验，并在未来数字化的智慧社区的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文化服务力量。
上海通过鼓励以文学创意为驱动的文化公益服务向各个区县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社区提供符合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标准化文化公益产品，以及参与市内各种文化创意活动，一方面可以使文学通过文化事业发展，帮助解决学科实践问题，还可以与各区县以及市内十五分钟文化圈对接，打造市民家门口的文化客厅，实现居民生活圈内的五分钟文化圈。这一实践路径的特点在于，让文学实践融入整个公共文化生活、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链的循环中，充分发挥文学实践在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中的基础功能和整合力量。
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为例，作为国内首家创意写作公益机构，主要提供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中急需的创意写作人才培养、孵化服务，以及社区文化公益服务。该中心立足上海本土开展文化公益服务，已经开始在社区内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尤其是线下实体运作的创意生活书坊，注重与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和上海市各区县公共文化发展服务体系标准的对接，加强社区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之间的联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做好公益阅读、公益展览、公益创意、公益读写项目等，形成符合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规章、体系接入标准的第三方公益力量。推动类似创意生活书坊文化公益项目的发展或创意生活书坊的公益活动，可以促进城市既有文化设施使用效率，让上海的文学创作与相关科研力量转化为公众看得见、可量化，适应现代大都市生活节奏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在上述基础上，上海还可以通过鼓励文学公益性创新研究和创业项目，带动相关就业的同时，为公共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有生力量。文学之都的发展经验说明，有效地将文学创造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衔接，在城市发展的宏观层面，注重文学创造对社会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的巨大带动力，在整体上有益于公共文化发展。基于上海的现状，鼓励文学公益性研究和创新创业项目实践，是促进公共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能够持续地培育具有文化创新意识和高层次写作、策划能力的人才，孵化有创造力的文学创意为驱动的创业公司，进而为公共文化发展领域带来新生力量。
结语
文学之都作为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创意城市类型，文学创造对文化原创力的提升、对现代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动的积极影响，已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本文立足于对上述七座文学之都的多角度分析，研究文学创造对文化原创力提升和城市公共文化发展两个方向的重要意义。对作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员的上海而言，充分借鉴文学之都的发展经验，对提升文化原创力、促进公共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葛红兵：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作者：葛红兵 刘卫东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10-19/164625395929.shtml
中国新闻周刊第58
4期封面
为什么是莫言
莫言是一个极具本土性的作家。他始终执著于描写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无论直面现实或重述历史，高密始终是莫言的精神圆心。
年轻时的管谟业与大多数农村少年一样，拼尽全力离开故乡的土地，但多年后，作家莫言又以文学虚构的路径回到故乡。和很多成名后始终把自己悬挂在都市中咀嚼记忆的作家不同，他终于明确，自己不但需要在精神上重返乡土，而且从生存经验上必须始终与故乡相连。对莫言来讲，故乡高密是一个切片，这里的一切足以反射出中国现实与精神的巨变。
诺奖将莫言真正推向了世界。但除莫言和其他几位有限的作家，中国的写作者在世界语境下显得颇为沉默。如今，中国作家的写作技巧早已不像过去那样与世界隔膜，但如何通过翻译和文学活动真的走进世界文学的视野，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
莫言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让文学归于文学，按照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推动文学才是莫言获得诺奖最重要的启示。
莫言：出高密记
他曾掉进粪坑，曾被小学开除，曾认为发表处女作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他从中国极其平凡的小村落里眺望世界，然后反观中国 本刊记者/陈涛(发自山东高密)
“我觉得，得了这个诺奖或没得这个诺奖，不会改变我的做人风格，也不会改变我的写作风格。”10月13日上午，莫言在高密市翰林苑小区的住所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获奖之后，莫言似乎成了“万能的”，据说他的获奖甚至拉动了某些股票价格的飞涨。众多问题向他抛去，关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钓鱼岛争端甚至中日关系都被问及。甚至有媒体多次让莫言推荐自己最欣赏的文学作品，莫言有些无奈地说，“太多了，没法推荐”。
“我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该我发言我就会发言，不该或者我不愿意，自然就懒得去说话了。”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表示。
事实上，在获奖前后，莫言都不愿接受采访，“想从热闹和喧嚣中解脱出来”。但在获奖两个小时后，莫言便于山东高密的一家酒店召开了首次媒体见面会。第二天下午2点半，当莫言出现在酒店二楼的电梯口，鲜花、相机、人群一齐涌向他。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来了更多记者。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什么会落在我的头上呢?”13日上午，莫言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及几家日、法媒体采访时说，“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提前20分钟给我打了电话，我感到既惊奇，又惶恐。我就思考，是什么原因呢?我配得这个荣誉吗?这是当时的感受。过了几个小时，我就很平静。”
“把„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人(只提)一个问题。”莫言落座在沙发上，对记者们比出“1”的手势。13日上午，他也回复了此前和村上春树的“博彩赔率”：“究竟是不是我和村上竞争诺贝尔奖，这完全是一种猜测。把两个作家所谓的PK类比于中日关系，更是一种玩笑。”
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短篇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到长篇《丰乳肥臀》《蛙》等，莫言的作品一向被看做是乡土气息浓厚，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学地域。
莫言研究会会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本土的文化对莫言的影响，也不会有莫言创作的这些作品和题材。他自己讲过，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小说的，我用的语言是高密的地方语言，题材也是高密发生的人和事。”
所以，文学馆外打着一条横幅，写着“根植故乡，莫言问鼎诺贝尔”。毛维杰认为：“他的创作离开了这种(故乡的)东西，去写别的东西，问鼎诺贝尔是不大可能的。”莫言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文学馆开馆于2009年，坐落在高密一中校内。这栋4层建筑里展出着莫言所写的书、信、照片，以及一些奖章和研究资料，目前下面的两层作为展厅，上面的两层在莫言获奖之前就已纳入“二期工程”规划。
“我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够把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够。”13日上午，莫言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事实上，莫言最初是反对建馆的。毛维杰回忆，“他自己曾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家乡再给我建一个馆，这不是引火上身吗?‟但是我们研究会一直坚持。”
“是否有先见之明?”
“当时我们只是说，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个中国作家。”毛维杰说。
“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同样，远在市区北郊的大栏乡平安庄，“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也挂在村子里。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获奖的当晚，平安庄隶属的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就赶制了100多条红色横幅，并买来烟花送到平安庄。“燃放了有两个小时。”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第二天早上，横幅就被挂在了村子和市区。
土地上已经很少种植高粱。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晒了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棒子，晾晒场旁边的墙壁上，横幅还打出了“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父亲与二哥管谟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晒了几堆玉米。这7间平房是后来修建的，“莫言旧居”还在北边的另一处。
屋外一直喧嚣，记者们的采访、拍照声响成一片，莫言的父亲静坐在炕上，90岁的老人听力不太好，这可以让他置身于尘嚣之外。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区的翰林苑，大儿子管谟贤在三楼，原名管谟业的小儿子莫言在五楼。
这几天，莫言的大姐管谟芬来到了二哥家，因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访，她要帮着烧饭和照顾老父的起居，有时顺便对记者讲上几句。但作为只上过四年学的地道农民，莫言获奖后，她“高兴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甚至在当晚“睡不着觉”。
读过高中并当过乡村干部的管谟欣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故居”，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事以及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导演张艺谋和主演姜文、巩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过一次饭，吃的是烙大饼、鸡蛋。
在管谟欣、管谟芬的眼中，莫言小时候“既聪明又调皮”。莫言的小学同学杨成国回忆，当时只有12岁的莫言正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开除。
“因为这个，我也很内疚。”从高密一中副校长任上退休的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传单带回来，他看了，就到学校去造反。”
少年莫言把学校的课程表撕了，然后说，“老师是奴隶主，我们不做奴隶。”管谟贤回忆，弟弟莫言当时约了同伴去串联，到了郊县住了段时间。莫言回来以后，学校把他开除。“文革”中，中农“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难被推荐入学。
令管谟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调皮捣蛋”甚至险些让后者在幼时丧命。一次管谟贤杏树下看书，忽然听到牲口圈里的厕所里有噗通的响声，弟弟掉进了粪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来，抓起来把他扛到河边，扒下衣服，让他„闭上眼‟，按到河里洗。”管谟贤回忆说，“然后我把他背回来，丢到炕上，让他老老实实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脏水，很惊恐。”
莫言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头上却说，“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瞎猫碰了死耗子”
在管谟贤眼中，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文字的东西都看，交换人家的书来看，帮人家干活换来书看，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莫言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把村儿里的所有书都看完了，连《新华字典》也翻来覆去地看。”
管家三兄弟都是书迷。莫言曾经在小说写到和二哥抢书看的故事。管谟欣回忆，“那时候家里用油灯，看书看到十来点，我母亲就吆喝，别看了，没油了。当时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我借的书不让他看，我藏着，他就偷着翻我的书。”
辍学后的莫言成了一个地道的小农民。管谟贤回忆，“他小学都没上完，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放牛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尽管当时学校也不读书，闹„文革‟，但是也很羡慕人家。” 而大哥管谟贤因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学，是乡里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家中“跳出农门”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学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读物。
“莫言小时候，大爷爷、父亲和我都叫他学医。他小学失学后，也跟着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过中医典籍。文化太低了，学医也不现实。”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曾提到他大爷爷和姑姑的行医经历。《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看过《蛙》，“那些讲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人物的经历有些跟我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她回忆起和书中类似的走村串镇，去做结扎的计划生育工作。
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对于本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蛙》，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它没有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
“我很早以前并没有想到他会拿诺奖，最近几年我有感觉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早。”管谟贤说，“早期莫言写的小说都会给我看，后来的《丰乳肥臀》，他写一章就会给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1976年，莫言参军，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时莫言和大哥管谟贤保持着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就是汇报当兵生活”。之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也都一直保持着手写至今。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1981年10月，管谟业给哥、嫂的信中写道。该处女作正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从此管谟业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即将“谟”字拆开。
管谟贤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处女作发表，又兼芹兰(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马上要做父亲，三喜临门，让我们万分高兴!”那一年，莫言的女儿出生在用高粱杆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来的“莫言旧居”。从发布处女作到获得诺奖，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家书放到了莫言文学馆。
“我对乡土的依赖性很强”
莫言的文学创作被广泛地认为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体提到，“你说自己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但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莫言回道：“我的创新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然后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的和外来的文学技巧，形成了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立体的写作方法。”这实际类似于诺奖的那句授奖词。
这时莫言的家门被敲响，没有人去开门。莫言接着说，“我原来是想逃离，后来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后来我慢慢成长了，觉得可以离它近一点对话。”
在问及是否因为翻译促成了这次获奖，莫言回应说，“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杰出的劳动，大家共同的努力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细数了翻译自己作品的翻译家：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是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国有杜特莱、尚德兰等。
在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看来，莫言受到齐文化影响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齐文化与莫言创作的关系”。1985年，当时还是大栏中学语文教师的毛维杰在《中国作家》上读到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栏乡。后来，毛维杰发现莫言就是大栏乡平安庄的管谟业，当后者从北京回家探亲时，毛就去找对方交流。1993年时，毛维杰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关于莫言的相关资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机兼秘书，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买东西，要赶大集，要理发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呢他要到处转转看看，我都得跟着他。”毛维杰总结说，“他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
争议中成名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争议中成名
莫言的成名史中从不缺乏争议。对于他作品的语言方式和精神指向都曾被“主流”指摘。但莫言在巧妙地选择沉默和不断发言之间渐渐突围
本刊记者/万佳欢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似乎愈发“左右不是人”。有些人争议他的体制内作家身份，有些人质疑他作品专以揭丑为主题，神圣化“龌龊、丑陋、邪恶”等负面文化，以此打动诺贝尔奖评委。莫言自己倒是很平静，“支持的批评的，都感谢。”他这样说道。
实际上，对这些他早就习惯了。在31年的创作生涯里，莫言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引发绝然相反的尖锐争论。在体制内身份和自己那些批判现实主题作品的夹缝中，他一路走向国际知名作家的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艰难的。
莫言的开局
1986年，36岁的张艺谋从《人民文学》第三期上看到了一部名为《红高粱》的中篇小说，兴奋不已。
彼时，这部莫言的作品正在引发文坛震动。1986年，莫言把这部小说寄到《人民文学》后，人们发现这部小说的历史观很不传统、很不教科书、很颠覆——抗日队伍怎么能那样抗日?莫言当时还在部队，一些老作家对此非常生气。
在那个大众读物匮乏、文学杂志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年代里，《红高粱》引发的争议迅速在文学界中掀起了一阵“莫言热”，其热度不逊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今天。
莫言没有想到，张艺谋的出现给“莫言热”又添了一把火。当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赶往北京，向莫言提出要买《红高粱》的电影版权。
当时已经有一些电影界人士向莫言表达了对《红高粱》的兴趣。但莫言一见张艺谋，看到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就觉得他很像自己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产生出一种信赖感。
张艺谋有点顾虑，说自己没多少钱，莫言说没事，你拿走吧。张又提出我们电影可能需要修改原作，莫言很爽快：“改吧，我又不是巴金，又不是茅盾、鲁迅。” 交易很快达成，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作为“编剧之一”，他还拿到了1200元稿酬。
1988年，电影《红高粱》一举拿下1949年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有分量的国际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固然借了小说的光，而与张艺谋的合作无疑也对扩大莫言的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夜雨霏霏》是莫言最早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那时是1981年。此后，他经过四年的摸索和积累，先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后才凭借《红高粱》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红高粱》也是《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读的第一部莫言小说。如今，叶开与莫言已是多年的朋友。在他看来，莫言迄今为止31年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阶段又各有一个代表性作品，其中1980年代的代表作无疑便是《红高粱》。它“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这部作品给莫言带来了第一个重要文学奖项——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直到2000年之后，《红高粱家族》仍在不断获奖并入选各种刊物甄选的20世纪优秀文学榜单。
1988年，莫言在《十月》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并很快出版单行本。小说取材于一则真实新闻报道：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后，因地方干部的不作为以及地痞流氓低价收购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导致了农民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骚乱。这一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找到莫言，提出希望翻译他的作品。他最早想翻译的并不是《红高粱》，正是这部直面当下农村苦难生活现状、且到直至今日都饱受冷落的《天堂蒜薹之歌》。
“葛浩文是一名相当有文学鉴赏力的汉学家，”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写得触目惊心，本身就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而且在艺术、结构上已经十分高超。”
不过，出于世界性市场的考虑，美国方面还是决定先推出《红高粱》。莫言得到了让当时的人们嫉妒得不得了的版税，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
看起来，莫言获得了一个文学创作上的“梦幻”开局。
争议中的创作高峰
虽然一度为中国带来文坛热潮，但莫言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
1987年，莫言在自己的中篇小说《欢乐》里，用异常残酷的笔法描写了乡村中学复读生齐文栋参加高考的悲惨故事，其中的“丑陋不堪”的母亲形象招致了广泛的批判。另一个中篇小说《红蝗》也因其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的亵渎精神，让评论家们表纷纷示完全无法接受。
写作实验上的突破开始升级，创作于1989年下半年的长篇小说《酒国》讲述了一个奇幻而大胆的故事：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前往调查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也没能经得起诱惑，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酒国》完全征服了自己，其中的语言探索、实验，完全不输给世界上那些先锋的小说家。”彼时，曹元勇与莫言尚未结识，如今曹元勇已编辑出版莫言多本著作，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
《酒国》中那个带有极强隐喻的故事没有刊物敢于发表，当小说费尽周折、终于出版后，国内批评家却一直保持沉默。
1995年春节，莫言开始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采用家族史的方式，波澜壮阔地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语言极具爆发力。莫言认为这是自己最为沉重、最为重要的作品，它同时也被《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认作莫言在第二个创作阶段的一部总结性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
年底，《丰乳肥臀》由《大家》发表，不久便获得了首届“大家文学奖”，奖金空前地达到十万元。得奖当日，莫言就预感到“麻烦即将来到”，接着他果然遭受了“空前猛烈的袭击”——这部书的“艳名”早就被批为出于商业包装之目的，而后又被冠以“反共产党”和“性变态”的罪名。他还因此受到了很多老作家写告密信的中伤，上头让他写了一份检讨书，又要求他写信给出版社，让他们销毁、禁止自己的作品。莫言后来在散文《读鲁杂感》中写道，“如果我胆小，早就被那些好汉们吓死了”。
《丰乳肥臀》事件后，莫言沉寂了四五年，除了写过一些电视连续剧，基本在文坛消失。1998年，他把自己重新写成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寄到《收获》杂志社，并连续在《收获》上发表了四个中篇。叶开和同事们发现，“他的语言运用更加精妙、更为收放自如”，他由此将莫言消失的几年称为沉淀期、积累期及反思期。
2001年，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继续把他那种极端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而2006年的《生死疲劳》则被叶开认为是莫言作品中“浪漫世界和残酷现实的汇聚”，也是他第三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品，不过，“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到2008年，莫言终于凭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蛙》获得了中国大陆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
31年来，莫言仅小说就发表了80多篇短篇、30部中篇和11部长篇，数量蔚为可观。而在很多高等院校长时间使用的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三部莫言小说被编者提及，《丰乳肥臀》只被简单表述为“作为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除了沿袭《红高粱》的叙述框架外，在思想和艺术上尚没有一个更新的质的飞跃”。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当代文学的隔离都很严重，”叶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莫言的整体的评判，我觉得实际上整个中国文学界是失语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实在是不称职。”
与之相对的是出版社对莫言的争抢和追捧程度。莫言绝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无人问津的作家，他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一批读者，一直比较畅销。在中国大陆纯文学作家中，叶开觉得他作品的销售量可以排到前五位。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莫言一直维持着跟国外译者、出版机构的良好关系，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实际上，莫言成为诺贝尔奖获奖热门人选的消息已经传了七八年，“在世界的文学格局里，他其实很早就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 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华语文学尚处于世界文学边缘地带的背景下，他还凭《酒国》获得过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又曾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国外重要奖项。
外国读者喜欢他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类似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马孔多”的“高密东北乡”，也对他极强的表达能力印象深刻。2000年《酒国》推出英文版之际，莫言前往美国，在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多所大学连续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至于能跟出版社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叶开认为与莫言的性格有一定关联。“莫言本身是一个不太重利益的作家，对版税等方面的要求都不会斤斤计较，也会设身处地为别人打算。”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给曹元勇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谦卑”。1998年3月，刚刚参加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曹元勇在北京第一次拜访了莫言。此前，他写过一些莫言的书评，又在攻读博士期间为出版后默默无闻的《酒国》抱不平，跟叶开、张闳做了一次针对《酒国》的三人对谈，把整理后的三万多字寄给了莫言，这样便渐渐跟他有了些联系和交流。
曹元勇给莫言打了电话自我介绍，愣头愣脑地去了他家。想不到，莫言给他泡了茶，“丝毫没有摆架子”。两人天南海北，聊《丰乳肥臀》在日本出版的问题，聊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奇书《哈扎尔辞典》，又聊自己的家乡。临走时，莫言说跟曹元勇聊天很受启发，还递给他一盒家乡产的香烟。
叶开对莫言的印象同样是“好讲话”。“作为一个编辑，觉得他为人爽快、大方;作为朋友，跟他开玩笑会很自在，他不会很端、很装，”叶开说，“他那一批作家里太多端着架子的人了。”
由于“好讲话”，出版界、科研机构纷纷约请莫言进行与海外作家的对谈活动。“他很厚道，推辞一次两次，后来完全推不下去了，也就不忍心拒绝，”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然，这与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及其他作家对他的认可度有很大关系。2002年春节，一直欣赏和推崇莫言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亲自与NHK电视台一起前往山东高密，对莫言进行了采访与对话。2007年，莫言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进行了单独交流，又与韩国作家黄进行对谈。
莫言的对话对象甚至包括通俗文学作家。2012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莫言在上海与来自日本的悬疑小说家阿刀田高进行对话，主题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及小说的影视作品改编，除了严肃文学爱好者，对话吸引来不少侦探小说迷。
“莫言之前在日本跟阿刀田高就见过，”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会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觉得对方是个畅销小说家，就刻意不去跟他进行交流对话。”
如此一来，莫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成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作家。除了跟海外作家频繁对话，人们还能从《幸福时光》《暖》《太阳有耳》和《白棉花》等影片中了解到他的作品——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影片都失去了1980年代“电影为文学开路”的影响力，但仍让部分观众知道并开始了解莫言。
和一些作家不屑于评论界的状态不同，莫言乐于与批评家交流看法。2003年，他与苏州大学文学评论家王尧的《莫言王尧对话录》出版，引起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关注。
莫言曾把自己形容为“作家中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当年他给自己起了笔名“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需要不断地说话。
2001年，他在苏州大学演讲时说，“来苏州大学玩耍是我愿意的，但来苏州大学讲话是我不愿意的。不讲话王尧先生就不会给我报销机票……所以就只好坐在这里讲话。这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的时代，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莫言在西方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莫言在西方
莫言是海外学界最熟知的中国作家之一，不可否认，对于莫言的获奖，众多海外译者、出版商、媒体和学者的“共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刊记者/吴子茹
年届七十，瑞典汉学家罗得保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到莫言的名字时的情景。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朋友的家里住进了一位中国客人。罗得保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经常过去聊天。有一次问起中国最近有什么不错的作家，“莫言吧，他有本《红高粱》不错，”那位中国客人很简短地说。
1990年，罗得保有机会再次来到中国。一到北京后，他就开始到处找莫言的小说。那位中国朋友所说的《红高粱》，还有一本《天堂蒜薹之歌》，当时也已经出版。他很快就读完了，“非常、非常喜欢，它反映了当代的中国，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描述的有些事情我也很熟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七年后，《红高粱》被译成瑞典文出版，2001年，《天堂蒜薹之歌》的瑞典文版也得以出版。这两本小说与后来的《生死疲劳》一起，被许多人当作莫言进入瑞典文学院视野、并成功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契机之一。这三本小说的译者都是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出版商就是罗得保，他直接促成了前两部作品的翻译。
时隔多年，罗得保回忆起他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无限感慨，“应该得的，很多中国作家都很优秀，就是西方人了解太少了。”
“可能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吧”
罗得保的“鹤”出版社，也许是全世界规模最小的出版社，只有罗得保一个人，主要出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但由于特殊的经历，而且自己又是汉学家，罗得保更偏好中国文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得保先后两次到过中国，在《人民画报》社任翻译工作。1977年回国后，他继续学习中文，读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学，并且自己翻译了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等。
毫无疑问，在瑞典这个人口只有900万的国家，莫言的读者数量远不及英文、法文、日文等读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小说被翻译成瑞典文，对他获得诺贝尔奖显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次下楼买菜的时候，罗德保又遇到了邻居、同为中文翻译的陈安娜，“鹤”出版社刚出版了她翻译的苏童小说《妻妾成群》。这次罗得保跟她聊起了莫言，“没想到娜娜也听说过莫言，她也很感兴趣，”这让罗得保很惊喜。陈安娜于是开始着手翻译《红高粱》。
“我们经常在买菜的时候碰到，因为住得太近了，都是学中文的，见面离不开聊这个。”罗得保笑着回忆往事。
然而，如同多数中国文学作品的命运一样，《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在瑞典的出版，依然让“鹤”出版社入不敷出。罗得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每本的印刷量大概在1500到2000本之间，远远不能收回成本，即便如此，仓库里还是剩下许多卖不出去。
罗得保经营了五年“鹤”出版社，最后负债累累，只好将出版社免费转让给另一位出版商，自己去欧盟当翻译，谋生还债。但莫言的名字却因此得以进入了瑞典文学界的视野。这两本小说的出版，对瑞典的文学界了解这位中国作家，“可能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吧，”罗得保十分谦虚地说道。罗得保说他至今都没有见过莫言，有一次莫言去瑞典，恰好他不在国内，“特别遗憾啊，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见到。”
今年5月，陈安娜花了六年时间多次翻译修改的《生死疲劳》终于得以出版。此前，“鹤”出版社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只出了1000本，毕竟有前两部书的教训。虽然距离上一次出版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之久，但显然，在“鹤”出版社新的老板看来，出版这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一个十分冒险的举动。
“觉得太厚了，怕没有人看”
与在瑞典的“冷遇”截然相反，莫言在其他很多国家，早已是深受当地文学界欢迎的作家。
早在1989年，日本翻译家井口晃就翻译出版了《红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红高粱》(续)。尽管井口晃在译者注里对这两本小说有不少指责，但从此以后，日本对莫言的关注就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他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相继被翻译介绍到日本，莫言在日本文学评论界广受关注，甚至得到了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极力推崇。
1996年，日本有名的翻译家藤井省三将莫言的《酒国》翻译成日文出版，为了让日译本更为通俗易懂，他在标题下加上了“特派检察官丁钩儿的冒险”，作为这本小说的副标题。藤井省三的导读也较为中肯，认为作品是“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与这次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如出一辙。
英语世界的批评家和学者们的评价也相对较高。“在美国和欧洲，几乎大多数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莫言是中国少数几个最为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里斯· 拉伏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余华、王安忆、残雪等，这一批作家都非常不错。”
“莫言的作品根植于中国的农村，他的写作有丰富的精神性，它笔下的人和物，有时候很疯狂，有时候又很荒谬。它们完美地将这段时期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乡村，用传统的讲故事的风格描述了出来……”拉伏林评论道。
然而，如同对其他小说作品的认识一样，更多的西方出版社及媒体对莫言作品的关注，并非完全像拉伏林一样从纯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很多时候，考虑得更多的因素还是题材。
“哪部小说在中国被批判了，就翻译出版，哪个受批判，外国版权就买哪个，”莫言自己对这一点曾经似乎也很无奈。“80年代初的时候有电影开路，我，余华，苏童。现在电影开路也不是特别行了。”
作为《生死疲劳》的德文版译者，郝慕天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年，她拿着《生死疲劳》的一小段译稿去德国找出版社，结果吃了不少闭门羹，“都觉得太厚了，怕没有人看。”而翻译计划生育题材的《蛙》时，德国一家大出版社欣然答应。
“计划生育这个题材的原因很多人感兴趣，我觉得读者也都会比较感兴趣，”郝慕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特别不理解，但也知道这是中国一个很敏感的政策，都比较感兴趣。”
《蛙》出版以后，广获好评。欧美重要的媒体如纽约时报书评版等，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莫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让他成为最受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
一次采访中，莫言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了他的作品在海外的关注情况：总的来说，关注度最高是《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这四部作品。《生死疲劳》由于出版时间相对比较晚，莫言已经有了一定名气，所以也就成了关注度最高的小说。
莫言细数不同语种的翻译：“荷兰文大部分通过英文转译，难说了，英文的葛浩文嘛，首席翻译家，日本的藤井省三是很有地位的……德语翻译我拿不准，《檀香刑》这东西我怀疑德语根本翻不过去，能按原来风貌呈现一半就很幸运了。”
据莫言回忆，最早找到他说想要翻译他的作品的，是一名法国人。他想要翻译《红高粱》的第一部，当时出版社和译者签了一个没有期限的合同，出版社想要出全文，但是一直到现在，《红高粱》的法文版也只有第一部。《生死疲劳》的法文版在上市两个月后就卖到了八千本，当时就先后加印了两次，莫言在法语世界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之一，莫言获诺贝尔奖，与他的小说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顾彬对莫言的作品有诸多批评，但他也承认，与其他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相比，西方世界对莫言作品的接触和认识多很多。
在莫言作品的所有译本中，顾彬最看好的就是英译本。“葛浩文不光翻译，他还再创造原文，虽然德国的翻译家也都很不错，但是恐怕都比不上他。”顾彬认为，葛浩文的翻译十分优美，将莫言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奉献给了英语世界，这让他在英语国家广受好评。
“现在变成他们整天催我啦”
《蛙》是郝慕天翻译的第二部莫言作品，不同于英语和瑞典语有固定的译者，在德国，莫言的译者比较多。
2006年，莫言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生死疲劳》刚出版不久，德语译者郝慕天就读到了中文版，刚读了个开头，郝慕天就被里面的轮回和黑色幽默所震撼，“特别激动”，她接着开始联系作者莫言、在德国找出版社。郝慕天回忆，她当时并没有想太多，一心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把它介绍到德国去。”
早在1987年，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在波恩大学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周”，向他的学生介绍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家，其中就包括莫言。顾彬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莫言也在德国，有一段时间还住在顾彬位于波恩的家里。从那时候开始，莫言的多部长篇小说就已经陆续被翻译成德文出版。用顾彬的话说，在德语世界，“莫言的书卖得都还不错。”
然而在联系出版《生死疲劳》时，接下来的过程却并不太顺利。跟莫言本人谈妥以后，郝慕天拿着自己翻译的25页内容，包括自己对这本小说的评价，辗转联系了德国几个比较大的出版商。回答基本上都差不多：这本书太厚了，他们担心德国的读者不太喜欢，销售情况不会太好。
除此以外，他们也担心小说里讲的轮回故事，德国读者没有办法接受。“这里的基督徒并不信轮回这个东西，”郝慕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看，一种文化要被另一种文化接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郝慕天还记得自己首先节选出来翻译的内容，是小说的第七章，关于毛驴的那一段。高密人要把这只轮回的毛驴打死，“这个地方就很感人，它很玄，深度也出来了，”郝慕天说，“翻译的时候就一边哭，又一边笑，自己感动极了。”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家比较小的出版社，霍勒曼。郝慕天说，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德国媒体一拥而上，霍勒曼成了媒体的焦点。
11日当地时间12：55分，距离诺贝尔奖揭晓还有5分钟，郝慕天突然强烈预感到莫言可能会得奖。5分钟后，《蛙》的出版编辑打来电话：“你能不能翻译快点啊，这本书我们要赶紧出!”
“现在他们可后悔了，”郝慕天说，当初她也曾拿着《生死疲劳》25页的翻译，希望现在这家出版社能合作，但是他们拒绝了。后来谈出版《蛙》时候，郝慕天希望今年底能出来，因为她知道今年是中国的龙年，是很吉祥的年份。然而出版社那边并不着急，总想往后再推一推。对他们来说，出版《蛙》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现在变成他们整天催我啦，说快点快点，” 身在德国汉堡的郝慕天，电话里难掩自己的兴奋，“本来12月打算去中国的，这下肯定不行了。”
博彩公司的秘密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博彩公司的秘密
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彩，近年来愈发热闹，而博彩公司开列的赔率表名单也愈发精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背后有着怎样的操作方式
本刊记者/吴子茹
北京时间10月10日上午，距离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只剩下几个小时，欧洲博彩公司优胜客(Unibet)突然作出一个决定：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赔率下调到1赔4，中国作家莫言的赔率不变，依然是1赔4.5。优胜客的赔率表上，一直以最低赔率稳居榜首的莫言跌到了第二位。
这意味着，优胜客作为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最终认为村上春树获奖的可能性大于莫言。而仅仅就在几天前，另一家著名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的赔率表上，爱尔兰文学元老威廉·特雷弗的赔率由100降低至8，成为一匹黑马。一直稳居赔率表第二的莫言，此时退居第三。
诺贝尔文学奖博彩市场风云变幻。而在遥远的中国，一大批关心这一奖项的人们，心情也随着赔率表上排名的升降而起伏不定。中国作家莫言是否真的有机会问鼎诺贝尔?时间回到北京时间11日下午七点前，一切，都还未知。
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
8月20日，优胜客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今年的赔率表，正式启动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项博彩市场。中国作家莫言的赔率最低，以1赔4位于榜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为1赔8。
这一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然而直到10月上旬，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莫言仍然稳居优胜客的最低赔率。此时，在另一家著名博彩公司立博的赔率表上，村上春树则在最低赔率占据榜首，莫言第二。
中国国内的诺奖情结再次被点燃。
此前，立博公司曾分别猜中2004年的诺贝尔获奖者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2005年的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以及2006年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去年获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优胜客的赔率表上一直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在立博的赔率表上位于第二名，与今年中国作家莫言的排名一样。
“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莫言在全世界文学爱好者中很受欢迎，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最后一次调整赔率之前，优胜客的公共关系负责人麦克·皮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博彩本来就是一个打赌的行业，我们选择相信中国作家莫言。”
事实上，从赔率表出炉后，客户纷纷下注村上春树，莫言虽然排在第一，但他的实际支持率一直远远低于村上春树。尽管如此，一个多月以来，莫言最低赔率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优胜客甚至还将莫言的1赔6.5下调到了1赔4.5，博彩公司对莫言的信心显而易见。
然而直到诺贝尔奖揭晓前的最后一刻，优胜客终于改变了想法，将莫言调到了第二。原因是他们搜索各社交网站、博客等，发现“莫言受欢迎的程度已经降到了村上春树的后面，并且一直以来村上春树的支持率都很高。”
这并不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出现在这样的名单上。去年优胜客的赔率表上，莫言就曾以1赔12.50的赔率排在第五名，而在最近几年，诗人北岛则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名单上。但如今年这样，中国作家处于如此靠前的位置，还是第一次。
一只蝴蝶扇动了它的翅膀，搅动了整个中国。诺贝尔奖揭晓的前两天，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莫言可能获奖的消息，微博上也吵成一片，其中有期待和祝福，也有讽刺和挖苦。莫言回到位于山东高密的老家，正如他的笔名一样，不发一言地关了手机。
赔率表名单的秘密
作为欧洲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优胜客将它的网站设在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项的诞生一样，优胜客公司关于这一奖项的赔率表也在这里产生并公布出来。这家创立于1997年的博彩公司，提供体育、游戏及网上扑克等多项博彩业务，客户对象来自全世界范围内的150个国家，共约6700万人。
2008年，优胜客首次涉足诺贝尔文学奖业务。到目前为止，参与这一奖项的投注者则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之所以涉足这一市场，是因为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客户“多数有十分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学识，对文学有很好的涉猎和比较浓厚的兴趣。”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50年内不公开，所以要猜测每年的获奖名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根据传言，这类博彩公司都有得到“内幕消息”的特殊渠道。然而对于这类传言，优胜客公共关系负责人麦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并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和“关系人士”，一切都只是基于专业研究基础之上的推测。“莫言最终是否胜出，在答案揭晓的那一刻之前，谁都没办法知道，我们和大家一样十分紧张。”
麦克说，在8月20日正式开出这个赔率表之前，公司经过了广泛而且严格的资料搜集和整理，综合了文学读者和评论界等各方面因素，经过仔细研究和推敲，最终汇编出了这样一份赔率表。但公司里并没有传说中的文学研究团队，专门来做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市场的工作。他们专门聘请了一位“阅读量十分广泛”的人士，这一资料研究过程自始至终都由他来执行，每年的赔率表也是由他汇编而成。
无独有偶，另一家博彩公司立博的公共关系负责人阿莱克斯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所谓的研究团队并不存在，立博也有这样一位神秘的文学爱好者，负责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选择恰当的时候即时对赔率作出调整。
资料的来源很广泛，作家的作品质量、翻译和销售情况、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和同行、文学记者中的名誉度，都成为其是否有资格问鼎诺奖的因素。阿莱克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莫言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西方，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很受读者欢迎，这是博彩公司将莫言的赔率设置较低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圈内其他作家和评论者对莫言的评价。优胜客之所以将莫言列为赔率最低的作家，最重要的还是考虑了这一因素：同行作家以及文学评论家、记者等对待莫言作品的肯定态度。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莫言公开的多次推崇，这是优胜客认为莫言最可能获奖的原因之一。
经过资料研究后，优胜客认为，莫言“在很多中国作家都保持谨慎态度的时候，莫言用一种自由的表达方式来写作，并且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而这一点，恰恰是“在欧洲文学界尤其受欢迎的一个方面”。此外，莫言坚持用墨水和钢笔写作，一笔一划，这也是优胜客猜测他更受瑞典文学院评委喜爱的原因。
“他们喜欢这样传统的写作方式，据我们所知，莫言的上一部作品《蛙》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麦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们的预测接近准确”
虽然长时间以最低赔率位于优胜客赔率表的榜首，但与村上春树相比，人们似乎并不看好莫言。
共有两万多人参与了优胜客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彩项目，这些客户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然而自从赔率表开出以后，对村上春树的下注持续保持在62%左右，莫言则仅占21%。这一大致比例一直持续到诺贝尔奖最终揭晓之前。另三位上赔率表的作家，79岁高龄的荷兰小说家赛斯·诺特博姆、意大利作家达西亚·马瑞尼和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奥茨，则都鲜有下注者。
另一家公司立博的赔率表上，村上春树和莫言同样长期“对峙”，只不过二者调换了位置。直到答案揭晓前几个小时，爱尔兰文学家威廉·特雷弗的赔率突然由1赔100突然降至1赔8，莫言则取代一直位居其后的赛斯·诺特博姆，成为榜上第三名。
此时，关于村上春树即将胜出的消息愈传愈烈，优胜客也决定调低村上的赔率。
麦克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最后时刻改变赔率的初衷：“根据我们的研究，莫言一直是最受文学评论界等各方面欢迎的，但就在昨天，他的支持率跌到了村上春树的后面。”
通常情况下，赔率表开出以后，博彩公司时时关注博客、社交网站，看大家对莫言、村上春树及其他上榜作家的看法，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专家、学者和记者的看法，并且想根据这些资料来改变赔率。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很在意这些看法，这些都可能是影响诺贝尔奖最后的归宿。”
然而，就在几大博彩公司难得一致地认为村上春树会胜出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北京时间11日下午七时，答案终于揭晓，这场村上春树和莫言之间的战争，终于由中国莫言的胜出划上了句号。
“就是这样了，我们的预测接近准确，已经不错了。”最终结果出来以后，优胜客方面略带遗憾和自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保证绝对命中，有意思的是，你为人们猜测和下注提供了基础，这就够了。”
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54人参与)
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文/谢有顺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记者说，这是文学的胜利。但尽管莫言的作品早已登堂入室，也为主流文坛所认可，可他的写作风格、艺术趣味、精神特征，其实一直都是反叛的、孤立的，他是文学的异类，并从未停止自己对文学的探索——无论叙事角度、话语方式，还是他对人性与社会的警觉。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它堪称是中国小说界的天外来物。这部小说，敞露出了莫言身上难以压抑的才华，他对苦难记忆的处理，对现实隐忍的抗议，对叙事角度的自觉选择，以及通透的感觉、杰出的语言能力，都远超同时代的作家。而且，这部小说还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黑孩。
那是在1985年，莫言30岁。那个时候，中国多数作家还在一种旧有的艺术惯性里写作，但此时的莫言已经从现有的秩序里出走，成了一个文学的先锋，他所理解的写作，不是摹写社会现实的镜子，而是提纯自我经验、省思心灵苦难的容器。
这种全新的探索，不仅重建了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昭示出写作的个体时代真的来临了。
这是一个有声音的作家。“黑孩”所听到的，不仅是社会的喧嚣，也有内心的呢喃，有灵魂拔节的声音。正是这种出神的、幻化的、泛灵的、隐秘的声音，构成了莫言作品中奇异的段落。之后的《红高粱》《欢乐》《丰乳肥臀》《野骡子》《檀香刑》《蛙》等作品，都是众声喧哗的写作。
莫言不仅能写出不同声音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能让这些声音对话、交流、沉思、争辩，无论表面怎样热闹，莫言都能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压抑和被损害的声音从他作品中尖锐地响起，那种拔地而起的悲怆与华丽，会突然打开一个巨大的空间，进而挣脱现实的束缚，让读者逃逸到想象世界里去经历那些心灵的事变。譬如《檀香刑》，人的哀鸣、英雄的悲声、良心的悸动、喑哑的死亡，这些声音，最后都成了人性的幕布，当“猫腔”响起，就像一个巨大的回旋，一下就把各种声音的对话和激辩都吸纳进来了，整部作品既充满喧嚣，又归于寂静，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就此而言，《檀香刑》肯定是当代文学的经典。
莫言处理多种声音对话的能力，令我想起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不只是聆听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不论它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听那微弱的声音和观念。”而在莫言的心中，那些“微弱的声音和观念”，显然比“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更重要，也更让他着迷：“黑孩”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四十一炮》里，饥饿的肚子总是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这些声音里，甚至还洋溢着食物的味道;《丰乳肥臀》和《蛙》里，甚至万物都会说话，都在发声……
莫言的作品没有图解和定罪，也拒绝成为某种社会思潮的传声筒，他走向大地、民间，所着力倾听的是那些粗野的、生命力旺盛的、被遗忘的声音，他要让这些声音从黑暗中、地狱里走出来，成为任何主流声音所无法抹杀的存在。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莫言的作品风格，为何会如此大胆、恣肆，甚至还有大量肉欲、淫荡、邪恶、血腥的描写，他要书写的，正是这种现世的罪与恶，苦难与污秽。他当然也向往美好，比如《蛙》，就有对生的关切与礼赞，但这样的段落很少，他更多的是摹写现世在欲与恶中的狂欢。
只是，莫言面对如此嘈杂、赤裸的罪与丑，他不轻易作出道德审判，他深知，文学的道德不是决断、斥责和批判，而是发现、理解与宽恕。
这仍然是非主流的。正统的文学观，总是教导作家要有是非善恶观，态度鲜明、立场明确，但莫言的文学世界是野生的，他想描绘生命的热烈、顽强、粗砺、荒诞。他也悲悯，但藏得很深。他笔下的故乡、人、动物、植物，甚至河流和石头，充满的是原始力和生命美，这不是传统伦理教化的结果，甚至也不是乡间文明培育出来的面容，它更多是出于生命的自在状态，是一个在想象里生长的世界。
莫言的写作，很好地诠释了写作是一种造物的真义。
而莫言所创造的，正是一个野生的中国。这个中国，我们在历史书中未曾读过，在过往的文学作品里也无从比照，它来自莫言的记忆与想象、戏谑与虚构。他着迷于呈现自己看见的和想见的，却拒绝为它们归类。那些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驯化，更是难觅踪影。有人试图把莫言的作品解读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并指证这样的写作与主流思想之间有一种甜蜜的关系，那确实是没有读懂莫言。
这点，还可从莫言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中得到论证。“五四”以来的主流知识界，思想是启蒙的，语言是白话文的，艺术方式是现实主义的，表达上也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但莫言的写作，显然与这样的主流格格不入。实际上，莫言作品中对“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充满着不信任，《檀香刑》之后，他对西方话语也开始怀疑，于是，他的小说，开始恢复一种说书、说唱的民间叙事传统，在语言的选择上，他也是反普通话的，大量来自乡土、草根、方言、地方志、民间艺人的词汇、语法进入他的小说——他要恢复语言中那些被文化与教育所删除的枝蔓、血肉和味道。
所以，莫言的小说语言往往泥沙俱下、一泻千里，并由此遭遇许多诟病和批评。就传统的语言观而言，这些批评自有其道理。但我想，莫言的骨子里正是要反抗原有的语言伦理，并试图接近一种语言的本真状态，保存语言中那些活泼的生命因子和毛茸茸的语言状态。
假若语言是一道洪流，那洪流过后，终归有石头沉下来——莫言所追求的语言境界，正在于此。
莫言从一开始就是反叛的，也一直未能被主流文化所成功消化，他的小说，无论精神指向，还是叙事风格，都是先锋的、独立的、非主流的。他没有成为这个盛世的合唱者，他眼里所看到的，也多是受伤者和软弱者，他写的，就着中国庞大而坚硬的现实而言，是边缘的，是经常被人忽略和删除的。因为莫言的存在，中国终于可以向世界呈现出自己的另一种风貌，一种和当下的宣传、书写所不同的风貌，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有着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三个方面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教法上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倡导多向交流，相互启发。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语文教法;学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05-02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在激发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但教法多种多样，而且学法也多具自主性的鲜明特点，对今天各层次的语文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大体而言，首先它为全体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会，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语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现代化，从语文的角度促进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和培养。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语文教育亦有诸多误区。比如，中小学语文教育围绕各类考试指挥棒而动，呈现出应试教育主导的现实困局。根源于此，学生在语文素养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习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和动机，只是迫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被动学习，更不用说学习语文可以满足心灵之提升与理想之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应试教育强调知识和技术而轻视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极大程度上减低了教育的人文内涵，造成人文内涵的大幅缺失。同时，应试教育无视提升国民素质的精髓，仅仅采用“过筛子”和“掐尖”之法，人为生产出一大批只认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败者”。其次是教育体制管得太死板。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陈旧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级教育部门的因袭依赖，混日子、不出乱子的心态普遍存在，既无心更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会风气的影响，教师素质日趋空洞化，普遍沦为“不读书”状态。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教师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文化素质空洞化，满足于追逐物质利益，而对自身素质缺乏反思。
以上还主要是教育的总体格局上的制约因素。具体到语文教学上，当下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往往十分诱人，但在教法上却相当落后。老师们习以为常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思路，介绍作家生平，联系时代背景，归纳段落大意，概括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色成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师照本宣科地极力兜售，颇似一个人在真空中表演，而讲台之下的学生却昏昏欲睡，像老僧入定。这种授课方式以老师的单向度传输为主，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漫不经心地听，极少互动和反馈。这种单调枯燥的教法和学法势必助长学生的厌学之风，提不起对语文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内涵，扩展其人格成长的空间。20世纪以来，由于一批唯西方价值观是从的激烈的反传统人士的鼓吹，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学教育的精华一概被斥为封闭、守旧、反动、复古，好像其中皆为糟粕，应全部打倒。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许多宝贵的材料、经验和智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总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奉行以“五经”、“六艺”为基础和核心的、包括众多文化经典在内的一种文学教育。它突出了以书面雅言为中心的语文，表现出对具体语文材料(即经典)的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讲，现代语文教育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并且面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实，有着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场。显而易见，与古代文学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基于分工，其命意、内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学教育狭窄了许多。我们应当向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取经，以期改变目前语文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着力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深刻把握教法的灵活，学法的自主。笔者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为语文教育的完美实施而逆向回溯，乞灵于历史的成功经验，重新激活古法的灵光。
首先，教法上应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当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上，通过制订周密的教学计划，密集地安排课程、实践实习等活动，以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种措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根源上引导学生自发的学习动机。孔子作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论语》中记载圣人语录说“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即是有力的明证。如果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解惑、点拨、督促、评估等教学活动中，就能够为整个教学过程灌注生气，增添活力。正如当代学者所总结的，“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②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敢于破除陈规，立足创新，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运用灵活多样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上述孔子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法，还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也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授书法、读书法、讲书法，即多读、多背、温故、讲书四个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时期，书院到处开花。老师多为名师鸿儒，他们多采用讲授法，讲授次数很少但水平高，往往还能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程度，组织辩论、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思维。
其次，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诵读是古人学习诗文经典的不二法门。《昭明文选》是由南朝梁代萧统领衔首创的“文选型”教材，欲入文学之门，必先诵读前贤名作，朝夕揣摩思虑，精读讽诵，通过渐进式领悟，方能得其三昧。此法暗合语文教学客观规律，既能传播知识，又具文学价值，具有示范作用，为以后历代的文章选家所效法，的确成为学习语文的理想模式。《朱子语类》记载朱熹论读书之语亦给人启示良多，“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③但现代语文教学强调理解的重要性，注重融会贯通基础上的记忆，批判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直斥其笨拙机械。于是语文课堂变成的老师的“肢解”表演，它把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章活生生地分解成段落划分、中心总结和字词理解等部分，这样的重复劳动于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理解能力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古代的文学教育十分重视文章的阅读和背诵，古时孩童入学后即开始诵读诗文经典，但不要求全然理解，而是利用其机械记忆程度高的特点，先记住书中内容，待其长大和阅历增加之后再慢慢消化，在诵读的同时，要求学生记录自己的心灵感受，尤重体验和感悟。通过这种熟读精思之法，积累语言材料，形成语感，既培养读书习惯，也锻炼了学生的记忆力和专注力。学生因此可以蒙受先贤的思想熏陶和智慧启迪，感受文学之美，寻觅人生乐趣，领悟文化底蕴，从而实现文学教育的价值，养成优良的人格。当然，重视诵读并非一味呆读、傻读，重拾传统也非一味师古、拟古，而是传承、创新并举，使之相克相生。对于语文教学，我们既不能一边倒地追随西方教育理论中的民主、对话、合作的观念而忽略诵读，也不能重返20世纪中后期语文教学一味分析讲解的旧途。
201102010424 11级汉语言文学4班 赵一赫
1、莫言获诺贝尔奖对当代文学的启示与影响?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于莫言的，这一消息沸腾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从上世纪中期以后，国人翘首以盼的诺贝尔奖终于花落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它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它的名字那么简单。沉寂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终于扬眉吐气，以胜利者的姿态站立在世界面前。在此之前，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虽有一点成就，但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却是九牛一毛，其影响力远不及唐诗、汉赋、宋词。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必将一举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萧瑟处境，是给中国文坛打的一剂强有力的兴奋剂。
然而，当兴奋的余温散去，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审视这个诺贝尔奖。毋庸置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孱弱现状令人堪忧，或许我们能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上找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语言独特，穿透性强。首先，莫言在小说中善于使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如在《金发婴儿》中：“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化听觉为嗅觉，借此表达声音的穿透力，使人身临其境。其次，小说语言形象可感。如《红高粱》中这样写道：“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陌生化的语言却意外给人以音乐性的享受，生动淋漓地鲜活了奶奶的形象。最后，莫言小说中的比喻是非常有个性的。如把高密人比作白鳝鱼，肥肥的白鳝鱼——从头到脚一根刺，呆头呆脑，实在让人摸不清他是自豪，还是恨铁不成钢，抑或是褒扬。
无关成败，讴歌人性。莫言在一种不纯粹、不完美的环境中来表现人性的美，他把丑恶和美丽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在一个很混沌的、很复杂的时空中展现人性。他的作品《蛙》中充斥着对人性的描写。在国家政策与伦理道德的碰撞下，不同的人显现出了不同的状态，人性或许是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小说中面对鲜活的生命，“姑姑”从来没有半点手软这与年轻时如天使般的姑姑形成鲜明的对比。“姑姑”的美与丑对比，不以成败论英雄，让读者去感受人性。莫言相信这是一个正义的世界，他相信人性的善良。
关注现实，书写灵魂。通过对《蛙》的拜读，我们很容易通过莫言的描写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却又因为小说本身的存在而显得遥远。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贯穿于他的作品中，现实在于他的描写对象，乡土气息，总是很容易就给我们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魔幻于他的人物形象刻画又与我们真实中的人物有一点相异，比如《蛙》中全村人的名字都以器官来命名，这便是魔幻。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奇谲、幻想的感观世界。
以文写文，接近纯粹。莫言曾说，你没有太认真地写，很随意、很放松地写，也许会写出一部不错的作品。现在许多作家都以写作求生存，他们的写作带有严重的目的性。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对时下流行的话题、焦点趋之若鹜，使得纯文学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可以收到一定的甚至可观的经济效益，但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是功利性的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应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应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作一个纯粹的写作者。莫言做到
1 / 3 了，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扎根乡土，描摹乡情。莫言善于用粗鄙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他作品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山东高密乡，仅是一片长满红高粱的地方就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乡土气息，接近自然。莫言不刻意的去模仿，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来表现自己家乡的故事，是用一种类似“移花接木”的手段为己所用。正是这种特点使他的作品让读者在感叹情节真实的同时又能看到一点外国的影子。而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这种手法是他们所熟识的，也是易于接受的。莫言坚持了自己的乡土文学，也让他的乡土文学走向世界。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在中国刮起了一股“莫言热”，也使得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收到世界的瞩目。在此之后，如果说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一直苦苦挣扎于黑暗中找不到出路的话，莫言的获奖放佛照进了一丝亮光，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总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是有益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要沿袭着莫言的足迹，不断创新，使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走向繁荣。
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民主”与“科学”登上历史舞台，自由思想得到空前传播。1917年“文学革命”爆发，“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接踵而至，白话成为文学的主流，自由之思想进一步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自由的思想主张得到进一步提倡。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中国封建枷锁，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中国自古是有浪漫主义的传统，屈原的《离骚》便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而中国的现当代浪漫主义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的延续，而是“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一个横向移植，是西方浪漫主义在遥远的东方所激起的一次巨大的回声”。20世纪初，在西方的启蒙下，才逐渐有了追求自由和真实的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
受西方启蒙思想而产生的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在拥有浪漫主义特点的同时又具有着本民族的特点。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与西方相比在个性主义上有着自己的特点。个性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中被引进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效果和深刻的思想影响，进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光辉旗帜和锐利武器。然而，中国“五四”新文化的个性主义义承担着西方个性主义所不具备的“救国”功能，这是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紧密联系的。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有着共同的主题，即自然。西方浪漫主义追求回归自然，不希望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工业文明，他们的作品突出人的自然本性，这是中外所共通的。在外国有卢梭对自然美景和田园风光的描绘，如《新爱洛绮丝》;而在中国有郭沫若的诗歌对自然的赞颂，如《太阳礼赞》。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西方浪漫主义相比有明显差异，即攻击封建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极度失望的差异。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浪漫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即推翻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外国的浪漫
2 / 3 主义发生在封建主义已被瓦解，自由思想已深入人心的时代。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斗争对象。在郭沫若的诗中甚至还出现了对资产阶级文明表征的讴歌，这一讴歌的态度明显是对他诗歌中的攻击封建主义文化立场的支持，而他所借重的却恰是西方浪漫主义所竭力逃避的，中西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此出现了巨大的裂度。
中过现当代浪漫主义在想象性上与西方浪漫主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浪漫主义的想象更多的时候是在讲一种夸张的技巧，夸张是在现实层面上的夸大，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三千丈的白发夸张的变现愁之深。而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则是超越了现实的构想，是纯精神层面上的构建。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柯尔律治的《古舟之咏》《忽必烈汗》
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的抒情在注重感情的主观性、直接性，注重感情的强烈程度和个人色彩的同时，又受当时中国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着更为可贵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更为注重对现实的思考和改造，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现实的过程中，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出绝对自由和个人幻想的世界，从个性主义走向大众，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革命。
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受执政党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共产党执掌大权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被深深得打上了政治的烙印，文人们取消了对自我的颂扬，革命成为文学的主题，诗人们纷纷 “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身份”，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使浪漫主义逐渐背离了它的初衷，越来越向 “畸形浪漫主义”发展。
总之，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在宣扬与西方相同的自由的浪漫主义的同时又受时间、环境的影响而具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些特色虽与浪漫主义的初衷不相符合，却依然有着自己的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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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启示为话题的作文：错别字给我的启示
“错，错，错”的声音不断传进我的耳朵，原来妈妈在给我改诗。我悄悄潜到妈妈身边，“切，又不是很多，我才错了一个‘复’字而已!要不要那么夸张地喊出来!”我的声音不大，但足可以挑拨起妈妈心中的那团火。“你看你，连‘复’字都写错，你丢不丢脸!”妈妈生气地大叫起来。我不以为然：“错一个字有什么大不了的，总之，我其它的对了，难道我写错一个字，2012就要来了?”
妈妈听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喝道：“重默!”我想，即使2012年不来，我内心的2012年已经到了。
我开始重默，三下两下，我就默完了，递给妈妈检查。妈妈刷着碗，头也不回地说：“我现在正忙，你自己改吧!”Oh，yes!全对!我跟妈妈说：“全对!”“是吗，我看看!”妈妈接过来本子一检查，“好你个死性不改的人，你看，你看，又把‘复’字写错。”我定睛一看，原来“复”字里面，我多写了一横。哎，只怪我不吸取教训，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结果又被妈妈“啰嗦”了。正所谓“欲要看究竟，处处细留心”啊!
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遨游汉字王国”这一单元。其中有一篇课文叫《一点值万金》，讲的是：“1983年，乌鲁木齐某挂面厂从日本引进一条挂面生产线，随后又花了18万元从日本购进一千卷重10吨的塑料包装袋，就请图案设计厂家印刷。当这批塑料袋运到乌鲁木齐，细心的人发现‘乌’字多了一点，变成‘鸟’，于是一点之差损失了18万元。”这则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错别字的危害，如果我长大后自己开的公司也有雷同的情况岂不是很吃亏。所以，我决定不能再写错别字了，“己有的事，后必再有，己行的事，后必再行!”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走出浩瀚的书海，大自然就是一位无声地老师。下面，我就来讲讲我从蚂蚁身上得到的启示。
有一次我在小区的草地里发现了一窝蚂蚁。只见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搬运着米饭粒，饼干渣等食物。其中几只个头较大的竟然搬着一只马蜂，但是马蜂的个头太大，洞口太小，怎么办呢?我急忙找来放大镜，想观察它是怎样把这样大的食物运进洞的。
只见它用腿上的小刺，把食物割成和洞口一样大小，在把分割后的食物一一搬进洞。我仔细观察了蚂蚁的腿。原来蚂蚁的腿上有许多小刺，非常的锋利，就像挎着一把“瑞士军刀”便于切割食物。
突然，我有个奇思妙想，如果有像蚂蚁一样的工具，可以非常容易的切割材料，可以算出物体的面积、体积、那工程师造房、修路会省多少时间、精力啊!它看似像一根金属棒，打开盖子可以看见一个直径约5厘米的低压水刀，使用起来非常安全。另一端是探照灯，和微型电脑连接，可以把物体的样子拟化出来，并计算出来各需要多少材料，会损失多少，完工后的样子是什么，把它广泛应用于建筑、雕刻、还可用于钻探、研磨、等尖端技术。虽然这一切只是海市蜃楼，但总有一天，我会把它研制出来的。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走出室内，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追随着大自然的脚步，你一定会有所发现。
四年级:张志垚
跳"山羊"给我的启示
"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自从我懂事后就牢牢记在心间，但是，我却并没有真正弄懂它的意思，直到那件事的发生.
那是一个星期三，上体育课时，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跳"山羊".许多同学都欢呼着，跳跃着，甚至还有的几个人拥抱在一起.可我却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边，大脑一片空白，心里不停地想：我该怎么办呀?怎么办?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应该怎样跳山羊，更别说能跳过去了，甚至连跳的勇气都没有.我真想对老师说自己生病了，因为如果自己跳不过去，会受到同学的嘲笑，那时，自己该多没面子呀!可是，转念一想，还是应该试试阿，不去实践，自己连跳的方法都不知道，岂不是更无知吗?最后，我还是决定迈着大步走向"战场"，尽管心中还带有一丝恐惧.没想到，自己刚一上场，就来了个"狗啃泥"
--重重地从"山羊"上跌了下来.我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灰溜溜地离开了.
放学回到家中，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晚饭后，我把今天体育课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姥爷.姥爷听了，拍拍我的肩膀说："没关系，这两天我来教你."星期六早上，姥爷在地上铺上地毯，把当作"山羊"的钢琴凳横摆在地毯稍微靠前的地方.先给我做了一个示范，他告诉我，跳"山羊"时，应该和"山羊"隔有几步的距离，手应该撑在"山羊"前方，不能撑在边缘.跳的时候，头应该向下低，身子向前倾，屁股要抬高，腿尽量向外张开，跳过"山羊"时，手马上放开，别让身体太向前倾，摔倒了.我先把跳山羊的步骤分解开来做，练熟后，再把它们合起来一起做，开始还挺好，结果，在跳过"山羊"时，我的身子直直的，头抬的高高的，腿也没分开，屁股也没抬高，结果一屁股坐在"山羊"上.接着，我又练习了几遍，不是坐在"山羊"上，就是跪在"山羊"上，姥爷看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就停止了训练.晚上睡觉时，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爸爸，顺便还问上了一句："一个孩子跳"山羊"练习了一千遍，她都还是跳不过去，这个孩子是不是傻瓜?"爸爸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笑着说："只要那个孩子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的，爸爸相信你!"听了爸爸的话，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并且有了重新练下去的信心。
星期四下午，我做完作业，继续练习跳"山羊".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姥爷的指导下，成功地跳过去了，我激动得留下了眼泪，也高兴得跳了起来!
经过这次跳"山羊"，让我明白了"有志者，事竟成"的真正含义，也尝到了成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这次跳"山羊"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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