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其主要经济依然需要粮食生产的经营性收入来维持，加之家庭农场为往往会为了追求产量而施加化肥与农药，如此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同时还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甚至可能破坏农田的生态环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论文 篇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精准扶贫研究

摘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然要求，而精准扶贫的一些重要领域或关键环节所存在的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不仅事关减贫消贫的成与败，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持续深入推进的重要影响因子。而精准扶贫精度与效度的提升，则须要通过“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三方面问题的解决来加以实现。本研究在对国内外扶贫理论及模式梳理的基础上，借鉴服务外包理念引入家庭农场作为扶持对象，明確了“扶持谁”的问题，植入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解决了“谁扶持”的难题，同时基于生态型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的构建，畅通了“农业技术外包”助推农民脱贫致富的渠道，实现了“怎么扶”难题的破解，以此构建了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性，及至减贫消贫问题解决彻底性的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精准扶贫体系，显著提高了扶贫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对减贫消贫问题的解决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性和根本性。

关键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精准扶贫

收稿日期：2017-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16XJY011)。

作者简介：彭万勇(1981—)，男，重庆永川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及农技推广研究。E-mail：64995300@qq.com。

通信作者：金 盛，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职业教育与农村扶贫研究。E-mail：50541698@qq.com。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精准扶贫的实施主体过度依赖于政府，不仅给政府财政带来较大的系统性压力，而且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也存在“不精准”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在“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精准扶贫关键时期，继续单方面依赖政府主体力量的帮扶，将渐趋导致减贫消贫边际效益递减，并且这种趋势性变化短时期内难以逆转。因此，现行标准下尚未脱贫的4 335万群众要在未来3年多时间里实现全部脱贫，须要基于扶持主体的多元化来引导对减贫消贫“扶持谁”客体的辨识，“谁来扶”主体的遴选，“怎么扶”路径的构建。唯有如此，精准扶贫识别的精度、帮扶的效度、管理的信度才能得以保障。

1 世界扶贫理论及我国扶贫实践缕析

如何扶贫?这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减贫消贫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过程中，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内外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且效果明显的做法和成功经验，这对“扭转减贫速率放缓的弧线”起着积极的作用。扶贫理论梳理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扶贫开发必须激发人们的经济增长动机，大规模增加储蓄，以此扩充资本量进行资本投资，进而推进工业化的一步到位，才能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主要理论模型有“大推进理论”[1]、“低水平均衡陷阱”[2]、“临界最小努力”[3]。另一种观点认为扶贫要增强贫困人群减贫消贫的内生动能，即要将农业科技引入农业生产实践构建内生的“造血机制”，进而形成并释放推动效应实现脱贫，这一理论以“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最为著名[4-5]。我国学者对扶贫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进程与贡献、战略与政策演变、基本经验与主要模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未来发展等方面[6-11]。基于上述扶贫理论的指导，在不同的市场条件及资源禀赋下，国外一些扶贫实践极具特色。如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将国外扶贫减贫模式划分为“发展极”模式(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美国经济学家斯特雷坦提出的“满足基本需求”模式(印度、斯里兰卡等)以及“社会保障”模式(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12]。国内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实践更是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了多元化的扶贫实践路径，具体扶贫模式情况如表1所示。

2 农业技术外包扶贫的提出

众所周知，贫困地区鉴于先天(地理区位偏远、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和后天(社会治理的末梢区、资本投入的边缘区、政策扶持的塌陷区、区域发展的摩擦区)[13]的劣势，决定了在这些地区发展工业很难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而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仅又附着于有绝对旅游资源禀赋的少数特困地区[14]，因此贫困地区二、三产业发展缺乏资源优势，但就在这种尴尬境遇背景下，却越发凸显了农业尤其是特色优势农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显示：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户，越是依赖农业产出的收入，同时也越是远离规模经营与农业技术措施的利用，故而在城镇化尚不足以完全带动非农就业劳动力及其家庭的实质性转移背景下，对广大贫困地区农户而言，农业生产的保障性角色特别是脱贫角色依然重要且 表1 中国扶贫模式

扶贫模式模式内涵模式缺点财政扶贫财政扶贫是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和对财政体制的调整，来使经济、生活水平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有效的发展，其目的在于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1)资金投入缺“后续力”，成果巩固难;(2)项目监管多“盲点区”，效率提升难;(3)部门扶贫唱“独角戏”，合力形成难;(4)产业扶贫缺“转动轴”，辐射带动难[15]以工代赈扶贫以工代赈即“以务工代替赈济”，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赈济的一项扶持政策(1)以工代赈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与贫困农民加快脱贫致富的希望还有差距;(2)受贫困地区财政能力的影响，以工代赈项目资金配套存在很大困难;(3)以工代赈项目前期费用难以列支，以工代赈项目库建设困难[16];(4)以工代赈扶贫缺乏持续性，脱贫内生动能不明显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过程，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17](1)产业扶贫的认识不高，贫困农户参与难;(2)农业项目与贫困地区衔接不够;(3)产业发展投资较大，规模偏小，管理水平与效益偏低;(4)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科技支撑体系不健全，发展产业后劲不足对口帮扶对口帮扶是贯彻先富带动贫困区域逐步发展的一项重要扶贫开发政策。主要有3个层次的帮扶：一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东西部协助扶贫，即东部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省区;二是中央和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帮扶辖区内的贫困县区;三是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和民主党派到贫困地区进行产业投资、合作和智力帮扶[18](1)扶贫规划与扶持地区脱贫规划精准对接有偏差，使帮扶工作未能纳入当地规划总体架构;(2)对口帮扶存在应景行为，导致摸底不清、针对性不强，使得工作不具备连续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帮扶地区有长期发展潜力和能力的产业形成旅游扶贫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1)局限于有绝对旅游资源禀赋的地区，不具备推广的普遍性;(2)存在项目、产品设计单一，经营粗放，季节性不明显，模式雷同，缺乏特色等问题;(3)实践中容易出现权利与资源寻租的情况，区域农民利益被忽视，从而没有起到旅游扶贫的作用移民搬迁移民搬迁扶贫是指对居住在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深山区、库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群众，采取一定的扶持激励政策，帮助其搬迁到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进行生产和生活，从根本上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达到逐步脱贫致富的目的[19](1)故土情深易使贫困农户搬迁意愿降低，甚至会出现回迁现象;(2)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易产生耕地和宅基地资源分配问题;(3)移民搬迁群众迁入地社会经济融入问题突出，致脱贫致富步伐缓慢 智力扶贫智力扶贫指主要从精神层面，对扶贫对象进行教育、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从而转变他们落后的思维模式，提升扶贫对象的智力素质，转变观念，以促进扶贫对象通过自我发展和自力更生，获取更多和持久的经济利益，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20]智力扶贫见效慢，加之贫困群众认识不到位，容易出现群众热情不高、参与度不够等问题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1]

必要，这就要求减贫消贫必须回到第一产业的发展轨道上来，并通过切实强化规模经营与农业技术措施的利用构建产业扶贫开发体系。那么，如何架构农业产业规模经营体系，及至在贫困地区农业科技整体性贫困，甚至现代农业技术导入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认知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农业产业如何才能打破小农经营与农业技术相对低下的穩定状态?很明显，当前土地的过度细碎化及至小规模、分散化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无以承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重任，表征为不利于农业分工深化和专业化发展，成为制约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加之贫困地区农业技术能力的低下已很难促成减贫消贫的量变及至质变，要打破这一相对稳定的状态就必须引入外部力量，必须在农业经营新主体遴选的基础上借助外部物质技术、资源条件突破传统农业封闭式的落后循环，构架起现代农业科技推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实现动能的转换、动力的接续，以此不断增强规模经营及农业科技对产业的支撑力，才能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装备水平，及其农业产出的增加、产业质量和结构的优化，进而推动贫困地区减贫消贫工作可持续性地开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服务外包理念，靶向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贫困现状，引入农业科技承接主体，构建了精准扶贫下农业技术外包模式，以实现家庭农场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生产管理、产品营销不同阶段在信息、技术、设备及经验等方面的外部资源利用，完成家庭农场自身难以完成的生产经营行为，藉此打破小农生产方式与农业产业科技含量低下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产量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提升推动农业产业体系有质量地发展，特别是助力精准减贫消贫效能实现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讲，农业技术外包是精准扶贫模式靶向贫困地区内生动能培育实现减贫消贫目的的具体实现方式。

3 扶持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指经工商注册登记的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的，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2-23]。其“新”主要体现在经营主体的家庭性、农业生产的专业性、发展规模的适度性、经营绩效的高效性、经济地位的法人性之“五大特征”上，而正是这“五大特征”不仅精准诠释并匹配了“三权分置”的内涵要义，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作用显著，而且基于其适度规模化经营与农业技术措施利用的实现可能性，同样有助于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体系的构建，使得家庭农场成为有效率的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并将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基础。

首先，基于家庭农场制度设计的安排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型微观组织。以此为基础，农业产业将彻底变革传统家庭承包小农经营为基础的经营体系，构建起以家庭农场为微观基础、合作社为核心单元、农业企业为引领龙头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进而有助于改变小农经济对现代财税供给能力乏力所导致的基层组织对现代政治体系支持不力的问题，改变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以农产品提价为内容的超常规增长手段所释放的能力已基本耗尽情况下，我国农业产出自我增长能力逐渐丧失的问题，乃至改变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可能对农民家庭造成的持久性伤害，即“386199”部队不断壮大而无法满足人类个体最基本的共同生活和安居要求的问题[24]。其次，在“化学农业”备受诟病的当下，较之传统家庭联产承包户，家庭农场走转型发展之路更为急迫，且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从规模效应层面讲，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化，可以有效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其规模化生产经营的特征，家庭农场既可助推生态环境保护的实现，亦可造成生态环境持续严重受损的加剧，凸显出家庭农场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具有重大的加速或延缓作用，进而容不得半点疏忽。综上，以农业技术外包为手段精准靶向家庭农场，不仅契合了“三权分置”的内涵要义，不仅有利于构建“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而且基于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特征，更有利于生态型现代化特色农业体系的构建，形成农村发展的新动能，或者有助于新动能培育“加速器”作用的发挥，减贫消贫“扶持谁”问题更能基于靶向家庭农场新主体得以迎刃而解。

4 谁来扶?——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

外包即为外部资源利用，其实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核心竞争力的一种资源整合管理模式，而农业技术外包则是这种资源管理模式在农业领域的一种有效延伸。该模式下，承接主体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农业技术外包发包方对承接主体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农业技术外包整体战略的成与败，及至关系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丰与歉。故而靶向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能力贫困现状或者发包任务精准辨识、选择供需匹配度高的承接主体，是农业技术外包模式构建的关键环节。

按照农业技术外包的需求性特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可划分为机械型农业技术外包与生化型农业技术外包。赵玉姝曾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机械型技术外包是指利用农业机械设备替代传统农业劳动力，用以降低劳动强度的各项技术服务。生化型技术外包是指通过提供良种培育、水肥田间管理等农业技术，改进农作物内部生物机能，提高作物单位面积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25]。据此，则可以将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资格作如下判定：一是有数量充足的育秧、机耕、机插(播)、机防、机收等农机具，能切实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并具备丰富的农机具操作实践经验;二是有较强的植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技术、动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技术、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技术、农业信息化与精准农业技术、智能化农业工程控制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制造技术等。此外，选择承接主体还需要综合考虑以下要素：如合作动机、重视程度、创新意识、响应能力、沟通能力、执行能力、企业信誉、经营业绩、成功案例等方面，进而通过“硬指标”与“软指标”的综合判断作出科学评价，遴选出实力雄厚、信誉优良的承接主体承接农业技术外包业务。

如果说精准识别“扶持谁”是农业技术外包模式构建的重点，那么“谁来扶”的遴选则尤为关键。承接主体的培育事关农业技术外包模式构建及运行的成与败，具有农业技术外包问题解决的提升或者抑制效应。因此要切实强化对承接主体的培育力度，发展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为此，要通过加快培育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務组织体系的建设，聚焦现代农业有针对性地扶持壮大农业技术外包服务承接主体，并探索建立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发展特点的农业生产经营新机制，着力提高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且耦合政府、农业科研院所、农民民间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等多元服务主体资源禀赋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效能，从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多阶段导入农业技术外包服务，以推动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发展。

5 怎么扶?——构建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体系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调好调优调顺农业结构成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而要破解供给侧所存在的问题，则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必须提高供给质量，必须促进绿色发展，才能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才能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减贫消贫攻坚克难则自然水到渠成。

由此可见，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基于农业产业扶贫视角所构建的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模式必须靶向需求变化，着眼于供给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牢牢把握绿色发展这个重要关切点。换言之，构建生态型现代化农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更是达成减贫消贫目的重要举措。基于此，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务必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广绿色高效种养技术及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推广种养加结合、产加销一体化技术，构建有区域资源禀赋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确保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全程植入外包服务，减贫消贫“怎么扶”难题的破解则顺理成章。具体而言，农业技术外包实践中可围绕3个方面开展业务：

一是诸如基于信息诱导机制并遵循相生相克原理，系统筛选适合贫穷地区农业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且具备氮、磷、钾等营养物质固化及储备能力的作物，指导家庭农场构建食物链相邻两营养级间有适配性的物种，最大化循环利用的中间环节，构建自生、共生、联合等多种营养物质固化模式，实现系统内物质循环的再生及能量的多级利用。

二是基于接口技术原理，指导家庭农场构建将禽畜粪便加工成种植业肥料的技术及模式，为种植业提供肥料，完成养殖业到种植业“肥料工程”接口的转化。及至指导家庭农场构建将种植业的主副产品加工处理的技术及模式，为禽畜养殖业提供饲料，完成种植业到养殖业“饲料工程”接口的实践。

三是基于信息传递的植物根系分泌物及挥发物等化感互作的病虫草防治物种的遴选，及其组配技术的实践，指导家庭农场构建基于信息诱导机制的种植养殖食物链体系。农业生产实践中，具体农业技术众多，产前如绿色循环农业技术、立体种养技术、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及综合利用构建模式技术的集成外包服务;产中如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农产品及加工副产品循环、全值、梯次利用技术的集成外包服务;产后如“互联网+”技术、农产品品牌化经营技术等。只有依循农业生产环境和家庭农场需求，将不同农业技术于不同发展阶段有机整合利用，家庭农场才能全程实现生态化现代化发展，才能构建并夯实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体系，精准扶贫“怎么扶”则基于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技术及模式的融合利用而得以彻底解决。

前述论及，基于贫困地区土地社会保障性功能的无可取代性，产生了农民深厚的惜地观念，使得区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无论产前规模的形成，抑或产中、产后规模的集成往往带有强烈的家庭经营偏好，这也是为什么农业技术外包精准扶贫必须聚焦农业产业，并且必须靶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原因。此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农业技术外包靶向家庭农场，将推动农业组织微观基础的变革，便于形成家庭农场奠基、农民合作社支撑、农业龙头企业带动的现代农业产业新体系，更基于生态农业技术及模式的融入而有助于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体系的构建，进而才能根本上实现绿色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及经营绩效助推农民脱贫致富，贫困问题的解决才具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性和根本性，“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问题则将自然消解在脱贫致富实践及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之中。

参考文献：

[1]Rosenstein-Rodan P N.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 Europe[J]. Economic Journal，1943，53(210/211)：202-211.

[2]Nelson R R，李德娟. 欠发达经济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J]. 中国劳动经济学，2007(7)：97-109.

[3]Leibenstein H. Book reviews：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Population，1957，126(1)：1349-1350.

[4]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修订扩充版)[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5]舒尔茨W.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韩广富，王丽君.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32-36.

[7]郭熙保，宋建明. 对贫困概念和扶贫政策的反思[J]. 江苏农村经济，2006(3)：16-17.

[8]丁 军，陈标平. 新中国农村反贫困行动的制度变迁与前景展望[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6)：34-39.

[9]蒋万胜，宋建昕. 我国农村扶贫投入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J]. 新疆农垦经济，2011(7)：6-10.

[10]黄承伟，覃志敏.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 开发研究，2015(2)：56-59.

[11]陈锡文.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目标[J]. 中国人大，2016(7)：33-39.

[12]张丽娜，赫晓蔚，张广科，等. 国外农村扶贫的三种主要模式[J]. 党政视野，2016(7)：46.

[13]蒋 辉，蒋和平，彭成圆.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路径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2014(7)：127-132.

[14]汪 磊. 精准扶贫视域下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成因与扶贫对策[J].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6(4)：29-33.

[15]王功育，隋家鑫，邓龙来. 浅谈当前县级财政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題及对策[J]. 老区建设，2010(23)：50-53.

[16]韩丽萍，韩 茜. 新疆以工代赈扶贫开发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 新疆社科论坛，2010(3)：14-18.

[17]林鄂平. 产业扶贫再认识[EB/OL]. (2013-06-24)[2017-05-06]. http：//www.scfpym.gov.cn.

[18]杨东萱. 对口帮扶扶贫模式的作用与趋势的思考——以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为例[J]. 经济研究导刊，2011(3)：43-44.

[19]康 亮. 移民搬迁扶贫模式的效果评价与对策建议——以江西省为例[J]. 老区建设，2013(16)：6-8.

[20]许凌志. 广西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智力扶贫若干问题研究[J]. 沿海企业与科技，2013(4)：41-43.

[21]顾东辉. 精准扶贫内涵与实务：社会工作视角的初步解读[J]. 社会工作，2016(5)：3-14.

[22]杨建春，林 玮，张林巧，等. 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向探讨[J]. 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2)：552-553.

[23]胡宜挺，蒋金凤.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效率评价[J]. 江苏农业科学，2016，44(9)：508-511.

[24]马 华，姬 超，等. 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9.

[25]赵玉姝，焦 源，高 强. 农业技术外包服务的利益机制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3(5)：28-35. 祝丽云，马丽岩，王 杨. 农业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效率评价[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9)：29-33.

作者：彭万勇 金盛

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论文 篇2：

基于家庭农场需要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创新探究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其主要经济依然需要粮食生产的经营性收入来维持，加之家庭农场为往往会为了追求产量而施加化肥与农药，如此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同时还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甚至可能破坏农田的生态环境。因此，为帮助家庭农场提高其粮食单产，确保其经济效益，并改善对农田生态环境的破坏情况，作为家庭式农场主应务必重视新技术与新品种的引进，从而维护自身的稳定发展。基于此，通过具体分析根据家庭农场的需要，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以便为提升现代农业技术，满足家庭农场的需要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家庭农场;技术服务;创新农业

家庭農场，即农场的劳动力以家庭成员为主，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该模式不仅有助于农民种植积极性的激发，同时能帮助农场释放自身的农业潜力，从而实现对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该模式还能完美适应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提升农业的竞争力，进而有助于达成农业增收、增效的目的。

1 建立良种繁育体系，推广高产优质品种

早前，我国便围绕水稻的早熟优质品种以及高产优质品种建立了一个集“一个中心、三个基地”与“引、繁、供”为一体的优种繁育体系，该体系将区农技中心作为良好的繁育基地，并于每年至少引进30个稻麦新品种进行展品对比实验，从中选出高产优质的品种。此外，该项目还专门聘请了嘉兴农科院的水稻专家姚海根老师担任此次项目的总顾问，建立了佘山、泖港与叶榭三个可专为“三圃制”供应生产原种的三个基地，此后，该项目的生产过程不仅会完全按照粮食种植生产标准来生产优质两种，当地区镇的农技部门每年还会组织家庭农场主到试验基地进行实地观摩，并为其提供免费的繁育品种，经过不懈的努力与推广，如今，该区镇以累计推广了数以百计的稻麦新品种，种植的面积也达到了上万亩[1]，且截至目前，尚未发生1例因种子质量问题而导致家庭农场主上访事件。

2 强化植保服务体系，确保丰产丰收

在粮食作物种植过程中，家庭农场最不愿见的现象就是病虫害的发生。而粮食作物病虫害其本身便有隐蔽性与突发性的特点，加之大部分家庭农场并不具备时刻掌握病虫害动态的能力，因而基于科技的人员强化植保服务推广便显得尤为重要。为帮助家庭农场提高其粮食单产，确保其经济效益，并改善对农田生态环境的破坏情况，作为家庭式农场主应务必重视新技术与新品种的引进，从而维护自身的稳定发展。各地市财政局于市农委均专门针对此情况建立了农作物有害生物区域站，并配备了相应的测报仪器，让科技人员能可通过观察测报等来掌握病虫害的发生动态，进而方便科技人员利用专业会议或短信平台等方式，及时将防治的技术告知家庭农场，以避免让家庭农场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也正是由于此举措，才使得近年来，国内鲜少发生大面积病虫害的情况。

3 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指导

家庭农场与普通农场相同，均是农业技术的应用主体，因而新技术的落实也应考虑家庭式农场，唯有真正将新技术落实到地头，方有利于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愿景。对此，作为宣扬农业新技术主阵地的区农技中心，应务必建立一个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进而积极通过组织培训、科技入户、建立生产示范区域等方式加强对农民的引导，以促使农民生产逐步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区农技中心还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基层管理与引导作用，分批次展开对农民的培训工作，以提升家庭农场的科学种田水平，继而提高家庭农场的种植收益。此外，区农技中心针对家庭农场开展的培训工作中，还应对其进行相应的考核，在考核合格后方可向其发放家庭农场资格证书，由此将之纳为新品种、新技术的展示对象，从而切实推动稻麦高产示范方案的实施，并将主推的品种与面积落到实处。最后则是要加强对生育期的检查，确保关键技术的严格落实，进而维护家庭农场的切身利益，并激发家庭农场的生产积极性。

4 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农技服务体系，服务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自引进以来便受到了广大农民的高度重视，而随着近年来相关部门的不懈推广，家庭农场如今已然深入人心，并已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的经营以及专业化的生产。当然，这一系列成就的获得，与农技服务体系的完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2-4]。现如今，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生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此，家庭农场必须提高自身对新品种、新技术的需求，方可切实维护自身的农业效益，并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从而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满足家庭农场需求，相关部门除了需结合现有的农技服务体系外，还需思考如何才能实现对农业科技的转化，这也是当前我国农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5 加强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农技服务体系

正所谓科技是创新的源头，对此，要根据家庭农场需要，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利用新科技促进我国农业的有效发展。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与农业相关科研机构以及教育单位之间的合作，让拥有庞大科技的创新队伍尽可能快地提出有建树性的研究成果，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的有效发展[5]。与此同时，农技推广单位长期处于一线工作，对当地的风土认清以及生产情况均更加了解，因而作为农民种植风向标的农技推广单位也应充分发挥自身于该方面的优势，建立科学、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长效机制，从而促进农机服务体系与科技创新体系的融合，实现人才与农业科研的有效对接，如此方有利于建设出集“科研、教育、推广”为一体的农机服务体系，并为科研人员的创新研究提供平台，以实现知识的更新以及业务技能的提高，从而更好地满足家庭农场的需要，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

6 建立职业化农民队伍，打造家庭农场新主体

目前，在我国所开展的现代农业建设中，农民既是建设的主体，也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力量，因而家庭农场要想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与提升，不仅需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更重要之处还在于进行农业市场的经营管理。对此，基于我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以及年龄偏大等特征，要想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又有效转化，便必须建立起一只具备较强专业素质，且能支撑起农业“职业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根据家庭农场需要，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如此方能有利于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农业，进而确保家庭农场的流动性与竞争性。与此同时，建立面向全体农民的培训体系，出台与农民培训工作相关的保障条例并由政府出面，为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提供经费支撑，充实培训的师资队伍，进而在促进农民掌握高产种养技术的同时逐步形成良好的市场意识，并最终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等。

7 结语

要想促进现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农场模式的引进无疑是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对此，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应基于当前的农业基础，根据家庭农场需要，创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努力进一步完善家庭农场农技推广体系，以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最终帮助农民实现增收、增效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何勇，肖龙，陈杰，等.家庭农场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4(20)：6843-6844.

[2]罗方圆，李新然.关于家庭农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探析[J].经济视角：下，2013(36)：112-113.

[3]彭浩，李燕琼.四川省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应用的调查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18)：204-207.

[4]胡火琴.产业互联网背景下家庭农场农业技术扩散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6.

[5]孙继国.浅谈家庭农场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J].中国农业信息，2016(9)：71.

(责任编辑：刘昀)

作者：王琴 颜东曙 韩梅

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论文 篇3：

不同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基于浙江省13个市(县、区)的150个家庭农场调查数据，采用数据包络方法对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进行测度评价，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粮油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最高，其次是水果类家庭农场，最后是蔬菜类家庭农场;随着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先上升后下降，粮油类、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的平均适度经营规模分别为8.97、1.21和1.76 hm2;除了土地经营规模，影响3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共性因素还包括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从事农场劳作年限、农场固定资产价值、雇佣费用、地均种植补贴、贷款满意度、家庭成员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是否加入合作社和地均土地租金;影响3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差异性因素包括农场主性别、劳动力数量、作物市价、农场到镇域距离和农地块数。

关键词 家庭农场;运营效率;数据包络法;Tobit模型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7.058

Key words Family farm;Operation efficiency;Data envelopment method;Tobit model

近年來，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接连强调了家庭农场作为我国新时期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地位。家庭农场符合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阶段最核心的规模生产经营主体[1]。2020年4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对全国家庭农场的名录系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销现代化与信贷能力建设等作出了进一步指示。截至2018年，我国农业农村部统计在册的家庭农场达60万个，经营总面积约1 066.67万hm2，平均经济收入达19万元，家庭农场发展初显成效[2]。学者普遍认为，家庭农场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有效提升了农业经济效益。浙江省家庭农场建设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数据，到2018年末，浙江省家庭农场约4.03万个，经营土地面积21.267万hm2，其中，作物种植型家庭农场数量占比达70%，种植作物主要为粮油类、蔬菜类和水果类作物。以浙江省家庭农场为样本进行研究可以为其他地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重要借鉴。家庭农场在当前我国农地经营分散化、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受教育程度低等约束下能否实现农业生产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取决于其运营效率是否达到较高水平，而不同作物品类的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条件不同，根据作物品类将家庭农场进行分类型研究所获结论更具科学性。该研究主要讨论目前粮油类、水果类和蔬菜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3类家庭农场的平均适度经营规模以及除了土地经营规模以外影响3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共性因素和差异性因素，为家庭农场主提升运营效率以及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1 文献回顾

国外有关研究较多关注家庭农场运营效率与经营规模的关系[3]。较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运营效率高于较小土地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是得益于大规模经营所带来的科技投入、机械化设施投入和较高的农业市场话语权的优势[4]。也有学者否认运营效率与农场经营规模具有上述关系，认为农场的管理、资源条件优势和政策制度环境对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5];有学者从农耕机械的假不可分性和劳动力的真不可分性出发认为，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与运营效率呈正相关，以农耕机械的假不可分性进行生产则其资源利用水平是低效的，但以劳动力的真不可分性进行生产时则无须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的过度扩大[6]。有学者通过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家庭农场的研究发现，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与运营效率呈负相关关系[7]，并认为农场主信贷能力不足、应用科技化手段开展生产的水平高低和从事家庭农场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同是造成该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因素[8]。

国内学者对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多。有学者对浙江省家庭农场展开调研发现，家庭农场主不能雇佣有效的劳动力、种植农产品类型不丰富，同样不利于运营效率的提高[9]，同时，这些因素会以不同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手段共同作用于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10]。国内学者较多关注于对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测度，确定前沿非参数分析法和随机前沿参数分析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11-14]，如有学者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上海松江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15-17]，另有学者通过该方法研究发现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高低更多由规模效率决定[18]。三阶段DEA方法因其剔除管理因素和随机误差带来的影响而使得测度结果更客观有效，从而获得广泛利用，有学者通过该方法测得上海松江区粮油类家庭农场的土地适度规模范围在8.13～8.40 hm2[19]。而有学者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福建省家庭农场进行研究发现高运营效率在较小经营规模和较大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都可实现[20]。

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当前最为普遍的运营效率测度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在测度运营效率前需预设函数形式，并对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设定相应的系数表示其影响程度，但其仅局限于测度一种产出。而数据包络分析法因其无需预设函数形式，可应用于多项投入与多项产出的情形，因而被广泛运用。如有国外学者应用该方法对非洲地区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21]，国内学者也在对全国家庭农场展开运营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时使用该方法[22-24]。

國内外学者对家庭农场运营效率评价的理论解读与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不足：第一，以往研究较少根据家庭农场经营作物品类的不同分类型展开运营效率评价以及确定适度经营规模;第二，已有文献较少对不同产品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基于此，笔者以浙江省作物种植型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并按种植作物品类将其划分为粮油类、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通过数据包络法测度3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并进行比较，采用Tobit模型分析3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对已有研究做出拓展和补充。

2 数据、模型与变量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8年课题组对浙江省13个市(县、 区)作物种植型家庭农场的入户随机问卷调查。共调查种植型家庭农场159个，剔除信息不全或失真样本，共获得有效问卷150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4.3%。其中，粮油类家庭农场55个，蔬菜类家庭农场51个，水果类家庭农场44个。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分4个部分：一是农场主基本情况，如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二是家庭农场基本情况，如种植作物类型、经营面积、地块数目、土地租金等情况;三是家庭农场经营收支情况;四是家庭农场获得政策支持情况。

2.2 模型构建

在投入产出理论中，运营效率是指产出既定时、理想的最小投入与实际投入的比值，或投入既定时、实际产出与理想的最大产出的比值。DEA模型是基于投入产出理论构建的评价生产单位效率的非参数方法。因此，该研究所测度的运营效率即DEA模型中的技术效率，是评价家庭农场在既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是否充分利用各类生产要素资源以获得最大收益。该研究使用其中的BCC模型(由Banker、Charnes 和Cooper提出，简称BCC)，其表达式如下：

DEA模型因可应用于多项投入、多项产出的情况和不考虑投入产出量单位的特点而受到广泛应用。模型中的技术效率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构成。纯技术效率是规模报酬可变时农业生产单位的产出量与模型构建的生产前沿面的距离，规模效率是规模报酬不变时构建的生产前沿面与规模报酬可变时构建的生产前沿面的距离，三者关系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Tobit模型是不同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线性概率模型，该研究将其设为：

式中，k=3，…，17;i=1，2，…，15;X1i为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Xki为控制变量;Yi为家庭农场运营效率;μi为随机误差项;βk为待估参数。若β1为正值，表示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越高，反之运营效率越低;若β2为负值，表示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越低，反之运营效率越高;若为负值，表示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与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具有“倒U型”关系，β0为常数项。

2.3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该研究所测度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即DEA模型的技术效率。通过借鉴以往研究经验最终选取以下4项投入指标：①直接投入，计量单位“万元”，即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直接发生损耗的各类费用，如化肥施用、种苗购买、农药喷洒、机械化耕种、水利排灌等;②间接投入，计量单位“万元”，即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间接性损耗，如家庭农场固定资产折旧、各类农业保险和农场的管理等费用;③劳动力投入，计量单位“个”，即家庭农场所使用的劳动力人数，含家庭成员劳动力和市场雇佣劳动力两部分;④土地投入，计量单位“hm2”，即家庭农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土地总规模，含农场主自由承包地与流转而来的土地。3项产出指标：①总净收益，计量单位“万元”，即家庭农场通过开展农业生产经营而获得的经济收入，不包括农场主从事非农劳动获得的收入;②作物产量，计量单位“kg”;③化肥使用减少量，计量单位“kg”，即农场主在一年内与普通农户相比化肥使用的减少量。

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划分为6类：①农场主自身特征：性别，具体赋值为“男性=1，女性=0”;年龄，计量单位“岁”;受教育程度，具体赋值为“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中专=4，大专及以上=5”;从事农场劳作年限，计量单位“年”。②家庭经济特征：劳动力数量(劳动投入)，计量单位“个”。③资源禀赋环境：土地经营规模(土地投入)，计量单位“hm2”;土地经营规模平方;农场到镇域距离，计量单位“km”;农地块数，计量单位“块”;农场固定资产价值，计量单位“万元”。由于农场土地经营规模是影响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各因素中最基础的要素，是其他要素得以发挥生产作用的基础，因而该研究将会重点关注该变量。④市场环境：作物市价，计量单位“元/kg”;地均土地租金，计量单位“元/hm2”;雇佣费用，计量单位“元/(人·d)”。⑤政府政策制度环境：均种植补贴，计量单位“元/hm2”;贷款满意度，具体赋值为“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较满意=4，满意=5”。⑥其他因素：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具体赋值为“是=1，否=0”;是否加入合作社，具体赋值为“是=1，否=0”。

由表1可知，投入指标方面，直接投入最多的是蔬菜类家庭农场，最少的是水果类家庭农场;间接投入最多的是水果类家庭农场，最少的是蔬菜类家庭农场;劳动投入最多的是蔬菜类家庭农场，最少的是水果类家庭农场，土地投入最多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最少的是水果类家庭农场;产出指标方面，总净收益最多的是水果类家庭农场，最少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作物产量最多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最少的是水果类家庭农场，化肥使用减少量最多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最少的是蔬菜类家庭农场。影响因素方面，粮油类家庭农场的农地块数最多，固定资产投入最多，所获地均种植补贴最多，家庭农场主参加农技培训、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也最大;蔬菜类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从事农场劳作年限最长，地均土地租金最高;水果类家庭农场的作物市场价格最高，劳动力雇佣费用最高，农场主的贷款满意度也最高。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不同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测算与评价 使用DEAP 2.1软件测算浙江省150个家庭农场在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运营效率，即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结果显示，2018年浙江省粮油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在3类家庭农场中总体表现最好，其技术效率均值为0.824，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90，规模效率均值为0.925;蔬菜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在3类家庭农场中表现最差，其技術效率均值为0.607，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718，规模效率均值为0.845;水果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在3类家庭农场中总体表现居中，其技术效率均值为0.709，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793，规模效率均值为0.894。

3类家庭农场中，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达到1的家庭农场在同类型家庭农场中占比最多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达16.4%，其次为水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15.9%，最后是蔬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9.8%。3项效率值均为1表明家庭农场生产处于技术效率的前沿面，家庭农场通过合理配置利用各类生产要素获得了最高的土地利用率和要素产出率。从这个角度同样可以看出，粮油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最好，其次为水果类家庭农场，最后是蔬菜类家庭农场。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中的资源浪费、效率损失情况较严重。

纯技术效率值达到1的家庭农场在同类型家庭农场中占比最多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达21.8%，其次为水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20.5%，最后是蔬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13.7%。纯技术效率值为1表明家庭农场生产处于纯技术效率的前沿面，其生产科技化应用水平和农场主管理能力较高。因此，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科技化技术应用水平和农场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规模效率值达到1的家庭农场在同类型家庭农场中占比最多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达21.8%，其次为水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18.2%，最后是蔬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13.7%。规模效率值为1表明家庭农场生产处于规模效率的前沿面，达到了规模有效。规模报酬方面，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家庭农场在同类型家庭农场中占比最多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达16.4%，其次为水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15.9%，最后是蔬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13.7%;规模报酬不变是指当前土地经营规模下，家庭农场的平均生产成本不变;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家庭农场在同类型家庭农场中占比最多的是粮油类家庭农场，达29.1%，其次为蔬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23.5%，最后是水果类家庭农场，占比是18.2%。规模报酬递减是指当前土地经营规模下，家庭农场的平均生产成本是上升的，因此呈规模报酬递减的家庭农场需通过缩小土地流转规模，控制土地经营面积使各类要素投入配比保持合理水平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与之相反的呈规模报酬递增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则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

通过分析具有较高运营效率粮油类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集中区间，测度规模集中区间的平均值，得其适度经营规模为8.97 hm2，略大于以往研究对上海松江区粮食类家庭农场所测8.13～8.40 hm2的适度经营规模[15]。由于样本粮油类家庭农场种植作物为水稻，所以不再根据具体种植作物进一步测算适度经营规模。同时，样本中有34.5%的粮油类农场处于该规模，大于该规模的农场数量占38.2%，小于该规模的农场数量占27.3%。根据同样方法得到蔬菜类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为1.21 hm2，处于以往研究对浙江省果蔬类家庭农场所测1.20～2.00 hm2的适度规模区间内[14]，样本中有21.6%的农场处于该规模，大于该规模的农场数量占55.9%，小于该规模的农场数量占22.5%。水果类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为1.76 hm2，略小于以往研究对浙江暨阳果品类家庭农场所测1.81 hm2的适度经营规模[18]，样本中有23.8%的农场处于该规模，大于该规模的农场数量占45.5%，小于该规模的农场数量占30.7%。可见，粮油类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处于适度规模范围的农场数量最多，其次为水果类家庭农场，最后是蔬菜类家庭农场。由于每个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种植作物种类不同，对土壤环境、气候等要求不同，耕种方式也有所差别，所以有待于在今后研究中根据具体种植作物品类进一步测算相应的适度经营规模。

3.2 不同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土地经营规模是影响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已有研究中被广泛提及和验证。该研究的实证结果同样显示，土地经营规模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产出水平。同时，土地经营规模平方项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与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与Bojnec等[5]对中亚地区农场的土地规模与经营效率关系的研究结果相同，即运营效率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先上升后下降。具体来看，家庭农场种植规模较小，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投入比资本投入多，家庭农场一般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经营方式，运营效率相应不高;随着农场经营规模增加，劳动力投入固定，资本投入相应增加，使得两者一定程度上达到合理配比，家庭农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化，与此同时运营效率也逐步上升;农场土地经营规模逐步接近适度规模，农场主科技化生产经营水平不断上升，新的科技要素不断引入，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得到大幅提升;随着土地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由于农场主经营管理能力有限，大型农耕设备缺乏等因素，农场运营效率开始下降。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倒U型”变化趋势不会被约束于农场的类型。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浙江省3种类型家庭农场在土地规模规划过程中应根据不同作物确定适度规模标准，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使家庭农场运营效率水平达到最高。

其次，除土地经营规模外，影响3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共性因素还有：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从事农场劳作年限、农场固定资产价值、雇佣费用、地均种植补贴、贷款满意度、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是否加入合作社和地均土地租金。①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般来说，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技能，掌握新信息的能力相应更强，越有利于农场运营效率的提高，该结论与陈军民[1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②家庭农场主从事农场劳作年限对3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从事农场劳作年限越长，相关农业生产经验越丰富，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水平越高。③农场固定资产价值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正向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农场固定资产价值越大，家庭农场的“生产潜力”越高。④雇佣费用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其虽增加了家庭农场的劳动成本，反之却更激励雇佣劳动力投入到家庭农场的生产活动中。⑤地均种植补贴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补贴种类越丰富，补贴数额越高，家庭农场主获得了物质激励，开展生产的积极性受到鼓舞，越有利于家庭农场提高运营效率，该结论也证明了赵伟峰等[14]的观点即政府补贴有助于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提高。⑥贷款满意度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庭农场主对获得贷款的方式越丰富，贷款数额越高，会激励其提高家庭农场运营效率。⑦农场主接受农技培训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场主接受农技培训，生产经营的技术能力获得提升，有助于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提高。⑧家庭农场主加入合作社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场主加入合作社，获得合作社在生产、销售等各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有利于运营效率的提高。以上两个因素对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正向作用在刘同山等[11]和蔡荣等[23]对全国家庭农场的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⑨地均土地租金对3种类型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土地租金越高，家庭农场土地成本投入越大，不利于运营效率的提高，其与孔令成等[15]认为过高的土地流转费用会降低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结论一致。

最后，影响3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差异性因素包括：农场主性别、劳动力数量、作物市价、农场到镇域距离和农地块数。①农场主的性别对粮油类和蔬菜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男性家庭农场主更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去经营好农场，而不同类型的农场因种植不同作物对不同性别农场主经营的敏感程度不同，粮油类作物种植规模大，相应各类生产投入较大，对管理能力和体力的要求也更高，因而男性家庭农场主更为适宜。②劳动力数量对粮油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也验证了Bojnec等[6]对雇佣工能够提高斯洛文尼亚地区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观点。蔬菜类家庭农场的生产对专业化劳动人才的需求较高，并非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力越多，其产出量就越高，可见根据种植作物的不同及其对生产耕种要求的不同，家庭农场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程度不同。③作物市价对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作物销售价格越高，越有更大激励去促使家庭农场提高运营效率，获得更多收益，而粮食作物如水稻的生产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功能，政府部门会对粮食生产进行统购统销，其市场售价相对于果蔬作物低，但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不会对粮油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蔬菜与水果作物的生产销售则容易受到市场售价影响，该观点与朱继东[18]对信阳市家庭农场的研究结论一致。④农场到镇域距离对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负向影响显著。随着道路和运输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距离远近已不会对粮油类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产生太大影响，而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由于作物易腐烂变质，对气候温度变化较为敏感，同时消费者对新鲜蔬果的需求度较高，较远距离增加了蔬果作物的贮藏与运输成本，对产品新鲜度和口感也产生不利影响。⑤农地块数对粮油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地块数表征着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土地细碎化程度越严重，越不利于家庭农场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分散的地塊不会对蔬菜类家庭农场造成较大影响，而粮油类家庭农场在连畈成片的农地上才可投入大型农耕机械使作物产量获得大幅提高，反之则难以开展机械化生产。

4 结论与启示

家庭农场是中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正在蓬勃发展。运营效率体现家庭农场的发展质量，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发展进度可能存在差异。该研究以家庭农场发展处于全国前列的浙江省为例，通过问卷抽样调查获取粮油类、蔬菜类和水果类3种类型家庭农场共计150个有效样本，运用DEA和Tobit模型对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的研究结论有：第一，粮油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最高，无论是规模效率还是纯技术效率。其次是水果类家庭农场，最后是蔬菜类家庭农场。第二，土地经营规模对浙江省粮油类、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即家庭农场的运营效率随着农场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先上升后下降。粮油类、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的平均适度经营规模分别为8.97、1.21和1.76 hm2。第三，除了土地经营规模，影响3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共性因素还包括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从事农场劳作年限、农场固定资产价值、雇佣费用、地均作物补贴、贷款满意度、是否参加专业培训、是否加入合作社和地均土地租金，除地均土地租金产生负向作用外，其他变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均土地租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四，影响3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的差异性因素包括农场主性别、劳动力数量、作物市价、农场到镇域距离和农地块数。其中，农场主性别对粮油类和蔬菜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农地块数对粮油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分别产生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作物市价和农场到镇域距离对蔬菜类和水果类家庭农场分别产生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通过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农地制度改革，创新规模发展的方式路径，合理确定适度土地经营规模标准，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创新土地流转方式，降低土地流转交易成本，引导不同类型家庭农场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并降低经营土地的碎片化程度;第二，扩充家庭农场的财政补贴类型，提高补贴标准，拓宽家庭农场信贷抵押物范围，提高贷款额度;第三，开展不同层次与形式的农场主培训课程，吸引农业能手等创办家庭农场，进一步规范农业劳动力市场;第四，鼓励家庭农场加入当地农业合作社，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加大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力度。

参考文献

[1] 郜亮亮.中国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土地形成及使用特征：基于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4～2018年监测数据[J].管理世界，2020，36(4)：181-19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18年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报告[R].2018.

[3] ALAM M J，BEGUM I A，RAHMAN S，et al.Tracing the impact of market reform on productivity growth of rice at the farm level in Bangladesh[J].J Asia Pac Econ，2014，19(3)：391-408.

[4] HAZELL P B R.The appropriate rol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 Int Dev，1992，4(6)：567-581.

[5] BOJNEC ，FERT I.Farm income sources，farm size and farm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Slovenia[J].Post-Communist Econ，2013，25(3)：343-356.

[6] BOJNEC ，DRIES L.Causes of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Slovenia：Evidence from micro-data[J].J Agric Econ，2005，56(3)：399-416.

[7] RUEFF C，CHOISIS J P，BALENT G，et al.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local diversity of family farms change trajectories since 1950 in a Pyrenees mountains area[J].J Sustain Agric，2012，36：564-590.

[8] CIAIAN P，FALKOWSKI J，KANCS D.Access to credit，factor allocation and farm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the CEE transition economics[J].Agric Finance Rev，2012，72(1)：22-47.

[9] 张红梅，宋戈，高佳.农户耕地适度经营规模：稳产与增收——基于黑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32(10)：23-29.

[10] 兰勇，蒋黾，杜志雄.农户向家庭农场流转土地的续约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0(1)：65-85.

[11] 刘同山，孔祥智.加入合作社能够提升家庭农场绩效吗?——基于全国1505个种植业家庭农场的计量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9(12)：98-106.

[12] 唐轲，王建英，陈志钢.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基于跨时期和地区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5)：79-91.

[13] 陈军民.基于DEA模型的不同类家庭农场运行效率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8，46(1)：294-300.

[14] 赵伟峰，王海涛，刘菊.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困境及解决对策[J].经济纵横，2015(4)：37-41.

[15] 孔令成，郑少锋.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适度规模：基于松江模式的DEA模型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5)：107-118.

[16] 范乔希，邵景安，应寿英.山区合适耕地经营规模确定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8，37(9)：1724-1735.

[17] 郭熙保，冯玲玲.家庭农场规模的决定因素分析：理論与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5(5)：82-95.

[18] 朱继东.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比较研究：基于信阳市调研数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2)：181-189.

[19] 高鸣，习银生，吴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0-16.

[20] 涂圣伟.我国农业要素投入结构与配置效率变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7(12)：148-162.

[21] CORNIA G A.Farm size，land yields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An analysis for fiftee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ld Dev，1985，13(4)：513-534.

[22] 龚斌磊.投入要素与生产率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8(6)：4-18.

[23] 蔡荣，汪紫钰，杜志雄.示范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更高吗?——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9(3)：65-81.

[24] 袁梦，易小燕，陈印军，等.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培育建议：基于农业部专项调查34.3万个样本数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6)：184-188.

作者：陈永富 张航 方湖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