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发展战略论文(精选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煤炭企业经济是以煤炭作为经济基础的，其主要活动就是进行煤炭的开采与运输，当然也需要知识和人才。本文分析了煤炭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才的作用及人才的发展战略。

第一篇：发展战略论文

实施三大发展战略　推进学院科学发展

钱军,1964年3月出生,湖北荆门市人,博士,教授。历任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兼任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市高校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首都青少年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等职务。2008年7月,任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长期从事林业经济管理、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主持完成国家林业局《中国森林资源管理变革趋向:市场化研究》、《中国加入WTO对林业的影响与政策》以及三峡建委《三峡库区速生丰产林实验示范基地研究》等课题的研究。主编《风险投资运行机理与操作实务》、《金融学概论》、《市场营销管理》、《全国青少年绿色长征系列丛书》等论著10余部,发表论文60多篇。

记者:今年上半年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开展了以“强化特色,服务城乡建设;破解难题,推动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请您谈一谈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全校达成了哪些共识?

钱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以来,学校通过广泛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引导全校师生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认识,在事关学校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增进了共识。

第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增强推进学校科学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当前,学校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一是处于提升办学水平的机遇期。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筑行业的发展以及学校办学空间的改善,为学校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努力提升办学水平,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愿望。二是处于办学结构的调整期。为实现提升办学层次、提高办学水平的目标,要求学校在学科布局、办学规模、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统筹资源、提高综合办学实力势在必行。三是处于发展方式的转变期。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与行业发展要求,统筹好规模、质量、特色、结构和效益的关系,坚持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成为现实要求。四是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制度创新,增强体制机制活力,充分发挥广大师生员工在科学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必然要求。五是处于学校建设的高潮期。新校区工作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加快新校区建设步伐,彻底解决学校办学空间不足的瓶颈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坚持强化办学特色,努力建成以服务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为特色的多科性高水平大学。办学特色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定位、合理规划,切实根据自身的办学传统,立足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凝练和弘扬办学特色,通过实行分类指导,在城乡规划、建设、管理领域重点培育几个高水平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和学科,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品牌影响,努力建成以服务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为特色的多科性高水平大学。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将广大师生员工的全面发展作为学校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坚持办学以教师为主体,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把引进和培养优秀人才作为推动学校科学发展的根本,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水平教学团队、学科团队、科研团队和管理团队;同时建立健全学校民主办学制度,最大程度调动和激发广大教师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教育以学生为本,创新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应用性人才。

第四,坚持内涵发展,将培育核心竞争力作为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内涵发展道路,以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作为重点突破口,提高办学质量。要坚持以教育教学为中心,紧密结合社会需求,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优化学科总体布局和学科结构,逐步形成以土建类学科为优势的高水平学科体系。要坚持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着力加强高层次项目的申报与建设,实现国家级项目与国家级奖励的新突破,不断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层次。

第五,坚持统筹兼顾,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学校必须坚持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从全局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学校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推进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统筹好争取标志性成果和教学基础建设的关系,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两手抓,不断提升办学层次和水平;统筹好新老校区建设,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统筹好新校区建设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坚持“大楼”和“大师”并进,实现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双提升”;统筹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重点,以社会服务为宗旨,办人民满意的大学;统筹好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建设,坚持把科学发展与和谐校园建设有机统一,培育优良的校风和学风,激发广大师生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记者:请您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谈谈学校未来建设发展的总体思路。

钱军:我国已经进入了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型的新阶段,北京高等教育进入了从普及化向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从需求看,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成为主导性的需求;从发展目标来看,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统筹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复合型发展目标日益成为主导性的目标;从发展方式看,依靠内涵提高、质量型发展的发展方式日益成为主导性的发展方式;从评价方式看,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角度评价高校竞争力、贡献力日益成为主导性的评价方式——这对包括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在内的所有北京高校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内涵发展,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努力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为此,学校把未来建设发展的总体思路确定为:把科学发展观内化为学校的办学观,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坚持走特色发展、内涵发展的道路,坚持“立足建筑行业、服务城乡建设”的服务面向,坚持“立足首都北京,服务京津冀经济圈,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办学视野,聚焦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需求,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建设新校区为重要契机,深入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技兴校发展战略,努力探索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办人民满意的大学。

记者:贯彻上述发展思路,学校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

钱军:主要是积极推进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技兴校发展战略。推进质量立校战略,一是推进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创新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富有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推进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提高校内实践教学水平;建立健全实验室开放管理机制,鼓励教师开展实验室开放项目;加强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拓展校外实践教学场所;完善毕业设计管理体系,强化毕业实践环节。二是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各环节的质量标准;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大力推进产学研基地建设;鼓励教学方法改革,探索由专长教师共同主讲的“拼盘式”教学;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国际交流,拓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三是实施教风、学风建设工程,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坚持“从严治学、从严治教”,以教风带学风,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进一步浓厚学校的育人氛围。积极构建齐抓共管的教风、学风建设长效机制,促使教风、学风不断得到改进。

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进一步完善聚集人才的制度环境,努力营造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健康成长和充分发挥作用的良好氛围,着力造就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工程大师和一大批创新团队。一是实施优秀人才引进工程,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和水平。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引进人才,重点把有学术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大师级人才引进来,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做好引进人才的跟踪服务,为引进人才发挥才干、增长才干提供良好平台。二是实施青年教师培养工程,建设富有活力的师资骨干队伍。设立青年教师培养专项基金,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开展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引导青年教师加快成长。建立青年教师导师制,形成传帮带机制。三是实施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培育较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学校资源向拔尖人才倾斜,依托拔尖人才搭建大的科研平台、科研团队,为拔尖人才成长为大师级学术人物创造条件。四是实施管理干部素质提升工程。开展形式多样的个性化培训,完善干部轮岗交流和挂职锻炼机制,强化岗位锻炼,不断提高干部的能力素质。五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平稳推进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改革工作,完善绩效工资方案,提高教职工收入,科学设置编制,科学制定聘任与考核办法,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进科技兴校战略即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研基地建设为支撑,以重大科研项目研发为纽带,以科研团队建设为根本,以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为宗旨,全面实施科技兴校战略。一是组织制定科技兴校战略实施计划,明确科技兴校战略的建设内容、建设目标和保障措施。二是进一步凝练科研方向,将学科建设、科研基地建设、科研团队建设、科研项目申报与研发密切结合,组建大团队、构筑大平台、争取大项目,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最有效地汇聚一批活跃的学术人才队伍,进行前沿科学研究和科技攻关,不断提高科技成果的水平和质量,逐步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三是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加强产学研合作。围绕学校的科研方向,密切关注北京城乡建设与发展的动态,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提高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率。四是进一步加强科研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建设。根据科技兴校战略的实施内容与要求,对学校科研管理、科研基地建设、科研团队建设、科技奖励、知识产权保护、考核聘任等管理文件与制度进行适当修订、补充与完善,构建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运行机制和环境,为学校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记者: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是提高治校理教能力的关键,作为党委书记,您在班子建设上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钱军:第一,要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以建设学习型领导集体为目标,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为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及时把学习研究成果转化为学校科学发展的思路和措施,增强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扩大参加党委中心组学习的人员范围,发挥领导班子在理论学习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拓展领导班子的学习内容,除加强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外,还要加强教育领域、建筑行业新知识的学习。建立健全领导班子成员每年撰写一篇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制度。

第二,要加强领导班子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治校理教的水平。按照市委对高校领导班子能力建设的要求,着力提高五种能力,即着力提高把握方向、谋划发展的能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能力,依法办学、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的能力,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能力,应对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建设和谐校园的能力。着重加强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学习和研究,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完善领导班子务虚会制度,使务虚会成为促进领导班子不断解放思想、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三,要加强决策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断增强领导班子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等议事规则,坚持和完善学校“三重一大”制度。进一步健全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工作上的决策、咨询和监督作用。进一步发挥好教代会、工会、民主党派等组织在民主办学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教代会代表列席校长办公会制度。

第四,要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要按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和完善领导班子成员开展调查研究的制度,每年结合学校具体工作,选定一个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调研专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和完善校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二级学院制度。积极拓展联系群众的渠道,坚持和完善领导接待日制度以及校领导联系民主党派、老干部、群众和学生的制度。坚持为师生员工办实事、解难事。

第五,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按照中央和北京市的要求,推进教育、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廉政风险防范管理。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落实自身的党风廉政责任。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继续落实好党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和民主评议制度,自觉接受监督。领导班子成员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为学校事业发展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责任编辑:王 成]

作者：贝裕文　冯宏岳

第二篇：文化发展战略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摘要：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理论根源。而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诞生的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化，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人民精神和信仰的动力来源，三种文化统一于国家发展大战略，是发展的主旋律。因此，继承并发扬中国优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战略研究的关键。

关键词：大战略;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崇尚文化，重视文化，继承并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然成为当今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旋律，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中发展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文化建设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如果文化发展僵化，创新就会变得刻板，国家发展的步伐也会停滞。文化发展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文化的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文化发展道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文化创新。而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近代中华民族历经了诸多的革命实践，中华文化也因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融合了许多的外来文化。其催生的革命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宣誓独立的红色文化构成了一种真正的中国身份，是中国伟大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文化发展的重要因子

正如前文所述，文化发展作为文化自信战略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传统中国文化、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根本创造力，它既是另外两种文化的理论核心，又是另外两种文化的精神基础。在传统中国文化里，中国人的精神和本质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明显的，诸如：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美德，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精神，又有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像一条精神的纽带，将中国各族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近代，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底，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革命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

革命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主旋律，在中华民族遭受巨大危机的关键时刻，革命文化也由此应运而生。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具体体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2，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和一种确定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这样的方向就是革命的精神，是革命的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变入主动。”3而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传统文化同革命文化激烈碰撞的产物，正所谓“推倒历史三千载，自著雄奇瑰丽词。”

红色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象征，也是中国人民的勤奋和富有想象力的重要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为领导的红色文化是文明的集合体，指引着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形成的，是结合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所形成的文明总和。红色文化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同时也不断激励中华儿女投身于国家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造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是红色文化精髓的具体体现，而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便是红色文化薪火相传的具体体现。红色文化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传统与革新的辩证统一，与精神、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等各种文明形态密不可分，这些特征体现了一段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和传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现实社会实践深刻体现出了红色文化的基本特点。

二、各种文化因子的相互联系

文化是精神繁荣的核心表达形式，它是精神繁荣与国家发展的联系。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并继续发展。因此，传统文化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和客观事实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改造着中华民族的现实实践活动。它从来都不是一副空壳，它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精神传承，渗透于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细胞之中。因为中国的历史客观环境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理应属于中国发展大战略的一部分，熔铸于中国文化自信这一战略布局之中。中华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则是中华民族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的集中体现;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以及“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礼记·礼运篇》）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殷切向往;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变化的认识则更为深刻，“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易·系辞》）事物无常驻，任何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的，只有深刻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改造事物。因此，“窮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事物的改造所提出的方法论，在面临发展的困境，只有进行变革和革命，才能改变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变革和革命的认识，同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思想产生了激烈碰撞，诞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思想文化，它在中国生根发芽、蓬勃发展，而且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及其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大，孕育出了诸如“五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革命精神，其中既有政治文化的变革，同时也有文艺文化的变革。由此，革命文化的诞生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性的发展。

如前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文化都必须伴随着时间的永恒而经久不息，从而变得弥足珍贵。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融合并最终演化形成了以人民为核心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的革命文化，而伴随着历史的进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实践，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集中表现和理论核心。这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也反映了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强大的革命精神。红色文化不断激励每一位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拼搏奋进。在红色文化的影响下“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抗洪精神”、“红船精神”纷纷孕育而生，所有这些精神情感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也是中国传统和革命文化的珍贵传承，既是中国不断发展的传统和革命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繁荣时期的集中展现。因此，红色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未来是中国伟大的复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理解，传统中国文化，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三、文化发展战略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一脉相承，经久不息，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东方的一颗闪耀的明珠。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因有如此深沉而又悠久的文化感到自豪，同时也应因有如此先进文化的指导而感到自信。千年来的文化浸染，是中华民族自信之源泉，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红色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时也是长远的，如同积水成渊一般，这是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形”;有形则必有“势”，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正如“积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4这也是文化自信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关键一环被提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文化自信对于国家发展大战略的进一步推广与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精神的寄托在于文化，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同样关系着国运和民心。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应用于人民对于文化自信的现实实践活动之中，以达到文化战略上的推进与统一，方可达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5的效果，使中华文化的发展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注释：

1.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2.许青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渊源与现实路径【J】.求索，2009

3.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4.骈宇骞等译注.武经七书【M】.中华书局，2007：26

5. 骈宇骞等译注.武经七书【M】.中华书局，2007：22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释注【M】.中华书局，2016.7

[2]骈宇骞等释注.武经七书【M】.中华书局，2007.7

[3]姜义华.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N】.文汇报，2017-08-13（007）

[4]谢颖.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是时代课题【N】.人民政协报，2017-07-31（009）

作者：李祺嵩

第三篇：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人才发展战略

摘要：煤炭企业经济是以煤炭作为经济基础的，其主要活动就是进行煤炭的开采与运输，当然也需要知识和人才。本文分析了煤炭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才的作用及人才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煤炭企业;经济发展：人才：发展战略

一、人才在煤炭企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才已经成为现代及将来煤炭企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煤炭企业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人才是煤炭工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须条件，是企业长远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最宝贵的无形财富。在当今社会，人才已经成为世界课题，努力提升员工队伍整体素质。特别要注意的是，煤炭企业一定要认识到人才不仅仅局限于管理层和高学历层，要把人才战略覆盖面拓展开来，要从人才战略的高度来加强对基层人才的认可。基层一线员工具备各种现场技术和作业能力。他们是煤炭工业经济建设发展的主力军。定期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业务强化拓展培训和提高，是整个人才战略的一部分。实施人才战略是现代煤炭经济建设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的举措。要充分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做好前瞻规划，做好企业跨越式发展的人才储备工作。要适时造就德才兼备、扎实肯干、经验丰富、敢于先行，具有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运筹能力、具有勇于创新、务实协作的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的人才队伍。

2　人才发展是解决当前煤炭企业人才缺失问题的关键

我国的煤炭企业长期以来缺乏煤炭专业型人才，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从而面临着煤炭企业多元化发展应具备的经济管理、法律人才不足，一些煤焦化、电力、采煤掘进等人才不足，专业技术人员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另外，煤炭企业人力资源培训不足，忽视了对人才开发培训工作，人才培训体系也不健全，与其他行业相比，煤炭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因此，煤炭企业的人力资源素质较低、采掘工艺落户和劳动生产率较低，导致煤炭企业经济难以发展，难以与国外先进煤炭企业相竞争。我国煤炭企业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就是为了培养和使用高素质人才和创新人才，这些复合型的人才是我国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实施人才发展战略正是解决当前煤炭企业人才缺失问题关键。

二、煤炭企业人才发展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随着煤炭行业经济的竞争所带来的人才竞争，“人才战略”已经广泛地被使用于煤炭企业经济发展、人才开发的规划之中。在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就是人才战略，因此，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煤炭企业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就必须确立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的价值取向，大力实施人才战略。

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煤炭企业人才状况的基本特点是人才结构不均衡，人才流失极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绝大部分煤炭企业所处地域偏僻，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医疗环境等都存在较大差别。再加上工作条件艰苦，存在水、火、瓦斯、煤尘、冒顶等五大自然灾害，安全性、舒适性程度较差，再加上前几年煤炭行情不好，煤炭院校压缩甚至取消煤炭类专业，煤炭企业人才只有消费没有培养，只有流失没有进入，以致出现了“断档危机”。《中国煤炭报》的问卷调查显示，96%的煤炭企业缺少机电专业人才，88%的企业缺少采矿专业人才。另外，通风、安全、洗煤、煤化工等专业人才也在紧缺之列。这些都说明，煤炭企业人才流失严重，人才资源溃乏已成为制约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

管理方面，人才开发重技术而轻企业发展战略。在当前煤炭企业中，岗位管理、人员招聘录用、劳动合同管理、定期考核、新员工岗位前培训或新员工见习、奖惩、薪酬分配、社会保障等人才开发管理制度建设执行方面做得较好，但在煤炭企业发展战略结合的人才开发规划、后备干部管理、员工职业生涯管理、员工申诉等人才开发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等方面做得普遍较差。

可见，中国煤炭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还处在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才开发管理的转型时期，依然难以适从煤炭企业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形下，煤炭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一定要高度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要适时创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保证选好人、用好人。同时要充分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要强化爱才惜才之心，培养护才用材之能。加强各类技能人才的评选评定工作，切实推行技能人才和技术岗位津贴制度，提高专业技术人才和各类管理人才岗位津贴。要让人才真切感受到在企业中既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又有可观的经济收入，从而实心实意为企业发展出力。

因此，面对严峻的人才战略形势，我们必须有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认真研究我国煤炭企业的人才发展战略，在稳定人才和开发人才两个方面，采取有成效的措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才竞争中抢占人才战略的制高点。

三、结束语

国际人才竞争态势日益激烈，我国的煤炭企业人才发展战略必须确定以人为本的思想。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才战略的目的是更好地促进煤炭企业的经济发展，在这过程中，企业员工是主体，因此，再实施人才战略的过程中，必须理解和关心每一个人，把每一个员工都视为人才开发的对象和主体，即：开发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员工也是人才的开发者;通过人才战略的实施，营造一种人才开发的企业文化氛围和由企业文化主题，促进煤炭企业优秀人才辈出。第二，人才战略通过促进煤炭企业所有企业人员的开发，最终实现的足人的全面发展，使更多的人过上美好的生活，即人才战略是为了促进人才开发，而人才开发又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实现了煤炭企业经济发展，也实现了人的社会理想。

参考文献：

[1]何华兵：中国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析[J].中國矿业，2006，15(5).

[2]王宏洋，张超军，王坤：关于煤炭企业现有人才管理[J].煤炭技术，2007，26(5).

[3]张秀香：论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人才发展战略[J].现代商贸工业，2010，22(17).

[4]张衔：人才资本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10.

作者：原素芳

第四篇：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

摘要 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篇论文对绿色发展的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以及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机制分析中，论文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其中，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计和绿色福利增进的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绿色增长有赖于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发展战略上，论文探讨了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战略的战略引导，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在政策工具上，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对中国发展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是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最后，论文给出了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绿色发展规划、强化绿色投入以及突出绿色政绩考核等。

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增长;绿色财富;绿色福利

文献标识码A

自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主导了三次工业革命，经历了“蒸汽时代”(1750-1850年)、“电气时代”(1850-1950年)和“信息时代”(1950-2000年)。在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创造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异常气候所导致的自然危机日益频繁，资源、能源供给日趋紧缺[1]。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发展模式将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黑色发展模式”转向全面的“绿色发展模式”。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中国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不但对全球造成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同样也严重脱离了中国人均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基本国情。例如，世界森林覆盖率在2010年约为31%，我国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6%，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6%[2]。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有影响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不能脱离国情和世情走传统的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黑色发展道路，而是应顺应绿色工业革命的世界趋势，寻求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更进一步来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也应当成为这场绿色工业革命的倡导者、创新者和领跑者。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不仅为中国开创一条新型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示范和启示，具有世界意义。

1功能界定：发展观的演化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发展观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依托，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目标，强调资本积累和高投入、能源和初级产品的高消耗以及伴随增长过程中不加限制的消费增长，形成了增长至上的发展观，甚至是GDP崇拜(GDP Fetishism)。传统发展观的功利主义必将导致经济增长逼近甚至是超越生态边界(Ecological Boundary Conditions)，导致增长的终结以一种崩溃的方式发生以及人类福利不可控制地下降。因此，不顾生态边界条件的增长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至今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发展模式。

1987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取得世界共识。与传统发展观相比，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减贫，主张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审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尽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有进步性，但是可持续发展的仍旧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发展观，强调修正人类控制自然的模式，对传统发展观只是一种被动的、修正式的调整。此外，虽然可持续发展观获得全球共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形成足以扭转传统发展模式的全球行动。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国际机制：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占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高端部分，通过经济全球化把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高的低端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藉此占领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制高点;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漠视自身对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责任，没有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给予发展中国家足够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相反却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视而不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国际机制支撑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难有作为。

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绿色发展逐步成为新的发展共识。从内涵来讲，绿色发展更具包容性，既包括传统可持续发展中所关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与粮食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危机。特别是，人类社会已经逐步认识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范围广和气候异常影响的不确定性强对所有国家都是潜在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和降雨情况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粮食作物产量下降;气候变化导致冰山融化及各大河系水流减少;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直接威胁人类的生产安全、生化安全以及自然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共生性(Symbiosis)和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即三大系统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这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非常接近。第二，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绿色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显著特征是绿色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即以绿色科技、绿色能源和绿色资本带动的低能耗、适应人类健康、环境友好的相关产业在GDP比重的不断提高，增长模式强调低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污染排放脱钩(Decoupling)。第三，绿色发展强调全球治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威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原则，它也应该成为绿色发展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发达国家要真正承担起绿色发展的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援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建立基于本国国情的绿色发展战略，并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加以落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发展战略不是基于一国的，而是基于全球的。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将为人类发展史开创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道路，体现了科学发展的主旨和内涵。伴随着2000年以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国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从初级能源消费来看，中国占世界的比重由2000年的11%上升到2010年的20.3%，占世界消费增长的53%[3-4]。其中，中国煤炭消耗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28%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48%，是美国的3倍多，接近美国、俄罗斯和欧盟25国的两倍[3-4]。此外，中国对矿产资源的消耗也在2000年之后急剧上升。其中，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度(进口铁矿石产铁量占总产铁量比重)从2000年的35%上升到2009年的70%以上[5]。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提高，它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创新绿色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2分析框架与机制分析

2.1分析框架：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

绿色发展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由此也决定了系统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既有正向的交互机制(良性循环)也有负向的交互机制(恶性循环)。从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交互关系来看，两者正向的交互关系体现为：自然系统是经济系统的物质基础，为经济系统提供初级生产投入品(例如，能源、矿产资源、林木产品等)和生活消费品(例如，水、粮食、畜产品、水产品等);而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对自然系统的投入能力，进而对维持自然系统的功能维护和生产能力提供保障。例如，经济系统对森林的投入，有助于提升森林覆盖率，进而有助于维系生物多样性、土壤蓄水能力、降低水土流失等;经济系统对荒漠化治理的投入，有助于保护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而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系统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两者的负向交互关系体现为：经济系统如果对自然系统过度攫取，或者经济系统对自然系统产生了过度的外部性而超出了自然系统的自然消解能力，自然系统将失去对经济系统的支持作用，甚至产生破坏性作用。例如，如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过度砍伐和破坏森林资源将导致森林退化和生态退化，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生产力的降低，导致经济系统的粮食短缺。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形成何种交互关系，关键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经济系统的运行处于自然系统的承载边界以下;其二，经济系统对自然系统的有效投入，提升自然系统的承载边界。

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正向交互关系来看，经济发展有助于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健康)和各项公共服务投入，从而促进社会发展;而人力资本的增长又是经济增长的创新基础，各项公共服务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使得资源更多地被投入到经济增长中，而不是被用于管理社会冲突上。从两者负向交互关系来看，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弱势群体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导致社会认同程度降低以及社会冲突上升，恶化社会系统;社会冲突上升也将导致社会风险加剧，从而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恶化经济系统的潜在增长能力。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形成何种交互关系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社会分享机制，例如提供普惠式(Generalfavoredtype)的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从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正向交互关系来看，人力资本提升(例如，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进而促进对自然系统的保护和投入;自然系统的提升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进而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例如，健康水平)。从两者的负向交互关系来看，人力资本不能得到有效提升，影响全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从而加剧自然生态风险。此外，缺乏人力资本的社会群体由于不能通过人力资本提升的途径获取收入，会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上升，会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引发更高的社会冲突管理成本，从而减少对自然系统投入的可利用资源。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形成何种关系，取决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重视生态治理以及培育公众的环保意识。

基于以上三大系统共生性的讨论，本论文构建“三圈模型”对绿色发展进行机制分析(见图1)。该模型包括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三大系统的共生性形成了以绿色增长(Green Growth)、绿色财富(Green Wealth)和绿色福利(Green Welfare)的耦合关系(Coupling)。其中，经济系统以绿色增长(Green Growth)为基础，并受绿色财富和绿色福利影响;自然系统以绿色财富(Green Wealth)为基础，并受绿色增长和绿色福利影响;社会系统以绿色福利(Green Welfare)为基础，并受绿色增长和绿色财富影响。在该分析框架中，绿色增长、绿色财富和绿色福利具有特定内涵(见表1)。

图1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

Fig.1Threecircle model for green development

绿色福利不仅包括人类生活的安全性福利和适宜性福利，也包括可持续性福利等。因此，绿色福利不仅涉及当代人的福利，也与后代人的福利有关。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以绿色财富为基础，并对绿色财富和绿色增长起到积极的正面影响。

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的载体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财富的累积是绿色增长的长期结果。绿色财富内涵丰富，包括有助于绿色增长并实现绿色福利增进的各类资本：有形、可测度的财富，例如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和实体资本(Physical Capital);无形的、可测度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无形的、难以测度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见表1)。其中，自然资本、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繁荣的直接原因。社会资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是集体行动的准则，通过影响社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社会整合的形态、自然资本的获取和使用、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累积和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绩效，并从长期上解释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国家的繁荣与衰落。因此，社会资本不仅是自然资本、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决定因素，更是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例如，基于开放性的制度安排可以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超越自身的自然资源限制，通过利用其它国家的自然资源弥补自身的不足;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保护产权、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投资并提升实体资本的累积和生产率;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例如教育和卫生事业)，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累积，提升实体资本的生产率、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绿色增长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自然资源损耗，改善生态环境，提升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性能力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资本的发展是实体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三大资本间产生协同作用(Synergy)的软性支持要素，在促进绿色增长的同时，实现绿色财富的累积以及绿色福利的提升。

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积和绿色福利提升的手段。绿色增长内涵可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显著具有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的特征，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实现脱钩;第二，绿色增长促进绿色财富的累积和绿色福利的提升，降低当代人和后代人在资源消耗上的冲突，并实现绿色福利的可持续性。实现绿色增长的关键是通过进步性的制度安排(Progressive Institutions)提升社会资本，鼓励绿色技

2.2机制分析：绿色增长管理

从机制上讲，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积和绿色福利提升的必要条件，是绿色发展的核心(见图2)。能否实现绿色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经济系统中，经济活动是自然资本、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产出包括消费品(包括产品和服务)、中间投入品(进入生产活动)和投资性投入品(通过投资活动形成实体资本或改善自然资本状况)。绿色增长管理本质上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是指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以及所对应的外部性管理。其中，外部性管理是指对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产生的排放进行有效管理，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并促进资源使用的减量化。

绿色生产是指生产部门(农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生产活动实现低能耗(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降低)、低物耗(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和中间投入品使用的强度降低)、低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较低的污染物排放)。其中，循环经济系统、高效能源系统以及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绿色生产的关键支持。循环经济系统有助于实现低物耗，降低对初级原料的需求，进而降低对自然系统的压力。高效能源系统既包括碳基源的高效化，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在总体能源供给比重的提升以及生产的低成本化，进而实现低排放(特别是CO2排放)。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不仅是绿色生产的技术基础，实现生产过程中的低能耗、低物耗和低排放，也是促进绿色消费的技术基础，实现消费活动中低能耗和低排放。对应于生产活动的外部性管理是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对生产活动排放(废液、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等)严格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边界以下(保障可持续发展福利)，而且不降低和威胁人类生活的安全性福利和适宜性福利。此外，通过外部性管理(例如，循环经济系统)，部分排放重新转化为生产活动的投入，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绿色消费是指人类的消费活动产生较低的能源消耗、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绿色消费的实现也需要一系列的支持性因素(本质上也是绿色增长管理)，例如绿色社区管理、资源类生活产品的定价机制以及绿色消费文化等。通过绿色社区管理使生活废弃物得到妥善收集和处理，并通过循环经济系统再转化为生产性投入，实现绿色社区管理有赖于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藉此也不断提升公民的环保意识。资源类生活产品的价格机制是指利用价格手段(例如，阶梯定价)在保障居民对于水、电、煤气等方面的基本消费需求的前提下，抑制居民对这类生活资料的过度消费。绿色消费文化是指培养公众的环境意识(例如，采用环保包装、购买和使用绿色标识产品、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等)，降低居民生活方式对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是绿色财富和绿色增长的软性支持因素(用虚线箭头表示)，直接影响绿色财富的累积和绿色增长的质量，进而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绿色福利。一方面，作为一类社会资本，绿色增长管理对自然资本、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累积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提升绿色财富的累积(例如，提升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实体资本的生产率以及由于生态环境改善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正面影响)，进而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绿色福利。另一方面，绿色增长管理也通过影响社会发展(例如，公众的环保意识)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绿色福利产生正面影响。

总体而言，绿色发展就是在充分认识“经济—自然—社会”三者交互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机制设计实现三大系统间的正向交互机制，极力避免负向交互机制，进而实现绿色发展。其中，经济系统实现从“黑色增长”转向“绿色增长”;自然系统实现由“生态赤字”转向“生态盈余”，积累绿色财富;社会系统实现人民健康、社会和谐，提升绿色福利。

3发展战略

能否实现绿色发展取决于能否实现绿色治理，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绿色发展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

3.1绿色发展能力

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见图3)。识别能力是指对影响和制约绿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进行识别(特别是对三大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导致三大系统之间形成负向反馈关系的机制)，也包括对绿色发展的投入需求进行识别。例如，在自然系统中，对自然资源账户的全面核算，包括自然资源的分布性、供给的可持续性，同时也包括自然资源的生态脆弱性评价、自然资源使用的外部性评价以及生态投入的需求分析;在经济系统中，对促进或抑制绿色增长(包括生产和消费)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在社会系统中，对公众的环保意识以及有效提升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效手段进行识别。此外，识别能力也包括对三大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和相互影响程度的诊断。例如，环境恶化(自然系统)是否导致公众健康的恶化以及恶化程度(社会系统);环境恶化对粮食安全(经济系统)的影响。

投入能力是指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对绿色发展各相关领域的投入水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各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生态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这也导致了各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入需求和投入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导致地方财力的地区差异，导致绿色投入能力的差异;另一方面，各地区的区位条件和生态基础又决定了绿色发展的投入需求(包括投入领域和投入强度)的差异性。因此，实现投入需求和投入能力之间的匹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这取决于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在绿色发展方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是否合理以及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此外，中国存在明显的区域间生态外部性，有必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生态公共产品提供地区进行补贴和投入。例如，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为中国提供最重要的环境保护公共产品，但是西北地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评估能力是指对与绿色投入相关的评估能否做到科学性和全面性，并最终对绿色投入具有指导性。科学性是指在评估过程中各类指标的可测度(Measurable)、可报告(Reportable)和可核查(Verifiable)，确保评估结果真实反映绿色发展的客观状况。全面性是指评估不仅要采用客观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应引入主观指标(即把老百姓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不仅要对绿色投入的经济效应评价，也应对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价;不仅要对绿色投入的短期效益评价，也要对绿色投入的长期效益评价。科学、全面地评估对绿色投入具有指导意义，是不断优化绿色投入的依据。

3.2绿色发展战略

中国已经明确了绿色发展战略(见图4)。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首次阐述中国立场，承诺中国将采取有力措施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同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

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此外，会议还规划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 000万hm2，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m3。这些战略目标明确了中国的绿色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是一个综合的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其中，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的战略指引，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是绿色发展的政策工具。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被纳入五年发展规划。例如，“十一五”规划突出了绿色发展的思路，绿色发展指标被列为约束性指标，这些指标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基本完成，而“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强化了绿色发展的理念，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的“绿色发展时代”。通过绿色规划，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抛弃GDP崇拜(GDP Fetishism)，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并付诸实施。

图4绿色发展战略

Fig.4Strategy for green development

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间接政策工具，是指通过金融手段促进资本流向促进绿色经济部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经济活动的生态成本，控制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例如，通过利率优惠政策引导金融资本流向环保产业、高效节能技术领域和循环经济领域;通过信贷配额限制金融资本流向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部门;发挥政策性金融手段的“开发性金融”职能，对投资规模大、资本回收周期长、具有显著生态效益的投资项目进行信贷支持。

绿色财政是绿色发展的直接政策工具，是指通过财政收支的杠杆作用促进绿色发展。从税收手段看来，可以通过征收和调整排污费等手段加大排放成本来抑制环境公害产生，并把排污收费转化为绿色发展的专项基金;对于碳基能源部门，征收碳排放税，并把相关税收列入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生态保护等方面的专项基金;对于循环经济项目实施增值税抵扣政策，降低相关企业税负，大力促进生产或生活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实现资源使用的减量化。从财政支出手段来看，对具各类有重大生态效应的工程以及跨区域重大环境治理项目(例如三江源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荒漠化治理等项目)，中央财政通过专项基金给予充分的投入保障，严格监控财政投入的使用流向和项目资金的执行效果;鼓励企业采用绿色环保设备，对企业购置绿色环保设备给予补贴或税收抵扣;积极引入绿色政府采购(Green Public Procurement)，制定绿色采购标准，逐步提升绿色采购支出占政府总体采购支出的比重，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补贴绿色消费，推广绿色标志家电产品，促进公民的绿色消费意识。

4总结性评论

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即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现代化，届时中国将完成自改革开放以来的70年的发展历程，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将完成这一发展历程的上半程。2016-2050年期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征程的下半场，也是中国由基本完成工业化到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成就在于善于把握时机、利用时机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而推进和带动全面发展。随着中国城市化过程逐步接近成熟阶段以及人口老龄化逐步进入纵深阶段，中国将面临更为复杂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挑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下半场征程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应该把绿色发展作为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

在经济建设中，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绿色增长;在政治建设中，应当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强化绿色发展意识;在文化建设中，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培养全民族的绿色文化意识，丰富和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社会建设中，大力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建立良性的社会分享机制，强化绿色发展的社会基础;在生态建设中，应当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生态投入，实现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绿色福利，实现“吃祖宗饭、造子孙福”。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制定绿色规划。通过绿色规划引导绿色增长，积累绿色财富，提升绿色福利。以全国发展规划为指导，各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应当把绿色发展理念纳入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明确针对本地的绿色发展主题，推进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把绿色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二，积极强化绿色投入。完善资源类产品的定价机制，逐步完善资源使用税，建立生态与环境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充分反应资源类产品的稀缺性以及资源类产品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生态成本。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鼓励企业绿色投资，严格实施各项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法律。各级政府逐步推广绿色采购，制定绿色采购标准，逐步提升绿色采购在政府采购中的比例。

第三，突出绿色政绩考核。转变各级地方政府的发展观，按照不同地区所对应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强化绿色考核、弱化GDP增长的考核，提高绿色发展相关指标在地方政绩考核的比重，并对地方党政负责人实行离任绿色审计。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胡鞍钢. 中国创新绿色发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Hu Angang. Innovat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The World Bank Group.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R]. World Bank，2012.

[3]The BP Grou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R]. BP， 2011.

[4]The BP Grou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R]. BP， 2006.

[5]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钢铁统计年鉴2011[M].北京：钢铁工业出版社，2011. [China Steel Industry Association. China Steel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M]. Beijing： China Steel Industry Press， 2011.]

[6]Dasgupta P. Econom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作者：胡鞍钢 周绍杰

第五篇：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演变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

[摘 要]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观的转变，“华盛顿共识”逐步演变为“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金融领域甚至是经济领域以外的因素。从一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出发，金融市场是否具有效率优势，最终的评判标准是能否动员国内储蓄并促进国内的资本形成。开放经济中，这种效率优势应该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所体现出来的优势。这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机制效率的比较，而是一国内部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结合以后，与其他国家所进行的效率比较。由此，在金融发展战略中强调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关系，就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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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从经济发展战略到金融发展战略

传统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必须借助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来实现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如下手段：利用通货膨胀获取通货膨胀税和刺激投资，实施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过程，实施进口替代。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观。表现在理论上，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对立;表现在政策实践上，是特定经济发展战略下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关系的争论。这实际上就是关于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地位和主导权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以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重新诠释，新自由主义”重新确立了在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凸现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低效率。作为一个反例，拉美国家的经济实践也为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提供了经验证据。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传播。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对立观点开始融合。发展中国家必须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框架下实现经济发展，即依赖于市场、开放和宏观经济纪律。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的经济发展观。

随着经济发展观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对金融的看法也开始转变。依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储蓄和资本积累过程最终将受制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出现趋同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在这种逻辑中看到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希望。利用市场机制不仅能够推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提高储蓄动员过程和储蓄一投资转化过程的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更能够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发展中国家转变经济整体发展战略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场化的金融发展战略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潮流。从市场的本性出发，在开放的背景下实施市场化的金融发展战略，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是相互关联的两个必要环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只要创造出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金融体系就可以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发展起来，金融深度就可以提高;同样，这样的环境也能够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二、国际经验的演变：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解决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政府、国际经济组织以及金融机构要求债务国进行结构调整和政策改革，以此作为开启债务重组谈判和提供新贷款的条件。威廉姆森从中选取出那些具有共同基础的改革政策，组成了他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为了评判债务国结构调整和政策改革进程，威廉姆森把“华盛顿共识”具体化为十条政策建议，包括严肃财政纪律、重新安排财政支出的优先权、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形成机制、实行单一的且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消除FDI的限制、私有化、放松市场准人和竞争的管制、保护财产权。总的来看，“华盛顿共识”可以归结为三点：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推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政策。

随着债务危机的解决，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中的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观被推广到拉美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影响进一步强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开始实践“华盛顿共识”背后的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观。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践“华盛顿共识”的过程中，自由化和私有化成为主要的政策导向。在经济发展初期，增长和就业是主要的政策目标，稳定性政策和政策调控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教育支出、人力资源的积累等政策在短期内难以见效，对于面临大量短期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政策很难被实施。制度环境的变革涉及到国内政治体系的调整，在短期中也难以见成效。加之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主要偏重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

由于实体经济领域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开放，进一步推进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将面临很多深层次的困难，如经济结构调整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以及国际分工和市场状况对国内实体经济调整施加的约束。而金融是传统上管制较多的领域，前期的改革相对较少，这就为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改革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这在客观上就使得金融自由化改革成为发展中国家自由化改革的核心。此外，社会分工和生产的发展使得金融部门成为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金融资本成为实物资本运动的载体。金融体系就成为宏观经济中各种经济力量交互作用和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场所。于是，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范围、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成为整个经济改革的核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蜕变成市场化的金融发展战略。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的金融改革主要是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依据市场的自身逻辑，自由和开放是市场化改革应有的两层含义。这在理论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却存在严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是，金融开放并不是国内金融深化进程充分发展以后的自然发展，而是特定背景下的被动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和外部资金。该战略依赖于进口管制的有效性、外资流入情况和国际市场环境。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进入一般制成品的国际市场，该市场日趋饱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增加了贸易保护的成本，削弱了进口管制的有效性;美国新经济和东欧转型经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资金。这些变化从根本上削弱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基础，引发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外部经济失衡通过官方外汇储备的减少对经济的货币化过程施加负面影响。为应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国内的信用扩张来推动货币化进程。但这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水平下降，甚至出现负利率现象。面对这种困境，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多的非市场化手段来动员储蓄和引导投资。由此可以看出，在变化了

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发展中国家的内部金融深化或自由化改革并不符合整体经济的发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措施，如开放资本账户、实施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对外资开放国内金融服务业等，成为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的代名词。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促进国内金融的发展和吸引外部资金，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选择。

但是这样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带来经济增长。相反，伴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深入，整个20世纪90年代危机不断。面对这种状况，人们不得不去反思，反思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反思“华盛顿共识”之下的政策导向。人们一方面重新思考“华盛顿共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竭力探寻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实践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差异。“华盛顿共识”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但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身体力行“华盛顿共识”的时候，忽略了其他领域的变革和整体制度的调整，包括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质疑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发展战略，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进人“改革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改革不仅要进一步深化和调整原有的改革进程，更重要的是要转变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必须在宏观经济全面发展的框架内，用一个长期的、整体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在这样的整体分析框架内，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依赖于市场以外的因素，特别是政府和制度等方面的条件。所以，无论是金融自身的发展还是金融对整体经济推动作用的发挥，都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替代政府这样简单的市场化战略。

基于这些认识，“华盛顿共识”逐步演变为“后华盛顿共识”。首先是进一步实施“华盛顿共识”中除自由化以外的政策建议。针对金融领域所提出的主要建议是;进一步推进金融企业的谨慎私有化，在增加金融领域竞争的同时实施正确的管制;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审慎监管制度的强化同步进行。其次是防范危机的政策建议，包括：积累财政盈余、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积累外汇储备、建立弹性汇率制度、降低国内居民存贷活动中外币的比重、提高储蓄率、强化资本充足率要求和银行体系的监管制度。再次是构建宏观经济的制度基础，目的为充分发挥第一阶段的改革功效创造必要条件。“后华盛顿共识”尤其强调宏观经济制度基础的改革和完善，包括：(1)调整政府的职能和宏观经济目标、提高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2)构建稳定的、可预测的宏观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3)建立国家创新体系，鼓励技术创新并推动新技术的扩散，为R&D提供税收激励，鼓励风险投资，鼓励产业集群的发展，推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出口;(4)促进市场经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特别是非正规部门中的财产权、破产法;(5)强化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改进会计标准，保护小股东权益，发展信用登记体系;(6)进行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改善收入分配体系，发展社会组织。

从“后华盛顿共识”中探究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导向，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战略的转变趋势。首先，金融的发展已经开始超出金融本身。作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金融市场的效率依赖于整个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所以，金融市场的发展自然应该与其他市场的发展以及整个市场体系的完善同步展开。其次，置于整体经济当中，金融自身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既包括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这样的短期因素，也包括政府职能、制度、社会组织这样的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因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推动作用的发挥，不是、也不能单一地依靠市场机制。所以，“后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金融发展战略。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金融自身的发展及其与整体经济之间的联系都是很脆弱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脆弱性源于市场自身的脆弱性。在选择金融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状况、经济结构、制度、政府职能、社会组织等因素所施加的约束。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条件出发，考虑到上述因素施加的约束，主导金融发展战略的不能只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简单替代关系。在金融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替代与互补并存。选择金融发展战略，实际上就是确定什么样的金融发展路径最有利于金融自身的发展和宏观经济整体的发展。这取决于各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特定的经济条件。因此，在“后华盛顿共识”之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道路必然呈现越来越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因为各国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是多样的。作为过去多年改革的延续，在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补关系。这也就是很多学者强调的“市场化改革应该进入第二阶段”，着重解决市场以外的问题，如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政府的职能、社会分配体系、社会组织和制度架构。这些问题脱离了单纯的经济领域，问题的解决将更加倚重政府的主动行为，而不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

三、理论思考：如何认识主流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

在金融发展战略不断演变的背后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即人们对金融发展前因后果的认识转变。无论是关于金融发展的条件和手段，还是金融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理论上的认识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关于金融发展问题，主流的理论体系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1)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2)金融的发展路径;(3)金融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构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起点。通过研究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以及金融与分工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金融发展问题的重要性。第二方面主要研究金融发展的动力。通过研究和比较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比较市场化金融发展战略和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战略的优劣，并由此提出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必要性。第三方面则是进一步细化对金融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机制的研究。无论是对自由化和市场化次序的研究、还是对金融自由化绩效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如何利用市场化和自由化来最有效地推动金融的发展，以及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效率优势，特别是金融领域以外的其他条件在这两个环节中的重要作用。

在论证金融市场效率优势的过程中，金融发展理论越来越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储蓄和投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两个核心要素，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则是外生的，并没有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主流金融发展理论同样强调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制度等只是影响金融自由化绩效的外生变量。其次，随着交易成本、不确定性等因素不断被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应于金融发展理论的微观化趋

势，在考虑了交易成本、信息和不确定等问题以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沿着一个动态的均衡路径发展演变。再次，正如同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失灵、市场缺陷、政府和制度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也不回避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缺陷。这体现在金融发展理论的第三个部分中。在具体的研究中，良好的宏观经济背景、完善的政府职能、完备的市场基本设施等，都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条件，进而成为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外生变量。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主流金融发展理论从来都不会否认金融市场的效率优势。无论是对金融市场微观行为的研究，还是对金融领域以外的宏观经济背景和制度的研究，都是在探讨如何最有效地发挥金融市场潜在的效率优势，这事实上就先验地接受了市场的效率优势。由此可以认为，金融发展理论是在一个特定领域中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延续和应用。

主流金融发展理论在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也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把各种可能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因素当做外生变量，这就使得理论体系中出现一个严重的缺陷，在对内生变量的行为模式进行严格界定以后，外生变量成为决定最终结论合理性的关键因素。但外生变量的发展变化受制于体系外的力量，理论体系中所考察的各种经济力量不能保证外生变量的动态特征始终与理论的要求相一致。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目的是发展金融市场，让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调节储蓄、投资或资本积累行为。对于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的效率问题，金融发展理论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竞争均衡的分析。以利率为例，这是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利率既是储蓄的收益，也是投资的成本，在利率机制的灵活调节下，储蓄过程和投资过程都可以实现均衡。同时，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保证了上述均衡的稳定性。但是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利率机制的作用和效率还受制于外生因素。有效率的利率机制不仅应该是市场化的，其实际利率水平还应该是正的。但问题是，这两点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可能会彼此矛盾。例如在发生危机和宏观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市场所决定的实际利率可能是负的。所以，利率机制的效率依附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平衡状况。金融发展理论的缺陷使其无法用一致的理论逻辑来分析这些外生因素。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金融发展理论在本质上是封闭的。只有在封闭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区分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做法才具有合理性。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上，所有个体都面对同样的制度环境，各种外生变量对所有个体的影响是一样的。而现实中的金融发展并不是在封闭条件下进行的，事实上，改革的一个大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在开放的条件下考虑金融市场的效率，主流理论中对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的界定就是不合理的。在开放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政府职能、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以及社会组织架构等因素都是不一样的，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将具有不同的特点。如果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能够成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可以实现资源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均衡配置，同时有效地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但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为内生变量的行为特征，其有效性依赖于外生变量。在开放条件下，不同国家在理论模型的外生变量上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是存在系统性的差别。这种差异必然导致边际收益的变动规律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效果较差，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这就说明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以及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并没有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提高。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在于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效率。同样以利率为例。在理论上，储蓄的成本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投资的收益依赖于生产收益。这些都是金融领域以外的问题，刚好就是金融发展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的那些因素。就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来说，外生变量的差异带来储蓄成本和投资收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收益较低，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均衡利率水平自然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国内的金融深化改革，不仅不能像金融深化理论所说的那样导致利率上升，反而使利率下降。利率下降一方面不利于储蓄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不利于储蓄向国内投资的转变。在国外高收益的吸引下，储蓄将流向国外。这些结果与金融深化理论逻辑推演的结果刚好相反。

在主流经济理论的框架内看待这个问题，会认为这是一个逻辑性错误。一旦跳出主流经济理论狭隘的分析框架，这预示着一种更宽泛、更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一个新的分析思路应该是在认同外生变量的差异性的基础上，用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问题。这就是新增长理论的分析思路。新增长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对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所进行的内生化分析。对这些因素进行内生化处理以后，资本积累过程就具有了不同的特点。由于技术的生产过程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以及人力资本具有的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资本积累过程将不再受制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一旦生产过程偏离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人均资本存量趋于零增长均衡状态以及人均产出趋同的结论就不能成立。就我们所关注的金融自由化问题来说，在新的分析框架下，资本积累过程具有不同的动态特征，金融自由化对各国资本形成过程的影响将发生改变。具体地说，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失效的情况下，资本的收益将依赖于资本的存量水平。由此可以直接引申出两个结论：(1)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资本存量水平越高，增长速度就越快;(2)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资本收益率就越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就更大。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华盛顿共识”强调金融领域甚至是经济领域以外的因素，为什么强调市场机制以外的力量。在开放的背景下，各国都在竞争有限的经济资源。从一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出发，金融市场是否具有效率优势，最终的评判标准是能否动员国内储蓄并促进国内的资本形成。开放经济中，这种效率优势应该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所体现出来的优势。这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机制效率的比较，而是一国内部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结合以后，与其他国家所进行的效率比较。由此，在金融发展战略中强调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关系，就是很自然的事。

作者：于春海　雷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