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摘要]文章从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的关系为切入点，对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进行评述。通过相关学者对“污染避难”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主要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其中只有规模效应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恶化，而其他两个效应则会改善环境状况。最后，提出我国在面对环境问题是的一些相应的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篇1：

监管升级，中国对外投资黄金期仍将继续

摘要：自2015年开始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海外投资国家。中国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然而自2016年年底开始，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海外投资的政策，引起对外投资的短暂降温，并引发资本市场担忧。从短期看，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外汇储备，均不存在持续影响我国对外投资的经济基础。长期而言，从战略视角看，中国“走出去”战略并没有发生变化，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下，未来我国对外投资仍有大幅度上涨的空间;从对外投资的整体进度看，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不仅与我国GDP所占世界比重不相匹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仍然具有较大差距，这说明我国对外投资的总体水平还较低，对外投资的黄金期仍将持续。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

一、 中国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对外直接投资是践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如今已达到一定的规模。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1 961.5亿美元，同比增长34.7%，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则达到13 573.9亿美元。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7世界投资报告》，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45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6.16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13.5%和5.2%，流量继2015年继续排名全球第2位，占比较上年提升3.6个百分点，存量由2015年的第8位跃至第6位，占比提升0.8个百分点。

二、 监管升级，中国海外投资的短暂降温

中国对外投资取得举世瞩目的业绩离不开我国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支持。然而，在优惠政策下，部分企业的海外投资业务忽视风险，盲目扩张。从2016年底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对外投资的监管和审查。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强调企业的对外投资要审慎决策，额外注重对于大额非主業投资、“母小子大”等忽视主业投资以及“快进快出”等投资的风险隐患。发改委发言人表示已经开始加强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2017年3月，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对盲目的、非理性的投资是不鼓励的，而且还要加强监管。2017年6月，据财新网报道，金融监管部门紧急要求银行排查对部分大财团的授信和海外融资特别是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业务的风险。2017年8月，国务院签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对外投资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其中明确提出对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进行必要的限制。

政策收紧引发了市场的波动，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短暂的降温。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止2017年8月份，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比2016年同期下降了40%，相比较于国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降温更加明显。并且，国有企业再度超过民营企业，重新成为海外并购交易的领头者。不少对外投资领头的民营企业，纷纷减少了海外并购项目。以万达为例，2017年所有海外投资项目均宣布退出。2017年3月，万达集团收购美国电视节目制作公司项目流产;2017年7月，万达退出马来西亚大马城项目竞标;2017年8月，万达放弃收购英国九榆树广场。

监管趋严、海外并购降温明显，是否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将告别“黄金期”?监管层一系列的政策和态度引发了资本市场的担忧。东北证券研究员撰文指出，2017年将是中国告别对外投资黄金期，进入资本管控期的转折之年。在华尔街见闻的报道中，祁月也表达了对监管趋严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担忧。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站在一个短期的视角上来看待问题，短期波动未必代表长期趋势。为了更好的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不仅分析了中国此次收紧对外投资的驱动因素，亦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从一个更长期的视角来分析未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短期而言，随着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外汇储备的回稳，驱动中国收紧对外投资的因素没有可持续性。长期而言，一方面，从国家战略方向上看，中国仍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走出去”战略并未发生变化，并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将是未来百年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从对外投资发展的程度来看，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仅占世界的4.4%，既与GDP占世界比重的14.84%的地位不相匹配，同时与美国投资存量占全球的23%、欧盟投资存量全球占比37%相比也仍有较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 监管升级，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对外投资，防范风险

2016年底开始，中国开始收紧对外投资，并加强了外汇审查，我国海外投资遭遇短暂降温。我们首先分析中国加强海外投资监管的驱动因素。

(1)人民币贬值压力。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经历了接近两年的贬值期。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资本加速流出，进一步引发外汇储备下降，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又进一步刺激资本流出，造成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扩大海外投资将继续消耗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

(2)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从无到有，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增长，至2014年已经接近4万亿美元。但是自2014年末开始，我国外汇储备开始连续下降，且年均下降幅度超过10%，截至2017年1月份已经低于三万亿美元，下降幅度达到25%。外汇储备对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具有重要作用，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外汇储备的下降将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当前我国正在进行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在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提出了防范金融风险。然而，部分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却与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初衷相违背。一方面，部分企业目前在海外投资项目对于服务我国，服务实体经济并无益处。今年7月，商务部发言人指出，企业海外并购应当考虑并购能否给国内带来紧缺资源、给企业带来技术或者就业机会，否则并购可能是非理性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表示，投资一些体育、娱乐、俱乐部，对中国也没有太大好处。我们发现，以万达为首的部分民营企业，海外主要投资领域聚焦在房产、影城、文娱、体育俱乐部等方面，而这些投资对于服务国内，服务实体经济并没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不少企业都是使用从国内金融机构获取的人民币贷款再进行海外并购，或者采用内保外贷的方式，即由国内银行向境外银行出具担保函，然后由境外银行放款，这相当于将国外风险置于国内，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出发点是相违背的。

四、 短期驱动因素并不存在持续影响的经济基础

我国此轮收紧对外投资政策既有助于稳定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也是为了更好的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实际上，从外汇储备和汇率的角度看，两者对于海外投资收紧的驱动性不可持续。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稳中向好，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趋稳的基础更加牢固。从防范金融风险角度来看，这次政策的收紧更应该是国家对之前鼓励企业“走出去”，但相关监管、审查并没有跟上的一个优化和修正。

1. 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央行一直强调，我国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在“8·11”汇改以后，人民币经历了接近两年的贬值期，但也正因为这个阶段，人民币已经充分释放了贬值的压力。在2016年12月人民币美元中间价最高达到6.98的峰值之后，人民币开始触底反弹，逐步升值，至2017年9月份相较最低时已经升值5.5%。在近两个月人民币连续大幅度升值之后，央行发文调整银行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自2017年9月11日起，将外汇风险准备金调整为零，以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

2. 外汇储备回升。2017年1月，我国外汇外汇储备自2011年以来首次跌破三万亿美元，但随着贸易的改善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外汇储备逐步回升，截止到2018年1月，已经连续12个月稳步上涨，为2014年以来最长连续增长时间。相比于去年同期，2018年1月，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了1 632.5亿美元，涨幅达5.4%。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改革持续深化的前提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仍具有稳固的基础保持稳定。当前，我国正着力于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将呈现更加良性的互动和健康的发展，这对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外汇储备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而言，短期来自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压力并不具备持续性。

五、 从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看此轮对外投资政策的收紧

根据我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方向、经济基礎和对外投资表现，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投资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 “双缺口”下的对外投资：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

第一阶段：1978年～1991年。1979年出台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首次允许出国创办企业，使得对外投资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但当时我国正处于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的“双缺口”局面，吸引外资可以有效抑制缺口扩大，而对外投资会进一步扩大缺口。针对这个问题，国家计委在80年代还专门出台《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当时还未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条件，奠定了当时我国对外投资的主基调。因此，这一阶段我国主要以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还未正式起步，对外投资总体流量和存量均处于极低水平。

2. 由限制到鼓励：正式起步的中国对外投资。第二阶段：1992年～2000年。这一阶段我国对外投资政策开始放松，加之我国经济水平和居民收入较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大幅度提升，“双缺口”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改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水平有了显著的上升，但年均增长率仍然缓慢。标志性的事件来自于1991年《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的出台，尽管对投资地域进行了限制，但它首次允许我国的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实行对外投资，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政策开始放松。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更是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开始明确受到政策上的鼓励。1992年，我国对外投资较1991年增长了338%，第二阶段对外投资流量总和为上一阶段的4倍，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起步。

3. 大力支持：快速发展的中国对外投资。第三阶段：2001年～2007年。这一阶段我国开始陆续出台鼓励对外投资的配套政策，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并初具规模，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00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成为我国四大国家级战略之一。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全新阶段。为配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如适当下放审批权限，逐步简化审批程序等，管理体制逐渐向国际同行规则接轨。此外，我国还陆续出台一系列对外投资鼓励政策，如相继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基金以及对外投资政府专项基金，为重点支持的项目安排境外投资专项贷款等。在国家战略以及一系列鼓励政策的全方位支持下，我国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走出去”战略提出后的首年我国对外投资同比增长651.86%，2001年～2007年平均增速超过130%，对外投资总量也已初具规模。

4. 反危机与“一带一路”：中国对外投资的黄金时期。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继续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注重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由于200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资产价格较低，加之西方国家为刺激经济走向复苏提供了多项投资优惠政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量明显增加，投资流量和存量均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涨。2013年11月，《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竭力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自2014年到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已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仅2017年就达到7.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2016年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5%。而且，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未来五年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已超过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将迎来更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自身实力的提升，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势头，并于2015年超越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领头羊，也涌现出腾讯、阿里、复星等一系列海外并购巨头。这一阶段，我国对外投资显现出体量大、增速快的特点，对外投资流量陆续超越荷兰、日本，于2015年开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在中国企业逐步具备走出去的实力之后，中国对外投资的支持战略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从党的十五大明确对对外投资采取鼓励政策开始，到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走出去”国家战略，再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走出去的大方向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这是我们判定中国海外投资的黄金期并没有过去的一个重要依据。立足于此，中国此次收紧对外政策更应当是对当前我国部分企业盲目海外投资的一个正确指引，是提升我国对外投资质量、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的必要举措。

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大幅度上升，但与我国GDP所占世界比重相比仍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超过14%，而对外投资存量占比仅有4%。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存量占比与其GDP占比均较为匹配。例如，美国对外投资和GDP均占全球的24%左右，日本则约占5%～6%，俄罗斯为1.7%左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以目前我国GDP所占世界的比重，未来中国对外投资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继“走出去”战略之后，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國企业走出去仍然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对外投资的黄金期远远没有过去。

六、 结语

本文从短期和长期角度对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短期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的稳中向好，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逐渐趋稳，驱动此次对外政策收紧的因素并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而言，一方面，从国家战略方向上看，中国仍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走出去”战略并未发生变化，并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将是未来百年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从对外投资发展的程度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仅占世界的4.4%，既与GDP占世界比重的14.84%的地位不相匹配，同时与美国投资存量占全球的23%、欧盟投资存量全球占比37%相比也仍有较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次中国对外投资政策收紧与《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是对当前我国部分企业盲目海外投资的一个正确指引，是提升我国对外投资质量、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的必要举措;是中国对外投资由数量优先向质量优先方向的转变，也是由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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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柳军.我国加快从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迈进[N].国际商报，2017-12-26(A04).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1协同创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傅鹏(1990-)，男，汉族，江西省吉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8-04-17。

作者：傅鹏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篇2：

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研究的文献评述

[摘 要]文章从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的关系为切入点，对FDI与东道国环境问题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进行评述。通过相关学者对“污染避难”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主要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其中只有规模效应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恶化，而其他两个效应则会改善环境状况。最后，提出我国在面对环境问题是的一些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FDI 环境 污染避难假说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目前有关于FDI理论均从跨国公司或投资国的角度出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垄断优势、比较优势，以及净收益等，极少从东道国角度出发，而关于FDI流入对东道国环境研究的研究更少。而在这不多的研究中有关FDI对环境的影响历来就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FDI为东道国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和机遇，能促使其实现清洁或绿色生产，进而提高全球环境质量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东道国而言，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它所引起的环境后果都是消极的。主要基于“污染避难”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相关研究。

一、FDI与“污染避难假说”

“污染避难假说”最早由Walter(1979)和Ugelow(1982)提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随着国家间FDI的流动规模不断加大，出于对经济收入和政治因素的考虑，丰裕的环境资源常常诱导发展中国家放松环境管制，从而使污染密集产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避难”暗含了FDI和污染之间的双向关系：较弱的环境管制吸引了污染密集型产业，而污染密集型外资的进入又加剧了东道国环境的恶化。Grossman and Kruger(1995)分析了FDI改变东道国环境的不同渠道：

第一个是被认为对环境有害的规模效应：当外商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或向当地工厂注资时，总的工业产出增加，并导致了更多的污染。

第二个是被认为对环境有益的技术效应：国内企业可以向附近的外资企业学习，而它们在生产和污染控制技术上更有效率;或者在外资企业扩张、抢夺国内市场份额和当地的劳动力供给时，国内企业被驱逐出产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这两种情况下，FDI都有助于提高环境质量。

第三个渠道是收入效应：外商投资带给东道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地的收入会增加，这样当地的选民可能需要更清洁的环境和更严格的环境管制。

对于“污染避难假说”，实证的结果并不确定。Smarzynska and Wei(2001)把东道国的腐败水平加入到了FDI的分析当中，进一步地，他们采用了几个不同的环境保护测量方式，应用概率单位模型，运用24个转轨国家534个跨国企业的数据，发现了污染避难假说的微弱证据。Xing and Kolstad(2002)检验了美国FDI流出和东道国环境政策的关系，因为环境质量很难量化，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允许他们用可观察的污染测量代替不可观察的环境管制。他们的研究为较弱的环境管理吸引FDI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Raymond Mac Dermott发现了污染避难假说的强有力证据，然而和他的期望相反，NAFTA的签订有可能消除这个效应。另外他还发现，不仅高污染行业，而且非污染行业也被吸引到了环境管制较松的国家。Dean、Lovely和Hua Wang(2005)根据对我国省级数据的研究得出结论：环境严厉程度确实影响位置选择，但是并不和期望相同。低的环境税只对来自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高污染行业的投资具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来自于OECD的外资并不受环境税吸引。

但是也有大量证据表明“污染避难假说”并不成立，Eskeland and Harrison(2003)使用美国对四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所做研究的结论基本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他们甚至发现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使用了更清洁的能源。Wang and Jin(2002)在对我国1000多个企业的污染排放物进行的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外资企业和社区企业比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有更好的环境行为。他们认为外资企业污染较少是因为它们使用了较高的技术且在能源使用上更有效，社区企业污染少是因为它们把污染成本内部化(因为企业的拥有者不得不承担当地污染的后果)。Wheeler. D.(2000)对“污染避难假说”不成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主要有五个原因：

一是对大部分私人企业来讲污染控制并不是关键的成本因素;

二是即使缺乏正式规制或规制较弱，低收入社团也会惩罚危险污染者;

三是收入提高增强了管制，国家会由于变得富有而对污染采取更加严格的管制;

四是因为污染削减可以降低成本，因而当地企业自觉控制污染;

五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运营时，一般都会遵守OECD环境标准。

我国对于这方面最新的研究主要是郭红燕、韩立岩(2008)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管制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中国1992年~2006年的数据对其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结构和技术进步从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同时其存量增加也优化了经济结构和提高了技术水平，进而又减少了工业污染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但影响程度较小。另外，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显现出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但中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

二、FDI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在分析制度变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可能的影响时发现人均收入的增长最终将引致环境质量的改善：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污染水平随收入的增长而上升，但在较高的收入水平上，污染水平随收入的增长而递减，据此环境经济学家提出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认为在EKC上，当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1985年的美元价格)的点即B点时，环境污染开始减轻。仿照这一思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对我国近20年废气排放指数、固体废弃物排放指数与GDP增长指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环境质量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杨海生等(2005)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得出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之间呈负向关系、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的结论，也就是说外贸在改善环境质量而FDI在恶化环境质量,引入FDI将加大我国越过EKC顶点的难度。

张德强、谭晶荣(2006)通过FDI的影响分析，得出从改革开放到目前，总体上看FDI对EKC的陡峭程度起加剧作用。从行业分布来看，所在的第一、三产业的项目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而FDI所在的第二产业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很大;从地域分布来看，吸收FDI较多的东部对我国EKC的陡峭程度影响很大，而吸收FDI较少的中西部地区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并对利用FDI优化我国EKC的途径做了分析。

胡亮、潘厉(2007)沿着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脉络，重点探讨了基于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的EKC的研究现状。通过分析提出如下观点：虽然许多学者对相关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EKC方法本身在指标选取、经济分析和计量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缺憾，未来的研究应侧重于对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与环境反馈作用、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演进等领域的研究，并在数学手段和模型上加以改进。

三、总结

FDI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而FDI在对我国环境问题的影响上也是有利有弊的，但总体来说由于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对我国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然而，近年来由于我国各个地方政府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不考虑当地实情，不顾当地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在环境管制不到位、环境标准制定上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发展经济，从而导致了出现大量环境污染，以及由于破坏生态环境而引发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考察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上，片面地以GDP的增长量作为考察的指标，这不仅不利于环境的保护还会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在制定了完善的环境标准的前提下，如果对各个地方政府的工作业绩考察加入环境这一指标，例如：空气污染指数，废水处理指标，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等。从而加强各地方政府在环保工作上的执行力，在引进FDI时首先考虑到是否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而不是能够带来多少的经济增长。对于企业来讲，政府则应该将经济手段引入环境执法中，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如使企业排污的边际社会成本(MSC)等于减少排污的边际成本(MCA);或者开征排放税，即对资源利用者每单位污染课税，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保证经济的良性运行。当然，环境问题的治理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个公民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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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德强，谭晶荣.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及优化途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3)

[3]郭红燕，韩立岩.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管制与环境污染[J].国际贸易问题，2008(8)

[4]胡亮，潘厉.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7(10)

[5]彭水军, 包群.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J]. 财经问题研究，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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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华文, 刘康兵.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分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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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aford H. (198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5(2), 227-240

[11]Suri V, Chapman D.(1998)“Economic Growth, Trade and Energy: Implica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cological Economics 25,195-208

[12]Torras M and J K Boyce.(1998)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luti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EKC,” Ecological Economics 25,147-160

作者：范玉冰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探讨论文 篇3：

中国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研究

摘要：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探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状况同本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根据1979-2007的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国际投资发展阶段在整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其原因主要在于：全球化的影响、体制和政策的问题、巨大的国内市场、企业自身的问题、贸易对投资的替代以及东道国的因素等。中国进入投资发展路径第三阶段之后，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将发生巨大变化。

关键词：国际投资发展阶段;净对外直接投资;人均GDP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它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是目前重要和紧迫的任务。随着贸易主导型国际分工转变为投资主导型国际分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也由国际贸易转变为跨国生产，因此，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国际化生产将成为企业主要的成长方式之一，跨国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将不断增加和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邓宁提出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确定中国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要素，就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工作。

一、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概述

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IDP)，也称作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最早由英国里丁大学经济系邓宁教授(John H，Dunning)在1979年夏威夷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跨国公司大会上提出。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邓宁及其学生对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不断地进行修正和完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探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状况同本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该理论建立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从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出发，对国家和产业优势的宏观分析。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该理论认为，一国国际投资流量和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该国净对外直接投资(Net OutwardInvestment，NOI)地位的变化，其中净对外直接投资是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对本国投资的差额。邓宁研究了67个国家1967年到1978年间净对外直接投资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关系，并归纳出经济发展和净对外直接投资四个阶段的变化。其中，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的为第一阶段，400-1500美元之间的为第二阶段，2000-4750美元之间的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人均GNP在2600-5600美元之间。在第一阶段，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且因为FDI的流入而增大，同时FDI流出很少或不存在。第二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减少，但是速度较慢，其特点是FDI流入增加并逐渐达到最大值，流出仍然很少，但大于第一阶段。在第三阶段，国家净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这是由于FDI流出增长率的增加和FDI流入逐渐减少。在第四阶段，净对外直接投资大于0,FDI流出仍然快于FDI流入。1996年，邓宁和纳鲁拉在《对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再探讨——基于新出现的问题》一文中，对该理论做了修正和扩展，增加了投资发展的第五阶段，这一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首先下降，之后出现围绕O值波动的趋势(FDI流入和流出都增加)。

二、中国究竟处于投资发展路径的哪个阶段

(一)　中国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的数据解释

为研究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需要净对外直接投资NOI(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流人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于各国的统计口径和数据单位的差异，为便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横向比较，本文采用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将统一使用由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公布的美元(当年价格)数据。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GNP)，由于中国统计局所公布之数据皆由人民币进行核算，并且存在不同年份统计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将采用UNCTAD公布之国内生产总值数据(GDP)。用GDP替代GNP进行研究，一是多数国家已事实上选择GDP进行宏观经济总量统计，因而用GDP进行国家间的比较可行性更高;二是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人均GNP和人均GDP差别细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我国2006年的人均GDP与人均GNP相差仅千分之四。本文在考察中国投资发展阶段时，侧重于对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关系的趋势研究，因此对GDP数据的选择并不会影响最终结论。

(二)　中国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的数据探讨

1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分析

图1给出我国从1979年到2007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无论是投资的流入还是流出，都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首先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从1982年的4亿多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835.21亿美元，增幅达到19323%。图1显示，近30年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最大的一次增长出现于1991到1993年间，平均年增幅为151.04%。之后各年平稳上升，年增长维持在10%左右(1994年到1997年)。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并购，使流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减少，但仍没有遏制住增长的趋势。从2001年到2007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10.33%，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次是对外直接投资，与直接投资的流入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从1982年到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增长了50966%(从4000多万到224.69亿美元)，分别在1992年和2001年出现基于上年的3至6倍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期，投资流出量始终围绕20亿美元有增有减，直到2002年后，受人世的冲击与“走出去”战略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趋势才稳定下来，并于2005年实现了123%的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直接投资流人的巨额增长显示出中国区位优势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几年间表现疲软，主要是由于国内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和国际经验，许多企业难以到国外发展，同时也有政府政策影响的因素。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才出现迅猛增长的趋势。图2描述了我国从1979年到2007年间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净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存量均保持增长势头，增长快慢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变化及上年基数的大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存量增长率显示了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直接投

资具有相似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的探讨有利于确定我国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两者存量快速增长——增长速率快主要原因在于上年基数很小，而当时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多是在政府严格监管下进行的，投资主体多为大型贸易集团和综合性集团，如中国石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投资地区以香港、澳门为主。1992年，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又迎来了增长的小高潮，20世纪80年代末对对外直接投资管制的放松、审批手续的简化等都为投资的增长做了铺垫，而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均受挫，这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等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有很大关系。此后几年，两者均经历着缓慢的增长(2001年除外)，只是在2004年以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存量增速不大，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增速却大幅加快，直至2007年，增长速度始终维持在30%左右。

总的来看，从1987年开始，抛开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这样的大事件不考虑，引进外资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增长速率几近一致，即引进外资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经济增长又可预见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这可被理解为伴随着总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企业积极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其国际化进程。

2　NOI(净对外直接投资)与GDP分析

下文将对NOI与GDP两者数据及其增长率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并以此来确定中国所经历的投资发展路径阶段。图3显示了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及GDP在1979年到2007年间的情况。观察NOI和GDP(其绝对值和人均数量)之后可发现，伴随着GDP系统性地上升，NOI在不断的大幅降低之后逐渐放慢了速度。这种趋势可被认为中国已经经历了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一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而NOI降低速度减慢也是值得关注的信号。

联合国贸发会《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体现了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1)净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不断增大，意味着每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均大于流出量。NOI数值从1981年的-13亿美元降至2007年的-2313亿美元，减少了近177倍。

(2)虽然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下降，但其绝对值增长率从1981年到2007年间呈现出整体F降的趋势：1981年到198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5%，而2001年到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直降为4%。

(3)1981-1999年，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降低的速度远大于人均经济增长(人均GDP)的速度，从2000年开始人均GDP的增长才开始快于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的增长，并且两者差距呈拉大趋势，如图3所示。这说明在20世纪末期，中国大幅引进对外直接投资及相对疲软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人均NOI绝对值的迅猛增加。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大规模高速增长，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强劲，而人均GDP和人均NOI两者增速的差距拉大，更显示了经济发展对FDI的带动作用，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4)1981-1999年，NOI/GDP负值不断减小(绝对值不断增加)，即从1981年的-0.004减少到1999年的-0.15;1999年以后，两者的比值便稳步增长(绝对值减少)，但到了2007年这一比值增加到-0.07。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投资发展路径第二阶段的后半期。

(5)UNCTAD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开始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达到了邓宁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第三阶段标准。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数值每年仍在增加且基数巨大，NOI的减少并未触底，根据这一标准我国投资发展路径仍处于第二阶段。

(三)　中国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的确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确定中国已经经历了投资发展路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大部分，至于是否将很快结束第二阶段以及何时才可进入第三阶段，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图4显示了中国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随时间发展所发生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Narula(1996)的大部分经验研究中，水平轴变量是以GNP或人均GNP来代表发展，这样做对多个国家的跨国经验研究是非常适宜且必要的。然而，在单个国家的经验研究分析中，以时间水平轴代表发展变化更适合。在本文对中国投资发展阶段分析中，同样以时间轴代表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从1979年到1991年末中国经历了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一阶段。首先，这段期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均较低，并且伴随着国内较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时增时减，并不稳定。其次，由于国家刚刚推行改革开放，国内人均收入低下，市场有限甚至是匮乏;基础建设也不能适应国外投资者的需要，尤其是交通、通讯设施方面;渐进式的转轨方式使得新出台的法规政策仍需管制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最后，国内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或高技术工人，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大型国有企业也很难拥有独占的所有权优势，加之政府严格审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得这一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增长缓慢。

从1 992年开始，中国进入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二阶段。人均GDP数值超过了400美元。这一时期FDI流入存量在较大基数的基础上仍保持较快增长，而FDI流出存量的增长情况却相反，除了1992年和1993年两年外，和其较小的基数相比，增长率并不显著。这种变化导致净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减少，但在1999年前减速较快，1999年后减速放慢。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度实施，国内市场逐渐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加之利好的政策导向，使得我国区位优势明显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也不断增强，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以避开贸易壁垒。

根据投资发展路径模型，在第二阶段的后半段，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的增长率应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中国发展历程比较符合这一说法(从1999年后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增长始终处于低位徘徊状态)。但更有说服力的数据应是净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的比值，当NOI/GDP达到0值时，负的NOI将处于该国投资发展路径的最低点。而当NOI/GDP绝对值首次趋近于0值时(不考虑NOI为0的情况)，就意味着投资发展路径第二阶段即将结束。观察我国NOI/GDP的数据，其绝对值从1999年开始便持续稳定走低，从1999年的-0.15到2007年的-0.07。如果不考虑巨大的GDP基数和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十分相称的对外直接投资数值，我国已处于投资发展路径第二阶段的后半段。

三、中国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及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

一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四种动因，具体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新市场、寻求效率和寻求战略性资产。这四种动因又可以被大致分为两类。前三种动因本质上属于资产开发型(Asset-

Exploiting)动因;最后一种情况属于资产增加型(Asset-Augmenting)动因。

(一)　中国投资发展路径第一、二阶段及相应的投资动因分析

第一阶段为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较低，但与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描述“外资的流入有限，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相比较，我国无论是从引资的数量还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上都比较可观。截至1991年，我国吸引外资的存量已超过250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也始终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达到近54亿美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的积累。具体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具备的初始条件，不同于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所描述的那些应处于第一阶段前工业化国家，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具备较为多样化的工业基础。相对于大多数拥有类似人均GDP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积累使得其自身的区位优势相对更为突出。

但是同时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相对落后。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府严格限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审批程序也非常复杂。最初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只有国有企业，且大部分为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并由国家直接控制。随着80年代中期政府逐渐放开对海外投资的管制，一些中小企业也开始了海外经营的历程。这些企业的投资通常是选择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部门，而且投资的动机往往是为了规避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以获得进入东道国市场更有效的途径。

第二阶段为1992年至今。根据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这一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减少，这是由于一国政策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改进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强化了本国的区位优势，并且由于外资企业相对于本土企业在货物生产和服务提供上更有经验，FDI的流入持续增长。我国在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二阶段不论是从产业结构、基建投资还是研发投入等方面相对于第一阶段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国工业产业和服务业的大发展以及巨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吸引本地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因素。第二阶段中政府进一步放开了引进外资的限制，相对于亚洲其他一些国家，我国的引资政策更具吸引力，加之政府给予的税收减免、土地租赁安排等优惠措施，极大地吸引着外资的流入，尤其是那些来自文化相似度高、联系紧密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随着这些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的成本上升，中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强化了我国的区位优势，并促进了劳动密集型投资的增长。同时，研发和教育投入的增长和部分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吸引着一批拥有高产业增加值和高技术的外资企业进入，使得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由于国内巨大的市场以及本土企业缺乏竞争优势和国际经验，因此，大多数企业仍然留在国内发展，并通过国际贸易来参与国际分工。

从这一阶段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看，其投资更多集中在相邻国家或地区，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支持或税收的优惠(如投资于香港)，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寻求与中国地理相近、消费模式相似的市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特点是政府对投资渠道的严格控制，这通常是基于国家战略需要或是能源需求。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能源紧缺，“走出去”成为每个国企的重要职责，其大多数采取了强势的外向扩张策略，以寻求急需或战略需要的自然资源。同时期，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审批程序也逐步放宽。但此阶段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第一阶段相似，因为这些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仍然来源于低成本、对当地市场的适应性和广阔的当地网络，所以他们选择的扩张方式通常为对发展中国家制造部门的投资。当然，也有部分企业投资于更发达国家，寻求市场、效率，甚至是创造性资产，例如海尔1999年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实行本土化经营，联想2004年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等，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不断增强。

(二)　中国投资发展路径进入第三阶段的相关要素分析

中国将在多久的将来进入第三阶段，即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能实现增长，取决于本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市场情况、产业特点和政府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企业提供或创造持续的所有权优势。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本地技术结构的改进和熟练劳动力的培育已使我国逐渐改变“低成本”这一区位优势特点。一些曾经利用这些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已不再将中国视为拥有绝对区位优势的地点。随着产业技术成熟度的提升和引进外资结构的改善，我国国内企业发展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并向海外输出资本已成为可能。这种参与海外投资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利用本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寻求更高的效率，甚至是对创造性资产的投资。此时，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强化投资企业已有的所有权优势。

中国要使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并进入第三阶段(即净对外直接投资由减少变为上升)，需要快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这是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区位优势仍然吸引了巨大的外资流入，而要使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增长高于外资的流入，则需要我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显著上升。在投资发展路径的早期阶段，母国政府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所担当的角色尤为重要，例如对投资地点和产业的选择与指导、政策激励等。除了在政策导向上的重要作为外，政府还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更新升级本地劳动力资源和管理能力、创建活跃的资本市场和有效可靠的银行系统，确保一个有利于国内外投资者的商业环境等，这些都能够帮助本土企业提高自身的所有权优势。

中国进入投资发展路径第三阶段后，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将有所转变。从吸引外资的特征变化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速有所减缓并转变了投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技术能力和相关产业的投入不断增加，一方面使得市场中对较高成熟度或较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上涨;另一方面使得非熟练工人逐渐转变为拥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上涨。原先投人在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位优势下降，这些公司不得不到其他国家寻找更廉价的土地或劳动力资源。同时期，国家加大对教育、科研等创造性资产的投入，使得创造性资产型区位优势增强，吸引了大量以寻求效率或创造性资产为导向的外资企业投资。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将不断增长。首先，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上将更突出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例如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并且由于国内提升了创造性资产的基础，并出现更多或专业性更强的产业集群，这些在吸引国外企业效率或资产寻求型投资的同时，也进一步培育了中国企业以知识密集型竞争力为核心的所有权优势。其次，假设中国经济在未来若干年中持续快速增长，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必定也将持续，并且投资主体的结构会得到进一步优化，即民营企业的力量会有所上升。最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将更倾向于参与国际经营，并更多通过并购或技术合作等方式选择发达国家进行资产增加型投资，也就是寻求战略性和创造性的知识资产，比如通过对美欧相关企业的并购，获得技术和品牌，或者通过战略联盟或合资方式来进入国外市场。

四、结论

根据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所做的研究表明，我国经历了投资发展路径的如下阶段：1979年到1991年末是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一阶段;1992年至今为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二阶段，其中从1999年开始是我国投资发展路径第二阶段的后半段。但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从2006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达到第三阶段，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在整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其原因主要包括全球化的影响、体制和政策的原因、巨大的国内市场、企业自身的原因、贸易对投资的替代以及东道国的因素等。

作者：林季红,胡雯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