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选取美国储贷危机、北欧危机及日本金融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府的救助措施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政府救助方案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 篇1：

２００７年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分析

摘 要：作为经济走向重要参照信号的房地产价格出现拐点给迅速增长的世界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通过对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背景的分析来寻求探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次及按揭贷款；风险定价；资产证券化

1 次债危机的形成

要理解什么是次债危机，就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是国外住房按揭的一种类型，贷给个人信用记录低于一定级别的人以谋求更高的利息进而增加银行收入。2001～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级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应该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产生的出发点是好的，在最初10年里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94～2006年，美国的房屋拥有率从64％上升到69％，超过900万的家庭在这期间拥有了自己的房屋，这大部分归功于次级按揭贷款。银行把发放的贷款捆绑打包进行证券化并在资本市场进行出售，这样就把原本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贷款资产移除报表，并以此转移相关风险。这样资产证券化的结果就是银行看似把风险已经完全转移给了其他金融机构（SIV等），得到了一笔“无风险”的类似于手续费的收入，而这种无风险收入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从事这种业务。这种业务模式在如今负债累累的英国银行Northern Rock上表现最为明显。

然而放贷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 如浮动利率贷款，这种形式的贷款看似提供给贷款者更多的优惠（例如贷款者可以先支付利息不付本金），但事实上由于当时偏低的利率水平，接受这种贷款的贷款者被暴露在利率上升风险之下。而在银行方面看似通过浮动汇率转移了利率风险，但却把自己暴露在一旦房地产价格发生逆转，按揭贷款还款率骤跌的风险之中。

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能够解决问题。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很自然地会出现逾期还款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案例一旦大幅增加，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次级市场就可能发生严重震荡，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导致了次债危机。

2 导致次债危机的原因

（1）错误的风险定价。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由于担心可能发生的通货紧缩，加上高起的储蓄率，联邦基准利率被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见下图）。

作为衡量银行风险定价重要指标的存贷款利率差降至历史低点。而如此低水平的利率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对宏观经济产生丝毫通胀迹象，ＣＰＩ水平与政府调控目标十分接近。ＧＤＰ并没有产生大的波动，美国经济乃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除去日本）实现了稳定强劲的增长。这段时间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称为黄金年代（Ｇｏｌｄｅｎａｇｅ）。尽管没有人可以预期这段黄金年代能持续多久，但人们宁可相信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样宏观经济风险例如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扭转在这段时间内被显著低估。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对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极度信任。尽管连格林斯潘本人都否定自己这方面保护伞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格林斯潘金融市场的风险被一定程度的低估了。

（2）金融创新

过去的十年见证了资产证券化以及无数新的衍生金融工具在金融机构中的广泛应用。这些金融创新逐渐的改变了银行的经营模式。传统的银行吸收存款并利用其以放出贷款取得利润，储蓄存款在传统业务模式下起着重要作用。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银行开始逐渐淡化这种经营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利用金融市场迅速扩张贷款的规模。这些银行把放出的贷款进行分类归集并打包出售给一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例如SIV，SPV等），SIV再将这些贷款在资本市场上抵押发行债券。通过这样一系列行为，银行不但摆脱了对储蓄存款的绝对依赖，而且将贷款移除资产负债表表从而转移了风险。这种起初为了摆脱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限制的业务模式逐渐被银行界广泛采用，并逐渐扩散到欧洲的银行业。低可能性是指这种业务模式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任何问题，除非资本市场流动性出现干涸。而这种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影响就是巨额的亏损，甚至倒闭，这便是它的高危害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业务模式的关键在于SIV，正是由于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不受巴塞尔协议的限制，银行才能通过其转移风险。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SIV通常与银行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SIV甚至就是银行的子公司。银行对这些SIV通常有着充当最后援助人的义务，也就是如果这些SIV资金链发生问题，银行有义务向它们提供援助。SIV通常利用资产抵押的商业票据进行融资，这些商业票据通常以一个月到三个月为期。而在另一方面，SIV持有的资产通常都为长期资产。可以看出SIV承担着很大的流动性风险。在金融环境稳定的情况下，SIV可以用循环抵押的方法解决流动性问题，但一旦市场流动性出现紧张，SIV便很难发行商业票据来自己解决融资问题，这样就要求助与自己有关系的银行，这样银行就要承担本已经转移的风险。

（3）信用评级体制。

所谓信用评级就是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如穆迪，标准普尔）按照被评级者的信用风险进行归类并做出评价。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对信用风险的评级被错误理解为对总体风险的评级。一些银行错误的认为信用评级已经把市场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涵盖在内，但事实并非如此。举例来说，一个在穆迪评级框架中被评为AAA的抵押贷款协议所承担的风险是与同样被评为AAA的政府债券完全不同的，一般情况下政府债券的总体风险要比抵押贷款协议的低得多。然而大多数的放贷机构错误的把两者等同开来，从而显著的低估了风险。

在另一方面，信用评级对客户信用风险的评价也有可能与实际情况发生偏差。现有的信用评级机制都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评估进而预测将来客户的表现以做出信用评价。这种机制的弊端在于一旦发生过去从未发生或很少发生的情况，信用评级对客户的评价就会与真实情况发生偏差。美国二战后房价走势为例，尽管1945年以来在个别区域出现过多次房价疲软的情况，但房地产价格在全国范围内从未发生过整体性大幅度下降。只要房产价格高于按揭贷款价格，贷款持有者就会竭尽所能的偿还贷款，因为他们手中持有的房产更有价值。但是一旦房产价格低于贷款数额，对于贷款者来说最优的解决方法是不继续偿还贷款而把房产交还银行，当然这中间要扣除寻找新住宿的成本。也就是说房价变化与违约比例由着非线性变化的关系。由于最近利率的上调和房价下降的双重挤压导致主动性违约的几率越来越高，最明显的反映在次级按揭贷款市场。由于房价低于贷款数这种情况在历史中从未发生，这就造成了信用评级机构在对违约风险评价时的缺陷。信用风险也就是违约风险被大幅度的低估，最终酿成了危机的爆发。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窦圣勃

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 篇2：

美国金融危机救助实施的比较分析

摘 要:文章选取美国储贷危机、北欧危机及日本金融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府的救助措施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政府救助方案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关键词：金融危机 救助措施 房价

中国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监管当局不恰当的放松管制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敞口增大。储贷危机始于1980年—1981年政府鼓励储贷机构对房地产发放贷款。而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和政府大力推行次级房贷危机埋下伏笔，二者均使得房贷市场迅速膨胀。

芬兰则经历了对利率放松管制，并允许本国居民自由借贷外债，结果导致信贷大幅扩张；私人部门负债迅速上升，加大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

次贷危机与储贷危机中都有金融市场中其他机构的推波助澜，80代的美国存款经纪基于自身利益向储贷机构输入了大量高利息存款和高风险贷款项目，存款保险制度更引发了道德风险。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亦出自于自身利益给次贷及相关产品过高的评级，而商业银行则由于可以将贷款打包卖出而大大降低贷款标准，并从出卖大量的贷款产品中获取利润。

在这些繁荣背后却有深层次的共同原因：货币政策放松，信贷扩张。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欧银行业的放款比重及利息设定等都受到连串限制。至1985年金融改革取消金融机构贷款限额管制，市场变得更为开放，但也同时造成银行间为了竞争市场占有率，而导致承受过高风险的贷款。随后，信贷扩展迅速，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市，吹起了泡沫。

(二)危机发生及救助的比较研究

1.北欧国家银行业危机的发生过程。1985—1989年，北欧三国(芬兰、瑞典、挪威)房价和股市表现都呈倍数成长，投机风气盛行，5年内瑞典房市上涨50％，股市则上涨超过200％。后来政府为了对抗经济过热，1987—1992年间陆续升息，导致经济出现衰退及资产价格(尤其是商用不动产)剧烈下跌，严重影响金融体系稳定及民间消费行为。1991年9月第一家银行SkopBank被芬兰央行接管，标志着危机的爆发。

在1991年爆发危机后，芬兰在1992年立即向银行体系注入公共资金，成立政府保证基金，并宣称政府在任何状况下保障银行体系，将部分银行国有化并积极整合银行业。积极的政策措施稳定了危机。

2.美国储贷危机的发生过程。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联储重启升息机制，由1986年的6％升至1989年的8.25％，房屋市场价格开始修订，连带造成银行的贷款违约率攀升。原先负责担保储贷机构的存款保险公司也于1986年宣告倒闭，储贷危机瞬间爆发，严重影响银行获利和资金流动性。

美国1986年由联邦储贷机构存款保险公司在为54家破产储蓄机构的储户提供了总计160亿美元的赔款后破产，同时在1989年美国国会立法通过金融机构重建法，对储贷机构及其监管进行重大改革。

3.日本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银行危机背景和美国目前的情形十分相像，都是在宽松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机制下，助长了房市(当时是商用不动产市场)的泡沫。日本股市在1989年10月达到历史高点，其后一路下挫，至1992年8月共下跌了60％；而在商用房地产部分，则是由1991年高点连续跌了15年，直到2006年才回稳。在1991年，日本的四大证券公司出现丑闻事件，这标志着金融危机彻底爆发。

日本在90年代危机爆发后，直到1998年才有大规模的救助行动，日本政府再次修正危机处理方式来全力挽救摇摇欲坠的日本金融体系。1998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来接管大藏省的监管职能；1998年10月又通过了以金融机构破产处理为核心的《金融再生法案》和以事前防范金融危机为目的的《金融健全化法案》。这导致了日本的经济衰退持续了很长时间。

三、结论与反思

经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政府的救市举措及时机的选择在危机治理中至关重要。“救与不救”直接影响着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和影响。当金融危机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时，由政府出面主导的解决措施，是最后的解药。另外，当政府处理的态度越明确，或是应变速度越快时，越能缩小市场震荡的阵痛期，同时社会成本的负担也会愈小。

在储贷危机刚刚展露的时候，美国当局却尽量避免用纳税人的钱救市而采取了促进储贷金融机构相互兼并的方式使他们摆脱财务困境。随后国会通过“公平竞争银行法案”为联邦储蓄借贷保险公司(FSLIC)提供资源接管濒临破产的储贷银行，该机构接管了222家储贷银行，总资产达1160亿美元。尽管如此，至1988年底还是有250家储贷机构清盘，而FSLIC自身也濒临破产。然而随着储贷危机大规模的爆发，越来越多的储贷机构被清盘，政府才不得不成立RTC救市，但已错过救市的好时机。此次的不良资产援助计划则面临着更严重的时机问题，致使整个储贷危机持续了将近10年的时间。

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与美国80年代储蓄贷款协会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有着共同之处。日本对银行危机的应对迟缓，缺乏通过迅速调整政策来解决问题的意愿，往往对金融机构坏账采取掩盖和拖延的策略，期盼经济回升所产生的收益会自然化解这些呆账，致使金融机构的坏账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直到1998年才有大规模的救市行动。这导致日本的经济衰退持续了很长时间。

北欧成功的处理银行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果断快速的实施救市计划，并提高整个计划运作的透明度，及时地稳定了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芬兰在1992年向银行体系注入公共资金，成立政府保证基金，并宣称政府将在任何状况下保障银行体系，将部分银行国有化并积极整合银行业。瑞典为解决银行流动性危机选择设立资产处理公司的形式，重组优良资产，剥离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再对其进行重组出售。在资产处理公司购买银行资产之前，瑞典当局让银行尽量减记坏帐，以保证纳税人得到足够的保护。从救市的角度来看，瑞典和芬兰于危机爆发一年内就发起救市，有效避免了经济的进步恶化。但我们发现，救市并不能立即阻止经济的下滑，救市后两国仍经历了5个季度的经济衰退；美国储贷危机的救市政策发起较晚，因此经历了三年左右的经济下滑后才有所回升；日本从90年代初爆发危机后直到1998年才发起了大规模的救市，经济也一直调整到2005年才结束。可见，救不救以及救市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救市后经济调整的时间。美国政府的“金融救助法案”是一个其间复杂的博弈过程。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出手救助金融机构，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必将重现，这个历史责任谁也承担不起，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究竟能对防止美国经济危机起到多大作用，金融危机的窟窿到底有多大，朝野上下谁也没有信心。这正是金融救助法案出台历经反复的主要原因。

根据历史经验，美国自危机爆发后一年的时间推出救市政策，较北欧两国为晚，但远较美国储贷危机时期以及日本金融危机时期及时，这能尽量缓解金融危机的蔓延。救市计划对稳定市场情绪大有裨益，使金融市场免于全盘崩溃的灾难性后果，以防止股市恐慌性抛售使更多企业陷入危机的恶性循环，有利于市场信心的恢复，对金融市场的健康运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由于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长期来看，该计划对美国就业、房市及消费等方面仍有巨大的正面作用。

参考文献：

1.裴桂芬.在险恶的风险中挣扎：1990年代日本金融救助实录.当代金融家，2005（2）

2.申银万国研究报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将持续到2010年，2008.10.23

3.吴玥.历次金融危机观略.上海金融报，2008.10.24

4.中金公司研究报告.美国储贷危机和北欧银行危机比较，2008.10.7

5.张雄.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与发展研究.商业研究，2007（5）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00）（责编：吕尚）

作者：赵高翔

美国金融危机分析论文 篇3：

美国金融危机转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发展

金融史将会记住2007年。2007年上半年，美国爆发了次级贷款违约剧烈增加、信用紧缩所引发的金融危机。2007年2月，次级贷款业崩溃，美国股市发生剧烈下跌，金融危机正式开始。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并且信用紧缩随之而来。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些重量级的金融企业陷入困境、倒闭或者被接管，美元贬值严重，美国股票指数快速下降，从目前来看，以上各种指标下降的趋势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下的游戏：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

20世纪70年代，美国找到了一个让世界受损、自身受益的游戏。那时，美国预算赤字上升，国债发行量增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际收支持续出现日益严重的贸易赤字，美国通过维持国际收支逆差为其国内预算赤字融资。美国公共债务大规模增加是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在80年代中后期之后增长尤其迅速。美国在全世界购买产品和服务，世界其余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接收美元；外国央行购买由于贸易顺差、接受投资和借取美国债务进入本国的美元，同时按照一定的汇率付出本国货币，即本国货币被迫发行；各国央行将收集到的美元重新投放在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国库券、企业债券、少量公司股票以及其它债务工具，为美国债务融资。

外国资金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大量国库券的买主就是外国资金。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06年底，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中，有44%由外国人持有；外国人持有的联邦债务中，有66%由外国央行持有，有47%为日本和中国持有。从2002年到目前，外国人持有美国国库券的数量仍处于快速上升之中。当然，外国资金除了主要持有国库券之外，还参与购买美国的其他金融产品，为美国的个人和企业融资。这些总体上借给美国的资金一部分弥补政府赤字，一部分提供给个人和企业资金，还有一部分作为美国的对外投资投向了国外利润高的行业。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对本国盈利高的重要产业的保护相当严格，外国无法涉足；而美国却要求外国开放其所有的产业和市场，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样的游戏中，美国既保持了自身经济增长，又制造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发生危机的时候又可以转嫁危机。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个人的任务就是大量发行货币、大量借债、大量消费、大量投资，以此带动美国经济增长。2002年以来，美国个人消费和政府支出对GDP的贡献都在85%左右。这个游戏的结果是美国不劳而获，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维持其超强实力。其一，在美国国内，这个游戏不断推高其政府、企业、个人的债务规模，自然扩大了美国金融的规模和容量，并通过资产证券化，把贷款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到国内外投资者手中，使风险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其二，在美国以外，大量增发的美元流向全世界，有贸易顺差的国家货币被迫增发，出现国内通货膨胀；有贸易逆差的国家被迫依靠大量借取美元债务生存。在“华盛顿共识”的安排下，国家经济被美国操纵，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中国家财富被掠夺。其三，更加致命的是世界商品大多数以美元计价，美元增发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大宗商品或者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世界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大多数设在美国，同样受到美国金融资本和金融规则的支配和投机操控。无论从货币增发角度、美元贬值角度还是世界综合商品上涨的角度，都能够说明这个游戏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其四，美国自身发生债务危机的时候，可以通过美元增发和贬值自然削减和消灭债务的数量，实质上最终让国外投资者以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承担美国的债务负担。可以看出，当前美国所主导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是一个有利于美国对世界的剥削和掠夺的利益机制。

金融危机的转嫁与全球粮食、石油危机

此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从各个层面向世界范围内传导和转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世界经济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既扩大了世界的经济交往，也使经济金融危机更具有全球传染性，更使世界经济受到全球化主要推动和主导国经济政策的影响。美国主要通过货币增发、美元贬值、大宗商品涨价、全球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各国通货再膨胀的方式向世界转移金融危机。作为重要大宗商品组成部分的石油和粮食近几年来都存在大规模的上涨，引发了全球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

石油危机加大了整体经济运行的成本，延缓能源需求大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以成本增加的形式减少了每个行业和家庭的收入。粮食价格的上涨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影响到普通人群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许多亚洲、非洲国家受到粮食危机的严重影响，饥荒人口迅速增加，多年的扶贫成果因为粮食价格上涨毁于一旦。可以说，石油、粮食、矿产品等大宗商品充当了美國转嫁危机的传导工具和载体。

美国金融危机转嫁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源于一种不劳而获的发展方式，这就决定了美国需要把这个依靠过度负债、过度消费、过度货币发行的循环走下去，还需要把不劳而获的成本转移出去。这种成本转嫁最终的过程是，美元过度发行，引起世界实际产品的全面涨价，引起各国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各国积累的财富在其货币贬值中，全世界一起消化美元通货膨胀的成本，美国拿世界的资金补贴国内的经济运行成本。

中国作为美国不劳而获的循环中一个重要环节，承担了美国经济发展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诸多成本。首先，中国高度依赖外资、外贸、外汇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对外依赖超过一定程度的经济体，很容易受到美国缓慢或者激烈的成本转嫁。其次，中国用没有计入生态环境、土地价值、劳动保护和保障等成本的廉价出口商品，换回不断贬值的美元，进而导致外汇储备缩水严重，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承受损失。第三，与世界市场的高度关联，使中国必然承担由于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过来的成本，奇特地表现为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第四，中国规模巨大的外汇资产，不仅面对美元贬值的汇率风险，还会因美国国债、机构债产品市值下跌而蒙受损失。第五，进入中国的热钱洗劫了财富，扰乱了经济金融的稳定。

面对这些影响，中国现阶段亟需在金融、外贸政策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金融的发展方式，使对外开放服从服务于国内发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国内人民共享。需要重点实现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从而扩大内部需求，尤其是内部消费需求，增加最终产品服务于国内经济的比重，这样既可以替代过多的贸易顺差，又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此外，中国需要扩大主权信贷，替代过度地引进外资和外债，在制定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政策中保持独立性、体现主权性。

其次，中国需要认识到，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是外部成本的输入，是美国转嫁自身危机的一部分。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制定要增加针对性、定向性，避免伤害到外贸相关度低的国内经济部门的生产发展，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低增长并存的局面。

第三，中国现阶段更要务实地看待对外经济关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交往，注意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加强风险控制，防止发生金融危机；由于金融衍生品已经在西方国家引起极大的混乱，要谨慎地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既要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尤其是与美元保持适当的距离；又要积极、务实地推动改变收益和责任极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作者：严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