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四十年开放感悟

第1篇：改革四十年开放感悟

改革开放四十年易学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易学研究在探索和凸显易学学科主体性和自洽性的过程中，在多个层次、多个方向上展现出传统学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勃勃生机。每十年为一个阶段，以“返本开新”“以西释中”“全面创新”“走向未来”四个时代主题为线索可以对四十年的易学研究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扫描。易学内涵横跨文理，贯穿百科，其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在四十年的学术发展之中已经被不断重新发现。其也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学术支撑和思想泉源。

关键词：改革开放  四十年  易学

作者张朋，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上海  200235）。

改革开放以来，易学研究从被打入冷宫、噤若寒蝉的封闭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返本开新”“以西释中”等时代主题的影响之下，既有体现出因应时代哲学化、科学化的一面，同时又始终坚持其独特的研究视域，进而在观念上和方法上都逐步摆脱对传统经学和西方哲学的依赖。在探索和凸显学科主体性和自洽性的过程中，易学从多个层次、多个方向展现出传统学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勃勃生机。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易学研究之前，试对易学的重要性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从伏羲画八卦算起，易学肇始于远古时期，这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也开创了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先河。千百年来，易学一直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处于变化与发展之中，治易者代不乏人，时至今日其在学界与民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学与儒、释、道三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的互相影响不仅使得四家学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使得易学与中国的社会、人事、习俗等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而这些最能体现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思维观念与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

最后，依托民国易学学术的开创新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易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多进路的特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大批优秀成果在易学学术史上都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如考古发现易学材料的研究，易学史的阐发和建构，以及人文易、科学易的研究，还有《周易》核心文本的研究等。

基于以上原因，易学才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散发无穷魅力的传统学术的清幽园圃，因而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易学研究进行总结。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不仅应该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易学研究的成就，而且还应该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争取在更大的学术视野内来建设面向新时代的易学研究。下面即以每十年为一个阶段，以时代主题为线索，对四十年的易学研究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其中难免挂一漏万，且有个人独断，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第一阶段：返本开新（1978—1987） [见英文版第45页，下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哲学研究开始走出“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在当时“文化热”的背景下，易学首先破茧而出，焕发出勃勃生机，产生了一大批突破思想禁锢和学术框架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当新时期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思想文化的时候，易学当之无愧地被首先发现了。不同于当时仍然如教科书一般多限于泛泛而论与宏大叙事的中国哲学书写，易学研究已经以其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的思想内涵、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引领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之路，彰显出传统学术的恒久价值。

1978年12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针对商周出土材料中的“奇字”问题，张政烺先生在会上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因应于1956年李学勤先生所提出的“奇字”与《周易》九、六之数有关的看法，张政烺先生运用《系辞》所载揲蓍法的操作原理来解说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这些数字符号。虽然“当时手头无书，无从准备”，“事实上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但实际上这是学术史上第一次把商周出土材料中的“奇字”与《周易》卦象符号联系起来进行系统考察，堪称意义重大。在回到北京之后，张政烺先生收集相关材料，写就并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张亚初与刘雨二位先生的《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几个问题》一文紧随其后。两篇文章一个讨论“易卦”一个讨论“筮法”，主题前后呼应，内容互相对照，从考古学出发给易学研究以绝大的震撼。这样一来，作为新时期易学中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数字卦”问题就横空出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政烺先生的口头发言中，大致认为“数字卦”是由五、六、七、八构成，即由老阴、少阳、老阳、少阴四爻构成的六十四卦，属于六爻组成的“重卦”，并认为其为周文王重卦的传说提供了证据。但是在其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张政烺明显把变卦或爻变的过程省略了，或者说是在其对数字卦的解说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变卦或爻变这一重要环节。继张政烺先生之后，对数字卦展开持续研究的李学勤先生对此也没有进行修正。

数字卦诞生之初，就引起易学界的普遍重视，很多人视其为解开《周易》卦象诞生之谜的钥匙。学者们围绕着数字卦的问题展开了持续讨论，并取得了一些共识。比如有学者指出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分别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进而颠覆了一些关于《周易》起源的历史成说。他们认为，根据商代晚期材料中的六画数字卦，就可以说明自古相传的“文王发明重卦”之说并不可信——这就是一个有根据又很合理的推论。但是结合考古资料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却不多，很多学者都只是接受了张政烺等先生的一些并不准确的观点，甚至把其中隐含着的谬误继续放大。比如有些学者在数字卦的性质没有搞清楚之前，就匆匆忙忙地得出大而化之的结论，甚至得出这样一种观点：数字卦是六十四卦符号的起源和前身，即“现在所见的《周易》卦形是由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数字卦逐渐演变而来的，到战国秦汉之际才定型成符号卦”。这种观点明显错谬。诸如此类的错误看法被人云亦云地多次重复，进而长期在学术界保持着一种近乎统治的地位，直到2007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数字卦的发现和系统研究是当代易学研究的重大成就，它拓宽了易学的视野，延伸了易学史的研究领域，给重卦问题和筮法问题的探究以有力的支撑。但是，数字卦研究对于传统易学研究中的卦象符号的形成问题实际上很可能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要是对历史文献有足够的尊重就会知道，虽然“伏羲画卦”属于无所稽考的传说时代，但是这却是八卦起源问题的权威解说。依靠在“伏羲画卦”之后至少几千年才出现的数字卦来“逻辑重现”八卦符号的形成过程，这是只有以“古史辩”思想为武器的学者才可以设想的登天之路。所以以数字卦为切入点从发生学上探讨《周易》卦象的产生，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在数字卦之外，对帛书《周易》经传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1984年《文物》第3期发表了《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随后附有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两篇具有引导性的文章。以此为开端，学界围绕着帛书《周易》卦序、帛本《周易》与今本《周易》的关系、帛书《周易》卦爻辞考辨等问题展开了长期的讨论。帛书《周易》经文之后的帛书《易传》是《周易》卷后的古佚书，这批古佚书分别是《二三子问》上下篇、《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其内容包括了关于《周易》卦象、阴阳羲礼等方面的论述。帛书《易传》保存基本完整，内容相当丰富，是研究《周易》和中国古代思想、了解汉初《易传》面貌的珍贵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1992年之后帛书《易传》陆续公开发表，学界的讨论更趋热烈，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帛书《周易》经传的研究热潮一直延续至今，其多方面的学术意义仍然在不断酝酿和增长之中。帛书《周易》经传的出土和研究极大弥补了传统易学研究资料的不足，并对早期易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和解说维度。

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是其继《周易古经今注》之后，严格按照历史观点来注释《周易》经传的又一力作。他认为“《周易大传》简称《易传》，乃《易经》最古的注解”，而《易传》“作者对《易经》一书多加以引申、枝蔓，甚至歪曲附会的说释，以阐述他们的世界观，可以说《易传》是借旧瓶装新酒”。而《周易大传今注》就是以新旧转换之间的或同或异为主要论述内容，其中需要对《易传》中的象数内容做不多不少的原貌呈现。这里所说的“他们”主要就是指先秦儒家学者或先秦儒家易学学者。高亨认为《易传》七篇“各种互相补充，构成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那么这个思想體系或者说是易学体系有何特征，其与之前的易学体系如何区分呢？就象数内容来看，“……至于《左传》《国语》记春秋时人用《易经》以占事或引《易经》以论事，则多谈卦象，不仅谈本卦卦象，而又谈变卦卦象，但不谈爻象与爻数，这大概是先秦易学的一派，似乎是春秋以前的旧易学。《易传》则多以本卦卦象与爻象爻数解《易经》，而不谈变卦卦象，这大概是先秦易学的又一派，似乎是战国时代的新易学”。这里所说的“春秋以前的旧易学”，可以称之为“春秋易学”;而“战国时代的新易学”，或可以称之为“战国易学”。可见高亨对卦象和爻象爻数二者的学术史意义有着敏锐的感知和独到的见解，对于从历史的角度展开还原《周易》经典文本的原始意义研究，具有重要提示作用和先导意义。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学者宋祚胤先生的《周易新论》和《周易译注与考辨》两部著作出版甚早，堪称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易学研究作品。当然，其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在《周易新论》第二章“论《周易》的研究方法”的第一节“春秋时代的研究方法”之中，宋祚胤先生认为“《周易》的写定主要是在厉王末年”，“春秋时代的人主要是在用变卦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占筮之书”。这种观点基于以下统计分析：“《左传》用《周易》进行占筮的十四处，其中十一处通过变卦，只有三处不通过变卦”，“《国语》用《周易》进行占筮的三处，其中两处通过变卦，只有一处不通过变卦”。在其后，宋先生把这些例子简单地一一列举出来，完全没有进行分析和解说。

宋祚胤先生彻底否认《周易》本身是占筮之书，即所谓“占筮与《周易》本来无缘”，“我们要弄清《周易》的本来面目，就必须首先摒弃占筮说”。但是宋先生似乎并没有把《周易》占筮的操作方法和基本过程搞明白，因此其对于“变卦”以及相关概念的理解不准确。比如宋先生认为：“所谓变卦，就是一个卦的某一个爻或某几个爻，从阳爻变阴爻，从阴爻变阳爻，于是这一个卦就变成那一个卦了。”笔者不禁要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变卦”和“卦变”两个不同的概念又怎样能够区分开呢？宋先生还把“观之否”这种变卦情况称为“六四变九四”，明显违背了《周易》占筮之中“六、九变，七、八不变”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这种概念错误随后又出现了多次。因此，在看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之中引用《周易》爻辞时出现“乾之姤”等字样后，宋先生就看不懂了：“这里不是占筮，所以不说遇什么卦之什么卦，但却用了变卦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在《周易》全文当中“都找不出有任何一句话是在讲《左传》和《国语》的那些变卦，因此变卦只能是春秋以来把《周易》当作是占筮之书的周代史官们的臆造，决不是《周易》本身所固有的”，变卦“没有道理好讲”，“在《周易》本身都找不出任何根据，只能说是周代史官们搞的一些骗人的把戏”。这些论断明显都是错误的。

对这些实例的具体解说方法进行归类、分析、讨论，指出这些方法“随心所欲”地歪曲《周易》之后，宋先生难能可贵地发觉：“至于占筮而不变卦的，就只能够从一个卦的本身所固有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解释，这就有可能接触到《周易》的原意了”，就是从下卦与上卦的关系之中来考察“一个卦的原有含义”。随后宋先生由此还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周易》解说方案，可惜仅仅依靠这种局部意义上的正确见解并不能够使其大作《周易译注与考辨》达到理想的解说效果。

1986年，刘大钧《周易概论》一书出版。这本书虽然是一部易学学术概述，但是却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特别是就当时全面否定象数易学的大环境而言，其中对象数内容的正面陈述堪称弥足珍贵。这本书简要介绍了历代《周易》研究概况，特别是前人研究《周易》的义理和象数两种传统方法，并提出了对一些易学问题的见解。他主张易学研究须义理兼顾象数，进而在新时期为传统象数易学正名，这一主张对象数易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此前学术界对象数易学具有种种偏见，或避之唯恐不及，或斥之封建迷信，所以刘大钧的《周易概论》可谓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正面肯定象数易学研究的著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易学热潮中，其无疑站到了潮头之上。

《周易概论》在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比如，该书专门辟有一节“《左传》《国语》筮例解析”来详细讨论《左传》《国语》中“与《周易》和其它筮书有关的”二十二条记载。刘大钧将其分为两种类型来讨论，第一种是“引证《周易》经文，来说明一个问题，或阐述自己的看法”;第二种是“以《周易》或其它筮书进行占筮，以预测事情的吉凶、祸福”。

尤为重要的是，刘大钧对《左传》《国语》中筮例解说的方法逐一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比如，对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个例子，解卦者“卜偃以‘象’‘辞’兼取的方式，对事物吉凶进行推断分析，其中以取象为主，取辞则取本卦变爻之辞”;而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次占筮的解说中，解卦者“陈文子分析此卦时，既用卦象进行分析，又引本卦变爻之辞进一步说明，也是采用‘象’‘辞’兼取的做法”;在《左传·闵公元年》一例中，解卦者“辛廖纯以卦象推断事物吉凶，一字未提卦辞”，等等。但是他没有讨论这些解说之中所反映出来的“象”与“辞”的关系，对于八卦卦象，也没有进行特别的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刘大钧认为，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一例之中，解卦者周史所说的“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这一句里面使用了“互卦”的解说方法，即“若舍‘互卦’得出艮山，则《观》《否》二卦别无‘山’象。所以，此卦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远在春秋时代，人们在运用卦象分析问题时，已经使用互卦之法。可知互卦法由来久矣”！在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在对其它筮例进行解说时，他还有意地使用了“互卦”的解说方法。比如，在讨论《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一例时，他认为司空季子的解说中，也隐含着“互卦”的解说方法：“《屯》卦三爻到五爻互卦成艮象，《豫》卦二爻至四爻互卦成艮象，艮为山。”而在讨论《左传·僖公十五年》“遇《蛊》”一例中，他也认为，解卦者的解说中隐含着“互卦”的解说方法，“卜徒父可能是观象出辞：初爻至四爻为大坎，坎为河，二至四爻互卦为《兑》，兑为毁折，三爻到五爻互卦为《震》”。对此一问题，很多学者都有继续讨论，且多持否定观点，恐怕是失于草率了。

金景芳（1902—2001）先生“少年嗜《易》，历数十年不辍”，20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易学专著《易通》，50年代发表《易论》之后陆续出版了《周易讲座》《周易全解》（合著）以及一批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真知灼见尤多，其中的很多观点都是超迈于当时的。比如对《易传》特别是《说卦》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金先生的相关论说对于早期易学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金景芳先生所著的《周易全解》堪称中规中矩，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看待《周易》”，着重阐明“《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遵循传统儒家经学解释方法，但又能够不尽拘泥，能够根据时代要求对其中哲理有新的发掘和思考，其中从训诂、爻位、卦象等各个角度全面详细解说了《周易》经传，堪称是新时期对《周易》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扛鼎之作。书名“全解”，其所谓“全”既指解说《周易》的经和传，也可以理解为扫除《周易》的文字障碍和哲理障碍。金景芳先生首先承认《周易》是卜筮之书，但是其着眼点却不是卜筮，而在强调《周易》内部所蕴藏着的思想精华。或者说，金先生认为虽然《易》源于筮，但是我们不应只看到《周易》占筮，而应该细致研究《周易》内部所蕴藏着的深刻思想。金景芳先生还认为在《周易》里“蓍与卦二者，同等重要，或者可以说是蓍更重要些”，因为蓍是卦之所从出！而前人说《易》，多看到卦，看不到蓍——蓍中所隐含的哲学思想必须加以大力阐发。金先生再三指出《周易》一书的精华所在在于其中的辩证法思想，而这些辩证法思想不仅体现在每一卦的卦象之中，而且也体现在六十四卦的排列之中。“易作者的哲学水平相当高，正确回答了世界本原问题，关于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观念也是十分明显，十分深刻的。”

《周易全解》是金景芳先生一系列的易学著作中最为成熟和体系最为完备的一部，特别是相对于《周易讲座》这本书而言，其也能够代表金景芳先生对《周易》哲学的认知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周易全解》也可视作儒家义理易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周易全解》博采儒家各家义理之长，继承了不少程颐的解读，而在文字训诂上却更为踏实。比如程颐讲解噬嗑卦六二爻辞的“噬肤”为“噬啮人之肌肤”，对于“肤”字黄寿祺直接解为“人的皮肤”，明显有误，而金先生则正确地解作“禽兽身上与骨头不相连系的肉”。其中不难发现金先生深厚的古文字功夫。

就整体来看，金景芳先生的易学研究对象数易学重视不够。象数派其实和术数结合比较紧密，其尊崇汉易，延续的是清朝的考据学派的研究方法。宋代以来义理派虽然也使用象数，但是不尊汉易，对象数也没有系统的研究。金景芳先生对于象数研究的些许缺失，在其学生兼助手吕绍纲先生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弥补。

对《左传》《国语》中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现当代易学家之中似乎是尤以金景芳先生的否定最为彻底。在《易论（上）》一文中他说：“《左传》《国语》中很多卜筮的言论，其人皆生于春秋时代。然大部分却是庸俗巫史的胡说，对《易》实无所知，尽可置之不论不议之列。”金景芳先生这种彻底否定的态度似乎与其一直所秉持的学术立场有关，“《周易》一书无疑是一个具有先进的哲学内容和落后的卜筮形式的矛盾统一体”。按照金景芳先生的这一观点来看，这些春秋时期的《周易》解说无疑是“落后的”，乃至于是“胡说”，而辩证法则无疑是“先进的”。金先生是史学大家，非常令人尊重，但笔者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些观点。所谓“先进的哲学内容”（或者如金先生所言，称其为辩证法）在所谓“落后的”《左传》《国语》占筮卦象解说之中也能够体现出来。比如春秋时期的《周易》卦象解说就体现出了很深刻的思想内涵。

“易例”，或称“解易体例”，是解说《周易》卦爻辞象数根据的具体方法，是象数易学研究的关键环节。目前，对“易例”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学术研究仍然非常缺乏，可以说是现当代易学中亟须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来填补的一个学术空白。具体来说，自汉代以来，对各种“易例”一直缺乏全面有力的理论说明和系统考察，而各種“易例”在具体应用之中又常常是众说纷纭，人言人殊。屈万里（1907—1979）的《先秦汉魏易例述评》无疑是对易例进行反思和辨析的开创性著作。他认为，“以象数说《易》”始于汉代孟喜，并着重对十二消息卦、卦气、互体及爻变、八宫卦、飞伏等汉代易例一一阐述其内容，说明其谬误，可谓条理清晰，辨析透彻，堪称是现代易例研究的经典之作。但细究起来，屈万里的易例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缺欠，有待进一步研究来弥补：

（1）他没有对“爻位”“爻象”之说，特别是“乘”“承”“比”“应”等有关爻象、爻位的具体解说方法进行述评，而这些“易例”恰恰是现当代易学著作中最为常见的解释方法，也是最迫切需要反思或批判的象数易学内容。

（2）屈万里反复申明这样一个区分：《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卦象解说与汉代象数易学的卦象解说根本不同，即“《国语》《左传》诸占筮，不过以内、外卦之象，及变卦之象，以附会人事耳。汉人乃以象释卦爻辞，此其大别也”，但是在列举了《左传》《国语》中十个“以象说之”的例子之后，他却总结道：“惟以象为说者十事，实开汉人以象数说易之先河”;“以卦象分析卦爻辞，及以变卦之象为说者，自《左》《国》始”;“汉人象数之学，实肇端于是矣”。这里所谓的“先河”“始”“肇端”不就是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吗？

第二阶段：以西释中（1988—1997） [48]

随着西方哲学著作的不断译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梳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热潮，这种思潮浩浩荡荡，范围广，影响大，不可抵御，也无所逃避，至今仍然是方兴未艾。这种研究以西方哲学中形上学、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观的探讨为中心，重在分析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的概念推理与思维模式，可以简称为“以西释中”。其流风所及，易学研究也概莫能外。但是在模仿西方哲学进行易学哲学再造的过程中，很多人已经开始注意到易学与哲学以及经学之间的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海内外都有一大批学者坚持《易经》的经学学术本位，谋求儒家义理易学在新时期的进一步拓展。

朱伯崑（1923—2007）先生是著名的易学哲学家，其代表作是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这部现代易学史著作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历代易学家们在各自的《周易》象数创新或义理创造中所呈现的哲学内容，是易学得以进入中国哲学史学科门类的奠基之作，也是新时期易学哲学研究的扛鼎巨著，具有权威意义。《易学哲学史》这部书的主题是叙述对《周易》原典的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易学哲学不断发展的历史，其内容包括从先秦一直到清朝乾嘉时期。同其他哲学史相类似，《易学哲学史》是以阐明中国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世界观及其思维方式为主要脉络。这实际上就是从经学史的视野出发，阐述了中国传统易学的哲学内容，进而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拓出一新的领域。

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传统儒家的“《易经》学”为参照，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所研究的课题，不是研究《周易》本身，亦非从文字训诂方面研究各家对《周易》的注解是否可取，而是研究易学中各流派于《周易》的解释中提出的哲学思想，至于其是否符合《周易》本义，那是无关紧要的”。从这种宏观研究思路来看，朱先生实际上有选择地对传统易学的主题进行了提炼，而对众多材料梳理的背后则是非常清晰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思路。就《易学哲学史》这部巨作的写作架构而言，其价值远远溢出了一部中国哲学史的边界，其中传统经学与现代哲学的连接无疑是其很重要的意义之一。朱先生对两千多年的众多易学学者的评价中规中矩，几乎没有错漏和疏失，体现出了朱先生的广博知识水平和深厚理论功力。最为难得的是，朱先生的易学哲学史创作已经隐约突破了时代的束缚，远远超出了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任务而具有了某种回归传统学术的意义——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相对照，这一点就非常明显。

朱伯崑先生的这部《易学哲学史》浓墨重彩地梳理了两千年的易学脉络，是目前为止对易学史的研究最完整、最深入，相关资料也最为详细的经典易学史著作之一。如果说这部著作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其内容不够全面，过分偏重义理派而对象数派的研究缺乏深入和连续的讨论和关注。也就是在象数易学方面，朱先生的这部《易学哲学史》给后人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前进的机会。比如朱伯崑先生不认为《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条《周易》记载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仅仅是不成体系的零散“易说”而不是“易学”。整体而言，朱伯崑先生是把《左传》《国语》中的《周易》应用作为“吉凶为鬼神之所赐”的占筮来对待的，论说也比较简略，因为其论述重点是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后：“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列为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在这些观点背后，可以看到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学术立场的限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说的不予重视。朱伯崑先生认为：“后来所说的八卦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在春秋时期的筮法中已经具备了。取象说的基本特点是，卦爻辞与卦爻象存在必然的联系，其联系的纽带为所取之物象。”既然“后来所说的八卦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在春秋时期的筮法中已经具备了”，就是说八卦系统已经存在，那么这些解说又为什么还是不成体系的零散“易说”而不是“易学”呢？正如朱先生所说：“卦爻辞与卦爻象存在必然的联系，其联系的纽带为所取之物象。”实际上这就是春秋时期《周易》解说的关键问题，即如何看待八卦取象在《周易》解说中的重要地位，如何解释“卦爻辞与卦爻象存在”着的“必然的联系”。虽然朱伯崑先生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其研究之中还是隐含着这一条继续深入研究的途径。

再比如关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易学，朱先生的著作也具有先导的意义。朱先生非常严谨地对《易传》的形成时间进行了尽可能清晰明确的考察，随后对其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梳理。朱先生认为《易传》形成于战国后期而不是战国前期，这是平允笃实之论。所谓的“形成”就是指编撰成书，而书中所引述的思想材料当然可以有更早的来源，这对于《易传》形成时期的哲学史考察具有开创意义。此外，朱先生即明言：“以传解经，最大的流弊，是掩盖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历史面貌。”把朱先生的这一论断换个角度来说，那么以传解经的一个大弊病就是掩盖了《易传》中所体现出来的先秦儒家易学从无到有的历史产生过程。

受经学影响，古今很多易学学者都把《易传》当作是全部、完全符合《周易》经文的解说，没有以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易传》中的各个篇章及其不同的思想内涵。朱先生显然对此一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指明是《彖》“提出爻位说，即以爻象在全卦象中所处的地位说明一卦之吉凶”，“此种说法，是春秋时期所未有的”。此论极为精准。朱先生对爻位说的批评可谓振聋发聩：“以上这些說法，往往结合起来，解释某一卦的卦义和卦爻辞。哪种说法说得通，就用哪种说法”，而“此说的理论意义是，认为卦象、爻象同卦爻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为了说明其间的联系，当位说解释不通，则提出应位说，应位说说不通，则以中位说解之。中位说说不通，又以趋时说补充之”，“《彖》《象》的作者追求其间的联系，是企图将六十四卦的内容逻辑化、体系化。这种逻辑化的企图，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发展的产物。”朱先生对早期易学的很多论述都非常精彩足以启迪后人。

与朱伯崑先生的哲学研究进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黄寿祺、张善文两位先生对传统儒家义理易学研究方法的坚持。黄寿祺、张善文两位先生撰作的《周易译注》坚持中国传统学术定位，在易经学研究的历史轨迹下着力探讨《周易》经传的现代义理意义。

《周易译注》将《周易》经传混排，译成现代汉语，后加以详细的注释、解说和义理发挥。该书对历代义理易学资料收录非常详细，对卦辞、爻辞、彖传、象传等逐句详加注释，并且作全面而晓畅的讲解，每卦最后还有系统的义理总论。该书之前有长篇导读和《读易要例》，兼顾了研究性与普及性，所以在1989年甫一出版，立即被很多人奉为经典入门著作，至今仍然反复不断地重印。但是实际上对于初学者来说，《周易译注》这部总成儒家义理易学的现代著作的研究前提和研究预设都没有被讲述清楚，非常不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因为它很容易使初学者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易经学积淀中迷失方向，进而很快丧失进一步阅读的兴趣。

具体来说，《周易译注》以“经传合观”为基本方法，注释旁征博引，对历代义理易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都尽可能地全面地引述或吸收，以总成或大全的观念对《周易》经传全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义理解说和阐发。对照之下就不难发现，其引述加“今译”的样貌是严格遵循《十三经注疏》的传统体例，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亦墨守成规。最为突出的是，在每一卦最后所设定的义理总结之中，作者更是试图总结、凝练和压缩自古以来所有易学义理阐释中的所有义理内涵，所以往往显得冗长而乏味。由于书中过于遵循和吸纳历代儒学大家的义理解释和解说思路，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反而是大大强化《周易》的儒家教化意义，这使得传统《易经》研究的学术弊端更加突出。

戴琏璋先生的《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可以看作是阐发《易传》哲学内涵的一部力作，与朱伯崑的易学哲学研究互相应和，其对《易传》的考察可谓详尽周密，堪称是进行相关研究之必由。

正如戴先生所言，“秦汉以来，《易传》在易学和儒学传统中一直居于关键性地位。《周易》的研究者，必据《传》以解《经》，无论是取象数的观点，抑或义理的观点，立论的根据都离不开《易传》。孟喜、京房的说解，王弼、康伯的注释，可为例证。儒学的研究者，也必通《易》以论道，无论是心学的立场，抑或理学的立场，思想的源头也都来自《易传》。濂溪、横渠的论述，伊川、朱子的阐释，可为例证。”对于这样重要的著作，详细致密的梳理无疑非常必要。戴先生在考察后发现“《易传》中最早写成的《彖》《象》两传，对于易卦、易道的论述是以刚柔为主要观念的，刚柔在《彖传》出现九十八次，在《象传》出现十九次。而阴阳在《彖传》只出现四次，在《象传》只出现两次”，“《序卦》《杂卦》两传，根本不用阴阳，而在《文言》《系辞》《说卦》三传中，主要观念则是乾坤;刚柔、阴阳的使用次数，不相上下，而都少于乾坤。”这无疑给《易传》各篇思想内容的考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万物在两种功能相对、相应、相辅、相成的作用中，生生不息。这就是《易传》作者最重要的共识，贯通于各篇的核心思想。这两种功能，名称不一，或称之为乾坤，或称之为刚柔、阴阳、健顺等等，各篇所取，略有差异，其实所指，都不外乎易道的大用。”戴先生的概括很有力，但是他对于各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帛书《要》所反映的先秦儒家易学确立的前后情况来看，这些概念是足以标志学派属性的关键词，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就《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言，第一章是“作者的考察”。由于《易传》各篇成书的复杂性，因而更加准确讲这一章的内容应该是“作者与编纂者的考察”。第二章是“思想的考察”，戴先生论述了《易传》各篇的三个来源：“易学传统”“儒学传统”和“阴阳观念的发展”。第三章“各篇内容的分析”是对《易传》各篇逐一进行分析考察。第四章“各篇思想的比较”主要讲述《易传》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是象位，第二是义理。

在第五章“结论”里戴先生集中表述了他对《易传》的总体看法：“《易传》作者成功地会通了易学与儒学，他们用儒学的义理充实了易学的内涵;用易学的卦爻开拓了儒学的思路。他们的成就，使古代占筮用书超越了迷信的巫筮层次，提升到理性的道德层次、哲学层次;也使儒家以往存而不论或语焉不详的天道思想获得一套有效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成就，对易学与儒学的发展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概括非常准确，也非常有力，可以看作是对先秦儒家易学的一个总体评价。

在很多方面，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三位学者所作的《周易研究史》对易学史的研究比朱伯崑先生前进了一步。不仅易学史涵盖时间包括了“现代易学”，具体到细节问题，《周易研究史》也颇有独到之处。兹举两个例子以作说明。

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先秦时期的易学形态问题。廖先生在《绪论》里给出了易学的简明定义：“对《周易》的研究，称之为易学。”所以就有了第一章“先秦易学”，而且论定：“先秦是易学研究的奠基阶段。”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先秦时期的各家易说”里，廖先生把前秦时期的很多“易说”进行汇总并分为两类：一类是占筮说，一类是义理说。这种分类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关于变卦的讨论中，廖先生认为“成卦时，变爻和不变爻是一样的，但占时，两者就大不相同”。这里所谓的与“成卦时”相对而言的“占时”似乎是指“解卦时”，这时候需要把“变爻和不变爻”的不同表示方式区分开以查阅对应的卦爻辞。另外，廖先生认为“变卦出现的很早”，并举出了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契数卦象、安阳苗圃北地的殷代数字卦和湖北江陵天星观战国楚墓的卦符来证明这一点，可谓立说有据。廖先生还特别指出“变卦本是指筮得的本卦发生了爻变而生成另一卦（之卦）而言的，但用得久了，就引申为用变卦的形式指某一卦的某一爻”，而且“变卦在先秦以后消失，跟《周易》原有的占法失传是有关系的”，這些论断可谓甚有见地，但似乎有必要进一步论证论和完善。

在关于象占的讨论中，廖先生认为“从现有文献看，象占在春秋时期最为流行。它的理论基础是八卦取象说。八卦的取象，《说卦》保存得最多，《左传》《国语》中也不少”，“先秦时期的筮人们，就是根据这些取象去解说卦义、推断吉凶”。他举出了《国语·晋语》“遇《乾》之《否》”和《左传·闵公二年》“遇《大有》之《乾》”两个例子。廖先生的概括非常准确，可见其功力。

在第二小节“义理易说”里，廖先生认为“先秦春秋时期的义理易说，经历了疑占说、引证说和以德代占说三个阶段。对占筮的怀疑是义理易说诞生的萌芽，引《周易》论证人事开创了义理派的用易之风，以德代占则属于义理易说的理论归纳，是义理派易学理论形成和成熟的标志”。可见，廖名春先生虽然没有对春秋时期《周易》应用二十二例中所涉及的卦象内容进行着重讨论，但是条分缕析较之于《易学哲学史》还是有所进步。

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易传》一些问题的讨论。

在第一章“先秦易学”的第三节“由传而经的《易传》”中，廖先生系统表述了他对《易传》的基本看法。需要指出的是，廖先生这里所谓的“由传而经”按照笔者的理解是指原本作为解说“经”的“传”，《易传》的解释效力越过了其应有的边界，对居于主体地位的“经”产生了遮蔽甚至是排斥，以至于“传”成为了主体而“经”被边缘化。实际上对历史上的大多數论易者、研易者而言，他们所言说的“易”往往都是“传”而不是“经”，而就“传”而言，其中的多数内容是先秦儒家易学的内容，而 “经”则是巫史易学传统的集中代表，二者的内容在根本上来讲具有很大不同。

在第二个小标题“《易传》的时代和作者”之下，廖先生列举出学界关于《易传》与孔子的关系问题的四种主要观点，他本人赞同金景芳先生和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即“今本《易传》基本为孔子所作，但其中有记述前人遗闻的部分，有门人弟子在平日孔子讲述时所作的记录，与《论语》的情况差不多，其思想应属于孔子，也有后人窜入的部分，脱文错简还不计算在内。”这样一来，先秦儒家易学就是孔子易学，也就如同廖先生所说的：“《易传》大部分为孔子所作，基本上属于孔子思想，研究《易传》的易学观，也就是研究孔子的易学观。”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会很多，比如《易传》文句之中还是会见到孟子对其施加的一些影响，所以直接以“孔子易学观”或“孔子易学思想”为题对《易传》进行概括恐怕是不恰当的。孔子是《易传》的重要编撰者和主要著作者，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但是由于《易传》各篇的复杂性，笔者倾向于更加宽泛地处理这一具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具体处理方法是：就《易传》之中的先秦儒家易学文献材料而言，认定编撰者和著作者是“先秦儒家学者”这一群体，孔子是这一群体的导师和代表，他开儒家易学风气之先，但是他并不是《易传》全部文字的作者，其后续者继承了孔子的易学基本原则并在很多方面进行了理论建树和创新尝试。

在对《易传》各篇进行细密周详的考证之后，廖先生给出了总结：“《易传》各篇的时代基本上不会晚于战国中期。”所以《易传》中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孔子及其门人弟子共同写就的，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就是把这些文献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进行“先秦儒家易学”的总体性的分析和论述，这样能够更加清晰地说明其理论内涵和学理特征。

陈鼓应先生的《易传与道家思想》是一部很有启发意义和独具创见的著作，其“在观点上，一反众说”，“从哲学议题、思维模式以及万物起源说、自然循环论、阴阳气化论、天人一体观、变化发展观、乐天知命的达生观和刚柔相济说等各阶层中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论证《易传》各篇哲学思想从属于道家学脉”。

全书的展开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彖传》的主体思想：道家的宇宙观”，第二部分是“《象传》《文言》解《易》的道家倾向”，第三部分是“《系辞》与稷下道家”，第四部分是“帛书《系辞》与道家传本”，第五部分是“《说卦》《序卦》的道家理路”，第六部分是“帛书《易》说与黄老思想”。很明显，在《易传》七篇之中除了公认晚出的《杂卦》属于儒家不变之外，对于其他六篇，陈鼓应先生一一指出其道家思想内涵，从而认为其属于道家学脉。

陈先生钩沉索隐，详实充分地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比如在第一部分第一分论“《彖传》与老庄”之下，陈先生就首先提出“《彖传》天道观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然后分五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彖传》中的主要学说及其与老子思想的关系”，即“万物起源说”“自然循环论”“阴阳气化论”“刚柔相济说”“天地人一体观”，论说有力，依据充分。

《易传》之中确实保留了很多道家思想材料，或者说《易传》的撰作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巨大影响。陈先生的很多观点、很多论说笔者都甚为认同，但是陈先生“《易传》各篇哲学思想从属于道家学脉”之论，似乎稍有过激。

第三阶段：全面创新（1998—2007） [51]

在这段时间内，学术环境宽松，学术研究活跃，易学研究也进入到快速发展、日渐深入的时期，主要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研究方法与诠释方式进一步多样化;二是研究进一步深入，细化研究、断代史研究与个案研究成为主流。其间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走上学术舞台，产生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古今中西各种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互相激荡，使得易学研究几乎在各个研究方向上都有一定的进展，所以这十年的易学成就大有可观。

杨庆中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20世纪中国易学多姿多彩的历史流变。作者以1949年为限，将百来年的易学研究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上编（1900—1949）和下编（1950—1997）。在上编之中，作者重点讨论了经学家的易学研究、古史辨派与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和易学研究的新探索。在下编的大陆部分，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五六十年代的易学研究，主要介绍关于《周易》经传的成书、性质、作者、哲学思想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后一时期是80年代以来的易学研究，重点介绍了《周易》经传的研究、易学史的研究、《周易》系统典籍研究、利用考古材料所进行的易学研究、人文易研究、科学易研究等。最后关于中国台湾易学研究的部分，主要讨论了中国台湾易学学者在易学文献、易学史和易学思想研究等方面的突出成果。

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堪称易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代表了新时期易学断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如果说有什么缺憾的话，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易学研究独立为一章，并放在最后，这恐怕并不十分合适。中国台湾很多易学学者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很大影响，而且大陆与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交流已经比较频繁，90年代更是产生了学术互动，所以，就20世纪总体而言大陆与台湾大可以合起来撰写似乎更为合适。第二，方克立曾经指出其有若干不足之处：一是关于易学中的核心问题讨论不够，比如八卦六十四卦起源、孔子与《周易》经传关系等问题。这一点杨庆中另撰《周易经传研究》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弥补。二是书中对民国时期造诣颇高的易学人物可能有所遗漏，比如黄元炳、沈瓞民、胡朴安等人。这实际上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易学史作者往往有自己的问题视域和选拔标准，可以不讨论某些学者易学研究成果。三是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易学研究中的某些热点问题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比如《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杨庆中的《周易经传研究》一书对这一问题也做了比较充分的梳理。

杨庆中先生的《周易经传研究》由上下两编共十五章组成，上编七章集中讨论《周易》古经（本书简称为《易经》），下编八章集中讨论《易传》。在上编七章中，主要涉及了卦爻象、卦爻辞、象辞关系、卦名与卦序、《易经》的成书年代、《易经》的性质，以及《易经》中的人道教训等七个专题。下编的八章，主要讨论了孔子与《易传》《易传》成书的时代、《易传》成书的思想文化资源、《易传》解经的合理性、《易传》解经的思路、《易传》中的天人问题、《易传》中的“道”、《易传》与中国哲学等八个专题。该书对几十年来的《周易》经传研究问题做出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并且在许多方面做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综合判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易传》的讨论，这一时期仍然是一个学术热点。比如赵建功先生就曾经撰作《先秦儒家易學略论——兼向王葆玹先生请教》，以此向同行商榷。笔者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绝大多数先秦儒家很重视《周易》，《周易》是其主要的研习经典之一，且其易学造诣很高。他们在讲进学顺序时经常不提《周易》，只是由于他们认为读书次序应该是先易后难，《周易》最难读，不宜初学和人人皆学，而决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周易》。”当然，赵建功先生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王葆玹先生关于“先秦儒学中易学从属于礼学”的论断而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关于《易传》与孔子关系的讨论，作为一个持续几十年学术热点，在多方位的学术关切下，情况已经趋向于明朗。比如，针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争论，陶磊独辟蹊径，“通过考察《易》对晚年孔子及其传人思想的影响，来证实司马迁记述的可靠性。如果能在孔子及其传人的思想中发现明显地受《易》影响的痕迹，那么，司马迁的记述就不证自明”。他认为，“郭店儒家经籍的大多数当是久已亡佚的《子思子》中的内容”，而“从郭店儒简的思想看，其中有不少明显受易学影响的痕迹”。这些事实说明，易学对早期儒学发生过很大影响。

王博先生的《易传通论》是对《易传》文本内容和思想内涵进行全面解说的具有经典性质的一部学术作品。全书共分为七章，大体上对应着《易传》七篇。

在第二章关于《彖传》的讨论中，在明确《彖传》的解经体例之后，王先生从三个方面对《彖传》的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刚柔说和时的观念”“天施地生的宇宙论”和“人道本于天道”。应该说，形成时间较早的《彖传》所具有的相对丰富的思想内容都被提纲挈领地进行了论述，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思想在《彖传》中的多角度展现。

在第四章中，王博先生将内容最为丰富的《系辞传》分为七个方面进行阐释：“关于《系辞传》的年代和作者”“对《周易》一书的理解”“论占筮与大衍之数”“论卦爻象和卦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和“三陈九卦与忧患意识”。其中“论卦爻象和卦爻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三陈九卦与忧患意识”三个部分的内容可以说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分析。

对于《象传》《文言传》《说卦传》，王博先生也将其各自单独列为一章。最后一章是“《序卦传》和《杂卦传》”，其中把《序卦》和《杂卦》各自分为一小节，这种划分是针对《序卦》和《杂卦》内容的独特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所采取的办法，非常合理。

王博先生认为《易传》“它是在众多易说的基础上，由汉武帝到宣帝时期的博士，编辑加工而成”，这是在强调《易传》成书的最终年代。最终编纂者处于汉代，但是这并不能够改变《易传》主体完成于先秦的基本事实，所以《易传》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属于先秦思想材料，虽然其中可能掺杂了一些西汉早期的思想内容。王博先生特别指明《易传》是由一个“集体作者”来创作完成，“即使《易传》中的某些篇是由一个人写定的，但他只是一个执笔者，是作者之一。实际的创作过程则可能是由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因此，这几代人都可以说是作者。”所以在总体上，《易传》的“集体作者”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先秦儒家学者，而他们的易学研究，就可以称作“先秦儒家易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博先生的这一部《易传通论》简明清晰，可以看作是以《易传》为角度对先秦儒家易学的独特研究。特别是关于《易传》各篇的成书年代和主要内容，王博先生的论述都非常明了，结论也十分中肯，兹不一一引述。

与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和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合著的《周易研究史》相比较，高怀民先生易学史研究（《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宋元明易学史》）就逊色许多。就《先秦易学史》而言，其将先秦易学分为三个阶段，即“符号易时期”“筮术易时期”和“儒门易时期”。在“筮术易的衰微”一节第二个小标题“由《左传》《国语》中筮例看《周易》之衰”之下，高先生认为：“到了春秋时代，从《左传》《国语》中看到的筮例，是《周易》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人们命筮占断成了徒具形式，占辞吉固佳，如不吉，可取意解说以为吉，甚至如晋献公、崔武子之辈，竟冒凶危以违筮行事，筮术的权威尽失。”高先生进而从三个方面对其观点展开讨论，其中引述了八个例子，不到总共二十二个实例的一半，如此论说似乎不够全面，而且高怀民先生对所举之例的解说非常简略，有的甚至完全不进行解说。

不过既然“对于《周易》在西周的盛行情况，无从得知”，那么所谓“《左传》《国语》中筮例给人的感觉是筮术易濒临于崩溃的预兆”也就很难说是客观、准确的概括。既然没有西周时期的易学材料进行有说服力的对比研究，所谓“由《左传》《国语》中筮例看《周易》之衰”之论似乎也就缺乏依据。

笔者同意高先生“先秦易学是中国易学的真精神所在”这一看法，高先生把伏羲氏和周文王列为易学的圣哲，进而保全了早期易学史的连贯和完整，这不妨看作是对大陆中国哲学史研究“断头”研究范式的一种补充。“断头”研究范式肇端于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的“截断众流”，实际上大有虚无主义的味道，把“文献”缺乏的早期中国哲学史 “一把火烧掉”（鲁迅之语），以至于谬种流传，至今遗毒难除。虽然对伏羲氏和周文王的易学思想描摹得甚为粗浅，但是高先生的《先秦易学史》对此可以说是保持了逻辑和学脉的完整，为此“当浮一大白”。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在全面创新的时代风尚的影响之下，有些学者关注《周易》解说方法问题，对解说《周易》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进行了尝试。他们的研究虽不完美，但也足以裨益继进。下面仅列举几家立论较为鲜明者，试概述之。

温少峰先生的《周易八卦释象》是八卦卦象这一研究方向的先导著作。如果在究其本原的意义上研究《周易》，即追问《周易》究竟是什么，那就必须以春秋时期的《周易》八卦卦象作为突破口。温少峰先生把自己的研究路径讲述得非常清楚：“《周易》制作时取象的方法，必与春秋时期通行的取象的方法相近。因为春秋时期距《周易》制作时期最接近”，而“设卦、观象、系辞”，是《周易》的基本方法和体例。而“由卦取象”以说《易》的方法，却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致说来，《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春秋时人讲《周易》，主要是讲卦象，即就一个卦的整体来取象。而在战国时期《易传》的作者们除了讲卦象之外，还开始用爻象、爻数来说《易》。到了汉代的易学家们，更创为互体、爻辰、变卦等方法来说《易》了。可以说，最初的“设卦观象”是整体的、直观的、形象的成分多，越往后世发展，取象的方法就越成为分析的、曲折的和抽象的了。那么，《周易》的作者在制作《周易》时，是如何“设卦取象”的？朱熹说：“《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大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又说：“圣人分明是见有这象，方就上面说出来。”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而在探究“《周易》的作者在制作《周易》时是如何设卦取象的”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温少峰先生却又回到了汉代易学寻找“逸象”的老路上：“首明每一卦在《周易》卦爻辞中共有哪些象（八卦卦象——笔者注），然后解释此象由何而生。以各卦之‘本象’为纲，以各‘本象’之引申诸象为目，分章分节叙述讨论，以见其取象滋生繁衍之系统。”这样做下来的结果比汉代易学有所进步，但是进展非常有限。

朱兴国先生的《三易通义》独辟蹊径，从隋代文献之中找出了《周易》八卦取象的一条新路。“得时者王，失时者休。《周易》正是按照八卦四时休王之理来推断吉凶！”在没有前期讨论和必要检验的情况下，他引入隋代萧吉编写的《五行大义·三者论四时休王》之中的“八卦休王”理论，认为这就是《周易》的构成原理，并以此解说《周易》全文。这恐怕就有“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的嫌疑了。但是整体而言，朱兴国对《周易》卦象解说方法的探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其努力方向也是象数易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即使朱所发现的解说方法看起来并不能够与《周易》文本相契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兴国先生对于《周易》变爻或变卦过程的把握非常准确，堪称独具慧眼。

卢泰先生的《周易筮解》则是从筮法研究入手，试图解决《周易》八卦取象问题。根据其独到的研究，卢泰先生认为，大衍筮法不是《周易》的本原筮法，而叁伍筮法才是《周易》的本原筮法;而他所谓的叁伍筮法的主要内容是应用上下两个八卦盘式结构进行筮占，并以此对《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一一进行了解说。此外，卢先生还对易学研究之中的很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讨论，其见解难能可贵。

卢泰的研究虽然名为筮法研究，即研究《周易》成卦之法，其实质内容却可以看作是对《周易》解卦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卢泰所进行的八卦盘式研究，对于《周易》文本的八卦卦象解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第四阶段：走向未来（2008—2017） [53]

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成果堪称显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视域的日趋稳定也进一步彰显了易学自身的主体性。与社会上的“国学热”和“读经热”相呼应，以《易经》的现代诠释为主要普及方式，易学研究力量正在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更加精细、多元，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但是由于学术批评的全面缺乏，研究成果良莠不齐，易学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迟迟得不到回应、面对和解决，这给未来的易学研究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某种难以突破的困境。在易学学术批评方面，已经有先行之勇者立于潮头。他们的意见首先应该给予尊重。

在关于现代易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的讨论中，杨庆中先生认为，新时期的易学研究应该审慎回归传统易学的知识系统，更新理念，融会新知，探寻现代解易新体例。当然，所谓“现代解易新体例”只是相对于传统的既定解易体例而言，新方法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易学研究而无父无母、无根无据。我们不妨假设有一种《周易》解说“新”方法，同时它又是最古老的解易方法，只不过它一直隐藏在孔子、《易传》以及汉代易学这些纷纭杂沓的种种解说背后，如果我们想要看清它就必须上溯春秋时期，开展追根溯源的研究。

吴前衡先生的《〈传〉前易学》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吳前衡先生着重从文本的角度考察并说明《周易》文本在春秋时期业已存在及其存在状态，他指出：“《左》《国》的每个筮案，都有对卦爻辞的解释，使我们知道它们的易学身份，也知道《周易》文本是作为占筮工具的筮书，因而，《左》《国》筮案也为筮书《周易》卦爻辞的存在状况，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证据。”具体来讲，“现以传世本《周易》为参照，与筮案材料进行比较，分列为三种类型：文字基本相同的;文义相通的;文义悬殊的”。这样一来就“有了对《左》《国》筮案的考察，有了对孔子所读《周易》的考察，就能比较有把握的断言：筮书《周易》的卦爻辞，同于传世本《周易》。再根据前面对于文本结构要素的讨论，我们就能像古生物学家根据化石复原古生物形态那样，把筮书《周易》的文本复原出来”。虽然今本《周易》有可能是从西周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版本，但是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与今本还是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关于六九爻题，它直接涉及对爻辞象数根据的不同解读。所以吴先生对所谓“筮书《周易》”进行这样大费周章的文本考察以及讨论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在最后总结的论述里，吴先生说：“筮案广泛地采用了八卦取象的解释，其取象之法皆同于《说卦》，表明《说卦》之象已是春秋诸国取象解《易》的共同范本。”对这一点，笔者表示同意。当初乍闻吴前衡先生此说，令人大起惺惺相惜之感。

台湾学者徐芹庭先生撰作的《易学源流》是在1987年在台湾“国立”编译馆出版，在大陆很难找到，所以2008年中国书店将其做简化字处理后出版，更名为《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实际上是点明这部著作“中国易经学史”的学理属性，这样一来就实至名归，也就彰显了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易经》涵盖万有，纲纪群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易经学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是中华传统学术的源头活水。从古到今，易学著作卷帙浩繁，数以千计，虽有荒诞之言，亦不乏真知灼见。徐芹庭先生是易学研究大家，他遍读载籍，旁征博引，撰成这本易经学史，煌煌数十万言，实是填补了学界一个空白。这本书从《易经》发展史的角度对历代易学之风尚、渊源、流变派别与要旨做了全面的概括，同时也对各个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易学著作作了精当的评点。该书不仅描摹出数千年《易经》流变的一副壮观图景，也提供和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易经》的很多线索和途径。

陈鼓应先生是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研究者，他提出的《易传》哲学属于道家学派的观点一反两千年来《易传》思想归属儒家的旧说，可谓见人所未见;他提出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者表示赞同。《道家易学建构》是陈鼓应先生继《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之后又一部关于道家易学研究的力作。全书收录论文八篇：《先秦道家易学发微》《道家与〈周易〉经传思想脉络诠释》《乾坤道家易诠释》《论〈文子·上德〉的易传特色》《汉代道家易学钩沉》《王弼道家易学诠释》《三玄四典的学脉关系——论三玄思想的内在联系之一》《老、庄及〈易传〉的重要哲学议题——论三玄思想的内在联系之二》。在这八篇论文之中，前两篇是作者最为看重的，也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水平。《先秦道家易学发微》一文是要从整体上论证《周易》哲学化的主体思想属于道家思想，同时也是从先秦道家的角度来建构先秦道家易学。《道家与〈周易〉经传思想脉络诠释》一文集中讨论了道家思想使得《周易》辩证思维从未显题化变为显题化，而这一过程是通过老子思想而完成的。在总体上看，这八篇文章从阴阳学说、道器说、太极说以及对待与流行等思想观念中包含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动静观、变动观等多个角度，比较全面地构建出道家易学的思想体系。

继续《易传通论》之中对《易传》的讨论，王博先生陆续发表了一批关于《易传》的文章，阐释了卓有见地的看法。这些论文大都收录进其大作《中国儒学史·先秦卷》中。兹以这部著作为视阈，试对其中的若干精到见解予以阐述。

首先在关于《易传》的论述中，王博先生指出了其对后人理解《易经》的巨大影响和限制：“如我们所知道的，通过《易传》对于《周易》的解释，作为占筮之书的《周易》从由大卜所职掌的王官时代的旧经典，逐渐变成了作为德义之书的经学时代的新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周易》甚至于失去了其独立性，必须和《易传》一起流传。从表明上来说，是《易传》依附于《周易》，但是骨子里，却是《周易》依附于《易传》。”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易学史上能够跳出《易传》德义解说的拘束而对《周易》本身提出的新解说才少之又少。

王博先生所说的“易象的空间”是“以‘象’为中心，系统考察它在《周易》和《易传》中不同的意义内涵，以了解该观念背后所拥有的巨大解释空间”。“易象的空间”可以具体细化为五个方面：“卜筮世界中的象”“道之蕴”“阴阳与刚柔”“三才”和“五行”。王博先生对五个方面都有很多引人入胜的分析和判断，比如关于“三才”有这样的论述：“解释有着它自己不同于起源的立场和视野。在这个时候，六画变成了一个思想的平台”而就是在这个六画组成的思想平台上，两千年来古今无数学者且歌且舞，殊不知这个平台也是被人为一层层搭建起来的，随时可以被拆成一条条的细木并轰然倒地。

王先生还以“卦爻辞的弹性”来概括“有关‘辞’的解释”究竟“给易学带来哪些新的内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卦爻辞具有的巨大的弹性，这种弹性当然是由解释活动赋予的，并且会影响到对于语言和文字的理解。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象和辞在解释活动中的解释学分工，对此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典解释活动的性质，并进一步认识历史还原和义理解释两种不同的工作。”“卦爻辞的弹性”可以具体细化为四个方面：“《易传》对辞的理解”“元亨利贞”“占辞的德义化”和“卦爻辞的弹性”。关于“卦爻辞的弹性”，王博先生指出帛书《要》“很能够表现儒家面对《周易》时的态度”，即“视之为德义的渊薮”，“在这种阅读态度之下，经典的解释空间被有效地打开，卦爻辞的弹性也就呼之欲出了”。王博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阅读态度”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是研究角度以及研究方法，而且在很多易学学者或哲学工作者那里，不僅卦爻辞具有弹性，“象”在这种阅读态度之下也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而爻象爻位诸说也就成了“德义”的延伸和支撑——本身是“德义”的延伸却又反过来给以“德义”支撑，这就是《周易》义理阐发的学术实质。

张朋所作的《春秋易学研究——以〈周易〉卦爻辞的卦象解说方法为中心》以“探根寻源”为根本思路，从最原始的易学材料出发，进行了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展现了春秋时期《周易》的文本结构和哲学内涵。作者以春秋易象为中心，把“十翼”的复杂内容在总体上分为两部分——春秋时期的易学材料和战国时期的易学材料，从而把春秋易学从战国易学之中剖判出来。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对《左传》和《国语》之中《周易》应用二十二例全面系统的梳理，得出春秋易学的解易系统是以八卦卦象为中心，通过“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以判断4096种吉凶悔吝情况——这就是目前极尽文献资料所能够展示的《周易》本原。对于春秋易学的核心内容，作者反复地加以论证和证明：春秋易学的核心是八卦卦象取象比类这一解说体系。此外，作者还着重指出，爻辞是本卦和之卦（即该爻发生爻变而形成的新的六十四卦）之合所对应的辞句。这些观点皆为人所未发，乃该书超迈之处，实为成功解读《周易》的一大进步。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承认《周易》有一个可以探究的本真的话，那么它就在这里！舍此无他。

《春秋易学研究——以〈周易〉卦爻辞的卦象解说方法为中心》是一部具有开创性见解的易学著作，其不仅填补了长期以来的学术空白，廓清了易学史的源头，而且对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准确书写，对于重新理解中华上古文明，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由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批评的极端缺乏，本已歧说多端的易学学术研究成果更加是良莠难分。在易学学术批评方面，王先胜先生堪称是先行之勇者。王先胜先生自称是“独立史前学者”，他对于没有文字记载或很少文字记载的中华上古史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王先胜先生的易学研究文章曾经得到过易学家吕绍纲先生的极高评价，也有很多学者对其非常钦佩。关于数字卦方面，针对长期流行于学术界的八卦符号起源于占卜的这种看法，王先胜先生通过学理上具体深入的辨析和众多考古材料佐证，进而明确指出“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龟卜、卜筮）的观点和认识是无根无据的”。此论甚为精准，堪称是数字卦问题研究的经典，乃至定论！

此外，他还对李学勤先生关于“易卦”史料的一些论述提出过不同意见，并对刘大钧先生关于“卦气”文章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鲜明的批评。在王先胜先生的各种“易学批评”文章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就是《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首次分析和反思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存在五大弊端：1.公理婆理，是非难分;2.不近考古，自断生路;3.思维僵化，不讲学理;4.关门研学，自我陶醉;5.主观臆断，妄说盛行。王先生此一长文涉及当代120余位易学学者、考古学学者及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或观点，全文计六万余字，堪称是开易学学术批评之先河。

就整体的易学学术研究而言，王先胜先生的易学研究观也表述得非常明确：易学研究要与考古学结合，考古研究要与易学结合，二者互相需要、互相促进，目标合一。就史前易学或早期易学而言，王先胜先生的易学观念无疑非常重要，这种“易学考古学”无疑是数字卦问题的理论进一步延伸和问题进一步深化，为新世纪的早期易学研究指明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但是，王先胜先生所说的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存在的五大弊端即如“公理婆理，是非难分”等说法中意气成分过多，其实可以表述得更加客观、更加理性、更加学术。比如在“公理婆理，是非难分”之下，王先生梳理了关于太极、阴阳、占筮、六十四卦符号、卦爻辞和《易传》的古今不同解释，不同说法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莫衷一是的易学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易学本身的特性所引起的，“百家说易”“千家说易”“万家说易”，个个说法不同的现象甚至可以看作是易学本身的一个魅力所在。再比如太极和阴阳这种理论内涵非常深刻的概念就不能够仅仅依靠考古学来对其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因为考古资料的零散和片面，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据此勾勒出一个整体的史前易学史来，所以王先生所提倡的“从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上去追根究底”，在现阶段只能够看作是一种理想，一个努力的方向，要完全落实其实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笔者对王先胜先生學术批评的反批评是：考古学不是万能的，易学也不是考古学;就早期易学而言，离开考古资料来讨论数字卦是不可能的;使用现有的堪称贫乏的考古资料来推导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很可能还为时过早，王先胜先生所做的相关结论可能还是草率了。

结语 [56]

新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意味着传统思想学术的复兴，而易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瑰宝，其内涵横跨文理，贯穿百科，在四十年的学术发展之中已经被不断重新发现其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其也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术支撑和思想泉源。近代以来的新儒家几乎无一不重视《周易》，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先知先觉，有其人乎？

惟愿易学之智慧，助力中华之昌盛。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罗丽娟）

作者：张朋

第2篇：改革开放四十年儒学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和发展经历了由复苏到复兴、重建的过程。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儒学在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自觉的驱动下，逐步回归传统，同时也积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各种当代型态的儒学理论应运而生，儒学的一些精神性价值也随着民间儒学的日益开展，重新回到人们的心灵和日常生活当中。展望未来，全面的儒学重建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如何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学术与思想、学术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应用层面的研究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是儒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儒学 改革开放 民族性 世界性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院、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廖晓炜，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4)。

纵观20世纪迄今儒学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儒学发展无疑可视为一场全面的儒学复兴运动。近年来，各种儒学理论不断涌现，有关儒学的学术成果越来越丰富、多元，不同形式的民间儒学日益蓬勃发展，凡此无不显示出儒学复兴的强劲势头，今日的儒学复兴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儒学发展的结果。近四十年的儒学发展，同时也是儒学与不断出现的各种思潮相互摩荡的结果。以此为背景，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和展示近四十年来儒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特色。为方便叙述，将这一时段的儒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小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至今。我们固然强调不同阶段儒学研究的特殊性格，但也注重各阶段之间的相互关联。

一、儒学研究的复苏：20世纪80年代的儒学研究 [见英文版第7页，下同]

“文革”时期，受“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的儒学研究完全被政治话语所笼罩，学术研究政治化，缺乏基本的客观独立性，儒学遭到严重的误解和扭曲。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大潮，成为学界要求客观了解、评价儒学乃至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契机。1979年10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可说是对过去教条式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次整体性的反思，跨出了客观地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步。就儒学研究而言，上述要求集中体现为对孔孟等思想家的重新评价。

为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金景芳在《哲学研究》杂志发表论文《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强调批判并非简单的否定，批判孔子的前提是客观地了解孔子的思想，对过去以“断章取义，曲解误解，或丑化谩骂的办法”来批判孔子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庞朴在综述当时有关孔子评价问题的文章中，亦对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倾向，提出深刻的反省和批评。相关讨论中，李泽厚的文章对学界产生的影响最大。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一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孔子思想中“仁”“礼”这两个观念，做了极为细致的剖析。该文虽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李文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和评价。

庞朴《“中庸”平议》一文，则在细致梳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客观地归纳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观念——“中庸”的不同含义，并对过去指责“中庸”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等说法提出批评。庞文对“中庸”的分析，今日看来仍颇具学术价值，但一些学者因受此前研究范式的影响，或指责庞文是在为“中庸”平反，因其太过强调“中庸”思想中闪烁的辩证思想的光芒;或指责其未能对“中庸”与中国人明哲保身、保守主义之劣根性的关系，做深入的剖析。客观而言，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学界即开始有客观地研究和评价儒家思想的呼声，但真正说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的处理，仍很流行。总体来看，如何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儒家思想，乃是20世纪80年代儒学研究的基本趋势。如1985年张岱年在中华孔子研究所(即中华孔子学会的前身)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即指出：“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时代在前进，我们的任务是对孔子和儒学进行科学的考察，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1986年创刊的、以推动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为目标的《孔子研究》，在《发刊词》中亦特别强调应避免过去一味“尊孔”或“反孔”的片面立场，“把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

要了解20世纪80年代儒学的命运，必须注意当时最为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始于1984年的“文化热”。文化热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主导的思潮是“新启蒙”和“反传统”。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两个学术文化群体：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前身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虽立场和取向各不相同，但均有明显乃至激烈的反传统倾向。但就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汤一介等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为中心的学术群体，诚如有学者所描述的：“在充满激情、思潮汹涌的80年代，他们似乎无意制造新的潮流，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中国文化的基础性介绍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学理性研究。”在文化热的背景下，他们更为侧重从宏观的视角考察、分析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文化接轨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从正面讨论儒学之现代价值的文章开始出现，这些讨论不再仅仅满足于对儒学作纯粹历史性的客观分析。这一时期对儒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宏观论述，当以李泽厚、庞朴、汤一介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年)等三部曲、庞朴的《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1988年)以及湯一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1988年)等。“文化热”客观上推动了学界对孔子及儒学之不同方面的学术研究，由当时各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相关论文的标题即不难看出这一点。

“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同样也是20世纪80年代儒学研究中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兴起与8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讨论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由方克立的相关描述，不难理解其中的关联。20世纪80年代中期，杜维明等学者应邀回中国大陆讲学，同时也将港台新儒家“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理念带回大陆，其核心论旨乃是希望透过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以说明儒家式现代性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论述背后所关心的课题，正是当时大陆学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因此，港台新儒家的相关论述逐渐为大陆的一些学者所关注和重视。方克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敏锐地意识到港台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所形成的挑战，因此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口号。在此背景下，方克立、李锦全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于1986年立项，并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90年代初再次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来自不同科研机构的近50人参与该课题的研究，该课题研究持续十年之久。

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现代新儒学始终都是儒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其对大陆儒学发展的影响，远远超出方克立等人最初的预想。海外新儒学的回流，不只极大地推进了大陆学界对儒学的学术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有关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儒学的研究，深受海外新儒学相关研究的影响;此外，海外新儒学对传统儒学之现代价值的高扬，特别是对其精神性价值的阐发，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情并认同儒学的基本立场，这无疑也是90年代起儒学持续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仍然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批判儒学、批判传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社会思潮。但就儒学的学术研究而言，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后的“文化热”，客观上促使学界逐步摆脱此前对儒学的教条主义的理解，而尝试客观地把握儒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不同方面思想的内涵，以及从整体上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等。

二、儒学与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的儒学研究 [9]

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儒学在不同层面均取得了空前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而中止，20世纪90年代的传统文化研究则是在反思此前反传统思潮的基础上展开的。1990年11月22日，原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季羡林、张岱年、戴逸、张岂之等著名学者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即反思80年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泛滥所带来的问题，进而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此外，更有学者专门发表相关论文批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理论误区。在此背景下，80年代从事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研究的一批学者，开始明确地肯定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正面价值，并自觉担负起弘扬和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如陈来在90年代初即撰文指出，“在经历了百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次)的挑战和冲击之后，儒学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走出了低谷”，儒学和中国文化必将迎来中衰之后的复兴，并认为：“处在贞元之际的知识分子则须反省二十世纪的激进与浮躁，从儒家‘变化气质’的老话入手，在继续文化批判与文化引进的同时，沉潜于文化建设，以负担起继往开来的使命。”这一表述可说是对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反传统的激进思潮的回应，同时更是要求复兴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宣言。有学者进而强调，儒学更应该通过扎根民间，以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与复兴。这可说是20世纪初以来，一些学者自觉要求在民间复兴儒学的先声。知识界自觉要求复兴儒学和中國传统文化的呼声乃是90年代儒学研究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

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其实仍是在回应80年代所激烈讨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不过90年代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展开，西方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刺激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反省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彻底的西方化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主流，传统文化自身能否提供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以解决“社会变迁中民族精神迷失、价值体系解体、民众文化素质低落、社会行为无序的现实课题”，则是大家更为关注的议题。由费孝通发起、《群言》编辑部组织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世界新格局”座谈会，即是对上述议题的探讨和回应。差不多同时，上海地区的一批知识分子就“人文精神”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其所回应的也是相同的时代课题。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京大学于1992年初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即现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前身)，并编辑出版学术辑刊《国学研究》及规划出版《国学丛刊》，努力通过“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辅助现代化事业”。随后，北京大学等单位举行了一系列与国学和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类活动，这些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通常所说的90年代的“国学热”正由此发端。

在“国学热”与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之下，儒学研究的目标不再只是试图对传统儒学做客观的、历史性的分析，更希望在现代化的视角下探寻儒学的当代价值，此即有学者所谓的“深入发掘儒学真理的颗粒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儒学与现代化”“儒学的现代意义”成为90年代儒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不仅有大量的相关论著发表，相关议题的学术讨论会也很多，如：“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明”(1991，山东曲阜)、“儒学与当代社会国际研讨会”(1992，陕西西安)、“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四川德阳)、“儒学与当代世界——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北京)、“儒学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河南郑州)、“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研讨会”(1996，北京)，等等。

具体而言，上述研究涉及儒学与各种当代价值和当代问题之关系的讨论，如儒学与市场经济、儒学与现代道德和法治、儒学与现代民主、儒学与自由、儒学与人权、儒学与企业伦理及企业管理等等。此外，也有不少论著着力探讨儒学之不同方面的现代意义，如汤一介对儒家“普遍和谐”(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观念之现代意义的讨论、楼宇烈对儒家“节欲”观之现代意义的讨论、方立天对早期儒家“人格”观念之现代意义的讨论等等。与此同时，日本、韩国等国外学者讨论儒学与现代化的一些著作，也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些思考大多隐含了这样的思想观念：儒学当中包含有超越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价值，并且这些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食粮，此即有学者所谓：“任何民族成功的现代化，必然是而且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滋养下成功的。这样的现代化才不致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在21世纪初以来近二十年的儒学研究中，这些问题得到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讨论。

但这些正面阐述儒学之现代意义的论述，也遭到不少的质疑和批评。一些学者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强调儒学不过是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产物，随着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逝去，儒学作为一套意识形态，也必然失去其意义和价值。因此，所谓的儒学复兴，在他们看来，不是“一厢情愿”，即属“无稽之谈”。此外，也有学者将90年代儒学复兴的思潮称之为“新保守主义”，而以所谓“新批判主义”的立场加以回击和嘲讽。这些批评背后的立场或有不同，但无不否认儒学有任何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本质上，这仍是21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延续。90年代有关国学热或儒学热的争论，一直延续到21世纪，只不过争论的具体问题有所改变，但争论的焦点并无不同，仍在于是否承认儒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争论逐渐围绕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以更为学术的形式展开，如有关“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等。以上论争本质上是90年代以来，思想界逐渐出现分化的一种体现，我们发现即便是在传统文化研究内部，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儒道之争”，如陈鼓应在90年代提出道家乃中国哲学之主干的说法，并发表一系列比较儒道的文章，引发一些学者的质疑和讨论。

还需注意的是，由于90年代以来官方对儒学的逐步接受，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些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就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90年代学界的儒学研究，更加侧重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儒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作更为细致具体的研究，这与80年代对儒学的宏观分析和定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一转变与90年代整个学术界的基本转向密切相关，此即李泽厚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至于90年代有关儒学之学术研究的具体内容，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详述，不过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整理工作，由之不难了解相关资讯。大体而言，90年代的儒学研究仍以原始儒学、宋明儒学以及当代新儒学最为热门。

总结而言，儒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复兴，这不仅体现为有关儒学的学术史、哲学思想史的讨论越来越丰富、深入，更体现为学界对传统与现代相对峙之立场的突破和超越，力图从传统儒学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资源，以助成中国现代化更加健康的发展。事实上，这正是海外新儒家长期努力的方向，海外新儒家自90年代起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在一些学者看来，儒学的再度兴起乃至复兴，意味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和蔓延，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思潮的消极作用，做深刻认真的研究和反省。客观而言，90年代的儒学复兴或许存在某些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过整体来看，其时的儒学研究，主要是在“传统与现代相互批导的背景下”，反思和回应此前激进主义思潮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力图彰显传统儒学的世界性意义，与21世纪逐渐浮出水面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相比，90年代的儒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基本立场和取向上也更为理性、健康。

三、儒学的重建：新世纪以来的儒学研究 [11]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儒学发展，21世纪初以来的儒学在复兴的道路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儒学的发展更加多元，一些有深度的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被建构出来，儒学以不同的形式自发地在民间开展，有关儒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儒学经典的诠释、儒学史与儒学人物的研究、儒学与各种思潮的对话、儒学文献的整理、新出土儒学材料的整理与研究等)蓬勃发展，各类以儒学为名义的研究机构先后成立等等，凡此无不显示出儒学发展的繁荣景象。

从儒学發展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知识界，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文化的发生、成长、发展的历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把个人连接、融入这一历史文化长河中建立文化认同”。就此而言，文化自觉是对回归文化传统的自觉，是对中华文化之根源性的充分肯定。社会整体性的文化自觉，必然促使儒学在当代的全面重建。

事实上，上述文化自觉也是新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共同呼声。新世纪初的头几年，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已有百来年，这时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自然不是要否定乃至终结该学科，而是出于对此前主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不满和批评。如所周知，“中国哲学”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在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还是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上，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这由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奠定中国哲学史学科基础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部分的相关论述，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然而，在“国学热”的背景之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过去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诠释、定位中国哲学的做法，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回到传统自身并彰显其独特性，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更为重要的目标。更为极端的立场，甚至要求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我们固然可以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反思21世纪初学界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史意义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知识界的文化自觉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根本上来说，这一讨论背后的真正吁求是，改变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依傍西方的命运，进而重建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文化自觉所推动的儒学重建是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儒学的价值体系在学术思想层面的重建及其在民间的再植灵根。学界在20世纪末反省和总结90年代的儒学研究时，大多意识到90年代的儒学复兴更多地体现为学术史、哲学思想史层面的儒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和推进，儒学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建构存在明显的不足。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在儒学理论的哲学建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其中特别以李泽厚、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牟钟鉴、陈来等的相关工作最令人瞩目。这些学者重建儒学理论的视角和进路各有不同，但他们思考的核心课题是一样的，亦即传统儒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力图调动儒学资源以应对时代挑战。他们都努力透过重新阐发传统儒学的一些核心价值及其时代相干性，以说明儒学的价值系统回答现代世界所面临之各种问题的可能性。以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为例，其一方面透过儒学史的梳理和整合，建构起新的儒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同时也说明了儒家仁的理念与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等现代价值的内在联系，试图“以仁为基础、为依据而展开现代社会价值”。陈来强调儒家的价值偏好，如“仁爱高于一切，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以及天人合一高于主客二分”，均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但不能因此否认儒家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相反，基于“多元普遍性”的立场，必须肯定儒家价值的普遍性。事实上，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危机，根本无法仅靠西方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法律、权利、市场、个人主义去解决，儒家的价值系统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可以成为解决各种时代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不难看出，儒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努力突破一元主义的普遍主义立场，正视并肯定儒学价值体系的独特性及其普遍意涵，不再只是被动的论证儒学的价值体系与现代西方价值的相容性。换言之，儒学在新世纪的努力方向，乃是试图透过创造性的诠释，以使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儒学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事实上，这与海外新儒家目前正着力阐述的“全球在地化”问题，遵循的是相同的思想逻辑。

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儒学的自我更新与理论创造也可能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由曾亦、郭晓东编著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2013)一书，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儒学价值之极端保守的理解和定位。他们基本上是在中西对立的格局下，否认近代西方发展出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普世性，甚至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幻想而已，只有儒家讲的礼义廉耻、人伦等价值才是真正普世的。在他们看来，“五四”以来现代新儒家努力证明儒学与自由、民主等价值的相通性，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西化，并由此对现代新儒家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久即演变为所谓的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之争。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时代，上述立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内在的困难，有学者即质疑其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的倾向。

由此也不难看出，儒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日趋多元，儒学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就未来儒学发展的可能型态来看，学界目前已有各种不同的提法，并且也有相关的论著问世，如政治儒学、制度儒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现象学儒学、自由儒学、社会儒学、文化儒学、经济儒学等等。

新世纪以来的儒学重建，另一重要表现即是各地自发形成的民间儒学的再生运动。儒学的真正生命在民间，民间儒学的深入开展是新世纪以来儒学重建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看到城市社区儒学、企业儒学有了可喜的发展。例如四川成都融信恒业投资有限公司，即努力通过集体诵读儒学经典、邀请儒学专家对公司员工进行文化培训、举办以儒学为主题的企业文化活动等形式，推进企业文化的建设。该公司同时也与四川大学合作，在“西贵堂”社区重建中国传统社区文明。在舒大刚教授的指导、帮助下，该社区透过以儒学为主题的园林景观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以及编制《社区行为公约》《社区礼仪标准》等方式，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具体落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在河南郑州、广东深圳等地，企业儒学、城市社区儒学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在展开。

同时，乡村儒学也在不断的复兴当中。如牟钟鉴、颜炳罡、赵法生教授等以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泗水县夫子洞村为基地，尝试探索乡村儒学重建工作。他们从《弟子规》的教育开始，同时引入礼仪教育，向老百姓教授和演示儒家的一些具体的礼仪形式，效果显著。此外，浙江省各地的一些儒学社团也在自发地推动民间儒学的复兴，吴光、钱明教授等也都积极参与相关工作。

民间儒学的发展同时还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书院热，各地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些书院的性质各不相同，大体上也都还需要积极、正面的引导。书院的运行如果能做到以儒家的义理为指导，贯彻儒家的做人之道，则其对儒家的价值理念在民间的落实，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总之，民间儒学的开展，形式丰富多样，如重建书院与文庙，恢复祠堂与民间慈善会，组织儿童读经与吟诵活动，复兴并改革冠婚丧祭家礼，建议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并举行相应礼仪，乃至组成儒学团体参与社会活动，其目的在于以各种形式让儒学更加深入地走进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小区、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内在心灵。

儒学的价值理念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落实，也是新世纪以来儒学重建特别值得重视的一点。透过学术思想层面的儒学研究，可以提炼出传统儒学中具有普遍性或时代相干性的精神价值和理念，还需将其落实到具体制度当中，如此才能真正的转化、改善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结构。这是儒学重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点上，新世纪的儒学发展亦有一定的突破。

21世纪初以来，与儒学相关的最重要的论争，无疑是围绕“亲亲互隐”问题所展开的学术讨论。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为全面辩证地认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进而创造性的阐释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于公德和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仍可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的继续，只不过争论的问题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而已。刘清平、邓晓芒等人质疑和批评的根本仍然在于，儒家伦理学本质上只是一套特殊主义的“血亲情理”，而与现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理性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从21世纪儒学重建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所促成的法律制度层面的改变，则更加值得关注。该论争最终使得“亲亲相隐”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儒学的重建和复兴涉及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工作，制度性的重建是落實儒学之精神价值的重要保证。就此而言，该论争在现实制度层面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还很有限，但其开启了儒学重建应该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就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儒学研究于新世纪初以来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形成了一些研究的热点。儒学与经典诠释问题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在细致梳理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同时，亦尝试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的诠释学。这与黄俊杰等学者努力推动的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研究，遥相呼应。新出土文献中的儒学思想也是近年来儒学研究中的重要方向。

如何诠释和定位儒家伦理学，也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特别多的一个话题。以牟宗三、李明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以康德哲学为背景，基本上将孔孟儒学界定为一套义务论的伦理学，这套诠释架构在两岸均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受到英语世界德行伦理学复兴思潮的影响，不少学者尝试从德行伦理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学。除此而外，美国学者安乐哲试图从“角色伦理学”的角度诠释儒家伦理学，王庆节及台湾学者林远泽则分别将儒家伦理学定位为“示范伦理学”和“后习俗责任伦理学”，这些论述在大陆学界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家的政治哲学也是近年来儒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一些学者受蒋庆相关论著的影响，重视对经学特别是公羊学传统中政治思想的阐发，由之建构所谓的政治儒学，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儒学的复兴不应该走经学的路线，而应该走子学的路线。安乐哲等人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诠释、美国学者安靖如以其“进步儒学”为视角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诠释、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等也都引起了讨论和争鸣。专门阐述传统儒学以及当代新儒家之政治哲学、儒学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对话的相关论著也不少。

除此之外，荀学、阳明学、经学与经学史、礼学、儒学通史及断代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儒学文献的整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大型儒学文献《儒藏》的编纂，阳明后学文献、关学文库、浙江文库的整理出版等等，都将极大地推进儒学的相关研究。

总结而言，21世纪是儒学大发展的时期，儒学理论的创造、儒家的价值理念在民间及法律制度层面的落实等，均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是由文化自觉所自发推动的儒学在各个方面的重建，儒学重建的目标即是建构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儒家式的现代性(Confucian modernity)。就思想、学术的层面，新世纪的儒学研究，都有一种强烈的回归传统的要求。儒学内部也在不断地出现分化，这主要体现在对儒家价值的理解和定位上，有的学者主张，应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来彰显儒学的独特性及其普遍意涵，但并不否认其他文化价值的普遍性，且努力推动儒学与不同文化传统和思潮之间的对话;有的学者则从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立场肯认儒家的价值，否认自由、民主、平等诸价值的普世性，而视之为某种特殊性的、西方的价值，传统与现代之间再次形成对立。

四、反思与展望 [14]

由20世纪80年代至今，儒学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中亦存在一定的缺失与不足，克服这些缺失与不足，未来的儒学才能更为健康的发展。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首先，伴随着儒学的复兴，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儒家学者的共同追求，在此背景下，必然会催生一些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儒学主张。这种极端保守的立场，极容易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简单地对立起来，进而使得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走向自我封闭的状态。然而，中国必然是“在世界中的”中国，传统的再生也只能是传统的现代化。就此而言，未来的儒学研究和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儒学只有透过与各种当代西方思潮的对话，才能真正彰显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当代意义。因此，新的儒学理论的创建，绝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毋宁说是在积极回应现时代重大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吸纳当代各种不同理论思潮的优长，对传统儒学作现代性的重构。有学者将“比较研究”视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特征，这显然不只是对已有研究的描述，同时也将其视为未来儒学研究应当坚持的基本方向。

其次，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使得思想與学术之间开始出现“分离”，这对此后的儒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目前的儒学研究，更多的展现为一种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较为忽视对哲学问题的回应以及对哲学理论的处理，如此容易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变成“材料加常识”。真正说来，哲学理论、哲学观念的研究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很难真正分开。以儒学研究为例，儒学理论的当代建构，必须从传统儒学中提取具有开放性的价值理念作为思想资源，其中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充分的辨析哲学理论、哲学观念的能力，以及对现时代重大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很难从传统儒学中提取出真正有意义的价值理念。因此，未来的儒学研究同样应该在思想与学术，或者说哲学研究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推出真正“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最后，未来儒学的发展所面临的任务，乃是进一步推进儒学的全面重建。儒学的重建涉及诸多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思想观念层次的重建，其次是思想观念在民间以及制度上的落实，进而成为人们的价值认同之所在。目前的儒学重建，重心仍在学术思想的层面，学术思想如何进一步引导儒学在民间、社区、企业等的落实，其中仍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学理层面的探讨，此即有学者所谓的“应用儒学”的研究。后者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处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却是儒学重建更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未来的儒学研究和发展，要求学术思想层面的儒学研究与应用层面的儒学研究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总而言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未来儒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思想与学术以及学术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应用层面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此，儒家式的现代性，才能由观念变为现实。

(责任编辑：张忠兰 责任校对：陈 真)

作者：郭齐勇 廖晓炜

第3篇：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造纸院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17年由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更名而来，简称造纸院。造纸院的前身是1953年初筹建的轻工业部北京工业试验所，隶属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领导，定址于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956年，在原轻工业部北京工业试验所纤维试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后来历经多次机构变動与更名，于1995年更名为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

1999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造纸研究所由国家事业单位成功转制为现代科技型企业，进入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并于2001年更名为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2012年，整体搬迁至北京市朝阳区望京。

2017年，造纸院更名为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成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

从光华路的小院到望京的中轻大厦，从造纸研究所到造纸院有限公司，岁月倏忽，造纸院旧貌换新颜。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砥砺前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造纸院也经历了不平凡的时期，历代科研工作者前赴后继，为我国造纸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峥嵘岁月、风气青萍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出于对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考虑，国家对作为基础原材料的纸和纸板产品的生产较为重视，鉴于当时的产业基础非常薄弱，国家主管部门抽调国内专业人才组建了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这应当是我国第一批专业技术科研机构。

造纸研究所成立之初，适逢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制订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规划”之际。按照轻工业部的要求，造纸所确定了“以非木材纤维为主，木材纤维为辅”的科研方向和科研任务。

建所初期的10年，可以称之为创业时期，造纸所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工作，完成研究项目185项，同时也培养出一批人才，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多方布局、根深叶茂

伴随着我国造纸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造纸院也与时俱进，快速成长，自身实力不断提升。经过长期积累，目前资产总额从160万元增加到17.3亿元，总收入从建院之初的每年数万元增长到目前的3.1亿元。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造纸工业全面参与到国际化市场竞争，伴随着这一进程，造纸院也结束了计划经济时期单纯从事指定性技术研究开发的时代，变身为基于转制院所的科技型企业。造纸院的单位性质变了，经营方式变了，管理模式变了，职工身份也变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涌现出一批行业知名专家，开发并推广应用了大量科技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造纸院扶持和支撑了一大批处于创业阶段的造纸企业，使其快速发展壮大。可以说，现在的知名造纸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都与造纸院产生过交集，都或多或少地得到过造纸院的技术支持。

在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的过程中，造纸院的科研能力与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企业实力快速提高。目前，基于涉及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专业技术人才和各类齐备的先进科研设施条件的优势，造纸院已形成了技术研究开发、行业咨询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成果工程转化等多方面的综合业务格局，并辅之以特种原材料贸易、高技术特种功能产品生产销售以及物业资产经营等多项业务。在国家和行业的支持下，造纸院拥有丰富的国家级科技资源，设立了制浆造纸国家工程实验室、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纸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造纸工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造纸杂志社、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中国造纸学会特种纸专业委员会等。在此基础上，造纸院努力打造创建多个行业技术和信息交流的服务品牌，其中，生活用纸国际科技展览及会议、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及会议、中国国际特种纸展览及会议已成为行业服务知名品牌，成为相关领域技术交流、贸易合作和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

改革开放40年来，在聚焦产业技术工程化研发目标的理念下，造纸院持续投入，拥有了国际一流的研发设施与条件，特别是对建设中试和生产试验型产业技术研究开发平台设施更为重视。迄今为止，总投入超过3亿元，建成了综合能力较强、门类齐全的制浆造纸产业技术试验与验证平台——纸基功能材料创新孵化平台。

改革开放40年来，造纸院不断改革创新，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在积极培养后续人才的基础上，广泛引进各类应用型高端人才，并投入大量资金购置高端科研设备，使造纸院的整体科研实力及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高，现已成为我国造纸行业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3勇立潮头、宏图大展

造纸院作为专业性的研发机构，是全国造纸工业技术研发中心。自建院以来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是科研项目的核心承担单位之一。因此，科研工作一直是造纸院的核心业务。

改革开放40年来，造纸院不忘传承文明，致力于造纸行业应用科技的研究开发。先后主持/参与完成了“六五”至“十二五”国家科技攻关、“863计划”、发改委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公益性行业专项等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大量的企业委托开发项目，形成科研成果1700多项，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轻工业部科技进步奖”“环保部科技进步奖”在内的国家或省部级奖励180多项，为提高我国造纸工业科技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仅2018年一年，造纸院的科技投入就达4300万元;申请专利24项，授权18项，体现了科研工作的积极拓展;发表论文31篇，其中SCI论文10篇;横向合同83项，合同额近1200万元;纵向项目在研15个，到账经费近1200万元，以夺目的数字、优异的成绩，向改革开放40周年敬礼!

作为一个致力于产业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的专业机构，造纸院在行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迅速提高的推动下，在不断新增或更新实验室仪器设备改善科研设施和科研条件的同时，更注重中试设备和生产试验装置的配置。特别是近10年，为了提升工程化技术研发平台的建设，造纸院在邻近的廊坊科技谷建立了生产试验基地，成立了中轻特种纤维材料有限公司，打造了纸基功能材料创新孵化平台，投资2.6亿元，建成了制浆、造纸和环保等重点学科所需的10余条中试和生产试验线。廊坊生产试验基地占地3.3 hm2(50亩)，建筑面积4.5万m2，经过两期工程的建设，已逐步对行业开放，将为国内新技术成果的工程化验证和产业化示范提供良好的平台条件。此外，造纸院在与企业合作研发和推广应用新技术的过程中，针对一些技术要求高、生产难度大，且暂时市场需求较小的特种产品，也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利用类别齐全的生产试验装置生产小批量的特种材料产品，满足特殊需求。

目前，造纸院的科研成果自主产业化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冰箱感湿膜系列产品，由特纸研发中心自主实行产业化，发展快速，收入及利润连续2年实现翻番增长;为了保持产品的市场活力，项目组启动了系列新产品“全新阻气透湿膜”的研发工作，进一步丰富冰箱感湿膜系列产品线。全热交换纸系列产品一直处于市场主导地位，随着市场对新风空调需求的增加，全热交换纸市场容量迅速扩大，造纸院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发系列化型号新品，以满足各类空调企业的需求，使销量不断攀升。目前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

随着认识加深，造纸院2018年在产业化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产品领域更加宽广，种类更加丰富，有更多的小品种推向了市场，形成了比较好的发展态势。特种纸基材料加速研发攻关，形成多样化产业群。绿色纤维密封材料的产业化工作在2017年取得重大突破，多次与本行业跨国公司进行深层次地合作洽谈，逐步推动该系列产品进军国际市场。滤油板实现批量生产，剑桥卷烟滤片和超级电容器纸在研发攻关和试用阶段。感湿膜产品面临国外产品的竞争，积极与协作公司高层多次沟通交流，双方已将升级产品及更多新品列入合作计划。化学品自有技术投入商业应用，迈出化学品产业化第一步。环保湿强剂完成第一代产品开发，与化学品生产企业签署产销协议。中轻集团科技创新项目“工业润滑油高效过滤纤维滤芯的研制”已完成产业化试验研究，实现了产品销售，替代了进口产品。

改革开放40年来，造纸院重视人才培养，致力于为行业培养和输送工程技术人才。1984年取得制浆造纸和造纸环境保护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获批建立了制浆造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今已经培养博士后和硕士研究生近百人。造纸院还注重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实施博士引进计划和多层次人才梯队建设，以更好地通过学科技术融合提升技术项目研发水平。现博士生人数已达15人，副高级职称以上64人，他们在造纸院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工程化技术研发和成果产业转化的需要，造纸院近年来也引进了数名具有丰富生产和运营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弥补纸机生产管理人才结构的短板。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加强行业技术工作，更好地为行业服务，造纸院设立了“情报中心”“标准化中心”“检测中心”，这3个中心本着积极组织、改善条件、努力为本单位科研工作的开展及为全行业服务的原则，做了大量的技术管理和技术服务工作，是造纸院面向行业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40年来，原来的技术开发部更名为生活用纸中心，注重做精、做细、做强，一年一度的生活用纸年会不断创造新的展览面积历史记录，参展企业增长到802家。原来的“情报中心”正式更名为中国造纸杂志社，着力加强与重点企业的深入交流和合作，不断加强行业咨询业务，提升软实力，同时努力拓展境外展览合作，加深拓展业务的深度和广度。2015年，《中国造纸》和《中国造纸学报》获批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继续入选“中文核心期刊”，成为造纸行业目前仅有的2本中文核心期刊刊物。《国际造纸》获批转为英文刊物《Paper and Biomaterials》。当初的“标准化中心”和“检测中心”合并为质检中心，各项工作日新月异，发生巨变。检验由日常检测发展到质量分析;标准由标准起草发展到标准研究;计量由日常校准发展到材料研制;而质检中心也由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发展到测量审核机构，并成为首批质检系统外的质量风险监测机构。2017年成功申办ISO/TC6第30届全体会议及工作组会议，这是我国造纸行业首次承办ISO会议，进一步提升我国造纸行业在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造纸院的外事活动始于50年代，多局限于与原苏联专家的交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交流活动也逐步增多，世界上一些造纸工业发达国家的专家和代表团纷纷来院参观、洽谈、寻求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造纸院还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40年来，造纸院几乎每年都派出一些科技专家出国考察、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承担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日益增多，还与许多造纸工业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如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造纸研究中心、瑞典造纸研究所等签订了科研项目科技合作协议。经過多年累积探索，造纸院国际合作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年成功获批“植物纤维综合利用”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017年首次获批执行“亚非优秀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引进1名埃及科学家到院工作;成功承办两届科技部“亚非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实施职工海外培训计划，建立海外培训人才库，2017年派遣2名优秀青年员工前往加拿大和美国学习交流，形成了人才双向交流、科技合作常态化的局面。此外，造纸院积极承担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项目，2018年分别与德国造纸研究所(PTS)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造纸工业4.0”和“绿色纳米功能包装材料”开展合作研发，中芬“废纸制浆过程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中加“新型生物基纳米复合功能涂料在可持续包装材料中的应用”和中德“玻纤滤纸生产的智能管理系统和绿色工艺的开发”，已按任务书顺利开展。组织申报中加、中俄、中埃、中法4项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和1项发展中国家科技援助项目，其中，与孟加拉国联合申报的“中孟造纸工业国家联合实验室”援建项目最终通过科技部审批，该项目于2019年开始正式实施。这些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造纸院在前沿、高端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4关山路远，不负荣光

40年弹指一挥间。造纸院何其有幸，能与祖国风雨同路，与时代命运与共。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经验，是造纸院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造纸院成为中国造纸工业一面旗帜的决定力量。

1978年，诗人艾青写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胸燃烧着希望，我们前进的道路铺满阳光”“让我们从今天出发飞向明天，让我们把每个日子都当做新的起点”。关山路远，初心不忘，纸院人将以更大的勇气推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化进程，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不负时代荣光。

作者：刘若冰

第4篇：改革开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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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这一辈人或许正在见证日后光辉灿烂的历史。

改革开放自1978年起至今，一共有四个阶段。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1992年-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2003年-2011年)，以及“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12年至今)。四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前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水平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卓有成效，人民生活图景极大的改善。

细细思索，改革和开放的含义并不相同，所代表的历史事实也完全不一样。改革是指对国内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以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开放则是对外开放，和外国进行更多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渐发展到城市，开放从沿海开始，逐渐发展到内地。四十年前，刚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抓住了崭新的希望。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改革让人民群众产生了巨大的生产积极性，而对外开放又带来了资金技术的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终于使今天的中国焕然一新。生活在上海，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在四十年前，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也只有今天的小县城一样的规模。今天，我们去往上海的任意一个地方，都有便捷的轨道交通，而在之前，人们只能每天坐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往往还会因为班车晚点而耽误自己的工作学习。很难想象，如今的上海每天有数以千计的航班往返世界各地，将人们“我想去看看”的梦想化为现实。

改革开放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今天的年轻人可以轻松地海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流。他们可以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服务，同样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光彩。虽然也有些不和谐的音符，但是改革开放的好处远远大于它所产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来解决的。新的时代，习近平主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贪污腐败等等。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抱怨网络被墙的问题。然而经常翻墙之后去看那些被限制访问的网站，我发现它们确实有很多不利于当代中国青年的言论和内容。很多外国人士想当然地对国内发生的事件做出不负责任的评论，更多的仇视中国的敌对分子想尽一切办法抹黑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如果不是有很强的辨识能力，往往会被他们误导。即使是心里面知道这些人的说法是错误的，也因为知识的不足没有办法捍卫自己的观点。其实政府对于墙的态度是听之任之，对于真正有需求翻墙的人来说，他们总会找到办法。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有人眼红嫉妒也是正常，我们应该抱着一种自信的态度面对全世界。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年，人民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又四十年后，或许我们能看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顶端。

第5篇：改革开放四十年

父亲的四十年

--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

“春风化雨沐华夏，改革开放乘东风”四十年努力拼搏，四十年沧桑巨变。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一提起改革开放，年近六旬的父亲感慨良多 。

青春篇

1978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是村里仅有的高中生，是全村人的骄傲。可求学路并非坦途：据父亲回忆，那时的交通闭塞，一年到头也出不了远门，农村全是泥泞小道，镇上也不过有条煤渣路，从镇上到县城也是泥泞不堪的烂泥路，不管冬寒夏暑，一到下雨天，他就穿着草鞋从家里出发，走上几十公里的泥路去县城上学;后来，修了公路，拖拉机便成了进城上学最奢侈的交通工具。那时候粮食产量低，吃的都是红薯饭和咸菜。学校是砖木结构的，楼上一有什么动静，坐下楼下的同学就会看到一溜溜的灰尘从楼板上溢出来做自由落体运动，也就是拍拍灰尘，继续上课;每周放假回家，父亲就会赶回来帮早年守寡的奶奶去深山里挑煤，挑木材以补贴家用。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但当时他并不觉得苦，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可以走出农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力量和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他秉持信念，刻苦努力，考上大学!

筑梦篇

1982年，高中毕业后，父亲被分到了一所农村小学任教，那时候教学资料匮乏，也没有教辅资料，每一堂课，他都得自己思考老半天，一本字典就是他备课的全部工具，一篇文章，从字、词、句、段、篇逐一分析;不论寒暑，每个月至少给学生做一次家访，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每次都是一次小小的徒步旅行，他也以校为家，常年食宿皆在学校。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大发展，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学校的砖木结构的教学楼换了模样;备课资料从一本字典拓展到一套套教辅资料;教研活动由一个人苦苦研读到教师集体研讨;课堂教学从一支粉笔书芳华拓宽为一台多媒体话天下，虽然当时年近六旬的父亲戴着老花镜操作电脑极其困难，但仍尽力让学生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瞬间。他坚信着，在这个改革飞速发展的时代，不论是哪一代人，只有不懈努力，奋力拼搏，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实现心中的理想。中国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发展了四十年，老父亲便在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四十余年，迎来送往，初心不变。

圆梦篇

父亲一直感慨自己是和新中国一起奋斗、一起成长的一代，他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那段年华贡献给了国家而自豪。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到如今年过花甲，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泥泞路上的路上的拖拉机消失在历史的车辙下，取而代之的是宽大柏油路上的车水马龙;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小洋楼取代了一间间破败不堪的土砖房;农村人也从吃红薯饭过渡到了吃健康餐，营养餐;从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到如今的家电齐全、生活便捷;父亲的通讯方式也随之从写书信演变成打电话、开微信视频。“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是他不变的信念。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四十年的光荣历程，四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四十年的奋斗历程，也是父亲默默奋斗的四十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慢慢步入小康社会，公共汽车、城市轻轨、高铁动车，贯穿每个街镇，条条航线散射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乘飞机出国旅游已不再是奢望。

第6篇：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

首先，请大家看一组图片。 衣 食 住 行 用 娱乐

“三大件”的变迁：20世纪50年代——手表、自行车、收音机;20世纪70年代——洗衣机、缝纫机、照相机：20世纪80年代——冰箱、彩电、录像机;20世纪90年代——手提电话、空调、音响;新世纪——楼房、电脑、私家车。

从以上对比的图片看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下面，我将从6个方面谈一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

一、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

1 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

二、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就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农产品日渐丰富，但城市经济因延续计划管理体制未见大的起色。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经过不懈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5个主要环节，同时要求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认可，也是使市场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起点。

2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尽管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却再上新台阶，过去五年年均经济增速超过7%，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五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超过7%，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韧性增强。

三、从环境问题大国到美丽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人们的生产生活对生态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大气污染、 水环境污染、 垃圾处理、 土地荒漠化和沙灾、 水土流失、 旱灾和水灾、 生物多样性破坏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发表了“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提出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付中国的新遏制策略。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在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生态环境优美宜居是美丽中国的显著标志。

一系列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美丽中国的绚丽画卷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四、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就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3 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以前，不管办什么事，都是人说了算，可现在不同了，是法律说了算。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深化司法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做了全局性部署，其中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此外，近五年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多种手段，重拳打击多种违法案件，守护了百姓的安宁，维护了社会的治安。

对于政府和执法机关，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均已公布，明确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厘清权力边界。

五、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我

4 国吸收利用外资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转变，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在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1、“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

5 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2、G20峰会

20国集团，又称G20，它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峰会旨在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作为G20峰会峰会的成员国，积极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开放的平台。

杭州在2016年承办了G20峰会。

3、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区内各地区之间促进经济增长、合作、贸易、投资的论坛。亚太经合组织总人口达26亿，约占世界人口的40%，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超过1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56%，贸易额约占世界总量的48%。这一组织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区域和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4、亚投行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建立亚投行，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是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

6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 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目前成员总数增至87个，成员从亚洲拓展至全球。截止2019年底，共贷出42亿美元，投资项目从贫民窟到地铁均有覆盖。

5、雄安新区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于河北省保定市内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观看《雄安新区》介绍片

6、海南自由贸易港

2018年，国家把海南确定为自由贸易港，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关键节点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2017年，海南省入境游客人数突破100万人次，提前三年实现2020年目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9.5%。

7 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六、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

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改革4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6年的29.3%和32.2%，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居民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4年的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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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魏仁杰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前的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打开了封闭几十年的国门，作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40年;是波澜壮阔、激情澎湃、创意万千、日新月异的40年;是给中国带来历史巨变、令世界为之惊叹的40年;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40年。

回首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大成就，硕果累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面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

1 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重要论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们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和开始起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句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摆脱了许多思想上的枷锁和禁锢，振奋起伟大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实干兴邦精神，激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一、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是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果

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坚持党和国家基本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大胆探索，进行体制机制

2 的改革创新，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完善。通过几轮的深化改革，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制度不断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各项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起来。从经济上看，主要表现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从“国有国营体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从“国家定价、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从“指令性计划”到“以预期性和约束性为基础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从“平均分配方式”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

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成果

中国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明显增强;积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打破单一公有制经济格局，各种所有制经济在

3 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利用外资成效显著;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人心;科技教育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40年来，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逐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循序打开，全方位推进。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使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三、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成果 40年的改革开放，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多方面、多角度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努力。体现之一：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着显著的提升。从数据角度来看，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27122亿元，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5974元，同比增长6.9%;从生活实际体验来看，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如互联网以及电子支付的发展让出门不带钱包就可以进行支付成为可能。体现之二：党和国家积极促进地区之间均衡发展。例如最近几年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总体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充分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以2017年数据

4 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达到7.3%。体现之三：党和国家将提升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与脱贫攻坚工作有机结合。目前我国贫困人口数目正在逐步减少，2017年全国计划100个左右贫困县申请退出。相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即“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整体性贫困”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能够成为现实。体现之四：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农村、农业和农民，制定落实了很多惠农政策。先是免交农业税，免交公粮，后来又实行农村退耕还林补贴，粮食直补，新农保，低保，残疾人补贴，养老保险，政府的各种补贴内容繁多，从各个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了农民病有所医。实行义务教育使每个儿童都有获得教育的机会，使农村无失学儿童。加强各种职业技能培训，让农村青壮年学得一技之长，获得更多打工挣钱的本领和机会。国家实施电网改造工程，农民用电更安全，实现了不断电的希望。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实行精准扶贫，贫困村、贫困户的经济状况正在逐步好转。农村孤寡老人都进了养老院，养老院建得漂亮，环境舒适，老人们起居生活有人负责，生病医疗全报销，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体现之五：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变。在穿着方面：我们告别了计划经济、生产力水平低、物资匮乏，供给不足，粮、油、肉、糖、棉、布等日常食品、用品皆是凭票供应的紧缺经济时代，迎来了到处店铺林立，衣服布料品种不计其数，花色品种琳琅满目，由你尽兴挑选的新时代。在饮食方面：告别了吃粗、吃少、吃不饱的年代。农村改革

5 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和农副产品迅速丰富起来。粮票、肉、油票、糖票等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了如今的文物古董。食品物资品种繁多，农贸市场十分活跃，各类瓜果蔬菜、家禽海鲜，精米精面，带丝虾蟹，要啥有啥。三餐粮足早已是居民农民的现实，顿顿有肉已是千家万户寻常之事。在住房方面：告别了丫叉房、茅草房、冲墙土木结构房屋，告别了睡竹笆床、垫草席、点煤油、清油灯的时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住房逐渐发生变化。私人建房越来越多，新修的木房、砖混房、楼房在农村已成普遍，房内安有地砖、墙砖。卫生间、厨房也趋向城市潮流。床上席梦思床垫等设施新颖。油灯已成为历史。电灯、节能灯、彩灯进入家家户户。电热毯、台灯、书柜、灯柜时尚。客厅的沙发、液晶电视、电话、音响、饮水机、茶几处处透露出现代的气息。不少人家还安装了电脑，互联网迅速拉近了乡村群众与外界的交流。在农村、厨房告别了烧柴禾和烧煤的日子，电、燃气、太阳能成了主要生活能源。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冰箱，冰柜，电风扇，取暖炉，热水器，洗衣机等电器成了家庭必备之物。自来水引进农户家，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在行路方面：告别了路又窄、又陡、又弯、又烂，没有货运和客运，人们出行大多靠步行，运输靠人背马驮，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时代。要致富，先修路。党和政府的意志，很快成了民众的共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异常迅猛。铁路、公路、航空、轮船、高铁、高速公路建设，捷报频传。就连被西方工程专家视为铁路禁区的西藏，也修通了青藏铁路。在我们临沧边疆广大农村，通村、通组的公路全

6 部修通，许多村民直接将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县乡村通了客运车，乡镇通客运车率达100%，建制村通客车率达92.56%。8县(区)公路由土路变为二级柏油路面，乡镇公路实现柏油化，建制村实现通畅化，村内户外主干道路实现硬板化。公路网络密布，便捷的交通，促使各种车辆络绎不绝。货运更是方便，想多久将货运走，随时都可以办到。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临沧市正以新的发展理念，加快跨越式发展的步伐。在现有市、县两个机场的基础上，还再建孟定、永德、凤庆等新机场，正在建设大理至临沧铁路，建设玉溪墨江至临沧至清水河高速公路，链子桥至勐简高速公路，临沧至清水河铁路、临沧至芒市铁路、云县至南涧高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同时并加大市、县、乡公路路面等级改造力度，给人们生产生活和出行创造更加便捷的条件。

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宏观调控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脱贫攻坚成效明显，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人民正欣逢有史以来最幸福的新时代。

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我们要遵循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全力推进深化改革，狠抓各项改革工

7 作的落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第8篇：改革开放四十年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的春风吹了四十年，四十年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电视事业发展的日新月异，我们是70后，刚好见证，再记录着四十年改革开放，电视事业的变化与变迁。

70后，我们是最早接触到电视的一代人，那时候，我们家里最早是有个收音机，记得每当吃晚饭时，爸爸准时打开收音机——“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滴答......”。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成功，这是个历史的跨度，也为电视事业的发展进了一步，就像70年的老人说：“改革开放好，我们的生活也好了。”70后的收音机为以后的电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0后，看着黑白电视长大的一代人，那时侯，80后的孩子才开始看电视，那时，才真正有电视这个词吧!80后年代的年轻人常说：“小时候，看电视积极的，跟什么似的。”虽是黑白色的，简简单单几个台，也成了80后孩子娱乐的一个好处，整天抱着《黑猫警长》看，那时，也只有这个可以看，国产的动画片并不多，《黑猫警长》，《舒克与贝塔》，也许，这些对于90后的我们来说，我们没看过，也不了解。对于80后的孩子年轻人来说，那时在电视上看到动画片已经是一种幸福了，80年的电视事业，还在往最好的顶峰发展，国产动画片，视那时电视事业的一大亮点，正是因为国产动画片，中国的动画事业从简单到复杂，从平面到三维立体，从皮影到电视，国产的动画片，就像是80年代里，在夜里静静绽放的曼陀罗花。

90后，跨世纪的一代人，是幸运的，从小看着彩电长大的孩子，20寸的黑白电视早已成为家里的古董，闲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24寸的彩电，彩色比黑白更生动，90后的我们这样说：“现在生活好了，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幸福，我们比80后的幸福多了。”我们看着彩电长大，活跃视野，学到更多的知识，80后和90后的孩子，看着国产动画到三维立体，看着老电影到新电视剧，电视事业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随着电视节目的增多，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超级女声，开心辞典，勇往直前等等，电视人在创新，电视事业在飞速发展。

电视事业的发展反应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老人常说：“改革开放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全部都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春风。”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是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电视事业恐怕还是那简单的皮影戏，电视事业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从黑白到彩色，从宽屏到液晶。一步步的发展，一步一脚留下的影迹。电视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了解到了更多国内外大事。 电视事业的四十年的发展发展之快，我们在见证，在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春风，让电视事业蒸蒸日上，从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健壮的青年。电视事业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中国的电视事业打入国际的市场，与国际接轨，改革开放四十年，电视人为电视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他们在创新，他们在发展，也在为中国的电视事业更强的发展努力!

2018.10.7

第9篇：改革开放四十年回看与思考

纵观世界风云变幻，回望中国百年沧桑，“开放”都是一个解码兴衰荣辱的关键词。40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从此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世界的面貌也为之一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书写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回首往昔，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进步。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进的力量。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40年这段历程?

时间的齿轮拨回到1978年，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还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如今，整个欧元区的GDP只比中国多了不到2000亿美元。40年前的中国铁路运营里程仅为5万公里，不到9000台的火车机车中有8000台是蒸汽机车，电力机车不足200台，绝大多数火车时速只有40公里;如今，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印%以上。40年前，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面临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落后畸形产业结构;如今，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早已无可置疑，我们为全世界提供了45%的钢铁、25%的汽车、70%的智能手机、90%的笔记本电脑……

人们曾有这样的忧虑，如果中国不改革开放，总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到开放富强的历史巨变，并“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这是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多年前的判断，也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认知。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一、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年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医疗卫生条件欠佳……当时的中国面临来自各方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建设受到阻碍。邓小平同志曾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党作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抉择，领导人民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

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原有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并逐步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断扩大开放，将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等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无论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上说，还是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抑或是从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来说，改革开放都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今天，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程时会发现，改革开放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打开了繁荣的大门。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2.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期，我们并没有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邓小平同志曾表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超过八成人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严重制约着人民生活的改善，解决温饱问题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又好又快发展。短短40年，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改革开放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代以来，英、德、美三个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不是以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而曾经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昔日霸主西班牙等，都因错失科技革命机遇而被抛在后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以科技和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日益凸显。1970年，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47个人。1971年，美国超过八成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

再来看一下当时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发达国家40年左右。在美国福特公司的汽车工厂，每个工人平均每年生产50辆车，而中国汽车工人每年只能生产1辆车。在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万名工人。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之大令人震撼，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压力之巨也前所未有。

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会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此后，中国发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如今，我国科技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大发展、大创新，我们不仅在量子卫星、高铁、超级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傲视全球，在互联网经济中也引领风骚，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已然是中国崭新的技术名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勃勃生机。 4.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人类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我们总需要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或十字路口作出抉择。只有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才能穿过历史的逼仄三峡，来到历史的开阔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缺乏科学认识、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出现偏差等原因，我们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失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总书记指出：“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也是今天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历史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将“改革”变成“改向”。

当前，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他们将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上改，甚至鼓吹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凡此种种，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上的奇迹。可以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都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5.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数代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

一、社会稳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在40年风雷激荡的岁月里，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改革业已融人中国制度的血液之中。

二、改革开放40年成就辉煌

凝视中国，如同欣赏一幅精心创作的画卷，无论局部还是整体，总有着升腾不屈的气势。40年来，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表示，40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全球性国家。 1.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到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伟大转折

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38年前，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深圳农民一天收入不过1元，人均GDP只有606元;如今，深圳人均GDP突破1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3倍之多，出口额连续25年居内地城市第一。深圳的发展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到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精彩缩影。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世界奇迹。一是经济保持快速增长。1978年至2017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二是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6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是人均GDP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381元，2003年跨过万元大关，2017年跃升至近6万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人国家的跨越。

第二，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质生产匮乏，经济建设资金短缺，与世界经济交往的范围狭窄，中国进入了“闭关锁国”状态，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来，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从比利时根特市出发，“长安号”中欧班列装载着一辆辆崭新的沃尔沃轿车、SUV，全速开往中国西安港，送达我国消费者身边。繁忙的口岸、密集的跨境列车背后，是中国不断加大开放的步伐。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仅为355亿元;2017年，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7.79万亿元，约为1978年的783倍。2018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贸易报告显示，中国商品贸易出口继续位居世界第一位，商品贸易进口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

第三，我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2017年11月13日，美国《时代》周刊在杂志封面上，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书写“中国赢了”。封面文章作者布雷默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仍将保持强劲和稳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持续增长。”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年，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至2017年的15.3%。最近5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30%，居世界第一位。在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强劲有力的中国经济引擎，正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2.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

一位亲历改革开放40年的知名民营企业家曾在一次演讲中发出这样的感慨：“40年前让咱们做梦，不管你怎么努力做好梦，也绝对梦想不到40年后的中国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中国确实发生了谁也没法想象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社会民生发生突变式的飞跃，“而我们就是飞跃时代的人”，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共同的心声。

城乡居民收入连上新台阶。40年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现如今，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已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1978-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由343元增加到36396元，增长超过100倍;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32元，增长约为100倍。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随着居民收入不断迈上新台阶，人们的需求层次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消费主要以满足生存为主，吃饭问题在生活消费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舍得旅游的人多了，乘高铁、坐飞机变得平常;出了新款手机，很容易成为全社会的热议话题;电影还没上映，往往引发全民期待。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处于刚刚温饱状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还处于贫困状态。到了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比改革开放初期总体下降了一半多，第一次进人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区间。随着我国消费的光谱越来越宽，消费的转型升级看得见、摸得着，“富起来了”已成为共识。

扶贫成就举世瞩目。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在温饱不足状态，1978年农村还有7.7亿贫困人口。按照现行标准计算，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贫7亿多，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成为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全世界每10人脱贫，就有7个来自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曾说，中国将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3.从世界舞台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提升

“认识你自己”，是一道贯穿古今的哲学命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更是一道必答题。纵观中华民族前进发展，横看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在世界舞台的坐标轴上，中国从曾经的闭关锁国被边缘化，到重新走进世界舞台，再到走近舞台中心。

第一，中国角色变了：从学习融人者到建设贡献者。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全面重返世界舞台、融人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之后，中国切实履行义务，学习、遵守、运用世贸规则。而当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经济飞跃式发展，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走近的同时，西方那些曾经大力支持全球化的“旗手”，如今却在不断鼓噪反全球化的杂音。

直面挑战，中国明确反对保护主义，着力倡导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从倡议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到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从举办APEC会议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到推动人民币正式“入篮”……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和雄厚的实力，不断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方案、贡献智慧、落实行动。

第二，中国担当变了：从提供物质到思想引领。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分享到的是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红利。随着中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不仅提供物质，更提供思想引领的方案，中国理念正在成功“全球化”。“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不但创新发展了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开辟了国际关系新愿景。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信心、贡献力量。

第三，中国心态变了：从贫弱焦躁到自信平和。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在崛起进程中，心态越平和，越能展示自信，赢得尊重，同时也越有利于彼此之间的和谐相处。而这种“平和”，更体现在“做好自己”上。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自信平和、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掌握着自己命运，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大潮，不仅没有迷失自己，反而制度更加成熟，实力更加雄厚。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同志当年如此期许。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从过去那个现代化的“迟到国”变为现代化的“实践中心”;从当年经济面临崩溃的“欠发展国家”成长为“最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从曾经的跟跑者发展为“让全世界仰望的‘北极星’”。德国《时代周报》网站从数据解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斐然成就：数亿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村庄变成现代化的城市，高铁在大都市之间穿行，中国的经济繁荣让人难以置信。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这是一条正确之路，正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让我们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是一条强国之路，正是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我们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条富民之路，正是改革开放让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

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1日、满足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明确表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1.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如果说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穷则思变”的主动变革，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壮举，那么，当前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中国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根本举措，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第一，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旗帜引领方向，方向选择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人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世界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在新的国际形势面前，我们推出的改革措施面临着诸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和破坏。目光转向国内，改革进行到今天，好啃的骨头基本上都啃完了，剩下的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过五关斩六将的勇气，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

第二，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如果总是某一方面的改革单兵突进，这样的改革不仅不可能走得好、行得远，甚至还会造成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因此，我们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当然要继续发挥带动引领作用，但是我们同样要加快推进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国防军队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通过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从国有企业改革到金融体制改革，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我国正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打出一系列改革“组合拳”。

2.以更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

外资申请控股合资证券公司，沪港通、深港通相关交易额度扩大，抗癌药等28项药品进口关税宣布取消……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纷纷落地，宣示了新时代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的坚定决心。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过去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利用外资既可以有效弥补国内相关领域投资的不足，又可以带动国内就业、增加税收。与此同时，一大批跨国企业通过进入中国市场，也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优化了全球产业链的布局。目前，我国把大幅削减服务业准入限制和全面放开制造业作为重点，扎实推动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业开放措施落地，推动落实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总书记指出：“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中国通过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向世界清晰地表明，谁在拥抱开放，谁在开历史倒车。

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创造一个海洋，就会有鲨鱼成长!”投资环境好了，大鱼自己会来，小鱼也会长成大鱼。总书记曾指出：“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站位要有高度。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现实面前，我们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开放高地建设为主要抓手，在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找差距、补短板，追求改革新境界、放大改革新优势、实现改革新突破。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靶向须得精准。投资环境改革中遇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在所难免，要学会“对症下药”，以“店小二精神”做好“五星级服务”，突出政策的含金量和获得感。以深圳为例，深圳针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问题，率先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提高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标准、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等方面先行先试。再如，针对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深圳发挥引导基金、担保增信、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支持政策作用，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范围。

第三，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目前，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肯尼亚《民族日报》曾刊文称，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马达拉卡快线”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是使肯尼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景2030”发展计划中的“旗舰项目”之一，将为非洲崛起奠定重要基础。这条中方提供90%融资并由中国企业修建的铁路，正是中国梦与肯尼亚梦相汇的地方。此外，巴基斯坦总理沙希德·哈坎·阿巴西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强烈支持。他曾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远不止是一种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这一倡议将大大有助于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命运共同体。今后，我们将继续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