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展望未来

第1篇：回望历史展望未来

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展望未来

一、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教育

西藏文化教育自吐蕃王朝创造藏文字始，已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但是，由于此后西藏长期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之下，社会整体发育程度极低，依附于这种社会形态的教育事业自然受到严重的束缚和影响，以至于到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教育发展状况不仅和当时世界蓬勃高涨的现代教育运动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与当时内地整体教育发展程度相比，也相距甚远。和平解放前，西藏基本上没有专门的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寺院佛学教育是教育的主要形式。其次，在主要城镇办有部分规模很小、规格不高的僧官和俗官学校，以及散布于各地的私塾学堂。据资料统计，除大大小小的寺院经堂教育外，当时西藏地方办的学校大约有20所，私塾所馆近百个，在校生最多时未超过1000人。旧西藏的教育大权长期被僧俗农奴主阶级把持，教育目的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浓烈的宗教色彩。学校以僧人、贵族、官员子弟为招生对象，以培养西藏地方政府所需的各级僧俗官员为目标。学习课程除领主贵族的道德规范外，这要学一些做统治者必备的知识技能。如：藏语言文法、书法、应用公文及算学、梵文、宗教仪规禁忌等。近代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几乎是空白。学校既没有合格的教师，也没有统一的教材、专门的校舍。“僧侣即教师，经文即课本，经堂、卧室即课堂”。没有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没有统一的学制，教学方法以读写为主，随遇而教，遇事而学。可是，就是这样简单而粗劣的教育，藏族广大劳动人民也是无权享有的。政府明文规定，不准铁匠、屠户子女人校，平民子弟即使有幸陪读，也不得和贵族子弟坐在一起，毕业后也只能回家劳动。因此，解放前夕，全区儿童入学率不足2%，文盲率高达95%。总之，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教育和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一样萧条、空疏、衰败，现代意义上的正规教育尚未起步。

二、新西藏教育发展之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西藏的教育事业，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就制定了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的特殊政策。1950年10月，昌都解放，1951年3月，昌都小学成立。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实施现代教育的新型学校，它的成立标志着西藏现代民族教育事业的起步。在西藏人民教育的创建阶段，中央政府始终把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先在拉萨等地办了多种不同形式的干部速成班，后又成立了西藏干部学校、咸阳公学和西藏团校。这一时期西藏共培养培训各级各类民族干部近万人，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随着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策动的叛乱被平息和民主改革的进行，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了，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政治上解除了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经济上分得了土地和牲畜。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大大激发了群众受教育的积极性，原有学校已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为满足群众需求，一方面积极恢复了一批1957年停办的公办小学，一方面制定了“民办为主、公办为辅、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支持鼓励群众自己筹资办学。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全区公办小学发展到87所，民办小学发展到1735所，小学在校生达66781人;普通中学发展到4所，在校生1059人;建立了全区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拉萨师范学校;建立了全区第一所高等院校——西藏民族学院。创办保育园9所，在园儿童700余人。这一阶段，在“稳定发展”方针指导下，西藏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出现了一个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到成人教育和干部培训的民族教育体系的雏形。1974年国家教委教科组决定派遣大批援藏教师到西藏学校任教，他们和西藏广大藏汉教师一道，为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对教育工作提出：逐步发展小学教育，扫除藏文文盲，藏汉各族学生都要学习藏文。尽快把民办小学改转公办学校，有计划地发展初、高中学校。编印藏文课本，提高教学质量。这是一项全面发展西藏教育的战略规划和指导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到1983年年底，全区教育调整初见成效，教育内部比例趋于合理，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基础教育得到加强，教学质量提高，出现了一批比较合格的学校。这一时期，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对西藏教育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规定西藏城镇中小学全部免收学费，提高了人民助学金标准，对边境县学生实行“三包”(包吃、包穿、包住)。自治区人民政府还决定每年拨出300万—500万公斤粮食补贴学生口粮。对教师队伍进行调整整顿。1980—1984年，国家拨款180多万元培训师资2224人，培训教育管理干部218人，并通过内地高等师范学校委培代培师资1500人。大中专招生实行了以少数民族为主，并增设藏语文、藏族历史、藏族医药、藏族艺术等民族专业系科。教育调整和改革，给西藏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全区教育调整还不彻底，许多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87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发展西藏教育事业的大政方针和智力援藏的实施办法。中央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重视，为西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创造了条件。1994年，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论述了西藏教育的战略地位和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从政策措施上保证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西藏教育担负起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合格人才，为确保西藏经济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安定，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服务的历史性任务。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全面贯彻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同时，认真研究和制定了1996—2000年西藏教育发展规划，西藏全社会推行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并重制度。内地西藏校(班)更好地担负起既为高一级的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西藏建设培养大批初、中级合格人才的双重担子。2010年西藏全面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入学率、高中入学率分别达到99.2%、98.2%、60.1%，文盲率下降到1.2%，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7.3%，西藏已形成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民族教育体系。

三、展望西藏教育未来

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一些重要精神使西藏教育的战略地位显著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尊师重教形成社会风尚，“科教兴藏”成为人们的共识，社会各界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参与教育，从教育中寻找出路和发展后劲的局面已经出现。回首和平解放以来的60年，西藏各项教育法规逐步完善，教育内部结构得到优化调整，教育发展目标更贴近西藏经济、社会实际。可以说，西藏教育已从幼稚走向成熟。一条既切合西藏实际，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西藏教育现代化之路已展现在眼前。

(作者：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教体局副局长)

(本文责任编辑　吕红娟)

作者：德吉卓嘎

第2篇：从中国儒学的历史展望未来

中国的儒学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不了解儒家学说的历史演变，是很难做到客观地评价儒家学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展望其未来发展的。

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然，如果要细分的话，在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中，也还是可以再分出若干个小的发展阶段来的。此又当别论。

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

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調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謂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末，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4]，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

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性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7]。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來，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四、中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

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

近现代新儒学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

中国儒学的向近代转化，或者说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连结起来、融通起来，我以为是从康有为开始的。由于康有为始终表忠于清皇室，又积极支持张勋搞复辟，因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康有为作为保皇派的形象超过了他作为一名维新改革派的形象。其实，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早、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帜，借用儒学，特别是抬出孔、孟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的理想。他一方面在宣传当时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时，总要引经据典地到中国传统儒家孔、孟的学说中去寻找合适的言论，以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文化，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是完全合乎时代潮流的。

康有为对孔子学说有一个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他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然后，他加以发挥说：“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害;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从这个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已经是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解释和发挥孔子之道了。康氏注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句说：“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论语注》卷十二《颜渊》)这里，康氏之意与上述程朱之意正好相反，而且他心目中的“博爱之谓仁”也不同于韩愈所谓的“博爱之谓仁。”他的博爱说中已含有某些近代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成分。他把“仁者爱人”和子贡所讲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无欲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联系在一起解释说：“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至于把孔子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解释为“舜任官得人，故无为而治。盖民主之治，有宪法之定章，有议院之公议，行政之官，悉由师锡，公举得人，故但恭己，无为而可治。若不恭己，则恣用君权，挠犯宪法，亦不能治也。故无为之治，君无责任，而要在恭已矣。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论语注》卷十五《卫灵公》)以及把孟子所说的“得乎丘民为天子”，解释为“共和之民，选总统也”(《救亡论》)等等，则在康有为的著作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谭嗣同受康氏的影响，专门提倡“仁学”。他也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的体现就是“平等”。所以他说，孔子学说的根本精神是：“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仁学》)

康有为对于儒学，特别是原始儒学孔、孟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他认为，传统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去掉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位主张变革维新的人。尽管他反对彻底取消君权的民主共和制，但他也反对固守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而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所以，康有为自始至终是借儒家孔、孟思想来宣传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的，而不是为君主专制主义作论证的。同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许这种探索和努力还不是自觉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说现代新儒学的概念是指把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融通起来的话，那么康有为应当是第一人。

但是，康有为为儒学现代转化的探索并不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还是要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与思想修养层面的儒学捆在一起。他不仅根本没有想过要把这两个不同層面的儒学区分开来，甚至主张把儒学改造成为宗教，并在宪法上把孔教规定为国教。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为正在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奋斗的人们所接受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清皇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再存在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贺麟在四十年代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并且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见《文化与人生》一书)这是说，传统儒学只要善于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是可以得到新发展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大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就是在吸收、融会近代新实在论理论和逻辑方法等基础上对宋明程朱理学的发展。贺麟的“新心学”体系，则是在吸收、融会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对宋明陆王心学的发展。至于熊十力，从《新唯识论》文言本、白话本，一直到《原儒》、《乾坤衍》，他所构筑的哲学体系，我认为应当称之为“新易学”体系最为恰当。他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汇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广采博纳近代西方新康德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理论内容，对于以“易”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最为活跃、最为丰富、最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因为，迄今为止，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够超过他们的。

五、相对于儒学历史演变的回顾来说，对儒学的未来展望是一个

更为困难的问题

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依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在这方面，我认为经过二十年代以来的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

对于当前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为推进儒学的现代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一直是十分赞赏的。但是在儒学未来发展的取向上，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提出的“三统并建”说，我是不敢苟同的。所谓“三统并建”，最早是由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他在1948年《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以后，在1958年由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四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也再次强调要发展儒家的“心性之学”，并“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也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儒家的当前使命主要是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牟宗三在1979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了这样的立场，他说：“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时代与感受》)

诚然，科学与民主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否能够，或者是否需要把它纳入儒家“继续政统”和“建立学统”的范围?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认为，贺麟先生四十年代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曾特别指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贺麟先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对当时有些人简单比附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做法。如他说：“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皈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對于现代儒学的发展取向，我想在贺先生的话上再加上一句，即“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政治，也无须政治化的儒学”。我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不必要把儒学与自然科学生拉硬扯在一起，而从历史的进化着眼，更不应当再用儒学一统天下的思惟模式去考虑问题，把儒学与“继续政统”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这样说时，并不是否认在儒学中是可能提取出许多启发和促进科学发展，以及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思想理论成分。相反，我一直认为，儒学中的许多思惟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惟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同样，儒学中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等也是甚有裨益的。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新的阐发，完全是凭借其学理上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中西各家学说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竞争。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汇通中西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努力以现代精神诠释儒家思想理论，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其精神也实在令人钦佩。当代新儒家坚持“返本以开新，守常以应变”的传统原则，这是一条极富辩证思维的原则。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带有某种程度儒家一统的感情色彩和思维模式，因而在努力完成“光大道统”、“继续政统”、“建立学统”的文化使命中，留给一般人的印象却是“返本”、“守常”有余，而“开新”、“应变”不足。而“三统并建”之取向，也极容易引起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拒斥之。

所以，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的进步趋势，当代新儒家提出把开“新外王”(以“三统并建”为核心)作为当前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是很值得商榷的。就当今社会的现状和发展来看，把传统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儒学的发展的。因此，相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注重于开出“新外王”的取向，我认为，开出儒学的“新内圣”之学似乎更为社会所需要，并且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发展前景。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儒学中那些有关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我们如果能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把儒家这些学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则必将大有益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获得其相应的种种事功(这也可称之为“外王”)。而古老的儒学，也将由此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作者： 楼宇烈

第3篇：我国老年教育的历史追溯与未来展望

【摘 要】我国老年教育政策发展经历管理机构建立的萌芽期、管理主体更替变化的初创期、纳入老龄事业范畴的发展期和独立政策文本出台的完善期四个阶段。据此，形成对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基本认识：属性认识经由社会问题、精神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管理主体由老龄部门、文化部门到教育部门，服务对象从老干部转向普通老年人。展望未来，老年教育可关注教育与老龄、公益与市场、系统与法制、普及与均衡等关系。

【关键词】老年教育;老龄事业;历史追溯;发展阶段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未来二十年，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愈加严峻。发展老年教育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近三十年来，老年教育研究主要聚焦人口与社会、本质和内涵、价值与特征、内容与形式、途径与方法等领域，侧重于经验介绍、现状描述、问题发现、应对思考等方面的探索，研究方法多以文献综述、调查问卷、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从学科切入角度来看，多是基于人口学、教育学和社会学视角的演绎，其中，人口学主要是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教育学主要是从终身教育的角度、社会学主要是从老龄社会化的角度来分析老年教育的应有状态。[1]对于老年教育的历史过程探索，特别是专门基于老年教育政策视角，旨在厘清其脉络、发现其特点的历史回溯，迄今依然罕见，以至少了一份对于过往的反观、反思的历史力量，少了一份对于未来憧憬、展望的历史根基。

一、老年教育的历史追溯

学者孙绵涛认为教育政策包括老年教育政策，即“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是政党、政府等政治实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和任务而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所规定的行动依据和准则”。[2]老年教育政策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既有源自福利范畴的政策，又有源自教育范畴的政策。若对教育范畴政策再作归类，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相关性政策和专项性政策，前者是指在一般教育政策文本中有所涉猎的与老年教育相关的内容，包括与老年教育之上位概念（如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相关的内容;后者是指专门为实践、发展老年教育而制定的政策，抑或是以实施、推进老年教育为主的政策。两类政策文本在我国或以法律法规、条例条款方式得以颁发，或以党政文件、规划纲要方式得以体现。

本文试图立足老年教育政策视角，厘清老年教育发展的历史脚印，反思老年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期对老年教育的既有特征凝练出一种基本的认知，对老年教育的未来发展勾画出一幅美好的图景。由于老年教育具有公共性和福利性的特点，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影响，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本研究以政策文本对老年教育的重要性为时间节点，把我国老年教育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萌芽期：老年教育管理机构建立（1982—1993年）

建国初期，我国的老年教育主要指离退休老干部的教育活动，管理机构主要是各级老干部局。1982年10月，为适应国际老龄事业发展，老龄工作管理机构“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成立。1983年后，第一所老年大学在济南成立;1984年，我国老年教育协会成立。1988年，第一个民间性老年教育组织“全国老年大学协会”成立。自此，国家级的老年教育主要的管理机构、协会组织和业务部门已全部成立，老年教育成为这些部门开展工作的常规业务。

在老年教育管理机构确立的过程中，老年教育的价值认识逐渐得到清晰。1982年的国家《宪法》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显然此处的“教育”多是指向正规教育和普通教育。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武汉召开“老年教育国际研讨会”，会议通过了以“确保老年人受教育”为主题的《武汉宣言》，会议强调“老年人是知识、技能、经验和智慧的宝库”，提倡要充分认识老年人的价值，让老年人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1993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重要教育文献中写入“终身教育”一词，可视为终身教育理念开始在政府层面得到重视，并逐渐由一种学术思想转变为管理政策。

作为“第三龄”的老年教育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光辉下开始发展，本文称之为老年教育的萌芽阶段。该阶段，老年教育的重要性被提起，并有被逐渐认识的趋势，老年教育的管理和业务机构也已基本形成。此后，老年教育开始进入有意识的发展阶段。

2.初创期：老年教育管理主体更替变化（1994—2004年）

在“终身教育”被国家政策文本首次确定下来后的十年时间里，老年教育开始被逐渐认同。1994年，由国家十部委联合制定出台的《中国老龄工作发展綱要 （1994—2000）》中提到：“实现老有所学，保障老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素质。要因地制宜，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颐养康乐和进取有为相结合的老年教育。”该文件具体而全面地阐述了国家对老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出老年教育的组织形式、发展途径、教育内容及具体要求。此后，老年教育开始频繁出现于政策文本。

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出“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尽管该法不是老年教育单行法，但它以法的规格形式直接、明确地宣示了老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为老年教育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是目前唯一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最高法规，也是一项重要的涉老政策。“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可视为是对《宪法》“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进一步诠释。1999年10月，文化部出台《关于加强老年文化工作的意见》，对以老年大学为主的老年教育办学主体的定位、资源整合、课程设置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2001年11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了首次全国老年教育工作座谈会，再一次强调了这一阶段的老年教育的管理主体是文化部门。200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要重视发展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广播、电视、网络和函授教育，鼓励和指导社会力量按照有关规定兴办各类老年学校。各种老年教育主要为老年人提供物质文化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使更多的老年人能就近参加学习”。2001年6月，中组部、文化部、教育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委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老年教育工作的通知》，从认识与意义、规划与目标、形式与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指导和规范老年教育的发展，并提出“在本世纪前十年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事业体系”。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要求“建立老年教育网络”，提出老年教育五年的发展目标、工作任务、活动形式与内容以及相关要求。200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开展老年人群社会文化活动”是社区教育培训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阶段，老年教育政策文件出台较为密集。从管理主体来看，呈现出以文化部为主、其他部门（如民政部、教育部、老龄委等）配合的管理格局;从发展策略来看，开始通过五年规划及阶段性指标等规定性要求促进老年教育，形成以规划为起点，有愿景、有目的、有计划的老年教育发展路线;从规定内容来看，侧重于精神文化和政治思想教育，突出“教化”“熏陶”功能;从形式上看，侧重于关注远程和网络教育，“就近参加学习”的社区老年教育办學形式、社会力量办学被逐渐关注。

3.发展期：老年教育纳入老龄事业发展范畴（2005—2015年）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和国际社会对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宣传，老龄工作得到加速发展。2005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老龄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从不同角度关注老龄工作发展。2006年，《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计划纲要（2006—2010年）》提出：“积极发展老年远程教育，开办老年电视大学、老年网上学校，倡导社区办学等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强调：“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在终身学习中的作用……办好老年大学，扩大覆盖面。”国家第一次将老年教育列入国家教育整体规划。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继续教育”板块提到“重视老年教育”，进一步理顺了老年教育的管理体制，“政府成立跨部门继续教育协调机构，统筹指导继续教育发展”。这是国家首次将老年教育纳入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也意味着老年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的组成部分和“终身教育”的最后阶段，正式成为国家教育序列的一部分。2011年9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加强老年教育工作。创新老年教育体制机制，探索老年教育新模式，丰富教学内容。”2012年，全国老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细化了老年教育的规定。

这个阶段，老年教育已经从文化部门的管理范畴中逐渐析出，开始被放置到老龄事业发展这一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宏大叙事背景中。该阶段，老年教育开始关注资金投入渠道、老年特殊群体及区域均衡发展等问题，农村老年群体和基础老年组织受到特别的关注。据此，老年教育开始进入由数量的扩张到质量的提升、由区域发展走向均衡考量、由单一政府投资到多渠道社会资金筹措的转变。老年教育开始进入以均衡、提质和多元为核心的全面发展阶段。

4.完善期：老年教育独立政策文本出台（2016年—）

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从国家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客观现实出发，全面阐述了老年教育的规划背景、总体要求、主要任务、重要计划和保障措施。该文件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起草的第一份全国性老年教育专项规划。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表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教育的重点服务对象是老年人、学前儿童、青少年、在职人员、农民等群体。明确要把老年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重点，建设一批乡镇（街道）老年人学习场所和老年大学。2017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描述了老年教育，重点是推进“老年教育机构基础能力提升计划”和“改善基层社区老年教育机构设施设备，建设好村、社区老年学习点”。上述两个政策文件都是对截止到2020年时间节点的过程性规范，也是最近几年老年教育方向性的规定。目前，国家和省、市已经开始规划出台“2035教育现代化”，老年教育现代化发展将推进更多的适老化政策的出台。

受国际终身教育思想和老龄工作思想的影响，我国的老年教育逐渐完善发展起来。以《老年教育发展规划》为起点的“完善期”意味着国家开始以教育管理部门为主进行老年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实践行动，也意味着老年教育从早期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逐渐演进到现代的终身教育的教育体系。此后，老年教育将在终身教育视野下，融合机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治理等方面，整合各类资源服务老年教育，提升个体终其一生发展序列中的最后“一公里”。

二、老年教育发展特征的基本认识

老年教育政策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老年教育的认识和要求，而老年教育议题的提出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战略行为，是老年人个体“学”的需求转化为“社会性需求”并进一步“社会政策化”的过程。[3]教育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和发展性特征。

1.属性认识：经由社会问题、精神文化到教育事业

属性是对事物的本质认识。老年教育到底是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文化娱乐活动还是终身教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直以来，国家将老龄问题视为社会问题，把老龄工作列入民政工作的范畴（老龄委与老龄协会挂在民政部）。如将老龄工作与残疾人、计生、妇女等社会事务工作并列归类，将老龄政策视为社会政策的范畴。在老龄事业发展的诸多政策文本中习惯把“老年教育”体现在“精神文化生活”板块，视老年教育为老龄事业发展中的极少部分，表述文字寥寥。一段时间内，老年教育还被视为精神文化范畴，理解为纯粹的文化娱乐。1999年，国家明确由文化部负责全国“老年非学历教育”，文化部又将这一职能分解给社会图书司中的群众文化处，据此把老年教育定位为群众文化活动，老年教育被简单化。及至2016年《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发布，才开始确立了全国老年教育由教育部牵头，老年教育被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尽管在老年教育“教育”范畴内的发展也面临“老年教育基础教育化”的局面，有些地方按照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思维方式来规划、构建和评估老年教育。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功能的强化和归口部门的明确避免了长期以来我国老年教育无法定位的尴尬局面，有利于老年教育整体发展。

把老年教育纳入老年人社会保障范畴，凸显了老龄事业的社会性和公益性，但忽略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199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发展老年教育”放在“社会保障”范围内，而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调整到“参与社会发展”，融入了“老年人要积极融入、参与社会”的思想。把老年教育理解为文化娱乐，有利于老龄工作的推广与普及，但弱化了老年教育的再教育功能。上述两种认识各有侧重点，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老龄工作的“教育”属性。对老年教育属性的认识是基于对老年人价值认识基础上的功能再定位，是事关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

2.管理主体：经历老龄部门、文化部门到教育部门

属性认识直接影响管理主体的安排。老年教育的管理主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因历史原因延续下来的负责老年大学的老干部局;一类是老龄事业发展的综合管理部门，如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协会;一类是按功能属性划分的文化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上述管理机构，均是我国在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对老年教育本质认识基础上的功能划分和权力分配。

老干部局是各地老年大学的主要责任单位。1982年，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背景下，为照顾老干部的工作感情，开始筹备和建设老年大学。从1983年山东成立全国首所老年大学开始，老年大学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学校的主（创）办者基本上都是在本地区、本系统担任过较高职务的老领导。鉴于特殊的发展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的老年大学学员以离退休老干部为主，老年大学的管理主体为老干部局。具体见下表。[4]

建国后，真正意义上的老龄工作管理机构可上溯到1983年成立的“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1995年2月，国务院将该组织更名为“中国老龄协会”。1999年8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成立，办公室设在民政部，日常工作由中国老龄协会负责。2005年8月，经中央编委批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国老龄协会”实行合署办公。但就工作内容而言，老年教育只是渗透在老龄委和老龄协会常规事务中的极少部分内容。

文化部门负责老年教育是历史特定时期的政策选择。1999年，各级党委政府将老年教育工作列入了工作议程，各部门涉老机构将老年教育列入各自职责范畴。1999年10月，《关于印发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的通知》中规定“文化部全面负责全国老年非学历教育工作，指导各级各类老年大学的工作”。此时，文化部门成为老年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定核心管理机构，此阶段的老年教育侧重于老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精神熏陶。

老年教育被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国家第一次将老年教育列入国家教育整体规划始于2007年的《国家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文件强调：“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在终身学习中的作用……办好老年大学，扩大覆盖面。”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重视老年教育，倡导全民阅读。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明确将老年教育纳入大教育范畴。2017年，国务院颁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提出：“推进老年教育机构逐步纳入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学习服务体系，办好老年大学，有效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角度把老年教育機构纳入地方公共服务体系。

如果说老龄事业发展综合管理部门管理老年教育是因为工作对象的需要，那么文化部门管理老年教育则丰富了老年教育“休闲、娱乐”的功能。时下，教育部门对老年教育的关注更多的是从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角度对老年人赋权增能。

3.服务对象：从老干部转向普通老年人，普及成为发展方向

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老年教育等同于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只招收离退休干部。老年大学成为老干部退休后休闲娱乐、发挥余热的重要场所。直至今日，不少地方的老年大学仍然延续着为老干部或离退休干部服务的主体功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和教育公平意识的增强催生了老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意识和需求动机。老年大学的特殊功能开始被弱化，招收对象中的普通老年人逐渐增多。老年教育的组织形式多样化及老年人的学习热情提升都极大地加剧了老年教育发展供给侧改革的强烈需求，供需矛盾成为老年教育发展的瓶颈。截至“十二五”末期，全国老年教育参与率为3.5%，仅完成规定任务量要求的70%。《“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规定：“十三五”末期，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口比例要达到20%以上。”老年教育可及性成为我国老龄工作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难题，而新观念、新技术、新的组织形式等将有效推动老年人参与教育。

远程开放教育为老年教育走近普通老年人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2001年，国家民政部启动“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并提出“星光老年之家”，可通过网络老年大学的开展使老年人足不出户学习和接受教育。1994年国家十部委联合制定的《中国老龄工作发展纲要 （1994—2000）》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类成人学校和广播电视等现代化传媒设施和手段在老年教育方面的作用。”此后，1999年文化部出台《关于加强老年文化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利用社会上现有的教育、文化设施和各种老年人活动场所，开展老年教育，并注意发挥现代传媒手段在老年教育中的作用，积极进行老年人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的尝试和探索。”2006年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计划纲要（2006—2010年）》提出：“积极发展老年远程教育，开办老年电视大学、老年网上学校，倡导社区办学等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惠及老年教育普及，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途径和方法，信息技术的革新、运用和普及为老年教育提供了更多便利，有利于解决老年教育“一座难求”的局面，也让更多的老年人能通过网络平台享受学习的快乐。

社区教育为老年教育普及提供了方便有效的途径。200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开展老年人群社会文化活动”是社区教育培训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强调：“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建设城乡社区学习中心。办好老年大学，扩大覆盖面。”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到“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把老年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重点，建设一批乡镇（街道）老年人学习场所和老年大学。2016年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提出要“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建立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社区老年教育网络”。社区老年教育作为一种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交叉形式，其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社区老年教育所具有的便利性、广覆盖、针对性和资源整合度方面的优势将有助于老年教育的普及普惠。

三、老年教育未来发展的图景勾画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是对我国老年教育三十多年发展的政策性的综合回应，是对后续老年教育的愿景设计，对我国老年教育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备受关注的老龄事业发展的一部分和人的终身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老年教育机遇和挑战并存。基于此，有必要对老年教育进行未来发展的图景勾画，以应对不断加速的老龄化社会。

1.教育事业与老龄工作

在积极老龄的背景下，大量老年人开始参加老年大学学习，老年教育分而管之的管理格局已不利于“发展老年教育”的目标。所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需承担起老年教育的管理职责，把老年教育纳入到终身教育体系中，统筹各种资源，综合发展老年教育。上海市最先把老年教育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走在全国前列。1998年开始，上海市教委、老龄委就发文明确“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是老年教育机构的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履行对老年教育机构的管理工作”。[5]2007年[6]的文件再次强调老年教育管理责任主体，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老年教育被再次强化并成为全国各地借鉴学习的模板。目前，我国的老年教育管理以老龄委为综合协调管理部门，其他职能部门协调管理。处理好老年教育管理主体中涉老部门之间的职责功能的划分，可有效发挥老龄委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为我所用是前提，效率优先是关键，但也需要相对清晰的职能边界划分，这样有利于老年教育在教育系统和养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对老年教育的认识受老龄工作政策的影响，而我国老龄工作政策深受国际老龄工作思想影响。1982年，联合国的《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老年人接受教育是一种基本人权。受此推动，国家引进“老年人教育权”的观念，教育政策也开始重新反思老年人的受教育权，试图为老年人提供适宜的教育资源。1996年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02年4月，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发布的《马德里政治宣言》确认：“老年人的潜力是未来发展的强有力的基础。社会依靠老年人的技能、经验和智慧。”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倡导了老年人的受教育权，是从人权延伸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利，是对老年人生存健康状态的保障。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强调的是如何让老年人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适应社会、纳入主流，是对老年人发展和再社会化的具体体现。只有对老年人的本质属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充分认识老年人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不管在教育范畴还是在老龄范畴，老年教育终将以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被认识程度体现其存在价值。

2.公益性与市场化

老年教育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特点，而公益性成为老年教育投资的认识基础。回溯历史，涉及老年教育资金投入政策的有很多。2001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中提到：“各级政府要合理安排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因地制宜办好老年教育。”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计划纲要（2006—2010年）》提出：“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因地制宜办好老年教育。”2011年9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加大对老年大学（学校）建设的财政投入”。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对老年教育应当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加大投入。”2016年出台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表述是“完善经费投入机制。各地区要采取多种方式努力增加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切实拓宽老年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学习者等多主体分担和筹措老年教育经费的机制”。目前来看，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参与的办学思路逐渐成为老年教育多渠道资金来源的政策依据。

公益与市场是“好”与“更好”的关系。优化和普及老年教育資源，让尽可能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老年教育，体现的是国家在老年教育上社会担当的公益行为。与此同时，老年教育的发展也要考虑层次性和高质量问题，要为一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老年人提供优质老年教育资源。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是多元化的，优质、个性、基于需求的普及是老年教育的发展方向，而市场能较好地调剂资源、满足需求。老年教育的公益性并不妨碍让社会力量参与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立体、多元、分层的老年教育资源建设需要注入市场元素。

3.系统性与法制化

系统性与法制化是学理与法理的关系。老年教育设计需要基于学理的系统顶层设计，但更需要指向法理的规定性政策定型。结合国内外老龄工作思潮和老年教育理论做好老年教育政策顶层设计是教育系统思考的结果，而以法律形式规定老年教育政策发展要求最能体现其重要地位。在当下国家还没有出台终身教育法和老年教育法的背景下，出台涉及老年教育内容的终身教育条例的有福建、上海、太原、河北、宁波等省市;出台老年教育单行条例的有天津、湖南、徐州等省市。上述地区老年教育政策出台规格较高，比国家总体政策发展走得更远、更灵活、更具前瞻性。2007年9月，上海市教委、老龄委、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老年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老年教育纳入教育经费预算及老年教育经费的使用渠道和途径等内容，规定了市、区（县）、街道（乡镇）各级财政的职责，有力地保障了上海市老年教育的持续、有效、健康发展。

老年教育需要以法律体现政策的权威。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教育法》无法详细涉及具体老年教育工作的前提下，各地老年教育政策的区域差异异常明显，如上所述的省份和地市出台的终身教育条例或老年教育条例就是明证。当然，各地可在细化上位法基础上和立法权限内，结合区域老年教育工作经验和政策积累条件，形成符合区域需求的专项或综合的老年教育系列政策。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政策推动方式可有效倒逼国家出台老年教育法或终身教育法。

4.普及化与均衡化

普及与均衡是目标和过程的关系。普及化是老年教育发展的方向，均衡化是推进老年教育普及的路径选择。对老年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国家落实“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及“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的认识基础，也是历届世界老龄大会呼吁的核心主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及工作认识态度等因素制约，老年教育的发展普遍存在东部优于中西部、经济发达地区优于经济落后地区、城市优于乡村的局面。近三十多年来，老年教育由特殊人群享受的福利待遇逐渐转化为普通老年人的平等权利。普及化关系到老年教育可及性问题，发展不均衡是主要的障碍。消解各类因素导致的老年教育差距是目前老年教育普及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农村、边穷少地区老人和高龄、残疾、失能、孤寡特殊老人的教育问题。

从老年教育政策的发展走向来看，1994年国家十部委联合制定的《中国老龄工作发展纲要（1994—2000年）》中提到，农村要重视对老年人开展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科技教育。2006年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计划纲要（2006—2010年）》强调农村老年教育问题，围绕老年人脱贫致富的现代农业技能培训进入了老年教育的课程。上述涉及农村老年教育的政策均从农村老年人如何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就业机会和增强劳动力技能培养的角度考虑。2016年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将老年教育的增量重点放在基层和农村，形成以基层需求为导向的老年教育供给结构，优化城乡老年教育布局，促进老年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优质老年学习资源对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辐射。”这是目前对老年教育城乡差距均衡化发展最具体、有力的表述，但如何落实、成效如何仍视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和认识程度而定。

回顾历史，梳理发展阶段，呈现基本特征;展望未来，应对时代变迁，形成基本认识。老年教育不只是理论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国的老年教育历经三十余年的曲折发展，基本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认识。在积极老龄化和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下，老年教育必将面对更加严峻的老龄化社会，融入国家社会治理政策体系，迎接社会发展带来的更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张婧.上海市老年教育政策的现状分析及优化路径研究：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D].上海：复旦大学，2011.

[2]孙绵涛，等.教育政策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王英，王小波.中国老年福利的“新常态”：老年教育的社会政策化[J].宁夏社会科学，2015（6）.

[4]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中国城市老年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老年教育机构设置的暂行规定（1998-55号）[Z].

[6]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进本市老年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Z].2007-8.

作者：吴思孝

第4篇：国旗下的讲话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回首往昔，展望未来”。

每当耳边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激荡人心的旋律时，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总是思绪万千。谁说红旗仅仅是红旗，她本身就是一部血与泪的历史，在那黑暗的社会里，有多少仁人志士为祖国血洒战场，才终于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面对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是浴火重生的日子，是我们中华儿女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

国庆节刚刚过去，我们的祖国66岁了。70年前，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他们无恶不作。于是我军民奋起反抗，与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8年抗战。涌向了无数的抗战英雄。小兵张嘎，机智勇敢，火烧炮楼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他那种对人民无比热爱，对敌人无比仇恨的爱国主义思想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王二小，假装答应给敌人带路，却把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鬼子恼羞成怒，残忍的杀害了这个小英雄，鲜血染红了他身边的土地;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群众和连队的转移，与数倍于他们的鬼子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把敌人引上了绝路，最后五位壮士英勇跳崖。每当眼前闪现这些可歌可泣、气吞山河的壮举时，我的心都久久不能平静。

如今，我们站在现代文明的大都市里，感受着现代生活的时尚气息。龙的传人以特有的干劲把以前的屈辱悲哀一扫而光。改革开放引来了全世界艳羡的目光，“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嫦娥一号”、“嫦娥二号”，08年奥运、10年世博，“天宫一号”等等，亲爱的祖国啊，您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世界震撼!我爱您悠久古老的历史，爱您壮丽优美的山河，爱您灿烂辉煌的文化，更爱您顽强不屈的精魂内核!

作为新时期的青年学生，在回首历史的同时，更应该展望未来。我们为祖国而自豪，同时也承担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要让国家更富强，国旗更鲜艳，暂不说经纶满腹后为祖国的建设奉献力量，只说我们现在，认真读书，做最好的自己，就是对祖国最好的报答、最真切的爱!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中华崛起，从我们做起!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万寿无疆!

第5篇：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敬爱的党组织：

今天我们的党课主题是“回望过去，展望未来”。转眼间我入学已经满两年，在这两年的大学生活后我再回忆起我的高中时代依然觉得那是一段紧张而又充实的日子。尽管期间我有过松懈，彷惶也曾一度迷失自我，但是正因为这些插曲而使得我的高中生活更值得回忆。在这两年的生活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路总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现在我也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沉淀自己的知识。对于我来说理想很重要但是做人更重要，没有好的人品那么一个人的成功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的祸害。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将更加注重个人的修养，提高做人的品位。或许别人的眼里我还算是比较大度，宽容，幽默的一个人。但是我性格中也有很多弱点。例如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一个人特别是我们青年人特别重要。只要坚持就有可能最后赢得自己心中的他或是她的心，只要坚持就有可能获得可以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机会。只要坚持一切皆有可能。因此我要在未来的时间里逐渐养成做事坚持不懈的习惯。我也要改掉做事马虎，毛手毛脚的习惯。没有人放心地把一件事情交给一个马大哈做。当然还有很多的缺点需要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现和改正。

在剩下的大学两年里我将更加地注重实践，在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更多地关注社会能让我们获得更多有益学习的信息。因此我也会更多地参加社会实践，社交能力也是一个人能力的一个部分，有一个好的社交会为自己以后的工作等各方面提供方便。不管现实对我有多么的不利多么地艰苦，不管我现在还处在一种很迷茫很糟糕的境况中，对于未来我依然是以一种乐观的向上的心态去想象。世界是现实的但有了梦想世界才因此而飞速转动起来。展望只能是展望，要将这些梦想变成现实更需要我的实际行动。

回忆过去我发现我以很不成熟的步伐走过了两年的青葱岁月，展望未来我坚信我会比任何时候做得更好。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能为了别人而做好,又怎能为整个社会做贡献呢?但无论一个多么平凡的人,他活着都有他归属的国家,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在这个国家里奉献着自己的人生,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大家都为了生存而不断创造,创新。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足于社会,才能建设祖国的明天。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生存的大家庭,因此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构建美好而温馨的家。

现在,我们就要积极开拓视野,关注自己的生存世界,过去的我们要了解,今天的我们要珍惜,明天的我们要创造,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新的挑战。因为,党的未来,祖国的明天,还等着我们去开创。我一定会更加努力，请党组织考验我。

第6篇：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在这美好的季节、灿烂的日子，伟华迎来了新的一年。忆往昔，峥嵘岁月，一年弹指一挥，但对伟华却意义非凡。

2008年，伟华历经风霜，伟华人以顽强拼搏、不畏困难的精神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搏击，用销售1341台重卡创造了伟华人自己的风采，谱写了伟华人自己的历史。发展的事实、英雄的胆识向世人宣告：发展源自梦想，基于奋斗，重在坚持。

看今朝，豪情满怀。2013年伟华在发展中遇到了世界性经济形势的变化，面对困难伟华人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迎头而上。以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战胜困难，并提出了“百年股份企业”的奋斗目标，这是基于对现实与形势充分考虑和评估后提出的，是可行的，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为在困难背后总是存在机遇，只有积极应对困难才能发现机遇把握机遇，而伟华不断以创新管理模式、加大内部挖潜、提高工作效率来迎接困难，把困难化做机遇。2013年公司以一流的销售、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取得了销量为624台重卡的好成绩，位居全榆林市重卡销售公司之首，赢得了广大用户的认可，含金量如此高的成绩怎能不让人们看到伟华发展的前景?

今天的伟华像一个屹立在狂风暴雨中的巨人一样，拨开乌云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

想未来，任重道远。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永无止境，发展是伟华人不懈的追求和永不停息的脚步。在迈向新的一年的时刻，伟华将以良好的企业文化基础和丰富底蕴、宝贵的营销策略和开拓创新、明确的公司奋斗目标和坚定信念，以崭新的姿态跨入新发展的时代

第7篇： 缅怀历史 展望未来

——金寨参观学习心得体会

7月7日一大早，我们合肥师范附小党支部一行六十多位党员，怀着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乘车来到了被誉为 “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的美丽山城——金寨县。

当我们下车时，已是细雨霏霏，雨越下越大，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瞻仰的心情与决心。来到了革命烈士塔前，高耸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上，“燎原星火”四个大字格外醒目，碑上镌刻着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姓名，还有许多无名烈士为革命捐躯，这里虽然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但在这翠柏环绕，鲜花掩映之中，仰望浩瀚苍穹，你便知道，这是先烈的英魂，在天宇间浩气长存。在这里，赵俊党支书带领我们重温了入党誓词，王玲玲校长给我们做了重要讲话。当我们手持鲜花，献上我们的敬仰和缅怀时，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我们深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上，责任重大。

接着，我们又冒雨来到了红军广场，从导游的解说中，我们知道了好多关于金寨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金寨县作为有名的将军县，有559位将军对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丰功伟绩，像洪学智上将，皮定均、徐立清、陈先瑞中将，丁世芳、于侠少将等等，他们的英勇事迹已被载人史册，他们的英雄精神也将永垂不朽。洪学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

1 / 4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在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人称之为“六星上将”。洪学智将军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政治、后勤领导才能，对我军的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教育工作、装备工作，均有重要建树。在广场的将军塑像旁，我们三鞠躬，以表达对他敬仰与缅怀之情!

跟着导游员，我们来到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博物馆的大门有八根大理石柱威严的矗立着，十六级花岗石台阶，前面有广场围墙，后面有回廊庭院，分别栽培着四季花木，正值盛夏之季，各种树木郁郁葱葱，苍翠挺拔。走进馆内，会让您肃然起敬。展览共分四个部分，即序厅、革命历史、烈士事迹、将军简介陈列序厅，正面悬挂着几位中央首长的题词，两侧放置前言和史迹电动图。展馆的革命历史部分，分别以分组列题，史物结合展示了自1921年党的成立至1949年整个大革命时期金寨建党活动和农民运动的兴起，反映了旧中国苦难的金寨人民在救星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开始觉醒起来闹革命的过程。烈士事迹部分，展出了140余名各个历史时期县团级以上烈士的画像，以及烈士生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将军陈列室里，悬挂着59位，以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均、少将——丁世方为首席的将军金箔肖像，每张肖像下有各位将军的成长过程简介，屡建功勋的战迹。这一幅幅威严的肖像，眼神里都蕴藏着含蓄的威严和

2 / 4 一种坚不可摧的革命斗志。他们是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精英，他们是现代中国人无以伦比的楷模。

参观结束了，而我在思考刚刚开始。作为一位党员教师，我们要学习贯彻革命先烈的这种精神，关键是要紧密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升个人修养，严明工作纪律，脚踏实地工作，坚持以学生为本，真正做到教书育人，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不断创新，努力进取，做出突出的成绩。在学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孩子们们看在眼里，而他们正处在成长时期，对各种行为处事的方式都会极力地学习和模仿。因此，我们在做好平常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更要以以身作则，严谨治学，为学生建立榜样。

习总书记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现在，党和人民更加需要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发扬这样的担当精神。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作为教师，我们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地，寻求高尚情操，塑造良好的师德修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做好学生的榜样。

习总书记还要求我们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客观公允，

3 / 4 重实情、看本质、建真言，多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献计出力。”因此，我们必须虚心接纳各方面意见，以博博大的胸怀，对出错的学生多一些宽容和体谅，对同事的某些建议多虚心接受和反思，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直，进而赢得同事的支持和学生的尊重。

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展望未来，从现在就要脚踏实地。我们要认真践行党的群众众路线，不断加强学习，增强党性修养，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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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回顾历史 树立理想 展望未来

回顾历史

树立理想

展望未来

九十铺中学七年级(1)班 姜 伟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来自金安区九十铺中学的姜伟，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主题是：回顾历史 树立理想 展望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前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受到海内外的热切关注。

几十年前，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经济落后，人们吃饭、穿衣服、理发、购物等都需要凭票来购买，买一斤粮食还需要排队。随后，又因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策失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等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停滞，百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过去的错误，选择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转变观念、改革创新的正确方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之路。

经过党的正确领导，加上中国人民辛勤的劳动，中国已经真正实现了“大发展”，“票证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中国的各个领域也走在了世界前列。我国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二。到2003年7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到245亿美元，而在1989年时，这个数字还不足60亿，这是翻了两倍啊!另外，我国已经建设完成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是稳居世界高铁建设的第一大国。到2016年3月，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9万公里有余，占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

新中国在航天方面也卓有建树。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在太空绕地球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31分，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中国也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由以上历史可以看出，经过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已经朝着伟大复兴迈进了 。

中国的百年强国梦走得极其艰苦，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牺牲无数的仁人志士之后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国。今天中国人的梦想是更加富裕、全面奔向小康!

根据党中央的计划，2021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谓全面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由现在的23%增至将来的40%，也就是说到2021年，中国8亿劳动者中有6亿是中等收入的人群，占比近80%。

当然，全面小康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靠我们用双手去建成。今天，我们是还在校学习的中学生，再过十几年，就要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者。在我们的肩头上，肩负着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同学们都要树立远大目标、好好学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第9篇：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共创美好家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这慷慨激昂的歌声唱出了每一个热爱我们祖国人的心声。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我们要正确树立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我们不仅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只要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一定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永不泯灭的民族之魂。从古至今，有多少爱国仁人志士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啊!

对祖国的热爱，就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这种热爱和感情根深蒂固地种植在人民的心里，成为道义上的一种巨大力量。翻开世界史，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主张爱国?又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把爱国精神看作一种伟大而崇高的心灵美呢?

著名的爱国将领邓世昌，在黄海战役中奋勇杀敌，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在这次战役中，“致远”舰沉重打击了敌人，但是我方舰身倾斜，很快就要沉没了，在这危险的时刻，只要跳下水，就还有生存的希望，但为了国家，邓世昌毅然对全舰将士说：“我们从军为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们要拼死报效祖国了”。说完，他下令，将“致远”舰冲向敌舰“吉野号”要同归于尽，不幸中了鱼雷，最终沉没在黄海中，壮烈牺牲，虽然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他的英雄事迹将永垂青史，光照千古，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和教育着我

们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外的中华民族的学子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美国高等研究院工作，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简直按捺不住那颗激动的心!洋房、美金、汽车、荣誉等都不能留住他那炽热的爱国之心。洋房不忙处理，家具原封不动， 汽车借给别人，一切安排就绪，他终于逃过联邦调查局的搜查，于1950年2月，悄然离开了美国。当他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心情格外激动，他马上发表了《告美国同学的公开信》，信的结尾有这样几句：“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同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

华罗庚在国外已经颇有威望，生活待遇不错，但他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渴望踏上祖国土地呢?这是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正是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正是出于这样崇高的爱国热忱，他才毅然抛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先进的科学研究条件，返回落后的中国，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像邓世昌、华罗庚的例子还有很多举不胜举，然而，那些危害祖国的人也大有人在。

汪精卫—中国现代史上头号大汗奸，当年他与日本军国主义勾结时，觉得自己十分聪明，但他最终还是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死更可耻。爱国的人受到人民的爱戴，将他们的事迹写入历史，永垂不朽。卖国的人受到人民的唾弃。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正气所在。作为一名新世纪的中学生。理想的翅膀应该怎样奋飞?在人生的道路上该怎样迈步?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忘记祖国，一切为了祖国，这就

是我的理想，我的青春。也许，我会进入撒满阳光的教育，向知识的高峰继续攀登;也许，我将成为一名工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增砖添瓦，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售货员，用满腔热情去接待每一位顾客……

明天是美好的,但我们应立足今天，放眼未来，学习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克服困难，让青春在建设祖国的奋斗中闪光，让热血抛洒在前进的道路上，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