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

[摘要]网络舆情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的网络舆情工作中主要存在着以下困境：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带来挑战；官方舆情场和民间舆情场，境外舆情场和境内舆情场存在着分歧；各地区网络舆情工作明显差别，网络舆情立法缺位和人才队伍不足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 篇1：

同时考虑对称博弈与非对称博弈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

摘要：[目的/意义]剖析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与干预，有效抵制负面网络舆情传播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方法/过程]结合演化博弈论与复杂网络理论，同时考虑对称博弈与非对称博弈关系，构建网络舆情的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实验结果，为网络舆情的管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结果/结论]在两类博弈关系中，关键用户与普通用户群体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对于普通网民群体而言，对称博弈关系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影响程度更大;而对于关键用户群体而言，非对称博弈关系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对称博弈;非对称博弈;网络舆情;传播

《2020全球数字报告》显示：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已增长至45.4亿，社交媒体用户突破38亿[1]。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移动终端的普及，在线社交网络已经成为当前网络舆情生成、发酵、传播最活跃的阵地，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网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参与社区互动;企业可以树立品牌形象走近消费者;政府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社情民意。但是考虑到网络舆情传播的迅速性、匿名性、互动性等特点，其也为负面或虚假信息、谣言的传播与扩散创造了条件。如疫情期间，“板蓝根可有效抑制新冠病毒”的谣言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日本核泄漏事件中，“加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的谣言引发的食盐抢购风波等。因此，剖析网络舆情的演化机制，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与干预，对抵制负面网络舆情传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舆情的传播涉及到诸多社会主体，如网民、媒体、政府等，并且其各自存在不同的利益动机，故从各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分配角度出发，利用博弈论可直观地分析各利益主体的决策过程。另外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一个反复学习与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最终达到局部稳定。因此，利用演化博弈论研究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机制，进而寻求对网络舆情传播进行干预与管控的关键点，具备一定的适用性与合理性，也是当前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主流方法[2-3]。

目前，基于演化博弈论的网络舆情研究主要从以下两种路径展开。一类是定性研究[3-5]。这一路径下的研究大多基于传播学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界定参与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主体、阐述参与主体进行博弈等内在动因、分析主体策略选择背后的利益因素等。如结合136个网络舆情传播案例，原光等[4]系统梳理了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从加强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府的应对措施;另外，宋余超等[3]、孟骊超等[5]通过对当前国内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总结了当前网络舆情博弈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炼了未来的可持续研究方向。该类研究为复杂情境下博弈主体的识别、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分析、网络舆情传播应对策略等提供了研究基础。但考虑到其主观性较强，在主体利益分析量化方面缺少一定的依据，限制了研究结论在实践管理中的应用。另一类为定量研究，重点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实验等途径，研究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博弈主体的微观交互，进而揭示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6-15]。相较于定性研究，该类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从研究视角来看，可划分为主体特征的差异性[6-9]、参与主体的多样性[10-13]、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的复杂性[14-15]等方面。

主体特征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博弈主体的理性程度、偏好程度等方面。如张立凡等[6]与郭东伟等[7]分别基于用户的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构建了网络舆情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基于实验结果总结了政府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应对策略;考虑到用户的主观偏好与公平偏好等因素，WenS等[8]與王治莹等[9]分别构建了不同情境下的网络舆情传播模型，并结合案例分析验证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方面，根据博弈主体的数量，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博弈与三方博弈。如针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治理，祁凯等[10]构建了网络媒体与地方政府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了媒体与地方政府的策略演化均衡，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类似地，以社交网络中的谣言传播为研究对象，丁学君等[11]构建了谣言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为了解谣言传播的内在机理、遏制谣言传播扩散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考虑到政府、网民与意见领袖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冯兰萍等[12]提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重点分析了政府不同延迟干预程度下各主体策略的演化过程;针对负面舆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尹珏力等[13]构建了“网民—网媒—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明确了政府对负面舆情传播的关键干预点。网络舆情传播环境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载体以及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外界因素的干预等方面。结合演化博弈论与复杂网络理论，学者们利用网络演化博弈论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陈婷等[14]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引入到无标度网络，分析了主要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通过分析网络舆情在不同空间的演化特点，迟钰雪等[15]提出了一种基于超网络的网络舆情演化模型。该类研究的突出特点为可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涉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并通过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为舆情治理方案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利用演化博弈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深入研究，推动了舆情传播动力学的发展，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通过分析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①当前基于演化博弈对网络舆情传播进行的研究工作，均是单独在对称博弈或非对称博弈情景下的演化博弈模型，而鲜有学者同时考虑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对称与非对称博弈关系;②当前大部分的演化博弈研究未考虑在线社交网络的拓扑结构，利用网络演化博弈论分析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作为网络舆情传播的载体，在线社交网络的拓扑结构对其演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计划结合演化博弈论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同时考虑对称博弈与非对称博弈关系的网络舆情演化模型，识别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关键参数，为网络舆情的传播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1.1经典演化博弈模型

1.1.1问题描述

由于网络舆情传播的即时性、便捷性、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围绕社会某热点事件，网民更倾向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获取相关信息，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观点，参与社区互动等，进而为网络舆情的大范围传播与扩散创造了条件。尤其当网民的常规利益表达缺乏渠道时，互联网则成为网民利益诉求、情绪宣泄甚至是谣言传播的重要途径与平台，如奔驰女车主、特斯拉女车主车顶维权事件等。因此，在线社交网络中的舆情传播主要依赖于用户的传播或转发行为，网民是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另外，在长期演化形成的在线社交网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用户在网络地位上的差异，出现了类似于微博中的“大V”“领域专家”，抖音里的“网红”“流量主播”等一类用户。由于其所掌握的信息量显著异于普通网民的信息量，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往往扮演着“观点领袖”的角色，与普通网民形成了不对等的网络地位关系。如疫情期间，部分网民曲解钟南山院士的“板蓝根颗粒对新冠病毒体外抑制有效”的言论，导致民众疯狂抢购板蓝根。因此，本文将在线社交网络中，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对普通网民的行为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大V”“网红”“专家”等一类用户，称为关键用户群体，将其他用户定义为普通网民群体。

针对社会某一热点事件，用户往往具有不同的观点，进而衍生出不同类型的舆情信息。因此，围绕社会热点事件，本文将客观描述、发表正面言论、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类网络舆情（网民的观点或意见）定义为正面舆情;将发布的负面或不正当言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一类网络舆情（网民的观点或评论）定义为负面舆情。随后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定义用户的行为策略集合为“传播正面舆情”“传播负面舆情”以及“不参与传播”。

1.1.2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在社交网络中，定义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的比例分别为x与y（x+y=1）。在普通网民群体中，选择传播正面舆情策略的人群比例为x1，选择传播负面舆情策略的人群比例为x2，x-x1-x2比例的人群不参与网络舆情的传播;类似地，定义在关键用户群体中选择传播正面舆情策略的人群比例为y1，选择传播负面舆情策略的人群比例为y2，y-y1-y2比例的人群选择不传播网络舆情。

假定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普通网民之间无差异，满足对称博弈关系，根据上述分析，在普通网民之间，定义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αi（i=1，2，…，9）分别对应特定策略组合中前者的收益。如网民Ⅰ在传播正面舆情，而網民Ⅱ在传播负面舆情时，网民Ⅰ的收益为α2。需要注意的是，当网民不参与网络舆情传播过程时，虽然其可能通过获取其他网民传播的信息而取得收益，但相较于其传播行为带来的收益而言非常小，故假定当网民选择不传播策略时，其收益为0，即α7=α8=α9=0。

类似地，假定在线社交网络中关键用户之间无显著差异，定义关键用户之间发生对称博弈时，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βi（i=1，2，…，9）分别对应特定策略组合中前者的收益。如关键用户Ⅰ在传播正面舆情，而关键用户Ⅱ也在传播正面舆情时，关键用户Ⅰ的收益为β1。类似地，当网络中的关键用户选择不传播策略时，假定其收益为0，即β7=β8=β9=0。

而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为两个有差别的群体，二者之间满足非对称博弈关系。定义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两个群体分别选择不同的策略时，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

γ1，δ1（i=1，2，…，9）分别对应特定策略组合中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的收益。如普通网民在传播正面舆情，而关键用户在传播负面舆情时，其各自的收益分别为γ2与δ2。与上述类似，当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选择不传播策略时，其收益为0。定义γ7=γ8=γ9=0;δ3=δ6=δ9=0。

假定在线社交网络中，普通网民群体与关键用户群体之间以均匀混合的方式进行交互，故根据表1～3所列不同策略组合下群体的收益，可得在普通网民群体中，选择传播正面舆情策略用户的收益为：

同理，可以分别得出在关键用户群体中，选择传播正面舆情、选择传播负面舆情、不参与网络舆情传播过程3类用户的收益分别为：

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假定选择某一策略人群比例的调整速度正比于其平均收益超过混合策略平均收益的幅度，则在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两类群体中，选择传播正面（负面）舆情策略人群比例的复制子动态方程可分别表示为：

由上述定义可知，相较于传播舆情而言，普通网民（关键用户）不参与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策略的收益为0，而其他策略下的收益均为非负。故在利益的驱使下，随着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演化，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均会逐渐参与到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在社交网络中选择传播正面或负面舆情，即在稳态中，两类人群的比例参数满足x1+x2=x;y1+y2=y。另外，在网络舆情演化过程稳定后，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中选择各类策略的人群比例不再变。

由式（9）可知，该微分系统的解析解非常难以确定，故本文在下一节尝试借助网络演化博弈求解其数值解，并分析两类群体的策略选择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

1.2网络演化博弈模型

虽然传统的演化博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从微观视角深入了解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网民的策略选择过程，但其个体间均匀混合的假设，与现实中社区用户之间的交互关系具有一定的差距，故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应运而生。

将在线社交网络视为具有特定拓扑结构的复杂网络，网民之间通过微观交互等动力学机制实现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扩散。基于此，本节将结合复杂网络理论与演化博弈理论，采用网络演化博弈论分析社交网络中的网络舆情传播过程。

1.2.1社交网络拓扑结构

作为网络舆情传播的载体，社交网络（如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的拓扑结构对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该结论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16-17]。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线社交网络平台种类迅速增多，但不同网络平台中用户好友的增长机制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如在微博、抖音、Twitter等社交网络平台中，用户之间关系（连接）的建立具备单向认证的特点，即用户A只需对用户B进行关注，二者之间便可以进行信息交互;另外，在该类社交网络中，用户好友的增加往往存在偏好选择，即优先关注社交网络中的明星、公众人物等权威账号。结合爱丁堡大学2019年发布的Facebook的部分网络结构数据（22469个节点，171002条边，度分布如图1所示），其呈现出显著的幂率分布特征，符合预期的理论分析，故选择该部分在线社交网络作为网络舆情传播的载体。

1.2.2网络演化博弈规则

根据前文演化博弈的定义，在引入网络拓扑结构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将交互网络博弈作为网络演化博弈的规则。在该类网络博弈中，网络中每一对相邻节点均进行一个两人博弈，每个节点的收益则为它与所有邻居节点进行两人博弈后所产生的收益之和。因此，在每个网络舆情传播周期结束后，每一名用户体均会在对比自己与邻居用户收益（策略）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步的决策行为。具体而言：

1）计算t时刻每个用户的累计收益。根据表1～3的定义，在某一时刻，根据用户自身的状态以及邻居用户的状态，计算当前时刻用户的累计收益。如在t时刻，对于一个正在传播正面舆情的普通网民用户，其拥有k个邻居节点，其中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的数量分别为kO与kV。在普通网民中，kOp个用户在传播正面舆情，kOn个用户在传播负面舆情，其余用户处于未传播状态;在关键用户中，正面舆情传播者与负面舆情传播者的数量分别为kVp与kVn。因此，该网民当前时刻的收益可表示为：

2）随后，通过比较自身与邻居的收益更新自己的策略。目前常用的策略更新规则包括模仿规则（模仿最优者、模仿优胜者）、配对比较规则以及基于Moran过程的自然选择规则[2]。由于在线社交网络中用户的邻居节点众多（节点的最大度为498），用户难以在规模众多的相邻用户中确定收益最大的邻居，故考虑到用户的有限理性以及在线社交网络的外部因素干扰，本文选择配对比较规则更新用户的策略。在t时刻，用户随机在邻居用户中选择一位邻居，根据彼此的收益，在t+1时刻，模仿对方策略的概率为：

式（11）中，u（t）i与u（t）j代表用户i，j在t时刻的收益;m代表了用户的理性程度：当m→0代表用户完全理性，只会模仿高于自身收益的策略;而随着m的增加，用户的理性程度逐渐降低，模仿低收益策略的概率逐渐增加。

2仿真结果及分析

在上述网络演化博弈规则的基礎上，本部分利用Matlab对演化博弈模型进行仿真实验，模拟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随后，分析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识别影响网络舆情传播趋势的关键参数，并根据实验结果，针对在线社交网络中网络舆情的传播，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在实验初始状态，根据在线社交网络中节点的度，将节点划分为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两类，将节点度前10%的节点定义为关键用户（y=0.1），其余节点定义为普通网民（x=0.9）。随后，在关键用户中，随机选择1%节点处于正面舆情传播状态（y1=0.01），随机选择1%的节点处于负面舆情传播状态（y2=0.01）;在普通网民中，随机选择10%的节点处于正面舆情传播状态（x1=0.1），随机选择10%的节点处于负面舆情传播状态（x2=0.1），其余各实验参数定义如式（12）所示。另外，为了避免实验结果的随机性导致的误差，每次实验独立进行100次，选择100次实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进行分析。

在当前的实验参数设置下，如图2所示实验结果可知，在网络舆情开始传播之后，两类人群均快速参与到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在t=10后，网络中选择不传播策略的用户比例下降至0，符合实验预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负面舆情传播者同时存在，各自围绕非零数值上下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民群体中，负面舆情的传播占据优势，约为60%的人群（x2/x）在传播负面舆情，而正面舆情的传播者比例约为40%;在关键用户群体中，正、负面舆情的传播不分伯仲，两类舆情传播者的数量几乎一致，均在50%上下波动。

为了更好地分析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并且有效地识别出影响网民与关键用户网络舆情传播策略选择的关键参数，接下来将分别分析两类对称博弈关系中，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

2.1对称博弈关系下用户收益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

2.1.1普通网民之间的收益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

本节将重点讨论对称博弈关系中，普通网民之间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在式（12）的基础上分别调整αi∈[0，1]（i=1，2，3，…，6），实验结果如图3所示。

由实验结果可知：

1）随着普通网民之间的相对收益参数（α1、α2、α4、α5）的增加，网络中正、负面舆情传播者的数量呈现出显著的趋向性变化;而随着绝对收益参数（α3、α6）的增加，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趋向性变化。因此可知，普通网民间的相对收益显著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而其之间的绝对收益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较小。究其原因，由图2可知，当网络舆情在社交网络中开始传播后，在经济收益的影响下，普通网民以很快的速度加入传播过程中，选择不传播策略的用户比例逐渐下降为0，故普通网民之间的绝对收益无法显著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

2）普通网民之间的相对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如在图3（a、e）中，随着α1的增加，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正面舆情传播逐渐由绝对劣势演化至占据上风，最终占据绝对优势（α5的变化导致的结果与其相反，不再赘述），故本文将其称为普通网民群体的关键参数;而在图3（b、d）中，随着α2的增加，虽然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正面舆情传播也由劣势逐渐演化为占据优势，但变化幅度要小于关键参数引起的变化幅度，故本文将其称为普通网民群体的次关键参数。

3）随着普通网民群体收益参数的变化，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群体的策略选择变化并不同步，相较于普通网民，关键用户群体策略的变化对普通网民的相对收益参数要求更高。如当α1>0.2时，在普通网民群体中，正面舆情的传播已经占据了优势，而直到α1>0.4，在关键用户群体中，正面舆情的传播才可占据优势，并且这种差距在次关键参数（α2与α4）中更加明显。上述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参数α1、α5与α2、α4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不同的影响力。

2.1.2关键用户之间的收益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

类似地，借助仿真实验，本节将讨论关键用户之间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分别调整βi∈[0，1]（i=1，2，3，…，6），实验结果如图4所示。

由实验结果可知：

1）关键用户之间的相对收益参数（β1、β2、β4、β5）显著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而绝对收益参数（β3、β6）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力度较小。

2）关键用户之间的相对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如在图4（a、e）中，随着β1的增加，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正面舆情传播由绝对劣势逐渐演化至占据上风，尤其当β1>0.7后，正面舆情的传播在社交网络中占据绝对优势，故将其称为关键用户群体的关键参数;而在图4（b，d）中，随着β2的增加，虽然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正面舆情传播也逐渐由劣势演化为占据优势，但变化幅度要小于关键参数引起的变化幅度，故将其称为关键用户群体的次关键参数。

3）随着关键用户群体收益的增加，普通网民群体的策略选择与关键用户群体的策略选择几乎同步变化，即关键用户群体的收益参数可以同步地改变普通网民群体与关键用户群体的网络舆情传播行为。这种现象在实际社会中非常普遍，凭借在社交网络中强大的影响力，关键用户群体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往往扮演着“观点领袖”的角色，其策略选择可以引领社交网络中普通网民的观点与行为策略;反之，少量普通网民的策略选择无法有效地左右关键用户群体的行为，除非大势所趋，社交网络中大量普通网民的观点趋于一致，才可以有效地改变关键用户的策略选择。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分析可知，在对称博弈关系中，网络舆情的传播主要取决于网民群体与关键用户群体之间的相对收益，受双方群体绝对收益的影响微乎其微;另外，在影响网络舆情演化过程的收益参数中，存在关键参数与次关键参数，关键参数的变化可以迅速改变社交网络中正、负面舆情传播的相对优势;最后，关键用户群体的收益参数可以同步地改变两类人群的网络舆情传播行为;而普通网民群体的收益参数无法同步改变两类人群的网络舆情传播行为。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对称博弈关系中的收益参数对社交网络中舆情传播过程影响程度的大小顺序.

2.2非对称博弈关系下利益相关者收益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

由上述实验及分析可知，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主要取决于网民与关键用户之间的相对收益，而受到彼此之间绝对收益的影响较小。故在本节，借助光谱图将重点讨论非对称博弈关系中，双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对收益参数（δi，γi（i=1，2，4，5））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在式（12）的基础上，分别调整δi，γi（i=1，2，4，5）∈[0，1]，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

图5分别展示了非对称博弈关系下，在线社交网络中正面舆情传播者的比例（x1+y1）随普通网民群体与关键用户群体收益参数的变化过程（负面舆情传播者的数量变化趋势与之相反，故不再单独展示，下同）。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知，在非对称博弈关系下：

1）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之间的相对收益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而言，关键用户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具有更强的影响。如在图5（a、d）中，在线社交网络中正面舆情传播者的比例沿着δi的方向存在显著变化，而沿着γi的方向变化不显著。以图5（a）为例，当δ1<0.2，即关键用户选择传播正面舆情策略的收益较低时，即使普通网民群体选择传播正面舆情策略的收益非常高（γ1→1），仍无法有效地促进正面舆情在社交网络大范围传播;反之，当δ1>0.2，即关键用户选择传播正面舆情策略的收益较高时，即使普通网民群体选择传播正面舆情策略的收益非常低（γ1→0），仍可促进正面舆情在社交网络中大范围扩散。

2）关键用户不同策略对应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程度也具有差异性。对比上述4种组合下的实验过程，在图5（a、d）中，δ1与δ5基本统治了在线社交网络中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网络舆情的传播在δ1=0.2（δ5=0.15）前后呈现出不同的传播趋势，但是在δ1∈[0，0.2]、[0.2，1]（δ5∈[0，0.15]、[0.15，1]）两个区间内部，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果几乎一致，随着普通网民群体收益（γ1与γ5）的变化未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而在图5（b～c）中，关键用户的收益参数（δ2与δ4）并未展现出较强的统治力，而是与普通网民的收益参数（γ2与γ4）共同决定了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

結合上述分析可知，在非对称博弈关系中，关键用户的收益参数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普通网民的收益参数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上述两部分的研究结果对管理实践中网络舆情的引导与管控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针对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正面舆情信息，监管主体应该加强宣传，对于在社交网络中积极参与传播的网民给予一定的支持与奖励，如“学习强国”平台中通过转发积极的言论可以赚取积分，进而兑换物质奖励，引导更多的网民积极参与到正面舆情的传播中，促进正能量信息的扩散;而针对在线社交网络中参与负面舆情传播的网民群体，要进行严格惩罚，并将相关情况进行通报与推广，以案例的形式在社交网络中进行传播，引起整个社交网络用户的注意，以起到警示作用。如2019年，网络主播“MC天佑”由于公开在网络中发布低俗信息，国家网信办对其实施跨平台封禁，随后诸多网络主播纷纷修改昵称、主播内容等。另外，在当今的流量社会，在线社交网络中的关键用户群体发布的舆情信息往往能够引起大量粉丝用户的追随，并快速扩散，造成较大规模的社会影响。故监管主体应该重点关注社交网络平台中的关键用户群体，如微博中的“大V”、抖音中的网红主播等用户，通过约谈等方式严格规范其网络行为，防范负面舆情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大范围扩散，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2.3两种博弈关系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程度对比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分析可知，不管是在对称博弈还是非对称博弈关系中，相较于普通网民的收益，关键用户的收益参数均以更高强度影响着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接下来本节将重点对比分析，两类群体两种博弈关系中的收益参数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程度，判断究竟是对称博弈关系还是非对称博弈关系决定了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

首先，在式（12）的基础上，分别定义αi，γi∈[0，1]（i=1，2，4，5），分析普通网民群体两种博弈关系中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6所示。

图6展示了随着普通网民群体两种博弈关系中收益参数的变化，社交网络中正面舆情传播者数量的变化趋势。由实验结果可知，整体而言，在普通网民群体中，两种博弈关系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相较于非对称博弈关系，对称博弈关系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如在图6（a、d）中，普通网民群体的对称博弈参数（α1与α5）基本决定了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而与之相比，非对称博弈参数（γ1与γ5）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随后，分别定义βi，δi∈[0，1]（i=1，2，4，5），分析关键用户群体两种博弈关系中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

由图7可知，整体而言，关键用户群体的两种博弈关系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程度，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而是共同决定了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但是，通过比较实验结果中正面舆情传播者数量发生显著相变的位置发现，相较于对称博弈参数，在线社交网络中网络舆情的传播对非对称博弈参数的变化更加敏感。如在图7（a）中，社交网络中正面舆情传播者的数量随δ1的增加以更快的速度占据了优势，而随β1的增加，正面舆情传播占据优势的速度较慢。同样，在图7（b～d）中，均呈现出类似的变化过程。

综上所述，对于普通网民群体而言，对称博弈关系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影响程度更大;而对于关键用户群体而言，非对称博弈关系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应用演化博弈论研究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时，不能仅考虑普通网民与关键用户的非对称关系，还应该同时考虑普通网民群体之间的对称博弈关系，才能更准确地描述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

3结论

在线社交网络中的网络舆情传播，因其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而受到学术界与管理实践的关注。结合演化博弈论与复杂网络理论，将网络用户划分为普通网民群体与关键用户群体，本文构建了同时考虑对称博弈与非对称博弈关系的网络舆情演化模型，并通过仿真实验识别了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参数，结合实验分析，为网络舆情的管理提出了更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①网络舆情的传播主要取决于两类群体的相对收益，受绝对收益的影响非常小;②在对称博弈关系中，两类人群的收益参数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均存在关键参数与次關键参数;关键用户群体的收益参数可以同步地改变两类人群的网络舆情传播行为;而普通网民群体的收益参数无法同步地改变两类人群的网络舆情传播行为;③在非对称博弈关系中，关键用户的收益参数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普通网民的收益参数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④对于普通网民群体而言，对称博弈关系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影响程度更大;而对于关键用户群体而言，非对称博弈关系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社交网络平台等监管主体积极合理地应对在线社交网络中的舆情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但网络舆情的传播与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本研究为更复杂情景下的网络舆情传播与干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作者：王家坤

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 篇2：

我国网络舆情工作的困境及路径探讨

[摘 要]网络舆情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的网络舆情工作中主要存在着以下困境：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带来挑战；官方舆情场和民间舆情场，境外舆情场和境内舆情场存在着分歧；各地区网络舆情工作明显差别，网络舆情立法缺位和人才队伍不足等。指出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路径，即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工作制度建设；整合信息传播与舆情应对平台；加强网络“意见领袖”的沟通与管理；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工作创新。

[关键词]网络舆情； 困境； 路径

在社会转型期，互联网作为最盛行的“民众思想集中地”，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舆情也随之发展成为社会的一种新主导型舆论场域。当前，网络舆情的走向直接影响着社会重大事态的发展，是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决策领导的重要参考，也是民众获得知情权、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然而，当前我国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正视这些问题，积极探索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路径，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表现

（一）对网络舆情工作认知不足

第一，对网络舆情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舆情工作开始被多次提入国家的重大会议中。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注重网络舆情引导，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党的十八大提到“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2014年2月29日召开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重点强调了网络舆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效、度，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005年我国设立了专门的舆情部门，后来逐渐扩展为网络舆情管理办公室，网络舆情工作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消解当前发展矛盾和社会压力的重要渠道，是捕捉当前社会中的现实民意和利益需求的主要路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此缺乏充分的认识。

第二，“舆情工作就是捂盖子”的认知误区。舆情工作不是“捂盖子”。顾名思义，“捂盖子”是指隐瞒矛盾，想方设法地不让问题暴露，目前“捂盖子”被视为应对舆情的一种“利器”，成为舆情工作中的一大“顽疾”。“流言始于封锁，谣言止于公开”，在舆情工作中的“捂盖子”严重地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不仅降低了官方的信誉度，更容易引发社会混乱，造成社会恐慌。同时，“捂盖子”也模糊了公共事件中的“问责”，尤其是在一些交通事故、矿难事故、官员贪污腐败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当中，谁来为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伤害和后果买单？问责制度将何去何从？所以说，舆情工作不是“捂盖子”，应走出“舆情工作就是捂盖子”的认知误区，将“捂盖子”的恶习渐渐转变为“揭盖子”的思维方式，使我国的网络舆情管理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化、科学化。

第三，将舆情监测和舆情监控混为一谈。舆情监测不等于舆情监控，将舆情监测和舆情监控混为一谈，是我们认知网络舆情时经常出现的错误。舆情监控，是指整合互联网信息采集技术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实现用户的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形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分析结果，为客户全面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而舆情监测是指监视和预测公众的民意，侧重于监视与预测。从二者的目的来看，舆情监控目的是为了监督并控制民意；而舆情监测，则是单纯地监视和预测民意，了解和解读民意，以便为党和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辅助，不涉及到控制方面。从程序和条件来看，舆情监测多侧重于技术方面，一般程序是确定危机预警应对方案、进行全程监测、传达和沟通信息。而舆情监控则必须具备严格的条件，它侧重于“控制”，它的实施主体必须是执法部门，程序必须依照法律部门的规定，执行起来难度较大。从网络舆情的本质来看，舆情只能被监测、只能被掌握和预测；要对其进行控制，既是技术难以达到的，也是对民意的一种侵犯，因此，网络舆情监测并不等于网络舆情监控。

第四，把网络舆情等同于社会舆情。网络舆情不同于社会舆情。首先，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而社会舆情的载体较为丰富，不仅仅包括传统媒体，还包括人们的街谈巷议、口传心教等。因此，它不能完全地反映或者是代表社会民意，这是由它的媒介特性所决定的。其次，二者在社情民意的反映范围上不尽相同。网络舆情的主体只是社会群体的一个小部分，它代表以网民为主的某些社会群体的意思。最后，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网络舆情主要以互联网为主，包括微博、博客、网络社区、新闻跟帖、QQ、人人贴吧等与互联网有关的存在形式，而社会舆情的存在形式较为泛化、随意，除了传统媒体外，还包括街谈巷议等等。

（二）网络舆情工作机制、网络立法及人才队伍培养存在的问题

第一，舆情工作运行机制不能达到“多管齐下”。网络舆情工作运行机制是我们进行舆情管理的重中之重，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网络舆情管理系统中，只有各项具体运行机制科学、有效地运行，处于“多管齐下”的状态中，才能使整个互联网舆情工作顺利进行。

1.网络舆情收集机制不完善。互联网中的信息泛滥与信息爆炸使得网络舆情收集变得尤为复杂。首先，对舆情收集的范围与内容缺乏科学、合理地“把关”。舆情工作中应该重点去收集哪些信息？如何设定收集内容与范围的标准？如何在收集信息时“去伪存真”？这是网络舆情收集机制中所遇到的困惑。其次，网络舆情收集的渠道较为单一。我国当前网络舆情收集在方法上主要集中在最传统、最基础的方法——搜索引擎，对一些资源丰富的渠道并没有充分利用，例如网上问卷调查、博客、微博、网络社区、新闻跟帖、QQ或者MSN以及一些国外网站等，它们可以为舆情收集提供丰富的渠道。

2.网络研判分析机制不完善。网络舆情分析主要是对海量的舆情信息进行筛选、提炼、分析、整合并进行研究而从中得出研究结果的一个过程。由于信息海量，分析时工作量庞大，加之要求具有科学精准的分析方法，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不尽人意。网络舆情分析分散、随意，缺乏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当前网络舆情分析机制中一大难题。在网络舆情的定量分析中，容易出现文本分析、情感分析样本选取的偏差，偏重于主导声音而忽视其他民意，最终导致整合、分析出的网络舆情结果也缺乏真实、客观性；在定性分析当中，容易停留于网络舆情的浅层次方面，单纯地分析网络舆情所产生的表面原因以及所面临的当前问题，缺乏对其深层次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研判探究。

3.网络舆情引导机制不完善。在当前我国网络舆情工作中，正确、高效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引导预备机制，是网络舆情引导机制中的首要问题。网络舆情多发于突发事件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危机意识和舆情引导预备方案，将会使舆情处理变得复杂、无措，产生更大风险。其次，网络舆情引导中应急能力不足，容易错过最佳引导时机。网络舆情与公共突发事件相伴而行，因此对网络舆情的引导直接考验着政府的应变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不难发现，很多时候一遇到公共突发事件和灾难事件，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舆情时，不能在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摆出应急方案，以至于失去主动权和权威性的同时，也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不满。最后，网络舆情工作更注重事后的后续总结工作，总结每一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将会为今后的舆情引导工作逐渐走向成熟、高效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法律规范匮乏，网络立法不完善。法律规范是否完善健全，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立一个科学、正规的网络舆情管理体系，能否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盘点一下目前我国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少，且专业性、针对性较弱。主要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然而，纵观这些法律条文，发现当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性的、全面处理网络舆情的法律条文，可以说网络舆情在网络立法上一直处于空白。因此，应提升网络舆情工作中的法律理念，建立专门性的网络舆情法律法规，对网络立法不断完善，使网络舆情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三，忽视舆情工作队伍的建设，缺乏专业的舆情人员。网络舆情工作人员是社情民意的“观察员”，也是社情民意的“传声筒”。当前我国的网络舆情工作中恰恰缺乏一支强大、专业的舆情工作队伍，这是政府在网络舆情危机应对中的一大困境。表现在：一方面，部分党政部门由于理念偏差，对网络舆情工作队伍的重要性认知不足，未能及时有效地创建一支专业的舆情工作队伍。与专业的舆情工作人员相比，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为思想政治方面的人员，缺乏公关知识和舆情应对意识。另一方面，缺乏专业舆情人员培养体系，忽略对专业舆情人员的培养。

（三）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带来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3G和4G网络覆盖着越来越多的人群，同时，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移动互联网正高速渗透到中国社会人群中。《2014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统计报告》显示，[1]截至2014年6月，中国移动互联网网民达到6.86亿。其中，48%移动互联网用户每天使用移动互联网时长为1-4小时；84%移动互联网用户在晚上使用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兴起将“大数据”带入新的征程。

第一，移动互联网成为网络舆情的新信源。移动互联网在给人们日常生活信息交流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舆情传播提供了快速传播的新途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称：以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移动互联网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开始成为新信源，影响舆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统计，2014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2 .75亿，较2013年底减少543万；手机微博用户数1 .89亿，下降794万，使用率为35.8%。而以微信等为代表的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用户数却高达4.59亿，比2013年底增加2842万 ，使用率高达87%。越来越多的网友从微博的公众意见平台，转向更为私人化的微信朋友圈、陌陌等APP端，用户呈现显性的分流趋向。个性化、视频化、本地化和社交化四个维度拥抱正在发生的移动媒体革命，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移动端的传播模式兴起，给传统的舆情监测方式带来了新的课题。

第二，舆情传播的不确定性，舆情监测陷入盲区。在以往以传统媒体、BBS论坛，我们往往可以容易锁定舆情源头与传播路径，在事态进一步发展之前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并进行及时的干预。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工具，信息传播形式相对隐蔽，互动率相应也较高，因此，通过平台与渠道监控舆情源头的传统监测模式已被颠覆。APP移动端的发展，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传播渠道上，多是基于熟人关系的相对私密化的“圈子传播”，这类新媒介场域，一般的监测手段“触手难及”，极容易成为舆情监测的“盲区”。对于舆情引导的工作而言，最大的瓶颈莫过于“不知道舆情源头在哪”、“舆论是什么样子”、“谁是传播的主体”等等。如果没有对这种新媒介确切的监测把握，那么在舆情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危机应对方案，从而错过舆情应对的最佳时机。

第三，海量信息，舆情“大数据”分析难度加大。据统计，中国网民每天发布和转发微博信息达2.5亿条，每天发送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信息超过200亿条，[2]网民每天通过各类网络论坛、网络新闻、博客/个人空间、社交网站、网络视频、微博、即时通信等互联网平台发表言论，海量信息“爆炸式”呈现出来。“信息超载”之下，一方面迫使更多的人群不得不更为主观地从海量的信息中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信息量庞大、类型多元、价值密度低、速度快、时效高的大数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毋庸讳言，舆情工作正面临着大数据的挑战：如何实现跨平台舆情监测，从凌乱纷繁信息中挖掘有效舆情信息，成为许多舆情工作者必须面临的新问题。

（四） 不同舆论场存在较大分歧

第一，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相互对立依存。官方舆论场主要的发声主体是以党媒为主的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传统媒体，民间舆论场主体则以自媒体为中坚力量。社交工具的多样化推动了民间舆论场的快速发展，有了微博、微信、论坛等公众平台的承载，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权正在渐渐赶超官方舆论场，甚至某些特殊事件，可以“倒逼”官方舆论场的舆论生态。官方舆论场重视大政方针层面的宏观事务，而民间舆论场更多的是关注与民生戚戚相关的问题，双方在关注点上存在分歧。其次，两个舆论场舆论的真实性各有差别。对于一起舆情事件的解读和背后真相的挖掘，两个舆论场的真实性各有差别。例如网络反腐类舆情，在案件尚未公布之时，网络上就已经开始流传涉案人的违法违规信息，或传言已被调查。然而在此时，很多涉事单位对其回应基本都称之为网络谣言，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封堵。但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当初被称之为谣言的信息最后却成为真相。当前，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差异是造成社会撕裂的最主要原因。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塑造社会共识将是长期的过程，也是严峻的考验。

第二，境外舆论场与境内舆论场。一方面，境外舆论场具有明显偏见。由于中西价值观的差异，境外舆论场对于境内舆论场带有攻击性和仇视性，对于国内的政治生态以及民生问题往往带有明显的价值偏见；另一方面，境外舆论场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由于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加之境内民间舆论场的散乱和易于被境外舆论场的控制，使得境内舆论场在国际舞台上有时不能够发挥主流作用，只能被动地对境外舆论场的质疑进行反驳和辩解，不能够真正形成影响境外舆论场的舆情生态。

（五）各区域网络舆情工作差距明显

1.我国东部地区舆情机制建设较为健全，舆情应对及时，而中西部地区舆情机制相对滞后。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13年底，中国共有八个省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天津、辽宁、江苏）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了50%。同时，东部地区一些地方政府率先在网络上展开网络舆情工作，通过与网民的互动成功打通两个舆论场，为地方政府塑造了良好形象。如江苏省镇江市，他们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举办“网上居委会”活动，实施“网络幸福工程”，构筑镇江市网络幸福体系。通过系列与民沟通互动的行动来不断丰富网络问政的内涵，提升了镇江市政府的执政水平。报告显示，西部地区（新疆、宁夏、陕西、甘肃、青海、重庆、四川、西藏、广西、贵州、云南）互联网普及率为40.36%，低于全国45.8%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共有网民1.4015亿，占全国网民基数的22.7%，其中网民超千万人数的省份有四川、广西、云南、重庆、贵州、新疆六个省份，其余皆为百万人数，青海、宁夏、西藏更是在300万以下。可以看出，整体上西部地区网络发展仍然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网络发展缓慢，网民较少。一些地方官员不懂网络，不触碰网络，缺乏网络舆情素养，网络舆情工作处于无序的状态。

2.县级舆情多发、频发，舆情工作相对省市级较为落后。相对于我国各省、市党政机关在网络舆情应对工作中较为成熟的经验而言，各县级党政机关的网络舆情工作则较为落后。表现为很多县级政府只是把网络舆情工作粗略划分在宣传部、公安局名下，未建立专门的舆情队伍，很多舆情事件牵涉多个行政部门，而进行处置应对的往往只有宣传部门，网络舆情管理工作较为混乱。

3.村级舆情管理工作基本处于空白。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常出现一些土地纠纷问题，当村民从村委会那里得不到公正裁决或合理诉求时，便向镇、县级政府部门上访。“上访不如上网”，这是最近几年开始流行的说法，在农民网络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下，很多纠纷涉事人直接在网络上发帖进行维权。例如在天涯社区的百姓声音版块，沉积着大量来自农村村民的维权网贴，网贴充斥着各种身份证信息、血手印、横幅和维权“诉状”。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类维权贴文鲜有人关注。在官方层面，村镇级行政单位对此类舆情多持漠视态度，然而在管理空白的背后，却有十分活跃的农村舆情。

4.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工作存在难点。第一，民族区域舆情工作具有特殊性。鲜明的地域性、多民族宗教和多元文化是民族地区的显著特征，所以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的源头除了有公共安全、自然灾害、民生等事件以外，还包含着民族、宗教因素，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紧密联系，有的还与国际问题相交叉。网络舆情如处理不恰当、不及时就容易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实已经证明，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网络舆情，发酵时间短、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大、事态管控难度高、民族关系破坏深、政府负面影响大的特点日益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第二，民族区域舆情传播具有多元性。在传播主体上，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宗教各异，文化丰富，55个少数民族的受众都可以是网络舆情的传播者和参与者，其传播主体和参与主体较为丰富；在传播方式上，可以是电话、音视频的电视传播，还可以是论坛、QQ、微博、微信的网络传播，甚至还有境外组织参与的跨国传播，传播方式、载体较为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正在成为境内外“三股势力”宣扬异端思想、传播暴恐材料的新平台，在境外网站上发布的暴恐音视频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同时，“三股势力”还借助网络散布谣言，煽动民族仇恨，攻击中国政府。如2010年网上不断有人传播“艾滋病扎针”、“新疆羊肉有病”等谣言信息，其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慌，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第三，民族区域舆情监控具有复杂性。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导致舆情监控的难度加大。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011年统计，目前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建站的网站共有400多个，主要为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彝、壮、傣文等十多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其中维吾尔语言网站和藏文网站占绝大多数。然而针对这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网络舆情，我们却没有一套成熟的监测工具。目前，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网络舆情的监测相对滞后，很多舆情机构对少数民族语言舆情的监测依旧是以人工检索为主，暂时还不能做到大数据搜索、智能分析以及及时监测等服务。因研究水平总体落后，舆情管理部门还尚未有成熟的监测系统对含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监测和研判。

二、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路径探析

（一）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工作相关制度

第一、网络空间管理需逐步走向法治化治理。2014年4月13日，公安部门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8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规范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有关部门将继续加大网络治理的力度，这要求加快相关立法工作，特别是在依法治理网络空间、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等法律法规上迈出新的步伐。

第二、健全各地政府舆情工作机制。1、加强领导，明确任务，将舆情信息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舆情工作要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能，纳入工作日程，不断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当前，国内一些政府机关相继成了“网络舆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以及相应的舆情工作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划分职责，配备专职人员，这对推进舆情工作的常态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2、理顺关系，整合政府内部舆情工作资源。进一步整合优化舆情信息收集与反馈网络，打造政府舆情工作联动机制。一方面，要加快打通省-市-县-乡镇上下级舆情工作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舆情信息反馈的纵向互通，另一方面，着力衔接起本级政府各个系统、各个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实现舆情信息的横向互通， 使舆情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各个环节，构建起覆盖全面、无死角的舆情工作整体局面，形成舆情监测与应对的工作合力。3、建立健全舆情工作机制、舆情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科学合理、运转灵活的舆情监测与反馈机制，一方面，针对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按照涉及范围、性质、传播广度、影响程度等参考指标，提早制定完善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掌握网络舆情应对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形成对互联网的全天候动态监测机制，做到时时有人监测、有人回应的常态。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专业化的舆情工作队伍。一方面，多渠道引进舆情专业人员，优化现有工作人员结构；另一方面要对现有人员加强网络舆情收集、分析、研判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不断提升舆情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

（二）整合信息传播与舆情应对平台

第一、进一步强化舆情内参专报途径。当前，一些从事舆情工作的人员不深入网络舆论场，对舆情信息停留在简单的“复制”，有的坐在办公室想当然地“编”信息，有的在那里“等”信息，有的从别人那里或从网上“抄”信息，这样的信息粗放汇总当然就没有什么质量。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工作评比奖励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舆情内参的质量与分量。同时，要围绕互联网舆论场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和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定期与不定期形成一批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建议的专题舆情分析报告，不断提高对网络舆情的深度把握能力。第二、加快布局微博、微信公共平台。如何在新的互联网发展环境下，更加有效发挥政务微博微信的作用，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将成为政务部门抢占新媒体平台的关键。为了将良好的政务信息公开平台持续有效地运行下去，实现政府追求的“亲民化、便民化、高效化”目标，政府必须对政务微博微信有一个理性的发展定位及长远的顶层设计，政务微博发布状态无序，运营不良、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需解决。

（三）加强网络“意见领袖”的沟通与管理

第一、加强对微博意见领袖的身份管理。目前微博意见领袖的身份认证存在一定的乱象，一些意见领袖没有使用实名制，许多网民并不知道其本人真实身份。建议将粉丝数或单条微博平均转评数超过一定数量的网络个体账号，采取“特殊”政策，必须账号前台执行实名制。第二、强化底线意识，依法治理。依法加强对微博意见领袖违法、违规言论的管理。此外，应加大力度打击谋利型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水军、网络公关是网络上的灰色地带。如今，一些“网络水军”已渗透到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从论坛、博客到QQ群、邮件组再到微博，无处不在。对于由网络水军包装出来的网络红人，如果话题仅限于娱乐、生活，可以淡化处理，但有必要对其进行正面引导。有些网络“意见领袖”还刻意制造涉官、涉富、涉权等事件，以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掌控以网络推手为代表的网络水军群体发展态势及其行为方式。第三、引导网络意见领袖弘扬主流价值观。既要进一步鼓励广大党政干部在网络上积极发声，更要从“规模”建设向“质量”构造转型，充当政府和广大网民之间“舆情调节阀”的角色。

（四）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工作创新

第一、转变理念——由“被动灭火”转变为“主动应对”。 我国当前的舆情工作缺乏主动应对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消极的“被动灭火”。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一旦爆发，封锁消息、删帖子的“捂盖子模式”；无动于衷、任凭摆布的“绵羊模式”；回避问题、视而不见的“逃避模式”都一涌而来，使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工作陷入了困境。

第二、快速反应——引进“4小时”黄金回应法则。反应迟钝，错过最佳引导时机是我国当前舆情工作中的一大弊病。事实上，谁赢得了突发事件真实信息发布的时效性，谁就在舆情应对中赢得了主动地位。应将传统的“24小时”回应法则转变为“4小时”黄金回应法则，提高突发事件中信息发布的及时性。“黄金4小时”是指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的反应、发声、处理问题的时间应在四小时以内，它主要锁定于新媒体场域，例如运用微博、博客、网络社区、QQ、微信等通道，在四小时内对舆情问题作出回应与处理。

第三、统一口径，避免“多方回应、多种声音”。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一旦发生后，政府应保持各个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确保发布信息时口径一致，避免出现多方回应，口径冲突。政府各部门对事件的观点看法应达到真实统一，避免多种观点所带来的舆论混乱；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新闻发言人来表达政府的声音，政府的态度、立场和意见都通过统一的新闻发言人来传达，做到“一个声音”。

第四、建立广泛的合作机制。1、各级、各地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各地政府应该积极互动，进行信息沟通与交流，保持“一个声音”，避免口径冲突，提高政府在舆情工作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2、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应在第一时间与媒体进行沟通，将真实信息告知媒体，邀请各大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对事件的进展跟进报道。3、加强与相关专家学者的合作，发挥其释疑解惑、排忧解难的作用。

第五、建立并完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相关机制。1、建立完整的突发事件舆情事前预警防范机制。这种机制一般包括网络舆情工作预案、舆情引导流程、舆情应对组织机构、不同时间段舆情应对的不同规划，具体可以细化到舆情的收集机制、舆情的分析和研判机制等流程当中。2、建立完整的事中应对机制。提前准备好“怎么做”是网络舆情工作中的必要之举，尤其是在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及食品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中，“怎么应对”成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3、建立完整的善后机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善后工作往往是政府最容易忽视的一部分。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一般都是经历了初期的酝酿，中期的爆发和高潮后逐渐开始消散。然而，其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舆情的淡出而淡出我们的社会，它仍然在无形中影响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政府应重视网络舆情的善后工作，一方面，事后政府应认真地进行民意评估，深入了解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关注民意修复和公众心理，满足群众在善后工作中的信息需求，重新建构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例如，可以通过微博发布正面信息，传递正能量，消除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易观国际.2014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统计报告[EB/OL]http：//www.eguan.cn.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责任编辑：悠 然）

作者：王秀丽

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 篇3：

网络舆情的知识网络结构、趋势与演化分析

〔摘 要〕以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文献为分析对象，基于共词网络分析法，对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整理了该学科研究机构和作者的相关合作关系，并分阶段对网络舆情共词网络结构进行研究，通过学科知识网络可视化，展示了国内外网络舆情各阶段的研究热点和演化情况，最后将国外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内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存在一定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国内应加强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积极与其他学科结合，努力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促进网络舆情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网络舆情；共词网络；知识网络；知识结构；文献计量；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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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internet public opinion；co-word network；knowledge network；knowledge structure；bibliometric；visualization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总量截至2015年6月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其中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和通讯的占网民总体的90%以上，是以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载体之一，其地位与作用变得愈发重要。目前网络舆情的研究如曾润喜[1]、曹荣[2]、付业勤[3]等人将网络舆情的研究现状和主要研究热点进行了回顾总结，梁春阳[4]、董志宏[5]和季丹[6]等人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国内网络舆情学术研究完成了全景式的计量分析，杨建华[7]等人通过数学建模的方式对我国网络舆情领域的文献增长规律做了计量研究，但大多停留在主观的文献研究阶段，未能从整体宏观的视角来研究网络舆情的知识结构和演化分析。

知识网络的概念最初由Beckmann在研究知识网络的经济模型时提出[8]，在1999年美国科学基金会的与知识网络有关研究课题中明确地定义了知识网络，即知识网络是一个可以提供信息、知识等利用的社会网络[9]。而作为知识网络的一个分支，学科知识网络是由学科知识元素构成的知识节点，以及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组成的边或者链所构成的网络状知识体系[10]，是以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可以适用于研究学科知识网络的。近几年，学科知识网络的研究多是使用如国内的CNKI、CSSCI、中文核心等数据库，国外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采集数据信息进而建立某一特定学科的知识网络进行分析，如数字图书馆知识网络[11]、创新管理知识网络[12]、图书馆与情报学领域的知识网络[13]、国际科学学知识网络[14]等学科领域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多是基于国内的中文数据库或者国外的英文数据库中的一种进行某一特定学科的知识网络分析，并没有将某一学科结合两种数据库的数据信息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因此本文对于网络舆情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结合国内外期刊中的关键词进行知识网络比较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参考。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结合国内外网络舆情论文的文献分布情况，将国内外网络舆情发展现状分别进行阶段划分和分阶段对比分析，通过绘制不同阶段的网络舆情学科知识网络来展示不同阶段的国内外网络舆情发展状况和演化趋势以及研究热点，并以此进行国内外网络舆情学科知识网络的对比分析，进一步展示不同阶段中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的知识网络结构以及学科特征，从而为国内以后网络舆情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于学科知识网络的比较分析本文遵循以下程序：

（1）选取研究领域主题词并收集题录信息：关于国内外文献的检索，本文选取收录国内期刊和硕博士学术论文最多的中国知网CNKI为国内文献检索文献数据库，以及国外涵盖SCI、A&HCI和SSCI三大引文数据库的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数据库为国外文献检索数据库。

（2）数据收集与预处理：文献题录信息收集之后，需要将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整理和清洗工作，主要包括提取高频关键词、提出和合并无效关键词。

（3）学科发展阶段的判定：根据国内外该学科领域的文献数量增长情况进行文献增长拟合分析，然后利用普莱斯文献增长理论判断该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阶段判定。

（4）学科知识网络分析阶段的比较分析：根据第（3）步中关于该学科领域在国内外不同的发展阶段，利用共词网络分析进行分阶段的知识网络比较分析。

其中主要使用到的方法与理论如下：

（1）共词网络分析法

共词网络分析通过统计不同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来标识其关联度，共现次数越多，两个词的关系越紧密，选择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来揭示学科知识网络结构特征，以及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规律。

对于共词网络而言，不同节点之间的距离代表了关键词之间的语义相关疏离程度。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语义相关度越低，越不可能共现；距离越近，关键词之间语义相关度越大，共现的机会也越大。

（2）普赖斯文献增长理论

文献计量学发起者普赖斯（D.S.Price）通过对各种科学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科技文献增长的四阶段理论[15]：

兴起阶段：学科刚兴起，论文发表数量相对较少且增长不稳定，很难使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快速发展阶段：学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理论越来越丰富，论文发表数量急剧增加，比较符合指数增长规律。

成果丰富阶段：学科理论越来越成熟，论文增长数量变得缓慢并日渐成线性增长的状态，即仅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量。

成熟阶段：伴随着理论愈加成熟，论文增长量渐渐变少，曲线基本与坐标横轴平行或保持小幅度上下振荡。

1.2 数据的选取与统计分析

本文将网络舆情学科的发展状况运用知识网络进行可视化，并且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不同的样本集进行比较分析，这在以往的知识网络分析中并不多见，而由于国内外的网络舆情学科发展情况有所差异，因此查阅大量文献后，本文拟采取这样的检索方式。

在收集国内网络舆情学术成果时，本文选取知网CNKI的中文核心数据库为检索资源，以“网络舆情”为检索主题词进行检索。在收集国外文献时，本文选取了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Online Public Opinion”和“Internet Public Opinion”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最终，本文获得中文文献2003-2015年12月31日共计2 193篇，外文文献1991-2015年12月31日共计1 074篇。

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检索成果，本文做了如下限制：一是剔除了会议报道、稿件征集等文献，以保证研究的可信性；二是剔除了没有作者或没有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以保证进一步利用关键词进行知识网络分析；最后剔除了一稿多投的文献，以避免影响分析结果。

将国内外网络舆情文献数量进行图表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国内外网络舆情的发展情况，根据图1和图2可以看出，网络舆情在国内外均处于学科快速发展阶段。为了能够很好地拟合出国内外网路舆情论文数量增长情况，本文使用SPSS进行了多次拟合，发现增长曲线拟合的拟合度较高，国内外均在90%以上，国内增长曲线为y=e-1230+0.614x（R2=0.902），国外增长曲线为y=e（-320.498+0.162x）（R2=0.929）。通过增长曲线可以看出虽然国内起步较晚，但是国内增长速度很快，在短短几年的发展中国内网络舆情论文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国外。

2 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现状与特征分析

2.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作者是研究的主体，因此通过对国内外网络舆情领域研究论文的作者分析，可以初步有效地从研究主体角度看出国内外网络舆情领域研究的现状。根据检索到的国内外网络舆情作者数量，其中国内作者有2 748位，国外有3 044位，在此之中国内论文发表数量前五位的是兰月新（36篇）、陈福集（32篇）、曾润喜（28篇）、王国华（24篇）和东鸟（22篇），国外论文数量前五位的是Liu Y（9篇）、Brossard D（8篇）、Wojcieszak M（7篇）、Guo L（6篇）和Scheufele Da（6篇）。为了能够更完整的反映出国内外网络舆情领域论文合作网络的情况，因此本文选取了国内外论文发表数量在2篇以上的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国内外网络舆情论文合作网络中，均存在团体性组织，而国内与国外的团体比较而言相对稀疏。从合作规模来看，国内的论文合作团体多数是以2人或者3人为主，而国外存在50人以上的合作团体，这更有利于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国内的网络舆情研究学者，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学术资源的交流和学术合作活动，增强学术视野、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探索新的研究角度，进一步推动网络舆情的学科发展。

2.2 研究机构合著网络分析

研究机构同样是研究学科知识图谱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观察网络舆情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机构合著情况可以有效地观察出网路舆情研究在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重视情况以及学科的发展现状。从检索的国内外论文所属研究机构来看，国内发表论文在10篇以上的有14个，其中前五名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69篇）、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41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35篇）、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33篇）和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篇）。而相反国外仅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发表论文6篇，其余的研究机构均在2篇以下。本文选取了国内外发表论文在2篇以上的研究机构进行机构间的论文合作网络分析，根据图5和图6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图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机构多数是以2～4个机构之间进行合作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很少有跨地区合作的情况，而国外则很明显的存在一个跨机构跨地区的合作团体，这种团体合作机制对于网络舆情研究的促进和推进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3 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热点分阶段可视化分分析

知识网络的节点是文献中的关键词，通过节点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地观察出代表各个知识单元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因为学术文献过多，直接通过各个文献将学科知识网络进行呈现和分析的难度过大，并且想要准确的描述每篇文献的知识节点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只能通过使用关键词来进行替代，通过展现关键词之间的网络结构关系，便可以清晰地将学科的知识节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以方便以后的学者们对学科知识网络的演化情况进行更准确的分析。

本文假设文献的数量反映了学科的发展情况，根据普赖斯文献增长理论将网络舆情在国内外的研究划分为几个阶段分别进行研究，这样可以通过观察各个阶段的知识网络清晰地观察各个阶段的网络舆情发展情况，同样也利于针对各个阶段的网络舆情在国内外的研究热点的演化进行研究。根据上文中的数据统计结果以及拟合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外网络舆情均处于学科快速发展时期即第二阶段，本文将对国内外分别进行两阶段的划分研究，其中国内网络舆情学科兴起阶段和学科快速发展阶段为：2003-2009年和2010-2015年，国外这两个阶段为1991-2004年和2005-2015年。

3.1 国内外研究热点共同性及差异性分析

本文为了能准确地了解各阶段网络舆情的热点演化及热点之间的关系，针对每个阶段前50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并将它们之间的共词网络可视化，因为各个阶段都有很多相同的高频关键词以及各个阶段特有的新的关键词，因此本文先将各个阶段相同的关键词和新兴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并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呈现，其中各个关键词的位置是按照词频大小进行排序的，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根据国内外网络舆情总体热门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是围绕“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意见领袖”、“微博”、“高校”、“舆情分析”、“舆情信息”、“新媒体”、“舆论场”、“群体性事件”、“电子政务”等热点进行研究的，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舆情的管理、分析以及实证研究领域；而国外网络舆情的研究兴起比较早，其总体的研究热点是：“公众舆论”、“互联网”、“社交媒体”、“社交网络”、“Twitter”、“中国”、“调查”、“态度”、“公共卫生”、“气候变化”、“欧盟”、“舆论动态”等，从结果可以看出国外网络舆情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交网络的研究，并且比较关注的实证更加明确如“中国”、“气候”和“欧盟”等。

除了上述国内外网络舆情总体研究热点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各个阶段中国内外网络舆情的潜在研究热点：

在网络舆情兴起阶段中：国内的潜在研究热点有“网络文化建设”、“舆论”、“中国”、“特点”、“文本聚类”、“影响”、“网站编辑”、“危机干预”、“躲猫猫”、“危机预警”等；国外潜在研究热点有“网络媒体”、“PDF”、“在线问卷调查”、“精神障碍”、“社会资本”、“参与研究”、“实践管理”、“政党”、“万维网”、“公益广告”等。

在网络舆情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内潜在研究热点有“引导策略”、“社交媒体”、“媒体时代”、“传播力”、“复杂网络”、“网络热点”、“人民群众”、“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舆论生态”、“社会化媒体”等；国外潜在研究热点有“机器学习”、“养护”、“意见领袖”、“社区”、“复杂网络”、“趋同”、“分歧”、“媒体的影响”、“印度”、“公共政策”等。

从上述这些研究热点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网络舆情在国内外的兴起阶段中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与实证紧密结合。在快速发展阶段中理论也都在进行不断的完善，国内更加侧重于网络舆情的监督和预警，而国外更侧重于分析网络舆情的影响研究，并且在此阶段中，国内外都将网络舆情更深入地与实证和新闻事件相结合进行研究，并且国内外网络舆情的研究方法都趋向于多样化，如将统计学、社会网络分析和数据挖掘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网络舆情的研究中，从而促进了网络舆情学科的发展。

3.2 分阶段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3.2.1 网络舆情兴起阶段

（1）国内2003-2008年

国内网络舆情兴起阶段（2003-2008年）可视化分析如图7所示。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起始时间较晚，这一阶段国外网络舆情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国内很多研究理论和方法都借鉴了国外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所以国内研究起点较高，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网络舆情的理论研究领域，与之紧密相连的关键词有“舆情信息”、“舆情分析”、“社会事件”、“网络媒介”、“社会舆情”、“舆情研究”等关键词形成的子网，这些关键词反映了此时的研究更加侧重于网络舆情的信息分析和理论研究，此时众多学者期望能够将网络舆情的相关理论定义更加清晰地进行界定，以便进行准确的舆情信息分析。而此时另一个研究热点便是“舆论领袖”，与之紧密联系的关键词有“把关人”、“公众情绪”、“社会政治态度”、“传播机制”、“表达观点”、“沉默的螺旋”等，这表明此时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较早的关注到了网络舆情的研究，他们更多的是从舆论领袖和与之相关的舆论传播机制和功能效果等角度进行网络舆情的理论研究，而其他的如“高校”、“躲猫猫”、“网络思政教育”、“舆论引导”等关键词表明此时公共管理和高校工作者也都纷纷参与到了网络舆情的研究之中。

（2）国外1991-2004年

这一阶段中，国外网络舆情正处于兴起阶段，因此文献数量较少，所以关键词仅仅选取了出现超过2次以上42个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在这一阶段中，主要的研究热点网络舆情的相关理论基础研究如“Internet”、“attitude”、“public opinion”，与之相关联的关键词有“prevention”、“physician”、“knowledge”、“depression”、“television”等这反映出了此时传统媒体时期的舆情研究已经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逐渐转向互联网中的舆情研究。而此时另一个研究热点领域是网络舆情管理，与之相关的关键词是“risk perception”、“deliberative democracy”、“public participation”、“risk communication”等，这反映出此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传播影响力和风险评测。

3.2.2 网络舆情快速发展阶段

（1）国内2009-2015年

这一时期国内的网络舆情关键词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研究区域以及一些比较分散的小规模区域，在主要的研究区域中几乎包含了大部分的高频关键词如“网络舆情”、“意见领袖”、“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网络谣言”、“热点事件”、“社会舆情”、“舆情研究”、“舆论场”、“新媒体”、“虚拟社会”、“电子政务”、“微博”、“高校”、“突发事件”等，这反映出网络舆情的研究热点逐渐得到融合，同时也体现了在此时期研究热点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可以从中看出越来越多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并且投身于网络舆情的研究之中，并且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如“复杂网络”、“社会网络分析”、“情感分析”、“应急管理”和“系统动力学”等新兴的关键词，这体现了在此阶段中网络舆情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的多样化。

（2）国外2005-2015年

这一时期国外网络舆情的研究与之前的兴起阶段有了很大的不同，高频关键词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更加集中，形成了3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一个是社交网络媒体，与之相关的关键词有“social network”、“public opinion”、“Twitter”、“mass media”、“China”、“Facebook”、“public attitudes”等，这反映出在此阶段中，网络舆情主要集中在针对社交网络媒体中进行实证研究，并且主要集中在Twitter和Facebook，而且此时的研究角度更加多样化。而另一个研究领域是新闻传播领域，与之相关的关键词有“social media”、“communication”、“social influence”、“opinion leader”、“discrimination”等，说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参与到网络舆情的研究中，并且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研究力量。除此之外近年来网络舆情的技术手段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情感分析和舆情仿真与预警等技术手段应用到了网络舆情的研究之中，其中比较热门的关键词有“participation”、“behavior”、“opinion mining”、“framing”、“sentiment mining”、“data mining”等。

4 结 论

本文选取国内CNKI中文核心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的网络舆情论文作为国内外网络舆情的研究对象，针对论文中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和知识网络分析，通过对国内外网络舆情从兴起阶段到快速发展阶段的分阶段对比分析，探寻出了国内外网络舆情的知识网络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且对网络舆情的研究热点演化情况进行了分析，为今后的网络舆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参考。

（1）根据国内外文献数量统计结果可以得知，国内网络舆情研究较国外起步晚，但是发展更为迅速，在2008年之后国内论文增长速度远超过国外，但是论文协作方面国内相较国外稍显不足，因此国内网络舆情在资源交流和推广方面有待加强。

（2）通过针对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作者共现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在这两方面的共现分析网络的网络密度和网络连通性方面均不如国外，这很难使得一些学者在研究资源和研究进展方面得到有效的沟通和合作，也无法使得一些机构或者作者成为网络的核心，因此国内在网络舆情的研究机构合作者沟通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3）在研究主题方面，通过针对国内外研究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舆情的研究主题逐渐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国内外均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部分的关键词之间都有很紧密的联系。并且，国内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网络舆情的应用分析和舆情管理方面，而国外则更加注重于技术性的研究。

（4）通过针对国内外网络舆情文献分阶段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不同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热门研究领域，但是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网络舆情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逐渐体现出从分散到融合的趋势，但是国内与国外在研究主题和研究特色方面都有所不同，国内更加侧重于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而国外更加侧重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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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忠 胡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