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工的实习报告

报告具有汇报性、陈述性的特点，只有按照报告的格式，正确编写报告，报告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在写报告的时候，应该如何写才能突出的重要性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车工的实习报告精选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车工的实习报告1

从大二开始，我就不再流连于校园里的时光。尽管和京城媒体圈这个毁人不倦的染缸相比，南开大学里的每一帧图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干净、纯粹。

XX年9月11日，过去三年里我难以忘怀的一天。早上有课，我和同学在教室里百无聊赖地恭候任课老师大驾光临，如常地闲扯、嬉笑，直到学习委员过来，不动声色地把我拉了出去：“上学期你的政治经济学挂掉了。”而那年，在不考虑这门意外的情况下，我本可以尝试着伸手碰碰那份被世俗而盲目地夸张为大学生涯价值评判标准的奖学金。

于是，那天也成为我这21年来最不堪回首的中秋节。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极力避免在陌生人面前提起那次沉痛的打击，但今天想来，我依然难以想象，自己曾经如何在那样的心理高压中度过漫长的18个小时，直到凌晨才在惴惴不安中精疲力竭地睡去。

此后我尝试着用成绩来弥补犯下的过错。我辞去了校内一些看起来颇有“晋升潜力”却实际上毫无意义的职位，开始安心地做那些符合传统高校价值观的事情——上课、念书、做习题，然后再进入下一轮枯燥的循环。是的，尽管我对这样了无生趣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但至少还是从颇为可喜的习题正确率里聊以自慰地找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成就感。

但在期末考卷下发后的一分钟里，我意识到了这半年已全然枉费。和复旦习题集里那些妙趣横生的案例题型相比，我们依然在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试方法，用对课本词条和段落文字的强记程度来衡量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不得不承认，对于我这样从小就不能完整连贯地背诵《》和《》的理科生而言，要强迫自己去匹配身处的这套价值评估体系未免过于理想而极端。

索性，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决定做自己喜欢做的和该做的事情。我没有让大一的惨剧重演，但我也没有再对来自校方的奖励寄予过任何期望，成绩不高不低，算是能向家里交得了差。同时，我开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报杂志，写自己喜欢写的文字，想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XX年4月3日，我开始写自己的blog，简而言之，就是网络日志。一年之后，哈佛大学传媒中心的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开始写blog？(Why did you start blogging?)”“因为可以与朋友或陌生人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想法( ‘Cuz I could share my ideas with friends and strangers online.)”是的，动机只是如此简单。

和所有人一样，我开始在那块空间上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顺便贴上随手拍到的图片。在现在看来，内容显得粗糙而随意，但托自幼成长于出版大院的福，文字还算是简单易读，版式和图片的选取也算是不过不失——尽管我总是付之一笑，但很多好友总是向我提及：“当时总觉得你会去做媒体”。

人生中的许多选择总是令人费解，同时又显得顺理成章。第一次去《经济观察报》开选题会，王晶问我，“学金融的怎么跑来做记者了？”“我看了四年经观了，品牌依赖太强。而且至少做的是财经记者，也不算把专业全给扔了吧。”回答的时候想，如果做的真不是财经记者，估计老妈会打个电话来，把我骂个狗血淋头：“你在南开三年都学什么去了？！”

去年的一天，闲极无聊上网测字，程序说我“命中多有贵人相助”。我这人不信命，但现在能够为自己喜欢的品牌工作、为自己的理想打拼并体会成长的快乐，确实应该感谢这些通过blog与我结识并以开放的胸怀来帮助、提携我的前辈。

方军是《经济观察报》商业评论版的编辑，按照公司治理的结构，应该算作我所在部门的主管。现在问起，他已经记不得是怎么找到我的blog了。翻箱倒柜，发现他的首次留言是跟在一篇纸媒评论的后面。

那是12月13日，寒假将至，我正想着能否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短期实习。当然，也没忘记给《经济观察报》人力资源部去过两封E-mail。后来才知道，各个公司的HR信箱其实根本都无人过问，无果而终也是理所当然。泥牛入海自然心有不甘，就又按照方军留下的地址发了封邮件。翌日得到回复：“如果明年暑假想来实习，非常欢迎。”

寒假是媒体淡季，对《经济观察报》的一切美好想象，也就只能按下不表。平心静气地写着blog，开始在文字里加入一些自认有趣的桥段和自认深刻的思考。即便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朋友开始通过blog与我联系，但写作终究只是在为自己进行，而不是做出急功近利的表态，去奉迎来来往往的访客——对我而言，真正的快乐，是在一段时间以后，看着日志里的自己，确实在不断地进步。

转眼到了今年初夏，我和平客共同制作的“反波”开始被大众关注。“反波”是一个podcast，简单地说，就是带声音的blog，我们借此评论媒体，反过来再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平客曾经是天津市的电台主持，也是通过blog认识，目前任《时代人物周报》文化版编辑。

那天和平客坐在喜来登饭店的大堂，摆在面前的除了可口的咖啡和面包，还有我前途的四种可能性。

一、去某唱片公司做个企宣。这是一个在外人听起来相当光鲜的职业，甚至还能和一些明星共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实际上，在声色犬马的名利场，得到的只能是同化和变质。虽然这个未能成行的机会来自于平客，但也多亏有他的告诫，我首先放弃了这个念头。

二、去某国有商业银行。这是在大二时由家人设计的行进路线，并且他们还热心地把我托付给了供职于相关监管机构的朋友。但想想这种工作状态吧——从“下放基层”的第一天起，你就能知道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模式。无聊！我受不了。

三、去“四大”的某一“大”。这里的“四大”，已经不是四大唱片公司或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是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这方面的机会，来自于我那些曾经共事过并已经事业有成的师兄师姐。“来吧你就，拼死命地工作三年，剩下的人生用赚到的加班费和差补治病。”除了生存，我还要生活。算了吧还是，虽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好了面向四大的中英文简历并被他们褒奖了一番。

四、《经济观察报》。自由地支配时间、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包含思想而且根基扎实的人文环境、专业相关、令人满意的待遇。机会来自于我的blog，以及看它的人。

我厌恶这种分条逐目的罗列，它让我想起了一些必须通过死记硬背来换取怜悯和分数的论述题。但想必这样的方法，也确实可以让阅读者更迅速地获取阐述者的思路和要点。毫无疑问地，我走向了最后一道人生分岔口。

班委说要交份不少于3000字的实习报告，可现在已经写过了5/6，却还没有谈及本职工作。因为在我看来，实习期间的所作所为已经完整地写入了附带的《实习鉴定表》，简洁明了，表意准确，凑字数似的扩写完全没有必要。有同学说“把公司章程打散了抄进去吧”，或者干脆“把每天坐车上班的过程描写一遍也就差不多了”。这样何必？到头来骗人骗己。

用剩下来的篇幅，仔细回忆一个开放的团队能给新成员带来怎样的改变。

以英文单词“Open”来形容《经济观察报》商业评论版的这群年轻人再合适不过。之前和许多媒体打过交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站，还有其他那些以“大”自居实则臃肿得令人生厌的

公司、企业、工作室，却从未见过哪家机构，敢给一个还未报到的毛头小子如此开阔的成长空间。

6月，超级女声来势汹涌。媒体的整版报告铺天盖地，却还没有一家国内的财经媒体及时跟进。手里抓着一叠报纸，打电话给方军：“我想报一下‘超女’。”顺带着把报道思路和盘托出。“好啊好啊，快开始做吧。”电话那头的语气里夹着兴奋。

为什么不刁难一下呢？奇怪。是我的思维已经被那些故作姿态的老编们同化，还是这份媒体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我过去兼职，“老资格”们总要给我来个下马威，让你端茶倒水乖乖听话就是不干正事？霎那间，我有些受宠若惊。

人在天津，自然不能像现在这样，可以坐上地铁，到目的地和受访对象面谈。宿舍里闹得厉害，一切电话采访都在平客家进行。放手让新人单干，自然需要冒点风险，当然只有在实战中摸爬滚打，新人的质素才会有真正的提高。第一通电话，言不达意；第二通电话，懂得沉着冷静；第三通电话，懂得随机应变；第四通电话，采访对象开始称赞“这个问题提得真好”；第五通电话，让对方以为自己是个老江湖。

有人说，进了《经济观察报》多半会得上阅读强迫症。一点也不夸张，这个平台拥有魔力。没有棍棒没有皮鞭，只是只言片语，你就不得不相信，在这里，不疯狂地充实自己，会立刻掉队。

走在大中路上，看到新生入学，想起三年前那个无所事事的大一小孩儿。XX年9月的迎水道，到处是“纳新”海报，置身花花绿绿之间，曾经找不到自己。

车工的实习报告2

1923年6月，中共中央曾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1923年12月，中央曾为建立每月报告制度发出通告。写作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全面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同时提出了要请示和解决的问题，成为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范。抗日战争中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7年8月1日中央通过的《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必须确立严密的分工与个人负责制，建立有系统的检查和报告制度。”1942年中央再次强调：“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实现民主集中制领导的有效工作机制开始在党内逐步确立并实行。

新中国成立后，请示报告制度成为党内组织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保证。1953年3月，中央做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明确指出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的一切重要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共中央，经中共中央批准后方能执行。

“”结束后，党的建设恢复正轨，党内请示报告制度逐步恢复并固定下来。1982年十二大党章至2012年十八大党章都明确规定：“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

藏传佛教“法王”称号的由来

法王，藏语中为“曲吉嘉宝”，即一教说法之主。原为对佛的尊称。《法华经・譬喻品》：“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后来也引申为对菩萨的称呼。

“王”有“最胜”及“自在”义，佛为法门之主，以自在化众生，故称法王。如《无量寿经》：“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法华经》：“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安隐众生，故现于世。”

历史上，藏传佛教对精通佛典、恪守戒律、德高望重的各大教派的领袖也往往称为“法王”。如格鲁派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的“法台”，以及甘丹赤巴等也被称为 “法王”。如明清时期所称的萨迦法王等。

“法王”还是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佛教领袖和高僧大德册封的僧职称谓，在藏传佛教诸多僧职称谓中有重要影响。如明朝皇帝曾册封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大智法王等。

新中国成立后，藏传佛教界的一些教派和寺院，仍有沿用“法王”这一称谓的，但中央政府未再认定过藏传佛教“法王”。 （文/尼玛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