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贸易经济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显。其新动向主要表现为：摩擦手段从传统贸易壁垒转向新贸易壁垒，摩擦对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贸易摩擦争端的内容迅速扩大、涵盖众多产品，贸易摩擦领域从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延伸。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外贸易经济分析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中外贸易经济分析论文 篇1：

国际贸易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摘 要：国际贸易学科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二是至今为止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无法有效对国际贸易实务给予指导。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多元视角、政治经济分析、引入就业与利益分配因素等方法可为解决前一个问题提供思路;而通过纳入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并不断寻求实际贸易活动产生的根源，可为解决后一个问题提供线索。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 [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 [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 [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 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张曙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 [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 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 [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参考文献：

[1]和静钧. 经济学家向女王道歉[J]. 读者，2009(20)：27.

[2]王建邦. 浅议国际贸易学科研究领域与方向的拓展[J]. 国际经贸探索，2006(6)：80-84.

[3]陈岩.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佟家栋，王艳. 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54-61.

[5]杨正位. 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Paul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M]，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4，186-209.

[7]罗能生，洪联英. 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与拓展[J]. 经济学动态，2006(9)：62-65.

[8]樊瑛. 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 国际经贸探索，2007(12)：4-8.

[9]熊贤良.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J]. 南开经济研究，1993(3)：50-57.

[10]张曙光，张燕生，万中心. 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1996(11)：30-38.

[11]盛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孙杰. 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思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J]. 经济研究，1997(12)：61-68.

[13]张亚斌. 论国际贸易中的制度资源[J]. 甘肃社会科学，2000(2)：18-20.

[14]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5]杨青龙. 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主题?[N]. 经济学消息报，2010-04-16(7).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低碳经济与我国参加国际分工战略的调整研究”(批准号：10BJL033)、“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周 杨]

作者：杨青龙

中外贸易经济分析论文 篇2：

中外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及应对战略

[摘要]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显。其新动向主要表现为：摩擦手段从传统贸易壁垒转向新贸易壁垒，摩擦对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贸易摩擦争端的内容迅速扩大、涵盖众多产品，贸易摩擦领域从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延伸。应对中外贸易摩擦的新动向，不仅要客观地看待贸易保护主义，更要重视贸易摩擦的政治解决途径，同时注重提高国内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关键词]贸易摩擦新动向贸易保护

[作者简介]李丽(1973—)，女，辽宁营口人，东北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

我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2007年，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62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5起，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反倾销案件，其中美国启动案件数量居首，为13起，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数的21%;其次是印度，为11起，占比18%;欧盟居第三，为7起，占比11%，这3个国家(地区)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总数的50%①。此外，2007年我国共遭遇美国337调查11起，主要涉及医疗器械、电子及化工等行业的产品②。中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格局。

一、中外贸易摩擦的新动向

1.摩擦手段从传统贸易壁垒转向新贸易壁垒。入世以来国外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壁垒以及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壁垒日益弱化，转而采用更具隐蔽性、针对性、形式合法性的新贸易壁垒。所谓新贸易壁垒，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而言，是指以技术壁垒、“两反一保”为核心的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传统贸易壁垒从商品数量和价格上实行限制，新贸易壁垒往往着眼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还涉及国内政策和法规。

2.摩擦对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为发达国家，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和巨额顺差的形成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外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印度和巴西则是其中较为活跃的成员。发展中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等领域。

3.贸易摩擦涵盖的产品和内容迅速扩大。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结构优化，贸易摩擦的重点开始由低附加值的产品扩大到高附加值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纺织品、轻工产品，入世以来，贸易摩擦领域迅速扩大到机电、医疗保健品、化工产品、微电子产品、食品土畜产品等，其中轻工产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是遭遇贸易摩擦最频繁的领域。贸易争端的内容也从价格、数量快速扩大到食品农药残留，陶瓷含铅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包装物可回收指标等。此外，贸易摩擦还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无形产品。

4.贸易摩擦领域从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延伸。当前，贸易摩擦的争执点已经从产品、企业等微观领域延伸到涉及政策、体制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贸易保护的作用点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例如，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税收政策、劳工标准等屡屡招致外方责难，显现全方位冲突;而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花样翻新、种类繁多，除传统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外，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知识产权等成为新热点。

二、贸易摩擦新动向产生的原因

1.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产生各种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现实生活中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很少公开出现在政策和法规中，总要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结合，以寻求更加合理和隐蔽的外衣。因此，尽管贸易摩擦的本质的、深层次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在现实世界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通常是非常具体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

2.政治因素。美国的情况能很好说明贸易摩擦的政治根源。第一，美国实行国会管理贸易制度。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在立法部门，而不在行政部门。这种权力格局使得贸易政策的制定不能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相反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国会议员由选举产生，每个议员代表选区和特定阶层的利益，这种格局决定了议员不会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来权衡利害关系，而只是从本集团和地区的利益出发做出抉择。同时，美国的政治都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些国会议员基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利益，他们就会置社会最高福利于不顾，而选择制造障碍，贸易摩擦由此而生。第二，在美国的政治舞台活跃着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很奇怪却经常发生的现象，就是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活跃，其诉求往往得到体现;越是大的利益集团越容易松散，对政策的影响经常不如小利益集团。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美国往往为一小部分群体的利益和贸易伙伴产生贸易摩擦①。

3.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存在不足

(1)贸易增长方式粗放和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外贸年均增速接近20%。但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贸易增长，都存在着增长方式粗放的弊端。长期快速增长往往造成相关制度建设滞后，近年来国外针对我国政府干预经济、产品质量安全、卫生环保、企业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发起的贸易纠纷，固然有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反思自身也有不少问题。

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不但直接冲击了国外部分国家的相关产业，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和恐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利益格局的改变。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企业利益角度出发，这种利益调整都有可能引发国外政府的抵触。200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633亿美元，同期中美贸易总额3020亿美元，两者比值为54%，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足以把经济问题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2)产业结构和产品标准的制约。我国的新兴产业同发达国家比处于劣势，而我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又具有同质性。我国不少产品重数量、轻质量、轻标准，对国际标准的重视尤其不够，在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认可体系等方面距离国际通行的标准还有较大差距。此外，我国产品出口长期以价格竞争为主，低价格竞争严重制约了产品内在质量的提升。

(3)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距离按照WTO的一般规则管理经济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在中外贸易摩擦中，特别是反倾销诉讼中，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已经成为国外滥用WTO规则，对我国出口企业实施不公正待遇的重要借口。在实际的反倾销诉讼案中，美国商务部从汇率、工资自由谈判、允许外国投资的程度、国家对于生产方式的控制、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以及其他方面，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商务部的做法固然有维护美国利益的色彩，但是从美国商务部提出的问题来看，我国在以上相关领域的制度的确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4.技术和标准的差异。包括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种生产、销售、包装、检验、边境措施等技术和标准，包括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产品检疫、检验制度与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规范，环境卫生标准，自愿性标准等。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差别很大，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和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设置一些自己容易达到而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技术标准，阻碍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输出，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针对技术和标准差异设置的贸易壁垒具有形式合法、手段隐蔽、复杂性强、针对性强等特点，已经逐步取代传统贸易壁垒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也是产生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

5.WTO体制的不完善。WTO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了各国经济增长和改革。但WTO框架制度也有不完善之处，一些弹性条款对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使用软弱无力，给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滥用提供了法律借口。

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WT0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大多数时候，它们需要求助于收费昂贵的发达国家的法律机构。这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起用争端解决机制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效率和意愿。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对拖延执法的约束机制。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执法的公正性也有待加强。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对WTO条文的解释，对协议中互相冲突的条款的裁定，常常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或加强发达国家的权利。

三、应对中外贸易摩擦的总体战略

1.客观看待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根源。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现实的国家利益，都有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都有自由贸易所不能解决的现实需要，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贸易保护。贸易保护主义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混合体。对待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合理做法，要能够抵制，甚至可以采取针锋相对的制裁措施。反制措施是我们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基本措施。有时候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最有效的武器往往是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而言，我们遭受的贸易摩擦较多，但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影响力也是非同小可的，这是维护本国利益，争取公平贸易环境的重要基础。有些贸易保护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欧盟、日本的食品卫生标准的确比我国标准高许多，生产过程控制、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甚至对动物本身的福利都有具体规定。相对而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是滞后的，应该充分重视国际规则和进口国的相关规定，努力提高自身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而不应对此类限制一律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

2.重视政治解决途径。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健康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的贸易政策，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受政治制度的强烈影响，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结合，是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我们应从思想上认识应对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贸易保护主义仍有其深厚的根基，但这并不能改变与发达国家贸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要加强国际间政治经济的全面合作。特别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协调。在经济问题上，在国际上，如国际能源问题等加强磋商。在双边经贸合作方面，由于我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领域优先对美国实施市场准入，尤其在服务业的优先开放上。可以通过利用和我国有贸易往来、在华投资的外商、学术界以及其他主张自由贸易、希望推动与发达国家贸易发展的力量，对美欧等国家施加影响。这样，借助国内力量推动贸易政策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相对于等待一项贸易政策出台后再去消极应对效果要好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都是先在商会内讨论、收集证据、提出理由，当没有反对意见时才向国会提交。而且欧盟、美国的一些商会是对外开放的，我国的出口企业都可以作为会员参加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前了解案件动向。我国的商协会也应当与当地商会进行联合和沟通，这对于减少贸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

3.提高国内企业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为减少贸易摩擦，从政府的角度，应加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标准等方面的合作，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的贸易摩擦越来越激烈，通过与在标准方面的合作，可以减少出口中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例如，加强各国对标准和认证的国际互认。目前，欧盟和美国对进口食品的要求HACCP认证，如果企业由欧美的组织认证，在时间、费用上都是较大的负担，如果能够加强国内外真正的互认，有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企业成本。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还应努力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实现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双赢，从而缓和经济竞争导致的族群矛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参与当地相关行业协会，同当地企业、政府官员、律师业、会计师行、媒体、学校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成为当地社会一员。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沟通，避免或减少矛盾，而且有利于企业自身实现真正国际化发展。

4.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在国际贸易方面，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工资自由谈判、允许外国投资的程度、国家对于生产方式的控制、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产品价格的控制等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例如，汇率长期低估和盯住美元的制度，与形成对美巨额贸易顺差，进而引起美国甚至动用国会立法进行报复是有关系的。近年来进行了改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显然还不够彻底。国家在行政审批上的不透明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腐败现象，也是国外提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目前对我国反倾销诉讼影响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尽管解决起来异常复杂，但解决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胡方，余炳雕.入世以来的中外经济摩擦：现状、原因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5,(3).

[2]贾海基，李春顶.我国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爆发之合理性研究及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6,(7).

[3]李丽.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4]李轩.西方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7,(5).

[5]沈四宝.美国、日本和欧盟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2007,(2).

作者：李　丽

中外贸易经济分析论文 篇3：

关于统计局加强统计分析研究工作

摘要：从根本上来说，经济统计是通过统计工作所依据的科学方法，收集、整理、分析和提供有关经济现象的定量数据的工作。作为一种能够正确解释和预测事物动向的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在地方经济统计中的应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基层统计局的工作环境复杂，统计分析方法和地方经济统计之间的某些联系存在一些问题，限制了统计分析方法的有效使用。因此，这是通过分析问题，寻找充分的解决办法，提高地方经济统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基层统计，统计分析，分析研究

在基础统计工作中，必须保证单位财务管理的质量，因此，必须明确统计分析方法的差异，并在统计工作中合理使用，以提高统计工作的效率。同时，管理者要掌握各种统计分析方法的使用，掌握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与时俱进，确保地方统计工作的有效发展，并确保统计分析方法的科学使用，使其价值和现实意义得到充分发挥。

一、统计分析方法的含义

在基础统计工作中选择统计分析方法时，必须深入分析统计对象，找出各种方法的特点。总的来说，统计分析方法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些客观的东西，它们的内在关系和特征可以通过分析清楚地发现。然后，统计员需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总结和整理，然后用分析方法，如研究对象的数量和范围，找出数据的差异和特征。相关人员应整合这些数据，找出内部规律和数据关系，然后预测数据，以提供决策支持，并充分利用统计分析方法的作用。

二、统计分析方法在基层统计工作应用的概念和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统计工作。应用统计分析方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尤其是对财务人员和企业统计人员而言。在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分析方法可用于查找自身的不足，然后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问题，吸收统计分析方法的思想，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人员素质。同时，在传统的本地基层统计工作中，由于对统计工作重视不够，一些员工无法准确理解自己的职责，这迫使员工将统计工作只理解为收集材料和编写报告。这种误解不利于当地统计工作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更好地理解统计分析方法在工作中的应用，将方法的使用扩展到所有工作，并计算所有信息。此外，相关统计人员应在当地统计工作的背景下，编制、研究统计对象，并收集统计报告，为基层管理人员的业务决策提供指导。客观事物以及数量特征之间的关系是统计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它也是在归纳分析数据连续采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科学关键和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统计分析主要研究对象的范围、数量和规模等各种数量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反映事物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基于解释，它还可以预测相关的事情。目前，电子计算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模型数学等许多方法主要用于获取信息数据和研究，以便得出更客观、更准确的量化结论。当员工使用这种方法时，无论是使用统计数据还是历史统计数据，都必须确保其完整性和准确性。

三、统计分析方法在基层统计工作中的应用

(一)选题

首先，收集统计数据，并进行比较。查找数据之间的差异和问题，以确定主题选择的方向。第二，充分了解统计工作的具体情况和趋势。工作或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的话题。因此，统计人员必须从生活和日常工作的角度分析存在的问题。以管理决策问题为例。因此，完成的统计分析报告将更有针对性，更符合工作要求。第三，统计人员必须了解新闻，了解时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主题。例如公司生活中有意义的事件。必须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以及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和准则等。以便更好地完成主题选择。这一过程还利用了统计分析的优势。

(二)数据收集

首先，收集最新消息。在该环节中，员工应明确数据的含义，并确保报告内容的准确性，以确保分析后材料的完整性，并确定工作后的质量。收集的信息可以充分展现统计分析工作的特点，验证公司基础统计工作的整体发展。第二，涉及基层管理信息时，业务部门的信息更加详细，涉及面更广。统计部门应与业务部门联系，加强工作连续性，收集具体业务部门的大量事件信息，以改善当地的统计工作。

(三)整理资料

统计工作涉及的数据量非常大。由于原始数据混乱而复杂，无法直接用于统计分析过程，需要员工进行一些处理。当涉及到传统的统计工作时，工人手动对原始数据进行排序，导致整体工作效率较低，而且在分析这些数据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错。一旦出现错误，可能会导致无法恢复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施信息技术，以便对数据进行良好排序。

四、基层经济统计工作中统计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一)存在问题

1.实践中统计分析方法运用较少

它是统计分析方法的基础，可以为基础经济分析提供良好的信息和理论基础。目前，随着中国进入信息社会，数据筛选是地方经济统计的一项重大任务。如果数据观测系统不完善，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就会下降，统计工作的目标就无法实现。这类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就会导致基础经济统计与实际工作脱节，无法提供良好的数据服务和支撑，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需完善统计分析方法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不断创新，特别是我国进入网络时代后，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外贸易增加，经济工作的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因此，需要进一步改进统计分析方法，找出地方经济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二)解決办法

1.注重统计分析方法的创新与应用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改善地方一级的经济统计。修改现有的统计分析方法，使之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要加强统计分析方法的创新，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首先，分析方法的科学应用可能有助于经济预测和决策。应用分析方法时，有两种方法：比较分析和动态分析。此外，应利用信息技术、软件和平台来确保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在分析数据时，我们可以利用技术优势对数据进行加密，提高数据安全性。

2.建立数据分析指标体系

数据分析指标体系对统计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必须为统计工作制定严格的标准。只有精简数据收集，才能保证统计工作的质量。因此，在自下而上的经济统计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管理数据的原则。同时，数据监督管理可以避免数据的不完整和不准确。

3.加大统计工作的财政支持

需要增加财政支持，以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一方面，增加对地方一级经济统计工作的财政支持，可以为现代设备提供支持，并鼓励在地方经济统计中使用信息技术。同时，政府要保证本地统计的待遇，采取激励措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确保从下至上的经济统计工作能够高质量地进行。

五、结束语

总之，统计分析方法是地方经济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高地方经济统计质量奠定了基础。统计分析方法的合理应用可以为经济发展和建设提供有力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数据分析指数体系，创新统计分析方法，改善统计队伍的综合能力和成果，并加大对统计工作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地方统计局经济统计工作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媛.统计分析方法在基层统计工作中的应用[J].经 贸实践，2018( 08) ： 110.

[2]郭俊杰.统计分析方法在基层统计工作中的应用[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8( 06) ： 191-192.

[3]程琼.如何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做好基层统计工作[J]. 现代经济信息，2019( 01) ： 102.

[4]李冬梅.统计分析方法在基层统计工作中的应用[J]. 中国国际财经( 中英文) ，2018( 08) ： 219.

[5]郭倩.浅析统计分析方法在基层统计工作中的应用 [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6( 16) ： 195-196.

[6]孙艳虹.如何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做好基层统计工作 [J].中国证券期货，2012( 04) ： 201-202.

[7]何佳良.浅析统计分析方法在基层统计工作中的应用 [J].当代会计，2019( 06) ： 24-25.

作者：庄冬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