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座谈会发言稿

无论是我们在校园生活，还是参与社会工作中，公共场所中有效的表达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而优秀的表达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基于一份优秀的发言稿。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女工座谈会发言稿》，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1篇：女工座谈会发言稿

大自然文学座谈会发言实录

时间：2016年6月28日

地点：喀纳斯禾木山庄

主持：谢有顺

沈苇：今天我们这场座谈会聊一聊大自然文学，邀请谢有顺教授为我们主持，大家欢迎。

谢有顺：大家好。沈苇跟我说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很任性的讨论会，所以大家也不要紧张。不做长篇的学术性发言，我觉得可以谈文学，谈自然，谈这些天的感受，谈写作中的一些个人感悟，都可以。所以大家可以自然一点，因为这是大自然文学研讨会。

沈苇：座谈会好，轻松自由，研讨会的话比较严肃。

谢有顺：对，放在这个地方开确实是非常得好，非常有意思。其实大自然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悠久、非常深刻的一种关系。这些年由于现代社会的躁动，现代社会的紧张，现代社会里面自然有相对的一种水泥丛林的这样一些特质，所以关于文学中的自然问题、生态问题，包括人与这个世界和谐的问题，可能又成为一个中心的问题。

过去我们总觉得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古典文学解释的一种内容，但今天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发展，让我们重新来反思人和世界、和自然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来探讨的。当然我们讲到大自然文学的时候，不仅仅是一种只强调写自然的、写地理的，或者写所谓环境和生态的文学。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可能就太肤浅了。我觉得还是要强调自然的这样一种精神性，因为我们习惯了把自然分成实用性的自然，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能够感受的，包括可以在里面居住和起居的自然。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有一个精神自然，或者叫内自然，就是一个和自我的认识，和精神的舒展有关的一个自然世界。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才称之为是一个文学问题。

说到底，也就是强调一点自然风景中的文化，以自然风景为契机所认识的那个自我。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更深入讨论的话题。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美国有重新兴起一个自然主义的文学流派，我们的总理夫人程虹教授主要是研究这一个领域的。那么自然主义文学当然一方面它不同于十九世纪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文学，不是那种客观的、科学的、精准的描写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它也和美国之前的那些湖畔诗人所主导的那一些自然主义的观念也不太一样。其实它也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的背景下重新来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以自然为我们的一个读本，就是重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提到的生态良心，提到的土地伦理，其实都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

但是文学对自然的介入肯定是带着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心灵感受进入的，所以说到底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实用的自然、物质的自然的基础上，需要找到重新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探讨的主题。说到底，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此行，十分陶醉于这边的山水，确实和我们之前所生活的都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都市生活、现代生活形容成一种是疯狂的动，我们不妨把这个自然形容为一种叫理性的静，这个对比是太强烈了，让我们感受深刻。就这种动与静的对照，现代社会和自然生态的一个对照，疯狂和理性的宁静的一个对照，我觉得肯定会构成我们一种内心的绚丽，就是回去之后可能多少天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照、冲突，甚至一种念想，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学的主题。

这是今天的话题带给我的一些感想，也是我的开场白。围绕这个话题，大家可以谈自己的写作、感受，也有翻译家在场，你们也可以谈一谈你们所接触的外国文学中的自然或者这样一类的写作，包括汪剑钊老师、钟志清老师。总的来讲就是各抒己见吧。我想谈开了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按照常规嘛，作家相对来讲比较内向一点，开会的时候内向一点。我们搞理论的人、搞批评的人比较长于这方面的解读，所以我们先请汪剑钊老师，你先说。

汪剑钊：事先，我并不知道还要参加这么一个会议，也来不及就这个题目作什么准备。不过，今天的形式既然是座谈，我想，大概也就不需要太中规中距，一本正经的。可以轻松一点。现在，我就随意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谈论自然文学确实非常应景，也极有意义。感谢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资源与背景。这么美丽的风光，理应有美好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在自然的怀抱里面谈一下自然，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与其他的自然衍生物不一样，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从母体脱离以后，似乎马上就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方面，他仍然要依赖自然，凭借自然而生存;另一方面，他的身上滋生了一种野心，老想着怎么样去征服自然，对自然进行剥夺，在极端情况下不惜肆意去破坏自然。人的自恋、自怜，甚至唯我独尊、狂妄自大，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作为一场运动，当然确立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它张扬了人文主义精神，实现了人的解放，强调了人的自我，打破了神的中心地位，摆脱了神权的统治。这些，今天先搁置不谈，我只想说一下它的副作用。

文艺复兴的一批精英人士虽然推倒了神的垄断和专制，却抬高了人的地位，就势摆到了神原来的那个位置。借用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剧中的一段话：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这句话，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人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有高度的理性和智慧，可以取代神，取代上帝，从而让自己就成为新的上帝。这种狂妄的意识、无所不能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支配着欧洲人，一方面成为他们进取的驱动力，而另一方面则成了对自然、对外邦进行掠夺的依据。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发现，世界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人也根本不是什么世界的主宰，在茫茫宇宙中如同尘埃和草芥那般渺小，所谓强大的“自我”实际也很脆弱，很虚妄。于是，内心深处的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也遭到了质疑。

刚才，我是与孙伟一起来到会场的。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聊，不知怎么的说到了愚公移山。我说，愚公移山的寓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包含了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人的自夸与膨胀。愚公说，我这辈子挖不完，还有儿子可以接着挖，儿子挖不完，还有孙子，孙子挖不完，还有孙子的儿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其意思是只要坚持，持之以恒，终有一天可以把大山给移走。

愚公的话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信，生命一代代繁衍，永无止境。但他就没有想到自然是一个更大的存在，人的存在与之相比，比九牛一毛还不如。整个人类的生命期，在自然博大、无限的生命面前，大约也就是沧海一粟，实在太渺小了。人要在整体上改变自然，根本做不到。“五四”以后，中国人接受了不少西方的观念和理论，同时也对人的主体性有了较大程度的肯定，乃至后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把人重新置放在世界的中心了。

今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让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同时也对以往的问题有了反思的可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人跟自然的关系。人绝对不是什么自然的主宰，他实际上只能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渺小的一个部分。必须承认这一点。那么，作为人本身，应该怎样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呢?我想，首先应该是感恩，对孕育了自身的母体表达感激之情。其次是应该善加利用，更多地考虑一下在使用中如何增殖的问题。这方面迫切需要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必须放弃居高临下的姿态，放下自己的身段，重新建立人跟自然的关系，把自己的位置摆正，面对自然生态要有敬畏之心，更不能放纵自己的侵略性。现在，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人实际并不比其他的动物、生物就具有更优先的生存权力。一棵树，一朵花，甚至一块石头，等等，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人需要从自然中间获取某种启示，道法自然。

另外，说到面对自然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甚至重新学习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曾经批判过和被唯物主义世界观所放弃的泛神论思想。我甚至都在考虑，根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大自然文学”这个题目的精神，写一篇题为《重归泛神论》的文章，也许还是很有意思。从泛神论思想出发，我们要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相信万物有灵，重新尊重每一个生命。哪怕是一朵花，一块石头，或者是一段流水，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世界，可能也有思想，也有情感，只是我们的语言与它们的语言不通，没法走进去而已。比如，我们今天面对像额尔齐斯河或喀纳斯湖这样的自然生态。你首先不要再想着去要征服、改变，而是要去亲近它，依偎它，享受它，在它的怀抱里重新建立一种比较和睦的关系。这样，你就更可能拥有一个较好的视角来建立自己的文学谱系。

反思以前的关系，我觉得多少是有点错位的。把人跟自然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关系，这种观念应该调整。就我有限的阅读来看，古今中外很多伟大的作家在内心深处都非常谦卑。在我的印象中，真正的大作家很少是傲慢的，他可能有其清高的一面，不流俗的一面，但是他绝对不会傲慢。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比他更高的东西，对西方作家来说，因为有宗教传统，可能会更认可一个人类之上的最高存在。尽管有时他面对一些粗鄙的东西，庸俗的东西，他会显示出他的清高和不屑。但这种清高不是针对自然的，甚至也不针对人本身。检视一下整个世界文学史，我很少见到哪一个大作家敢于傲慢地对待自然，对待各种生命存在的。相反，他们更多时候会亲密地面对一些最卑微的东西，例如：蚂蚁。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想到今天在场的沈苇，他就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在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这首诗展现的就是一种非常可取的态度，它物理意义上的渺小，却指向了一个精神的博大。因为，一个诗人跟一只蚂蚁那样卑微的生命进行交谈，所显示的谦卑也就是人在骨子里的那种对生命的尊重。它可能是一个通道，也可能是一座桥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因此有可能就建立起来了。另外，我也是现在临时想到的，或许跟泛神论也有点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中汲取一点营养。“天人合一”是中国的一个思想传统，这曾被认为是生命的一个最高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自然跟人就是相交融、不可分的。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对立、隔阂就不再存在。人也就因此享受到了自然的恩惠，那么，诗人和作家也可以因感恩来作出回报，写出自己的大自然文学作品。这方面有很多先例。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屠格涅夫的小说，他的《白净草原》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自然的诗意;还有普利什文的散文，叶赛宁的诗歌，等等。像叶赛宁的话，他自称是“最后一名乡村诗人”，以善写自然诗歌留名于文学史，他本人被高尔基称为“大自然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哀愁’和对世间一切生物的热爱以及人们所最应得到的仁慈，而特意创造的一个器官” 。作为诗人，我觉得这么做也许就更有价值，而且也更符合人的本性、自然的秩序。目前，从整个大的文学背景而言，人们也日益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官方与民间也愈来愈重视生态的建设，也非常注意在文化上予以提倡和宣传。在学术上，生态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方兴未艾的一种。因此，我们在创作上也应该跟进。

谢有顺：剑钊其实讲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不仅讲到现代对自然的掠夺，包括傲慢，讲到了泛神论，泛神论是西方的思想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的，东方的，这里边有许多人生的智慧，包括文学的智慧，值得我们重新来阐发。其实他提到的这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讲到自然主义的时候很容易就追溯到西方文学，中国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资源。在中国诗人笔下，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们主要是把它对应于山水，所以曾经有学者说中国文人有一门宗教，叫“山水教”。我们几乎每一个古代的文人都有对山水的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我们稍微对照一下中国的国画，画了一千年以上的山水，尤其宋以后，是非常鼎盛的。而西方绘画，主题是画了一千多年的圣母玛丽亚，耶稣诞生于马槽等等。从某个角度上讲，中国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有一点儿像西方画家笔下的耶稣或者玛丽亚。我们画了一千多年的山水，他们画了一千多年的宗教主题，山水就相当于中国文人的宗教。但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如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俄罗斯一些作家，像契诃夫他们很擅长写自然，我记得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草原》，可能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就写自然风光，就写草原。他这个完全是大自然的一种描写。

中国文学里面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的小说是不写风景的。我们说书的这个白话小说你发现没有，它完全没有风景描写，没有把笔墨停下来描写一片森林，描写一个庭院，它几乎没有，都是对话，都是动作，都是场面。有也是像《红楼梦》那样，写家里面的园林、园子，被改造过后的一种所谓的自然景观。那我们的诗歌里面有没有写呢?也有写。但是我们诗歌里面其实更多写的是人化的自然，或者写的是那种诗人内心镜像里面的自然。所以我们读中国古代的诗歌，很多写到自然的，写到山水的，这些山水和自然讲的更多的是为我所用的山水，或者说是人的镜像里面的山水，比方说“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苏轼，《新城道中》)，讲到风也好，讲到水也好，讲到山也好，好像都是为我所用。我们缺少那种具体的描绘自然风貌的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可能民歌里边有一些，像“天苍苍，野茫茫，风水草低见牛羊”，这个是一种自然描写。但大多数的诗歌是不及物写作的，就好比我们读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是读完，但是不知道三峡是什么样子，它主要表达的是诗人那种心情。还有《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你读完，幽州台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的，没有一物写幽州的，主要写登上幽州台之后人有什么感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你读完这也不知道西湖是什么样子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具体的客观的描绘，它更多的是通过人心的这种体验写跟我有关系的一种所谓的人化的自然，或者人格化的一种自然。它真的是缺少美国文学，缺少俄罗斯文学里边那种，真的把一个自然风貌，把一个非常广阔的世界的物质层面的、自然层面的风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基本上推崇这种不及物写作，因为中国文学它强调——钱穆说的心学，文学其实是心学，它是强调通过文学来表达我的人生，表达我的情怀，表达我的志气、胸襟、抱负，它不去做客观的描写。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崇诗歌，我们鄙视小说，觉得诗歌就能够表达这种情怀、胸襟和志气。在古代，小说是不入流的，是小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为他们觉得小说那种事无巨细地写生活中那种细部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确实跟西方的一些文学传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这一块东西方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异。今天这两方面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我想没有一个人写作，简单地受西方文学影响，或者简单地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些都已经被超越了，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背景，这是我的一点感慨。

继续。钟老师，那你来。

钟志清：目前，生态文学研究逐渐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和关注，每年参加社科基金通讯评审时能看到许多学者希望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就像刚才剑钊所说，在喀纳斯这个地方讨论自然与文学的关系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在喀纳斯这个美丽的地方参与自然与文学的讨论也是件幸事，可以同我所从事的希伯来文学研究建构一种密切的联系。来这里的几天之前，我们在社科院外文所举行了奥兹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的首发式，从某种意义上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具有关联。

喀纳斯与禾木虽然不是乡村，但是也是远离尘嚣的地方。这样远离尘嚣的所在同样引起了以色列大文豪奥兹的关注。奥兹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所描写的特里宜兰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一个小村庄，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对现代以色列国家来说这段历史已经很长了。那里曾经有参天的古树，有红瓦漫顶的房子，有潺潺的流水等等。但是眼下一座一座老房屋慢慢地被有钱阶级或者有闲阶级购买下来，他们就把这些房子毁掉，然后在原地建起一座座现代建筑。这种现象透视出在城市化文明的进程当中，原生态的一些东西遭到了毁灭，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怅惘与乡愁，跟咱们中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一些现实可以形成某种观照。但我真诚希望：这种现象将来不会发生在我们目前讨论文学与自然的这个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许多区域的作家已经关注到自然与文学这一主题，关注到如何维护原始的、淳朴的、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这是现实赋予作家的又一种使命。在希伯来文学叙事传统中，关于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出现得很早。第一部现代希伯来文学小说《锡安之恋》就曾经触及这个话题。小说出自一个立陶宛作家玛普之手，玛普出生在流散地，没有去过以色列建国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区。他在作品中对巴勒斯坦自然风光描写的材料主要来自《圣经》和当时的一些地理学著述，同时加上他本人对祖先生存的土地所作的一种乌托邦想象。

小说名为 “锡安之恋”，锡安指的是锡安山，即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锡安一词在书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小说把锡安当作事件发生的场所，指在古代亚哈斯国王执政时期发生在锡安的恋情。其次，小说将男女相遇地点设立在风景优美的伯利恒郊外，展现出锡安之美，进而把锡安这一地理场所视为爱的对象，激发起主人公乃至读者热爱锡安的情感。

“锡安”这一意象在犹太文化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锡安既是神圣的场所，又是犹太历史与文明的发源地，更是流亡犹太人的精神依托。小说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赞颂锡安之美，称其为一切美好事物的家园，表达出对锡安的炽爱和离开锡安后的痛苦。

《锡安之恋》中多次写到锡安的树木、花草、山石、日月与流水，这样的自然风景描写不仅是为男女之爱提供场所;而且也烘托出民族——历史的元叙事语境。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所写的：“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一些希伯来文学的评论家也认为，玛普对锡安这一地理位置的风景描写并不单纯是写风景，写自然，而是把风景自然和人的心态，乃至民族意识紧紧地结合到了一起。漂亮的男女主人公在《圣经》中所描绘过的优美自然风光中产生美好的恋情与流亡欧洲的犹太人的生存方式形成了强烈反差，于是激发了一些欧洲犹太人对锡安这个地方的一种向往，甚至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想象。许多欧洲犹太人就是在这本书的激励下，打点行装，去往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回忆录中说，年轻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玛普的《锡安之恋》。前者激起了他对农奴制的仇恨;后者则加剧了他对锡安的渴望。

总体上看，文学中关于风景与自然描写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厚重的。一片自然风景有时代表一个地域，有时可能代表一个民族，代表一种民族的文化和内在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新疆作家，或者说喀纳斯作家身处这样一个美极之地，他所写的风景不应该是单纯的自然风景，而是在自然风景中孕育着一种文化，孕育着一种历史，孕育着一种传承。如果新疆的作家能把这些东西书写出来，呈现出来，那么这种地域性的描写就会非常具有普遍性，就能够打动像我们这些疆外的读者，甚至国外的读者。

谢有顺：谢谢。后面讲的这个确实很重要。我觉得新疆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车上我就讲到中国只有新疆、西藏和云南这三个省区的地名是可以做书名的，不会影响你的销量。因为大家对这三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想象，这个想象里面当然和这个自然的特殊性、地理的特殊性有关系，也跟这种特殊地域背后所隐藏的精神、故事有关系。新疆作家的笔下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小小的世界，它也是新疆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像董立勃小说里面描写的，下野地这样的一种风光、风情。沈苇的诗歌里面，刘亮程的散文里面，都还是建立在一个地方，然后给予这个地方以想象，同时也有具体的风貌的呈现，所以使得这些作家的标示性和辨识度非常得强。刚才钟志清说的新疆作家其实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优势，非常多的优势。我觉得也有意思。继续……叶舟你说吧!你已经在沉思啦!

叶舟：刚才恰好接到我一个同事的电话，说，你还在十九楼办公么，还在写作么?因为我们那个新闻大厦十七层以下全部整体出租了，说现在脚手架已经搭起来了，正在装修。我来之前天天就是电钻声，现在更甚，所以接到沈苇的电话，说要在喀纳斯来参加《西部》的笔会，我肯定是马上就要缴械投降的。

谢有顺：逃离电钻声?

叶舟：对的，逃离电钻声，投奔大自然，投奔喀纳斯。其实真的是很可悲，因为如今我和自然发生的一点点关系，就是每天早上把阳台打开，可以看看对面的兰州的兰山。如果下雨了，山上则是云雾缭绕，如同仙境，上面也有很多的遗迹，自己可以透透气。另外一点关系比较间接，就是如果有时间晚上回家看电视，一定是锁定在纪录片频道，所以和自然发生的最小的一点关系，最薄弱的一点，最脆弱的一点关系可能就是纪录片频道。你现在让我拿起来书，重新阅读像《瓦尔登湖》，像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样的，我真的是难以读下去。这些书可能在我的少年时期给了我强大的影响力，到现在，可能对我的感染力变得薄弱了起来。

那么我们到喀纳斯来干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就是逃离城市，来养一种肃穆之气，养一种宁静之气。“养”是一种修远的、持续不辍的事儿，但即便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也能够透透气吧。我还记得美国的一个大诗人叫罗伯特·勃莱，他写过一首诗：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那遥远的北方

它是大麦、小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人们走向那圆石上的仓库门。

仓库饲养着所有悲痛的鸟群。

我对自己说：

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

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

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

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所谓“养”，我觉得就是为了获得一种肃穆、隐忍，一种耐心。

另有一首短诗，我是在初中读到的，我抄在我的铅笔盒上，我已经忘了它的翻译者是谁了。这首诗这么说：“我不和人争斗，因为没有人值得我斗。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我在生命的火前，温暖我的双手;一旦生命的火消失，我将悄然长逝。”这是英国诗人兰德的作品，杨绛也翻译过，但不如这个译本。

初中时读到的，但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力太大了，“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可能就是从少年时代吧，这种力量慢慢沉淀在了我的生命当中。我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张承志，他写过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简直太漂亮了，叫《一册山河》，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作家、诗人的宿命，也是我们的一种方向。我们离大地太远了，也太久了，现在在我们的小说里面，已经看不到有谁会耐心的去写一棵树，耐心地去呈现一朵花的绽开。

在喀纳斯，如同回到了上帝的园子里，一切都充满了新奇，有待自己思考和辨识。

谢有顺：讲得好，既有诗人的激情，同时也确实提供了很多中国文学里缺乏的这种参照。他读到的这些书，包括这些美国的情况，包括他们的这样一种心路历程，确实对我们特别有启发。尤其当提到那首诗里面的一个词——肃穆，我觉得跟我们中国山水那种所谓的怡然自得的、悠闲的，其实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向度。我们讲到山水的时候推崇的是闲适的，怡然自得的，所谓的修心养性的，陶然于山水，我们更多是强调这样一面。

但是他提到这个肃穆、宁静，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性的，甚至是有一种信念般的力量才会在他这个人身上焕发出这个肃穆之感，那样一种有力量的，庄严的，庄重之情。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来思考，尤其刚才说了一句我觉得很经典的话，“山水赐予我们的教诲没有成为我们的国家性格”，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中国文学的一个角度，不仅仅是国家性格的形成，我们的文学的构成很有限。关键是我们如此的与山水亲密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山水的滋养，山水的教诲确实没有沉淀下来，成为那种不可摧毁、不可泯灭的那一股力量。就是没有在我们内心形成这样一股以自然山水的内在体制相一致的、信念般的力量。我们的文学在参与这样一个国家性格的建构当中，没有沉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看到了中国文学非常内在的一个匮乏，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李赋：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批评。我们讨论大自然文学，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经济上的全球化也带来文化的同质化，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难以幸免。大家都穿牛仔裤，连哈萨克姑娘、维吾尔族姑娘走在大街上，不是上舞台表演的话她也不会穿本民族的服装，同质化的力量非常强大。与此同时，大家又会非常顽强地去抵制全球化，所以可能地域的东西、民族的东西又不断地重新得到强调。大自然和文学中的大自然肯定是带有地域性的，当然在一定的语境中也会得到强化。

我想接着叶舟的话讲，就是大自然的教育问题，或者说大自然教化的问题。针对我们国家大自然的教育我粗浅的概括有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庸俗化，我们国家的大自然教育是庸俗化的，功利化的。比如说像现在已经高考完了，新疆的家长和孩子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新西兰不上”，新疆的学校，西安的学校，兰州的学校不上，他要出西北。就是我们的孩子要逃离这片土地，认为这边非常荒凉，要与国际接轨，新疆的、西北的孩子要到上海去，要到北京去，甚至国外去。大家拼命地奔向非常发达的地方，有高铁能到达的地方，将来可能赚钱更多的地方。身边的大自然不如远方的大自然，这是用利益的标准划分大自然，非常功利。

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教育我们的孩子仇视我们自己的家乡，至少是疏远自己的家乡，甚至连家乡的自然风光是什么样都没看到，就粗暴地判定家乡不好。“游山玩水”这个词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有罪恶感的。改革开放前，大家肚子都吃不饱，游山玩水太奢侈，瞎花钱;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但是年轻人和孩子要读书、要奋斗、要吃苦，游山玩水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本末倒置的，游山玩水应该是亲近大自然，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之一。跟找对象一样，你连对象长什么样都不了解，怎么会爱它?

谢有顺：不让领导游山玩水，凭什么不让老百姓游山玩水。

李赋：只要不是花公款公费旅游，不管领导还是老百姓都可以游山玩水。我们的大自然教育其实在去故乡化，存在很多误区，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偏差。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对自己的家乡陌生而贬低，离开的时候毫无留恋之情。根据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是一部经典，影片的结尾，斯嘉丽最后站在那棵大树下，她说这是我父亲待的地方，我爷爷待的地方，我要把它建的比我的父亲那个时候还要好。这让我很受触动。比方我们新疆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决心吗?甚至赶快跑是不是，我在北京买个房子，最后我躲起来，在上海买个房子，我远离新疆，然后怎么样呢?再买上飞机票回来，旅游一下。当然走出去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教育，这种导向是不对的。

大自然的教育和滋养值得我们深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的人化的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自然景观对人的性格形成是有影响的。比如新疆人的性格与上海人的性格就是有很大差异的。新疆的天高地阔，跟南方狭窄逼仄的空间养成的生活习惯，肯定不同。上海人就精打细算。它有两千四百多万人，就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新疆的面积是两百三十五个上海，新疆的人口也就是接近两千三百万。

上海，你想你就这么大个地方，土地面积就那么一点，性格上肯定是有影响的。两千四百万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就上三千万了，所以金宇澄的《繁花》就那么密集而灵动地呈现生活的细部，语言的细碎和精微。而很多西部的作家，特别是我们新疆一些作家的作品里头多少有些意气纵横、浪漫豪放的品格，这就是大自然给予的滋养。

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作家，他可能心中的地域或者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呈现一些独特的面貌，比如沈苇，他曾在诗中写到 “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我想沈苇想要表达的是不能用简单的地域的表象来遮蔽人性的广度与深度。一个杰出的作家或诗人是会向地域性的深处掘进的。新疆大自然给予他的这种滋养或者启示，或者神谕式的这种灵感的启迪，这肯定都是要有的。在车上跟剑钊聊的时候，剑钊说俄罗斯文学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基本上等于外国文学，我非常赞同。很多作家的作品伴随着我们成长，很多作家作品我们耳熟能详。比如契科夫和屠格涅夫，都是写景歌颂大自然的大师。像前苏联的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一开始的场景就是描写自然，顿河那个波浪拍打在岸边上，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随着那个波浪的节奏在割草，让我们也似乎闻到那个哥萨克草原的青草香味，大自然基本上就非常自然的进入到文学作品里头了，给你一种人格的底色或者是内核。我想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这样的文学，它就像刚才钟志清老师说的那样，阿摩司·奥兹的作品里头肯定有一些世界性的东西是那个地域里头带来的，甚至是一个小乡村里头带来的。

在喀纳斯这么美的地方谈大自然文学，我想这样两个问题，刚想到的，也很不成熟。一个就是自然的人化，再一个就是大自然教育的问题。

谢有顺：好。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人写出了新疆的规律、新疆的美，还是有更多新疆的孩子们愿意生活在这片热土上。李赋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非常有意思，包括新疆的书写，写喀纳斯，写禾木，包括奥兹写的以色列的某个村庄，我觉得都是世界主义的写作。禾木这个村庄，已经不仅仅是喀纳斯，不仅仅是禾木，它应该有世界级的眼光。这不仅仅是说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或者世界各地人都知道这里，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突破这样一个地域的限制，跟外界的世界有了对接之后，会有很多崭新的经验。其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来书写的。

赵钧海：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比如我们今天是谈大自然文学，大自然文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想到大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享受美景，也会自然而然想到保护美景。

我们新疆有许多自然风景和传统文化，比如刚才说到了禾木，禾木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我们肯定是来蜻蜓点水地看一下，然后享受完这些风光美景以后，我们会离去。那么生活在禾木本地的那些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这些年禾木一直是旅游胜地，被关注着，被翻炒着，但是你要往细节看，你就会发现这里孩子们受到的教育不是很好，但是他们需不需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还有没有必要把原来的文化传承下去呢?旅游开发以来，他们开始认识金钱了，而且也很需要金钱，游客带来了钱，他们就很高兴，骑着马说：“叔叔阿姨，马骑一下。”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有的文化传统已经慢慢地被商业化覆盖了。

那么在这样的风景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来反映它?那天，权丽女士朗诵了康剑先生写的散文，是歌颂大自然风景的，比如松树，比如草原，比如湖，它们几千年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歌颂它不空洞吗?其实风景也是有时代印记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可能会在文字深处显现。风景招你来，让你来看，让你欣赏，然后离去。那也太简单了。图瓦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我看到图瓦村落的房子变化已经很大了，与我第一次来这时大不一样了，设计形式变了，建筑材料变了，还有供暖设施，这些新的东西覆盖了旧的，那些曾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可能慢慢消失了，变形了，传统文化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可能远远不再是那些深刻的东西。

那么这个深刻的东西需不需要传承下去?现实是，他们不再穿本民族服装，他们改穿牛仔裤、T恤了，他们会说很多的汉话，那么他们原本的文化需不需要流传下去，需不需要留给后人。这些可能就需要我们把它变成文学以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思考。图瓦人的文化传承应该从他们的孩子抓起，但我看，很难。骑一回马二十元，不讲价。他们穿着牛仔裤打着手机，他们已无法回到真正的图瓦。这个矛盾让我联想到我家乡克拉玛依的一个哈萨克族乡，克拉玛依城市有四十多万人，农村人口只有两千多人，城乡差别比较大。现在政府加大对乡里的投资力度，上面拨款，让牧民尽快富裕起来，帮他们盖新房。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框架，把牧民的迁移集中到乡村最好的地方，给牧民设计非常整齐漂亮的房子，帮着盖好，让他们住进去。但，他们其实有不少人是不太适应的，有人还想回老房子。

当我们带着人来参观的时候，把牧民从很远的地方叫回来，牧民在家里待上一会儿，参观的人一走，牧民就也走了。这种新房子不少牧民住不惯，他们更喜欢住在毡房里，然后走进山里。这是从一个游牧文化到现代城镇文化的变革，有些牧民是不是还没做好准备?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把牧民集中起来，让他们在这里学习，让他们适应新生活方式，但他们还有许多困惑，许多不适应，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也许应该在此切入和反观，发现深层的东西。这才是文学可以介入的领域。对于这些愿意到草场放牧的牧民，我们如何去深入他们的内心，如何传承游牧民族的传统，使之保留文明，摒弃糟粕。文学应该在这里发扬光大。

谢有顺：那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喜欢放牧吧。

赵钧海：乡里的年轻人喜欢现代科技，喜欢骑着摩托车放牧，已经不再骑马了。但是人类要发展畜牧业，必须要有人养羊养牛，畜牧业在现代社会还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矛盾就在这里。

谢有顺：以后还会有危机。

赵钧海：现在牧民条件好了，他们许多人是骑摩托车放牧的。

谢有顺：现在不放养了，现在圈养。

赵钧海：放养的很多，到夏牧场、冬牧场放，照样在转场，当然也有圈养的。

谢有顺：慢慢的圈养会增多。

李赋：孩子上了学，到乌鲁木齐上个中专就绝对不会回来了。

赵钧海：这种矛盾，就是我们能够怎样把它传承下去，或者是希望怎样变革，这也是现代化和古老自然的生存状态的矛盾。我联想到魔鬼城风景区，魔鬼城有一种荒凉的美，亘古的美，洪荒的美，原始的美，西部本色的美，但是它的地层下面有石油，它吸引人眼球的去开发，社会发展必须开发石油，这就是矛盾，你说谁更重要。开发重要，还是保护重要?这些年，我们搞文化的就会说那个地方应该保护起来，你们不要再开发了。但是搞石油的说，国家需要石油更重要。你的道理是小道理。中国要发展是大道理。

我们路过可以看到，魔鬼城里有大量的抽油机，现代大工业开采的壮观景象，很气派，数万抽油机在忙着采油，把自然风景破坏了，为此，摄影家们就天天喊叫保护，但没用。那些好看的自然风景也许很快就消失了。所以说你要把这个风景留给后人，怎么留?一两百年以后可能真的没有了，那个地方是非常脆弱的。但是，你能说石油开发不重要吗?我也觉得很重要。

发展现代化与自然景观破坏之间的矛盾需要认真慎重地思考，社会如何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这就是我们石油文学作家的困惑。我觉得这个可以联想到我们如何创作石油文学作品，我们要讴歌石油人，也要褒扬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行为，我们绝不希望在一个被糟蹋的一塌糊涂的景区里开采石油。但这种理念与实际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就提一些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思考和想法，供大家研讨。欢迎到克拉玛依进一步深入研讨。

谢有顺：发展主义的困境确实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也不能简单化，抉择当中很难说谁是正义的一面，但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它简单化，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关系也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主题。其实如果小说、诗歌比较难写，报告文学是可以呈现的，放在八十年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很深入的报告文学元素。今天的报告文学失去了批判的功能，报告文学主要是歌功颂德了，主要是写这个乡村的村支书啊、国企的老总啊、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啊……它缺少那种反思的、批判的这样一个维度，其实这个主题作一个报告文学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谢锦：关于“大自然文学”的主题，我其实脑子中一片空白，你很难要求一个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长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这里奢谈大自然，我真的是连各种花儿草儿都认不全的人。

先说一个故事。我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每年最忙的是七八月份，这时节正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对于我的女儿来说，妈妈每年暑假没有时间陪她外出行万里路，唯一能够弥补女儿的是每年暑假带她看各种各样的演出。当然，每次台上台下蹦蹦跳跳、热热闹闹互动成一团的时候，是女儿最快乐兴奋的时刻。然后，我无意当中选了一场来自瑞典的叫《rain》的演出。这天现场演出严格限制人数，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设置了各种机关，整场演出没有任何情节和对话，演员们就是启动机关，让水流营造出各种各样的雨的声音，小雨大雨毛毛雨，雷雨暴雨狂风雨，极其逼真。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听到了雨在水泥路上的敲打，在玻璃上的轻叩，在池塘里的滴答，在树叶上的潺潺……这一刻，我非常感动，天籁从来就不需要更多的表达，在，就是美好。而我最大的感慨正是在于，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来说，其实已经失去了内心安静和侧耳聆听的习惯，我们热烈地喜欢着密集的信息、戏剧化的故事、大哭大笑的情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人生。演出现场有很多孩子根本坐不住，各种雨声在他们的耳朵里太没劲了，他们只是希望站起来跳起来，下雨一点儿也不好玩，只有一些小小孩子真的是在听，专注而神往，那应该是还没有被我们的知识噪音所污染的孩子吧。那个晚上，我特别震撼——我们出问题了，我们的耳朵和心灵已经关闭，我们与世界其实是隔绝的却又不自知。所以，我想说的是，所谓的“大自然文学”的最大意义也许就在于擦洗我们的耳朵，然后，不受任何干扰的，倾听。

剑钊和沈苇刚才的发言中都提到了“大自然文学”的一个视角问题，其实就是作家在接近大自然时，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的问题。我想，要让读的人耳朵清亮地听到天籁，写的人首先应该耳朵清亮，眼睛清净，就像《rain》这出戏中，要模拟四十五分钟的听觉上的雨，创作者需要静静聆听多少场不同的雨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文学”应该是人与自然的真诚交流，所谓交流，是双方有倾听、有表达、有互动，甚至有争议，而从来不是你说了算，然而，这样的“大自然文学”又何其少而珍贵啊。

前几年，我们杂志做了一个很琐碎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随杂志进行了一项读者问卷调查，结果令我们有些小吃惊。从我们的眼光来看，长篇固然是衡量一个作家整体实力的文体，而中短篇更是体现一个作家综合写作能力的精准标杆，我们编辑经常的建议是先把中短篇写好，再去写长篇。但是，事实是，在读者最喜欢阅读的小说种类中，出现了两个极端——大量问卷指向长篇小说和微型小说。而中篇、短篇的得票数出乎意料得少。读者喜欢微型小说是很可理解的，在文学阅读渐渐收缩的时代，在一个现实而忙碌的社会里，人们没有大量时间阅读小说，短小精悍的特点让它更受欢迎。但是为什么有大量的读者去选择长篇小说而不是篇幅更适中的中短篇呢?这几乎是一个悖论，它让我们思索。我们发现我们忽略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信息量。这个忙碌的社会需要效率，需要大量地占有信息，文学作为一种阅读文本，也不可避免地被寄予了这样一种阅读期待、阅读目标，我不能说篇幅越长信息量就越大，但显然，它的大容量决定了它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看，这就是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文本，信息量是它的基本要求，大量而丰富的信息，丰富而细腻的信息，细腻而有意义的信息。而我有时候会觉得，文学创作，可不可以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可不可以与实用无关。“大自然文学”更是这样，并不需要自然教科书，也不需要野外生存法，我写，我读，只是因为——聆听天籁。

而天籁，绝不是寂静无声，更不是不知所云，它是与你远古血液中的那个世界相通的声音，是另一个维度的语言，是需要调动所有的感官去触摸的冷暖，是这一刻，宇宙洪荒的情感。

谢有顺：谢锦说得挺好，都是切身感受。“天籁……宇宙洪荒的情感”，好。下面请何言宏教授继续。

何言宏：这次来新疆，我和谢锦从所谓的魔都上海来到新疆，我个人的感受特别深。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经常上下班来回是在一条马路上，路的一边就是华东师大，我们挨在一起。路的另一边就是微软、Intel、可口可乐，这样一些超现代化的大公司。

我们是在上海的郊区闵行，我经常说到市区叫“进城”，我们号称“闵大荒”，除了上下班会有车，平时这个马路上人很少。所以我经常在这个马路上来回快速的骑车或者乘车等等。那么我在这个马路上快速来回的时候，我心里总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在新疆，然后心里面就会哼着草原的那一首歌，就是《自由飞翔》，非常开阔。

从魔都坐飞机到乌鲁木齐，然后穿过不是沙漠，反正就是一个平原地带、准噶尔盆地，然后向喀纳斯，向布尔津这边越来越深入到这样一个自然当中去，而且是两种自然，盆地和山水。

我觉得，我们要说自然文学显得很可笑，非常苍白。那么上午和沈苇回去交流的时候我也谈到这个问题，谈到这种感触，特别可笑。以至于我用一个叫有点荒谬感来谈，并不是说这个题目可笑，而是说我们在自然面前，在那么辽阔、丰富、伟大的自然面前，我们人虽然也是自然的一个造物，很怪异的造物，我觉得我们非常渺小。

如果我们在上海说，我们会说怀念，有那种归去感。在这里我们就在自然当中，所以说我觉得相比自然本身，我们就只能叫姑且谈谈这个话题。

我想大自然文学这似乎是在命名某种文学类型，我觉得这个，我还没有成熟的思考。但是谈一谈我们文学中的自然意识，倒是可以的。在来这里的路上，在车上刚好叶舟坐在我们后面，我就翻个人的朋友圈。看到叶舟最近在写花，其中有一首我确实很喜欢。我觉得也是充分体现出一个诗人的自然意识，谈自然意识。

那么再展开来想一想呢，好像我们这个文学或者说特别是诗歌当中的自然意识古已有之。我记得陈世香先生就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谈中国文学中的自然意识，陈世香说英国文学，外国文学当中也有自然意识，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中国文学当中它是谈传统，中国文学当中的自然意识区别于西方文学当中自然意识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自然与人生的，他用了一个关健词叫高度交融，自然与人生的高度交融。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姑且说他这个感觉和判断有道理，新世纪以来我们诗歌当中的自然意识好像和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学当中自然意识，你说张承志也好，人和自然那种对峙感很明显，张承志要横过达坂是吧，雪川等等，那么对峙感很明显。当然这种对峙当中也爆发了人的伟岸的一面，英雄的一面，力量等等。

再往前推，意识形态很强的时期，自然其实是被形态化的，也可以说被政治化，甚至被社会主义化的。傅抱石有一幅画，就是写我们南京的一片山水，上面很多烟囱，叫什么?风景这边独好还是什么东西。很多烟囱，一幅国画当中有大概十几个烟囱和钢架里的高压线。

谢有顺：五十年代。

何言宏：对吧，五十年代。那么就自然被革命化和形态化，可是后来慢慢去政治化、去年代化。八十年代还带有很强的西方思想，可是到新世纪以后我觉得大家对自然、人生，更自然的那种交融，我觉得出现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几位诗人朋友，比如说沈苇，沈苇的很多诗当然有很多文化，也很多自然。比如上午在读的《沙》，是不是这样?自然、沙和水，是不是这样?那么里边谈到沙是吧。我还读到了，当然你这个沙里边我觉得有文化，有那种多民族的东西。但是我也读到了两个区域之间的那种自然的差异，就是水和沙，也读到了你的人生，我想里边有爱情的、水的跟随，就像沙，有这样人生的一种体验在里面，就是沙、水、人生的交融在里面。

叶舟的诗也很明显，他很多写花的诗能够很自然，我们也做过交流，我说对他说，写花的诗啊，好像能够把你的人生体验很自然地呼唤出来了。自然有很多啊，万千自然，可是花能够呼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就写的特别自然。那么刚比如说我看到阿信有一首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这些诗里面都体现出一种自然和人，生命的一种很自然的交流在里面。

作为观念形态，我觉得诗歌当中自然因素表现的也明显，我记得李少君就专门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他有一本诗集就叫《自然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世纪诗歌当中那种自然意识，特别是在人生的一种体验的交融方面我觉得非常突出，非常普遍，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带有一种，放在诗歌史上我自己感觉新世纪以来这是一个，在这个命题当中找出一个独立时期，可以谈的，可以深入讨论的。但是这里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会不会带来一种陷阱或者局限呢，就是说都是写人生和自然去交融，会不会体现出一种同质化呢?

人、生命和政治的交融，一种体验，我觉得容易带来同质化。可是恰恰和自然的那种充分的交流不会带来同质化，因为自然是无比丰富和博大，那么他在说，我们也在通过诗来表达，那么自然它从细到一棵小草，一粒沙，一滴水，大到蓝天、白云、雷霆、风暴、沙漠等等，它通过种种表达恰恰能够呼唤出我们每个个体生命。所以说我们每个个体和自然的一种交流对话恰恰能够形成我们每一个独特的个体，我觉得在我们文学当中自然因素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化，随着这样一种深化和那种普遍，我觉得可能我们自然文学或者说自然作家、自然诗人作为一个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体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独特，越来越深刻和丰富，映姝成为花的诗人，沈苇成为沙的诗人我觉得会非常丰富。

所以说自然文学，或者说自然意识刚刚开始，会越来越走向开阔，越来越有前途，当然也需要我们去阅读。

谢有顺：文学，主要是诗歌中的自然意识、观念形态、具象形态，我觉得言宏提到的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当下状态，诗歌界里的一个当下状态，也是很好的一个角度。

阿信：刚才，叶舟说他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每天面对的自然那么有限，只能隔窗远望兰山、通过气象和纪录频道了解天气和各地风物。我倒是不错，每天都面对着真正的自然。我办公室窗外就是起伏的青山，长满灌木和沙棘丛，更远处是原始森林，山巅有藏人祭祀用的插箭台。后窗是学校的北山，折合玛神山。折合玛在藏语中是海螺的意思，因山坡一块酷肖海螺的红色岩石而得名。山下的村庄叫折合玛，环绕村庄的小河，名叫桑多河。

我生活的地方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合作是“黑措”的译音，意为羚羊出没的地方。居民六七万，以藏族为主。甘南属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海拔从四千米的措美峰到不足一千米的舟曲河谷，三千多米的海拔落差，植被呈垂直分布。高处是雪山、砾石、苔藓，其下是墨绿的原始森林、灌木丛，再下是起伏辽阔的草原，最后是青稞和油菜地。甘南人口不足七十万，面积四万平方公里，境内分布大大小小三百多所藏传佛教寺院，格鲁派黄教寺院、尼玛派红教寺院、花寺、黑寺、原始苯教，在这里都有分布。

我理解，宗教也是一种自然。虽然我没有刻意研究过藏传佛教，但长期置身于此，耳濡目染，感受着藏传佛教文化的熏染，藏文化中敬畏神灵、自然的宗教情感不知不觉渗透进我的写作当中。我写过一首诗，名叫《速度》：

在天水，我遇到一群写作者——

“写作就是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的速度。”

在北京，我遇见更多。

遥远的新疆，与众不同的一个：

“我愿我缓慢、迟疑、笨拙，像一个真正的

生手……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里。”(沈苇)

而我久居甘南，对写作怀着愈来愈深的恐

惧——

“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

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

我生活的甘南，不仅神秘，而且有灵。藏族人相信，在他们头顶，随时都会有神灵经过。面对生活和写作，我永远葆有一份敬畏和感恩的情感。我担心纸页后面的那个神灵随时都会从正在书写的文字中跳出来，指责我。我必庄重，我必虔敬，从不敢懈怠和轻慢。我非常讨厌那些对写作一事持游戏态度和非分企图的诗人。藏族人“有神”的概念，不止影响着我的写作，也必将影响我的生活和命运。

既要心存敬畏，更要心存感恩，这大概就是自然教会我的。而我的写作，就是把自然传递给我的，再传递给我的亲人和朋友。

谢有顺：这是阿信老师生活的地方，您描述的，确实特殊，七十万人口有三百多所寺院。

阿信：藏传佛教寺院。

谢有顺：平均三千人就有一所寺院，这确实是有信仰的一块土地，所以你说写作是有神的、有信仰的，有这个维度，回头再看自然和人世就不一样了。这是很特殊的一种生活的记忆，肯定对你有影响，是构造你的写作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来，董老师。

董立勃：大自然文学，也是文学。不同点，就在“自然”两个字上。文学是人学，表现的是人的情感， 讲的是人的故事。自然文学有所不同，它表现的情感，是人与自然的情感，讲的是天地万物的故事。自然文学中，人不再是主人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山川、江河、荒原，包括空气和风，月亮和星星，被推到了作品的中心位置，成为作家表现描绘的主体，人退到了一边，变得次要，成了配角。这类作品，文学的基本属性没有变，但内容会完全不同。同样是歌颂和批判。大自然文学指向的目标，会有自已审美的选择。自然万物的美，无处不在。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准确生动的文字描写，会使得某一客观物体的美，从外形到内在，得到了逼真的的呈现，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得万物复活，变得形象具体，富有灵气，可感可触;使人们通过文字，更了解自然，更热爱自然，更崇拜自然。文学的力量，会把人的心带进大自然。在文学中的大自然里，我们的心会比脚下的路走得更远，会看到更多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会更容易达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精神愉悦。所以，歌颂大自然，就成了大自然文学的最重要的主题。赞美大自然，就是赞美生命，赞美成长与健壮，赞美真诚与善良，赞美平等与自由。只是赞美的同时，还会有强烈的批判。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科技进步，让人类的生存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富足。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类的方便和富足，伴随的是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经济越发达，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情况就越严重。作家的良知，对生命万物的尊重，让他们无法回避和沉默。对大自然粗暴无知的践踏，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大自然文学，无法不举起批判的旗帜，反省我们犯下的错误，审视我们自私自利的行为。对动物的乱捕乱杀，对土地的滥用开发，对森林草原的砍伐放牧，对河流及空气的污染，种种可怕的举止，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大自然文学愤怒声讨控诉的对象。呼吁人类珍惜地球，保护环境，关注生态，还大自然一个没有被毁坏的面目。不仅仅是为了保留一片风景的美丽，轻一点说，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品质，重一点说，这关系到我们的生与死，关系到后代子孙的幸福。大自然的生存，看起来很被动。面对人类的霸道，有些无可奈何。但实际上，大自然也有尊严，也不甘于总是被欺凌。一样会在忍无可忍时，进行反抗和报复。近些年来，发生的许多灾害，给人类带来的伤亡之大，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因果报应的惩罚。文学自出现，就负有启蒙警醒人类的使命。大自然文学，应在调整人类与环境的良好关系中，恢复社会对自然的理性态度的过程中，完善自然生态的保护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看来，大自然文学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不但很有必要，而且意义重大。不过，就目前来看，真正投身于大自然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多数作家的作品里写到大自然，也往往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或者说是为了烘托气氛，或者当成可有可无的闲笔，用来点缀铺垫情节的过渡。完全把自然万物当作文学的叙述主体，进行主题的深化，情感的表达，还是太少。我以为，从事大自然文学写作，首先不可缺少的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无论是一棵草一棵树，还是一条河一座山，无论是一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土里藏的。不管大小，不管轻重，都是一个奇迹。都具有神的灵性。对它们的冒犯，就是对生命的亵渎。同时，对自然万物，我们还要真的熟悉了解才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一块在太阳下生长，可对大多数动植物，都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它们的习性，怎么可能写好它们。大自然文学，不但要有审美功能必须的艺术性，还要传播知识，普及科学。通过阅读，让自然万物，进入身心，激起对自然的爱与亲近。有了情感，才会在与自然相处中，把他们当亲朋好友。文学表达，表达的就是情感。情感确实重要。可是光有爱，还是不够的。来喀纳斯太多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物一景，都喜欢得不行。一直想写点什么，可从来没动笔。因为，觉得它太美了，总想写出它在自己心里那种美。可却始终找不到恰当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是缺少发现，还是感觉迟纯，还是能力不够。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大自然的完美，让文学去再现，总是有些力不从心。可能这也是我们的大自然文学创作，缺少经典之作的原因之一吧。确实，写好一棵草、一条河、一座山和一个动物的难度，应该大于写好一个人。不管写的是什么人，经验与常识，会让我们很容易就用文字，让其活灵活现起来。但写动物、写植物、写景物就不行了。无法感同身受，必须学习相关知识，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才可能写得出来。才可能写得有意思，有意义，有趣味性，有知识性。当今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几部大自然文学作品，如《昆虫记》《沙郡岁月》《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等的作者，几乎都是些专家学者和科学家。看来，大自然文学的创作，说容易也容易，走进大自然，有感而发，写篇散文、随笔、游记和诗歌，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完成，并且其中也不乏美文佳作。可难免缺少深度和厚度，而最终无法长久流传。要弄出大作品，确实是难。不过，我深信，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很有可能中国的大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就会出现在新疆。因为新疆大自然的辽阔壮美，为大自然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对此，我充满期待。

谢有顺：写或不写喀纳斯，它都在这里，但是你还是要写。不断地写，持续的写作很重要。写作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可能性有没有，有，是在持续不断的写作当中，可能所谓的经典之作、自己的满意之作才会诞生。

董立勃：但是我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写喀纳斯。

谢有顺：说明爱得太深，想把它保留在内心柔软的角落。

董立勃：我觉得我主要是写不好。

谢有顺：只属于你的喀纳斯，都不愿意把它分享给我们。……每个人都说一点吧。

沈苇：放开谈吧!

谢欣：我觉得刚才董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对我很有引发，就是这个大自然文学和大自然与文学是两个概念，是两个研究的范畴也是两个研究的方向。我对大自然文学这个概念的认识也还是不太透彻，所以我还是想从大自然与文学这个角度谈一下。

喀纳斯是一个洗心的地方。文学呢，它也是洗心，洗涤人的心灵。我觉得咱们这个会议在喀纳斯这个地方举办就是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和意味。我上午到高地上去看，上午是大自然对我的诱惑更大一些，我就到这个大自然这一块儿去。在这个高地上边对大自然与文学又有所悟。

我主要是想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自然在文学中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大自然与文学这两个领域。一个是自然范畴的领域，一个是社会范畴、人类学范畴的领域，如何互动的问题。

翻开文学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作品里描写的大自然的改变常常是社会的改变，常常是一个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人类的思想，一种新的社会的变革诞生的一种东西。作家常常能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把它反映在大自然里边。比如说像大航海时期，大航海时期预示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在那个时期就产生了相当多的，重新发现大自然，重新发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有很多这种作品。比如说《鲁宾逊漂流记》，就是人对这个未知的海洋世界有一种新的渴望，有一种新的好奇。我觉得这是文学和大自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类在文学中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一种渴望和好奇，以及探究的精神。

还有就是美国的西部开发，西部开发预示着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在这个时候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西部开拓文学，比如像威拉·凯瑟，美国一个很典型的女作家，专门写西方拓荒文学，她的作品就叫《拓荒者》，社会方式的变革产生了那种对自然的描写和对自然的开拓。还有比如说像库柏，他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也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产生了他对西部的风土人情的重新认识，这是我谈的社会生活的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自然和文学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在作家笔下，它不是一种空白的或者是苍白的东西，它一定会通过自然的东西来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对人物，对人的新的发现，对人物命运的新的理解，对人物命运新的开掘，它也带来了笔下自然的变化。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董立勃的《白豆》，《白豆》是一种新的，以前比较少写到的，写从上海到新疆的知青。所以说它这种新的人物命运带来了对边疆风景的描写，这是一种新的变化，就是和主人公不远万里来到新疆的那种遭遇、那种心情相适应的那种大自然的风情。我觉得人物的命运带来了大自然的变化，就是说自然在文学中的作用不是点缀式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一种东西。我不说它是主要的元素，但是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二个方面我就想谈一下，就是自然和文学相互间怎么互动的问题。作品在对自然的描写中必然是以人为主体。诗歌和散文可以以大自然为主体，但是小说是一种叙事的作品，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描写，文学是人学，一部小说没有人物的命运，我觉得很难，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人物的命运的话很难站得住。所以说如果纯粹的按我们理解说大自然的文学，写大自然的长篇小说，不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体，从小说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欠缺了一些。所以说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中，在小说的领域还是应该以人的情感、人的内心、人的命运为主体。比如说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其中确实是大段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但是它不是一个长篇，它是一部猎人笔记，一系列短篇里边有那么一篇，有的译为《白净草原》，有的译作《草原》。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它之所以动人，它之所以美，主要还不是在于他写的自然风光，草原，把它写得很优美，很神秘，恰恰是写出了在草原上，在那个篝火晚会，在篝火聚会的一些俄罗斯少年，我觉得正是因为他写出了俄罗斯少年的精神，所以说这个草原才显示出了一种美的东西。

在自然与文学关系方面，俄罗斯作家是处理得最好的，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常常有写到自然的地方，常常有动人的一笔。但是这种动人的一笔都是和人的心、人的命运相关的。像这种巨匠，他很少说脱离人的主体来写风景，写自然。比如说《战争与和平》，主人公获得了爱情的时候，他听到了不远处俄罗斯冰河开裂的声音，写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写人类，是写人自己的心声，把大自然和文学两者的关系处理更好。自然是来表现人的。但是这个自然它又不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辅助的东西。

西方的作家在这一点上好在哪呢?在西方作家的眼中自然是一种比较独立的东西，西方作家对自然有一种敬畏，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他把自然当成一种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东西。所以说虽然作家在表现自然、表现人的时候是以自然来烘托，但是这个自然具有独立性，所以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这种自然更博大，更深邃。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在人与文学的关系方面，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肯定是有不同的态度，这个人面对自然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感情，没有任何倾向，人再纯粹，这个作家再纯粹，在描写自然的时候必然有选择，必然有倾向，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按存在主义的说法，人与自然在文学中必然要有倾向的东西。比如说在美国的西部作家莉莲，像威拉· 凯瑟的小说跟库柏的小说就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有倾向，你写什么、怎么写就体现出一种倾向性。像威拉·凯瑟的小说里边，她就更注重写人的奋斗，写拓荒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比如在库柏的小说里边同样是西部作家，那么他就体现出一种挽歌式，他对于白人，对于印第安原来的文化，对印第安人的那种杀戮，他体现出一种挽歌式的风貌，他体现出一种同情。同样写自然，同样是西部的自然，同样是开拓自然，但是倾向却常常能够截然不同。

新疆应该是能够出大作品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地域风光交织在一起，使作家本身就有一种丰富性。这是一种天然的丰富性，是新疆作家的优势。我相信新疆的作家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

谢有顺：谢谢，说得很全面，自然与文学的重要意义，自然与文学的关系，这样描述很有意思，人面对自然，这些是分不开的。厌恶自然，或者说自然对我是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侵略，可能也是一种文学视角。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文学是有多方面的解读空间。下面，黄老师还是南子先来?黄老师吧。

黄毅：我在新疆出生，写了这么多年，也活了这么长时间。大自然是我们须臾都离不开的存在，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会的题目叫大自然文学，由此就有一个疑惑，大自然可能不一定需要文学，但是我们的文学一定是需要大自然的。

如今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成为背包客，走向了大自然。而且我看到很多人说自从玩上野外以后，就很上瘾。

我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去玩野外的时候是解决身体上的问题呢?还是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里面肯定有很多名堂，比如我们出去跑跑对身体大有益处，我今天又走了多少步，老董今天走了上万步，占了微信运动的排行第一，于是乎大家都欣欣然。

那么，到大自然中仅仅是锻炼身体吗?我想未必也不全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到大自然中一个是解决肉体的问题，可能还有相当的人是自觉不自觉地解决内心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在城市里呆的时间久了的人，可能内心真的就是有问题了。那我出去到外边跑一圈，一下就好像释然了，其实就是解决内心的问题。

解决内心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解决肉体的问题更为重要。那么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呢，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可能总是设法从自然中找到与自己内心相对应的一些东西，或者找到与我们内心比较接近的东西，甚至从这里面找到一种象征，找到一种什么特别的东西。

记得大概二十多年前吧，我写过一首关于喀纳斯湖怪的诗，大概有将近一百行，是一首比较长的诗。我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很纯粹，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想的这么多吧，我现在回头再想我写这首诗的起因，自然就领悟出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有一头湖怪，你内心的这个湖怪和喀纳斯这个湖怪，是一种对应，这个湖怪它很神秘，很隐秘，它很机警，它躲避着这个世间的一切，它很独立。这个和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真的是一致的。那么反过来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探寻这个湖，都想印证我们内心有非常巨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巨大的东西就是湖怪，后来我在想，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找到了一个具象，就是对应我内心的一种东西吧。我们总是想试图找出自然中与我们人比较接近的地方，或者说某个自然的物象与人比较接近的东西来呈现我们复杂的内心。

这几年网络写作兴起以后，我读到了大量的写新疆的自然或者风景的东西，这种自然和风景的东西可能更适合表现抒情文学，但是我看到很多文字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们觉得它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样的抒情方式让你特别不舒服，反正就觉得假，毫无疑问这个就是伪抒情了。

一个写作者可能看到这片美好的山水，他觉得我的内心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我就想这样表达。但是别人看了以后，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典型的伪抒情。他可能很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但是别人觉得就是虚假，就是不真实——他写的这种自然你就觉得不真实。

我们看到很多新疆人，留在这里和从这里逃跑的新疆人，还有他们的子女在内地的这个新疆人。在谈起新疆的时候很有自豪感，但是这个自豪感的后面又是那么的可怜，在强调这个自豪感的时候，他的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你不信，对一个新疆人或者从新疆出去的人，如果你敢说新疆什么地方不行，那你就惹了麻烦，他会很激烈地来跟你争辩这个问题，我们新疆怎么不行了?有什么不行?他绝对会跟你争个面红耳赤。所以我就觉得这实际上是新疆人的一种狭隘的自卑的东西在作怪， 自尊心常常是建立在脆弱和敏感的基础上的，说到底还是内心不够强大。

我记得那天我和汪剑钊，我们两个有过一个交流，我说新疆这个大山大水养成了新疆人对于大的偏爱。单看我们新疆人从这个饮食上就创造了多少豪迈的东西，前面加一个大的招牌性饮食，大盘鸡、大盘鱼，大盘肚，大盘系列全是大什么大什么的。反过来你想，如此推崇这些个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反映了新疆人的这个内心，有的时候又非常怕被别人瞧不起，非常自卑，用大来掩盖一些卑微的东西，所谓以大唬人就是这样了。所以当他对新疆充满自豪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谁说她不是的话，他的反应一定会很激烈的，他的自尊心会很受不了的，异常敏感就在所难免了。

新疆这一片土地给了他很多东西，但是他的这片土地和外面比较起来以后呢，他又觉得自卑。

谢有顺：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黄毅：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和经济的发不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

爱到了一种偏执的地步，就是一种对自身的伤害。

谢有顺：我觉得这是挺好的，爱一个地方他就爱得这么深，不允许别人有任何对他的那种不是，这种感情太难得了。

南子：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面临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我理解的大自然文学，就是以大自然为原创母题的，关注人和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因为我觉得文学从来都是写人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对大自然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前苏联的自然文学特别发达，有一个作家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列什文的作家，他曾经说过：我写的是大自然，但是大自然的背后我写的还是人，对于他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

这些年来，因为职业的关系，我跟阿勒泰地区，跟禾木的往来可能更密切一些，我因为喜欢禾木这个地方，这些年来过很多次，春夏秋冬都有涉足。记得我2004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古村落，我觉得我找到了心灵的安居之地。那时，禾木村还没有受到外界普遍的青睐，因而没有人轻易闯入它的世界。这存在了几百年的古村落，成了一枚从年代的巨网中脱漏的古币，铜锈斑驳，沉落在旧日的时光中。只有人在老去，而我也只是一个遥远的跟随者。早年我看见它或许是我的幸运所在。这个地方触及了我的想象，构成了我与现代文明疏离的一道个人幻影。以至于2014年春节大假期间，我与家人为躲避城市的喧嚣，在禾木待了整整七天时间，住在禾木一户人家的家庭旅馆中，每天清晨我们背上包出门转悠，下午晚饭前回来。遇到下雪天，静静地坐在树林的木桩子上，好几个小时不动，听雪落在肩膀上和头发上的声音，内心的感动至今还在。

这些年来，它从过去的道路不通，到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够到达，这期间它所经历的种种改变令人惊讶。在这期间，我写过图瓦孤儿、开家庭博物馆的确凯老人，酒鬼、乡村喇嘛等文章，我觉得我可能比在座的一些作家，要更了解禾木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仅仅了解某个地方的此地此景还远远不够，还应了解风景背后的人的生活，了解他们自身的命运，以及命运背后的归属感，了解在这样的一种大的社会格局下，现代化、消费主义对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的一种侵蚀与改变。作为新疆作家，我认为更应关注这一点，也希望自己将来在这样的内容题材上能有所突破。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的大自然文学创作中，大自然不仅仅只是文学叙事的中心。如何建构大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作家应有自己的文学独白：“现代意义上的大自然文学是以大自然为题材，关照人类生存本身，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审美追求，应是作家自觉的生态文明视域，是其大自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只有关注到大自然中的人，人类跟大自然的关系才会相依相衬。

谢有顺：下面请谁?

沈苇：张映姝这几年写了很多花卉诗，来说说吧。

张映姝：在2013年之前，我跟在座的很多人一样，对于植物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看到很多花很面熟，但是都叫不上来名字。我对植物的喜爱，或者说是对生命的热爱(我把它认同为一种生命)，是因为2013年我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甚至不能够自如地下床，这个时候我觉得生命是特别重要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当时我觉得都快有抑郁症了，因为什么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改变不了我的现状，包括看书什么之类的都不行，什么都不能做。

我有一个朋友，克拉玛依的朱凤鸣，我经常看她的博客，有时候我俩聊天。她是一个对于植物特别狂热的人，就是因为对山野的喜爱，她把这种爱好发展到专业级别了。就是在看她关于植物的文字时，我的内心慢慢平静下来，我不再因为肉体的疼痛而焦虑、而抑郁。我开始写植物诗，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对于植物我没有太多的感受。

去年，我开始养一些多肉植物。在养多肉植物的过程中，慢慢地我就把它当成另外一个我在养育，天天都在关注它，关注它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早晨睁开眼睛我要看看它，我写作累的时候，我看稿累的时候，也看看它，内心就会获得一种平静。而且看它一点一点长(多肉植物生长的是非常慢的)，我感觉好像是自己在完成一种蜕变。当时也特别狂热，像所有肉肉控一样，肉肉就是我所有的话题，每天关注的事情。每天下班回去了以后，只有看到这些植物我才能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之后是疯狂地陷入这种循环，要么是盆不够了，要么是土不够了，要么花不够了。家里现在有一百种多肉植物。有一个问题就是多肉植物对于光照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我家又不具备这个条件。光线不好，肉肉就养不出状态，我觉得很内疚：我为什么不能让它们展现出生命最灿烂、最光辉、最本我的那一面呢?

最后我发现，还是要走到山野中去。

谢有顺：换房子。

张映姝：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被家人狠狠打击了一番，因为现在这个房子也是一个新房子，刚刚才两年。

谢有顺：再买。

张映姝：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也陷入要买一个有空间可以养花、养植物的房子的困惑中，但是最终觉得还是不可行。有一天，我突然想，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快乐呢。从今年年初开始，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我每一次外出，都会拍花，拍很多的植物，虽然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习性，但是我看它们、拍摄它们的时候，就有一种欢喜之心。

我这种欢喜之心是从哪来的，我也说不上来，我就是特别高兴，不停地拍。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写诗歌。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伊犁的一个诗会，去看野杏花，结果杏花没有看上，看到了许多别的花，顶冰花、白番红花什么之类的。当时我看花时心里很宁静，觉得整个宇宙都是属于我的，就是那种感觉。

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写诗，从5月2号开始，然后到我们来的那一天，我写了二十多种花，二十多首诗。也就是从那一次诗会开始，我每个周末至少有一天要到周边，哪怕是到我们小区不远的山坡上去看野花，什么花都可以。有些花我不认识的，但是我会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了以后，就问我的闺蜜它叫什么名字。

谢有顺：她知道吗?

张映姝：她99%的都知道。她也写了很多植物散文。我现在的这种写作跟我2013年写诗歌的那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每看到一种花，没写的时候，我都能够很自然地跟我的经历，跟我的内心世界联系在一起。不像以前我仅仅是从外观描写它，我觉得花跟我是有隔膜的，现在我写花的时候，我跟它是一体的，我能很自然地把我内心的感受与它关联起来。

有时候，我准备写一首花诗的时候，仅仅是在电脑跟前，用键盘敲出来这么几个字，可能当时一点想法都没有，但是当我写出第一行时，第二行就顺着出来了，然后是第三行，之后一首二十多行的诗就完成了。实际上在我下笔之前，我有时根本就不知道它的走向是什么，或者最后写出来的跟我当初构思它的时候完全不一致。言宏看了我的诗之后，他说就是不及物的一种写作。我刚刚听到“不及物”这个词的时候，确实是想到我的诗没有对某种花的一个具体形态的描述，可能我仅仅知道它的名字，我知道它是几瓣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科的，但是在我的诗歌中这些都没有反映出来。

我在写它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从植物学这个角度去介绍它。我觉得有植物学、有做科普工作的人，是不需要我去做这个工作的，作为一个诗人，我更多的就是希望把我看到这种花的喜悦之情、欢喜之心表达出来，这样我觉得我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我现在的诗歌写作就这么一种状态。我的闺蜜看了我的诗之后，特别喜欢，她说，你的诗歌感情特别饱满，特别充沛。我虽然具有很多的植物学知识，但是我写不出来。她是这么给我讲的。

我刚刚在想，有顺说中国的诗歌传统，就是一种不及物的写作。作为诗歌写作来说，你怎么让它及物呢?我试着写了一个及物诗，就是模仿辛波丝卡的《种种可能》而写的《假报春》。这首诗在我的微信上贴出来了以后，很多文友都很喜欢，有位诗友说你这首写得太酷了，我不明白说这个酷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们觉得这种句式比较酷?我偏爱什么，我偏爱什么，就是二十多句我偏爱什么，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之事 ”。

其实前面写这么多“我偏爱”，但最后的落脚点“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之事”，还是归于我的内心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诗歌写作最终的落脚点，对于写作者来说，还是内心世界的抒写，精神世界在外在世界的一种反映吧。

谢有顺：生动的个案。最后请沈苇发言。

沈苇：李奕已经用了三种录音方式，张映姝用了一种笔录方式，把每个人精彩的发言记录了下来。座谈内容将形成一个文本，发表在《西部》第十一期。今天这个话题我一看，刚才大家说的其实不是“大自然文学”，而是“大自然与文学”，所以专辑到时候起的标题为“在喀纳斯谈大自然与文学”或者“在禾木谈大自然与文学”更好。

其实大自然这个概念，在东西方是有差距的。中国人关于大自然这个概念和西方人关于大自然这个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人理解的大自然包含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大自然指的是天，还有道，包括有顺说到的内自然和精神自然的一种东西。老子把自然比作“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他视“自然”为“天”和“道”的替代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说明天、地、人、神在他那里是一个整体性观念，这就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这种自然哲学观其实可以追溯到《易经》。

西方的大自然主要侧重于人和上帝的关系，爱默生说大自然是“上帝之网”，它就是上帝撒下的一张“天罗地网”，是笼罩我们生命的一种氛围。文艺复兴颠倒了这个关系，人的地位提高了，自然的主体性退场了，人占了上帝的地盘。到了蒸汽机发明、工业革命之后，更进入一个人和自然关系严重错位的状态。所以西方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兴起了一种生态保护运动，包括大自然文学的兴起，其实跟这些历史都是有关系的。

生态保护运动里面有温和派，也有极端派。我想起来一种极端保护的行为，在美国，有人要砍伐大树，极端保护主义者就把钉子钉在树里面。这样，用斧头砍，就把斧头毁坏掉;用锯子锯，就把锯子弄断，这就是极端保护。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我经历的极端保护的例子，是去过楼兰的经历。

离楼兰遗址大概十多公里，有个保护站，里面有三个小伙子，一条狗，两只鸡，很孤独的待在里面，是巴州若羌县派过去的。外边一般是一个月送一次水、蔬菜和米面，蔬菜主要是土豆、包包菜、胡萝卜之类不易坏掉的东西。我们进去时看到，因为长期在沙漠里面生活，三个小伙子脸上是没有表情的，不会笑，他们读的报纸是几个月前的《巴音郭楞日报》。本来说要给他们配枪，但是配枪要出问题，三个人发生冲突的话很危险，相互要开火的。他们养了一条狗，这狗很有意思，不吃肉骨头，专门吃两只母鸡下的蛋。这是一条很漂亮的黑狗，我们后来说，可能这条狗是楼兰公主转世的，很娇贵。

那么这三个小伙子在里面干什么呢?保护楼兰，而且是极端保护，就在去楼兰的路上埋钉子，因为有盗墓贼嘛。我们去的时候可以绕过钉子，盗墓贼一进去，车轮胎就扎破了，然后在荒原里面没地方去，走投无路，只好到那个保护站去求救，一求救就逮起来了。保护站边上扔了四五辆扎破轮胎的越野车，埋钉子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一种极端保护。

当然还有一种温和派，我想起了康剑的《喀纳斯自然笔记》里面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代表一种温和主义。他说“大自然的事情应该交给大自然自己去办”，大自然本身拥有一种惊人的修复能力。他书里举了两个例子，他说喀纳斯湖就是堰塞湖，如果几万年前人类像我们今天一样，地震了，有堰塞湖了，把它疏通一下，把水引掉，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样的美景了。他还说到一种植物叫柳兰，是植物英雄，比如说今年我们把大片的草场破坏之后，第二年柳兰就疯狂生长，修复被破坏的草场，这是自然界的一种自我修复能力。

刚才叶舟说了一个词很是挺触动我——“开膛破肚”。在大自然被开膛破肚的时代里谈论大自然与文学，既可以说出我们的热爱、陶醉和赞美，也要说出我们的忏悔，就像本雅明说的一样，人类已经被一种单一的发展力量裹挟，冲破了爱默生所说的“上帝之网”，然后使人类变成了现代性废墟上的孤魂野鬼。因此，所有的大自然文学，其实都在重新寻找我们的失魂、我们的落魄。大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提醒，是对我们的一种教诲，就像我们传统中的“山水教”。那么，大自然文学的写作，使人与自然关系严重错置的这么一种不端正，重新回到端正与尊重，重新回到人类面对大自然时的谦卑状态。

其实现在面对大自然，我感觉到边远地区或者少数民族，他们更具备一种面对大自然的端正态度。我想起一句图瓦谚语，“山再高也在云下，人再高也在山下”。我们今天的山水观、自然观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今天画山、画水、画人，把人放得很大了，恨不得占据全部画面，古人画人画得很小，很小的一个船，很小的一个人。图瓦谚语讲的就是人的小、人的卑微，与我们的古典精神是呼应、相通的，我觉得这样一种态度，才是面对自然的一种端正态度。

谢有顺：真的是很真诚的，同时对这些问题确实很有思考。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现在通行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们承认文学与自然的基本的关系，肯定是一个描绘、面对的关系，也承认说人是我们自然中的一部分，就是承认说大家对大自然的那种基本的感情，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文学中的这样一种，关于自然的一种面貌。但是我觉得今天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深化、深入，尤其是大家都认同，我们需要重新接受这种大自然的教育。

其实刚才董立勃说每个人都有无可置疑的，对自然的热爱之情，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继续接受自然的教育，热爱和掠夺是可以同时存在，可以边热爱边掠夺，边热爱边破坏，边赞美也边破坏。所以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当中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自然和生态的维度，尤其是有现代意识的自然和生态的维度。

其实中国的作家现在，叶舟也说了，几乎没有耐心写一朵花的开放，没有耐心写一声鸟叫。其实我有一次在莫言的研讨会上说，很久没有在中国作家笔下听到鸟声，或者听到、看到花朵的开放了。这当然是一个，就是极端化的一个说法，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是已经不太有耐心来写这样一个看起来我们把它当做读本和本体的自然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小说已经完全成了故事的奴隶，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很难有闲笔。我们传统小说的那种闲笔，就是那种旁逸斜出的东西，那种荡开一笔，那种所谓的好像看起来不着痕迹的那种闲笔，闲笔在中国古代也叫陪笔，就是没有闲笔，你这个写的东西没东西陪，没有东西陪就好比吃饭一样，它没有凉菜，没有主食，它这个宴席就不丰盛。很多时候我们缺少这种舒缓的东西，就是因为没有这种闲笔，没有这种陪笔，没有这种舒缓的东西，叙事的节奏一直很紧张，其实我对这样一类小说是不满足的。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湍急的小溪喧闹”，我读当代小说最大的感受是太喧闹了，太热闹了，缺少那种舒缓的东西，缺少那种闲笔的东西，甚至他根本没有信心说我如果写上一千字的风景，读者还会不会读下去，他都没有信心，他想象中的读者就必须不断的处于一种紧张、悬念之中。这说明我们的文学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虽然我们有很好的山水诗的写作传统，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这种大自然的文学，也没有很好的把山水作为读本、作为主体来书写的这样一种自然意识。我们能举的作品很少。但是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外国文学，他们这一类的传统一直是延续的，或者说一直有比较正确的面对自然的这种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不仅仅是民众，其实当代的作家也需要接受这种自然的教育。大自然给我们那种智慧，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伦理，其实和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承认说我们在写自然的同时也写自然的人化，或者人化的自然，也写自然背后的人，也写建造在自然之上的那个心灵的家园，其实就承认说自然的智慧或者自然给我们的这种伦理和我们人所要追求的，所要建造的那个伦理，其实是一种共通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又承认说我们所说的自然其实就是某一种心灵的外化，至少作家们的自然，一定是被他体验过，被他咀嚼过再讲述出来的。刚才沈苇说到爱默生那句话，自然是“上帝之网”，爱默生还有另外一句话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他有一篇很著名的随笔叫《论自然》嘛，他讲到自然是精神的象征，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理学或者物质意义上的自然，把自然视为是人的心灵的某一种盟友，甚至某一种镜像。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和我们刚才讲的要把自然当做主体来书写，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是进一步的问题。

首先你需要把自然当做读本，当做主体来书写，如果没有对自然最最基本的描绘，最自然最基本的认识，你要想说藉由这个自然来抒发你的自我这是很难的。所以刚才映姝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首先你花的形态、花的科属、花的基本生命和生长的状态，你都要知道、要了解，花才能跟你的生命相融合，生命相融合是后面一步，但是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对它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写作当中，关于自然的基本写作还匮乏，就是我经常强调的这个小说写作中的物质外壳匮乏。首先你要提供一个物质面貌给我，物质的外壳给我，接着才讲说在这个物质上你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精神。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我们的物质就是精神，我们物质里面有精神，我们物质里面有甚至比精神更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物质里面建构起文化，我们的欲也好，我们的家具也好，甚至我们的喝茶也好，喝酒也好，我们背后都有非常深的精神，但首先它是个物质，首先你要把这样一种物质藉由你的描绘呈现在我面前，接着才讲在这个物质和自然后面，你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一种内心的那种世界。我觉得这里边是两个层次，但是这个层次是有关系的。

现在我就觉得中国作家不仅仅缺少关于自然的基本的知识和教育，也缺少自然背后那种精神的跋涉，那种心灵的跋涉和超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讨论会对我们自己是很好的一个教育，我们真是不仅要向书本学习，尤其是生活在魔都的人，广州的人也要向自然学习，要多来大自然中走一走，游山玩水是最好的爱护方式，也是最好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的方式。其实读大地，读自然，有时候比读书真的有更多的、更真实的感受。

今天，听完大家的发言之后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收获。最后我建议，还是请叶舟再给我们朗诵一下罗伯特·勃莱的那首诗，我觉得真是非常好，这是美国诗选里面很著名的一首诗。

叶舟：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那遥远的北方

它是大麦、小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人们走向那圆石上的仓库门。

仓库里饲养着所有悲痛的鸟群。

我对自己说：

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

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

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

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第2篇：纪念中共八大召开５０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当代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纪念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现将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专家们的部分发言摘登于此(按发言先后为序)，以飨读者。

说到底要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侯树栋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经过成功和失败的反复比较，终于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之路。正是这条道路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成就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业;正是这条道路使我们取得了丰富经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当我们回顾这段艰辛而光辉的历程时，留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我们党有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不仅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武器，也是我们丰富经验中的哲学总结，它在诸多基本经验中具有核心和灵魂的意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应该说开始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便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经过《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论证，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苏联”到“走自己的路”的过程。当他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他就在实事求是哲学的指引下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哲学名篇，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理论，阐发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则和科学方法，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阐发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战略举措，如经济上的工业化道路问题、政治上的民主问题、文化上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问题等，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诚然，正因为是“走自己的路”，就难免会犯错误，甚至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这些错误也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借鉴，知道这样的路不可走;同时毛泽东在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总结时，又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走群众路线”，要人们“按辩证法办事”，为后人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成功于邓小平。这个成功的实践表现就是在富强、民主和文明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步伐，得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承认和尊敬。这个成功的理论表现，就是邓小平提出了时代主题转换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并根据这些基本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和方针政策。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同一个思想基础，就是实事求是哲学。邓小平“复出”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系统地阐发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并称自己就是个“实事求是派”。之后结合新的实践要求，提出了两大命题：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为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首先要解放思想。而要解放思想，就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要“讲民主”，让大家讲话，创造解放思想的社会政治环境;就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实践的要求而发展，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二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有关实事求是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对实事求是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的阐发，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真正使实事求是成为一条实实在在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邓小平这个发展了的实事求是哲学，成了他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动力和思想武器。

江泽民拓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业。这集中地体现在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他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大主题，重新审视历史经验，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观点，如经济上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等;在政治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等;在文化上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等;在党的建设上，则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能力和领导作风等方面，完善了新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经验的理论总结，而这些新经验无疑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更贴切地说，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晶。在江泽民看来，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没有了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会真正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回顾我们党探索中国建设道路的历程以及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首先是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的特征和危害提出了实事求是问题，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其次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问题，着重解决的问题是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把解放思想看作是达于实事求是的当然前提;再次是江泽民针对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与时俱进问题，要求人们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唯有如此才能始终走在实事求是的大路上。这三句话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实事求是是本质和核心，解放思想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与时俱进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正是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而且具有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这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我们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锐利武器，同时它又是在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铸造的。如果从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而言，它就是诸多经验中具有灵魂意义的最高经验。

胡锦涛的历史性功绩之一，就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命题，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按统筹的方法论办事。认为这就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为指导提

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举措，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引领我们前进。

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90扩大党内民主

沙健孙

1.关于八大路线的制定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制定了适应新的情况、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针。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局。

为了混淆视听，有人刻意制造了关于中共八大的一个离奇的谎言，说什么“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泽东以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为了反对八大路线。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就不仅不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而且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探索的对立面的了。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公然的伪造。参与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的访谈录《百年回眸刘少奇》、林克等所著《历史的真实》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有关记载，已经彻底戳穿了这种谎言。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始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先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据邓力群回忆说：少奇同志开始准备八大的报告，首先是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的报告稿出来以后，他就找胡乔木看。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个报告作为一个学术报告是很好的，但作为党的政治报告不行。少奇同志说，那好，你去改。修改了两次，也没改好。这期间，毛主席在少数人的范围里讲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观点。毛主席讲完后当晚大约10点多钟，少奇同志赶紧把我们这些人找去，说，唉呀，这个政治报告改来改去，乔木也搞不透，现在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以十大关系为我们这个报告的纲。八大报告，以后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由胡乔木改的。可以说，八大报告是少奇和毛主席两人密切合作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也亲自讲过。他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提出的。”

再看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情况。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从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及其他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前后达19次。在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就有21份。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复交换过意见。毛泽东发出的信函有24件，大部分是写给刘少奇的。临定稿时，毛泽东在9月11日又致信刘少奇，说：“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9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讲到，报告起草的过程，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过程。他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情况的确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所谓“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等等，毫无事实根据，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另外，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在八大开过不久即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了。实际的情况是，毛泽东当时根本没有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只是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对八大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是否妥当曾经表示过怀疑。这个提法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临时加进决议草案的提法，是由陈伯达和康生商量后，在大会闭幕式开始前一小时由陈伯达、胡乔木一起去请示毛泽东的。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句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当时同意了。但在事后，他感到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说过：“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意思是，强调这个矛盾，无非是要求多搞一点生产力就是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消极后果，所以他也并没有要求对这个提法正式作出修改。应当说，这个提法确实是不够完善的。因为按照这个提法，有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似乎我国的社会制度并不是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似乎我国在社会制度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而在事实上，本质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一产生就是就尽善尽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制度仍然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正因为如此，不仅在毛泽东提出疑问的当时，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都没有再使用这个提法。由此可见，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一个确实不够完善的提法提出疑问，说成是他根本上反对八大路线，这纯属误解，与历史的真实并不符合。

由于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认为，讲清楚有关的历史真相，是很有必要的。

2.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主张和规定

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为了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大会强调，“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大会尤其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就曾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讲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首先，毛泽东指出，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执行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其次，他强调“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他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展，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再次，他主张党内应当有自由讨论。他认为，对党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1956年年初，有单位反映，一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对此，毛泽东专门致信刘少奇等：“我认为这种自由讨论，不应当去禁止。”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提出，党的领导制度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革，具体意见是：党中央除主席外，设几个副主席，设一个总书记;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党的代表五年一任;他本人考虑在适当时候辞去党主席的职务;等等。采取这

些措施，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健全党内的民主制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和八大代表的赞同，并在八大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其中的三项。主要是：

第一，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在对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的创造精神，而且可以使惯于墨守成规的领导人员改变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他还指出，允许党员提不同意见和保留不同意见，是有益无害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被证明真理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就对待同中央有不同意见而犯了路线错误的党员应采取的方针讲过一个意见。他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第二，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决定，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为此，党章增加了以下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这个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按照这个规定办事，不仅不会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对人民、对事业的负责精神，而且对保证上级组织乃至中央的决策能够真正符合实际也有很大的好处。

第三，规定县一级以上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除此之外，毛泽东提出的设几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意见也被采纳了。党章关于必要时党可设名誉主席的规定，也是为应对毛泽东一旦提出辞去主席职务这个情况而作出的。

总之，八大党章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新规定，正如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助于“促进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

应当说，八大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决定，对于我们今天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有启发性的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要保持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其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而在这方面，发扬党内民主尤其是一个关键。因为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来促进人民民主，这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认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途径。

记取历史经验，坚持稳步前进

房维中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徒然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具体分析了1955、1956年的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强调指出了“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指出：“当我们制定1956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而且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存在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的，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八大讲的这些积极稳妥、既不要保守也不要急躁冒进、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稳步前进、反对急于求成的思想。

在八大之前和八大之后，陈云是党内坚持稳步前进、反对急于求成的代表人物。1957年他就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1979年他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1982年他提出“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1982年他提出：“要分清前十年和后十年，要抓住这两个十年的区别;前十年必须稳当，如果在这十年乱上基本建设，经济又会出现混乱”。1983年他接着讲“翻两番只能翻好，不能翻乱”。1986年他说基本建设投资“要多搞是爱国，但是，实事求是地搞才是真爱国。同志们，头脑要清醒些!”陈云的经济思想有时被接受了，更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接受，因而经济发展出现了多次曲折。

历史经验证明，在八大以后的几十年经济发展中，犯思想保守、裹足不前的时候少，犯急于求成、经济过热的时候多。而每次急于求成、经济过热，总是由于建设规模搞得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严重不平衡，难以持续，不得不进行大的调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左右，但必须看到这中间发生了几次大上大下。大上时速度达到百分之几十，大下时只有3%～4%，甚至负增长。

第一次是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基本建设投资三年间增长了1.71倍，年均增

长40%，经济增长速度1958年达到21.3%，造成国家财政连续三年出现巨额赤字，银行现金投放过多，出现了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58年为-1.1%，1959年为0.3%，1961年上升到16.1%。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把投资规模压缩下来，经济增长速度1961年比上年下降27.3%，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1978两年。为了追求新的大跃进，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1978年建设规模比1977年增长了31%，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7%，使国家财政在1979、1980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赤字，银行信贷投放过多，1980年物价上涨7.5%，1979年不得不进行调整，1980年被迫进行大调整，把建设规模压缩下来，1981年速度降为5.2%，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三次是1984～1988年的追逐经济翻番和提前翻番。1984年固定资产投资由上年的16.2%上升到28.2%，1985年又上升到38.8%，1986年实行软着陆，1987年控制到21.5%，1988年又上升到25.4%，经济还没有着陆又再次起飞。经济增长速度1984年上升到15.2%，1988年为11.3%。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国家财政赤字逐年增多，银行大量投放货币，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3年为2.0%，1988、1989年上升到18%。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从1989年起进行再一次大调整，把投资规模压缩下来，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降到3.8%，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四次是1992～1994年的大干快上。这三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分别为44.4%、61.8%、30.4%，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银行大量投放货币，又一次出现了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1年为3.4%，1994年上升到24.1%。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又一次进行大调整，把投资的增长速度减慢下来，1996年减到14.8%，1997年减到8.8%，经济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14.2%，降到1998年的7.8%，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以上四次经济过热，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通货膨胀，不得不进行调整。

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又出现了过快增长的势头。2003～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前三年的平均13%上升到25%以上，三年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翻了一番，其根源是各地区急于求成，相互攀比速度，追求提前翻番、提前实现小康。这一次出现的问题与前三次不同，没有出现资金困难，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而是出现了对资源的无序和过度开发，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出口过多，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全国能源消耗总量，2000～2002年三年间增长了13.4%，年均增长4.5%;2003～2005年，三年间增长了46.6%，年均增长15.5%，国内能源总需求远远超出了国内的能源总供给。主要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2000～2002年是逐年减少的，2003年又显著增多，2003～2005年三年间增长了31.4%，平均每年增长10.5%，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对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危害。2005年我国GDP相当于全世界的4%～5%，但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煤炭的消费总量已占全世界的36.9%，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最大的恶果是资源和环境难以为继，国民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它的危害不亚于通货膨胀。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和2006年计划，要求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求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转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并导致环境恶化的增长方式，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年国家计划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降为18%，是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一个重大举措。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执行。200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出现了过快增长的势头，其增长速度超过了2005年。如果不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200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将达到11万亿元以上，当年新增国内生产总值将全部化为固定资产投资，其增幅将超过2003～2005年间的任何一年。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超过25%，投资总量三年就再翻一番，这是无法承受的。

在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有什么危害?最大的危害是造成生产能力的大量重复建设，加剧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如果“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控制不住新开工项目，控制不住建设规模，整个“十一五”规划部署将被打乱，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变增长方式等等预期都将落空。随之而来的是金融风险加大，大量的贷款会因到期收不回来形成呆账和坏账。

由于投资规模过大，造成钢材、水泥等的需求量增加，钢材价格由下降转为上升，一些需要淘汰和限制生产的钢铁企业又把设备开动起来，造成生产的更大盲目性。今年1～5月钢的产量增幅达到18.6%，完全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向相悖。

由于重化工业的盲目扩张，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也随之增大，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今年计划要求，全年万元产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2%，然而上半年执行结果是这些指标不降反升：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2.1%，万元产值能耗上升了0.8%，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了6.5%，化学需氧量上升了4.1%。这说明，能不能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关系到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和2006年计划能不能顺利实现和经济社会发展能不能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有的学者把有没有通货膨胀作为经济热不热的标准，这不符合实际。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有密切关系，但通货膨胀都是由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而且与经济过热有一个滞后期。不制止投资过热，就必然出现通货膨胀，等到出现了通货膨胀才去制止经济过热那就晚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出现通货紧缩，那只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要为当前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表象所迷惑。不问增长速度多快、危险到什么程度，不问付出的代价多大、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只要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就认定经济增长不是过热，那是极为有害的。

为什么从“一五”时期起，年年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制止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又年年控制不住?认识上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不富裕，领导干部不甘心于现状，容易求成心切，产生急躁情绪。体制上的原因，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的计划自主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中央制定的全国计划与地方制定的地区计划预期目标不一致，地区的目标大大高于全国的目标，各地区执行的是地区的计划而不是全国的计划，因此全国计划往往被架空;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由于与地方利益相冲突难以做到令行禁止。另外，实

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地方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往往不是以市场为主体，而是强化政府的意图，由政府直接规定建设项目，主导资源的配置。由于市场不能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财税、价格以及干部考核体制上存在缺陷，中央对市场经济采取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当前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体制决定的，因此责怪哪一个人、责怪哪一个省市领导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何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如何从体制上深入解决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讲了这样一段话：“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没有坚实的体制基础。这些问题既是经济运行中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这些话非常重要，应当坚决付诸实施。

纪念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在经济建设上重温八大提出的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亦即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坚持稳步前进，防止急于求成，对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与党的八大路线

梁　柱

由于八大路线的正确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由于毛泽东晚年离开了八大路线，于是有人就在八大问题上做文章，把毛泽东同八大路线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编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路线斗争。这是一种歪曲历史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事实上，八大路线不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而且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的重要表现。毛泽东为制定八大路线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无法抹杀的。

首先，毛泽东这时提出的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为八大路线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原则。

八大召开的1956年，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而这一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则是其始作俑者。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命题。毛泽东的上述重要思想在八大期间反复作了强调。我们知道，在八大召开前夕他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以学习苏联为例，指明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功。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他还尖锐地批评了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他说：“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可以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这显然也蕴涵了对苏共现领导的思想作风的批评，表达了要独立自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重要思想。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在民主革命中走过了很多曲折的道路，“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一条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好更快的建设道路。正因为有了这样正确的思想原则，使八大成为毛泽东所期望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良好开端。

其次，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提供了指导思想，奠定了八大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早在1952年底，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后因种种原因而延宕。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要对八大的指导思想作相应的调整。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进行了建国以后对经济建设问题时间较长、内容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活动，既是为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是为八大的召开做准备。毛泽东听取了中央34个工作部门的汇报，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集中概括并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这篇报告，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为八大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当时八大路线的制定，须要回答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一是要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准确判断;二是要对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作出正确定位。而《论十大关系》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是把它作为基本方针提了出来。这不但说明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主要地位，而且也反映了这时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阶级斗争已退居次要地位，否则是提不出这样的任务的。在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涉及社会矛盾的，诸如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只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属于敌我矛盾，也作出“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判断。应当说，

毛泽东这时对国情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稍后作出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但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论断，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这时毛泽东的认识，同八大提出的“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还要强调指出，毛泽东这时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同八大提出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是完全一致的。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要为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而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就确定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的“一化三改”的内容。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曾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1956年1月25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力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8月22日，他在八大前夕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八大会议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就更加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当八大报告起草工作明确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作为指导思想后，起草小组经过研究又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应当说这是符合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主要精神和思想的。这个重要思想，他在八大开幕词中又一次重申，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正是党的八大的主题，也是八大路线的主题。

再者，毛泽东为八大的准备和召开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为八大路线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在八大只致了开幕词，主要报告是由刘少奇作的。八大期间他曾用幽默的口吻同外国代表团说：“我老了，这次大会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这反映了他对接班人的期望，也是他希望退居二线、能集中精力思考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的真实想法。但在事实上，八大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和顺利召开，毛泽东都起了核心和主导作用。如前所述，他在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成为八大的指导方针;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自7月初政治报告第一稿形成后，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报告的讨论和修改，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正是毛泽东这种辛勤的工作，汇集了全党的智慧，为把八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诚然，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造成了历史的不幸。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抹杀毛泽东对八大的杰出贡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党的八大“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正因为这样，使我们党能自觉地坚持探索的社会主义方向;一旦在探索中出现失误，只要认识了，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党的八大与改革开放

林炎志

党的八大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既总结了历史，肯定了成绩，又提出了问题，设想了方向。这些设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为改革开放的迅速开展、顺利发展储备了理论武器。

首先，八大对“一化三改”的正确总结与肯定，不仅使我党20多年后开始搞改革开放能够有四项基本原则做底线，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反复或曲折，而且使我党从原来建国后要搞相当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的设想转入了搞社会主义的设计，并且在全党取得了基本共识。这个基本共识一方面来自我们“一化三改”搞得比较成功，另一方面来自我党总结认识得比较准确，比较实事求是。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党已经认识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同时，八大前后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有了一个较大的进步，有了这个共识非常重要。这对提高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发展我党的历史先进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我党能够经过改革开放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的最前沿;具有了领先于很多现代发达国家的潜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的空间。

可以说，从实践上，从具体路径和政策上，我党搞社会主义的决心、信心自八大始。之后，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尽管人民公社化在管理上过“左”了，但人民公社化把土地集体化了，中国农村十几亿亩的土地实行了公有制。这实在是一件世界级的大事。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土地公有化给我们现在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1)给招商引资提供了大批的原始积累;(2)给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3)给我国后来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科学规划、调整分布结构的自由度，并且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改革开放后，我们充分认识到，土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本要素，其特殊性、重要性在各种资本要素中仅次于“人”。

八大前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对土地所有权的改造奠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基础。这是八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之一。

八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之二，就是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提出了重心转变。

党的八大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这个概念比概念本身还重要，这是八大的一个伟大贡献。

这个认识在当时是相对正确的，它的正确性引发了八大之后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那些成就，引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启动、发展，也引出了对它否定性的思考与实践。毛泽东最先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命题与绝对真理之间的距离。他说：“我们又犯了错误。‘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错误，怎样纠正请大家想想办法。”什么是对的命题，毛泽东当时也没有回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提出之前，我们没有实践的经验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现在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开放，有了一点认识。

“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八大”时，还是新时期，都很难具备社会主要矛盾的功能。因为从社会生产发展的无限性看，“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具有永恒的特点。不管什么社会形态、什么历史阶段，“人民需要”从愿望上讲都是无限增长的。不管什么历史时期，处于发展中的生产力总具有前进性，永远需要提高。矛盾之所以是矛盾，

在于矛盾的双方天然存在着某种反对对方的自发性(本质的冲动)。生产的进步，并不反对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更不反对生产的发展，两者的动态指向是协调关系，不是对立统一关系。而且，更关键的一点，“要求”和“需要”也难以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落后”可能隐含着速度矛盾。但是相对落后是比较而言，不是事物内部固有的自发性矛盾倾向(胡绳认为，毛主席后来反对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落后与否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比较。来自数量的矛盾不能放在有性质规定的矛盾位置上。从概念上看，原来的表述也有欠准确之处。“落后的社会生产”固然有人的落后，但这里更多地被理解为物的落后——生产装备和技术的落后。社会矛盾不应是人与物的矛盾。更重要的概念问题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是一个与“生产力”有同样基础地位的概念。一个缺少客观一致性的概念不可能引导一个大党的队伍自觉地去认识和解决纷繁的社会具体矛盾。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定义主观主义色彩太重、行政性计划经济的短缺历史背景影响太重，往往容易从这里引出“左”或右的判断来。主要矛盾应该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在这个表述中，生产关系不易找到位置，“需要”与“落后”很难与生产方式的结构沟通。这种表述自身的缺陷和“破绽”，是这种认识很轻易地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替代的一个内在原因。

和平执政与军事夺权这两种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联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应该看到，执政革命党产生中心任务的原因和渠道要比非执政革命党复杂得多、广泛得多。因为执政革命党居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非执政革命党处于非主要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非执政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方式必定是“打碎”现有关系，才能使自己真正居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是直接同一的。而执政党由于身处调控社会运行的核心地位，其产生中心工作、主要任务的因素就广泛得多，中心工作与主要矛盾的联系就不一定非常直接，大多时候主要矛盾是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方式也以驾驭和调控为主，不是要“打碎”主要矛盾，而是要利用主要矛盾，目的是使社会均衡运行，维持现存关系。经济建设是我党目前的中心工作，现代化发展是我党的首要历史任务。这个工作任务来自历史的种种客观要求——时代的规定性、人民群众的要求、国情的要求，也来自社会基本矛盾向前运动的要求。但工作任务本身毕竟是主观性质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中心工作、首要任务简单、直接地当成社会主要矛盾，或者一提到解决矛盾就以为仅仅是“斗争”、“打碎”、“为纲”的思路，其实这些怕面对矛盾的误解都是没有完成到执政意识的转变，是不当家的心理在作祟，是不会调控、不善于利用矛盾达到均衡运行的表现。我们应该利用社会主要矛盾去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是根据中心任务编制出一种说法套在客观社会头上。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上就不去研究“八大”提法的局限性。任何真理的相对性、认识的局限性都是相对真理逼近绝对真理的起点，是认识前进的起点，也是谬误侵入的弱点。主要矛盾的转换引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的转换，那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八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之三，就是对“自由市场”的尊重。

八大提出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必要补充，这实际上是接受“市场经济”思想的滥殇(“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消灭——又搞”论是“驾驭”概念，是否定之否定概念。陈云的“三个为主，三个为补充”思想后来发展为改革开放中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近些年的体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并没有完全排斥和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

陈云是最早意识到搞活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条重要的生命线，需要超出官商的单一路径，闯出一条繁荣市场、搞活经济的新路。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独特的“鸟笼经济论”的基本思想“宏观经济上用计划管住，微观经济上用市场搞活”就是由此萌发的。

“必要补充”思想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国情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坚持而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多次同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批评苏联斯大林时期过早地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刘少奇发挥了“两个必要补充”的思想，即以私人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必要补充;以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的必要补充。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经济、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主要概括为两条：一是必要补充作用;二是比较竞争激活作用。

周恩来也提出反对搞清一色、单打一的纯粹社会主义国有化体制，实行“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的新体制，以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

八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之四，就是扩大民主。这一条发展为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总结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新中国建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着力扩大民主、完善民主集中制。党的八大把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建设新型民主作为重要任务，甚至是中心课题。毛泽东把党的民主思想扩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刘少奇把人民积极参与和党的领导作为新型民主相互支撑的两大支点：“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他还阐释了扩大民主的其他问题，主要包括：扩大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扩大地方权力;扩大民主的一个特殊重要方面是扩大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注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扩大民主的重要政治保证首先是扩大党内民主，再就是完备法制，还要反对官僚主义。

周恩来总结苏联历史教训，认为集权过多、民主过少是其体制上的根本弊端，也是中国改进体制要解决的症结：“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不要把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之手，否则就坏事了。”

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个人崇拜问题的重要政治、制度根源是集权过多、民主不足，因而必须扩大和发展民主。邓小平把建立人民监督制度作为发展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突破口，认为制度、体制问题比个人作风、个人品格问题更重要、更关键、更具根本性。“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总之，研究八大与改革开放的联系、轨迹，是认识今后历史发展规律指向的重要依据。

党的八大前后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当今中国的发展壮大

李慎明

苏东剧变之后，使世界上10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国外共产党员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步入空前低潮，人类历史发生大曲折、大逆转。但是，社会主义中国则成为顶住这一逆流的中流砥柱。原因何在?当然，这首先应归功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归功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另外，追根溯源，与我们党在八大前后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纪念八大召开50周年的时刻，探讨八大前后我们党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当今中国的发展壮大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同样十分注意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从我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而保障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

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1956年，我们党即开始集中探索中国自己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道路探索的标志性起点，可以说是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提出。《论十大关系》的诞生，也为八大的顺利召开做好了相应的理论准备。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八大的召开，有着广阔而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其国内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准备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应该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更加艰难和复杂。在建设之初，我们基本上没有经验。因此，我们党提出“学习苏联”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是，任何经验都不能照抄照搬，何况，苏联的做法也并不都是成功的。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应该说，《论十大关系》主要讲的是经济问题，并明确作出了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估计。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重大方针，而且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战略问题。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又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在实质上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提出和回答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

我的理解，《论十大关系》与党的八大的核心与实质是在试图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在实际上又涉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些论述在本质上都是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另外，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甚至也可以说，毛泽东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在本质上都直接间接涉及了当时迫切需要改革的内容。毛泽东还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些应该说都是关于开放的内容。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八大召开的国际背景是：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既揭开了斯大林错误的盖子，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坚定地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放弃一些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的思想混乱，帝国主义也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新的浪潮，从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困难。我们党于1956年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既批评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同时又旗帜鲜明地表明：绝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党、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光荣历史。在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这实质是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又一次表示了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又说：“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既是对我们党决不做大国主义和决不屈服于大国主义的自警、自励，同时又是对斯大林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还是对赫鲁晓夫不要企图做老子党的提醒。这也表明了我们党走自己的路的决心。能不能正确评价斯大林，其实质也是能不能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原则问题。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8年3月，他又指出：“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关于这方面，他还有不少论

述。这实际上是想要进一步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

八大后，毛泽东在其发表的著作及谈话中，关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农业并重;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发展商品生产，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管理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要改善经营管理等。这一系列思想，实际上是想找到适应当时情况的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

毛泽东的“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等思想，实际上是想找出适应当时情况的关于开放的思想。但是，毛泽东更关注在进一步解决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在进一步进行经济战线革命的同时，如何进行政治和思想战线的革命的问题。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这部光辉著作中，在谈到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时，明确提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等六条标准，他还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在这六条标准中，实质上也都蕴含和贯穿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这与邓小平1979年3月提出的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指出：“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与邓小平后来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有100年的思想虽然有所区别，但也有其本质的一致性。这些思想，就其实质来说，都是试图进一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1945年7月在延安时。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了希望共产党在执政后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思想，明确提醒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曾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白成”。

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加高度关注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针对建国之初的情况，先后开展了“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还处决了地位高、功劳大的侵吞国家巨额资产的刘青山、张子善，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也可能是鉴于苏共二十大及其所造成后果这一严酷的事实，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以后，更多关注的是党在执政后如何防止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也可以说是为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的问题。

八大后，毛泽东继续探索。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探索，都没能有效解决防止党在执政后改变颜色这一重大、迫切而又带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才逐步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带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对毛泽东这一严重错误，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决不可重犯。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论是毛泽东的有益探索还是所犯的错误，都对我们党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最终形成，无论从教训、间接角度讲，还是从经验、直接角度讲，都做出过贡献。

也正是我们党在八大后开始所作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以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最终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才保证了我国在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下巍然屹立并快速发展。而苏联和照搬苏联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遭遇毁灭性灾难或巨大困难。比如：1989～1990年，在短短1年多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6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于1992年4月最终分裂为5个独立的共和国。伴随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开始实行混合所有制或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生产大幅度下滑，持续的通货膨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远远超出事先的估计。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大事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假若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假若我们允许苏联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把自己置于苏联所谓的“核保护伞”下，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加入经互会甚至华约，我们能有后来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吗?能有完备的其中包括“两弹一星”的强大的国防体系吗?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吗?能有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吗?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

历史是不可假设的。但历史却是可以比较的。据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6倍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左右，同期世界年均增长3.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居世界第1位。改革开放初国内生产总值为2165亿美元，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已经达到20000多亿美元，跃居世界第4位。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升到1.4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到2006年2月，外汇储备达8536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探索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的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由此提出了制度建设的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这一精神在八大上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特别重申了列宁关于领袖群体的论断，指出，“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邓小平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原则：(1)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2)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3)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应当是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第六，针对党执政后的新情况，突出地提出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

八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只有这样，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有效地扩大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和及时，才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具体情况和地方特点，党的生活才能生气勃勃，党的事业才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这里已经注意到了党内民主同发挥各级组织的创造力的关系问题。

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八大通过的党章还在制度上采取了以下措施：(1)把定期召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2)对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作了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做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3)对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作了适当的规定：一是区分了决议作出前后，“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二是赋予下级组织有在一定条件下请求上级组织改变决议的权利。“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中共八大期间，刘少奇在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时，还专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的问题。他指出：“从前我们党内有一种做法，就是不准人家保留意见，一定要他放弃意见。现在我们觉得这样不大好，心里不服就可以保留，但他一定要执行多数同志的决定。保留意见有好处，因为有可能大多数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也有少数情况下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党内允许发表和保留不同意见有好处，这样比较自然些。”

第七，根据党执政以后的新情况，对党员的条件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并特别提出了反对党员中的“特权”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党处于执政的地位，难免会混入那些“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的人，这些人在入党以后会损害群众的利益。对此，“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关于反对“特权”思想，党章专门规定：“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邓小平强调指出：“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

我们从七个方面回顾了中共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历史性贡献。尽管后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逐渐偏离了中共八大确立的路线，以致许多很好的思想或者未能坚持下去，或者未能实行，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这些思想非但没有褪去应有的光芒，反而显得更加珍贵。重温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新型农业合作化的思考

韩　康

在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许多人已经观察到一场新型的农业合作化正在中国农村悄然兴起。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在土地承包制改革后自发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探索，意义非常重大。

1.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搞好新农村建设，主要课题有三个：投入问题、组织问题和土地问题，新型合作化是农民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自发进行的制度改革探索。

我讲的新型农业合作化，是指当前农民合作经济和合作组织的发展，例如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区股份合作、专业性的经济合作等等。这种农民合作经济和合作组织的发展，同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强制推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完全不同。这是在土地承包制改革后，农民为谋求进一步发展和适应市场体制而自发进行的一种新制度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合作化。尽管这种新型农业合作化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但我认为其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重大。

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要放在一个大的发展背景中，才能真正看清楚。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搞好新农村建设，根据我的研究，现在的主要课题有三个：投入问题、组织问题和土地问题。

所谓投入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农村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投入和成长投入明显不足，近10年

来的投入增长甚至是递减的。首先是政府的财政性投入，之后是社会资金的投人，向城市经济特别是向大城市建设领域高度集中，对农村公共经济和农村基础性发展的投入则严重不足甚至缺失，由此带来农村发展滞后的一系列问题。在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怎么办?对农民个体经济来讲，谋求新发展唯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把高度分散的资源要素——人、土地和少量资金进行规模组合搞合作经济。

现在中央从强化投资入手展开新农村建设，是非常英明的。如以2006年中央财政和国债资金对“三农”的总投入3288亿为基数，保持今年增长率10.13%的水平，到2010年将接近年投入5000亿，再加上其他配套投入，应该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投入水平了。但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使用这个不断扩大的投入，有许多问题和矛盾并未解决。例如，怎样使农民的经济活动也能分享这个投入过程?怎样避免资金投入分散的个体农户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怎样把政府投入和农民投入的两个积极性调动起来?怎样才是最有效率的投入渠道和投人体制?怎样使这种投入行为充分满足农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怎样避免这种投入成为新一轮盲目扩大政绩的手段?等等。在这里，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可以为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选择。

农村的组织问题也可以叫组织化问题，包括农村的行政组织和农民的经济组织两个方面。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农民的经济组织化问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特别是经济组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进入近代发展以来没有真正解决好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一个重大历史难题。中国以小型家庭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关系结构现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2亿多户农民耕种着18.3亿亩土地，平均每户耕地7.2亩。在中国农村领域进行的一切改革、发展活动，都必须以认真看清和充分尊重这个基本生产关系特征为前提。在土地承包制使中国农民吃饱肚子之后，一个不断进行历史循环的古老问题又出现了。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活动力量单薄，如果不进行规模化、组织化、合作化的经济活动，就只能在生活温饱和小有积蓄的环境里兜圈子，永远不可能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由此，经济组织化和经济合作化的问题，就又一次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农民目前。

再说土地问题，无论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的角度上看，始终都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又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政策难题。这是因为，实行农民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起点，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标志性的东西，中央确定了这个基本制度30年不变的方针。但是，如何把这个基本方针和土地的规模经营与市场化合理流转结合起来，存在着许多矛盾。

土地承包制的经济优点是便于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有利解决农民家庭的吃饭、温饱问题，但经济缺点是小型分散经营，难以获得土地规模效益，又难以应对市场活动的种种风险，必然导致农民成为市场活动的弱势主体。由此，在土地承包制搞了许多年后，对这个制度的发展、调整和改变，实际上早已发生了，这或许可以称为是一种“后土地承包制时期”。在“后土地承包制时期”里，土地承包制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以发展、改革的名义进行的。然而这能否都一律视为发展、改革的尝试呢?这涉及十分复杂的评价问题，我认为不能笼统地这样看。首先，对农民土地承包的强行改变和行使土地规模经营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长时间来，各级政府凭借这种独享权利，通过同农民土地经营权的完全不等价交换，获取了巨额地租收益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成为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投入来源。这种情况尽管可以得到各种辩护性的解释和论证，或许也有某种并非不合理的理由，但由此导致出现的耕地面积递减，以及出现大量失地、失业、失保人群而导致的深刻社会问题，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

另一方面，农民对承包土地进行自发性的合并、流转、租让，甚至变相出售，实际上也在大量进行。有些行为可能是合理的，有些行为合理不合法，有些则完全是悖理、违规、违法的。因此，现在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我们必须在“后土地承包制时期”积极探索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既能兼容土地承包制长期稳定的方针——核心是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益，又能适应土地规模经营和市场化流转的要求。

对于上述投入问题、组织化问题和土地问题，中央政府一直在认真研究和积极应对，免除农业税就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创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正在成为引动全面发展的新契机。但实际上，农民早已行动起来了。我所讲的新型合作化和各种合作组织的发展，就是农民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自发进行的制度改革探索。

2.由农民创造的各种新型合作组织，各有其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特点，经过不断的发展进步，很可能成为解决当前“三农”难题和谋求未来长期发展的一个新体制基础。

现在由农民创造的合作经济和合作组织有各种形式，根据我们的观察，大致有五种模式：(1)农户+公司模式;(2)经济合作社模式;(3)土地股份经济模式;(4)规范企业化模式;(5)新集体所有制模式。

“农户+公司模式”是很多人一直推崇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由公司(企业)通过自己的专业化市场运营，把农户的市场交易活动承担下来，通过签订合同契约保证农户的市场收益，并承担市场风险，由此形成一个市场化分工的生产经营体系。雀巢公司和云南思茅种植咖啡的农户通过这种经济合作模式搞了十几年，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我对这种“农户+公司模式”在中国实践的普遍意义始终存疑。“农户+公司模式”基本上是美国人的发明，是美国农户的制度常识。但美国是大农户经济，17万农场主耕种着数亿亩土地，每户平均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它们同与之合作的公司(企业)是实力对等的经济伙伴。如前所讲，中国存在大量分散的小农户经济，其经济力量同与之合作的公司(企业)极不对等，一旦后者违规违约，倒霉的只能是农户。现在有人提出改造“农户+公司模式”，在“农户+公司”之外，再加上保险公司和投资机构，成为四极体制。我认为这个办法有改进，但上述基本制度弱点并未改变。由此，我认为改造这种模式的合理方法，应该是先把农户组织起来，成为“组织化农户+公司模式”。

关于农民的经济合作社，也有各种各样的操作形式，例如江苏省农民的专业经济合作社、农民社区经济合作社等等具体实践的案例。在这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实现形式，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考察，都属于股份合作制范畴，其主要制度特征就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直接统一、资本和劳动的直接联结。在进行合理计算之后，把农民所有的资源要素——土地、劳力、资金、生产资料、技术专利、房产等等，以及集体性的公共经济财产，划分成等值股份，分归农户持有。农户股东大会是经济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股份投票的民主程序设定管理机制。

我认为这种经济合作社体制的适应范围很有弹性。(1)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农民所有的资源要素可能只有土地、劳力和少量资金，用这种体制组织起来，至少可以创造出简单的资源规

模效益和集约效益，肯定优于个体分散体制。(2)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业机会更多，农民已有更加宽裕的财富积累，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就可以在更高水平的资源集约效益下，创造出财富的倍增效应。(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起来的集体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许多地方已被“私有化”分到个体农户，结果带来很多负面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找到一种更有效的集体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的增值方式。通过经济合作体制，就可以把这部分公有性财产和资源按照市场化的制度方式重新组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效能。在具体方式上，这种经济合作社的对象可以是资源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对某一特定资源、某一特定产品、某一特定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

关于土地股份经济组织的模式，涉及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的敏感问题，现在各地也有各种不同做法。我在这里讲的，是一种许多农民认为比较合理和能够较好规避风险的土地股份经济组织模式，可以称为“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这种“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一般以20年或30年的承包期为限，有如下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方式是农民直接参与经营和分红的土地股份经营。在明确土地承包权益人和确定土地股权价值后，土地折价入股，同其他要素股份联合运作，在生产经营活动结束后按股分红。在承包期内，土地股权可以继承、馈赠，经过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意后也可以转让。另一种方式是农民不直接参与经营和分红的土地股份经营。农民通过合理的地租定价——这个地租价格根据物价调整，基本收益高于个体农户的平均土地收益，然后把集合起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专业经济组织手中。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是，农民不承担土地经营风险，又得到稳定的土地收人，同时还可以转入其他领域工作获得非土地收入。这种“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如果发展、引导得法，很有可能为我们解决“后土地承包制时期”的土地难题提供一“解”，这正是我认为最有意义的地方。

同个体农户的土地生产经营相比，“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更加符合农业产业化和规模集约化的要求，可以明显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我认为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是农民在土地承包制后探索的一种新的土地经营制度，这种实践探索，可以为解决我在前面讲的那个“后土地承包制时期”出现的土地难题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路径。

实行“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土地使用权的最终归属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益是有保障的，这完全符合土地承包经营制30年不变的基本方针。同时，在20或30年内，农民的土地资源又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流转和重组，获得规模效益和专业化效益，大大提高农民的土地收入水平。在20或30年内的“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结束后，可能有两种发展前景：一是“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在新的环境下继续滚动发展;二是那个时候整体市场经济环境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发展、进步，“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被新的土地经营制度替代。实行“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可以为向非农产业流动的农民工提供有保障的土地权益。在短期内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建立的情况下，“有限期土地股份经营制”提供的稳定土地收入，就是最现实的保障，可以避免农民因脱离土地而丧失土地权益，处于失地、失业、失保的状况。

关于农村经济组织的规范企业化模式和新集体所有制模式，都有比较成功的案例，我不再赘述。

3.中国新型农业合作化的进一步发展，无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面临许多方面的难题，需要政府的积极扶助和科学管理，也需要理论研究的积极支持。

新型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可以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实践证明，中国农民有巨大的创造能力，他们常常比政府的设计更快捷、更聪明、更务实，在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许多使政府感到头痛的问题，农民常常会在自己的实际发展中找到出路。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在中国出现的新型农业合作化，各种形式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探索性的，有许多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是需要矫正的地方。同时，无论是合作组织的发展本身，还是在与其相关的政策、制度上，都面临许多需要认真研究的难题。这些难题是不能依靠农民经济组织的自发活动加以解决的。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经济合作组织的法律法理地位。这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济陛质究竟是什么?显然不属于任何一个类型的企业范畴。现在各种形式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例如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基本上都不是法人，或者不是具有法律法规意义的法人，有些只是受到地方政府认定的“经济法人”。由此，它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尤其是其合同契约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依据，显然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一旦在经济活动中发生法律纠纷，这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就可能遭受法律地位和法律依据缺失的风险。因此，制定、颁布一个关于合作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文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政府怎样对这些经济合作组织进行管理，也存在许多难点问题。现在政府对它们的具体管理，例如市场的进入、运营和退出，就很难规范进行。这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既然不属于企业范畴，自然不存在工商登记一类的市场准入问题，那么就可以允许农民进行自由组织吗?显然不行。如果政府应当对其准人资格加以适当审查，又应该由谁和怎样实施呢?又如，政府是否应对这些经济合作组织收税?怎样收税?问题就更加复杂。很多经济合作社主要搞自产自销的农产品，这似乎不应该纳税，但自产自销农产品的界限又应怎样合理设定呢?再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能不能破产呢?凡进入市场经济活动就有经营失败的风险，那么，应该怎样裁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破产呢?如果资不抵债必须破产怎么办?在破产偿债时，可能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经营权，这个资源能不能拿出去偿债呢?等等。

政府无权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自主经营权力进行行政干预，但也不能完全自由放任，需要加以合法合理的制约。现在一个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土地比较收益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肯定倾向选择土地的非农化经营，这就需要政府严格把握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不能任意改变土地的用途，否则耕地大量减少就可能发生。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建设和内部治理，也存在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每个农民的投入不可能完全一样，从而每人享有的股权肯定会有差异，怎样才能不搞股权平均主义，同时又能有效防止股权逐步向少数人集中出现少数人控制，特别是出现少数管理者的控制?农民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以直接生产者即农民的投入控制为前提的，这种直接生产者的投入行为有发展局限性，如果股份合作制经济要突破这种局限性，就需要引入更有实力的外在投资主体，而一旦引入这样的投资主体，直接生产者的投入控制就可能被改变，从而使股份合作制的经济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怎么处理这种两难困境?等等，还有许多其他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难题，才需要政府的积极扶助和科学管理，也需要理论研究的积极支持。

正确看待建国后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

朱佳木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对此进行了探索，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经济政策”。我们党的八大决议也确认过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观念，并最终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在党的十四大上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从那时至今14年的实践表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任何留恋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都是既缺乏理论根据又缺乏事实根据的;任何试图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都是既不利于跟上时代步伐又违背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就毫无意义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运用计划手段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完全没有用了呢?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历史的评价，也关系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完善。

我国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到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从1950年统一财经算起，长达42年;如果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也有39年，均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57年时间的70%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对如何搞好计划经济进行过艰辛探索。其中，虽有挫折有教训，但更有辉煌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而且，无论教训还是经验，都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如果无视或抹杀这一点，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中相当长一段历史，势必会在事实上被大打折扣，甚至被全盘否定。

在1953～1980年的头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发生过几次大起大落，存在效益不高、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自身固有的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的弊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计划经济年代出现的种种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而看不到那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当然，如果那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中能够允许使用市场调节的手段，如果制定计划时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建设成就本来可以更大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假设就否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抹杀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取得这些成就的历史性贡献。

从1980年执行“六五”计划开始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突飞猛进、举世瞩目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也不能不看到，头五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我国初步奠定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布局相对合理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支撑作用。还应当看到，这其中的“六五”、“七五”时期和“八五”的头两年，虽然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但经济体制在总体上说仍然属于计划经济;从“八五”的第三年以来，虽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的长处和优势仍然在宏观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唯独我们的市场经济能长时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

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年苏联和我国，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等原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都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发生过计划脱离实际的情况。但是，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不等于经济计划就必然出主观主义。事实上，无论苏联还是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对于如何使经济计划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都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例如，我们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计划的性质上，先后提出不能把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不能说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不能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定多高。在计划的战略目标上，先后提出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三步走”，等等。在制定计划的方针上，先后提出辩证处理诸如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工业与交通、通讯、能源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等关系;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厉行节约，勤俭建国;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在编制计划的原则上，先后提出要遵守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计划要做到按比例，必须进行综合平衡，使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综合平衡要从计划编制开始时就搞，从“短线”出发来搞，等等。在价值规律对计划的作用上，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领域仍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实现计划的方法上，先后提出既要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提倡全国一盘棋，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又要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财经纪律;要由中央掌握必须掌握的权力，尤其是必要的财权、财力，等等。

显而易见，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这些经验，包括改革开放后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的经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水平，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它们之中有的为计划经济时期建设成就的取得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有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的则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并将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可见，我们要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固然要借鉴西方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但更应当认真总结自己在搞计划经济时的经验。

今天，我们早已摆脱了资金、产能、运力不足和商品供应短缺的局面。但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出现了。例如，耕地不断减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淡水供应越来越紧张、石油和某

些矿产的对外依存度逐渐加大等等，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制约因素;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行业之间、人群之间分配差距过分悬殊，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潜在的金融风险加大等等，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另外，有些旧矛盾在形式上变了，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投资冲动强烈，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积累率过高，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核心技术专利和知名品牌很少等等，反映经济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一些干部仍存在急于求成的政绩观和盲目追求速度、忽视综合平衡、不注意增长后劲的发展观，注重引进而忽视吸收消化创新;一些地方仍有令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进行宏观调控上，除了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外，仍然要辅之以必要的计划手段、行政手段;在制定规划、计划上，仍然要强调尊重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注意综合平衡，反对盲目攀比速度，使各种重大比例关系协调，经济平稳发展;在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上，仍然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在对待资源短缺的问题上，仍然要提倡厉行节约的原则;在对待科技创新的问题上，仍然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对待有禁不止、自行其是的行为上，仍然要严肃财经纪律，维护中央的政令畅通。现在，中央对各级政府层层分解并考核招商引资指标的做法予以了明令废止;对各地投资1亿元以上的新开工项目要求登记清理，对少数违规开工的项目进行了严肃查处，对一些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土地占用、能源消耗等，下达了指令性的控制指标;对一些过热的行业，如房地产业，采取了上收贷款审批权、土地审批权和规定小户型在总建筑面积中的比例等行政措施。这些都说明，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有益经验，在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体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使这种新的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作为国史工作者，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建国后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历史，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真实，激励人民继续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侯树栋　沙健孙　房维中　梁　柱　林炎志　李慎明　李　捷　韩　康　朱佳木

第3篇：“转型与提升——新信息、新成果、新途径”座谈会发言摘要

“转型与提升――新信息、新成果、新途径”座谈会发言摘要

2006年6月29日，我刊举办了“转型与提升――新信息、新成果、新途径”座谈会，与会人员就国企转型中的中层管理、文化变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栏刊登部分发言，希望与读者交流与沟通。

企业转型中的中层主管

北京管理科学院管理顾问刘小聪

从企业近十年的实践看，仅仅进行了机制转型、机构调整、业务流程调整是不够的，尽管这些都非常必要，但它们最后都归结到了“人”的问题上，解决不了人的问题，企业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和发展。

杰克﹒韦尔奇和张瑞敏在企业转型方面共同的经验是文化的再造。杰克﹒韦尔奇接手GE后就对GE进行了组织调整，把很多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不必要的事业部都砍下去了，然后裁了大约20几万人。但当这一切过后他发现，人不改变一切都不可能改变，于是他马上成立了领导力中心，来做转变人的观念的工作。这说明，在企业转型过程中，企业文化再造、人的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为什么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再造这么重要呢?企业是一个经济体，它要有客户，要营销，这是维系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只把企业看作一个经济体是不够的，企业所有的功能都要通过组织运作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一个政体。这个政体内的各阶层在企业转型和变革中所受到的冲击，所得到的实惠都不同。当各阶层没有一致的价值观，没有一致的方向和目标的时，企业就会失衡。西方有位领导力大师说，如果忽略了文化的整合、价值观的整合，企业就会是一盘散沙。

一些企业在创业期抓住了一些机会，获得了一些利润，但当它要再上一个台阶时，就遇到了“天花板”的阻挡，突不破这个“天花板”，企业成长很困难。“天花板”是什么?是管理。企业发展的最后制约就是管理。

在工业时代企业比较重视人的体力，后来比较重视人的智力，现在是“心”的年代，企业应该注意挖掘人的“意愿”资源。有位员工曾经对杰克·韦尔奇说，我的老板真傻，他只用我的体力，偶尔用我的智力，他并没有把我的愿力都挖掘出来。如果我愿意做某件事，我可以把我的体力、智力全部释放出来，而且还不需要多给我一分钱。可见，在今天意愿资源是多么的重要。有个统计表明，一个人愿意不愿意做某事，在同等的能力下，效果相差80%。现在每一个主管的头上都扛着绩效的指标，而影响这个绩效的有三要素，一是员工的愿力，第二是员工能力,第三是公司环境。这是公司绩效的“铁三角”定律。21世纪管理面对的挑战是人的知识与智慧，但不是把人“绑”在生产线上，按着标准他就可以生产出产品。智慧、知识都在人的脑子里，他坐在电脑前是在编程，还是在想其他的事?愿力不同，状态绝对不一样。所以，知识和智力资源要转化为成果，就要靠我们的管理者，没有有效的管理这些统统转化不了。然而，企业管理不仅限于几个头头，要包括所有的主管，只要他是负责一方面工作的，他就是管理者。如果说客户肯卖单企业才有利润，才能生存发展，那么企业一线必须有优秀的员工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而管理者的工作就是要赢得一线员工的心，让他们把自己的创造力挖掘出来，转而为客户提供服务。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名主管，特别是一名直接与员工打交道的中层主管，仅以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理念――领导式的管理。所谓领导式管理，是要使组织的管理逐渐成为一项释放人的能量的工作。“领导”是指通过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方法去引导、激发一个群体的人们朝着某个方向、目标努力的过程。我认为，领导式管理是中层管理者的必修课。为什么要特别提出中层主管?以往大量的企业实践反映，一些企业的中层主管经常处于不知而不行的状态，因为他没有受过管理和领导的专门训练，缺乏相关知识，所以他不知道该怎样实现有效的管理。也有的是不知而行的，他虽然不懂企业管理，但他懵懵懂懂地做了，至于对错他不知道。还有的是知而不行，他明明知道该怎么做，但他不愿意这么做。一个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就要有良好的中层管理，企业中层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某种程度上它决定了企业的业绩。领导式管理模式，重在改变以往一些中层主管低水平的管理理念，让更多的中层主管懂管理、会管理。

现在，人们的思维活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志向。怎样把这些整合到企业的总体目标上，并为实现这个总体目标而努力，这是领导式管理的最终目的。但许多中层主管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与下属建立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三流的主管靠自己;二流的主管靠部属;一流的主管理靠团队。高层次优质的管理就是要把众人之力挖掘出来，形成一个合力。因此，企业的中层主管要进行职责和角色的改变，要成为团队的领导。很多企业依据专业技术、学历把一些员工提升到领导岗位，但这些人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他们必须要经历一个角色的转变。所以很多的中层主管都觉得特别累，为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不断地工作，却没有考虑如何让他人也努力工作。一个好的中层主管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他使别人做了什么。今天企业的中层主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上传下达了，对上级来说，他是一个辅佐者;对平级来说，他是协调合作者;对下属而言，他更多的是引导和带领。他是多重角色，他承上启下、联通内外，整合各方关系，做到了这一点，他才能不仅是企业的中间层，更是企业的中间力量。事实是，有许多中层主管虽然坐到了管理岗位上，但他的角色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

企业的环境变了，要求我们的管理模式也随之改变。而管理模式的改变，重要的是中层主管首先要完成角色的转变。

说一千道一万，中层主管的能力是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他不一定必须有多高的学历，但他一定要有人际交往的能力。一个企业的执行力取决于中层，而中层如果不会承上启下的话，企业的任务就很难完成。韩非子说，上君是尽人之智，下君是尽己之力，中君是尽人之能。作为中层主管，你能够把他人的能力发挥出来就是出色的。因而，中层主管应该从一个麻烦的解决者过渡到一个问题的预防者，从一个制度的捍卫者过渡到一个价值的沟通者。不是仅仅用制度去处理人就可以了，必须要进行价值沟通。为什么张瑞敏对不合格冰箱要砸，而不是处理了责任者就完事?他通过砸冰箱，要让大家明白海尔不能成为残次品的制造者，这是体制和价值的沟通。

那么，在中层主管角色的转变中，重点要放在哪儿?既要关注任务，又要关注员工，两者都不可偏废。特别是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仅有什么新技术、新手段是不够的，可能一遇到人的问题就束手无策。也许在专业上你可以领导很多人，但你在管理上可能团结不了几个下属，所以中层主管的角色转变，重要一点是把企业任务与企业员工都作为自己的关注点。

所谓领导式管理，并不是说领导和管理那个更高，哪个更低，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确实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体系。管理就是一个程序实施，而领导是把握方向的;管理是配置人员的，领导是让人员协调一致的;管理是控制和解决问题的，领导是激励、鼓舞和满足人们的成就感的。如果把这两个不同的行为体系、不同的维度整合在一起，这就是领导式的管理。一个企业仅有领导，没有管理是不够的，反过来也一样。而中层主管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管理能力，一方面是领导能力。有效的领导式管理是什么?是企业既得到结果、利润，同时也赢得了人心。

中层不应是“工头”式的管理者

北京市国资委马会春

以前，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企业从上到下都是执行型的，特别在中层，基本是强调执行。而且前些年，一些企业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中层没有自主性，高层领导对中层又往往以听话为评价好坏的标准，这就使得一些中层以听领导话、讨领导欢心为目的，不考虑自己在下边有没有威信，有什么意见。有些中层管理者认为，管理就是上传下达，因为企业的一切是领导定的，领导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而对于本部门的员工，也是我让你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这样，中层管理者的执行力就大打折扣了。表面上看，这些中层管理者是在贯彻领导的意图，实际上他们是对领导意图的误解，他们不具备真正意义的执行力。这样的中层管理是一种低层次的管理，是“工头”式的管理。由于这种中层管理的存在，造成企业效益的低下，甚至走向破产。

现在，在大企业集团，中层管理本身就像是在管理一个企业，中层管理者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们对企业的管理和领导主要是凭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他们应该是管理型的干部，也应该是领导型的干部，以领导式管理提高管理的成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越来越健全，国家经济的格局在发生着转变，企业需要更多的领导型干部。重要的是让现有人员做到观念的改变和领导方法的转变。因此，加强中层管理者的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是提倡学习型组织也好，创新型组织也好，根本上说都是要提高领导和管理者的素质。作为一个中层管理者，要有独立的创业精神，要有独立的思维能力和独特的领导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层管理者必须要从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两方面下功夫。

脱胎换骨在文化

中国一航企业文化部董平分

国有企业如何转型，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答案。笔者认为：国企转型，要脱胎换骨，其关键就在于必须对原有的企业文化进行变革与创新，建设一种能够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任何所有制企业竞争并取胜的企业文化。

国有企业转型需要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环境进行各种各样的变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对国企转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企业内部因素。这些企业内部因素包括：体制、机制、产品、技术、基础设施、管理、文化等方方面面。这些内部因素，无论哪一个方面的变革延缓，都会导致整个企业转型的迟滞。

在这些内部因素中，企业文化是基因。企业文化是被企业广大干部员工所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遵循这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长期养成的习惯、形成的氛围。体制、机制、技术、产品、管理等等，其背后的主观因素，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价值观导向是遵循计划，只要完成生产计划任务就行，用不着考虑企业的生死，更谈不上要管理企业的资本，因此，企业的领导体制就是厂长负责制，不用讲出资人的问题，更用不着成立董事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大不一样了，企业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要充分运用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本和资源。在这种价值观导向下，企业就要考虑出资人的权益，就要成立董事会。总之，企业价值观的导向，对这些因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企业文化和企业转型的其他内部因素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其他因素的变革，就没有文化变革的动因和需求，也不会产生新文化因素去替代原有的文化因素;而没有文化的变革，其他因素的变革只能成一时之势，无法长久。因此，企业文化的变革就成为企业脱胎换骨的关键。

企业文化变革的实质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整体变更，即：由计划经济的体系转变成市场经济的体系。这种转变是十分艰难的。变革之前的企业文化，带有十分浓重的计划经济特点，在员工头脑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思维定式。要想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体系，就需要付出许多艰苦细致的努力。但是，由于企业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如民族性、地域性、相对独立性、渗透性、包容性、承续性)往往被忽视，于是在进行文化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不会运用文化建设的规律，而是仅仅依靠物质和权力的力量，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新旧文化的对抗，文化变革的道路也就变得更加曲折。

要想推进企业文化的变革，企业领导班子的文化自觉是首要条件。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应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文化的一般原理、建设规律、实战操作都应了解掌握，并能够结合本企业的实际灵活运用。这里的关键是一把手。他必须能够及时发现、大力呵护那些代表企业新价值观的新生事物、新生力量,使得这些幼小的新芽顶住风浪，茁壮成长;他还必须善于总结提炼，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新的价值观念，成为新价值观的代言人。培育树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并使之被广大干部员工所接受，这正是企业领导者在企业文化变革中的重要职责。

几年前，中国一航在开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客机的运作中，发现了符合市场经济的新的文化基因，大力开展了以“对市场要特殊的理解，对客户要特别的关注”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观、客户观教育。前不久，中国一航总经理林左鸣提出了要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以资本运营为突破口，大力推进整个集团企业转型，深入细化大集团战略的新部署;提出了“实现商业成功，创造企业价值”的新口号;要求干部职工“要敢于吃市场这碗饭”，创造新机制，把中国一航建设成为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胜的现代化航空工业企业。

应当看到，在推进企业文化变革的道路上，许多企业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必须放下架子，虚心向这些企业学习，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尽快实现企业文化的脱胎换骨，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变革型领导

——塑造优秀文化的基础

北京移动通信有责任公司宣传部长方建国

企业领导者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企业文化实现变革的基础。当前，企业领导者需要改变以下行为：一是没有足够的情感强度对员工做出客观真实的评价。情感上的脆弱使企业领导者产生避免冲突、延迟决策和责任不明的心理。二是制订了奖励规范却不能很好地执行，不能及时适当地向员工提供指导，不会告诉员工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执行的工作要求。三是倾向于把数字作为唯一的标准。当那些实际并没有做出多大贡献的人得到奖励时，真正优秀却没有得到奖励的人将变得心灰意冷。作为管理者，应当对被评估者完成任务的方式抱有同样的关注。四是在目标的制定上，超越了员工执行能力的极限，且在实施中又不能及时纠偏，给员工造成心理挫折。五是在沟通中，出现信息的衰耗与偏差，不能及时、充分地传递公司信息。一方面表现为不能让员工清晰地了解自身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回避问题，一团和气，扼杀员工的判断性思维，使决策成为一纸空谈。于是，沉默的谎言、无言的反对、执行不力的状况就难以避免。六是不能结合工作目标对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不了解接受培训的人员与工作目标的差距。

领导者行为改变的方向是成为变革型领导者。变革型领导应当具备自信、坦诚、坚韧、谦虚、公正的品质。衡量变革型领导的四个维度是领导魅力、感召力、智能激发、个别化关怀。通过变革，在领导魅力上，要让员工感到，与其共事是非常荣幸的事;为了团队(或集体)利益，他们的领导不计较个人得失并以值得敬重的方式行事;始终强调树立集体使命感的重要性;作决定时，会考虑道德、伦理方面的后果;特别强调有明确的目标的重要性;谈论他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和信念，时刻表现出很能干、有魄力和自信。在感召力上，能够乐观地谈论未来;充满激情地谈论需要完成的任务;给大家描绘鼓舞人心的未来;对达到目标表现出非常有信心。在智能激发上，给员工提出如何完成任务的新思路或建议;引导员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在处理问题时，反复考虑其关键前提、假设是否合适。在个别化关怀上，愿意花时间辅导和培养他人;不仅仅把员工作为团队的一员来看待，而且考虑他的独特个性;要让员工感觉到，他是一个与其他人有不同需要、能力和抱负的人;帮助员工培育自身的长处 。

我认为，领导力是管理者的核心能力，是管理者获得追随者的能力。管理者与领导者的最大不同，在于管理者侧重在稳定状态中提高效率，而领导者善于在变化中捕捉机会。每一位管理者都应培育自身的领导力，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对于领导者来讲，工作依靠权力驱动是远远不够的。领导者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从而赢得员工的尊重。领导者要保持高度的事业心与激情，激发团队的献身精神。领导者要具有变革的信心与决心，从容面对风险与失败。领导者要善于营造信任的气氛，保持团队的合力与活力。领导者要倡导激励氛围，使团队成员满怀信心。

管理强而领导弱的后果是公司僵化，没有创新精神，因而无法应对市场环境、竞争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如果领导强而管理弱，则会出现失控的状态，不能按期达到组织目标。

变革型领导，成为塑造优秀文化的基础。领导者经常关注、要求和控制的方面是什么?领导者分配稀缺资源所遵从的标准是什么?领导者分配报酬和地位所遵从的原则是什么?领导者对紧急事件和阻止危机做出的反应是什么?领导者招募、遴选、提升、辞退及开除员工所遵从的标准是什么?领导者的行为榜样力量如何?这些将构成公司文化的内核，成为员工是否认同、遵从的最终依据。

国有企业转型的出发点

北京朝阳公园党委办公室主任任铁麟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企业转型的目标是什么，向哪转。对转型的成本、收益、风险要做科学分析。转型与利益分配密切相关，应注重保护和培养内生动力，发挥两方面的积极性。使“要我转”和“我要转”统一起来，要维护各方利益，实现共同发展。至于转型的方法步骤，我觉得各个企业情况不同，不搞“齐步走”，结合各自的实际，贯彻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落实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都会有好的办法。第二，办任何事情都需要条件，企业转型也需要条件。目标要求、政策导向、配套法规就是企业转型的基本条件。首先，我们要明晰对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等基本概念的认识。在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特殊地位，发挥特殊功能，按照特殊的法律规范来运作。在我们国家，国有企业作为一般企业广泛存在，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不是一个概念，采用一刀切的做法，简单的用国外的“特殊”和我们的“一般”来对接，将难以避免深刻的矛盾。企业转型首先要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资产的性质和任务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目标要求，同时完善相应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解决好政策导向和法律保障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企业转型才能有好的基础，取得好的成效。

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国有企业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独具特色的经验。企业文化不是时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学习和借鉴国外企业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更要注重结合实际，从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出发，认真研究和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文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国有企业的基本特点。一方面，党组织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制定并实施企业文化建设战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为加强和改善党建工作服务，为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服务。马列主义的哲学、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在历史上产生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产生大庆人的“三老四严”精神，也应该并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当前，不少国有企业党组织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发挥了示范作用。北京市企业文化建设协会、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也办了许多实事，为我们进一步作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谨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企业文化建设形势很好

北京市政集团公司赵英麟

现在，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形势。第一，职工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期望值比过去高了，他们不仅有职业生涯方面的要求，还有了文化方面的要求，这与多年来我们的宣传教育很有关系。第二，社会对企业的要求高了，特别是对于我们施工单位，社会各方面都在监督着，这实际上是我们企业文化建设的助推力。第三，今年，北京市国资委对干部的百分考核评价中，有20分是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也就是说，要评价你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要看你对企业文化建设有没有思路，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是干部考核评价中的一个亮点，说明上级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视，也是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关于企业转型，就我们企业来说，有以下几个重点：一是从劳动密集型向管理密集型转变，比如一个项目部过去可能有几百人，现在只有几十人了。二是从产品经营型向资本运作型转变，现在建筑行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要发展就要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作。三是经营结构的转变，原来我们是地域性的企业，只在北京发展，而现在要想做大做强，就要做成全国性的企业，向外地发展。北京的施工企业面临后奥运问题，2007年底北京奥运工程要全部完工，之后北京的建筑企业怎么办?要生存就要拓宽业务渠道，进入外地市场。

当然，我们在转型过程中会面临思想观念不适应，企业文化不适应，人员结构不适应等问题。特别是向外地发展，对经理人的素质要求更高，不仅要有技术、会管理，还要会交际，而这样的经理人我们现在很少。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点，如果企业人，特别是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即使有再多的资源、再好的条件也没有用。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企业文化建设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同时，还希望有关方面，比如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要多给我们创造学习提高的机会，多为我们提供更新的信息，多给我们传授些专业知识。也希望上级单位更加重视企业的文化建设。如果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形成了这样的合力，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一定会促进企业的转型，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多了一份坚定与自信

中铁十六局集团宣传部王立武

企业的转型与提升，是我们国有企业面临的重大课题。今天的这个座谈会，对我们来说，受益很多。我们企业目前正处在重大转型期，而且困难重重，比如说，由于建筑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又必须保证员工在岗率，不能随便让员工下岗，把员工推向社会;为了不断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我们还要不断增加员工的收入。所以，为了生存，企业只有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原来一年完成三四十个亿，现在要猛地扩大到上百个亿才能围持正常运转。由于经营规模的猛增，原来管理几千万元项目的员工，现在就要管理上亿元的项目;原来管理上亿元项目的员工，现在就要管理几十亿元的项目;原来需要五年才能完成的项目，现在必须在三年内完成;原来只会自己干活的普通工人，现在要成为管理人员;原来的低级白领，现在要成为高级白领。而且，建筑企业流动性强，工作辛苦，待遇不高，人才流失严重。因而，人才资源的奇缺是目前我们建筑企业非常大的难题。面对转型期的这些困难，企业的管理者研究得少，国内外可以借鉴的经验也不多。通过这次座谈，不仅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企业文化的力量，也使我们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促进企业发展方面少了几分彷徨与顾盼，多了一份坚定与自信。我们真切希望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能多提供这样的学习的机会，并把这样的机会扩大到企业的主要领导层面，使领导层也能够有机会聆听专家的真知灼见。

作者：刘小聪

第4篇：女工座谈会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姐妹们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姐妹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这次交流会，今天我们汇集在冶金辅料公司，进行“感恩鲁碧报效鲁碧”的座谈交流会，在此向多年来对女工工作给与支持和关心的各位领导表示感谢，向一直支持和帮助女工小组工作的姐妹们表示感谢。

我们冶金辅料公司女工委现在在职女工37人，今年来，我们女工小组在公司女工委的领导下，在分厂车间的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大局，密切联系自身岗位实际，鼓励和引导广大女工加强岗位业务技能学习，积极参加莱钢职业资格技能鉴定，提升整体业务技能水平，深入开展巾帼文明示范岗创建活动，团结和带领广大女工投身到全力冲刺1.2亿元任务目标，打造令人尊敬的百年鲁碧的各项工作中。

当前，我们公司受国内外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产品价格下滑，盈利水平降低，生产经营遇到了困难和挑战，在这一困难时期，公司领导审时度势，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形势任务教育。我们广大女工认真落实7.10会议精神，立足本职，把感恩鲁碧、报效鲁碧，打造百年鲁碧专题学习教育实践活动融入到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在平凡的岗位上，我们广大女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与企业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圆满完成了分厂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我相信，通过这次交流会，将会更进一步统一我们女职工的思想，激发我们的工作干劲，坚定信心、凝心聚力，以誓做一流的精神状态，压倒一切困难，共同打造令人尊敬的百年鲁碧。

刚才，我们女工针对感恩鲁碧报效鲁碧，打造百年鲁碧专题，并结合自己的岗位实际，进行了交流共享。通过交流来看，我们对当前公司的形势都有了客观的认识，都能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与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职工收入稳定，每年分配红利改善了我们的衣食住行，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安排职工子女就业，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就要立足本职，把握每一分钟认真工作。不虚度，不浪费，汇报鲁碧给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知恩图报的人，有良知的人。

刚才两位领导就生产经营形势作了传达，把两位领导的指示落实到行动上，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为了令人尊敬的百年鲁碧，让我们一起努力!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姐妹们的支持，祝各位领导、姐妹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第5篇：女工座谈会、三八妇女节代表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姐妹们：

非常高兴今天能与各位团聚一堂，首先我代表姐妹们对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女工座谈位的各位领导表示诚挚的谢，同时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在座的各位，愿大家新年新气象，一年更比一年好!

此时此刻，我有一些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公司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但就是这短短的一百多天，给予了我许多许多，有感动，也有收获。说到在合金，不得不说到**，我是随着**办一起成长的，第一次到各个车间去，看到的是合金兄弟姐妹们的亲切笑容，消除了我的陌生感和距离感;第一次培训，是大家给我鼓励、给我建议，融化了我的紧张和忐忑;我的每一项工作，都离不开大家的配合，在此，我也代表我们**办，对大家说声谢谢，非常感谢!正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才能势如破竹，稳步进行，正是有了大家的支持，**办才能披荆斩棘、越挫越勇，在以节能降耗为主线的**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公司的女工，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没有那么高深，也不是说咱们非要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到底，**就是寒冬之后中的和煦春风，**就是润物无声的涓涓春雨，让我们尽情感受变革的力量，让我们在企业改革的洪流中，发现自己居然可以有如此大的能量。我相信，姐妹们只要用心，一样可以演绎出不让须眉的巾帼风采，家庭中也同样可以安抚老少，和谐一方。

三八节马上就要到了，请允许我向大家送上我最衷心的祝福，愿姐妹们羊年更洋气，愿我们的男同胞们羊年喜洋洋，愿我们合金公司更加蒸蒸日上，早日摆脱亏损的帽子，迎来柳暗花明的灿烂明天!

第6篇：在“三八节”女工座谈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姐妹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咱们总公司举办的女工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也让我更加的感受到公司对我们女工的关心和爱护，更加的激励我们在今后工作岗位上不断努力的工作，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作为一名女工代表，我想在今后我将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点，增强自身素质。在座的各位都是先进女职工和优秀的女工代表，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会认真学习各种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综合能力，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我认为，这是我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

第二点，抓好女工岗位建功建设。化产车间是我公司女工比较集中的车间，女工岗位较为集中也较为典型，我作为化产车间的一名管理人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紧紧依靠公司的工会组织，团结车间的广大姐妹，继续深化开展“岗位建功”活动，通过今天的座谈会，认真吸取在座各位姐妹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动员车间的女职工积极参与公司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活动，争当“巾帼标兵”，立足岗位，超越自我，继续为了公司的发展建功立业。 第三点，发挥组织职能，为女职工做好服务，为公司女工委工作做好支持。我觉得，咱们女同志真的很不容易，不但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肩负着照顾家庭的重任，或多或少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深入女职工的工作和生活，依靠女工组织，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积极帮助车间的姐妹们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同时也积极的支持好女工各项工作的开展。

最后，祝在座的各位姐妹生活幸福，家庭美满，天天快乐。 谢谢大家

第7篇：女工代表发言稿

**部女职工代表发言稿

尊敬的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3月8日的“妇女节”已经临近，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国际“三八”妇女节，我在这里对过去一年里辛勤工作的女同胞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人们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女性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部现共有女职工132名，占**部总人数的71.7%，在**部女职工更是顶起了大半边天，发挥着巨大的光和热。**部的人员队伍建设和业务水平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与广大女职工的辛勤付出是密不可分的。

2011年是**公司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年，更是**积极奋斗的一年。在公司领导的正确带领下，**部女职工继续发扬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以及不怕苦、不怕累的坚强意志，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学好过硬的业务本领，终于在**公司的2011年的年终考核中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遵循公司关爱女工、维护女工合法权益的理念，**部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在部门内部开展了“巾帼创新业、岗位建新功、行业树新风”的活动，通过此项活动的开展，在**上下掀起了“拼搏在岗位、奉献在岗位、建功在岗位”的“巾帼建功立业”活动高潮，像各**分部、**室的女职工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业务骨干、技术攻关的作用，在运行、安全、服务等方面取得较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在开展职工运动会、职业技能大赛和春节晚会等活动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成绩仅代表过去，不断的进步才代表未来，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工作中以“从严、从细、从实”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学习业务，学习技术、学习科学知识，努力成长为勇于创新、敢挑重担的知识型女职工。

在2012年里，**将继续发挥女职工拼搏不息的精神，继续加强的对女职工

的关爱，为广大女职工营造更好的工作氛围。

一、完善**部女工组织，积极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持续开展“三八红旗岗”和“巾帼建功”活动

三、把握女工工作特点，加强女工工作领导和支持

同时，也借此契机与广大**女职工互勉：

一、安全生产，完成各项任务

二、顺应改革、积极创新，保持人员队伍稳定

三、持续改进不断完善，巩固取得的成果

四、创优争先，展示企业文化、形象

最后，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公司的各项工作，为**更好的发展献言献策，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为创“一流部门”天而奋斗!

值此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女工组织向全体女同胞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合家幸福，青春永驻。

公司女工组织

2012年03月07日

第8篇：先进女工发言稿

篇一：先进女职工发言稿

先进女职工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

我很荣幸能够作为先进女职工代表在此发言，在这里我想用三个词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第一个词，感谢。

感谢企业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文化，使企业上下对我们女员工更加关注;感谢公司领导多年来对我们女员工的关心与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全公司女职工们向关心女职工工作和生活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们至于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

我自2011年开始，担任五分公司工会主席职务，同时还兼有财务工作。从事工会工作以来，我不断加强自身思想政治和业务知识的学习，积极参加中心学习组的学习，摘抄笔记，撰写心得，并认真学习工会、法律等有关业务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上进，刻苦钻研工会工作，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扎扎实实做好工会工作，在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和支持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第二个词，奉献。

有人说，工会就是“唱歌跳舞、照相吃饭”，这是对工会的一种误解。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一项基本职责，作为工会主席我多次通过培训劳动法、社保制度等，来提高职工的职业素养和维权意识，并发挥工会联系群众、关爱群众的纽带作用，通过及时向公司缴纳各项基金和工会经费，给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并且按时组织职工参加常

规体检，为职工的身体健康提供了保障。

通过组织员工参与各类劳动竞赛及集体活动，提高了职工的综合素质，并多次在三家总承包单位的现场竞技大比拼中获得优秀成绩。积极组织五四青年活动、拔河比赛、羽毛球比赛等集体活动。通过竞赛和活动，不仅有效的加强了员工团队建设;丰富了员工业余文化生活，更激发了员工的凝聚力和企业荣誉感，使员工在提高技能和业务知识的同时，也加强了员工对团结一致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更好的促进了公司的生产经营。

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这也是工会的另一重要职责。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主动关心员工生活，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并做好思想工作，保证员工有一个好的心情来对待工作，也由此成为了员工心中的知心大姐。对家庭有困难或因病住院的员工，我会第一时间代表工会进行亲切慰问，并且提供必要的帮助。 因此在职工的心中树立了较好的形象，受到了上级领导和职工的一致好评

第三个词，努力

中以‘完善、规范、巩固、提高’来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业务、学习技术、学习科学知识,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努力成长为勇于创新、敢挑重担的智能型、知识型、学习型的新时代女职工。成绩仅代表过去,不断的进步才代表未来,今后我将更加努力,与企业同发展、同进步,为公司的稳定前进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此致

2015年1月22日

篇二：先进女工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

今天我很荣幸能作为一名先进女职工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是：作为华侨商业学校的女职工，我们是幸福的。在工作上，我们与男同胞一起并肩耕耘，播撒着汗水，拥有同样的广阔天地，拥有同样的平台尽情施展着才华，我们还得到了比男同胞更多的关爱与支持，这一切丰富 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深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学校的发展，都源于学校实力的增强，源于学校“以人为本”的文化。

今天我作为学校评选的先进女职工，代表的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代表那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为侨校的发展奉献着青春和汗水的女职工。在此，我谨代表全校女职工们向关心女职工工作和生活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们至于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

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背着这些头衔，我们要更加努力，记得小时候老师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答到，做人民教师。让更多的人学到有用的知识，这是我的选择，所以更加热爱!

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者，是人类开发理性、奔向光明的引路人。教育是爱的事业，这种爱高于母爱、大于友爱、胜于情爱，是严与爱的结合，是理智的科学的爱，是积极主动的爱;这种爱是教育的桥梁，是教育的推动力，是后进生转变的催化剂;这种爱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的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博大无私的爱，它包含了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孩子朝夕相处，我们始终想着两句话——“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这种情感会使我们对孩子少一份埋怨，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指责，多一份尊重。

老师们不论生活中有多么不如意，只要一站上讲台，望着台下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什么烦恼都会抛到脑后。这是一种教师独有的精神，更是一种教师特有的美德。这种美德源于对知识的信笃，行于对讲台的痴情，对学生的爱与责任，传递着对做正直人的执着和做充实人的幸福。人们都爱将教师比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比作辛勤不知日月的园丁，比作平凡而谦逊的绿叶，可当我成为教师时，我才深刻的感受到，教师是帕斯卡尔笔下“会思考的苇草”：平凡，坚韧，但却因为善于思考，才变得那么难能可贵。我们不断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我们不断思考如何教会学生做人，我们不断思考自身事业的价值，我们不断思考奉献的含义。踏上三尺讲台，意味着踏上了艰巨而漫长的“育人之旅”，“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爱是教育的工作，又是教育的尺度。”热爱学生是教师的职责，也是教师的高尚品质。教师有了爱心，才能有热心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才有耐心教育学生，了解学生;才能找到为学生开启智慧门扉的钥匙;才能在学生心灵的戈壁上引出情感的清泉，播种绿色的希望。如果教师不具备爱心，必然就会冷漠对学生的教育，抱放任自流的态度。这样下去，不仅浪费了祖国的人才，还会误人子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惨重的损失。 我是众多默默工作，辛勤付出教师中的一员 现将本的工作汇报如下：

本人担任11酒店1班，12酒店2班班主任，在此期间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勤下班，多下宿舍，关心学生，热爱学校，爱校如家，深受师生好评!

对于后进生，多关心，多给予信心，让他们自强自信，从而得到转变。

我班，积极参加学生科、团委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两个班在男子篮球比赛中，均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在华侨商业学校第一届运动会上，我班学生积极参与，为班争光，获得多项名次，其中12酒店2班获得女子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

在学校优秀教室、优秀宿舍的评比中，教学楼101教室，两度获得优秀教室，其中宿舍1-102 1-405 综-701 综-702获得优秀宿舍!

教育教学方面：

在教职工《读书与应用比赛》中获得三等奖、在教师课堂《教育教学案例分析》比赛中，获得三等奖、积极参加省级骨干教师培训，获得优秀学员证书，结业证书。

今天的先进是压力也是动力，今后我会戒骄戒躁更加努力，用我的爱心，热心，耐心，用心，安心，提供五心级服务，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篇三：最新先进女职工代表大会发言稿

先进女职工代表大会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同胞们：

大家好!我很荣幸的能作为一名先进女职工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在这里我想用三个词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第一个词，感谢。

感谢企业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文化，使企业上下对我们女员工更加关注;感谢公司领导多年来对我们女员工的关心与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全厂女职工们向关心女职工工作和生活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们至于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

第二个词，奉献。

我作为信息中心计算班的一名普通的女职工，为全厂网络的正常运行，经常遇到下班后加班的问题，对此我从未有过怨言，也没有故意拖延或借口搪塞，而是热情耐心地完成本职工作。此外，我还主动参与到各项技改工程相关程序的控制与应用、中国演讲网.cn上线新固定资产系统等技术性工作中，通过虚心向师傅请教，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与技术水平。当然，我只是公司*千名女职工中的一个，今天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代表那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为凤滩的发展奉献着青春和汗水的女职工。

第三个词，努力。

最后祝全体女同胞们节日快乐!谢谢大家!

文章摘选自中国演讲网.cn最大最权威的代

写网站，专家执笔，值得信赖。在线咨询：3163-27876，tell-132-205-35-006 篇四：电力系统先进女职工发言稿

电力系统先进女职工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同胞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很荣幸能作为一名先进女职工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是：作为供电局的女职工，我们是幸福的。在工作上，我们与男同胞一起并肩耕耘，播撒着汗水，拥有同样的广阔天地，拥有同样的平台尽情施展着才华，我们还得到了比男同胞更多的关爱与支持，这一切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深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企业的发展，都源于企业实力的增强，源于企业“以人为本”的文化。今天我作为局里评选的先进女职工，代表的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代表那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为兴供的发展奉献着青春和汗水的女职工。在此，我谨代表全局女职工们向关心女职工工作和生活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们至于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

作为班一名平凡的女职工，平时不但要完成全州各个变电站的现场校验，室内、室外互感器的效验工作，同时还要做好台帐的记录、管理工作。全州各变电站、大用户，表计、互感器的效验、二次线路的调试都由我们班负责，工作量非常大。但在工作上不能因为是班组里唯一的两名女职工之一，就把那些重活累活都让给男同志们去干，每次外出工作我们都和他们一块去，工作结束后还要到办公室加班加点的整理、录入工作记录。去年农网改造期间，外出到变电站调试，一去就是好几天，吃的是盒饭，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简易床铺，

六、七月的天气大家都知道，没有风，箜着热，只能顶着烈日在户外工作，加上身上穿的是不太透气的工作服，汗水顺着脸颊直往衣服里留，遇到下雨穿上胶鞋还得接着干，一天下来浑身上下不是汗水就是沾着泥点的雨水。七个农网变电站的调试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整整一个夏天我连裙子都没有穿过，天天陪伴我的只有那套洗了又洗的工作服。但我认为辛勤工作的女人才是最美丽的!

同时作为计量所团支部书记及局团委委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经常带领本所职工积极参加我局举办的各种文体活动，为本所团支部获得了一些荣誉，作出了我应有的贡献。1997年被省局团委授予了“青年文明号”车间的称号，1999年被省共青团授予“青年文明号”集体，xx年我所团支部还被评为“全州先进团组织”，还多次代表我局到省局参加比赛、演出，并且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荣誉是令人欣慰的，但我不敢骄傲，而是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多次参加省局团委组织的团干部培训，通过系统学习和专业培训，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提高。由于工作较为出色，今年一月进行了转岗，这也是局领导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篇五：三八妇女节表彰大会-先进女职工的演讲稿

三八妇女节表彰大会-先进女职工的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同胞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很荣幸能作为一名先进女职工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是：作为××供电局的女职工，我们是幸福的。在工作上，我们与男同胞一起并肩耕耘，播撒着汗水，拥有同样的广阔天地，拥有同样的平台尽情施展着才华，我们还得到了比男同胞更多的关爱与支持，这一切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深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企业的发展，都源于企业实力的增强，源于企业“以人为本”的文化。今天我作为局里评选的先进女职工，代表的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代表那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为××的发展奉献着青春和汗水的女职工。

在此，我谨代表全局女职工们向关心女职工工作和生活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们至于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 近几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供电量蒸蒸日上。而××，这颗南盘江畔的明珠，也因为我们××人的努力而变得更加璀璨、明亮。这些和我们在各个岗位上辛勤工作女职工们是分不开的。

第9篇：女工年会表态发言

发挥女工优势 构建和谐项目 为女职工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人生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没有发现自己巨大的潜能而潦草度过一生，而女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则莫过于没有去发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生存优势，最终与精彩的人生擦肩而过。

女人生来就有独特的生存优势，这些并不仅仅是人们传统眼光中的漂亮、姿色、风情等，而来自于女性强大的内在潜能和人格魅力。女人用坚韧、细致、热情铺就坚实的事业基础，用

当人们坐上火车，行进在无尽延伸的钢铁大道上的时候;当一个地方通上铁路，由荒凉变成繁华的时候;当人们把“最能吃苦、最能奉献”的钢铁战士指向男性的时候，他们可曾想过我们这些站在施工一线的筑路女工，我们同样顶起了铁路大会战的半边天。

谁说女子不如男，铁娘子尽显飒爽英姿。夏天，烈日当空，我们是骄傲的“仙人掌”，为了准确勾勒出施工征地线的走向和位置，姑娘们背着仪器穿梭在偏远、崎岖道路上，一走就是几公里，却经常一口水都不敢喝，热辣的太阳亲吻着她们的脸，笑容依旧灿烂。冬天，寒风凛冽，我们是施工沿线傲然挺立着一的朵朵“腊梅”，为了保证每一处隐蔽工程的质量，姑娘们在雪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冻得鼻眼通红、手脚冰凉，回来后双手双脚生出一个个冻疮，但姑娘们从未喊过苦叫过累。日复一日的工地生活使曾经如出水芙蓉的她们变成了“黑玫瑰”， 但她们却从来无怨无悔，立志要做风雨中的“铿锵玫瑰”。

在拂云摩霞的桥梁塔架上，在移山填谷的爆破工地上，在顶风冒雨风餐露宿的抢工期中，我们和男人一起奋斗在施工第一线，和男人一起辛苦的工作，我们

就这样素面朝天地用心感受生活，同男人一起感受那一座座桥墩拔地而起的喜悦、一片片箱梁飞架的惊奇、一个个精品项目建成通车时的自豪„„

铁娘子卸下盔甲，后防线精细有余。二公司在册女职工40人，阜六线上共23人分别在工程部、安质部、实验室、财务部及后勤工作，可以说每个岗位都有女职工的身影。在施工现场姑娘们巾帼不让须眉，内业工作我们更胜一筹。技术室有她们忙碌的身影，工程部的姑娘们白天上工地，晚上回来还要认真仔细地看图纸，核对工程量，确保工程数据准确无误，灵巧的双手在电脑键盘上如翻飞的蝴蝶，各种资料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为工程留下第一手真实的数据，可不要小觑资料整理的工作，它是工程顺利推进的基石，是工程竣工验收的考证，只有我们女人的细致与耐心才能很好的胜任。实验室里有姑娘们忙碌的身影，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她们天天跟砂子、石子、钢筋、水泥打交道，她们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做着重复的实验，为前方施工扫平障碍。财务部的姑娘们也没闲着，财务科作为项目资金管理中心，参与审核工程计量的支付、筹措资金等工作，其责任之大，不言而喻。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她们分工明确，一个处理日常工作人员报账，一个负责账务处理，一个担任出纳。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工地施工生产的顺利进行，无论是烈日当空的夏天，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她们都坚持亲自去施工现场发放工资，并由农民工当场签字确认。每每看到农民工拿到工资时，脸上流露出的那份喜悦与踏实，再冷、再热，她们都觉得值得。办公室小姑娘的文字有一种魔力，它象吹起的军号一样使项目员工形成一个人人比贡献、个个创佳绩、你追我赶、奋发向上的良好工作氛围,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用心关爱，创建和谐、优美、舒心的工作、生活环境。作为一名筑路职工不

易，常年在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作为一名为人妻为人母的筑路女工更难，一边是对父母的赡养、子女的抚育，一边是为人妻子所应尽的操持家务之累及对丈夫身体和事业的牵挂。铁娘子既然选择了承担责任，也就选择了舍弃自己的小家，把工地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呵护，把工友当作家人一样照顾。食堂的女工做出既营养又美味的一日三餐，要让工友们“吃饱、喝足、不想家”;办公区及生活区的卫生是女工们每天轮流清扫的，我们要让工友们在清洁舒适的环境中心情愉悦的工作，当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感受到“女主人”的气息。我们在做好个人卫生的基础上，力所能及的帮助男同胞们洗衣服，洗鞋，洗床单、被罩，让他们的个人卫生也达优。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全身心投入工作，为单位的发展尽心尽力。

没有矫健的身姿，却照样能够挥汗如雨;没有时尚的霓裳，却一样能够英姿飒爽;没有过多的话语，却能够把思念之情化做无穷的工作动力。寿命可以很长可青春却是有限的，但真正的青春只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奉献的人、永远谦虚好学的人。二分公司所有女性，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交给了企业，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她们都严格要求自己、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在这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她们一路走来，曾经她们也彷徨过、失落过、痛苦过，但留下更多的是奋斗的艰辛与快乐，是工作让她们变得自信与美丽，她们就是值得赞美的铁建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