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脱贫攻坚论文(精选5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漳河，追本溯源，起源于山西省东南部，流经河北省和河南省，算是两省的界河了。战国魏文侯时，邺令西门豹引漳灌田，名为漳河十二渠。集东村，位于漳河古道北岸，坐落在邯郸魏县县城东南，距离县城大约10公里，原本是漳河北面的一个渡口。明清时期，自然形成了一个叫北沙口的集市。随着天长日久，人口增多，慢慢地变成了集东村。邯山区驻魏县沙口集乡集东村扶贫工作队，就驻扎在这里。
脱贫攻坚之“辽阳担当”
辽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辖区总面积4735.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80万人。近年来，辽阳市先后荣获“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等称号。
辽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辽阳古称襄平，有2300多年的歷史，是东北地区建置最早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辽阳人民笃定前行，屡创佳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脱贫攻坚“总攻令”后，辽阳大地上迅速汇聚起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
星火燎原燃壮志，脱贫路上党旗红。辽阳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行、尽锐出战，脱贫攻坚队伍愈发壮大，干事臂膀愈发坚实，前进步伐倍加矫健，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攻城拔寨，在乡村振兴快车道上砥砺前行。截至目前，全市52个省级贫困村整体销号，11207户21819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达到年度脱贫条件，脱贫攻坚目标基本完成。
走过了千山万水，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近在眼前。站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历史关口，辽阳市广大干部群众“咬定青山不放松”，披荆斩棘、顽强作战，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奋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策划/辽阳市委组织部 《共产党员》编辑部
编辑/李胜基
清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建军授课。2018年10月15日，清远市乡村新闻官培训学院揭牌仪式暨2018年首期乡村新闻官培训班在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摄影/李思靖
今年2月，广东省清远市长岭村受疫情影响，数百万斤黑皮冬瓜找不到销路。眼看着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将烂在地里，农户们急得满脸愁容。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村干部肖立鑫带着直播设备来到田头。
通过网络，这位年轻人将冬瓜滞销的消息上传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分享平台上。在视频中，肖立鑫双手抱着半人高的冬瓜，恳请网友们购买，帮帮村民。视频发出后，很快有了回音。
当天晚上，肖立鑫就接到几十个热心人士打来的电话，更多的网友则通过微信联系他，表示愿意购买村民滞销的冬瓜。与此同时，消息也引起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包括清远市委市政府、广东省农业厅都主动与他联系。
短短半个月，长岭村滞销的400万斤冬瓜，全部销售一空。肖立鑫也因此成了“网红”，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冬瓜叔叔”。但他谦虚地说，这不是他个人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另一个身份——乡村新闻官。
带货的红色“网红”
乡村新闻官是清远市于2018年8月在全国首创的一项制度，旨在解决农村信息不畅的问题。这项制度通过选拔一批熟悉乡村工作、表达能力较强的村干部或乡贤，用本土语言传达上级政策，讲好本土故事，帮助农民致富。肖立鑫就是清远首批乡村新闻官中的一员。
在成为一名村官之前，肖立鑫曾在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郑州等地闯荡多年，还从事过文字工作。2014年进入村委会工作后，他写作、表达方面的能力，很快凸显出来，写文章、作宣讲……2018年他还被清远英德市评为“十大乡村名嘴”。被聘为乡村新闻官后，肖立鑫有了更大的舞台，施展自己的特长。
乡村新闻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农事播报，畅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一开始，村民对通过网络宣传家乡农副产品、网上卖货是不太认可的，觉得网络上的东西比较虚。”肖立鑫回忆说，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他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村里种植墨兰的比较多，便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拍摄一组墨兰的短视频，放到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推广。
在拍摄过程中，肖立鑫一边改进拍摄、制作视频的技术，一边学习传播技巧，反复琢磨一些“网红”视频的特点。经过一点点地摸索，肖立鑫不仅熟练掌握了从构思、找素材、拍摄、制作到发布的整套技术，还拥有了1.2万忠实的“粉丝”。
“自从他在网上帮我们宣传后，来买墨兰的人越来越多。”长岭村花农范世利说，“现在，我们村墨兰种植突破300亩，产值达2000万。”
清遠市西牛镇花田村村干部林旺花，也是一名乡村新闻官。在2018年12月举办的“乡村新闻官丰收播报暨农特产品博览会”上，她赤手抓起一把水蛭的举动，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花田村是省定贫困村。林旺花是村里的扶贫专干，自从担任乡村新闻官以来，每到农产品上市前夕，她就主动承担起对外播报农产品信息的责任，积极推介村里的扶贫产业，2017年引进用于制作药材的水蛭养殖就是其中一项。
“一般来说，大家见到它就怕!”对着镜头，林旺花从容地抓起一把黏糊糊的水蛭说，“但花田村的水蛭不吸血，只‘吸金’，是不可多得的中药材，欢迎大家选购。”
经过培训和学习，林旺花不仅掌握了抖音、快手等媒体社交平台和部分电商平台的使用方式，而且给自己善于表达的个性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2019年1月，“清远乡村新闻官爱心年货节”在市中心的顺盈时代广场举行，林旺花积极登台，由她推介的花田笋干，卖出了上万斤，最终获得最佳人气年货，她本人也成为年货节上的“播报王”。
现在，在清远，有1206名像肖立鑫、林旺花这样的乡村新闻官，每天活跃在田间地头，收集农事信息，帮着村民在网上销售农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成立不到一年，乡村新闻官就开展线上播报100多期，阅读量超过55万，短视频在快手、抖音等平台点击量超过1300万，视频直播点击量超过1500万。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乡村新闻官也成了“网红”，拥有了上万甚至十几万的“粉丝”。肖立鑫说，正是因为有了“粉丝”的支持，他才能在疫情期间，帮着村民们把滞销的几百万斤冬瓜卖出去。但与普通“网红”相比，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红色的‘网红’，只有心中红才能成为真正的‘网红’”。
清远乡村新闻官刘逢明在进行农特产品播报。摄影/承孟华
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聂昱冰评价说，清远乡村新闻官以真实身份进行宣传播报，背后有政府站台的方式，极大地弥补了当前民间网络声音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产生了很好的品牌效应，这是普通“网红”所不能比拟的。
事实上，除了卖农产品外，乡村新闻官还在网上赞美景、讲趣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喜爱乡村，推动乡村振兴。
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有“小桂林”之称的清远石潭镇水西村，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是一片平整、开阔的稻田，村容古朴整洁，村舍错落有致。很多城里人来了流连忘返，称赞这里是现实中的世外桃源。但就在几年前，水西村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垃圾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村党支部委员刘逢明感慨道，说到水西村的变化，还要感谢乡村新闻官制度。他介绍说，水西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但之前由于没有致富的途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子也因为疏于管理，日渐衰败。2015年刘逢明决定回乡创业。最初，他和乡亲们一起种芦笋，但并不成功，要么收成不好，要么卖不出去。转机出现在2018年。
这一年，刘逢明被清远市委宣传部聘为乡村新闻官。他开始学习拍摄短视频，推介家乡的景色和农产品。为了更好地掌握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在清远市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他还专门到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功夫不负有心人。回来后不到3个月，他就发布了30多条短视频，收获了500多万人次点赞。
网友们的点赞，让刘逢明意识到，之前他们是“抱着金饭碗讨饭”，水西村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于是，他和乡亲们开始整治村容，将村里分散的土地整合到一起，搞绿化，办农家乐。很多来农家乐的游客，都是看到刘逢明的视频后，专门从外地过来，感受田园生活的网友。
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扩大，水西村不但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也受到外地企业的青睐。一家香港有机农业公司在看到水西村独特的生态环境后，当即决定租赁400亩土地，种植零农药、零化肥、零重金属标准的高品质农产品，在港采取会员制销售。“这里空气好、水源好、土壤肥沃，很适合种农作物。”该公司技术总监说，“最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天然小盆地，气候湿润度在55%～60%，最适合农作物生长。”
香港公司的入驻，不仅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增加30多万元的租金收入，还能够提供近60个就业岗位。有了游客，有了工作，村民的口袋也鼓起来。据统计，2019年水西村营业收入约900万元，村民劳资收入150万元，村集体收入从2015年的0.5万元增加到当年的68万元。
如今，刘逢明在快手上的“粉丝”超过12万，直播已经成为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水西村的自然风光、村民的日常生活，还是游客游玩的场景，都成了他镜头下的素材。不过，与成为“网红”相比，他更希望家乡能红起来。他说，他愿意做一座连接家乡与外界的桥梁，让更多的网友了解水西村、喜欢水西村。
在乡村，需要传播的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习俗、文化。与其他代言农产品的乡村新闻官不同，张亚男代言的是“非遗”传统手工刺绣产品——新瑶绣。
出生刺绣世家的张亚男，从小喜欢刺绣，大学毕业后访遍中国四大名绣产地，拜师学习各种刺绣针法。2016 年机缘巧合之下她来到清远，发现这里有许多会刺绣的绣娘，却没有一个带头人。于是，她创立了清远市刺绣文化协会，在清远各地义务培训刺绣技法。
2020年連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三水口村乡村新闻官赵代利与村干部进村入户派发传单。
新瑶绣是在传统瑶绣的技法基础之上，融合现代人的审美和先进的刺绣技法，使作品更富魅力，既顺应潮流趋势，又让瑶绣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从2018年3月开始，清远市刺绣文化协会通过精准扶贫，对300 多名山区妇女及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培训，传授新瑶绣技法，让绣娘有能力承接各类刺绣订单，足不出户即可实现就业。至今，绣娘们已绣出两万多件刺绣产品，并通过乡村新闻官这个平台，吸引了众多的客户和订单。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清远不仅要展示壮美山河或者千年奇观，还要塑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张亚男说，刺绣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之一，也是清远文化里面极具特色并且又丰富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应该去弘扬和发展壮大。
城乡互通的连接器
位于粤北的清远，是广东的农业大市，农产品丰富、品质好，且富有地方特色，如英德红茶、清远鸡、乌鬃鹅、连州菜心等均有较高的知名度。但长期以来，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
2018年10月，习近平视察清远时就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帮助人民群众脱贫脱困。
事实上，清远一直在进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探索，乡村新闻官制度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即使在信息化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乡村对外界信息的接收依然存在闭塞现象，村里‘听不到’外界，外界‘看不到’村里。一边是很多优质特色农产品默默无闻，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不为外界所认识，甚至出现‘千亩冬瓜滞销’‘砂糖橘滞销’等问题;另一边是很多城市企业家和创业者，对乡村的投资信息是很渴求的，但缺少一个比较权威的通道去了解农村社会。”清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建军说。
他认为，究其原因，一是城乡市场体系不畅通，互联网时代没有实现城乡市场体系的去中间环节，导致农产品销路难;二是城乡一体的话语体系不畅通，农村缺乏懂行的专业资讯人才和有话语权的传播渠道，城乡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没有信息链接起来。
如今，乡村新闻官的设立，不仅让芦笋、毛葡萄、清水鸭、太子参、擂茶等一大批原来默默无闻的农产品被挖掘出来，摸清了清远优质特色农产品的底细，而且畅通了渠道，解决了农产品销路难、价格低的问题。经过乡村新闻官的播报和全市政务新媒体的集中推介，城乡农产品市场信息渠道被打通，乡村新闻官播报的产品成为民众的关注点，被抢购一空。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横坑村的红衣花生，由原先的7元/斤提升到9元/斤，且在不到20天时间里被预订完，目前该村正考虑扩大种植面积。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镇黑山村的清水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被预订8000余只，基本上完成了上一年的销量。
“清远推动的乡村新闻官机制，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信息联通作用，打破了原来城乡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建立了一个立足乡村生活实践、面向城乡社会的权威信息通道。”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刘义强说。
在很多人看来，既熟悉农村，又通过培训，掌握信息传播方式和城市需求的乡村新闻官，实际上扮演了城乡间信息交流“桥梁”的角色。美丽乡村建设评价国家标准专家审查组组长魏玉栋说，“这座‘桥梁’是多向的，主要还是村庄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桥梁，二者之间的连接处，恰是乡村新闻官。”他认为，乡村新闻官的做法，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时代难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之道。
作为城乡互通的连接器，乡村新闻官不仅成为脱贫攻坚、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而且嵌入到乡村治理中，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同时激活了基层党组织。
在清远广大农村，乡村新闻官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播报推介农产品，让广大村民切实受益，在村民的支持下参与村务管理。有些不是村委的干部，乡亲们遇到烦心事，或是一些村干部难处理的事情，也会找他们帮忙解决。
基层工作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效性的问题。“很多工作做了，但起不到任何效果，包括基层宣传工作。”清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建军说，乡村新闻官由于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再加上采用的是农民自己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真正实现了政策有人说，说了有人听，听了能入心。比如在今年疫情期间，乡村新闻官就化身防疫宣传的“轻骑兵”，对清远广大农村的防疫起到了奇效。
今年1月25日，中央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动员部署后，清远市1000多名乡村新闻官，结合《人民日报》关于“防控疫情，别把农村漏了”的呼吁，马上引导村民加强防护，劝停了村里红白喜事等一切聚会。有的还发挥乡村新闻官的本领，制作短视频，宣传防疫知识。
比如，肖立鑫就制作了一条在村民中引起良好反响的防疫短视频。在视频中，他对着镜头说，“我们长岭村，没有钟南山，没有火神山，只有抬上山(意即病死后埋在山上)。”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劝说乡亲们加强防护，不能放松警惕。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认为，乡村新闻官扎根农村社区，既可以直接收集、归纳、反映农村的民情民意，也有利于准确了解各项政策举措的实施效果。他说，“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新闻官是密切党委政府与村民关系的有效沟通者。”
作者：蔡如鹏
漳河，追本溯源，起源于山西省东南部，流经河北省和河南省，算是两省的界河了。战国魏文侯时，邺令西门豹引漳灌田，名为漳河十二渠。集东村，位于漳河古道北岸，坐落在邯郸魏县县城东南，距离县城大约10公里，原本是漳河北面的一个渡口。明清时期，自然形成了一个叫北沙口的集市。随着天长日久，人口增多，慢慢地变成了集东村。邯山区驻魏县沙口集乡集东村扶贫工作队，就驻扎在这里。
2018年初，在区农工委工作的张微微积极响应邯郸市委、市政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主动请缨，带着组织分配的两个“娃娃兵”组建邯山区驻沙口集乡集东村扶贫工作队，毅然投身脱贫攻坚第一线，开始了他们的驻村扶贫之路，他任驻村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从出发的那一天，他就暗暗下了决心：“不让集东村摘掉脱贫帽，算我辜负了党和组织对我的信任!”
初春微寒，出发的那一天，天刚蒙蒙亮。上小学的女儿还没有醒来，张微微就已打包好了行李。轻推房门，来到女儿床边，他轻吻了一下女儿的额头，告别年迈的父母，接上两位刚参加工作的小队员就启程了。一路上，他想了很多，几乎没有说话，他知道此去，一定是聚少离多，而且任务艰巨。他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长期在区农工委工作的他做过了解，知道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集东村又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村情复杂，村民工作难做。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决心一头扎下去，拼尽全身力气，也要把村子搞出个样子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冀南大地的三月，天气还较冷。入村的第一天，天阴着脸，像是不大欢迎他们的样子，而懒散的村民，也站在村口，像看热闹似的，上下打探，觉得他们又是一伙儿走形式、打花拳的主儿。待不了多久，也为自己干不了啥实际事找借口，不过是来“走秀”“镀金”而已。而张微微他们，啥豪言壮语也没有，先找到村两委办公室报到，同村干部见面座谈。当踏进院内，看到村委会上空悬挂的国旗有些褪色后，他第一时间购买了一面崭新的国旗，组织村两委干部及时进行了更换，并借机向大家宣讲了《国旗法》;同时，让村干部找来工具，将村委办公室周边的杂草杂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清除。随后他们租下一处空置多年的院子，清扫卫生，购置办公桌椅和简易床铺，将随身带的行李铺开，正式“安营扎寨”，为期三年的驻村扶贫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来了则干，一刻也不停歇。为尽快了解村情民意，张微微召集村两委的干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和建档立卡户代表，开动员座谈会，详细了解村内基本情况。紧接着开始翻阅以往档案资料，走街串巷，入户走访，摸底排查，弄清底数。起初，部分村民们并不接纳他们，开口就是讲困难，闭口就是要钱物。一问起家庭收入情况，不是闭口不言，冷眼相向，就是满腹委屈，十分抵触。随行的年轻队员，在城市里待久了，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都有些愤愤不平，很不理解，“队长，我们是来帮他们的，怎么还这样对我们啊?像是防贼一样，不说实情!”
70年代出生的张微微，已参加工作多年，也见惯了这样的情形，他摆手示意大家不要在意。后经过数日耐心走访，促膝谈心，他们收获颇丰，详细掌握了每个建档立卡户的实际致贫原因，弄清了他们当前的思想动态，掌握了大家的生产和生活所需，为下一步更好地进行精准扶贫打下了牢固基础。
在刚驻村的几个月里，他们白天奔走于大街小巷，忙走访，摸民情，帮办实事;晚上挑灯夜战，学政策，整资料，核实数据，谋思路。一个大男人，带著两个“娃娃兵”，常常是“无人问其粥可温，无人陪其立黄昏;入户归来粥再温，挑灯夜战到凌晨”。
底数清了，信息准了，接下来怎么推进?队长张微微在思索着。已脱贫的村民如何巩固提升?未脱贫的村民怎样更有效地精准帮扶?村内基础设施如何提升?村集体经济如何从无变有、逐步增收……两个“娃娃兵”以及支村两委干部，也都是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似乎在说：“张书记，我们也没啥好办法，只能你定框框，我们跟着干!”
如何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驻村扶贫规划怎么确定?如何推进?……这些都是他整日整夜在思考的问题。他夜不能寐，眼睛发酸，嘴角起泡，枕头上每天都有新掉的头发。他常常一个人，点燃一支烟，在春寒料峭的夜里，沿着春天的麦田，顶着星斗，一次次地踱步。有时候烟头都燃透了，烫了手，他才发现烟早已燃尽，急忙又点上一根，在急促吐出的每一个萦绕的烟圈里，他仰望着星空，反反复复地思索着……
有时候，妻子打来电话，不好意思直接和他说，电话那头却传来女儿带着哭腔的稚嫩声音：“爸爸，你都两星期没回来了，你也好久没去看望爷爷奶奶了，你啥时候回来呀?你要工作，难道不要我和妈妈了吗?”听着女儿的埋怨，张微微每次都是应和着：“尽快就回去!”是啊，有时候在村里脱贫攻坚工作紧要时，他一个月也不能回家一次。三年来，他几乎没有好好地陪过妻女和年迈的父母，但脱贫攻坚重任在身，忠孝岂能两全呀!他心里非常歉疚。
几年来，张微微带领工作队，牢记扶贫使命，不忘扶贫初心，真蹲实住，真帮实扶，做村里人，明村里事;认贫困户做亲人，同大家交朋友，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宣讲扶贫政策，帮办实事，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对村内48户贫困户，始终坚持每周至少走访一遍，对非贫困户坚持每月走访一遍，通过坐下来与贫困户拉家常的方式，宣讲扶贫政策，掌握生产、生活所需，切实让大家知道“惠从何来，惠向何处”，感党恩，知奋进。工作队先后帮助村里59人办理了残疾证、慢性病证和社保卡，帮助19人申请了低保或五保，帮助8名残疾人申请了免费轮椅、助听器、拐杖等辅助器材，为王金学、牛春发等建档立卡户先后赠送了电扇、电视等生活用品;帮助6人申报了“雨露计划”和“泛海计划”助学补助;累计帮助改善家容家貌1200余次，帮助刘巧连、陈新瑞等10人申报了村公益岗位，群众认同度明显得到提高。不知从何时起，每次返程回村，群众由最初的见面打招呼“你来了”早已变成了“你回来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工作中，张微微采取“因人制宜，因户施策”的帮扶理念，几年下来，村里的产业尽管规模都不是很大，却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个个都建立发展起来。他们先后帮助村里创建了3家服装类扶贫微工厂、1家食品类扶贫微工厂，通过创业和技术培训，帮助张会学、王保军、张海强、张献、梁风廷等建档立卡户申请政府贴息小额贷款、协调养殖场地建设等措施，培育了5家种养殖场，种养殖规模逐年壮大、家庭收入逐年提升，并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在2018年创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1家，2019年新建家庭农场2家，帮助建档立卡户张会学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其养殖收入;2019年和2020年先后新建了1座600平方米的普通肉鸡养殖厂房和1座1000平方米的自动化肉鸡养殖厂房;2018年帮助梁风廷在村外新建了肉羊养殖场，扩大了肉羊养殖数量，帮助王保军整修了肉鸽养殖场;2019年帮助张海强的学海香菇基地新增了芦笋和金蝉种养项目，不断提高建档立卡户的种养殖收入，确保了稳定增收致富。在2018年10月，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采取“保底收益+年底分红+优先用工”的方式，先后帮助建档立卡户入股的村东顺种植合作社依法流转家庭承包土地280余亩，让建档立卡户既有土地流转的租金，又有年终分红的股金，还有在合作社务工的薪金，并帮助该合作社在2020年申请了国家奖补资金8万元。与此同时，他们稳步推进了“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户”经营发展模式，致力于打造村级微型农业扶贫产业园，逐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目前，投资26万元新建的2座100吨组装式冷藏库项目已投入运营;投资20万元、占地12亩的8座现代化种植大棚现已竣工投产。在2019年10月，经驻村工作队协调联系，河北工程大学园林和生态工程学院与建档立卡户入股的种植合作社签订了农业种植技术服务协议，对村级产业整体布局进行了统一规划，对种养殖结构进行了合理调整。目前，集东村“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共建的微型农业扶贫产业园已种植红香酥梨树200余亩、桃树20亩、苹果树120亩，林下养殖笨鸡3000余只，不仅推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更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看着这一桩桩、一件件不算多大的项目都落地生根，并开始不断地产生效益，建档立卡户笑了，很多说着话都抑制不住地笑，这可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呀。而东奔西跑，联系贷款、联系苗木、联系销路的张微微也笑了，他那原本就偏黑的脸庞更黑了，不过黑得淳厚，黑得幸福，就连那两个小“娃娃兵”也受到了很好的锤炼，有底气多了。
与此同时，工作队在张微微的带领下不断加强村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几年来，共修建500平方米的村民活动广场1处，在村民活动广场和主街道种植景观树650余棵，在村内安装太阳能节能路灯73盏，硬化主街道和小街巷道路7500平方米，铺设便道砖4000平方米;投资200余万元完成了主街道两侧所有居民的污水入网改造工程，新建村级公共卫生厕所2座，帮助近422户村民实施了改厕，420余户完成了煤改气。村民们平日里休闲娱乐的地方多了，跳广场舞的场地开阔了;平素漆黑的夜晚，现在路灯亮了;村里雨后原本泥泞的小路平整了，也不积水了;平常做饭烟熏火燎的炉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洁干净的煤气灶了;那些过去没事聚在一起赌博的人少了，喝酒后骂大街、发牢骚的人少了，奔波忙碌的人多了。这些都进一步巩固提升了村容村貌，改善了人居环境。同时，驻村工作队还先后向村集体赠送视频音响、电脑和打印机各1台，逐步改善了村集体的办公条件。
张微微和他的工作队，决定趁热打铁，搞好农业技术培训，促进脱贫增收。为提高贫困户种养殖技能，解决好产业发展中“缺技术”这一重要因素，帮助贫困户发展壮大种养殖产业，他们根据群众种养殖实际需求，每年9月份邀请区农业农村局的3名种养殖技术人员到村举办农技培训班，面对面给大家讲授种养殖技术，现场解疑答惑，普及种、养殖技能，提高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与此同时，他们为了提升村民们的健康水平，邀请市内医疗专家，定期开展健康义诊，提高医疗水平。每年参加义诊村民达100多人。对病卧床在家的贫困人员，他们和义诊专家逐一入户，“一对一”把脉问诊，及时为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家中的患者开药方、赠送药品。同时，为防止夏季蚊蝇滋生，自2018年开始，他们工作队每年还向贫困户赠送灭蚊蝇药品，有效地减少疾病传播。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和战斗堡垒，是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为夯实基层党建基础，2018年以来，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一道，不断完善村规民约，适时进行法制教育，扎实推进移风易俗，有效化解村内承包地、宅基地等各类矛盾纠纷的同时，制定了详实的党员学习计划，明确学习重点，在坚持传统的“三会一课”制度的基础上，注重把理论灌输与形象教育结合起来，把单向灌输与双向交流结合起来，把常规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结合起来。组织村两委干部和党员，通过召开党员干部专题学习会、思想交流会，举办开展“讲党课，感党恩，助脱贫”主题党课活动，扎实有序地提升基层党员素质，不断激发基层党建活力，助力脱贫攻坚奔小康。2019年集东村发展预备党员2名，2020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名，彻底扭转了该村三年来未发展新党员的局面。
人心齐，泰山移。眼看着集东村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然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了。张微微他们闻令而动，“疫”无反顾，奋力投身到村内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工作队迅速构筑起一个以“信息排查、值班巡逻、宣传疏导、防控消毒”为主框架的基层防疫阻击战斗堡垒，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最基层。一是逆行驻村，全面防控。春节假期未结束，张微微毅然告别家人，急速奔赴集东村防疫一线，与村干部一道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防疫监测点设置，落实村内全面消毒;宣传引导群众取消一切聚集活动，并组建了3个防疫志愿者小分队，全覆盖排查登记，全方位服务引领，全天候值守防控，全面打响村级疫情防控阻击战。二是多路并进，抓好宣传。为打通防疫宣传“最后一公里”，工作队为村购置了1套音响，放在电三轮车上，有专人负责，不间断在街头巷尾播报疫情防控知识和政府政令。同时和村志愿者一起，利用抖音平台，自编自导了多个“土味”小视频，发到微信群中。通过“土语”宣传防控政策和防护知识，提高群众认知，稳定村民情绪，提振全村战疫信心和决心。三是爱心捐赠，筑强堡垒。为保障村级疫情防控物资，工作队在第一时间为村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350個、消毒液和医用酒精30桶，并通过爱心奉献活动，筹集捐赠的防疫物资1.5万余元，由专人保管，登记入账，统一调配，全部用于疫情防控。四是外防疫情，内备春耕。在疫情防控期间，工作队通过定期电话微信走访建档立卡人员，将大家的生活生产所需详细记下，分类解决落实，先后为部分建档立卡户送去了大米、油等生活用品，为所有计划外出务工人员及时办理了健康证明。根据春耕需要，工作队联系农资门市，有序组织村民分区域进行农田灌溉和春耕，帮助建档立卡户入股的合作社对200余亩果树进行了修剪，适时种植了160余亩冬瓜、南瓜、西瓜、红薯等农作物，与农时赛跑、与疫情作战，为农业增产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他们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集东村没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
2018年5月20日，市驻村办第6期简报首页刊登了集东村驻村帮扶工作成效。2018年7月16日“零问题”通过了国扶办第三方评估验收。2018年10月24日驻村工作队被魏县县委、县政府授予脱贫攻坚“奋进奖”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张微微本人先后被授予省扶贫脱贫“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市扶贫脱贫“优秀驻村第一书记”、魏县扶贫脱贫工作先进个人。
几年下来，张微微和他的工作队，亏欠家人不少，但他们的足迹遍布集东村的每一个角落，遍布每一个村民的家中，踏遍了田间地头。用驻村第一书记张微微的话说，“咱为老百姓干的事，都是具体的小事，都是我们这些下到基层的干部应该做的，没有一桩是轰轰烈烈的，但鱼离不开水，水离不开鱼，我们只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如今，随着国家“十四五”计划的全面实施，国家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张微微和他的农村工作队，初心不改，又将奔赴新的征程，一直在路上!
(责任编辑：董海燕)
作者：孙建科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系统统计，9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全国有线电视和IPTV电视收视用户每日户均收视时长近6小时，与8月持平。
本月，理论专题节目《开卷有理》《这就是中国》《时代问答》，通过不同节目主题，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抗战题材电视剧多频道播出，营造良好氛围;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温暖开播，感动观众获关注;总台结合抗战胜利75周年重大节点推出系列综艺节目，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地方卫视综艺节目助力脱贫攻坚，丰富百姓生活;抗战、脱贫攻坚、抗疫主题国产纪录片荧屏热播;国产动画片引领本月动画片播出收视主流;“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公益广告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强化宣传效果;“脱贫攻坚”公益广告播出量超万条。
理论专题节目
《开卷有理》(内蒙古卫视)特别节目《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理论专家、青年代表等体验者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探访体验内蒙古脱贫攻坚成果，展现老百姓美好生活。节目播出三期，受到观众特别是当地观众喜爱，在内蒙古地区每期平均收视率0.466%，均进当地同时段地方卫视节目收视率前5。
《这就是中国》(东方卫视)分别以“反击西方偏见”“西进 西进”“中美新冷战?”为节目主题，探讨如何反击西方偏见、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以及美国想要挑起“新冷战”背后的原因，三期节目得到较好收视反馈，全国平均收视率0.266%，均进同时段地方卫视节目收视率前5。
《时代问答》(江苏卫视)四期节目分别以“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交天下朋友 书写崭新华章”“伟大抗疫精神照亮前行之路”“向着世界一流军队阔步前行”为主题，平均忠实度71.004%，获得高节目黏性。
抗战题材电视剧收视效果好
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温暖开播
本月，黄金时段共播出74部剧目，其中14部为首播剧，9部剧目每集平均综合收视率超过1%。
抗战题材电视剧多频道播出，收视效果好，播出影响佳。本月，25个卫视频道共播出28部革命题材电视剧。其中，广电总局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剧目13部，《猎手》(CCTV-8)每集平均到达率2.710%、收视率1.574%，两项指标均居本月黄金时段电视剧首位;《太行之脊》(CCTV-1)每集平均收视率1.144%，到达率1.994%，位列本月黄金时段电视剧到达率第5。
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温情开播，感动观众获肯定。《在一起》以抗疫期间真实人物、故事为基础，讲述平凡人的挺身而出。该剧自9月29日在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和广东卫视4个频道黄金时段联合播出，开播周每集平均综合收视率1.056%，回看用户规模第1。同时，该时代报告剧故事单元短剧形式被观众认可，获得收视和口碑双丰收。
纪念抗战75周年 助力脱贫攻坚
综艺节目丰富百姓生活
央视推出多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系列综艺节目。《海报里的英雄》(CCTV-3)以经典电影海报为切入口，融合短剧、合唱、情景舞蹈及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带领观众在影像中走近历史、缅怀先烈。五期节目每期平均收视率0.597%。此外，《我的艺术清单：苦难辉煌中的艺术陪伴》(CCTV-3)，收视率0.462%;《回声嘹亮：向着胜利前进》(CCTV-3)，收视率0.610%;《胜利时刻》(CCTV-3)，收视率0.427%。四档节目均居同时段节目收视率前10。
《开学第一课》汇聚榜样力量，宣传效果显著。节目于9月1日20点在CCTV-1播出，邀请在抗疫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讲述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为中小学生上好“第一课”。节目宣传效果显著，收视率(5.858%)、到达率(10.688%)在本月各类节目中均获收视指标首位。
地方卫视积极创新综艺节目形态，全方位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青春在大地》(湖南卫视)以青春为题，融合多种艺术手段，记录十种扶贫青春，讲述年轻扶贫工作者亲历的脱贫攻坚故事，三期节目最高收视率0.600%，居同时段地方卫视节目收视率第2; 《我们在行动Ⅴ》(东方卫视)本月走进山西隰县，助力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售，三期节目平均收视率0.201%，忠实度均超50%;《極限挑战宝藏行·三区三州公益季》(东方卫视)继续探寻“三区三州”独特的风景物产和特色文化，用“宝藏夜市”等创新销售方式助力当地脱贫工作，四期平均收视率0.431%，均进同时段地方卫视节目收视率前3。
地方卫视用诗画、美食和音乐，丰富了百姓生活。《还有诗和远方·诗画浙江篇》(浙江卫视)温暖收官，用八期精彩节目带领观众游历诗画浙江，深受浙江观众欢迎，当地每期平均收视率0.790%;《忘不了餐厅II》(东方卫视)关注有认知障碍的老龄群体，为其提供更多富成效、可实施的关怀与行动，每期平均忠实度59.804%，获得高节目黏性;《中国好声音2020》(浙江卫视)融入原创元素，四期节目平均收视率0.980%，均居同时段地方卫视节目收视率首位;《跨界歌王V》(北京卫视)精彩收官，整季节目均列同时段地方卫视节目收视率前5。
抗战 脱贫攻坚 抗疫主题
国产纪录片荧屏热播
抗战主题纪录片带领观众重温抗战历史，赓续革命薪火。《晋察冀边区》(CCTV-4)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抗日历史，收获大批观众，首播每集平均到达率2.051%;《一块手表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卫视)还原“九·一八”事变真相，以0.389%的收视率位列同时段地方卫视节目第3;《他们与天地永存》(CCTV-9)讲述危急关头，抗战英雄为民族独立而付出生命的英勇故事，首播每集平均收视率0.145%。
脱贫攻坚主题纪录片持续升温。《一村一寨总关情》(CCTV-4、CCTV-9、CCTV-13、CCTV-17)保持着优异的收视成绩，单集最高收视率0.844%;《凝心聚力奔小康》(河北卫视)反映河北省决胜全面小康取得的辉煌成就，节目黏性较高，每集平均忠实度57.760%。
抗疫主题纪录片全方位记录抗疫故事。《同心战“疫”》全景式记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艰辛历程，在CCTV-1每集平均收视率1.159%，随后36个卫视频道跟进播出。《武汉战疫》(湖北卫视)以疫情发展变化为主线，记录英雄城市平凡百姓壮举，在湖北地区每集平均收视率0.307%，居当地同时段地方卫视节目收视率前5。
此外，《为和平而来》(湖南卫视)展现中国维和部队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示维和官兵良好形象和青春风采，首播每集平均收视率0.300%;《良师》(CCTV-9)从不同执教岗位教师的故事出发，体现人民教师立德树人、倾心教育的职业情怀，首播每集平均收视率0.155%。
国产动画片引领播出收视主流
本月，全国卫视频道播出国产动画片178部，占播出动画片总数95.7%;非国产动画片8部，涉及6个国家和地区，收视率排名前20的动画片均为国产。广电总局推荐动画片本月每集平均收视率比非推荐动画片高51.8%;每集平均到达率比非推荐动画片高58.8%。
公益广告主题丰富 播出量大
9月，“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公益广告在9月3日、9月18日集中播出，仅此两天即播出194条，带领观众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脱贫攻坚”公益广告持续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宣传聚力鼓劲，播出条数超过10000条，是本月播出量最大的主题，每条平均收视率0.118%;“教师节”公益广告在7个频道播出146条，每条平均收视率0.130%，用温暖情感向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此外，多个公益广告倡导阅读之美、宣扬好学之德、塑造榜样之魂，在开学季引导莘莘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摘 要：脱贫攻坚关系到人民福祉与社会发展，目前关于脱贫攻坚的探讨聚焦于“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对于“为何能做成”涉及较少。在脱贫攻坚收官之际文章从一种宏观的视角出发，沿着纵向“主要党委和政府-贫困群体”以及横向“主要党委和政府-其他政府部门”和“主要党委和政府-社会扶贫力量”两条主线，以政策文本、相关文献、实践经验为着手点，在全民扶贫的大格局下探索这两条主线在脱贫攻坚背后的组织动员逻辑，以期丰富脱贫攻坚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脱贫攻坚;党委和政府;动员;组织;社会扶贫力量
贫困是不稳定的根源，消除贫困是各国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与社会议题。我国作为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始终将贫困治理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扶贫政策也在不断进行更新与优化，经历了救济式扶贫-输血式扶贫-反贫困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产业化扶贫-精准扶贫，实践证明，政治任务下完全依托市场主导的扶贫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完全依托行政主导的扶贫又遭遇着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困境，这都将造成贫困差距的进一步增大与贫困群体的持续性贫困，甚至冲击地方政府的治理体系，为解决这一难题，行政主导下社会参与的扶贫模式成为我国当下的战略选择。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党中央、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基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稳步前进，政府贫困治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深思的是：脱贫攻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国家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来有效完成这项任务，实现数千万人口的全面脱贫，从中央部署到地方实践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政府动员社会扶贫力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一、已有的研究视角及本研究的切入点
贫困治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伴随社会的发展，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也逐渐向纵深推进，呈现跨学科和多方法的特征。回溯现有文献，内容多聚焦于脱贫攻坚思想的论述、地方脱贫攻坚实践经验梗概以及后革命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路径，即已有的研究多从脱贫攻坚的政治背景分析、区域实践总结、国家战略契合上三个层面研究脱贫攻坚得以可能的原因。其研究成果带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即“初期论述思想—中期经验总结—后期长远发展”，然而对宏观上脱贫攻坚得以可能的背后缘由缺乏系统性的分析。
首先，学界对脱贫攻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了脱贫攻坚任务得以可能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习近平新时代脱贫攻坚思想的形成源于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现实贫困情况[1]，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时代创新探析[2]，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实践创新，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3]，但学者们也指出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在变化，这为脱贫攻坚任务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潜在空间[4]。其次，脱贫攻坚的实践研究聚焦于地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绩效提升与考核机制、助力脱贫攻坚的因素等方面，从政府层面解释了脱贫攻坚得以可能的部分原因。在地方脱贫攻坚的路径研究中，徐伍达通过对西藏贫困地区的探索，提出强化精准识别、激发内生动力等措施助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5]，肖宜滨等纵向梳理了沿海地区江苏的扶贫历程，系统总结了江苏省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如派驻省委扶贫工作队、实行“五方挂钩”[6];在脱贫攻坚绩效提升与考核机制中，莫光辉强调政府在脱贫攻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以政府为主体提出了若干措施来提升扶贫绩效[7]，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学界通过研究发现在脱贫攻坚中要注重生态扶贫[8]、文化扶贫[9]、产业扶贫[10]、教育扶贫[11]、金融扶贫[12]、新闻扶贫[13]等。最后，学界关注颇多的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者的有机衔接，研究聚焦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关系与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这两个分支，系统总结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从侧面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得以完成的战略性因素。
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脱贫攻坚的研究既有科学的理论分析又具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指导脱贫攻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研究遵循“是什么-怎么做”这一逻辑主线形成两类研究分支，一是对脱贫攻坚思想的理论探源，二是对脱贫攻坚实践路径的经验总结，但关于脱贫攻坚得以实现缘由的深入探讨相对匮乏。第二，以往研究呈现出单一视角的特征，或从政府角度，或从社会动员角度，缺乏对脱贫攻坚整体性的把握。基于此，本文将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沿着纵向“主要党委和政府-贫困群体”以及横向“主要党委和政府-社会扶贫力量”和“主要党委和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两条主线，以政策文本、相关文献、实践经验为着手点，在全民扶贫的大格局下探索这两条主线在脱贫攻坚背后的行为逻辑，以期豐富脱贫攻坚已有的理论研究。
二、何以可能：脱贫攻坚的纵向组织逻辑
在我国压力型科层体制下，政府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方式实现垂直管理部门之间的整合，体制内高层主要负责人通过行政问题政治化的方式在顶端理顺了政府“条”的逻辑，规范了政策传递途径，各级扶贫办贯彻国家扶贫理念，以政治表述建构自身行政与合法性基础[14]，从而使扶贫政策传递到基层成为可能。体制内中层主要负责人将扶贫纳入各地核心工作议程，他们完成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发挥着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确保了扶贫政策与扶贫资金等资源的有效传递。基层承载扶贫政策执行的重任，自上而下的压力督促着基层力量寻求扶贫政策有效执行的策略，为增强基层扶贫力量在扶贫场域中的作用，第一书记与驻村工作队推动着村级干部向行政科层化转型，形式上延长科层制链条。扶贫政策最终的落脚点是贫困群体，将这一庞大的扶贫客体转变为扶贫主体，纵向延长扶贫主线，打造扶贫的循环线路成为扶贫政策落地的关键。从纵向看，脱贫攻坚的主线为“中央-省-市-县-乡村-贫困群体”，这条主线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主要党委和政府，第二个层次是基层力量，第三个层次是贫困群体。这三类主体在各自的场域中形成了三种脱贫攻坚的策略，三种策略形塑了脱贫攻坚纵向的运作逻辑。第一种策略是通过制度性文件或者会议建立层层落实责任的工作机制，即“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第二种策略是推动行政力量向下嵌入到农村场域，通过乡镇政府与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力量助力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第三种策略是通过精神上的激励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以及自我发展能力。(见图2)
(一)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
我国实行的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奠定了各级政府合法性基础且衍生出“向上负责的制度”，在这种体系之下便于纵向整合起扶贫的主要行政力量。在扶贫人员、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等构成的主要扶贫网络中，扶贫人员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主要党委和政府，包括对扶贫负有首要和最终责任的党政一把手，他们是纵向动员体系的核心，将其动员起来依托的是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
中央统筹。中央在整个脱贫攻坚阶段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是脱贫攻坚的总设计师《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强调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脱贫攻坚大政方针，出台重大政策举措，完善体制机制，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协调全局性重大问题、全国性共性问题。为做好脱贫攻坚总体规划，中央共召开四次重要会议、开展七次专题座谈会、发布三大重要文件以及十九个配套文件。在重要会议上，内容呈现“总体要求-具体部署-激励监督-强化巩固”的阶段特征。在重要文件上，《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逐渐落实并细化各项政策，筑牢了中央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省负总责。省级在整个扶贫工程中处于枢纽位置[15]。首先《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对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抓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这从制度上对省级党委和政府提出了要求。其次《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对各省减贫成效、精准识别情况、精准帮扶情况以及扶贫资金的监管与使用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的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最后将责任落实到纸上，中央要求扶贫开发任务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要向中央签署脱贫责任书，并每年要向中央作扶贫脱贫进展情况的报告，这种行政施压推动着省级党委和政府加入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当中。
市县抓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对市县两级政府的责任进行详细的规定。市(地)党委和政府在脱贫攻坚中处于中间位置，连接省级党委和政府与县级党委和政府，起着沟通协调与上传下达的作用。县级党委和政府是脱贫攻坚的第一责任人，他们主要负责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组织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指导乡、村做好脱贫攻坚政策宣传工作等，在市县抓落实方面南宁市创新治理模式，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成效显著的南宁经验，按照相关要求，南宁市委市政府建立了南宁市脱贫攻坚战前线指挥部，前线指挥部设立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项目推进组、驻县(区)工作组等10个工作组。驻县(区)工作组长期驻扎南宁各县区，深入贫困一线，紧密联系群众，发现实质问题，了解真实需求，并向指挥部定期汇报工作，这种双层扶贫治理体系深化了市县脱贫攻坚责任，巩固了“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16]。
(二)向下嵌入的行政力量
行政力量对乡村扶贫场域的嵌入。乡镇政府位于科层制链条的最底端，权责的不对等导致乡镇政府部分脱离了科层制的运行逻辑，逐渐演变为“悬浮式政权”，在上级政府重压及多项行政事务下，乡镇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村庄是较为复杂的扶贫场域，村民委员会对于正式的政治任务执行缺乏一定的经验，完全依托村干部的力量难以达成扶贫目标，取得乡村扶贫场域的胜利还需注入外部行政力量干预乡村扶贫过程，即第一书记与驻村干部，第一书记与驻村干部出自传统的科层体制，是行政力量和党的力量在基层的延伸，他们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增强基层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从2015年到2020年2月，全國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干部深入扶贫一线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他们在贫困地区的嵌入不仅将党和政府最新政策宣传到村到户，精确地将行政力量与扶贫客体连接起来，而且激活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了贫困地区脱贫工作进展。《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需由县级以上各级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选派的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健康具备履职条件的人员，因此一般来说他们专业能力及各方面素质都高于普通干部，同时文件还对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稳定性予以了规定，要求干部驻村期间不承担原单位工作，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到所驻贫困村，确保全身心专职驻村帮扶。综上，行政力量的嵌入活跃了乡村的扶贫力量，延伸了脱贫攻坚的纵向组织体系。
(三)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的纵向体系中，涉及的最后一类主体即为贫困群体，贫困群体是扶贫资源的需求者与接收者，传统扶贫方式存在的不确定性难以实现持续有效的资源供给，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能够将其纳入扶贫链条末端，推动贫困群体“反客为主”连接起其他扶贫力量，从资源的需求者与接收者转变为资源的供给者与制造者，从而盘活整个扶贫体系，纵向延伸扶贫的链条，保障脱贫的持久性与有效性。《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都将“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作为脱贫攻坚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往研究发现贫困深度越深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陷入贫困时间越长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17]，因此对于贫困地区或者深度贫困地区，要想实现贫困人口长期有效的脱贫，就要“治本”而非“治标”，即授之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要坚持脱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扶志”的提出契合了当下“造血式”扶贫与“我要脱贫”的境况，促进输入的资源转化为贫困群体自身发展的资本，从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扶智”就是从知识与技能上对贫困群体进行扶持，扶持方式主要是教育与技能培训，教育的作用在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而专业的技能培训为贫困群体提供了致富技能，增强了他们脱贫的信念与勇气，“扶志”与“扶智”的结合，在脱贫纵向体系的末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践中各省纷纷出台相关措施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如：湖南省大力开展扶志教育，通过正向激励、技能培训、改进帮扶方式杜绝“保姆式”扶贫;甘肃省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扶贫工作思路，将扶志扶智作为扶贫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贫困群体教育程度和就业创业能力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三、何以可能：脱贫攻坚的横向动员逻辑
(一)同级政府内部的动员逻辑
脱贫攻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财政、教育、医疗、文化、科技、农业、外交等各个方面，仅仅依靠主要党政负责人的力量难以达成识贫和具体的扶贫目标，因此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将具备不同职能的政府内部组织人员动员起来。然而我国科层制下条块的界限分割了政府内部的整体性功能，各职能部门各行其是，表面上高度专业化与非人格化能够消除外界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18]，而现实中完全理性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受限于诸多因素，故在非常态化下，纵向上需保留科层制的专业与高效，而在整体性视角下政府内部的协同需要主动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聚集政府跨部门的合力推动政治任务的完成，消除科层制的固化与政策的僵化，提高对行政力量的横向整合能力。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整合同级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力量、消除同级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间的碎片化才是打赢脱贫攻坚的关键，这一横向动员策略有三，一是通过高层领导方式直接要求各部门的加入，这是一项政治要求;二是以人为本的职责要求，即政府应把以人为本的脱贫攻坚任务作为共同的目标追求;三是通过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实现政府内部的组织动员。(见图3)
1. 高位推进的政治要求
在每层级政府内部，主要党委和政府承担着协调推进、统筹规划扶贫活动的重任，他们是政府内部政治动员的发起人，他们的直接介入实现了同级政府不同职能政府部门的整合，以高位推进的方式推动脱贫攻坚成为各级政府的核心工作。从中央层面来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目前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同志担任组长，其组织成员包括了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种高层领导的方式赋予了该机构政治重要性，从侧面对中央其他各个部门提出了政治要求，进而形成了涵盖全面、高效有力的组织机构，保障了扶贫开发重大战略政策措施的顶层设计。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讲，也采用了高位推进的方式，即以地方部门负责人为首成立脱贫攻坚指挥部以及脱贫攻坚办公室打破科层制条块模式的约束与局限，以问题为导向再造动员体制。从最基本的村级组织来讲，对于扶贫末端非正式的村级组织，高位推动仍然存在，主要通过第一书记与驻村工作队的嵌入推动村干部与村级组织向行政科层化转型[19]。在政府内部这种高位推动的动员逻辑将脱贫攻坚的工作上升为政府各部门的中心任务，将政府各部门纳入脱贫攻坚的体系中，保证了脱贫攻坚的各项各类扶贫措施的有效实施。
2. 以人为本的职责要求
美国学者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应重视人的作用。我国自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提到公务员应勤政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8修订)》第十四条提到公务员具有“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脱贫攻坚作为党和政府着眼于未来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兼顾了不同地区的发展境况与不同人口的利益需求，契合了当下共同发展的理念，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政府主导下，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人口都在1000万以上，充分体现出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他们拥有经济职能、政治职能、服务职能与文化职能，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将政府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不同部门拥有不同的分工与任务，但在重大的政治任务面前，他们需要履行共同的职责，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且在脱贫攻坚中牢固树立为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切实维护好人民的利益，合力推进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进行。因此职责要求下以人为本的脱贫攻坚是各个政府部门应该承担以及必须承担的政治任务。
3. 奖惩并施的制度要求
脱贫攻坚涉及多项机制，如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精准的投入机制、全方位的监督机制等，而将这些制度体系连为一个闭环的则是严格的考核机制，这一机制既可以独自起作用又能反过来作用于其他机制，使整个扶贫体系成为有秩序、有规则的整体。以地方政府为例，各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导下会针对本省情况对其他政府部门做出相应考核要求，如陕西省出台了《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强调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受到国家表彰或在全国推广经验的单位，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符合条件的可优先提拔重用;对因工作指导不力、帮扶措施不到位等省直部门(单位)会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约谈、通报批评，若考核结果较差，其党政正职及分管领导直接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由此可见制度上的要求体现在正向的激励与负向的约束两个方面。一方面脱贫攻坚主要党委和政府会以政策倾斜的形式对其他政府部门形成正向的激励，如许诺参与脱贫攻坚会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与评选先进的优先权，另一方面脱贫攻坚主要党委和政府会以惩处的形式对其他政府部门形成负向的约束，如对扶贫绩效不佳的政府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或降职调岗，为了避免通报批评、降职调岗，其他政府部门会在约束下被动地参与脱贫攻坚，且有质量地完成扶贫任务。
(二)对社会扶贫力量的动员逻辑
所谓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资金供给以及行政体制内部的动员，也在于政府构建起一个直接面对社会贫困群体，由纵横交错的科层组织、正式和非正式交织的制度规则和庞大的官僚群体组合而成的“扶贫工厂”[20]。这个扶贫工厂具备专项功能，专门负责社会中贫困群体的资源准备与分配，除了科层制内部横纵组织网络，扶贫还依赖工厂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为带有政治性、社会性与市场性的一项工程，脱贫攻坚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还涉及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口，因此需要在上下联动的基础上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横向联合与各方联动，再造扶贫流程与识别程序，总之社会扶贫力量的补充机制能够弥补了政府在扶贫资源生产与配置上的不足。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見》中，社会扶贫包括以下几个大类：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帮扶、企业帮扶、军队帮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根据政策文本以及相关文献总结，政府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逻辑有三：一是政府利用利益联结的政策激励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二是政府通过荣誉性奖励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利用党建平台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的资源互惠机制。
1. 利益联结的政策激励
首先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上，201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以规范东西部扶贫协作行为，文件提出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落实帮扶双方的产业合作，于政府而言产业发展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于社会扶贫力量而言，通过贫困地区的各类资源能够实现地区进一步发展。当前已形成了东部9省市帮扶中西部14个省区市、东部343个经济发达县市区与中西部573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的活动协作局面。其次在定点扶贫上，目前已经形成了308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592个国家重点县，全军部队帮扶4100个贫困村的帮扶格局。于政府而言，定点扶贫拓展了扶贫资源，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1]，于社会扶贫力量而言，在脱贫攻坚的工程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最后在具体社会力量帮扶上，主要包括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一些扶贫项目如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的“让每个乡村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项目、台州市青公益服务协会的“青海玉树地区藏族学校医疗援助实践”项目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政府为动员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细化落实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济困活动的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行政事业性费用减免、业务知识培训等政策，作为政府与扶贫之间的桥梁，社会组织能够快速整合社会资源，提升扶贫效能[22]，从资源上弥补了政府在脱贫攻坚上的不足，实现了双方在脱贫攻坚工程中合作共赢的局面。
2. 情感互动的荣誉激励
社会力量不同于正式的政府组织，他们受制度约束的程度较小，因此除了政策上的激励外，政府对于社会各界力量的动员还需使用情感互动的方式，让社会力量充分认可脱贫攻坚这一政治任务，从而在情感上与政府产生共鸣，进而在价值目标的驱动下参与脱贫攻坚。政府采取的情感互动的手段主要有宣传引导与情理劝说，并辅以荣誉奖励的方式对社会力量进行动员。在宣传引导上，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提到要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引导社会组织扶贫，广泛动员个人扶贫，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全民公益理念，为巩固理念倡导的动员成果，国家建立了脱贫攻坚的荣誉制度，每年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奖、脱贫攻坚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表彰为脱贫攻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评选了“社会组织扶贫50佳案例”以发挥榜样作用、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在情理劝说上，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扶贫济困理念，使之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基本价值取向[23]，同时注重培育社会力量的善心，激发其扶贫济困的行为热情，另外政府以平等的姿态激发社会力量的社会责任感，以荣誉性的奖励给予社会力量认可，有利于强化社会力量进一步的扶贫活动，增强社会力量的参与精神，从而实现对社会力量的情感动员。这种情感式动员方式消除了纯利益交易的弊端，能够更好地将社会力量转化为脱贫攻坚的行动主体，是一种更为长效的动员方式。
3. 资源互惠的党建激励
党建能够提高基层组织对党的高度认同感，使基层组织成员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社会组织、企业、高校、医院以及志愿者等是脱贫攻坚的重要社会力量，增强他们对党、对国家的认同感与责任感是吸纳他们参与脱贫攻坚最重要的一步。从社会组织来说，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新时代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基层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体现[24]，有利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引导社会组织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励社会组织主动参与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从企业角度来说，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19)》显示近七成中国100强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且党建引领成为企业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重要方式。在政府资源、专业能力有限的背景下，企业是贫困地区发展产业的关键抓手，是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力量，企业党建激发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引导企业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从医院与高校来说，他们是教育扶贫与医疗扶贫的主力，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与知识素质，是贫困地区亟需的帮扶资源，其党建有利于医护人员与教职人员坚定救死扶伤与教书育人的信仰与信念，增强对党和政府的认可与肯定，激发其社会责任感，获得个人价值观上的满足，因此党建在脱贫攻坚中具有重要的思想动员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凝聚各方力量，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25]。
四、结语
实践表明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高效有力的组织动员。从纵向看科层制下实现了“中央-省-市县”的主线串联，完成了脱贫攻坚的重大部署、责任落实和主要执行工作，行政命令下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嵌入扶贫一线，切实保障贫困地区脱贫工作有效落实，精神激励下党和政府以“扶志”与“扶智”为抓手，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潜力。三重逻辑安排实现了从中央到贫困群体的纵向垂直动员，形成了“中央-省-市县-乡村-贫困群体”的组织体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汇聚了主体力量。从横向看同级政府内部的政治动员主要依托的就是各项要求：高层领导推进的政治要求、以人为本的职责要求以及奖惩并施的制度要求，政府内部的横向动员是政府在各项要求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党委和政府动员社会扶贫力量主要就是通过各项激励措施，从经济人角度讲，社会力量存在趋利行为，政府以利益联结的机制驱动社会力量付诸扶贫行动;从社会人角度讲，社会力量本就拥有乐于助人的特征，政府以情感共鸣辅以荣誉激励的方式激发社会力量的社会责任感，并通过党建方式凝聚共识，形成“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的常态[26]。
脱贫攻坚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導与社会的参与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方案，也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社会合力是决胜之要”，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收官阶段，系统总结已取得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强化脱贫攻坚的成果，为后期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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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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