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货币金融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我们观察到，金融危机中的一些矛盾现象，现有观点难以解释，比如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低物价和房产泡沫，比如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及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度紊乱，等等。因此我们试图在批评现有观点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金融深化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金融不断地深化，由此相对应地出现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不断更新变化，然而货币政策的和金融监管的不断变化对维持金融行业的稳步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金融的深化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变化发展水平能够相辅相成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金融金融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全国甚至于全球的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发达国家美国的经济金融学家爱德华·肖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发表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的理论，他也指出了金融经济的深化在国家以至于全球的经济发展壮大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而又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年会用金融监管去替代市场制度的监管，其具体表现就是利用政府性的贷款金额和贷款金低利率的特性，以实现对各行各业的融资，但是这种高风险的金融监管造成了企业资本的匮乏和企业资金的储备不足的想象，进而是一些国家和企业进入资金周转不开甚至于恶性循环的境地。而本文我们就金融的深化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进行简略性分析。
关键词：金融深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
从中国金融改革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中可以看出：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我国的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但是从未来发展趋势上来看，金融的改革发展还是不够完善的，金融的深化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并且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在国内外经济的环境不断更新变化下，我们国家的金融发展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并不断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因此就需要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要实时注意观察国内外的金融发展状况，并不断对金融管理做出合理分析，为国家金融的深化发展引路。
1.金融深化的内容以及其所要实现的目标
美国的经济学家曾经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情况进行了一项系统的分析，表明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其实存在着一些不是很合理合适的情况，因此他经过不断的研究与分析总结得出了金融深化这一经济学的传世结论。他认为外国的发达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原因是那些国家的金融业发展非常好，除此之外，其国家的金融业也在不断地渗透到其他行业，像轻工业、工商业、建筑业和机械行业等等，通过向各行各业的渗透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渗透机制，从而促使金融业的发展与深化。
而对金融深化所要实现的目标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通过对金融的深化改革，让金融市场和国家的银行机构能够最大效益地发挥自己的功能，从而实现全社会人民能够对自己的资金进行储备，将之前的企业内源性融资逐步转化为外源性融资，以现实外源性融资逐步取代内源性融资，并占领市场的主体地位。第二，政府可以尽可能地减小甚至于放弃对贷款资金的人为干涉，以至于能够比较清晰地反映出社会对货币的缺乏和其对货币的供应需求，从而能够让金融机构可以合理地调试资金，以达到社会发展的需求。第三、通过合理地控制国家的货币流通而不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达到对资金的刺激。以上就是金融改革所要实现的几个目标。
2.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冲突分析
2.1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存在着冲突
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国民能够充分的就业，保证社会中物价的稳定，从而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一目标是一个宏观的可以看得到的目标;但是金融监管则是根据一些行业实现的目标对微观经济的监管，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看不见的微观目标。这二者看似差异不大，但是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却是大不相同的，甚至可以说其具体目标存在着冲突。
2.2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政策冲突
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都会以回家银行的金融监管作为方针，但是如果货币政策在实践过程中没有遵循国家银行的金融监管，那么在其运行过程中将会导致国家的总部银行的权威收到各地银行的挑战，是地方分行使用中央总部银行的政策时的热情和积极性不是很高。更有甚者，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地方的分行由于已经习惯于传统模式的金融监管，很容易在进行政策的落实实施时，出现一些问题，或者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从而引发更大的金融风险。
2.3国家银行监督会与国家中央银行存在协调性的缺乏
在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国家银行监督会在进行相应的银行监管时，基本都是以货币政策作为监督手段的，但是如果在进行金融监管时，货币政策的监管功能受到不可控因素的阻碍时，就会造成中央银行和地方各个银行的货币政策不能得到落实，从而使国家银行监督会和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不是很密切。其次，从金融的稳定性来看，国家银行监督会与国家中央银行因各种问题出现矛盾后，由于它们的采取援助的方式不同，并且其援助的对象也是不相同的，就有可能会使其失掉最优的救助时间和救助对象，进而致使国家中央银行与国民的借贷款程序收到威胁，使国民对银行的信誉产生怀疑。
2.4国家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者不能做到统一
要想促进金融行业的繁荣发展就需要将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做到协调，若是不能协调两者的关系，将会致使国家中央银行、国家银行监督会以及中央银行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增大，再者会致使国家中央银行行使金融监管的难度加大，因为一些地方银行支部可能不会服从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作用，这样的结果引起国家银行的金融监管和货币监管政策从起使的内部自行调控逐步转变为目前的外部调控。转化为外部调控后它们之间的协调难度将会加大，也会致使国人的借贷款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金融监管部门与国家中央银行要协调统筹发展，以最大可能地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3.有效促進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统一的措施
金融行业的发展壮大必须要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做到统筹发展，若二者不能做到这些，则不能有效促进金融的深化改革，以下就从几个方面讲述如何使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实现协调统一发展。
3.1增进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互动
要想货币政策得到有效的实行，实施银行监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银行的监管可以使货币得到相对比较稳定的市场环境，还可以使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够发挥自己的权益，管辖各个地方的分区银行，还可以为金融市场持续稳步发展。合理的银行监管作为一种有效又稳定的经济政策，对于保持货币的稳定与市场的货币价值具有促进作用，是实现金融的深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促进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互动的一个典范。
3.2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要保持职能的大体一致
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都是为了货币能够在市场上正常地流通和使用，也是为了防止货币出现通货膨胀而实行的一种货币监管制度，虽然两者各自负责的内容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公共指向确实相同的，都是为了货币能够在市场安全平稳的流通。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冲突，但是它们还是存在着相似相容性的，二者相互依靠，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和壮大。所以说，为了国家货币平稳流通，为了金融业的蓬勃发展，更为了国家银行能够长久稳定的运营，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要制定可行的金融监管措施和货币政策，为金融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平稳打下坚实的基础。
3.3实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调控措施
市场调控通常分为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两者共同维护经济市场的平稳运行，若其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不能使市场经济平稳发展，所以二者要相互协调发展。但是若宏观经济调控出现问题，那么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亦或是民营企业都会出现经济的运行不平稳，波动大，甚至于出现经济危机，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至整个金融业，甚至于危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倘若是经济运行方式存在着问题，人们的收入与支出达不到平衡，那么必然会致使使生活水平、幸福度迅速下降。对于企业来说，会出现运行效率低下，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整体消费将会收到影响，资源也可能会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因此，需要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做好经济的宏观把控，以维持社会和企业的经济平稳运行。再次，微观把控也是极为重要的，通常情况下，市场经济运行不稳定一般是由现行企业与银行之间出现借贷款信息准确的现象，这就会使银行的管理体系出现问题，进而危机到国家的金融体系。而若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能够制定合理的金融监管措施，则可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4.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不断深化发展，引发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不断改良改进，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兩者的关系是相互冲突而又需要统一协调发展的，这就需要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做好部署与协调，为促进国家经济的平稳运行，促进金融业的深化与改革贡献力量。此外，我们也需要不断吸取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以实现金融的改革与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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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明华.中国金融深化的绩效与经济环境研究[D].浙江大学，2002.
[3]方先丽.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风险防范研究[D].复旦大学，2003.
作者简介：
朱芝樾（1994-），女，民族：汉，籍贯：吉林长春，学位 ：学士，工作单位：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方向 ：金融。
作者：朱芝樾
【摘要】主权数字货币是金融科技创新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的产物，必然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工具。数字人民币作为大国主权数字货币的代表，能够成为国际贸易、跨国资本流动、跨国产业投资的计价、支付和结算手段并能够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的储备货币角色。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和国际化，能够推动人民币承担起“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货币的职能。构建以区块链为基础技术支持的跨境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平台，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战略措施。以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主权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与国际化有利于改变以美元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货币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促进公平、公正、高效的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关键词】主权数字货币 金融科技创新 数字人民币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3
随着以5G为代表的高速互联网技术、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现代金融科技创新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金融活动方式及国际货币体系并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主权数字货币的构建及其应用则是当代金融科技创新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直接结果。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面临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及其盟友体系带来的竞争压力乃至打压挑战，最为典型便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全球贸易摩擦，美国综合利用其在贸易、金融、产业和科技领域的既有优势，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充分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及其在当代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话语权不断谋求金融霸权，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当代金融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推动以人民币为基准的主权数字货币构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为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因此，从理论与政策角度系统研究主权数字货币与金融科技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可能路径及政策措施是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金融科技创新与主权数字货币构建
金融科技创新为主权数字货币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持。本文的金融科技创新（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FTI）是指服务于金融市场及金融产品的科学技术创新，当代国际社会中的金融科技創新主要表现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速互联网与区块链等现代前沿技术被引入金融市场之中以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引入金融产品之中以提高金融产品满足社会需求程度，金融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量在于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市场运行成本、提高金融产品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当前科技金融创新具有五个显著特征：一是大数据及云计算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了数据和算法支持。二是高速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为分布式金融交易及金融账务管理提供了网络服务工具。三是人工智能及量子计算为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创新和复杂金融产品设计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四是高新技术率先被引入金融市场竞争和金融产品设计竞争之中，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和金融产品设计的科技融合。五是网络化、智能化、国际化与市场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显著特点。金融科技创新是数字货币构建的技术基础和推动力量，更是主权数字货币构建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部分。
本文的主权数字货币（Sovereign Digital Currency， SDC）是指以国家主权作为最终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而发行和流通的数字货币类型，国家主权作为最终信用担保和信用基准是主权数字货币的显著特征。本文的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DIGICCY）是数字化的价值符号与价值工具的统称，是电子货币（Electronic Currency）及其他货币的替代货币，也是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的特殊表现类型，主权数字货币与其他数字货币比较，具有五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主权国家的征税权、强制力和国家安全保卫能力构建主权数字货币的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不同信用类型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的信用来源及信用基础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他数字货币的信用来源与信用基础则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他数字货币的非国家性和非政府性的特征更为显著。二是分布式数据储存与中心化信用担保共同构建主权数字货币的数字与信用分布特征，分散化、网络化、扁平化的分布式数据网络构建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数据基础。三是大国主权数字货币能够成为跨国金融交易和支付结算的工具，对现存跨国支付结算的非数字货币具有替代效应，能够突破现存非数字货币在跨国结算方面的壁垒，促进跨国债权债务结算的数字化。四是主权数字货币能够打破霸权国家货币对跨国支付、跨国结算、跨国投资的垄断性和歧视性影响，促进各国在跨国支付、跨国结算、跨国投资的公平化、多样化、多元化与去垄断化，促进国际社会资本有序流动，消除金融霸权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对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非理性干扰。五是主权数字货币能够弥补主权非数字信用货币的不足，促进支付工具、结算工具和投资工具的多样化，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促进新兴金融交易产品及相关金融衍生交易产品的设计开发，推动国际社会金融市场发展与创新。
当代金融科技创新不仅为主权数字货币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持，还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提供日益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条件。当代金融科技发展在大数据（Big Data）及其存储技术、高速互联网、数据传输及物联网技术、超级计算和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量子通讯技术等领域表现最为显著。金融科技对主权数字货币构建的影响在六个领域表现最为显著。
其一，大数据及数据存储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提供了数据信用支持。大数据是指海量存在的制式结构数据与非制式数据，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拥有的数据资源构成该主权国家的重要资源和数据信用来源。数据存储技术为主权国家发行主权数字货币提供了数据信用支持，促进主权国家信用的数字化，而数字化的主权国家信用能够成为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
其二，高速互联网、数据传输及物联网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提供了高速数据传输通道和服务。高速互联网技术发展特别是5G乃至未来的6G技术的发展，为及时性、连续性、低时延乃至零时延的数据传输提供了技术支持，为主权数字货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乃至全时、全域流通提供数字传输支持，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和物理覆盖面，有利于实现全球化物理空间的无缝隙、全覆盖的数据传输，促进主权数字货币的全球化、全覆盖的流通循环。
其三，超级计算及云计算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大规模计算提供算法工具支持。超级计算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提供了数据处理与计算基础，打破了传统非数字货币（如金融货币、纸币和电子货币）发行与流通的计算技术限制，不仅提高了计算效率并节约计算成本，还突破了传统计算技术的限制，使得传统非数字货币不能够实现的货币交易、金融结算和市场投资行为成为可能，促进货币交易与金融市场的创新。
其四，区块链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创建提供了高效的公共账本系统和信用管理数据库系统。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的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提供了记账信用及账务管理的技术基础，事实上，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能够众人共享的账本系统及数据库系统，区块链技术则涉及到现代数学、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密码学及数字防伪等众多应用技术及理论学科领域，借助于区块链技术可以创建主权数字货币的全球性公共账本系统及价值流转的数据库系统。
其五，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提供了价值计算及价值流转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计算、监督和管理行为提供技术支持并提供效率，人工智能能够部分替代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部分人力职能，降低货币发行、流通与监管成本，提高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效率。
其六，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ation）与量子通讯技术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提供了保密计算与保密通讯的应用技术基础。量子计算效率高于传统经典计算，量子通讯（Quantum Communication）能够解决通讯和数据传输的保密性与安全性问题。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数据计算、数据传输及数字通讯问题，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技术的引入不仅能够提高数据计算效率，而且能够保证数据计算和信息传输及共享过程中的信息及通讯安全问题。
由此可见，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流通及跨国循环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技术保障，解决了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过程中的主權信用数字化问题、高速数据传输通道及效率问题、大规模的超级计算问题、公共账本系统与财务信用数据管理问题、价值计算及价值流转问题、保密计算与保密通讯问题。
从图1看出，金融科技创新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提供了金融基础设施保障和技术支持，使得主权数字货币的创建在技术上可行（feasible）且在金融基础设施保障方面可实施（actionability）。当然，主权数字货币的创建过程也是当代金融科技创新及应用于金融实践的过程，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对现存非数字主权信用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分工性和互补性，彼此分工合作且相互补充;二是竞争性和替代性，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能够替代现存非数字主权信用货币的某些功能。
主权数字货币与相关货币的关联性分析
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给传统的国家主权货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基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主导货币带来了挑战，其产生的替代效应对国际货币体系乃至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主权数字货币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虽然都以主权国家信用为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基础，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分工合作关系。主权数字货币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区别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主权数字货币以价值的数字化符号进行交易，主权数字货币的使用者通过价值的数字化符号为媒介进行交易或者流通，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则是以硬币、钞票、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债券、银行有价证券等为交易或者流通媒介，当然，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也可以电子介质为媒介，例如，电子货币形式（如信用卡）进入交易与流通，但其仍然以传统主权货币账户为基础。二是主权数字货币流通依托于现代高速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技术限制，能够克服传统地理空间、主权领土空间的物理限制，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的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设置与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持，降低了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成本，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流通成本相对较高。三是主权数字货币发行通过主权国家的货币当局设置的主权数字货币账户调控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信用规模，主权数字货币交易者则通过商业银行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钱包进行点对点的数字货币交易，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则通过主权国家的货币当局（中央银行）设置的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商业银行的信用规模。四是主权数字货币能够通过中央银行间设立的主权数字货币联盟进行跨境发行和跨境流通，区块链作为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具有分布式数据存储和分散化交易的比较优势，为跨国数字货币支付、数字货币结算、数字货币投资创造了良好的跨国金融基础设施条件，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跨国支付、跨国结算与跨国投资则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及技术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传统国际储备货币大国如美国还会利用本国货币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信用优势限制和打压竞争对手国的货币跨国交易与流通。五是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相比，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成本较低且流通速度更快，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并为资源配置优化提供新的货币交易条件，主权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数字化的价值符号，其流通更容易突破地理限制、物理限制、规则和制度限制、文化与习俗限制，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广泛的地理空间范围的优化配置，突破据此提高的市场跨时资源配置效率。
从表1看出，主权数字货币与主权非数字货币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以价值的数字化符号的发行和流通为特色，后者则表现为传统物理货币与电子货币的组合。主权数字货币代表了主权信用货币的演化方向，主权信用货币则是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基础。
另外，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虽然具有共同特征，但差异性也非常显著，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主权数字货币以国家主权为主要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但非主权数字货币则以非主权信用，如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市场信用及其他信用形式为基础，主权信用具有相当稳定性和持久性，而非政府信用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波动性与阶段性特点显著。二是主权数字货币特别是大国主权数字货币的币值具有相对稳定性，因为国家主权信用特别是大国主权信用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性，但非主权数字货币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和投机行为的影响而表现出显著的波动性，如比特币及其他非主权数字货币由于受到投机炒作因素的影响表现出高频率、大幅度的波动性。三是政府对主权数字货币的监管程度相对较高，主权数字货币以国家主权及政府信用为担保，为了维护主权国家及其政府的货币信用，政府必然会强化对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监管活动，防止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风险特别是各种类型的投机风险。相对而言，非主权数字货币因为没有政府信用作担保则很容易受到各种投机货币的影响而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性，政府对其的监管活动也表现出时间差异性、空间差异性和手段差异性。四是主权数字货币更容易成为全球跨境支付、结算与投资货币，作为全球跨境债权债务结算、支付和投资货币必须具有广泛的接受性、充分的流动性、价值的稳定性和增值性，非主权数字货币因为没有主权国家作为信用担保，在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相对有限，因为容易受到投机冲击而表现出币值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各国政府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打击地下经济活动会强化对非主权数字货币的金融监管，这些都弱化了非主权数字货币在跨国结算、支付与投资的功能。五是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国之间更容易形成主权数字货币联盟，各国具有推进主权数字货币国际合作和主权数字货币国际化的积极性，主权国家作为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者，能够充分利用主权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乃至政治、外交与军事关系达成跨国货币合作共识，推动主权数字货币合作，促进主权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六是主权数字货币不仅受到主权国家的金融监管，还要面对相关国际组织跨国监管问题，由此必然影响到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的灵活性与效率，但也有利于维护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的规范性和货币信用稳定性。
从表2看出，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虽然彼此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如两种类型的数字货币都以区块链及高速互联网为技术基础，都是通过价值的数字化符号实现货币的支付、结算与投资功能，主权数字货币是在借鉴非主权数字货币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的，但区别也较为显著，根本原因在于主权数字货币以国家主权作为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弥补了非主权数字货币信用基础不足导致的投机性、波動性和风险性，主权数字货币信用和币值的稳定性更有利于其发挥国际支付、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的职能。
事实上，主权数字货币是在综合了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功能与非主权数字货币功能的基础上构建的新兴货币形态，是人类社会货币形态演化与发展的最新成果，不仅能够同时吸收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的优点，还能够弥补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的缺陷和不足。主权数字货币对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的扬弃效应可以用图2说明。
从图2看出，主权数字货币继承了非主权数字货币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优点，同时，扬弃了二者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其对非主权数字货币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具有替代性影响效应，代表了人类社会货币制度创新和货币演化的未来方向。当然，主权数字货币并不是在任何主权国家都能够发行和流通的，需要具备必要的技术、市场和制度条件，技术条件落后、市场规模狭小、金融监管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难于发行和流通主权数字货币，只有区块链和互联网技术发达、市场规模广大、金融监管规范高效的主权国家，才具备发行和流通主权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条件。作为全球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具有先进的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特别是5G通讯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商品市场与金融交易市场广阔，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高效有序，具备发行和流通主权数字货币的技术和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相关部门及研究机构提出和研究推进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EP）方案[1]，无疑是朝着主权数字货币构建方向作出的重要努力。
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主要储备大国，中国是全球高速互联网技术、大数据、超级计算、人工智能及量子通讯技术的引领大国，不仅具备发行和流通以人民币为信用基准的主权数字货币的技术与市场条件，而且具备推动以人民币为信用基准的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和现实必要性。
本文将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简称为数字人民币（Digital RMB or Digital Renminbi， DRMB），事实上，本文认为，数字人民币的英文简称也可以表述为DPD（Digital People's Dollar），意为“为人民服务的货币”，就是说数字人民币不仅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货币，也是为世界人民服务的货币。构建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具备如下五方面的条件和机遇。
第一，中央政府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高效的金融市场监管能力为数字人民币发行创造了坚实的主权信用基础。主权数字货币的成功发行离不开坚实的主权信用基础，任何一个主权不独立或者主权不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发行主权数字货币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主权信用的缺失或者说主权信用的不完全性，只有主权独立且中央政府具有完全信用能力的大国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才具有完全的主权信用基础。中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国际治理能力和高效的行政执行力，在国内金融及货币市场的监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能够有效抵御和防范各种可能的国内外金融及货币风险。因此，中国推动主权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具有坚实而雄厚的主权信用基础。
第二，移动支付、区块链与高速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流通创造了成熟而体系化的技术条件。主权数字货币流通必须具备良好的高速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条件，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所提供的分布式数据储存、点对点交易、共享账户及数据库系统，移动支付、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任何滞后和缺陷都会阻碍主权数字货币的流通，弱化主权数字货币的功能甚至导致难于预防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货币流动及相关金融风险。作为移动支付发展最为迅速的货币流通大国，中国在以5G为代表的高速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具有领先和先发比较优势，为数字人民币的国内流通创造了体系化的技术基础设施条件。
第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为数字人民币创造了市场规模和报酬递增条件。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只有依托广阔市场规模和海量的市场交易，才可能充分发挥主权数字货币的网络规模效应，也才可能提高数字货币的流通速度和流通规模。如果没有广阔的市场规模和海量的市场交易，主权数字货币的低成本、高效率流通优势便发挥不出来，在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和非主权数字货币的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也不可能充分显现出来。受消费和货币使用习惯的影响，主权数字货币如果不能够在流通中表现出更快的流通速度和更高的交易效率，则很可能因为竞争不过传统主权信用货币或者非主权数字货币而退出货币市场流通，出现主权数字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就是出现数字货币流通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中国有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规模，同时，还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全球生产大国，足以支持数字人民币的市场流通并实现主权数字货币流通的规模报酬递增目标。
第四，中国贸易大国和金融大国的崛起，为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的国际流通创造了国际贸易与金融市场环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国际社会中以中国为第一货物贸易伙伴大国的国家超过100个，远超以美国为第一货物贸易伙伴的国家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将更进一步得到稳固，与此同时，中国也已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第一推动国，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国市场流通创造了广阔的国际贸易市场前景。另外，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储备资产大国，人民币也已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交易、结算和投资货币，自2016年10月1日开始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以来，人民币作为全球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立的五大主要储备货币，其在国际交易计价、结算、支付和投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持续增加，这些都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循环创造了良好的国际金融市场条件。
第五，经济全球化及“一带一路”建设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创造货币循环流通渠道和机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总体趋势，任何国家的货币如果不能够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则必然为历史所淘汰，主权数字货币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需要，通过价值符号的数字化推动全球范圍内的跨国资本流动、债权债务结算、贸易支付与跨国金融投资活动。虽然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但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只是历史演化趋势长河中短暂的非常态化现象。主权数字货币特别是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则是人类社会货币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的产物，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了市场准入机会。
当然，数字人民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如何预防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是数字人民币发行和流通的关键。具体而言，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数字人民币与非数字人民币的流通冲突。如何计算和平衡传统主权货币与主权数字货币的关系面临着多方面挑战，一国货币当局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与传统信用货币具有相似的特点，特别是与狭义货币具有相似的某些特征，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中的狭义货币包括硬币、钞票和活期存款，是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态，主权数字货币流通必然对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产生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如果不能够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能诱发货币流通秩序的无序和混乱并引发各种货币流通风险，也就是说如何平衡数字人民币与传统人民币之间的流通关系面临着决策和执行风险。
第二，数字人民币与其他数字货币的流通冲突。如何计算和平衡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关系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很显然，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具有相互替代与相互挤出关系，主权数字货币流通也必然对非主权数字货币产生挤出效应，在货币流通领域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叠加，放大不确定性风险，甚至诱发各种不可控的货币危机政治经济事件，不仅影响货币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还可能冲击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也就是如何平衡数字人民币与其他数字货币之间的关系面临着挑战。
第三，数字人民币与美元国际流通冲突。主权数字货币跨境交易与流通可能诱发国际货币矛盾与国际金融动荡风险，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跨境流通与人民币国际化，必然引发人民币与其他国际流通货币，特别是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大国货币竞争与博弈，事实上，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也是数字人民币承担国际货币职能不断替代其他国际货币职能的过程，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首先面临着来自美元霸权的挑战。美元作为全球主导的国际货币，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必然导致数字人民币对美元的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必然引发美国的阻碍和打压，如何应对美国对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将是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在较长时间内面临的首要挑战。
第四，数字人民币的监管挑战。相对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主权数字货币流通速度更快、流通规模变化更为迅速、流通范围更为广泛，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是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面临的重要挑战，如果不能够进行有效监管，则不仅可能诱发金融秩序的混乱，还可能诱发各种类型的货币与金融危机。事实上，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如果不能够有效监管，还可能诱发各种金融犯罪活动，如资本外逃、金融欺诈、地下金融活动、各种洗钱犯罪活动等。然而，针对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发行和流通的监管措施对主权数字货币则可能失效，需要推进金融及货币监管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这也是对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监管提出的挑战。
概言之，作为主权数字货币的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如何抓住各种可能机遇稳妥推进？如何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的挑战和风险？是我国中央政府及货币当局面临且需要妥善解决的课题，可以用图3进行概括与总结。
从图3看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需要在充分抓住机会的同时，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与风险。机遇与挑战相伴而生，如果不能够抓住机遇，则可能错失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与国际化的机会;如果不能够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的风险，则会导致国内外货币乃至金融市场的失序、混乱乃至引发各种货币、金融及经济危机。当然，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与国际化的过程，是中国在国际货币及金融市场的崛起过程，也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关键之举。
主权数字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优势与贡献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由西方国家主导，主要反映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与金融利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受损者，如何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键，主权数字货币的创建与体系构建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世界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方面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成为国际货币改革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具体而言，在推动世界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与国际货币改革中，我国可以采取如下五方面的战略举措。
第一，发挥中国的全球互联网大国优势，推动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我国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应用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多网民，同时，也是全球互联网技术引领大国与推动全球互联网技术进步的主要大国。我国需要发挥利用金融科技创新的技术比较优势，在国际社会率先发行与流通主权数字货币。我国在高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方面已经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与国际化，不仅为中国人民，而且為世界人民提供高效的货币及金融服务。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工作，在前期研究和大量实验测试特别是适时场景测试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应该适时启动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及流通。我国已经建成较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随着5G网络在全国的全面启动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地理空间单元的互联互通的高速互联网与物联网体系正日益形成和完善，为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创造了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及技术支持体系。
第二，发挥中国的全球贸易大国优势，促进数字人民币的国际流通。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国际货物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领导大国地位，同时，我国也是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乃至第一贸易伙伴。通过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在双边与多边贸易结算中使用数字人民币，这不仅能够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还能够规避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第三方货币特别是使用美元带来的汇率转换、汇率波动及政策风险，打破西方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在国际贸易计价、支付与结算领域的垄断地位，促进国际贸易计价、支付与结算工具的多样化与多元化，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市场竞争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还有利于世界经济逐渐摆脱美国发起的以中国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全球贸易战的消极影响，促进世界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发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大国优势，促进数字人民币融入全球实体经济。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是全世界具有完全产业链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够生产联合国发布的所有产品门类的国家。我国具有推动数字人民币融入全球实体经济的天然制造业优势，能够重构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体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与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我国可以在能源与原材料进口贸易、中间品贸易、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关键产品出口贸易中引入数字人民币作为主要的计价、结算和支付工具，引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动态调整，促进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使世界经济摆脱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货币驱动下的过度虚拟化发展路径，促进世界制造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第四，发挥中国的全球储备大国与投资大国优势，促进数字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与投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资产大国和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大国，中国需要充分发挥储备货币和对外投资大国的比较优势，通过构建主权数字货币国际联盟，促进全球范围内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削弱西方国家主导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货币霸权体系，推进公平公正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美国主导的美元霸权体系，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流通货币地位，对其他国家进行金融与贸易制裁，严重干扰了国际货币与金融秩序，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所发起的以中国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全球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且严重破坏了国际货币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诱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及货币金融危机。把数字人民币引入全球实体经济领域有利于世界经济摆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与单边主义的不当影响，重构世界经济增长的货币基础。
第五，发挥中国的治理大国优势，促进全球主权数字货币监管体系及风险治理机制及体系构建及完善。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促进了全球跨境计价、结算、支付与投资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刺激全球地下金融活动，如资本外逃、跨国金融欺诈、跨国洗钱、跨国金融腐败、跨国走私等各种跨国金融犯罪活动的活跃，诱发各种可能的国际货币及金融风险乃至危机，需要构建高效有序的全球主权数字货币监管及风险治理机制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预防和控制货币及金融风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国际社会的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监管机制及体系构建等方面作出独特的大国贡献，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与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国和引领国。中国在推进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与国际化过程中，应积极倡导组建全球主权数字货币联盟，为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制定相应标准和规则体系，规范全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秩序，引导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另外，数字人民币发行和全球流通过程中，需要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货币及金融市场的既得利益集团国家的干扰、阻碍乃至破坏行为，中国需要与金砖组织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结成国际货币与金融合作联盟共同抵抗各种干扰和破坏活动，维护国际货币与金融秩序的稳定运行。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在推动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与国际化过程中，在技术、贸易、金融、产业与监管领域拥有大国综合比较优势和天然的地理区位及市场优势，能够成为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与监管的引领国家，成为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导大国。可以用图4概括中国在推动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全球大国优势与贡献。
从图4看出，作为全球互联网大国、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国际储备与投资大国、货币大国及金融治理大国，中国在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大国综合比较优势，能够为推动全球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作出独特的大国贡献。
研究结论
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是当代金融科技创新的必然产物，必然对国际货币体系及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数字人民币作为大国主权数字货币的代表，能够成为国际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国际产业投资的重要计价、支付和结算工具，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的储备货币角色。主权数字货币与相关货币特别是传统主权信用货币、非主权数字货币具有分工合作与互补关系的同时，也具有相互竞争、相互替代与相互挤出效應。数字人民币能够借鉴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和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功能优势，也必然摒弃相关货币的缺点和局限性，成为国际社会的具有主导替代性功能选择的国际货币。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和国际化，能够促进人民币发挥“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货币职能。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具有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风险，需要制定相应战略和对策加以妥善应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主要的互联网大国，中国在推动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合作、全球货币及金融监管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具有独特的大国综合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引领作用，贡献中国智慧并提出中国方案。主权数字货币合作将成为国际货币及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制定相应的战略应对措施。构建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跨境数字人民币合作平台，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国际流通与合作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构建世界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可以在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区块链平台体系建设、数字人民币贸易支付区块链平台体系建设、数字人民币金融投资区块链平台体系建设、“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支付与结算区块链平台建设、“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区块链平台建设等方面谋篇布局，通过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新秩序作出大国贡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6XNLG11）
注释
[1]胡艳明：《央行数字货币探索路DCEP如何影响现有支付体系？》，《经济观察报》，http：//www.mpaypass.com.cn/news/201911/18105923.html，2019年11月18日。
参考文献
保建云，2019，《分布主义、国家权力与全球治理体系——一个分布学派的理论解释》，《国家治理研究》，第2期。
保建云，2017，《如何应对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分析研判》，《人民论坛·学术前沿》，4月上。
保建云，2018，《国家类型、国际体系与全球公共治理——基于中国天下观理念的分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保建云，2018，《保建云讲座实录：贸易战、危机传染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人大重阳网，http：//www.rdcy.org/index.php？s=/Index/news_cont/id/47661，6月22日。
责 编/肖晗题
作者：保建云
我们观察到，金融危机中的一些矛盾现象，现有观点难以解释，比如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低物价和房产泡沫，比如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及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度紊乱，等等。因此我们试图在批评现有观点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一、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观点评论
(一)主流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 孤立性解释。此类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由某些相对孤立现象和事件引起，比如，美国低利率政策与房地产泡沫、次级债券、评级制度、会计准则、金融监管、金融高管的贪婪等观点。
2 联系性解释。此类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经济形势演变的必然结果，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全球经济失衡等观点。
以上观点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对认识金融危机发挥不可或缺作用，但要找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却力不从心。
(二)当前主流观点不能揭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1 美国宏观货币政策并非主观性失误。也就是说，美国IT泡沫破灭后采取的低利率的政策并没有根本性错误。因为，现代货币政策的核心是稳定物价，现代国家的货币政策通过盯住物价和就业来调控经济，这也是现代货币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结果。美国的物价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保持了较低水平，失业率情况稳定。基于上述宏观经济现实和最先进经济研究结果的货币政策的推出，出现问题，不是某个机构和某个美联储主席的失误，而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以前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框架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现实经济的发展。
2 金融监管不足与过度监管都会妨碍经济发展。美国和法德等国在国际监管方面的差异源于英美国家和欧陆国家深刻的思想传统差异。欧洲的所谓加强监管的政策根源于欧洲大陆相信精英主义、相信唯理理性的思想基础。英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它根源于这些国家深层文化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民众力量的认同，它的思想基础是经验理性。两种思想基础的差异从欧洲大陆成文法和英美普通法的法系区别可以看见端倪。以后者为基础的经济思想相信市场、坚持自由市场观念;以前者为基础的经济思想相信制度构建的作用，看重实施监管手段。两种思想源流都是对世界的某种程度的认知，到底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一次金融危机不能说明哪种思想流派的胜利与失败，金融监管不严导致金融危机的判断并不全面。
3 全球经济失衡不是危机的充分条件。全球经济失衡的观点，看到了巨额储蓄和巨额消费的差异，没有考虑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国际商品贸易体系的成功。而否定了国际商品贸易体系的有效性，也就否定了近年来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全球经济失衡的观点认为存在过度消费和过度储蓄，该观点忽视国际贸易体系所处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根源于真实的供给和需求。发展中国家积累财富进行再投资以实现经济上的赶超;发达国家发展平稳用消费来兑现全球化的红利。如果发展中国家以相对较低的收入大举消费、不进行积累，则难以在全球化阶段实现经济阶段的跨越。现代世界，确实存在消费与储蓄的不平衡，但是它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储蓄与发达国家消费的失衡不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4 国际会计准则、评级制度和衍生工具只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会计准则是更加现代化的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也有可取之处，不能因危机而否定其价值，评级公司如果严格按照现代经济规则行事，则不应苛责。至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问题，全世界最好的数学家、金融工程专家和最好大学的经济学、金融学的博士，在从事相关的工作。衍生品交易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产品或者套利模式的失败。金融杠杆的高低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5 评点：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旧国际金融货币制度框架难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危机是成长的代价。全球化在近代出现阶段性加速的特征，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科技革命和冷战格局的打破，使全球化出现全力加速，国际商品贸易在WTO框架下快速发展，旧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全球化条件。尤其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已经落后于国际商品贸易体系的进展。全球化快速发展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滞后构成结构性矛盾，导致小的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和本次重大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危机是人们认识全球化，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形势变化所付出的代价。
全球化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全面和快速流动的背景下，国际商品贸易体系拥有几百年的实践积累、深厚的研究理论的支撑和运转有效的国际贸易磋商体系，而旧的货币金融体系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全面落后，已经成为一个破旧的河堤，虽经不断修补已成悬河或堰塞湖，加之监管、评级等方面的漏洞，由次贷危机引发而终于导致溃坝效应——国际金融危机的广泛全面爆发。
事实证明，一个均衡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是一个国际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同时有效运转和均衡发展的体系，一方的问题必然导致全面的冲击。
二、国际商品贸易体系运转有效
我们认为，国际商品贸易体系的运转与全球化的进程相得益彰，国际商品贸易体系有效运转形成世界经济低通胀、低失业的稳健型快速增长。就像水流在完整顺畅的河道流动，并不断加深水槽的良性运转模式，不妨称之为“水渠效应”。
(一)国际商品贸易带动产生全球分工体系
历史上，经济的全球化大体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一是要素流通本国化，商品贸易国际化阶段，大概以20世纪中叶之前为主，因交通手段发展所限，尚没出现能源原料等的大规模国际流动：二是要素流通国际化，生产商品满足同类型国家需求阶段，体现为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大概以20世纪80年代之前为主;三是要素流通全球化和商品流通全球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一直持续到现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交通手段、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前发展。
全球化以比较优势、要素优势为分工原则，以信息科技为技术手段，以资本全球流动为推动力，实现全球的资源配置与全球的生产分工体系。目前来看，这种分工体系的运转是有效的。它得以在全球配置资源，中国印度的人力资源、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原燃料供应、美欧的资本与技术、美国的消费市场，形成庞大有效的循环体系。2000-2007年，世界商品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到5.5%，而同期的世界商品生产的增长率是3%，同期的世界GDP平
均增长率是3%。2005-2007年世界商品出口的增长率分别达到，6.5%、8.5%、6.0%。
(二)国际商品贸易体系的有效运转带来世界整体福利的增进
1 过去八年来的经济呈现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的特征。全球增长——2001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平稳较快发展态势，这八年间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3%;2003-2007年这五年的世界平均经济增长超过3.5%。低通胀——2001-2007年的全球经济的平均通胀水平维持在4%以下。世界重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都较低：德国，的平均通胀率1.72%，美国的平均通胀率2.69%，英国的平均通胀率1.69%，中国的平均通胀率1.86%，只有俄国的通胀率因为体制性因素达到14%。低失业率水平——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日本为4.67%，美国为5.19%，德国达到8.76%(因为保障制度问题，已属较低)。
2 国家间收入差距缩小，大量人口脱贫。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体现在国家之间和异国内部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对于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存在争议，但是参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缩小了的，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生产，迅速积累经济实力，国内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大量的人口通过垒球生产体系，也获得从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化的机会，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了工业化的比率，增加了国民收入。即使在国家之内，收入差距的大小不足以说明全球化的贡献，因为人们的绝对收入水平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得到提升。因此，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的总体福利。全球化参与程度低的是非洲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持续落后。
3 国际商品贸易体系的相对成功得益于实践与理论的深厚积累。国际商品贸易体系的相对有效运转得益于数百年的现代国际贸易的实践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厚积累和不断发展，经济学的鼻祖们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们对国际贸易已经做出全面阐述，之后的学者像赫柯歇尔、俄林，最近的克鲁格曼等因为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成果已经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滞后于全球化的整体进程
国际金融的流动性因为受到制度性障碍和客观现实的约束，会在某些领域堆积泡沫形成悬河又类似孤岛，威胁实体经济的安全，不妨称之为孤岛效应。
(一)成因
1 虚拟经济本身的滞后性。人类的贸易，从物物交易开始，后来有了货币中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诞生是有先后顺序。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贸易的产物，人类对二者之间的认识也是有时间先后和程度上的差异。二战之后，1972年布雷斯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重点在于，国际收支平衡。1973年开始实施浮动汇率机制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汇率的形成机制。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和现代国际货币体系尚处于发展中，认识与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人们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粗浅认识导致国际金融货币制度的粗糙与不健全，最终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难以适应由技术突破和制度变革带来的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2 制度安排的不完备。第一，各国金融货币制度的不同一性。各国存在不同的汇率制度(管理浮动、自由浮动，订住浮动、单一浮动、联合浮动)、不同的资本项目开放、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不同的财政健康状况。导致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巨大难度;第二，浮动汇率制的问题。汇率作为一种国际比价，它的波动太大涉及全球范围和跨国界的资源调整，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成本太高。政府对汇率的干预一方面是稳定汇率市场，调整过度波动，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获取贸易利益。第三，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构的问题，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转良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成功。而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缺乏这样的多边组织。IMF作为全球货币政策协调机构，其资金来源于成员的认缴份额，在金融稳定已经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情况下，IMF却采取了类似股份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第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问题。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存在特里芬难题，储备货币为主权货币，在提供流动性和保持货币价值方面存在不同一性。欧元的问题是，作为超主权货币，在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情况下，欧元难以发挥关键作用。第五，国际金融监管的缺失。金融领域通常被看作私人部门，然而金融部门的影响却是全世界的，理念上的差异导致监管的缺失。
3 世界经济的不平等。全球化对缩小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有贡献，但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发展差距，经济实力极其不对等，资金实力的不对等、人才经验的不对等、科技实力的不对等、信息手段的不对等。同贸易体系可以充分利用禀赋差异来促进福利增进的逻辑不同，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运转需要更平等的世界，包括人才、经验、制度、财富之间的更大平等，而不平等会形成国际间流动性的流转不畅，好比水流在高低不平的河床，很容易导致国际流动性的淤积、溢出或不足。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国际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国家间收入不平等，这只能依靠全球化的发展来解决。
4 其他技术层面的因素也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如，国际投资组合中的“家乡偏好”问题。很多研究表明，“家乡偏好”会导致资产配置组合中，本国的资产会占据更高的比例，从而导致国内金融泡沫。非贸易品的问题，非贸易品的存在会使国内的利率政策与国际汇率变动产生复杂的关系，等等。
(二)滞后性的表现
国际金融货币制度体系的不完备极易形成国际流动性的悬河、堰塞湖，国际流动性很容易在某个领域，形成淤积，堆积泡沫。因为国际资金的流动缺乏有效的渠道和监管。
1 国际金融危机频频爆发。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人们还记忆犹新。之前的危机也频频，1987年美国发生黑色星期一事件，股票市场罕见暴跌，跌幅超过22%;1989年的美国储贷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2 资产价格虚高。国内的资本资产价格虚涨。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从2000年以后，出现全面快速上涨。到2005年初的四年累计涨幅已经高达50%以上，此前50多年，美国的平均房价涨幅却仅为6%左右。2007年以来，国际石油和其他大宗物品出现价格泡沫。泡沫的破灭带来了溃坝效应，严重冲击世界实体经济，最严重的这次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二战以来的发达国家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
3 大宗物品的暴涨暴跌。国际原油的价格从2007年初开始，由55美金左右一直涨到2008年
7月份的150美金左右，涨幅高达254%。继而又从最高峰直线跳水，到2009年初已经跌到40美金以下。国际市场的大宗物品的价格同样经历暴涨暴跌的经历，大批的套保资金损失惨重。
(三)为什么本次危机从美国爆发
美国的GDP占世界的20%左右，国际贸易总量稳居世界之首，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能力都具有全球影响力。2007年，美国的进口量达到2020.4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出口量1162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美国主导了全球化的进程，互联网科技，大规模的制造业、服务业外包。自由贸易、比较成本的经济理念。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也就说，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起主导地位，参与程度最深，受全球化影响的程度最深，全球化的制度与进程产生结构性矛盾时，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金融海啸的策源地是主导全球化的美国，正说明了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化发展的危机，是全球化成长过程的危机。
四、对策
(一)发展全球化、加强全球化研究
1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全球化来解凑。国际危机要通过遏制全球化发展来解决，是本末倒置。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就是这样一种开历史倒车的举动。目前的交通通讯条件、信息科技水平已不可能使人们回到闭关锁国的小国寡民时代。贸易保护主义以短暂的国内利益，损害本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国际社会的福利而得不偿失。因此，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当前和今后促进世界经济体系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当然，全球化也有负面影响，危机传播的范围和速度的加快也是全球化的作用，因此更需强调发展健康的全球化。
2 加强对全球化及其影响的全面研究。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对各国经济与政策制定产生深刻变化。随着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以前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动摇。研究的进展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研究还停留在国内经济和开放经济的研究阶段，而没有一个全球生产的研究视角。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技术、偏好、政府政策规则和各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产生深刻影响，而这些设定在理论研究中已经数十年没有变化。一个最方便可行也是最必要的开始是，研究全球化给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预算约束带来的变化。
(二)加强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
1 正确认识金融活动的公共性。金融部门是私人部门，但是各国对金融系统的大规模注资表明，金融活动具有强大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鲜明特征，往往会导致市场失灵。因而金融稳定是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物品，全球金融稳定，是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的挑战，就像气候一样的全球公共物品，需要世界各国合力提供。
2 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对冲基金、衍生工具实行全面地监管，对国际大宗物品的价格波动予以重要关注。但是不要夸大监管的威力、低估市场的修正作用。
3 促进国际储备体系的多元化。根据贸易规模，来确定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贸易大国和其他世界重要经济体的货币。甚至可以先期研究探讨成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可能性。
4 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政策磋商机制。国际贸易和WTO的经验表明，一个稳定的协商机制在主导世界经济秩序方面会发挥突出作用。G20峰会临时扮演了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协商会议。但是国际金融货币领域依然缺乏一个稳定的政策措施机制、机构和固定场所。
5 加强双边、地区多边、国际多边的货币政策协调。首先，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根据经济实力和贸易份额提升发展中国家决策权，甚至借鉴联合国其他经济组织的经验，使之能够更多发挥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作用。其次，加强双边的货币政策协调，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相互影响较大的经济体之间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再次，发挥地区金融货币政策协调机构的作用，可以在当前的区域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增设货币政策协调机购，如东盟、拉美经济联盟等重要区域性发展中国家机构。发挥各地区发展银行的作用。
(三)促进世界平衡发展
一个平衡的国内经济是中等收入居民占大多数的经济，同样一个平衡的世界经济是中等收入国家占大多数的世界。然而长期以来，世界格局是少数富国和大多数穷国并存的世界，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功，以及中、印、俄、巴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使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正朝着中等收入国家的方向迈进，这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积极变化。
援助不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在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交往时，往往患得患失，进退失据。常常在贸易与投资中附加政治条件，要求落后国家先要政治进步，后而发展经济。实际上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并不是所谓西方式政治体制就会导致经济发展，西方式的援助会导致这些国家匆忙的改革不能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现实状况，经济得不到发展，政治更加腐败，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动荡进一步把经济拖入泥潭，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圈。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中国式的经验会证明，首先从经济发展取得突破口，经济发展带动民智开化，促进政治进步，密切国际联系，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圈。因此讲，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文明的进步，二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单纯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傲慢与偏见，漠视这种关系，一意孤行的结果。
(四)加快我国参与金融全球化体系建设的步伐
平衡的全球化是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双重全球化，我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三位，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却只有4%，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我国的国际贸易与吸引外资规模不相匹配。中国是世界的重要成员，像金融稳定这样的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中国的责任与权利都应该有与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承担与接受。
参与程度要与我国的国际金融经验、人才储备、国内经济实力匹配。具体措施包括，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可兑换进程;为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做好准备;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合理化科学化进程;审慎合理探讨资本项目开放进程。
作者：段炳德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区域纷纷建立。虽然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经济失衡，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关键词：货币金融合作；区域集团化；货币一体化；最优货币区理论；欧洲债务危机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呈区域化，早已开始，正在进行，还将继续。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重点，货币一体化尤为引人关注。以史为鉴，把握趋势，灵活应对，是亚洲参与全球竞争的必备功课。
一、区域集团化潮流
（一）欧美以区域经济合作谋霸权
欧洲欲重振雄伟。二战后，欧洲经济逐步恢复，但其全球地位已大幅下降，且面临严重的美国经济渗透和苏联军事威胁；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更将欧洲排挤在国际货币体系外围，西欧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美严重贸易逆差下，不得不面临美元荒造成的支付危机。为重新提高国际地位，夯实经济实力，欧洲一体化在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和1951年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中拉开帷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欧元横空出世，成就人类经济货币史的一大创举。
美国欲巩固霸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深感威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来自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竞争日益激烈，连后院拉丁美洲的市场都已被欧盟渗透。为巩固经济实力，维护霸权，美国的美洲经济一体化提上日程。1990年6月，布什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1992底，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9月，“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隆重推出。与此同时，拉美的美元化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91年，阿根廷推出《自由兑换法案》，采用联系美元的货币局制度；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均于2001年实行了完全美元化，美元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危地马拉也在2001年将美元流通合法化。
（二）区域集团化冲浪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一方面，区域内经济互补与趋同创造整合利益，加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货币金融合作可以帮助抵御全球化中资本流动等因素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区域信心的树立还可有效预防危机发生。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区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198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立；1991年签订的《阿布贾协定》和2000年施行的非盟宪章勾勒出非洲一体化的蓝图；同年，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等四国签订《亚松森条约》，并于1995年启动了南方共同市场；1993年底，东南非共同市场成立；亚洲也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开始走向区域金融合作之路。
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与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理论指导实践最佳范例的欧洲货币一体化
20世纪60年代，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争论的成就之一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诞生。早期争论的主要是孰优孰劣，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形成的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理论争论转向更为务实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国家适合固定汇率。1961年，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汇率制度选择进而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开创了理论先河。之后，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所需条件的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如麦金农提出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凯南认为经济多样化是前提、英格拉姆将金融一体化作为货币一体化的基础、哈伯勒和弗莱明提出的通胀率趋同要求，以及演化至后来的经济政策相似、趋同等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现。经过20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及共同市场的逐步建设，欧洲将货币金融合作提上议程。1971年，《维尔纳报告》提出货币合作十年过渡规划，以期1980年形成单一货币并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之后，虽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在各国实行独立的浮动汇率制中搁浅，但1978年欧共体又发布《不来梅宣言》，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建议，设立欧洲货币单位，形成稳定汇率的机制；并在1989年《德洛尔报告》和1992年《马约》中详尽安排货币、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条件，要求成员加强货币、财政、汇率等政策的配合与趋同。最终，欧元区于1999年成立，欧洲有了对国际货币金融领域进行联合干预和抗衡的一股力量。
（二）多元货币一体化模式推动理论发展
效仿欧洲并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中国家推出货币一体化热情高涨。GCC通过20年的努力，借助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带来的优势，成功完成了自由贸易区、关税联盟到共同市场的过渡，通胀、利率、汇率、财政等各项指标高度趋同并保持良好状况，于2009年12月，宣布海湾货币联盟进入实施阶段。加勒比海于1968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虽然区内成员国际收支及债务问题曾严重影响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进程，一度破坏了区域多边清算机制，但本着强烈的合作意愿，经过近40年的努力，终于2006年初建成加勒比共同体单一市场。阿根廷在形成关税联盟两年后，即于1997年就提出建立南方共同体货币联盟，期望快速进入货币一体化轨道。南非在存有8个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情况下，已计划在2034年前完成货币一体化进程。
面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意愿与进度，传统的货币区理论已难以提供支持。于是，20世纪9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有了新发展，成本-收益理论、内生化理论占据主导。成本-收益理论权衡成立和发展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认为当一国加入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区吸纳新成员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应该积极推进合作与一体化。内生化理论则暗示，即便候选国的各项经济、政策指标趋同条件未能满足，在加入货币联盟之后，也会逐步通过货币金融合作达到趋同，实现最终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目标。
对于发展中国家，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往往收益大于成本。收益表现在：首先，货币金融合作降低区内的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增强价格透明度，提升经济效率；其次，合作帮助防御危机；最后，提升政策公信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成本则表现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会受到限制，而这些可由区域通过基金或财政转移机制来弥补。
发展中国家货币一体化困难重重，但困难遇到越来越强的合作意识，结果会是区域金融合作越来越多样化。巴西、阿根廷因危机将南方共同市场联盟搁浅近10年后，于2008年建立贸易本币结算。2009年10月16日，玻利瓦尔美洲国家联盟同意创立新的地区货币“苏克雷”（SUCRE），从而逐渐减少使用美元。
（三）欧洲债务危机与货币一体化质疑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2010年5月23日，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外长会议上，轮值主席穆罕默德•萨巴赫指出，鉴于欧元区最近爆发债务危机，正在推动成员国走向货币统一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应“仔细考虑”这一计划。
事实上，欧元区的合作效力似乎在2003年就减弱了。欲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欧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从1999年的17.9%上升到2003年的25.2%之后，就不再有大起色，上下徘徊了6年之后，2009年虽有突破，也只有27.3%，而且2010年又回到26%以下。① 欧元区相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在2004年出现拐点，占全球GDP比重一路下滑，遭遇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欧元区内成员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也从2003年开始日益扩大，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值之比从2002年的4.1（同1999年）扩至2010年的7.6②； 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预测，2011年希腊实际GDP增速为-5%，卢森堡、德国分别有3.6%和2.7%的增速，区内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或许，欧元区的坎坷部分印证了克里门科在1998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俱乐部”理论。最优货币区类似公共产品，随着成员国的增多，后续成员加入成本将不可测，政策协调出现低效率，或者后续成员存有趋劣性，都有可能致使“俱乐部”崩溃。
现实世界瞬息万变，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
三、教训吸取与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展望
危机暴露全球经济失衡，同时引出未来世界经济新一轮激烈的贸易、经济竞争。新能源、环保技术将是未来竞争的焦点。如何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面对当今区域金融合作遇到的种种困难，需要反思，在既面临着多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又面临各国经济发展、体制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才起步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稳妥推进。
首先，亚洲合作应当与时俱进、加强协调，连续发展。
亚洲金融协调与合作的概念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国际性金融组织和欧美大国的袖手旁观，让亚洲自我求助意识加强。1997年9月，日本率先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因美国的反对而搁浅。1999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2000年，东盟十国和中日韩（10+3）则将合作从概念升华至行动，就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形成“清迈协议”，以便能够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之后，亚洲双边货币互换取得了实质性的推进，2009年以来，中国还与12个国家签署了总额为10212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此次国际震荡下增强亚洲区域金融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
遗憾的是，“清迈协议”向前再迈一步已是又一轮危机之后。早在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应该将清迈协议多边化，建立一个货币储备的集合，以在危机时提供贷款和流动性支持。然而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该问题才再次得到关注。2010年的3月24日，清迈协议多边安排正式生效，“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建立，资金规模达1200亿美元。但是，亚洲已错过了过去几年利用外汇储备集中发展区域经济的机会。
趁热打铁、连贯发展，应当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态度。作为经济增长中心，又面临新经济增长难题的亚洲更是如此。一轮冲击刚过，又担心欧美国家可能带来的下一轮冲击，各国合作意愿非常强烈，持续稳步推进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是重要课题。
其次，保障安全，强化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
危机已为流动性提供机制的缺失敲响警钟。欧元区自成立以来就存在流动性提供机制缺失的缺陷。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不救助”条款，加上欧元区没有顺畅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导致欧元区成员国一旦陷入危机，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希腊债务危机就是典型，致使主权债务信心丧失，危机放大到整个区域。作为救助措施，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达到1万亿欧元。阿根廷则因为2001年IMF拒绝向其提供13亿美元紧急援助贷款，从而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债务危机，致使“南方共同市场货币联盟”计划被搁浅。
亚洲金融合作应危机而生，且当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汇率制度也从固定到浮动呈多元化，汇率稳定机制难以建立。更重要的是，亚洲国家急需解决的是如何降低开放性经济体可能遭遇的外部冲击，流动性提供机制的作用更为突出。
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已建立，以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救助。但储备库基金由各国自行专项管理，在需要时经区域领导集团同意，安排资金调度，实现多边货币互换。该安排适用于单个国家发生危机时的应急救助，一旦传染性危机发生，则协议难以实施；而且，目前1200亿美元的规模尚小，难以完成抵御危机的使命。因此，继续促进货币双边和多边互换、扩充区域外汇储备库以及加强亚洲开发银行作用是当前更为现实的努力方向。
需要强调，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与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危机救助机制并不冲突，相反，二者互补，但区域机制不应依附于国际机制。上世纪末IMF对亚洲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提出的经济紧缩与结构调整等约束条件可能给亚洲国家留下阴影，但应当承认，无论是来自区域、各国政府还是国际金融机构，完善、成熟的贷款和流动性提供机制都是抵御危机，维护地区金融、经济安全的坚实盾牌。目前，清迈协议多边安排的实施条件还是依附于IMF的贷款条件，这一方面会造成亚洲国家轻易不敢求助于该安排；另一方面造成安排不能根据亚洲经济与危机发生的特点来灵活发挥作用。因此，既寻求提高亚洲在IMF、G20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以加强其对亚洲的重视、放松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条件、加大对亚洲国家发生危机时的救助力度，又努力完善区域内独立、反应快、成本低的自身救助机制和监控体系，对未来危机的防御和整个地区的金融稳定非常重要。2011年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成立，以及亚洲积极参与G20峰会以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都符合亚洲合作发展方向，需要再接再厉。
然后，形成亚洲特色货币联盟。
退出盯住美元是第一特色。在亚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变的情况下，不论从单个国家还是货币联盟的发展来看，盯住美元都不是长久之举。东亚各国贸易多样化，贸易方向也不对称，盯住美元使外部冲击对进出口造成不对称的影响，增加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调控的难度。况且，亚洲作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支重要的力量，不能为美元霸权再添砝码。
灵活的汇率稳定机制是另一特色。亚洲货币单位于2007年设立，但单一货币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亚洲来讲不会实现。亚洲的汇率制度逐渐向弹性较大的管理汇率制迈进。在共同的管理制度中，通过政策协调努力，汇率稳定机制有待形成，亚洲货币储备库可提供稳定机制保障。亚洲货币单位则可从清算、支付开始，逐步发挥作用，朝着欧洲货币单位的方向发展。
再次，充分利用亚洲货币储备库。
亚洲货币储备库为应对危机而建，但在非危机时期，可以投身亚洲经济、金融市场的建设。一方面寻求自身的扩张，另一方面，寻求亚洲技术进步与未来经济新增长点。储备库资金在亚洲区域内投资的过程中，还有助于拉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应积极推进储备库扩张和运用。储备库可部分化解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收益率低下的难题。将储备从美国国债中拿出来，投入到亚洲经济发展和崛起当中，在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同时，还能提升中国的亚洲地位乃至国际地位。
最后，拓展亚洲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要成功，也要驾驭全球化的浪潮，实现跨区域合作。欧债危机演化至目前阶段，已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诉诸救助。这说明货币金融合作程度越高，区内救助困难与博弈也越多。
亚洲区域有必要未雨绸缪，加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盟友关系。国际经济的治理权是零和博弈，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经济利益，提高区域合作效力。亚洲国家在IMF中的治理权还很弱，东盟+3占基金15.7%的份额，占15.2%的投票权；东盟+6，即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一起，拥有20%的份额和19.2%的投票权，显然与超过世界总产值34%的亚洲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符合。
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布了《三亚宣言》，旨在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2011年11月，戛纳G20峰会承认了应对外部冲击进行资本流动管理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得到国际组织的考虑和回应，显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效。新加坡成立小国论坛和环球治理组织，受邀参加G20峰会，都有利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的提升。
实质性跨区域合作持续深入开展无疑将与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相辅相成。
注释：
① 根据IMF提供的COFER数据计算。
② 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计算。
参考文献：
[1]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宣言［Ｒ］. 三亚：金砖国家首脑第三次会晤.2011.
[2] 高海红.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合作的路线图［J］.国际经济评论，2011，（5）.
[3]东盟+3.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Ｒ］.2011.
（编辑：张小玲）
作者：丁志杰 孙小娟
我国金融政策长期缺失，使得金融政策滞后与货币政策活跃形成强大反差，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
记得1978年秋我跨入大学校门攻读金融专业时，在《货币银行学》课本里还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对“货币政策”这个概念都十分陌生。也难怪，当时我国实行严厉的金融计划管制，也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设的二级银行制度，货币政策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体制土壤。课本里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似乎也无可厚非。
今天，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货币政策的走向、工具的运用以及政策调控力度的改变，都受到经济界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步的表现，自然值得人们欣喜。
然而，欣喜之余我们注意到，我国始终没有一个成形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长期缺失与货币政策的活跃形成了强大的反差。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常常把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所谓金融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金融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有关金融产业发展方向、产业结构安排、产业技术手段提高的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都属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范畴，但其作用范围、功能以及调节手段存在明显的差别：
货币政策：只对形成货币需求的那部分金融活动发挥作用。其调节手段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数量调节，另一类是运用利率、汇率等政策工具的变动去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价格调节。
金融政策：影响所有金融行业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时也影响一国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业的整体发展进程。除了间接调控以外，金融政策还包括行政调节和法律规制。
为什么要制定金融政策？
制定金融政策的意义，择其要者主要有三：
第一， 制定金融政策可以使金融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约束。
社会公众是直接的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愈来愈广泛的情况下，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供给程度，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福利水平。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公众手中的证券资产已达到相当规模后，金融发展水平制约下的资本市场结构的深化程度和市场稳定程度，更是与公众切身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但是金融政策的长期缺失，使金融发展没有一个明晰的总体发展目标，处于一种懵里懵懂和放任自流的状态，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即使对某些改革和发展路径已经十分明确的重大金融问题，推进步伐也很缓慢甚至迟迟不能破题。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就是一例。年复一年，这一事关金融发展全局的改革至今仍停留在无休止的讨论和各种实施方案的比较上，在实际操作层面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如果有了金融政策，金融发展就有了明确的政策目标约束。尽管这种约束不具有指令性作用，但其无疑会使金融发展具有明晰的方向感和目标感，从而增强金融发展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加快金融发展的进程。
第二， 制定金融政策可以降低金融发展的成本，增加金融发展的收益。
成本-收益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一对基本的比例关系，而金融发展也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对比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金融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金融发展缺乏整体感和层次感：
● 一些曾被推崇并且付诸实施的金融发展措施，一段时间后又成了“改革”的对象；
● 一些金融机构在设立时由于市场定位模糊，发展方向不明，业务开展起来后多有“违规”之嫌，政府还要支付整顿监管成本；
● 对某些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带有攻坚性质的改革与发展举措，或是由于相关利益部门的干扰和博弈，或是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考虑，政府举棋难定，踌躇不决，无法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
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发展的时间成本。
第三， 制定金融政策可以给社会公众相对稳定的政策预期。
政策信息对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在股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政策信息是通过影响公众的心理预期和交易行为来影响股市的，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大小，又与政策信息的确定性直接相关。
模糊的政策信息使公众难以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例如，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市场发展政策，以至于政策上左右摇摆：忽而决定公司新股发行时按市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忽而又决定停止减持。可以说，国有股减持已经成为引致股市动荡的最大利空因素，是悬在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府对此事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热情，也影响了股市的稳定。
事实证明，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它比单纯的利空因素对市场的杀伤力更大。
对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厚此薄彼”，与其说是政府在政策生成机制上的一种“政策歧视”，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政策设计和政策安排方面的一种缺陷更为准确。
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金融业虽然有别于一般的公共产业，但就其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的紧密程度及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看，丝毫不比其它社会公共问题逊色。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政策，引领金融发展步入快车道，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金融政策的基本点
金融政策的内容如下：
● 金融产业政策目标
● 金融各行业与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发展规划
● 金融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 金融产业技术进步
● 金融产业对外开放
● 金融产业监管
● 金融产业政策手段等
其中，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是金融政策的核心内容，其它内容都是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服务的。
金融政策的构成要素包括：
● 金融产业组织政策
● 金融产业结构政策、金融产业布局政策
其中，产业组织政策和结构政策是金融政策的基本点。由于我国金融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而非竞争过度，因此，产业组织政策的重心应放在鼓励竞争、限制垄断方面。通过各种制度规则的建立与实施，改革金融行政审批制度，降低市场进入壁垒，着力为金融主体造就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保障公平竞争，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金融产业结构政策的实质，在于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推进金融发展。
产业结构政策在中国金融政策中占有核心地位。
给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在于，总量扩张和结构深化是推动金融发展的两大动力。我国一些主要的金融总量指标，如货币供应量、贷款总规模、金融相关比率（RIF）等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金融结构多样性的设计安排上。但是，我国金融结构创新的步伐明显滞后，导致金融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不仅层次单调的金融产品（工具）结构、金融业务与金融服务结构无法满足经济主体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单一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结构和畸形的资本市场结构的弊端也日益凸显。
我国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几乎都与金融结构的缺陷有关。理所当然，应把结构创新置于比总量扩张更为重要的位置优先加以考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产业结构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我国金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作者：苑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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