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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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土木学术论文

学术兴趣、学术乐趣、学术志趣

摘 要：学术兴趣、学术乐趣和学术志趣(以下简称“学术三趣”)是一组前后展开的逻辑链条。学术兴趣是基石，学术乐趣是桥梁，学术志趣是彼岸。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具备学术三趣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然而，由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学术三趣的部分缺失，在不尽科学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的引导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伪学术繁荣现象。改变这一局面除了要改革学术评价机制，更重要的是培育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三趣，要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真正热爱学术。

关键词：学术兴趣;学术乐趣;学术志趣

学术研究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不是兴之所至天马行空地抒发感想，更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东拼西凑写几篇文章。在学术研究的路上要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有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然而，当今中国高校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表面的虚假繁荣之下(笔者称之为伪学术繁荣)，掩盖的是学术创新的无力、学术动力的不足和学术生态的破坏。以上问题追根溯源，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学术兴趣、学术乐趣、学术志趣的缺失。

一、学术兴趣、学术乐趣、学术志趣

兴趣、乐趣、志趣貌似是三个概念相同的词语，特别是兴趣与乐趣，许多人在使用中都把它们当成了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语。对学术研究来说，三个词汇确实有很大的差异，并且互相之间构成了一个可以前后展开的逻辑因果链条。

所谓兴趣是指“喜好的情绪”，比如，很多人对下棋感兴趣。所谓乐趣是指“使人感到快乐的意味”，比如，工作中的乐趣是无穷的。所谓志趣是指“行动或意志的趋向”。通俗点讲，兴趣是指喜欢做一件事情，乐趣是指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快乐，志趣指是愿意把做某一件事情当成终生的追求和努力方向。如果这件事情是学术研究，那么相应的学术兴趣、学术乐趣、学术志趣的概念也就再清晰不过了。学术兴趣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爱好(不见得会转化成学术研究的行动，或者转化之后难保会“叶公好龙”)。学术乐趣是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感觉到了快乐，不管快乐的原因是因为物质上的收益或者是精神上的满足(不见得因之而把学术研究当成毕生的追求)。学术志趣是把学术研究当成了自己终生的行为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达到了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业”。学术兴趣是基石，学术乐趣是桥梁，学术志趣是彼岸。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并且是逐步展开，依次递进，渐入佳境。一般意义上来说，有了学术兴趣，接着会有学术乐趣，最终会产生学术志趣。但事不尽然，现实生活中，有了学术兴趣，不一定有学术乐趣，有了学术乐趣也不一定有学术志趣，甚至学术兴趣、学术乐趣都具有了，也不一定会产生学术志趣，倒果成因、反向推理也是成立的，也即是，如果有了学术志趣，往往都会有学术乐趣，有了学术乐趣，也往往会有学术兴趣。借用逻辑学的说法，三者构成的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例子也证明了这点，大凡有学术志趣者，皆是学术兴趣和学术乐趣兼备的，如居里夫人、陈景润等，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最为圆满的结果就是实现学术兴趣、学术乐趣和学术志趣的有机统一。有了学术三趣的统一，从事学术研究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由内心生发出的一种神圣使命感，是一种内心的呼唤、一种梦想的召唤。只有这时，做学术才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再苦再累都会为之终生付出，无怨无悔。这样的学术才是真学术，得出的才是真成果，学术的繁荣才是真繁荣。

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

由于高校学术研究者学术三趣的部分或者全部缺失，导致在当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貌似繁荣的科研大軍中，缺少真正的“以学术为业”者。有些人具备学术兴趣，但缺乏学术乐趣，难得既有学术兴趣，也有学术乐趣，甚至相当有学术天分者，又因为经不住社会方方面面的诱惑而没有学术志趣，不愿意献身学术。正是因为缺失学术三趣者太多，学术研究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很多时候成为一种考核机制逼迫下的痛苦任务，成为了捞取功名利禄的进身阶梯，这样的学术仅仅是为“稻粱谋”，不是“道良谋”。

学术三趣的缺失尚不可怕，更为可怕的是，在缺失学术三趣的生态环境下，许多高校又实施了一刀切的机械量化式学术评价机制。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主观上的学术三趣缺乏，加上客观上高校学术评价体系的僵化偏执，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突飞猛进，直接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大繁荣。可惜的是，这种繁荣泥沙俱下，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更多的是荒草丛生。无非是学术论文数量的一再增加，学术刊物的遍地开花，但有价值和意义的学术成果寥若晨星。这种繁荣甚至可以称作“伪学术”的繁荣。所谓伪学术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虽然没有错误，也算不上学术不端，但是这些成果并没有丰富人类知识的宝库，更谈不上启迪智慧、创新思想，只是在说着正确的废话，换个角度重复着已经被证明的真理，出版的成果无人问津。伪学术的繁荣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生态，一步一步侵蚀着本来就不多的学术生长空间，禁锢了学术三趣的培养。

应该指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伪学术的繁荣基本上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同步。经济GDP增长有多快学术GDP增长也有多快，二者成正比例的关系。但是，就像经济GDP有虚高一样，学术GDP也会有水分。近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展，高校的增多意味着高校教师的增多，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只要是个高校都开设一些相似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直接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师资的急剧膨胀。由于当今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教师的科研评价机制基本上是机械量化考核，这就导致了人文社科教师(特别是地方高校的人文社科教师)要拼命地发文章与做学术，拼命地去“创新”。学术著作汗牛充栋，学术论文堆积如山，学术价值少得可怜，除疯狂地拉高了学术GDP之外，还制造了数不尽的学术垃圾。虚假的繁荣掩盖的是真实学术的贫瘠和学术创新的滞后。长此以往，高校人文社科学者逐渐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厌恶和自我鄙视，学术自信日益消解，学术三趣更是难以建立。

三、培养学术三趣需要改革学术评价机制

(一)学术研究是慢功夫，不能催逼太急，更不能揠苗助长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需要漫长的学术积累，厚积薄发是正常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律。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来说，特别是青年学者，尚处于学术积累时期，正在慢慢培养自己的学术兴趣点，处于学术研究的厚积阶段。可惜，社会往往失去等待的耐心，催促着青年学者在这个时候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早出成果。违背学术规律进而揠苗助长，除了造成伪学术泛滥，更为可怕的是青年学者刚刚兴起的学术兴趣遭到了摧残和扼杀。高校科研管理部门需要做的就是创造温馨宽松、自由自在的学术研究氛围，给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充分的自由和尊严，等待他们慢慢积累后的学术爆发。有了成果积极奖励，没有成果耐心等待，既不相逼也不相催，以平静之心等待果熟蒂落，最终会形成一片果园万果飘香、芬芳四溢。当学术研究者有了学术兴趣和学术乐趣，再树立起学术志趣时，还怕没有源源不断的科研成果吗?同理可知，如果没有培养起学术三趣，暂时的些许成果只不过是应景之作或者揠苗助长结出来的果实，是经不起阳光的暴晒和时间的打磨的。特别是不要奢求创新，不是不要学术创新，作为学者，创新思维要有、创新意识要强、创新的嗅觉要敏锐，但是不能没有创新乱创新，为了创新而创新，不是创新假装创新。拾别人的牙慧经过自己粗糙的加工，就加上“创新”两字，那是投机取巧，结出来的肯定是不折不扣的伪学术成果，这样的成果虽不敢说是欺世盗名，也是一种“高明”的学术不端。创新值得鼓勵，非创新性成果也有很多，同样值得欢迎，要秉持创新思维、坚守学术良知、做好学术规范，心存敬畏、勤勉敬业。

(二)学术评价机制不能机械量化

目前，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过于机械量化。刊物分级、数量至上、崇洋媚外、形式八股，而且评价模式单调划一，评价方法简单机械，操作流程行政官僚，诸如，轻视高校教师的教学表现、过分追求论文数量、人为划分刊物级别等。对凝结着学者思想和智慧的科研成果优劣高下的评价仅仅用量尺和磅秤来测量，这不像是知识分子云集的高校的做法，反倒像农贸市场。单纯的机械量化考核，使得学术生态环境恶化，伪学术层出不穷，学术GDP虚假虚高，非但没有培养起教师的学术三趣，而且逼迫教师做无意义的学术创造，扼杀了高校教师的学术乐趣和学术志趣。此外，学术成果评价实行的是一刀切，唯有科研成果算是成就，漠视教学效果优劣与否。事实上，高校特别是地方性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其次才是科学研究。难道授业解惑低人一等吗?通过上课培养很多有学术兴趣的学生就不算成绩了吗?须知，在我国，研究型大学毕竟占少数，绝大多数的高校还是教学型或者是教学研究型。特别是刚刚启动的高等教育结构改革，全国有将近一半的高校要转型为应用技术型高校，对于这一类型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占比不大，职称评聘恐怕要更多考虑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在应用型技能型实践中的贡献。最近清华大学正在试点的高等教育改革就是把教师分为两类，允许教师自己选择是学术型还是教学型。两类教师采取两种考核体系，地位平等，没有高低之别。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刀切式的单纯量化学术评价机制亟需改革，这种学术评价机制“会造成一种荒谬的导向，鼓励低层次或速成式的写作，造成‘成果’的泛滥，在虚假的学术繁荣表象下堆积起无数的泡沫文字，湮没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面对数量的盲目追求，同时也会影响到学者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深化”。在这样的学术评价机制下，教师的学术兴趣要么被阉割，要么转而化成通过学术寻求商机和沽名钓誉的动机，总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转化成学术志趣。我们可喜地看到，针对这一弊病，教育部在2017年发布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方面的改革意见，对之前那种单纯追求论文数量的量化式评审方式进行了改革，同时赋予高校职称评审方面的自主权，各高校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符合自身类型和定位的职称改革方案。

(三)学术生态环境要净化，更要静化

学术研究除了需要干净的环境，还需要安静的环境，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学会净化并静化学术生态环境。所谓干净就是去除学术杂质，清除学术污染，挤掉学术泡沫，杜绝学术造假，严禁搞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就像农田，农作物的生长繁殖速度总是慢于杂草的速度，如果杂草不除，农作物的生长空间只会越来越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同样，“劣币驱逐良币”，当伪学术大行其道时，真学术肯定节节败退。因此，需要定期清除学术杂草，扶持真学术开花结果，不给伪学术成长的空间。除需要干净的环境之外，学术研究更需要安静的环境。所谓安静就是学术研究者要甘愿坐冷板凳，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克服浮躁之气，保持知识分子的一种清修淡定和人格尊严。“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古人发奋苦读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用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需要研究的事情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更多，但是大多需要旷日持久之功，很少有三五个月就能解决的，更不会是一日灵光浮现所能达成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定要静下来、慢下来，多读书、多思考，等等自己内心的呼唤，有话可说则说，不能无病呻吟。西方有谚语讲“匮乏的肉体养不活高尚的灵魂”，在现如今的高校科研奖惩体制中，如果慢出成果、少出成果，科研工作者可能会面临生存待遇下降之忧。高校要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清修淡定创造条件，让他们能有淡定安静研究的资本。这个时候学术兴趣才会萌生，学术乐趣才会形成，然后才能奔着学术志趣去前行。

培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三趣是解决当前学术研究动力不足、创新不够、前景不明问题的不二法门，而培养学术三趣需要尽快改变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评价机制，净化并静化学术生态环境，让学术研究慢下来，让学者的兴趣乐趣志趣追上来。只有这样，学术三趣才能逐步树立，才能迎来真学术的大繁荣。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蒋寅.学术的年轮[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作者：王喜峰

第二篇：湖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师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隆重召开

12月6日，湖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师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在湖南宁乡灰汤镇召开。本次年会由湖南省建筑师学会主办，湖南方圆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湖南大学建筑学院、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长沙市高新区规划建设房产局、《中外建筑》杂志社共同承办。

年会以“文化城市”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学术研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巡视员肖常锡，省住建厅相关领导，省内建筑界知名人士巫纪光、谭正炎等，以及湖南省14个地、州、市建设局(建委)领导和学会名誉理事共同出席了本届年会。

本届年会旨在汇集政府、建筑界、文化界等领导及专家一同研讨在城市建设中文化的缺失问题。特邀了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陈可石，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低碳建筑研究所所长、《建筑与文化》杂志主编郑炘，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院长魏春雨，湖南方圆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朱红，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杨瑛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本次年会及学术报告分别由湖南省建筑师学会秘书长殷昆仑、湖南大学叶强教授、中南大学石磊教授三人主持。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陈可石：城市的评判标准最终应体现在它的人文价值上面。我们应该把创造人文主义城市作为工作的目标，把人文主义、人文关怀、人文价值作为一个城市的价值体系。我们要保留城市的人文遗产，更需要创造城市新的人文价值，人文价值才是城市最大的价值。

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低碳建筑研究所所长、《建筑与文化》杂志主编郑炘：城市文化就是让城市拥有文化。从城市建设角度出发，以文化的精神未建设城市。广义来看，文化景观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包括城市、乡村、各类生产与生活设施在内。应从历史建筑的重建、完善配套设施、复元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等方面完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院长魏春雨：城市文化，有时就是一个虚拟的片段，做好每一个片段，就是回归城市。把收集到的环境做分析，可以看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跟建筑有关的要素。

湖南方圆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朱红：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集聚、市场繁荣、交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城市价值观念是文化城市的精髓，文化建设将成为和谐城市建设的核心，文化是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即使作为建筑师，“文化”依旧是一个很大的命题。用“文化”构建一些新型的生活空间，使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感受文化氛围，为文化城市建设做出贡献。

湖南省建筑师学会理事长、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杨瑛：文化其实是一种情境表现，一个建筑作品实际也是一个情境，情境的建筑是一种可观、可游、可触的情境空间。在创作过程中，要沉浸于其中，凝神于其中，流连于其中，忘怀于其中，最好的是相忘于其中。

湖南大学教授巫纪光：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一切成果的表现，现在讲的主要是指精神上的积累。文化是以其特有的形式语言为人感知而实现的。我们的城市有没有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在多元文化的条件下，怎样保持地域城市的文化特色是很重要的。

株洲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李良：株洲在文化与建设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经验。建国后的株洲是全国的交通枢纽;改革开放后的株洲成为了工业新区和服装商圈。在株洲近年城乡建设中对全市建筑风貌进行了控制。在湘江风光带的建设中，采用生态方式建设，打造诸多景观节点，创造本土工业文明的重要展示面。

三湘都市报总编、文艺评论家龚旭东：建筑的词根是艺术，文化是建筑的命脉。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词来提升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第一个“超越”。超越几十年来建筑师的职业定位。同时，建筑设计也应该具有超越性，上升到文化层次，作为艺术品来设计。第二个是“敬畏”。应该尊重城市历史文化，客观、历史的看待一个城市的文化。第三个是“博弈”。国内设计师要争取自我解放，获取独立自由的创作空间。

湖南大学教授、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设计系主任叶强：一直对“文化城市”这个词心存敬畏，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共存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标志，城市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城市中，建筑是最重要的景观之一，文化则是对城市的一种认识。转型是文化与城市近期发展的主要特征。但是一些现存的城市文化现象令人担忧，“要什么样的文化城市”与“如何文化我们的城市”应是我们现在认识和反思的问题。

常德市规划设计院总建筑师张成：文化概念广泛，有地域、人文、农业、工业、商业文化等。在文化城市营造中应注意：城市建设应在规划阶段彰显文化底蕴、建筑应在设计阶段融入地方文化特色、城市综合设计对营造文化城市的影响。通过建筑师合理的规划设计，建设者的精心建造，管理者的科学管理，我们的城市家园会变得更加宜居美好!

湖南大学教授、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精神文明退化的原因有三点：1.革命的背景;2.教育的背景;3.经济的诱惑。文化的缺失导致审美的缺失，而反过来，审美的缺失又导致文化的退化，两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文化以及审美的缺失，不仅是城市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关乎全民素质和国家未来的大问题。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景观设计研究所所长王小保：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生命。它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拒绝和接受，有自己独特的敏感点和兴奋点，有自己的性格和风度，这也正是我所说的“千域”。与之相对的，“千寻”则是以现有的城市环境及历史文化特征为基础，营造“足够的可辨识性”的城市，也就是一种可以留之于时间记忆和空间记忆的群体风格。这种可以被记忆的风格，有一部分可以进入美学领域，因此也可称之为魅力。从时间、人群、文化、自然四个方面追溯城市魅力，并通过实践案例展现对环境的思考。

张家界市第一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刘发东：张家界作为新兴国际旅游城市发展迅猛，城市建设紧跟旅游产业龙头。在当前全民浮噪的快餐式处事原则下，如“市长工程、商业开发捆绑工程”等给城市景观及文化建设影响突出。新兴的旅游文化、地产商业文化等混合着，形成未知的城市文化特色，维持着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远行。

上海鸿图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陈钦河：造“城”运动，政治需求，“失地”农民的精神痛楚等问题使我们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它包含构思立意、建筑创新、场所精神、文化重构等因素，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失地农民、“身”在楼上、“心”在地上，执行上需要有一批决策者、执行者、设计者、建设者、管理者等人员的配合，并且更应关注第二次“失地”农民的发展需求生存质量、场所精神、文化重构等现状问题。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曾益海：当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正在消逝，城市文化已经危机四伏。“无根之人”——高考新移民的侵入催生了“无根之城”。以进城为目的的高考推动着城市的膨胀。经过高考机制筛选的城市建设者对城市无记忆、无敬畏，以唯分数论下形成的唯GDP论指导着城市建设，决定城市方向，这必然导致人文缺失。未来城市建设亟需改变人的训练和思维模式，秉承“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态，重新回归城市的“乡愁”。

此次学术年会共有嘉宾、代表、高校师生等200余人出席。年会共邀请了十五位专家学者就“文化城市”主题共同探讨，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火花，衬托出每个人对文化城市的不同理解。本次年会中各位专家和学者提出的观点、思考、建议等，对于今后政府及勘察设计行业在城市建设中对于文化关注度的提升，对“文化城市”的建设过程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湖南省建筑师学会供稿

第三篇：学术精神与学术方法

摘 要：在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需要建设和提升的今天，高扬学术研究之精神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所提倡的正确无私的学术目的、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科学求真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广大学者有着重要的指导和规诫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学术方法

《清代学术概要》[1]是评述清代学术的第一部专著，它系统论述了明末至梁启超以来200多年的学术发展概况。这部著作问世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发展的入门必读书。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所揭示的学术思想，对后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在今天——学术风气亟须提升的时期，《清代学术概要》所提倡的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就凸现出了更大的价值。

一、学术研究之目的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学术研究人员需要明确的最基本的问题。“科学不单是一种智力上的探索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过程”[2]，研究人员的研究动机、价值趋向对他个人的成长和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认清这个问题，是树立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形成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采取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基础。

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清代学术概要》有许多精辟论述，如：

震(戴震)之言曰：学者当……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161页)

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 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174页)

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175页)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175页)

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219页)

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225页)

梁启超的观点非常鲜明，“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他对于学术研究目的的看法。这一观点早在200年前就已提出，但对今天的学术界和学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现象：从事研究的人员和出版的学术论著的数量巨增，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表面看来，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在这种巨大数量的背后，却是学术质量的低落，学术风气的恶化。与政治、经济领域相似，近几年来，学术界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量的平庸和滥竽充数之作充斥，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遭到毁坏。究其原因，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学术目的不端正却是最根本的一条。

为什么要“为学问而学问”?这是由“学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李伯重[3]的解释，“学术”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与学院有关”，即学术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只有那些在专门的环境(研究型大学)中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研究型人员)才有资格进行学术研究。二是“非实用性”，即研究学问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摆脱愚昧，而无任何实用目的，也就是梁启超所提出的“为学问而学问”。

事实上，讲究实用性也确实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获得。千百年来，“致用”一直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目的，在此目的之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把“学问”当作了一种手段，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或仅仅是为了博取功名、获得利益。于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学术成果与知识分子的数量是绝对不成比例的。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它需要排除各种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只有抱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目的，才能从兴趣出发，专心致志，把追求真理和真知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毕生精力运用到对学术的探索中去。相反，如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甚至只是把学术当作为个人牟利的手段，那么，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必然会转移到学问本身之外，学术成果就难以获得，学术就难以发展。更甚者，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之下，学术腐败，学术造假会应运而生、大行其道。

当然，“为学问而学问”并非要否定科学研究要服务于社会这一原则。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科技研究成果归根结底要落脚在应用上才能体现出其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可以立竿见影地进行应用。若仅把“有用”“无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就会偏离科学研究的核心内涵——求真，就会影响学者“为真理而求知”的使命感。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功利主义——将学术研究作为获取名利、求取利禄的阶梯。与前者相比，这种学术目的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无视学术的纯洁和尊严，让个人利益凌驾于学术之上，把学术研究只当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敲门砖，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歪曲学术的科学性，在这种目的驱使下的所谓研究只能阻碍学术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由此可见，出于对知识本身的浓厚的兴趣而自觉地探索才是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动力。各领域的学者只有不求功利，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使命和志向，专心致志地探索、追求真理，才可能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得到真正的发展。

二、学术研究之精神

学术研究的发展，要求学术研究人员具有积极向上的学术精神。学术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勇于探索的求知勇气，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等。

《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代学界，尤其是清代正统派(乾嘉学派)的学风特点进行了论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观点对今天的学者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如：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127页)

其(正统派)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135页)

钱大昕谓其(戴震)“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余廷灿谓其(戴震)“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不通贯群经，即无稽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163页)

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得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174页)

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225页)

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之统一，……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228页)

“实事求是”是正统派进行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所谓“无征不信”、“忠实、求真”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梁启超还延伸出其他重要的学术精神，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前辈成果，不可强求观点统一，不怕学术争论，而应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梁启超举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和王引之的例子，说：

段之尊戴(戴震)，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旧注旧书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170页)。

当然，正统派学者的怀疑和创新不是凭主观臆断而来的，而是经过大量的艰苦的劳动，穷搜冥索、旁征博引而得出的结论。正如梁启超所言，是“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

在学术风气不正，学术质量不佳的今天，这一学术精神对学术研究人员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学术研究不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否则学术就不能进步，所谓的学术成果也就只能是滥竽充数之作，甚至是一堆文字垃圾。其次，学术研究不能速成，不能凭灵机一动，主观猜测，就可以一蹴而就。在严肃的学者眼中，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甘心吃苦头，坐冷板凳。

另一方面，学术争论中不能自以为是，蔑视对方，而应尊重别人的观点，虚心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梁启超认为学术分歧是学术研究中必然会存在的现象，对此，可以进行学术争论，也只有如此，学术才能进步。但是学术争论是“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决不能固执己见，藐视、不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

近些年来，学术界的学术争论有不少，但并非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在学术问题范围之内各抒己见。有些人不以客观实际为据，自以为是，明知有误，坚持不改;有些人甚至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大骂出口，搞人身攻击。因此，梁启超提出的学术争论的原则在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规诫作用。

关于学术研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第十三节对正统派的学风作了一个总结，共提出了十条治学原则。笔者认为，尽管这十条是清代某一学派的研究特色，并且主要是针对考据学研究所提出的，但它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研究人员。如：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173页—174页)

这十条是清代正统派的学风，也是任何一个有学术道德的学者都应当遵守的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

前五条讲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强调学术研究必须要客观有据、不可臆度;学者态度要诚实有信，讲究实证。其中，第四条涉及学术道德问题，指出了“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是有违学术道德的行为。

第六、七、八条是学术研究中的规范问题，涉及学术继承、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等方面;这些学术规范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延伸。其中，第六、第八条也涉及学术道德问题，尤其是第六条值得学术研究者特别注意：在清代正统学者看来，“剿说”是“大不德”，是“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第九条是对学术研究方向的要求。梁启超主张研究要“窄而深”，他说：

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227页)

第十条是对学术文风的要求。清代正统学也叫“朴学”，其学风求真务实，其文风同样朴实无华。梁启超说：

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187页)

今天，学术界低落的学风助长了文风的浮华，某些学术论著充斥着虚华不实的文字，故弄玄虚;有的甚至为了追求字数而累赘烦琐，枝叶蔓生。因此，对文风的要求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针对今天学术界出现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种种不良现象，许多有学术道德的学者呼吁提倡科学的学风，讲求“学术规范”。可以说，《清代学术概要》中所提出的这些学术研究原则不仅是正统派的考证风格，更是一种科学的学术规范，是一种比占有资料更可贵的学术精神。这些重要的学术精神对今天的学者和学术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规诫意义。

三、学术研究之方法

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具体的方法上会有所差别，例如物理学、化学研究要常用实验法;数学、逻辑学研究要常用推理演算法;语言历史研究要常用考证归纳法等。然而，有些方法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会用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介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些方法是对清代正统派研究古代语言和文献的方法的总结，但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例如：

然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172)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代考证家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186页)

清代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224页)

这些叙述既有治学方法，也有治学步骤，对学术研究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梁启超在引用了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后所说的那样：

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著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173页)

《清代学术概论》还介绍了清儒常用的有助于学术研究的一些做法，例如：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185页—186页)

再如：

清儒既不喜效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187页)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札记册子”和“函札”这种手段似乎有些落伍，但清儒求真务实、注重积累，重视学术交流的风气和方法却永不落伍。

要言之，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是学术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学术目的是基础，目的不正，动机不纯，就不会有向上的学术精神，更不用谈研究方法;相反，从“为学术而学术”出发，才可能树立求实创新、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进而找到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无论什么研究领域，要想有真正的学术发展，都应该加强这三个方面的修养和建设。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

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亦可以成就也。(224页)

注释：

[1] 梁启超著，夏晓红点校.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

[2] 吴海江.学术研究需要理想主义[N].光明日报，2004-9-7.

[3] 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J].社会科学论坛，2005.

参考文献：

[1] 王子今.清代考据家的学术道德[N].光明日报,2005-1-11.

[2] 张明非.一种切实而有效的研究方法—谈谈古典文学历史文化研究[C].百年学科沉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作者：贾娇燕

第四篇：学术与学术思想史

面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整体，每一位愿意独立思考的学生都可能问他/她的老师：我凭什么相信你讲授的这一课程所代表的极细小的知识片断是正确的呢·推而广之，在我以有限生命追逐无限知识的过程中，我凭什么相信我所追逐的那一极细小的知识片断不是虚幻的·如果很不幸地，我毕生阅读的核心部分事后表明是虚幻的，我的生命意义是否消失·

诸如此类性命攸关的问题，老师们通常不会在所授课程的第一讲里披露给学生，他们担心会压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但是，难道老师们可以不允许学生怀疑他们武断地讲授的那些极细小的知识片断吗·难道当代的教育，其宗旨不是要开发学生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回避上列的那些问题。

开篇所述的问题，我称之为“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遵循哲学认识论的传统，称之为“知识的定义问题”。柏拉图曾问：什么是“知识”·对柏拉图的这一问，西方学者提供了三种解答：其一，知识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的符合，称为“符合论”;其二，知识是逻辑自洽的观念体系，称为“融洽论”;其三，知识是有根据的确信。这第三种解答其实试图包容前两种解答，故称为“符合—融洽”论。我以为金岳霖先生追求“真且通”的知识论，也属于上列第三种。

根据我的观察，学生们及其家长们，由其行为所揭示出来的他们对上述的知识合法性问题的解答，可概括为下列三种：其一，凡时髦的知识，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社会时尚——因为时髦的知识或许在最近的将来也是可以带来可观收益的知识。其二，凡权威认可的，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学术权威——因为经过权威认证的知识在未来足够长远的时间里产生的回报或许足以抵消学习知识所支付的成本。其三，我觉得这是笛卡尔在《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里最早阐明了的一种知识态度，即“学究天人之际”的态度。根据这一知识态度，没有什么知识是长期可信赖的，学习知识的目的仅仅在于全面地开发心智，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上列三种解答，我向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推荐的，通常是第二种。因为它比较稳妥，不似第一种那样浮躁，也不似第三种那样令人无所适从。换句话说，他们应遵循每一学科的知识共同体长期认可的那些权威认可的标准，凡符合这些标准的知识片断，就具有可以信赖的知识合法性。

于是，我们在每一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往往是人类最新获得的知识片断。但为了求证这些知识片断的知识合法性，我们应追溯这些最新知识的学术源流，务求确信它们是出自学术权威或可逻辑地追溯至权威们的思想。

学术的主题固然可以而且往往是与最新获得的知识相关的，但学术主题的知识合法性却必须从学术思想史当中求得。我以为，这就是我当初坚持开设一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理由。

我观察中国和西方各经济学院系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有“经济史”，有“经济思想史”，有“经济学说史”，甚至还有熊彼特所论的“经济分析史”，却似乎没有“经济学思想史”。

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与预测，是经济学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史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思想史的论域。对经济理论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学说史的论域。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分析史的论域。对经济学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学思想史的论域。

阿伦特论证过，思想总是事后发生的，它没有能力预测未来。通常所谓“思想史”的视角，其特征是将研究对象X(一个观念、一项事件、一位作者)置于X由之发生的那一历史情境S内，从而研究者可以理解二元关系{S，X}的意义。

经济学思想史是将思想史方法运用于经济学，于是这里出现了许多二元关系{{S，X}}，所谓二元关系的集合。

这里收录的讲义，根据我在北京大学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本科生讲授经济学思想史的录音，由助教丁建峰和部分听课同学整理。在这里，被研究的对象X，可以代表某一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的某一基本概念，或某一经济学理论。与X对应的历史情境S，需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加以选择。其实，历史从来就是被选择和被建构的。我选择的{{S，X}}，当然也就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这一讲义，也就成为“我的”讲义了。

第五篇：存学术史、育学术人、开拓学术出版新境界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年鉴出版事业。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10月就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 从此，在改革开放推动下，中国年鉴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至今，我国出版过的各类年鉴3000多种，其中全国性综合年鉴与专业年鉴300余种。年鉴出版正在向集群化、系列化、多样化方向发展。省级年鉴系列、行业年鉴系列、城市年鉴系列已经形成，学科年鉴、高等学校年鉴和统计年鉴系列正在形成之中。其中，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在年鉴出版方阵中地位与作用愈发凸显。

关键词：学术;年鉴;出版

2014年6月，随着《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首批10部)得以全面问世。从世界出版业来看，我国是第一个出版系列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以下简称学术年鉴)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为出版学术年鉴品种最多的出版社。这10部年鉴的统一亮相，标志着我们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出版空白。

截止到目前，能坚持连续出版的而且已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年鉴已达二十部，如《中国经济学年鉴》《中国宗教研究年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民俗学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民族研究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国艺术学年鉴》《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中国地方志年鉴》《中国政府管理年鉴》等。

以学术年鉴的形式存学术史，育学术人，通学术古今之变，在开拓了出版新领域的同时，也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提供充分的现实服务资源。这也正是学术年鉴独特的使命。

一、学术年鉴出版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国家推动文化、学术繁荣发展战略的需要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事业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学术研究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和资源，发展学术年鉴，担负文化与学术的传承任务，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年鉴品牌，具有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0年，迎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就有《世界经济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等应运而生。这些高质量的学科年鉴记述学术发展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问题、新著述、新情况、新经验等，为国家相关机构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开启学术交流的大门，运用理论于实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思想文化领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现实、泽启后世的基础基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学术存史、学术育人的需要

学科年鉴，是继承传统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方式的重要载体。学术研究的传承一直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年鉴逐年连续出版，清晰地反映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既能反映学术发展的“点”，也可涵盖学术发展的“面”，是记录、启迪、传承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存史载体。同时，学科年鉴是现实性较强的资料性工具书，它记录现实，追求科学规范，靠事实和资料说话，对于学人的培养与教育有独特作用。学科年鉴的编纂对于学科的发展和扶持、学科布局的调整、制定学科发展战略、学科带头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具有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可以说，学术年鉴对于学术人才的成长，是忱边书，案头卷。

(三)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是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强调，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当前中国学术走出去，多偏重于理论，而学术年鉴更为务实的风格则更有利于学术的传播。西方国家一直有编纂学术年鉴的传统。著名的如《The Annual of Bernard Shaw Studies》( 肖伯纳研究年刊) 《Macroeconomics Annual》(宏观经济学年刊)《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人类学年度述评)《Annals of Mathematics》(数学年刊)、《Annals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年刊)《Philosophy Yearbook 》( 哲学年鉴) 、《The Goethe Yearbook 》( 歌德年鉴)《教育政策问题年鉴》《政策法规年鉴》《世界历史年鉴》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因此，编纂我们自己的学术年鉴，让国际学术界看到中国在学术上的努力与创新，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学术文化的博大，对于文化走出去意义重大。

二、围绕学科建设，创意打造学术年鉴系列

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发展迅速。1988年，我国有重点学科416个。2006—2007年间开展的第三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评选出28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677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同时评选出国家重点(培存)学科217个(包括军队高校所拥有的重点学科)。二十年间，学科数量骤增。如何为如此多的学科理清发展脉络是一项重大的基础管理工作。

(一)启动学术年鉴工程——为学科建设搭建平台。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认识到年鉴对于学科建设的重大价值。院领导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年鉴工程”课题组，专题调研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年鉴的出版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过细致规划、查阅年鉴资料、走访编辑部门以及近3个月的打磨，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工程发展规划》。

通过这次系统调研，我们了解到我国社会科学年鉴出版的整体情况，明确了组织落实学术年鉴出版的路径方法、进度安排等。在“发展规划”报告中，课题组提出，学术年鉴不仅是资料性工具书，也是对科学决策有参考价值的资政书;学术年鉴对于引导社会大众了解学术、尊重学术、运用学术，对于提高国家的整体科学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提交的调研报告中，课题组同时还提出了学术年鉴精品不足、实用性不够、检索系统不完善等主要问题。知己知彼，方可运筹发展大计。在西方国家，年鉴的普及程度很高，甚至有“年鉴”与《圣经》并称为“生活之必备书”之说。国外只要是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就会收藏中国的学术年鉴。

鉴于此，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开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年鉴工程(以下简称年鉴工程)，短短三年间，学术年鉴系列已经初具规模，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基本覆盖，有影响力的二、三级学科逐步推进的发展态势。从此，学科建设与学术年鉴连袂，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期稳定的展示权威平台。这个出版创意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2015年，15部学术年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优秀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荣誉称号。

(二)学术年鉴规范化建设——于一字一句处着手

当前，专业年鉴收集信息深度不够，服务对象不明确、资料加工粗糙、有价值的资料欠缺是整体缺憾。此外，年鉴的检索系统不够完善，影响了年鉴功能的发挥。学术年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年鉴工程开展伊始，就提出要把编纂规范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下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年鉴管理规定(试行)》中要求：年鉴的编纂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编纂体例规范》打造学术年鉴品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过深入调研，从编纂学术年鉴的基本要求、学术年鉴层次体例设置要求、学术年鉴编写规范要求、学术年鉴版式规范要求等方面对中国社会科学年鉴进行规范。为了提高文字质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要求，对学术年鉴实行全文质检，不仓促推出，不求一时之市场效益，打造学术出版精品。

(三)整合学术信息——记录中国学术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年鉴既具有资料性、年度性、连续性，同时，又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记事性、真实性、统计性、信息性、教育性、新颖性、指南性、便览性、图录性、检索性、工具性，等等。可以说，年鉴是系统记录专业知识重要形式。

(四)学术年鉴走出去——中国学术通向世界的平台

大型参考书和资料工具书，历来都是各类图书馆收藏的重点，也是图书馆里利用率较高的图书类型之一。各国图书馆对学科年鉴一般都优先采购、连续采购。我们强调学术年鉴要坚持连续、多卷出版，年鉴编纂要规范，要做精装书，印制工艺向国际优质年鉴看齐，就是要在各大国际书展上展览时，引起国外大型出版商的注意，并愿意为中国学术年鉴走向世界奠定基础。三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已连续在美国纽约书展、英国伦敦书展、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推出学术年鉴系列出版物，反响热烈。

(五)读者认可——学术年鉴的至高追求

学术年鉴，第一要务仍是满足读者需求。从实用性角度看，学术年鉴中大量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科研数据，与时代发展、百姓生活都息息相关，比如《中国人口年鉴》中的“人口统计数据”、“医疗花费”、“在校注册学生数”就与大众生活联系密切;《中国经济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中的经济指标、各国经济状况的反映、世界银行的权威统计数据，都是政府企业进行重大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在国家图书馆，这几部年鉴也是被借阅最多的年鉴。学术年鉴系列要始终以为读者服务为出版导向，研究一切有利于读者的出版可能。

三、学术年鉴出版需要补齐的短板

(一)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年鉴出版品牌，要实现多种产品开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仍以纸质出版为主，个别年鉴有电子光盘。但与整个出版业数字化的要求相比，推出年鉴数字副产品，如年鉴数据库，非常必要。除了数字产品，还可以围绕学术年鉴开本大，信息量大、时间跨度大的特点，进行袖珍本、精选本的编纂出版。

(二)制订科学、统一、规范的年鉴编纂标准和体例，与国际接轨，为我国学术规范建设树立标杆。出版学术名鉴，规范、准确、凝练、时效、查阅便利是对年鉴编纂的普遍要求。与国外年鉴相比，我国现有的年鉴，普遍缺少丰富多样的索引系统，查阅不便。虽然三年来我们已经有十多部年鉴编制了学术索引。但索引的规范性、实用性与实际年鉴的查询要求相比仍有差距。

(三)年鉴编纂队伍需要加强。年鉴编纂需要业务素质高、编校水平高的一支队伍。并且这支队伍要长期稳定人事这项事业。现有的学术年鉴还有许多是临时抽调来的“外编”，对专业知识和编辑知识没有学术年鉴所需要的水平。这对年鉴编纂质量影响很大。

(四)充分利用各科研单位的学科优势，实现学科资源重组。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工程还只是部分科研单位参与，没有在整个学术界形成广泛的参与。有的学科优势强的单位并没有组织编纂学术年鉴。因此，编纂力量的整合归并非常迫切。要调动各方学术资源，形成信息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学科年鉴方阵，从而为占领学术制高点，形成中国学术话语权。

四、结语

秋实满园，一定是在春耕夏作之后。耕耘学术历史，锤炼学术经典，这是我们年鉴出版人的学术追求。一部学术年鉴，从体例统一、内容整合、文字雕琢、索引编排，到排版印制工艺设计、发行渠道开拓、读者反馈信息收集等，非一日之功可毕，非一人之力可成。读者手中沉甸甸的年鉴，蕴涵着编纂过程中众年鉴人的一片心血。学术年鉴在整个工具书出版领域，是“小众的”，甚至是“寂寞的”。但是，如果我们紧紧围绕“学术”这个知识界都认同的基点，虽“小众”却可以服务大众，虽“寂寞”却客观实用。学术年鉴应该，也可以成为新的学术经典，成为有分量的出版创意。

作者：张昊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