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个女人
女性主义的话题似乎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在欧美，由好莱坞的MeToo运动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打破沉默者”;在日本，纪录片《日本之耻》的影响，为伊藤诗织赢来了时隔四年的艰难胜诉;在中国，不时出现的有关生育难题、职场骚扰、家庭暴力等具体事件，也常常引发社会范围内对女性现实处境的广泛热议。成为女人的焦虑与作为女人的挣扎，是几乎所有女性穷极一生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而在文学的世界中，为什么写作与怎么写出自己的声音，更是让一代代女作家备受困扰的难题。2019年，在中国当代文学新作中，几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聚焦女性成长，似乎与当下的社会热点形成了某种呼应。但是，与全球范围内女性意识的又一次觉醒相比，我们的文学书写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映照出的是当代中国女性的命运，而对这些人物的想象与塑造，也进一步透露出女作家对自身性别的思考，以及我们的文学书写与现实生活之间所存在的距离。
一
付秀莹的小说《他乡》(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中，呈现了一个由农村到城市的知识女性所遭遇的婚姻、情感、事业等种种波折，也映衬出了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以及内心图景。小说主人公翟小梨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女性，尽管她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教育，生活在北京这样现代化的城市，甚至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女强人”，但是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依赖那些能够对她施以保护的男人，她对一段“夫荣妻贵”关系的渴望，更体现出她对于女性可以成为甚至应该成为男性附庸这一角色的某种认可。
这或许与翟小梨的成长环境有关。在小说中，每当翟小梨失意沮丧时，总会念叨起“在我们芳村”，“这要是在芳村”，“芳村有句话”……“芳村”对于小说家付秀莹来说，是她笔下“邮票大的故乡”，从早期的《爱情四处流转》《那雪》等中短篇小说，到上一部长篇《陌上》，付秀莹用文字搭建起一个以传统伦理价值为根基的乡土世界。乡土社会的风俗、伦常、人际关系等，都让付秀莹津津乐道，而现代性对传统乡村结构、伦理的侵擾，也不断成为她所青睐的书写对象。
按照费孝通的观点，在乡土中国，“婚姻不是件私事”，而是一种以生育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是人类种族延续的保障，父母双系抚育则是其基本方式①。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男性对于一个家庭的责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在婚姻关系中，翟小梨时刻渴望的，正是以芳村为代表的乡土传统中对丈夫、对这个一家之“主”的要求与期待;她感到不满的，恰恰是丈夫章幼通及其家庭未曾履行的、乡土传统中视为理所当然的“责任”，而这“责任”，反而是溢出了以个体独立、两性平等为基础的现代婚姻观念的，甚至更暗示着另一种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他乡》看似聚焦翟小梨在他乡北京的生活，但其精神实质指向的却是故乡芳村;小说看起来描写的是城市人的城市生活，但是内在的价值观却明显是属于传统乡土文化的。
戴锦华在谈及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变迁时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作为秦香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和花木兰——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②。小说《他乡》中，翟小梨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她看起来是现代都市里的花木兰，但实际上，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是甚至渴望一直能做个秦香莲般的弱女子。翟小梨既自卑又自傲，一个农村出身的大专生，自考、考研，留在北京，最后成了女作家，可以说是标准的凤凰涅槃故事。“我，一个芳村来的女人，一个外来者，尽管渺小，卑微，不足道，然而，我终究是汇入了这座城市的早高峰的人潮中了”③，这话看起来卑微，却隐含着一种骄傲。芳村，以及芳村所代表的价值观，既是翟小梨融入现代都市的绊脚石，又是她的精神药膏。在社会公共场域中，翟小梨不得不扮演一个现代文明培育出的新女性，但是，她对婚姻、对人生、对社会的评判标准，甚至她的整个价值观都是在芳村形成的，精神深处的翟小梨，始终是那个来自芳村的小女人。
在任何一段男女关系中，翟小梨都是“被观看”的客体，不管是章幼通眼中的“一只稚嫩的小母鸡”“一头漂亮的小母牛”，还是管淑人床上那“疯狂的妖娆的小兽”，“小女人”是作者对翟小梨的定位，也是翟小梨对自己的定位。“小”，于女性，仿佛是一种美德，因为小，所以娇弱，所以需要被保护，也因此容易被掌控。翟小梨当然清楚这一点，她甚至有点认同这一逻辑，即使这一逻辑背后暗藏着的是强大的男权话语。“在老管面前，我几乎是曲意逢迎，有那么一点讨好和谄媚的意思。不，就是讨好和谄媚。我用尽了一个女人的柔情和蜜意。在老管面前，我卑微，屈尊，下贱。我简直都不认识自己了。”④在一个优越的男人面前，翟小梨甘愿伏低做“小”，也甘愿领受这种姿态所带来的好处。女性当然可以弱小，就如同男性也同样拥有哭泣的权利一样。但是，正如同老管几次三番所暗示的那样，“你一点都不傻”，这样清醒而自知的“讨好、谄媚”，对于翟小梨这样的知识女性而言，到底是现实生活中难以为外人道的生存手段，还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对女性主体性的放弃?
翟小梨的命运，像极了林白在《北去来辞》中塑造的女主人公海红的命运，或许也代表着现实中许多知识女性的命运。她们都因一场婚姻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在全新的环境中，女性身上特有的韧性和耐性支撑着她们急速成长。她们的丈夫起初都是妻子的依靠，却多少因为“不识时务”的性格而逐渐脱离了时代，婚姻的齿轮因此开始松动。在经历了几段婚外情、几次逃跑的冲动之后，两位女主人公都选择了回到自己那平庸的丈夫身边。然而不同的是，《北去来辞》中的海红在一次次的试错与漂泊之后终于发现，原来那曾经被视为监牢与镣铐的一切，才是自己最眷恋、最依赖的地方。只有回到丈夫史道良的身边，她才能感到真正的安稳。二十年后，海红早已变成了另一个史道良，而当她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她才真正完成了与道良的和解，与她所憎恶的童年记忆和解，最终也完成了与现实的和解。而《他乡》中的翟小梨显然是不甘的，与其说她是在十八年后重新爱上了自己的丈夫章幼通，不如说，她是看清了自己心中所幻想与期待的那个理想爱人的崩塌，管淑人、郑大官人，不管是只言片语的柔情还是海誓山盟的承诺，不过都是一时虚幻的爱的憧憬。又一次，在现实面前，翟小梨领受了“芳村女人”的命运，“生活在向我使眼色。我不能视而不见”，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精神挣扎之后，翟小梨终于与命运握手言和，与其说这是她的成长与和解，不如说，这是现实女性的妥协与屈服。
二
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中塑造了两个女人，“好”女人甄宝珠和“坏”女人罗锦衣。这两个人物的命运，都与《他乡》中的翟小梨具有某种相似性，她们都是城市化进程中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农村女性，而她们各不相同的人生，恰好显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成长的不同面向。甄宝珠和罗锦衣这两个来自北舞渡的乡村少女，曾经共享了彼此高中毕业前的人生时光，两人同样怀抱着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去的愿望，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各自实现了愿望，最终历尽千帆，又在故乡重逢。
少女时代两人曾偶遇一位老妇人，她无意间说出的话竟一语成谶：“人的命，天注定，不信不中。”命运之手在这两个出身相似的女性身上，显示出不同的力道。小说中的罗锦衣从小信念坚定、行事果敢，从二十多岁的“一身好肉皮儿”到中年迟暮，她一路身体开道，从北舞渡到西安，不仅一步步站稳了脚跟，甚至一度成了大权在握的副局长。作为一个过早经历了太多男人的、喪失了生育能力的女性，如果说罗锦衣还有什么欲望，或许就只剩下权力。然而恰如布尔迪厄的观点所称，“男性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是色情化的统治;女性的欲望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或者，严格来讲，是对统治的色情化的认可”⑤。罗锦衣无师自通般地深谙这一法则。她不惜一切代价，全身心地服膺于男权社会的种种法则，终于一步步登上了这套法则的权利顶端。从教育专干孟建设到省城的付良才处长，再到退了休还依然纠缠不清的程局长，罗锦衣不断地满足着一个个男人，内心非但没有挣扎，甚至是费尽心机地为自己争取一个献身的机会。终于，在她的权利顶峰时期，罗锦衣几乎完成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超越，她可以像当年那些男人要求她的那样，再去要求小健以及如他这样的年轻男人。但命运的可悲之处恰在这里，当年轻的小健们如同当年年轻的罗锦衣一样，热情而克制地奉献着自己时，罗锦衣反而失去了欲望，两性的、权利的欲望，在罗锦衣这样的女性个体生命中，最后都成了一场虚空。
在罗锦衣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显然投注了复杂的感情，正如后记中说的，“本是想批判这个人，把罗写成一个欲望强烈，同时又缺点心眼的人，不能让她有好的下场。但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一点被她吸引、感动了，她身上那种强劲生命力和强烈渴望，让人不得不佩服”⑥。小说中罗锦衣对权力与美好生活的渴望来源于自己童年的贫苦，以及强烈的摆脱过去的愿望，这简单而质朴的动机为罗锦衣此后的种种行为赋予了合理性。在生活中，她体贴亲友、心疼孩子，几乎成了自己和丈夫两家人的救世主，小说最后，经历了职场的大起大落之后，罗锦衣终于也过上了平静安稳的日子。某种程度上，通过剥夺罗锦衣作为一个女性的基本生育权，罗锦衣的“罪”也随之得以赦免——罗锦衣有“罪”吗?换言之，将身体当作资本的女性生存法则，究竟是不是存在问题?身体解放是中西百年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项基本成果与标志，身体的解放，意味着女性拥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它的最终指向应当是女性的精神解放。小说中的罗锦衣看似是身体解放运动的受益者，但于她而言，对自己身体的使用，即使看起来是那么自发自愿，最终指向的却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交易规则。这样的目的决定了，罗锦衣的欲望从来就不属于自己，而永远只能是一种被动的委身。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在这套由男性制定、男性主导的规则中，罗锦衣如鱼得水，她通过服从并熟练运用这套规则而成了游戏的赢家，甚至成为这一规则的制定者。如果说，女性身体解放的意义只是像罗锦衣这样，更便利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来满足男性，甚至以此向男性献媚，那么，身体解放对于女性自身而言，到底是难得的进步，还是另一种更为隐秘的负担?
小说中的甄宝珠是作为罗锦衣的另一种人生而出现的。与罗锦衣相比，甄宝珠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乡村女性。她与丈夫尹秋生摆地摊、开饭馆、收停车费，在日复一日琐碎而卑微的劳动中逐渐积累了财富，实现了在老家盖房子这个朴素的愿望。然而好景不长，尹秋生的发财梦破灭，连带着的是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不久后，尹秋生生病辞世，甄宝珠最终落得人财两空。小说中两个出身相似的女人，因为不同的人生选择，迎来了迥然不同的命运。甄宝珠作为女人的命运，始终牢牢系挂在自己丈夫尹秋生身上，她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全都由尹秋生做主，她的人生，向来都是她与尹秋生两个人的人生。丈夫辞世之后，甄宝珠的生命只好转而系挂到儿女身上。小说中，被寄予了世俗幸福的甄宝珠实际上一生都在随波逐流，从一种依附转向另一种依附，却从来没有成为她自己。
或许有人说，这就是所谓“现实”。在生活中那些晦暗而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罗锦衣与甄宝珠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在这本书的代后记中，作者与编辑的对话也传达了这一观点：“你想没想过底层的人怎么上来?比如一个乡镇的人想到省城去过体面的生活。这个愿望并不过分。可她没有任何资源，只有她的身体。”⑦所谓的底层“现实”真的就是这样吗?我不确定。但是，即便果真如此，我们依然需要追问，难道作家的职责就只是“真实”地描摹这样的现实吗?鲁迅先生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曾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⑧。一个作家，如果只能与“现实”共沉沦，那么他最多只能看到“藏在底下的罪恶”，但真正优秀的作家，应该具有穿透眼前“现实”和表面“真实”的能力，他必须比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得更高，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洞悉更深层的秘密，从而发现“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
三
与《日近长安远》中泥沙俱下的女性生存现实不同，蒋韵的小说始终致力于发现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完美女性形象。新作《你好，安娜》(花城出版社，2019)塑造了素心、三美、安娜以及子美、丽莎等多个女性形象。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几位女性彼此成就、同时又有意无意地相互伤害，在不无纠葛的人生道路中，完成了各自的精神成长与蜕变。
理解和谈论蒋韵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其实并不容易，小说中的安娜因为担心“死得难看”而拒绝手术，宁愿“病成一幅画”;素心为了夺回彭的笔记本，甘受陌生人的凌辱;安娜甚至因为笔记本的丢失，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现实逻辑中让人难以理解的情节，在蒋韵独特的美学体系中又似乎合情合理。这或许与作者的叙事策略有关，小说尽可能地模糊了价值判断，也搁置了伦理责难，转而追求一种至真至纯的美学境界。在蒋韵的美学体系中，灵魂的高贵圣洁与伴随着受难的自我救赎是其核心追求，这种精神追求超越了一切、笼罩着一切，当然也笼罩着她笔下的女性人物。
强烈的宗教意识也进一步加深了作品的美学追求。小说的上篇《天国的葡萄园》和下篇《玛娜》，其命名都源自《圣经》故事。在基督教的价值体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是男性的思想、肋骨和创造才能的衍生物。与此同时，女性生而具有“原罪”，夏娃以及她所代表的女性，她们引诱男性堕落、邪恶，因而世世代代受到惩罚。《圣经·新约》中对于女性的基本规训有如“女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中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驯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提摩太前书》)，等等。基督教所崇拜的最重要的女性——圣母玛利亚——正是作为耶稣的母亲，作为一个牺牲者、救赎者而存在并具有意义的。在西方，自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女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他们认为，“尽管我们处于一个理性化的时代，早已抛弃了对它的字面上的信仰，但在感情上我们对它笃信如初。这一有关女性是人类苦难、知识和罪孽的根源的神话，直到今天还在左右着我们的性态度，因为它是西方男权制传统最重大的理论根据”⑨。在小说《你好，安娜》中，除了彭的姑姑、素心的“教母”，作者并未将其他主人公塑造成为基督教徒，但是，“圣母”般沉静的、甘愿付出与牺牲的，背负着不同的原罪而不断自我惩罚的特质，几乎体现在小说中每一个女性人物身上。
尤其是素心，小说写到她为了保护彭的笔记本而被陌生人侵犯，“那一夜，我把它，这封面上沾染了我初血的本子，藏在衣服里，紧紧抱在胸前，贴着我被弄脏的皮肤，挨着我原本如花蕾般清香的乳房。我抱着它，如同发疟疾一般，发着抖，一会儿被烈焰灼烧，一会儿沉入冰窟。它们俩，这高级的、羊皮面的本子，和我的身体，都脏了。如今，它们般配了。它们都让我厌恶和恨。可我也只有它了，我一无所有地抱着它，就像一头母狼抱着它刚刚出生的幼崽。对，就在这个耻辱的夜晚，我生了它”⑩。素心知道，笔记本是彭的至爱之物，因此，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对彭有着无限价值的笔记本面前，素心选择了献出自己，希望通过这种受难为自己所爱之人付出，或许更是希望借此在爱情的战争中打败安娜，与自己所爱之人完成某种“般配”。而正是这一隐秘的心理，让素心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因为不甘心将笔记本拱手让人，素心欺骗了安娜，以为笔记本已经遗失的安娜选择了死亡。安娜之死，让素心背上了无以复加的心灵之罪，她此后余生孑然一身、与朋友们断绝联系，用笔名“安娜”进行写作，无疑都是在试图改写自己的人生，在自我谴责、在偿还与救赎中努力洗清自己的罪恶。
安娜之死与素心之罪，在文学史的范畴中，几乎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想象。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早已发现，文学叙事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多被塑造为“天使”的化身，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提到的“永恒女性”，历经了从忏悔的妓女转变为天使般处女的过程。而完成这一形象的塑造，需要的是女性主动的自我放弃与牺牲：“无论是变成艺术表现的对象，还是一位圣人，她都需要面临对自我的放弃——放棄她个人的舒适、她个人的欲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是天使般的美貌女子最为重要的行为，也正是由于这些行为，这种牺牲，她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天国。因为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就不仅仅需要高贵的举止，甚至需要个人的死亡。”11在《你好，安娜》中，素心和安娜这两位“天使般的美貌女子”，在面对自己所爱的男性以及那本写满了他与前任爱人的笔记本时，都选择了自我放弃与牺牲——安娜“走向了死亡，走向了天国”，素心献出了少女的贞洁与在自责中度过的后半生。而作为女性，或者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她们的身体感受、精神痛楚甚至是生命本身，在这份想象中的爱情与虚幻的爱人面前，竟是如此微不足道。
对“完美女性”形象的反驳和打破，是女性主义写作的重要起点，更是女性发现自我、构建自我的基础。在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中，同样是写几位女性之间既珍贵又复杂的感情，同样是具有某种道德“原罪”的人物，女主人公尹小跳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女人，她有着真实的缺陷与不安，她的善良与邪恶、欲望与绝望、骄傲与卑微，都是每个个体生命时刻面对着的灵与肉的隐秘挣扎。而安娜、素心更像是从故事里，或者从画中走出来的女人，美则美矣，却最终只能是仅供观赏的艺术品。在小说中，安娜的姐姐丽莎几乎就是打碎这艺术品的顽童之手。年轻时的丽莎拥有惊人美貌，却因为舞蹈演员的梦想遭母亲反对而吞药自戕，此后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损害。之后在雁北山区插队，跟村里的羊倌结婚生子。知青返城大潮中，丽莎与丈夫离婚，带着孩子回到城市，在一家制药厂做工人。三年后工厂破产，丽莎只身来到北京，四处打工维持生计。最后，因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丽莎回到故乡，余生都在陪伴母亲的时光中度过。一个原本满怀着浪漫主义幻想的文艺青年，在接二连三的命运的重击下，一点点沉入现实的泥淖，丽莎一度也是沉沦的、自暴自弃的，但是，生存的需要让她从泥土中艰难地挣扎出来，岁月的洗礼，让丽莎成了与少女时期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她肥胖、衰老，甚至有些粗俗。但她的真实、勇敢、坚韧，最终让自己收获了丰饶而安稳的内心。
在整个小说中，我更偏爱的不是唯美主义的安娜，也不是用余生去赎罪的素心，而是这个几乎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丽莎。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反而看到一种真实的、粗粝而强大的女性力量。小说中的丽莎也曾是“美”的追随者，但生活的磨砺让她逐渐从这场虚妄的梦中醒来，丽莎的人生仿佛彻底分裂为两个自我：一个朝向过去，是对未来、对人生充满了浪漫幻想的美好少女;另一个则生长在当下，艰难而不懈地应对生命中接踵而来的挫折，逐渐成为一个平凡甚至平庸的中年妇女。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与分裂中，丽莎的人生恰恰显示出可贵的韧性和力量。她时刻反抗那些外在于自己的想象和期待，她怨恨母亲对自己梦想的扼杀，憎恶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的家人，她的爱和恨都是如此简单明快、直截了当，她用一生完成了与母亲、与生活，更是与真实的、不完美的自我和解，而这或许才是生活的真相。
四
作为女性书写自我独特性的方式之一，“身体写作”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旗帜鲜明地主张“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她的自我”，“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最重要的路径即是发现和运用自己的身体，“她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12。女性主义者认为，文明社会的历史(history)是由男性书写的“his-story”(他的故事)，历史上的女性被剥夺了书写的权利，因而文学与历史所记载呈现的都是男性话语，以及他们所构建的世界。正是基于对这一霸权的反驳，才有了简·奥斯汀的《劝导》，有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了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以及此后更多的女性主义书写。如果将女性写作，以及作为其中一种方式的身体写作放置在这样的历史通道中进行观察，其重要性与当时的迫切性不言自明，但与此同时，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正如其反对者所称，女性主义写作过于强调性别差异，以至于忽视了个体差异。“女性美学也具有严重的弱点。正如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尖锐指出的那样，女性美学强调女性生理经验的重要性非常危险地接近性别歧视的本质论。……女性文体或称为女性写作仅仅描述了妇女写作中的先锋派形式，许多女性主义者感到被这种规定的文体排斥在外。”13女性主义与身体写作的主张，缘起于反对性别歧视、追求两性平等，而不是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敌视与拒绝，或是在反抗一种话语霸权的过程中滋长另一种话语霸权。将男性作家以及不同类型的女性写作排斥在外，从而走向狭隘激进的小路。
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一代女作家，其作品中对女性身体的探索，有意无意地暗合了身体写作的主张。此后，随着社会思潮的更迭，新一代女作家大多避开这一面向，而70后的盛可以，多年来却始终延续着这一写作路径。《北妹》中的乳房、《福地》中的子宫，都在不同层面上表达了盛可以对于女性身体秘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女性命运的思考。新作《息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中依旧包含这样的追问。
小说《息壤》通过初家几代女性不同的生命轨迹，尤其是面对生育问题时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折射出现实女性的种种宿命。母亲吴爱香生育六子，壮年丧偶，此后余生都在与欲望、与自己体内那个金属环状物作斗争;大姐初云挣扎一生，最终也没能离开无能的丈夫;初雪三十三岁被迫堕胎，随即丧失生育能力;初玉坚守了半生的信念瞬间瓦解，“从害怕生育到生育勇士”;初冰取环手术发生意外，不得已切除子宫;唯有初月，除了因生育而大出血的一次事故，基本实现了大多数女人所渴求的幸福。更晚一辈的初秀十六岁意外怀孕、意外流产……从急需生育到规避生育、从拒绝生育到渴望生育，初家几代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全方位地、全身心地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子宫的故事。
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小说中的初玉这个人物。盛可以的小说中通常有两种女性：一种是底层女性，她们在生活中备受磨折，却始终具有野性的、蓬勃的生命力;另一种是知识女性，她们对女性身份有充分自觉，甚至具有一定女权主义的反叛精神。小说《息壤》中，初云、初冰、初月是前一种女性的代表，而初雪与初玉则是后一种女性的代表。与底层女性将生育作为女性的天职，甚至希望用生育来圆满一场爱与婚姻的想法相反，妇产科医生初玉一度对此不屑一顾、深恶痛绝。在面对大姐四十岁又想要准备怀孕时，在面对侄女意外怀孕后的问题时，她的立场坚定决绝：“像你这种爱一个人就给他生娃 就给他做饭的旧思想要不得了。照你这么说，难道天下女人都应该学厨艺?如果爱就等于生娃，那不想生娃，不能生娃的女人就不懂爱，没资格爱吗? 这是什么逻辑!”14“你自己才多大，十六岁就生孩子，这是旧社会。像条野母狗一样怀孕生子，哪里有做母亲的尊严?她自己什么也不懂，根本不懂生命，不懂生活，她根本没想过这些!这种事根本用不着考虑，没有什么选择，我建议赶紧去医院。”15因为见过太多女性在生育过程中遭受的痛苦，初玉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始终怀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甚至清醒理智到有点不近人情的地步。
然而，真正耐人寻味的，并不是初玉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宣言，而是这些宣言、这种不容置疑在她此后生命中的一点点松动。初玉内心的松动也许是从与朱皓的感情出现危机时开始的。当朱皓对她表现出沉默并且不愿多做解释时，即使内心有万般疑虑，出于女性主义的倔强的自尊，初玉拒绝表达，“她看起来像西方女性一样独立坚强，她不能抛下这些优点做出一副柔弱的小鸟依人的样子胡搅蛮缠——虽然很多人一致认为女人在男人面前就应该弱小依赖，膨胀男人的自信与男根，不少人屡试不爽——她从未想过使用这种招数”16。在这个时候，女性主义对于初玉来说，不仅不再是自我解放的利器，反而成了一道沉重的枷锁，它用另一种方式阻碍着初玉的言语、行动，更阻碍着她成为她自己。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初玉那曾经坚如磐石的信念开始动摇。
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暗示的，女性生而具有绵延生命与自我成长的能力。“息壤”一词语出《山海经》：“红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红水，不侍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鱼渊。”据郭璞《山海经注》的解释，“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盛可以以此隱喻女性“子宫携带者”这一天然的生理身份。小说最后，初玉成为母亲，她像所有的孕妇一样，平静安然地等待腹中生命的降临。曾经的女权主义者，最终领受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最基本的命运，生育对于她来说既是恩赐，也是惩罚，但她却甘愿在这痛苦的惩罚中享受甜蜜。我不知道作家是否希望借此人物表达对女性主义的反思，或是表现女性主义的现实困境。但在我看来，初玉的命运不但不预示着女性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女性主义的目的并不是否定任何一种女性生活的方式，而是让女性真正主导、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既有生育的权利，也有拒绝生育的权利，前提是她自己清醒自知并拥有最终的选择权。拒绝生育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目的，就像否定与拒绝另一种写作，并不应该是女性主义写作的目的一样。
小说中的初玉有一整套对生育的反思，但她最终没有陷入女性主义的偏见，而是自然地接受了自己作为母亲的命运。看起来，初玉几乎超越了狭隘的、独断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正如小说结尾所暗示的，“到她们这一代 子宫应该不再有什么负担”“那也讲不死火(说不准)”17，在漫长而遥不可期的未来，女性究竟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小说家无力给出答案，而当下的我们也并没有多少自信的资本。
结语
伍尔夫在谈论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写作时曾发现：“只需翻开那些已为人遗忘的旧时小说，听一听其中的语气，便知道作家正忙于应付批评。她时而挑衅，时而示弱，时而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时而又抗议，说她‘跟男人不相上下’。温顺、羞怯，还是怒气冲冲，如何对待批评，全要视她的性情而定。……这让我想到，所有这些女人写的小说，散落在伦敦的旧书店里，就像果园里的小苹果，长着疤痕。就是这心中的疤痕让它们腐朽。她为了迎合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182019年，在翟小梨、甄宝珠、素心与初玉的时代，女性的现实处境早已不同于伍尔夫所指认的那个时刻，她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更不必再受到紧身衣的束缚。但是，在几位女作家所呈现出的文本世界中，男权中心的话语、宗教价值观的规训，甚至是极端的女性主义的立场，依旧不期然地浮现出来，覆盖、影响着作家自己的声音。伍尔夫所说的“心中的疤痕”，不仅改变了19世纪女作家的价值观和书写方式，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左右着今天女作家的说话方式、书写态度，成为某种沉默却无所不在的强权力量。
在父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文化价值体系中，女性的问题始终被认为是少数族群的话题。尽管几百年来，中西女性在不断地自我反抗过程中，收获了难能可贵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进步，但是，呼唤女性退出职场、回归家庭，对高知女性的污名化想象，以及倡导所谓“女德”的声音等，依旧不期然出现，甚至还能引起女性群体内部的共鸣。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在描写娘娘庙里的塑像时有一段精彩的发现：“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就是好欺负的，告诉人快来欺负她们吧!”“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的，神鬼齐一。怪不得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至是招打的缘由。”19身为女性，我不大确定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喊出那句著名的宣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塑造“女人”的不仅是女权主义者所声讨的男性以及男权意识，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正是女性自己。或许不妨想想，我们到底是萧红所说的挨打以致温顺的娘娘，还是根本就是那个打人的人、塑像的人?■
【注释】
①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2008。
②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5页。
③④付秀莹：《他乡》，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344、284页。
⑤[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26页。
⑥⑦周瑄璞：《日近長安远》，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347、346页。
⑧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425页。
⑨[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79页。
⑩蒋韵：《你好，安娜》，《花城》2019年第4期。
11[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著：《阁楼上的疯女人》，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33页。
12[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88页。
13[美]伊莱恩·肖瓦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和同化形象》，见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58页。
14151617盛可以：《息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22、132、156、241页。
18[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自由》，吴晓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第49页。
19萧红：《呼兰河传》，见《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第55页。
(行超，《文艺报》社)
作者：行超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1958年生于上海，二十余岁开始发表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也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少女小渔》《小姨多鹤》《赴宴者》《扶桑》《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铁梨花》等。严歌苓的小说被广泛地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其作品不仅受到各大导演的喜爱，同时也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追捧。
海外华人写作的一大主题就是思乡——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但在严歌苓的作品里，有关这些的描述却并不太多，她所触及的，更多的是华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奋争。她善于把人物置于政治、历史、战争的大背景下去描写，在复杂的环境中展现人物命运，且更注重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在她看来，不论地域几回流转，朝代多少变迁，“人都是殊途同归那点事儿，写来写去，无非都要正视和承受人间悲苦，挖掘和敬畏生命能量”。赴美十余年，严歌苓描绘了一个个优秀而艰难的华人角色，如何千方百计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努力与尴尬，怎样在大洋彼岸长歌当哭、远望当归。
作为一名杰出的女性作家，严歌苓始终关注着女性世界，执著于对女性的书写，其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她善于表现不同身份的女性在各自的生存状态下带给读者的女性意识的昭示：或体现女性生命的尊严，或讲述女性本能的生命延续，或宣泄女性不满宿命的反抗等。这一切表明她们没有在各自生存的环境中迷失停顿，而是以一种鲜明的个性、卓然超群的姿势，展示着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这些女性往往成为男权社会不可多得的“异类”，在男性中心的历史背景下，展示出卓越的风采和独特的魅力。
严歌苓在描写不同环境中的女性时，都以自身女性经验为基础，对女性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情感变化、生存质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她笔下的女性时而单一，时而复杂，在交替轮回中演绎出女性纷繁多姿的人生。因此可以说，严歌苓小说中这种浓厚的女性意识不仅指的是性别意识，更主要是指女性的文化立场。她的视野在文化领域延展，关注中西文化冲突中女性边缘化的生存境遇，关注无际宿命展望中女性的爱恨情缘。
对人性的审视、剖析、反省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核心和兴趣所在。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的阐释，还是对底层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严歌苓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力量，人性是她固执的探求与思索。严歌苓曾说过，“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这才是她作为一个文人作家所具有的独特人文情怀与责任感。
严歌苓创作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大部分都是边缘的、弱势的。可就是这些边缘弱势的女性，却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她能够把这些女性的命运与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跟严歌苓本人的个性与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严歌苓出生于一个文艺世家，父亲和爷爷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在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她从小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2岁时，她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20岁时，严歌苓在中越前线当战地记者，那些伤员对生命的渴望，深深震撼了她。从前线医院回来后，严歌苓写下一些诗歌和小说，并开始在军区报纸上发表文章。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获得各界好评。从此，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
走出国门时，严歌苓已经是一个成熟而通透的作家了。初到美国后，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学冲击，她的写作观念一度溃不成军。痛则思变，她开始读英文原著，同时，她重新审视自己多年的文学积累。而她新的文字，则因脱离了母语语境而变成了一种“新的中文”。“其实我就是一只文学候鸟，”严歌苓说。而现在，她又有着怎样的感触呢?“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对我而言是非常理想的，条件可以允许我行万里路，有时候这可能更重要一点吧。我可以不断地了解人，了解他们在各种境况下的生存状态。走的地方越多，见的人越多，一个作家所得到的矿藏就越丰富，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而且也不是跑马观花。”
2006年是严歌苓的回归年，这一年春天，她带回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她而言，都是发酵后的果实，芬芳怡人。在这两部作品中，严歌苓依然延续着她“去文明”的写作特质，“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就是弱者”。其中，《一个女人的史诗》书写了一个女人心灵的苦难史，将女人心灵经受的磨难通过爱情、婚姻表现出来，在平凡生活中上演了一部轰轰烈烈的女人成长史，堪称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史诗。
在传统的叙事里，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从书名上看，《一个女人的史诗》应该是关于一位女子的长篇叙事诗，这位女子要么非常传奇，要么功绩卓著，要么其操守、其事迹、其经历卓尔不凡。而在小说中，作者沿袭了她对女性、女性情感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把—个平凡女性爱恨纠结的人生置于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历史沧桑下，以漫卷城楼的红色为背景和基调，写女人与革命并行的至死无悔的至爱，赋予其史诗的风格，其全女性的叙事视角带来了对传统史诗的颠覆。
严歌苓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一个历史跨度很大的小说。我非常喜欢有跨度的东西。”的确，这部小说贯穿了国共内战、大部队进城、土改、“四清”、“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讲述了一个女人从16岁到46岁期间的“故事”，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女主人公田苏菲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中展开的。在严歌苓眼里，“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但是，当女人的感情世界多次被颠覆时，就会寻找情感的疆土和版图，因此“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想想田苏菲的一生，她不清楚历史长河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所爱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在爱中的女人，却恰恰使得国家的历史做了她的陪衬”。
亲历了那个红色年代，如今严歌苓行走在异国的土地上，濡染着欧美女性主义文化、带着深刻女性关怀的她，再次回望那个崇尚宏大叙事、以革命史诗淹没私人情感、以男性视角观照一切的书写惯例，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呈现了一种颠覆性、解构性书写意味，一种对高度一体化的革命话语规范与渗透男权意识的传统女性话语规范的双重裂解，在这裂解的隙处，呈现出被遮蔽的女性经验。一个具有懵懂女性意识的人——田苏菲，穿越历史的迷雾向我们走来，展现了她的生存之真。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不仅仅是那种在重压下所表现出的韧性与坚强，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了其实女性除了忍受苦难，更可以将自己从苦难中拯救出来，通过承认苦难是生命的常态，进而取消了女性与苦难、与男性的对峙关系，通过自己生命感觉的丰盈确证了自身的存在，通过在恶劣严酷环境中女性的温厚情怀超越了苦难对人性的摧残，所以，我们在她的小说中一再看到一种潜在的韧性。
这种关于女性韧性的表达始终是严歌苓的书写姿势，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女性在苦难中懂得了承担的意义，她们散发出温顺善良、谦卑坚韧、宽容柔顺、善解人意的奇异美感，在各式救赎中完成了一次次人性的美好展望。同时，严歌苓在彰显人性中真善美一面的同时，更深入挖掘了人性复杂的本质，并通过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最终完成自我认同。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像是打开了一扇扇透视人性的窗口，我们从这些窗口中探视到更加真实的人性图景，美不胜收。
严歌苓用自己的经历书写着一个个不寻常女性的欢乐、悲喜和人性的复杂与无奈，在她的笔下，人性是赤裸的，是让人惧怕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她为作为“弱者”的女性书写着一份属于她们的尊严和生存原则，这无关于社会的发展与伦理纲常，仅仅是一种内心情感的极端迸发。同时，在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她游刃有余地游走着，将自身的遭遇与见闻痛快地宣泄出来。这种独特的不同于国内作家的叙述方式，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领悟，带来了别样的审美感受。严歌苓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的确，严歌苓在按照她的想法努力实践着，每一部作品都无比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类的关怀和责任感，这便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吧。
很多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创作的源泉渐渐枯竭，但是严歌苓却像织毛线一样自然地写作。严歌苓颇为自信：“写作这个活动，对我来说自然快乐。每天往下走，这两个人物突然出现了有意思的互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对话，写完了的对话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一想，写出来这样的对话，形成上面的呼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作为小说家来说，每天有未知的人物等着他，而且总是偶然地出现，不是你完全想象得到。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为什么一直写下去。你在开始时对人物有基调设计，开始的行为是你给他设计的，通过行为语言设计基调，后来他就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志，走了自己的路，你跟着他走，一直往下走。我认为未知是艺术中最有魅力的。”
严歌苓的写作速度比较快，一般的写作周期是两三个月。这与生活环境总是变化有关，她尽可能地在固定的环境中完成一部作品，否则会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使写作的语调发生变化。“我不敢保证我不变。每一部小说我都希望找到一种完整的语调，非常感官的，神奇的，抓住了非常好写，非常畅通，失去了就进入堵塞状态。”虽然写得快，但是她孕育的时间很长。“我在写这一部的时候，同时酝酿下一部，写《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时，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案台上。有新四军的，慰安妇的，南京大屠杀的，所有我认为想写的东西，都做资料研究。写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少改动。我写作相信第一感觉。第一次撞入思维中的总是最好的。而且回头再改，尝试有没有比它更好的说法——没有，顶多把不喜欢的字去掉，使这句话更简洁、更经济。”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其实多少有点她自己的影子——有股子坚韧劲。严歌苓一直把坚韧看作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严歌苓的坚韧体现在写作上时，几乎有点自虐的意味，“我极怕坐到椅子上，极怕拾起笔。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从成名作《少女小渔》，到1996年创作、2002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10名的《扶桑》等作品，再到《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一直痴迷于塑造女人，她甚至将着手创作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女性题材的小说，延续她的“女性写作情结”。
写作对今天的严歌苓来说，更像是率性而为的一种享受。“我希望写的时候就狂写，玩的时候就疯玩。有时正是写得来劲的时候，必须搁下，这是我最火的事。往往我都争取早起写一点，使创作的情绪、语气不中断。”她快乐自由地写，写得津津有味，她希望自己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中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她那么热爱生活，除每天早上固定的写作，她常常在下午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做晚餐，而且不时会举行家宴或参加别人的家宴，要么就看电影。她还喜欢逛艺术市场，搜集了很多的民间艺术品。这样一位丰产的作家，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也许正因为此，她的作品才充满了无穷的变数。
作者：一笑
1月16日 晴
“研究生”，我现在才上五年级，还没上大学呢，怎么会是知识丰富、博览群书的研究生呢?
告诉你们吧，其实这一个“研究生”是指你对哪些事物、哪些东西有研究，而不是所谓的硕士研究生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很多很多的事物感兴趣。书中的人物，田野里的昆虫，还有一些凶猛的野生动物，我都探索过。但是我所研究得最深的，还得数电视上所见过的——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一直都是我的偶像，为了能够更好地研究出它们，我还特地长途跋涉，到书店里买了这一类的书，堆起来足有几十厘米厚。每当放学一回家，我都要把这本书大体翻一遍。有的时候，我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闲着没事儿干，还会描一描书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形金刚：擎天柱、大黄蜂、威震天、堕落金刚……大的、小的，我都画过N遍了。久而久之，我画机器人、战斗机、汽车、小轿车……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在美术课上，我的图画上总是少不了这些有关变形金刚的东西，连我的同桌——李香凝看了我的画，都想吐了，说我的画太老套、太没有新意了，我自己也有同感。
我为了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并掌握变形金刚的知识，还上网搜索并观看了《变形金刚》的电影。
同学们，我就是这么一个专门研究变形金刚的研究生。希望以后也能当《变形金刚》的总导演，拍出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影。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五(2)班
指导老师：张洪涛
作者：张佳鑫
“上得厅堂，入得厨房”是人们对优秀女人的标准。可放眼望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毕竟平凡者占大多数，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女人少之又少。有很多如我般平凡的女子只能望其项背，达不到那种让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可是平凡人自有平凡人的活法，努力地做个贤惠的女人总是不难的吧。
女人做到极致的时候，应该具备以下特点：善良、机智、成熟、自尊，而且知识广博丰富、思想深刻充实、谈吐文雅大方、衣着雅致得体。一个极致的女人应该是乐观向上、待人真诚、举止从容、性情平和、自尊自信、温柔体贴……四十岁的女人更接近极致。
出门时要记得带上微笑。微笑犹如冬日里的暖阳可以照进每个人的心里，还可以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与同事相处时要以和为贵，宽厚待人。当然也要是非分明，对工作尽心尽责。最重要的是要把家庭和工作分开，不要把工作上的不满情绪带回家里。
休息的时候，花点时间收拾收拾屋子，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意，把家布置的温馨浪漫。人是漂泊的船，家是温馨的岸，没有什么比干净整洁的家更让人感到温馨和舒适。当然，这并不能成为阻挡老公窝在沙发上吸烟的理由，也不能因此斥责孩子把玩具洒满客厅。家，本来就是让人休息的地方，如果在自己的家里还得不到彻底地放松，那么，家也就失去了它独特的魅力。
女人与女人之间，或用外在的气质来战胜对方，或用内心的刚强来克制自己，或用专业的能力和智慧来使人信服。再精致的女人也是矛盾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古代的女作家都是文采与风骚并存的女子。她们大都贵族出身，生活悠闲富足，没有压力。今日街头匆匆走着的端庄雅正、目不斜视的职业女性，似乎无法拥有那种雍容大气、含蓄优雅的风骚，其实不然。这些成熟的职业女性很注意细节，很注意周围人的感受，她们最明白让周围的男性同僚们站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的角度来欣赏她的精致生活和工作风格，她们懂得先征服心灵，然后再用智慧征服原则。
贤惠的女人会以老公和孩子为重，却不会因此而失去了自我。除了老公和孩子，她还有自己独立的社交圈和自己热衷的兴趣和爱好。偶尔和朋友出去喝喝茶聊聊天，放松一下身心;或者约上三五个好友一起去郊游，在大自然中品味生活;抽空听听音乐，做做瑜伽，陶冶情操的同时也锻炼了身体。能够坚持自己的爱好并从中得到快乐。
贤惠的女人要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她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有能力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会出其不意地买一些家人喜欢的东西，带给家人意外的惊喜和感动。她懂得开源更知道节流，该花的钱毫不吝啬，不该花的钱也绝不浪费，她深谙细水长流的生活真谛。
贤惠的女人有上进心，有积极地生活态度。她随时鞭策自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做到与时俱进，不让自己与时代脱节。她会好好地爱自己爱家人，认真地经营生活，感悟生活，享受生活。
贤惠的女人犹如一滴水，滋润着家人的心田;犹如一线阳光，为家人驱赶黑暗;犹如一缕春风，带给家人温暖和希望。
做个贤惠女人，真好!
女人要试着以善道德正义的心态看这个世界，看身边的人，变善了你会能理解宽容他人。理解关心自己的家人朋友第一。不要去期望被关怀，试着自己独立，自己去欣赏发现这个世界，而不是被别人照顾。处事，问心无愧，坦荡荡的，无视他们吧。世界总是这样，黑暗都存在，无法屏蔽。但阳光也是会有的。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都十分清楚，我站在你们的面前，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为了遵从一个传统的制度，我在法庭的要求下站在这里，尽我最大的努力，为那个绝望的人进行辩护。可地方检察官居然让我成了他不高兴的靶子，只因为我是女性就质疑我，这难道不奇怪吗?
那位律师告诉你们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想知道，当他宣布了这一令人吃惊的发现后，是否行星就不再待在它们的轨疲乏上了，是滞河流就不再奔向海洋了。我感到震惊的是，法官大人在听了那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后，居然没有昏倒在法官席上，而你们各位陪审团的先生们，居然也人那个对你们神经系统来说，无疑是可怕的打击中挺了过来。
我是一个被大家称为女人的可憎可怖的东西----然而，我的当事人，他只是一个可怜的、无助的、没有防御能力的男人。并且，他希望得到你们的同情，并在本案中给他一个他想要的判决。我很同情那位检察官的这种不愉快的处境，确实，这个世界向他敞开着。他跟所有的男人一样----他可以渴望升任最高的官职，举着火炬领导政治竞选运动，并在选举的那天，把他的选举权用1.5美元的价格卖掉。然而，他对此还不满足。就像亚历山大帝想征服更多的土地一样，他想得到你们的判决以，并且，为了唤醒你们的同情心，他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女人，而他只是一个男人。
我承认，我并没有清楚地理解他这话和本案有什么关连。他的逻辑就是，我是一个女人，因此，你们就应该判决被告有罪。这个结论得来得非常突然。我们匆忙地跨过了争论的河流，却未搭建任何的桥梁或是渡船，也没有任何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在他那一长串的逻辑推论中，似乎缺乏一个重要的环节，某个地方确实在着缺陷。当然。母亲们在经历了如此不同寻常的生产后，也总虚弱的。因此，我们推论，我们应该宽大待人，正如有诗人说：“对他的错误视而不见，对他的美德大加赞扬。”
但是，那位检察官却坚持说，我是一个女人。各位陪审团的先生们，对于这项我是个女人的残酷的罪行，我服罪。我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5个健康的孩子。由于我的勤劳工作，我把这些孩子都抚养大了。他们中，现在有的已经从少男少女，步入到了更加宽广的男人和女人的人生阶段了。但是，我厌恶用“她是一个女人”的说法进行隐蔽的诽谤和影射。这种说法的目的，就是要在你们面前贬低我，贬低我在这个事业中的努力。这种说法是令人生厌的，因为它披着一层密糖一般的奉承的外衣。
以那些曾抚育了你们的母亲们的名义，以那些曾把爱注入了你们眼睛的妻子和少女们的名义，我痛恨这种认为陪审团会有偏见，因而偷偷向其求助做法。我痕恨这种居心不良的诽旁和影射。他们认为，一个妇女出现在诉讼之中，就玷污了她的自身，并且她的性别就一一窍不通会对她的当事有所不利。我痛恨，还因为你们各位先生又唇紧闭、一言不发，这显示出你们心胸狭小，足以把偏见带到陪审席上，而你们也可能作出侮辱人的推断，违背誓言，进而对这个被告实施惩罚。
地方检察官的演说，对于发誓要根据法律和证据来作出决定的这个群体来说，是不恭敬的;对于他应为之增光添彩的职业来说，也是不光彩的。如果他希望把你们的注意力调离本案的真相，那么，请允许让我这样说：相对于他那严肃的誓言，这种做法是一种让人恶心的做法;并且，相对于他的职业责任，这种做法也是不适宜的。但是，也许，就是这个女律师使他陷入了麻烦之中，我认为，作为一个女律师的事实，远比我作为一个女人的事实，更难让人对付。那位检察官氢他的嘴唇撅起来，暗示说，我被称之为是“女律师”。但是很遗憾，我不能加敬他一句恭维的话，是的，我不能。因为我从来也不有听见过谁用任何律师头衔来称呼他。
好了，让我们氢这所有的问题都归结起来吧。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名律师----那又怎么样呢?这并不是一件新奇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这个城市从事律师工作。我在这座城里的一幢大厦里设有我的好几间办公室，我每天都冷静而清醒地来往于我的这些办公室。对于加利福尼亚的法官和律师们来说，我肯定是不陌生的。并且，各位先生们，我是在加州法律的许可下，才从事我的这项职业的。我的工作是正当的、诚实的，我不是在别的不要求什么学识的州的许要下才这样做的。我已经得到公众的承认。我不会被吓跑，也不会被累倒。我不要求额外的特权，更不期待有什么偏袒。但是，我只要求有一件事应该是公正的，即那些比我有更好机会的人，那些比我有更少的障碍需要去跨越，比我有更少的麻烦需要去争辩的人，应该和我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讨论法律的真相，而不应该总是不断地、永远地提及那个性别问题----就本质而言，提这个问题纯属多此一举，它既不符合职业规范，也缺乏男子气概。
我原醒可以不去做这种争辩的。正如我过去已经无数次地容忍了他们的那些指责一样。但是，对此指责避而不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那些观点----对我、对其他那些进入法律界的妇女，都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必将最终损害到他们的事业，也将损害到他们当事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必须被消降，我希望这种观点能被消除----它终将会被消除。
看不清自己是谁，无法自我准确定位，从来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对女人尤其如此。
有两点需要先说说。
(1)不要在心理上变成“女权主义者”
在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眼中，女人在男权社会的地位堪称屈辱。她愤愤不平地指控，女性是男性的玩物，是附属品，是“第二性”。
波伏娃是女权主义的师奶级人物，可以称之为女权主义的“灭绝师太”。但女权主义传到中国，却变样了。在今天中国一些所谓“女权主义者”(主要是些作家和白领剩女)眼中，女权主义变成 了鼓吹女人不应反抗强奸(因为在性方面要消除和男人的不平等)、控制男人、性自由。
不论这些观点如何，其立论都 有一个隐含的预设，那就是抹掉了男人和女人在社会角色和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从女人心理保护的角度，除非一个人像波伏娃一样，可以一辈子做哲学家萨特的情人而不结婚，可以有足够的钱玩个性、玩时尚而且不害怕孤独，可以完全无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的约束，否则，最好不要在心理上变成女权主义者，因为这意味着痛苦。你和那帮强势的“女权主义者”不是一类人，你玩不起。
(2)从对女人的偏见中解脱出来
人杰历史上有很多对女性的偏见，我们对此要强烈地谴责，希望今天这类偏见在我们的心理上消失。
这类偏见的预设和“女权主义”的预设恰恰相反，就是不把女人和男人视为同一类人。在它眼中，女人是心理幼稚的动物，像小孩子或“野蛮人”一样。比如，在近代，尼采、叔本华这两位哲学家就很讨厌女人。前者的名言是“要去找女人吗?请带上你的鞭子!”
一个穷人为什么感觉在富人面前很窝囊，很不爽，很抬不起头?真正的原因不是他穷，而是他认同于穷和富的分野并从内心里都看不起穷人。同样，一个女人如果受到这灯偏见的影响，她骨子里就看不起妇，而想变成男人。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强势，就是她们努力遗忘自己是一个女人的重要方式。
偏见之所以是偏见，就在于它只是情绪的产物。一个人持有这类偏见的原因是，他只从古代社会女人的处境去界定女人，然后把它推导成男人和女人的差异是纯粹的生物学原因。这就像是先把一个人打残，然后说他生来就是个残废。
一个女人如果不幸被这两类偏见所影响，她就会看不清自己到底是谁。无法准确定位，从来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对女人尤其如此。
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有这样一个女人》。 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儿子13岁那年被确诊患上了一种先天性肝病。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她请求医生将自己的肝移植给儿子。可是这个母亲患有重度脂肪肝，无法捐肝救子。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她从医院出来后的当晚就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在随后的日子里，她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的饭团;每天走10公里路。七个月过去了，她走破了四双鞋子，脚上的老茧长了就刮，刮了又长。当她再次来到医院时，奇迹出现了：脂肪肝没有了。医生不禁感叹道：“从医几十年，还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能在短短7个月内消除脂肪肝，更何况是重度脂肪肝。”
这是一场命运的马拉松，她忍住饥饿和疲倦，不敢停住脚步。上苍用疾病考验人类的亲情，她就舍出血肉，付出艰辛，坚守信念，用脚步为人们丈量出一份伟大的亲情。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名叫陈玉蓉。
有这样一个女大学生，从师范学院毕业后看到农村有大量留守儿童辍学在家，便萌生了在家乡办学的念头。在父母和亲朋的支持下，她用家里仅有的20多万元积蓄办起了希望小学。在学校，她既是校长又是思想品德老师。在她辛勤的操劳下，这个学校有了7个班，300多名学生。由于所有学生学费全免，学校无力为学生购置教辅读物和课外书籍，每个暑假，她都会骑上一辆破旧三轮车只身来到省城，穿街过巷，拿着秤一斤斤地回收旧课本，用汗水载回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为了这些孩子她四处奔走，虽然眼角有了皱纹，双手不再细腻，但是她把爱与温暖带到了课堂，带进了每个孩子的心窝里，她就是让全国人民尊敬的“80后最美乡村女校长”——李灵。
有这样一个医生，提着篮子在田垄里行医，一间四壁透风的竹楼，成了天下最温暖的医院，一副瘦弱的肩膀，担负起十里八乡的健康，她不是迁徙的候鸟，却是照亮苗乡的月亮。操劳的心、沧桑的脸，却依然洋溢着坚持的笑容。生命的意义在隐秘的收费单和先进的手术台上曾经被轻视和失落，却在遥远的苗寨被一位平凡女子，一个没有翅膀的天使用双手找回。她就是大山里最后的赤脚医生——李春燕。
有这样一个舞者，2岁时因高烧注射链霉素而失去了听力，从此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但是，命运的作弄并没有让她就此服输。一堂舞蹈课启蒙了她对音乐与舞蹈的痴迷，从此她变成了一只旋转的陀螺，24小时中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全是舞蹈。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2年10月，她作为唯一一位残疾人舞蹈家登上了意大利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
2003年3月在波兰，一支《雀之灵》舞动了全场观众的心，当观众知道这个女孩听不到自己的掌声时，流下了伤心而感动的眼泪。
200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她领舞的群舞——千手观音，让亿万中国人从热闹中沉思、感动、落泪。
这位双耳失聪的女孩，用生命演绎的舞蹈感动了全世界。也许她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次绝美的舞蹈，于无声处，展现生命的蓬勃，在手臂间勾勒人性的高洁，一个朴素女子为我们呈现华丽的奇迹，心灵的震撼不需要语言。这支“骄傲的孔雀”名叫邰丽华。
有这样一个运动员，人们称她轮椅上的微笑天使。2008年，她被选拔成为奥运火炬手，在传递火炬过程中，几名藏独分子试图从她手中抢走火炬、干扰圣火传递时，坐在轮椅上的她毫不畏惧，用双手紧紧抱着火炬，脸上流露出骄傲的神情。她被威胁、被殴打，但她手中的火炬始终没有被抢走。她以柔弱之躯，挡住残暴，她用美丽的微笑，传递力量。她让全世界读懂了奥运的神圣和中国人的尊严。这个“守护‘祥云’的天使”，这个“最美最坚强的火炬手”，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金晶。
有这样一个女警察，扫恶打黑，除暴安良，她铁面无私;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她柔肠百转。十里长街，白花胜雪，挽幛如云，那是流动在百姓心中的丰碑!人民写诗悼念她：“人民好警官，无愧任青天。于国担大任，为民除乱奸。逢孤慈母爱，待人亲人般。长霞万古在，永保一方安。”她就是中原大地上的又一个女英雄——任长霞。
我所举的，只是千千万巾帼英雄中的几个，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人，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充满敬佩和感动。
100年前，一把火炬在美国芝加哥街头举起，争自由求解放的女工石破天惊地喊出了正义的呼声。占全世界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举起了自己的的臂膀，高唱出响亮的口号：不当奴隶，不做附庸;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妇人同样是大写的人，同样的五指能攥成铁锤样的拳头，同样的大脑能创造让世界瞩目的业绩!
在这过去的100年里，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妇女们仪态万千，镇定自若，用内涵丰富的目光注视着大千世界;潮起潮落的经济舞台上女企业家们以其独特的韵律搏击市场风云，战胜一次又一次的风险;让世人瞩目的奥运体坛上，女运动健将高扬生命的旗帜，用燃烧的青春和沸腾的热血，一次又一次夺取金牌;色彩斑澜的时装舞台上，青春女性独领风骚，以美的服饰和内涵征服世界;在高科技领域里，女科学家们同男士们共闯难关，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开拓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领域„„
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站在这个讲台上述说着一个个平凡而真实的故事，只想告诉大家：姐妹们，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人。
一个老女人
现在是子时，本应该休息，可这件事过去一周了，每每想起总感觉堵得慌，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不说不为快。
为完成学院招生任务，用尽浑身招数，好不容易招到一位初中毕业生。那天兴致勃勃的领着学生去招生就业处报到，遇到一位女性领导，据说是中层吧，我可不知道。她劈头问我：你招的学生哪的?什么名字?我只告诉之哪里的，没告诉姓名(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姓名，我告诉她，完全出于对你是一位老女教师的尊重)。她没有女人的一点矜持，把学生家长叫过去，问人家详细信息，然后翻着自己的本子看。没有见过学生家长，说明她也没有做工作，对不?学生家长和她说的什么，我没听见，她好像很不满意的样子。这个女人，在和学生家长说话期间，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完全无视我辛勤的劳动(招名学生真的很不容易)，满眼只是“一个招生名额”、“一些钱”、“她的升职”„„对别人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这样的女人真的很可怕，你作为一个领导，你懂不懂你做法的影响;作为一位教师，连最起码的尊重别人的底线都没有;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老女人，一点点矜持都没有„„
虽说招生的名额和别人冲突，没有完成这个名额，我不后悔。但是，期间这件事，让我感觉恶心，就为一个名额，再说不是你的名额，至于这样吗??
学院的发展，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你完成的，矜持些吧，老女人„„
发点牢骚，心情很好，是为记!2013年4月29日星期一
——读《阳光女人》有感
**8*运维班
自从公司开展《书香国网、阳光健康》读书活动以来，我收集阅读了好多的书,有文史类、社科类、益智类的，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属《阳光女人》这本书。《阳光女人》是专门为女人写的书籍，阅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从中获益匪浅，感触颇深，这本书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人生只要是心存阳光，扫除阴霾，就会没有凄风，没有杂念，一切顺其自然，就会使人心里暖暖的，灿烂无比。同时，我从书中也对阳光女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阳光女人就是健康女人。她生机勃勃，并不是靠镏金美钻，锦衣华服装点出来的，也不是欲笑还颦故意做作出来的，所谓的阳光女人就是要拥有阳光灿烂的心态，脚踏实地的作风，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能力，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女人。阳光女人就是微笑、自信、宽容、心灵美、有志向、知足常乐、智慧乐观的女人。
阳光女人非常自立，她不会抱怨命运坎坷，不会抱怨生活的不公，更不会牢骚现实的无奈。她善于用一颗感恩的心珍惜和珍爱生活，善于用欣赏的目光去发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从中得到属于自己的欢乐，善于用谦虚谨慎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阳光女人有一颗平常心，她心态平衡，面对再繁琐的事情，再枯燥的工作，再深重的死结，再复杂的人际关系，
她都能乐观豁达，从容应付，不急不躁，所有的困难和挫折，在她的面前都会变得那么无力。
阳光女人更有一颗爱心，她爱生活、爱工作、爱朋友、爱家人，爱人世间一切可爱之物。阳光女人总是怀着激情工作，带着笑脸回家。无论在职场上受了多大的委屈，经历了多少挫折失意，她总是把这些灰色的情绪轻描淡写地释放和排解，自我消化为零。从不把低沉、沮丧、消极宣泄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她在丈夫的眼中始终是至亲至柔的妻子，在孩子的眼中是充满爱心的母亲，在朋友的眼中是善良豁达的女人。因为她阳光的心灵，阳光的笑声，让普通的家充溢着浓浓的温馨，在朋友和同事周围传递着健康的正能量。
阳光女人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充实中度过，哪怕是在做家务中也会得到一种快乐，也能体会到生活的一种情趣，让人在平淡的生活中感到不平庸，宁静里也透着活力，内心与思想都会沉浸在飞跃之中。
阳光女人对生活从来不好高骛远，总能在周围的环境中适时顺应，合流附群，不失雅体。因为她时时记着自己是一个女人，应该活的洒脱，活得充实。在生活中不间断的审视自己的魅力和缺点，相互弥补，让自己永远在崭新自我中奋斗着，改变着。
阳光女人也从不把幸福和奢求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因为她懂的自我珍惜，学会自己爱自己。
自信，独立，豁达，有知识，有爱心，才是阳光女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具备了这些，我们女人的生活才会快乐。
所有的姐妹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快快行动起来，加入阳光女人的行列，做一个爱家，爱工作，更爱自己的女人;做一个让父母喜爱，子女爱戴，让男人仰慕，让女人敬佩的阳光女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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