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导读：在美元加息、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不断上升，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引致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包含资金外流、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冲击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篇1：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挑战和对策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目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挑战和对策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但要更加重视实证分析，而且也要做好对“走出去”战略执行成效和经济新常态中个人新作为的研究。同时，还应当注意对全国各地应对经济新常态实践经验的总结。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与挑战;对策;研究现状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核心首次以新常态阐述处于变化中的中国经济，反映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准确判断。此后，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大热点。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挑战和对策研究现状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国内学界主要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1.来自外部的问题和挑战

国内学者认为，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外部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韩文秀(2013)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逆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新常态时期中国的影响是存在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减少碳排放的压力、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压力，将长期存在;美国在军事、外交上“重返亚洲”，搅乱了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对中国遏制的一面明显上升。徐洪才(2014)指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领域面临着两方面的突出问题：全球金融治理向美元主导的旧体制回归、亚洲金融稳定机制存在内在缺陷。张占斌(2015)指出，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正面临深刻调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积极推进TPP、TTIP，以美联储为中心的六国实行货币互换，对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带来新挑战。二是世界正在酝酿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应用，对传统产业往往具有颠覆性，对现有产业体系可能带来很大冲击。李向阳、李瑞晴(2015)指出，在迈入新常态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仍不容乐观，尤其是出口形势仍然会很严峻。

2.来自内部的问题和挑战

国内学者认为，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内部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王一鸣(2013)指出，这种新的常态将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首先，产能过剩矛盾将趋于突出。其次，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再次，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最后，财政和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等。向松祚(2014)指出，已经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根本难题：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幅度放缓，这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第二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第三个大问题也是大难题，就是过去我们的高速增长已经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这个代价难以估量。马光远(2014)指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风险起码有四：一是刺激依赖症;二是不改革的风险;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四是房地产全面调整带来的风险。李扬(2014)指出，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一方面，解决钱多、钱贵的问题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异常突出。夏金彪(2014)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不小，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暴露，企业面临着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和创新能力弱等多重挑战。刘世锦(2014)指出，进入增长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会遇到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第一个挑战，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第二个挑战，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第三个挑战，如何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陈雨露(2014)指出，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三期叠加”问题。这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应对转型期的挑战。高峰(2015)指出，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可能存在两大陷阱，即“转型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沈坤荣(2015)指出，我国目前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在受到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影响的同时，也受累于自身的体制性问题。

(二)中国应对经济新常态时期问题和挑战的对策

在中国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时期的问题和挑战上，国内学者主要从政府和企业这两个视角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1.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新常态时期问题和挑战的对策

(1)宏观调控方面

在此，可以将国内学者在新常态时期国内宏观调控上的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宏观调控思路。厉以宁(2014)指出，不讲“微刺激”，改成“微调”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宏观经济调控最忌讳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左右摇摆，这对经济损害很大。所谓“微刺激”，实际上就是微调，而微调是可以的，宏观的重点应该放在微调、预调上，不能大起大落。王一鸣(2014)指出，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主动作为，适时有序预调微调;远近结合，坚持和完善定向调控;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刘伟(2014)指出，宏观调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注重需求管理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发生变化：更精确和科学地实施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余斌、吴振宇(2014)指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整体思路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调整：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增长动力;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伊歌(2014)指出，在“新常态”下，“区间调控”都已不可逆转，总体调控思路是不出台大规模刺激、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落实简政放权等举措。张占斌(2015)指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一是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需要保持合理的速度;二是抓住创新转型这条主线，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有为有力原则，实现好的新常态。其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高峰(2015)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应更加灵活，货币政策在区间调控和定向精准调控的基础上，适时把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调回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释放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结构性减税与支持扩大公共消费相结合，以公共支出支持促进公众消费的制度性安排，支持消费，支持就业，支持创新。陈雨露(2014)指出，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预调微调为基本的政策基调，不再搞强刺激。货币政策总体来讲还是要以调整总量为主，但是在结构性调整方面也要有探索、有创新。结构性的货币金融政策首先要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整。不过，也不能搞“一刀切”，结构之中也要分层。管清友、朱振鑫(2014)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的宏观调控侧重以下三个方面：在财政政策方面，实现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的转变;在货币政策方面，实现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的转变;在供给管理方面，实现从浅水区改革到深水区改革的转变。其三，调控涉及的产业。曹远征(2014)指出，如何为生产性的服务业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是宏观调控所要重点关注的。通过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稳定生产性服务业的生长环境。

(2)深化改革方面

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新常态下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

其一，改革的重要性。吴敬琏(2014)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效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向松祚(2014)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单纯依靠货币信贷和财政债务刺激，不仅不能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反而会加剧经济体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实体经济的放缓甚至衰退，这就意味着深化改革的重要性。迟福林(2014)指出，增长、转型倒逼改革，突破利益固化格局倒逼改革。内外发展环境变化条件下给改革留下的时间、空间十分有限，改革跑赢危机的特点十分突出。马骏(2014)认为，要解决这些导致“旧常态”下的调控模式的弊端，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宏观政策的技术参数的问题，还必须要改变造成这些旧的调控模式的体制原因，推动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郝福满(2015)指出，中国要在经济上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在于，这类宏观调控措施只能配合而不能取代改革议程，才能在未来数十年保持高速、高效和可持续的增长。刘冰(2015)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通过实施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系统效率，无疑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其二，改革的对立面。郑新立(2014)认为，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打破思维定式：一是打破农民工市民化会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负担的思维定式;二是打破如果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将会冲击农户在农村的经济主体地位和18亿亩耕地红线的思维定式;三是要打破一谈发展就上工业项目的思维;四是要打破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必然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思维定式;五是要打破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垄断性行业必然会带来无序竞争的思维定式。吴敬琏(2015)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在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下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

其三，改革的思路。迟福林(2014)指出，政府如何转型、如何改革?从地方层面看，关键是要改变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增长模式。如何改?大方向就是要尽快形成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王一鸣(2014)指出，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围绕简政放权深化改革;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围绕推进城镇化深化改革;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改革。余斌、吴振宇(2014)指出，进入新阶段，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常态”上，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有效匹配供给和需求的新变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张占斌(2015)认为，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优化政策，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促进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调整结构，创造中国经济竞争优势;改善民生，促进中国经济包容式发展;防范风险，增强经济稳住发展的信心;精心谋划，着眼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其四，改革涉及的领域。一方面，对某一领域改革的探讨。迟福林(2014)认为，未来6年中国转型改革的重点是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和制度创新。安宁(2014)认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之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的功能不仅包括融资功能、配置功能、产权功能，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创新推动，资本市场将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发展的有力引擎。李伟(2015)指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把创新作为形成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周其仁(2015)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应当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哪些法条妨碍了改革往前推进就拿掉。希望有关方面最好有这么一个目录单，因为很多关键的条款如果不修掉，很多改革是没有办法发挥的。_35 J另一方面，对多领域改革的研究。胡滨(2014)指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三项措施是重点：一是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二是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三是财税体制改革。管清友、朱振鑫(2014)指出，首先是改革相关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四大关键领域。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再次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健全市场和深化开放等。最后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裴长洪(2014)指出，在不断完善国家短期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的同时，应当把改革创新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加以落实和深化，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首先，继续下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其次，努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打下基础。再次，加快改革和完善投融资体制。最后，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张占斌(2014)指出，第一，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第二，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第三，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第四，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

(3)对外开放

国内有学者认为，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中国应当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胡滨(2014)指出，从对外开放看，包括调整外资银行的准入条件，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还包括资本市场的放开。裴长洪(2015)指出，新常态下对外开放的新任务：一是推进货物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二是扩大货物进口贸易规模、优化结构，改善国内经济供给面。三是根据新阶段的要求，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四是继续扩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改善投资结构和方式、构建自主跨国生产经营网络。五是重视并继续发展服务贸易。张锐(2015)指出，以“一带一路”为动脉打造出的对外开放升级版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宽绰的增长点。“一带一路”并不仅停留在资本输出层面，而是要以“一带一路”为纲，张自由贸易区之目。张伯里(2015)指出，中国战略趋向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吸引外资工作可以说已经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而招商选资主要体现在目标、观念、宏观经济、产业、微观企业等层面。

2.国内企业应对经济新常态时期问题和挑战的对策

(1)努力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国内企业要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切实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刘静(2014)指出，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创新驱动、内生发展的路子，就必须大力提高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其根本还是要靠企业内部挖潜，建立起中小企业内生性的创新发展机制。蔡防(2014)指出，新常态将有更激烈的竞争，不再是去找资金，也不再是去找市场、找需求，更多的是如何找技术、找创新的机会，这是新常态对企业的一个启示。夏金彪(2014)指出，今后，对一些行业、企业来说，必须提质增效，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等创新，加快转型升级，适应经济“新常态”。

(2)企业家的培养和成长

国内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对企业家的培养和成长。周其仁(2014)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企业家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应当放胆去试。为此，必须倡导、呼吁和推动这个社会的环境，包括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要鼓励企业家去试。试错了没关系，在有限责任内的财产输光，过一段时间另外开张再去试。这是我们对付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环节。只有放开去试，这个国家、这个市场经济才有希望。张维迎(2014)指出，中国企业家的“创新”仍然停留在模仿型创新阶段。当前，如何从简单的套利者(商人)和模仿者转变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挑战。通过比较不难看出，周其仁强调的是中国企业家成长中社会环境的重要性，而张维迎则肯定了创新素质提升在中国企业家成长中的不可或缺性。

(3)抓住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机遇

国内学者认为，企业对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机遇的把握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企业从宏观上要认识到机遇的存在。马蔚华(2014)指出，这个新常态下，中国有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要比过去平铺直叙的上升机会要大得多。马光远(2014)认为，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但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刘德海(2014)指出，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但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来看，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就国内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但当前面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考验，再也不能沿用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必须创新、必须变革。姚洋(2014)指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国民的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中国的低退休年龄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资本存量也会维持较高的增长率，中国的创新能力因为人力资本迅速增加和研究投资的不断增长正在稳步提升。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是机遇。辜胜阻(2015)指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人口城镇化、经济服务化、发展低碳化、产业高端化、社会信息化、经营国际化六大新机遇，迫切需要新动力，以创新驱动引领新常态。高峰(2015)指出，新常态给中国带来更多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十分可观。第二，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其二，企业要把握住微观领域的发展机遇。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国内企业在发展中仍然拥有不少能够把握的发展机遇。邵平(2014)指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机遇如下：银行仍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融资体系的主流地位;投资需求仍有维持相对较高水平的潜力;中国的金融深化还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商业模式分化将带来新的金融服务需求。马蔚华(2014)指出，在经济放缓、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经济成长环境改变的背景下，企业家可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跨越陛发展、新型城镇化、中西部开发、企业走出去、技术变革和新兴业态等七个方面找到发展的新机会。宁国富(2014)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发展机遇具体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崛起、技术变革、企业“走出去”、新兴业态等。林毅夫(2014)指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机会很多，应当高度重视海外并购的机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曹远征(2014)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服务业的发展非常强劲，而且这种服务业是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说物流、医疗、教育、金融、互联网、文化创意行业，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又一个“嫩芽”。赵晓(2015)指出，政府对创新的日益重视、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则是企业未来发展必须把握的新机会。新机会具体体现在产业上，主要涉及替代劳动力的产业、创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三个产业，这三个大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尤其值得大家关注。

(4)成功地“走出去”

目前，国内有学者也研究了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走出去的问题。马蔚华(2014)指出，在经济新常态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要与本土企业的目标相一致，做到1+1>2很重要。要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是要资源还是要市场，是要它的市场还是要通过它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点很重要。战略一旦制定，就要坚定不移。孙立坚(2015)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以此替代出口红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资企业产能释放的压力;同时，为了提升我们财富管理的主导权及安全性，人民币也要伴之而行。

(5)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继续推进，但是如何推进呢?目前，已经有学者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周其仁(2014)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利用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平台，发挥资本市场对各类企业股权的价格发现功能，为更大范围推进混合所有制服务。要明确，国企改革不是为改而改，关键是终结行政命令体制，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国企和民企都能集中精力于市场、技术和管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刘世锦(2015)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国企要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国有资本配置结构要调整，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证国家安全。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挑战和对策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公开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期刊论文和报纸文章。在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目前的研究中仍旧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亟待加强：其一，“走出去”战略执行成效提升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国内优质产能过剩的问题急需化解，这就使得“走出去”战略的执行更具迫切性了。目前，国内学者在“走出去”战略的研究上虽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走出去”战略执行成效提升的研究方面有分量的成果并不多。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应当在民营企业的海外发展、“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建设等问题上多下功夫。其二，结合实证分析的研究也需要得到加强。目前，在所取得的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成果中，预测性的研究相对偏多，而结合实证进行分析的研究则偏少。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应当强化在调研基础上所进行的实证分析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应当持续较长的时间段。其三，大力加强对个体在经济新常态中新作为的研究。在目前的研究中，学界侧重探讨政府和企业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思路和举措，而较少关注个人在经济新常态中的新作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大力加强对后者的研究，着力做好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普惠金融、网购维权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其四，对各地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实践经验总结的研究也有待加强。在目前的研究中，学界有分量的学者大多在全国层面进行经济新常态的研究，而对各地实践经验总结的关注度则不高。在今后的研究中，针对后者的研究应当加强，力争通过对各地实践经验的分析来达到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新常态理论体系的目的。

作者：张国

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篇2：

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导读：在美元加息、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不断上升，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引致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包含资金外流、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冲击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伴随着美元加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降低和货币贬值，这些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现象非常严重。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将近70%的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资本出现了对外净流出的现象，而且这些外流的规模与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高达4.2%。与此同时， 目前中国国内经济处于“新常态”、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和杠杆率维持很高水平，而人民币汇率又开启了“双向波动”，在以上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资本流出问题也越来越引发了学术界和业界人们的担忧和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就曾明确指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现象应当引发关注。

根据已有文献的梳理和相关的报道，我们发现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具有以下特征：

近年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越演越烈。近年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例如，2017年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达到了13755亿元，达到了中国GDP总规模的1.6%左右。再例如，伴隨着2018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国内外的资本加剧逃离中国，根据瑞士银行估计，仅前三个月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就超过了希腊全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大的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有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造成一定的伤害，这也是业界和学术界较为担忧的话题。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可能与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关。据估计，我们发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自2014年起出现了大幅增加，并且维持震荡上升的态势，这可能与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关。自2014年开始，中国人民币汇率展开了有序贬值，这可能与美元升值、人民币加入SDR等有关。也正是从2014年初开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出现了大幅增加，之后的两年均处于高位。自2014年5月起美元指数出现了快速上升的走势，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不断贬值，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也大幅增加。

迂回性的跨境资本流动仍占一定比例。迂回性的资本也可以称为“过渡性跨境资本流动”。该种资本可能并非真实的资本外流，而是资金在转移至境外之后，还会以外资的表现形式返还至中国并且介入其经济建设活动。因为中国对待在境内或境外不同注册地址的企业拥有不同的税收管理政策，资本的迂回转出之后就能够拥有扶持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并且能够在国内的投资中产生套利的机会，所以引发了这些资本迂回转出。例如，一些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公司，但仍在我国本地经营，这样就可以享受到税收优惠和人力成本较低这两方面的好处。

尽管近些年来，根据中国政府对于外资和内资企业政策方面的调整，迂回性的跨境资本流动现象虽然有所减缓，但是仍然在总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并且有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香港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官方和非法资本流动的规模都出现了大涨，引发了人们的警惕。因此，研究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体上看，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种，其中外部因素包含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内部因素包含政治环境、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等。

外部因素

利率。很多学者认为，国内外较高的利率差异，尤其是国外的利率较高时往往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如果国内的利率相对较高，同时汇率幅度不太大，那么资本更倾向于留在国内运营或投机;相反，如果国外加息，就会导致国内的资本有外逃的倾向和需求。例如，在美国开启加息周期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一些资本就回流到美国，这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形成了负面的冲击。

汇率。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多次波动的情形，而且还存在着高估的现象。目前我国的汇率相对于美元仍然存在未来继续贬值的可能，这种情况就会造成我国的资产价格和人们的真实购买力的降低，由此可能会引发投资者将他们的财富和物质资料转移至国外的需求，也就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一个国家的汇率上涨或下跌均会对人们的信心或期望形成一定的冲击和障碍，从而可能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发生。图2也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的发生确实与汇率波动有关。

资产价格。当一国的房地产或股票等资产的价格出现大幅上升时，它们会吸引国外的资本加速流入国内，并且由此推动资产价格的上升，甚至引发资产价格的泡沫出现。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房价上涨的速度越快、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引发跨境资本的流入;反之，如果房价出现大跌、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程度出现下跌，那么跨境资本就可能流出。

内部因素

政治环境。在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内部因素方面，政治环境占据了首位。只有一国的政治环境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才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相反，如果一国的政治环境较差、对跨境资本缺乏优惠政策，就有可能导致大量跨境资本的流出。从这个角度讲，政治环境对跨境资本流动会起到最基础的作用，如果政治环境不理想，它将会起到决定性的负面作用。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国居民平均收入或财富状况的连续增长幅度变化的数据，它可以用GDP的增长值指标来体现，也可以衡量一国国内的资产的整体收益波动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的GDP增长值一直保持得不错，但是在有些年份中出现了比较剧烈的波动，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步入了“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新局面，GDP增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在这些年份中，当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的增速预期出现不确定时，为了回避资产收益下滑的风险，就会诱发跨境资本流动现象的发生。同时，一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导致国内的投资水平降低，从而引发工业增加值的下滑，甚至会因此而产生恶性循环。此外，研究发现，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与跨境资本流动形成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时，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可能就会降低;相反，当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时，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可能会大幅增加。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现实生活中具体物价的上涨幅度，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可以选取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的数值大小。在现实中，可以反映物价波动的数据很多，例如CPI、PMI、PPI等，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CPI数据来讨论我国通货膨胀的数值大小。当一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如果资产增值的速度要比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低，那么这些资产实际价值就会遭受到损失甚至出现打折的情况，此时投资者为了避免这些损失的出现或者情况进一步恶化，就会把自己的财富或生产资料转移到境外，从而引发了国内的资本外流现象的发生。

在1992～2017年间，中国的宏观经济曾经发生过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说1993～1995年，这三年中国的物价上涨幅度高达18%左右，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和中央银行的货币超发、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加有关，在国内物价高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背景下，有可能会引发国内的跨境资本流动。

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年来，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和开启了加息周期，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了不利溢出效应，并且放大对其金融体系的不利冲击。

就中国而言，造成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包括：人民币汇率贬值、外汇储备下降和跨境资本流动形成恶性循环;中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引发的居民储蓄换汇的风险;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滑，引发金融风险增加等。尤其是在更加广义的人民币套利交易机会增加的背景下，如深港通、沪港通的开通，全球银行可以对中国公民贷款等，中国居民配置海外资产的热情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将导致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增加。

在开放经济中，由于跨境资本流动具备顺周期性，并且有可能形成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最终演变为金融加速器和实体经济顺周期性的推手。实践证明，在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跨境资本流动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引致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有：

资金外流的风险。由于资本是逐利的，并且具有顺周期性的特征，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和开启了加息周期时，我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会产生资金外流的风险。如果大量的资金出现外流，就有可能使民众对资产价格形成悲观的预期， 进而有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

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冲击的风险。当广义的人民币套利交易机会增加时，国外居民配置中国资产的规模会远远小于中国资本外流的规模，两者的规模不可能抵消。而且一旦内资外流和外资撤退的现象共同发生，那么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将显著上升，这将会引发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冲击的风险。

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研究表明，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将影响我国新时代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此外，在经济下行、资产价格出现下跌预期时，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导致我国出现信用收缩和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严重时会出现“明斯基时刻”，即引发资产价格和投资陷入“下跌-资金外流-继续下跌”的恶性循环中。

综上所述，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因此如何防范其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应对近年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增加、防范由此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管理层决策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保外汇储备而不是保汇率

根据“三元悖论”理论，我们认为，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 为了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挑战，中国政府应当保外汇储备而不是保汇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旦出现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大幅资本外流，这时政府不得不使用国际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而当国际外汇储备被使用殆尽时，政府只能放任汇率贬值，缺乏灵活的操作方法。

在外汇储备和汇率的保护方面，外汇储备的重要性无疑会更高。因为如果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大、经济效率高，那么即便是在全球贸易战的背景下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汇率的下跌则可以有效应对美国的加息周期。此外，浮动汇率制度如果具備弹性，就可以避免货币政策无效的结局出现，既保住外汇储备又可避免金融危机的出现。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可以让汇率制度更加市场化，重点是保住外汇储备。

政府应当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更加谨慎

目前我国人民币并不是自由兑换的，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有可能引发居民换汇等大量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等不必要的风险。国际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快开放资本账户，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导致各国央行不得不重新加强对资本账户的管制。

事实上，我国政府对于资本账户的管制主要集中在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额度方面，例如居民储蓄换汇的额度方面，其余的资本项目如证券投资、直接投资等方面基本上已经开放，而且逐步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影响中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为了防范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应当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更加谨慎，继续坚持逐渐开放资本账户的既有政策。

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结合的框架

在实践中，中国可以借鉴巴西、韩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国家的做法，将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并将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包括金融市场、银行体系、衍生品、房地产等诸多方面，监管工具主要包含动态贷款损失拨备、逆周期资本缓冲、压力测试等。当跨境资本流动出现较严重的顺周期性时，我国应当果断使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这样可以加大资本外流的阻力，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头寸积累。

同时，中国也可以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措施”的建议，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规定时间限制、实施外汇储备金等，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此外，中国在实践中还可以建立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机制、允许僵尸企业破产清算、推动全国存款保险公司落地运营等，同时要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样才可以有效降低和化解中国的金融风险。

我国宏观经济“调结构”与“稳增长”应当同步进行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新常态”的转型期，“调结构”的措施包含国有企业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推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等内容。“稳增长”则是指保持我国的GDP总量能够长期稳定增长。实践证明，“调结构”与“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的共同推进可以实现我国资源配置的优化。

从长效机制的视角看，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长期健康运行才是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保障。因此，只有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调控政策和管理经验，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我国宏观经济“调结构”与“稳增长”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在实践中注重预期管理和前瞻性指引，这样才可以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良好的大环境，降低跨境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JL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M63166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CJJ096)和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2018-CXTD-06)的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后流动站)

作者：欧阳正杰

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篇3：

以新常态为引领，实现中国经济提速增效升级

摘要：“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在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以“新常态”为引领，在稳增长的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中国经济提速增效升级刻不容缓。

关键词：新常态;提速;增效;升级

“新常态”是一个新的经济术语，“现在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①。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②这是在科学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后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认识的创新与飞跃。

一、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形态的必经阶段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奇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经济以10.1%的平均增速持续增长30余年，201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经济总量是日本的2倍、印度的5倍。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引起其他国家的抵制和恐慌，“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从来也没有间断过，在海外的媒体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中国经济不行了”的报道。今年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美国《名利场》杂志发表的《中国世纪》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国已回到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位置。”③这种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的中国经济就这样“被第一”了。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上，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8，在其他方面，诸如文化、体育、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差距也很大，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中国威胁论”的一种翻版。除此之外，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国崩溃论”之声也不绝于耳，二者的共同特点就是质疑中国经济发展。

过去，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肯定是“非常态”的，长久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必须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在，新常态下我们要提质增效升级，速度降低但质量会更优，这种转换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是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增长动力的根本性转换。它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将告别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迈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①的一个历史新阶段，也预示着中国正在从经济奇迹向经济常规发展的重大转变。

二、新常态下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2013年，面对中国经济形势“三期叠加”的困难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并及时做出了战略性的转变。在2013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④这是“新常态”的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的正式提出，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的格林威治时间。⑤在这之后的一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四次完善他的经济新常态思想。可见，新常态的提出更重要的是以经济问题为导向，中国经济要改革，要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的新阶段，主要是因为经济领域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全局性风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我们以产业结构的转换为例，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上升，三产份额增长缓慢，与此相对应的正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二产业已经趋向饱和，一般加工业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人口和资源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成为普遍趋势。从国际上看，服务业比重增加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标志，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也是一个普遍规律。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1](P95)因此，当资源配置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速)出现下降不可避免。在历史上，94.4%的发达经济体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有些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过快，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更大。中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既有产业结构问题，也有产品结构问题，还有地区结构、所有制结构、人口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出口结构等等，都需要在新常态阶段作出方向上的大调整。而前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产能过剩、大规模的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和群体性事件激增以及环境污染到不能承载经济高速发展之重等问题，有些问题是数量问题的累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结构引发金融的资金结构投向发生扭曲，是以GDP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改革滞后累积矛盾的共同结果。

三、以新常态为引领，实现中国经济提速增效升级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2]

(一)以“三双”重构中国经济新生态

一是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和主要标志。中高速(7%)增长代表的是数量指标，是经济发展前提;中高端水平(结构)代表的是质量指标，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条件。“双目标”采用两点论，经济发展既要速度，也要质量。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从而把经济发展推向更高层次。

二是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是对“稳中求进”的具体落实。稳政策稳预期，给企业家、投资人和老百姓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让大家放心投资，大胆投资，对未来生活充满期盼。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这些做法，表明中央不断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⑥，就为促改革，调结构预留出空间和时间，经济就会“稳”中有“进”，经济发展质量就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促改革调结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等要在这一年继续深化，还要统筹兼顾其他各项改革的配套。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一定会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增强发展新动能。

改革要发力，结构调整也要发力。2015年也是全面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要之年。在经济转型期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调整的难度也很大，有些结构问题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与上层建筑、政治生态、体制机制都紧密相连，真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今年的结构调整主要是突出重点，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三是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当前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环节，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和激发政府活力的关键一招。政府加大对教育、卫生等的投入，鼓励社会参与，提高供给效率。这既能补短板、惠民生，也有利于进一步拉动政府消费，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保持市场活力的源泉，是促进经济新增长点形成的有效方式。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

(二)以改革开放助推提质增效升级走上快车道

《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定为7%左右，比去年下调了0.5个百分点。容忍经济增速略有下降，将赋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更大的空间，有利于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走上快车道。

首先，改革的动力来自于政府自身的革命，即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今年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向市场释放活力。同时，中央还注意到，简政放权绝不是一“放”了之，如果权力放下去了，地方政府不作为、不落实，市场活力的释放仍然达不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在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的同时还必须加大放管结合的改革力度，重点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让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落到实处。

其次，扎实推动重点改革，拿下那些最难啃的“硬骨头”。对增加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系数的重点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改革，主要包括推动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大幅度缩减政府核准投资项目范围，下放核准权限;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等。此外，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价格改革加快，启动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以上诸多的改革措施，重点解决经济运行的区域风险和财政金融风险增加的结构性问题，以及社会事业改革和配套改革落后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衡问题，在“挤水分”、“去泡沫”、“控杠杆”、“求均衡”上加大改革力度，提前化解解决运行中的风险。

最后，用开放倒逼改革，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积极推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在全国推广成熟经验，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

(三)让创新驱动成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动力

“提质增效升级”是与原来的数量扩张型粗放增长相对应的，其核心含义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通过降低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产品转型升级来提高经济效益。[3]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2]这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思路已经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首次把加快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期望在经济由高速发展转为中高速发展的时期，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巨大作用。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新潜能，提升劳动、信息、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效率和效益，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⑦新常态呼唤增长动力的转换，把增长动力真正从要素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中国这艘大船才能更有动力，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李扬，张晓晶.论新常态[J].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李克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5-03-17.

[3]李佐军.“提质增效升级”，要闯四关[N].环球时报，2015-03-09 .

注释

①参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华网2014年12月11日。

②参见习近平所作的《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③参见新华网《2015，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2015年1月1日。

④参见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3年12月11日。

⑤参见《施芝鸿独家解读新常态：认为GDP不再重要是误解》，凤凰财经2015年3月4日。

⑥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合理区间论”是指保持经济增长始终处于不突破下线失业率和上线通货膨胀率之间。

⑦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澎湃新闻网(上海)2015年3月23 日。

作者简介

于平，中共长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市场经济理论。

责任编辑 解梅娟

作者：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