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独立形态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专注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是我们党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路径。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促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达成的主要话语策略。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视角。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社会主义独立形态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主义独立形态论文 篇1：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探析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新形势的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赋予意识形态建设新的时代内涵。以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为基点，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价值;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核，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契机，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空间;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线，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内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境界。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得到全面拓展，突显出新特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开放性;坚持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相统一，把握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坚持“破”与“立”相统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现实背景;主要内容;鲜明特征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4.008

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直面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严峻挑战，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宝库，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遵循。

一、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现实背景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和国家面临的意识形态斗争新形势做出了科学论断，以世情、国情、党情为现实依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

从世情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共生共存，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军事以及信息发展优势，通过政治宣传、文化渗透等手段，不断向社会主义中国兜售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推广其所谓的普世价值，企图以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达到“分化”、“西化”我国政权的目的。早在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2]。美国政治理论家亨廷顿也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的更快、更深入”[3]。而且，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竞争力还比较弱，在竞争策略上还有很多不足。西方意识形态在国内的渗透和蔓延，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严重地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号召力。

从国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改革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面对棘手的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及时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坚持在深化改革中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变革，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在保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的一场全社会领域內的变革。[4]改革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关键领域核心利益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且难以调和。这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巨大的影响，一些群体、阶层的利益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受利益格局调整的影响，利益受损或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人们，可能会对党和政府产生敌对情绪，进而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挑战，如果意识形态不能对各种质疑和诘难做出回应，及时引导，那么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便会减弱。

从党情来看，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直接决定能否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然而，在党员队伍中，部分党员存有理想信念不坚定、信仰缺失的问题。有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心存怀疑，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有的是非观念淡泊，原则性不强;有的向往西方社会制度，认同西方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道路前途和命运丧失信心;有的甚至在关乎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信仰迷失、精神迷茫”[5]。理想信念的动摇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也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带来了挑战。

此外，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6]互联网信息传播是把双刃剑，其速度快、互动性强、信息容量大的特点给我们生产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网络舆论导向和思想管理带来了难度。此外，意识形态渗透的隐形化、网络交流的虚拟化、信息传播的无序性等，导致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很大程度上消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挑战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思想的控制力。当前，网络斗争成为一种新的舆论斗争形式，成为我们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最大变量”。习近平同志指出，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面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较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做出有效回应，发挥思想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直接关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稳定。

二、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

1.以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为基点，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价值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和国家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意识形态工作密切相关。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曾因淡化或忽视意识形态建设而取得教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做了重要论述。2013年8月，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作了专门论述，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7]这一论述对于如何定位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和全局性，提升了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党和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是完整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党和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马克思曾强调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8]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需要党的正确领导、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制度和法治，更需要把握好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发挥意识形态凝魂聚气的强大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工作尤其重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建设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全球化竞争中，文化軟实力的竞争日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开展的思想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攻击，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这些都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2.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核，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能变，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换。这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根本所在。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容、本质要求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加强、切实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始终发挥着旗帜作用，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告诉我们，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会走上改弦易帜的“邪路”、“歪路”，就会丧失党的领导。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坦承“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9]。这也是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主要原因。面对意识形态形态领域中错综复杂的乱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抵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才能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图谋，从而保持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

3.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契机，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空间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文化系统的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文化强国目标得以实现，文化自信得以确立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思想、新办法，拓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路。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容和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10]。二是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三是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为原则，追求真善美，推动文艺的繁荣发展。四是高度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思想宣传和新闻舆论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和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必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习近平指出，坚持党性原则是思想宣传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党和政府的媒体必须姓党;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将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五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国际话语权。面对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格局，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夯实文化软实力根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将我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增强国际话语权表达，提升国际竞争力。

4.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线，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内涵

思想政治工作，历来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领导人一直以“生命线”来定位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因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应然要求。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出发，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原则、途径、方法以及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其一，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进一步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来讲，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理论。其二，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四个坚持不懈”的任务。其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在继承与遵循传统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坚持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的统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的统一、坚持总结经验与改革创新的统一等。其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途径和方法。发掘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途径，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综合多样化的教育途径，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要求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新媒体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优势相融合;注重课堂教学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努力将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

5.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境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对理想社会模式的信仰，在实践中发挥着引导人们认同、接受和信仰的功能，进而使人们树立该时代所要求的“共同信念”，并且将这种信念作为认识和行动的指南。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每一个人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凝聚“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凝聚这个力量，必须通过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发挥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利昂·P·巴拉达特所说，“现代意识态召唤着人们加入集体的行动。每一种意识形态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明确方法不尽相同，但都诉诸群众动员和集体行动来完成其追求的目标”[11]。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机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和要求，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体现;全面深化改革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内生动力，不畏艰难，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持续活力，为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全面依法治国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确立了宪法原则和法治基础，使得意识形态建设更具合理性和合法性;全面从严治党，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有效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群众基础。此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好发展，这也意味着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注入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提供更多的合法性建设资源。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保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尤其是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重新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威望，极大地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巩固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2]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力量，还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核心，其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如何都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三、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鲜明特征

第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开放性。“继承性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是连续的、渐进的，在性质上是一脉相承的。”[1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毛泽东意识形态学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为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营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同时，又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元素，彰显了创新性的一面。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指针，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探索，提出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这是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切入点，也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鲜明主线。从发展的角度对意识形态建设进行再定位、再谋划，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着眼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理论、新思想。

第二，坚持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相统一，把握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4]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关系做出的新论断，辩证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这一论断深刻地体现出新一届领导集体“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战略视野，体现出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谋略。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协调发展的时期，社会就会稳定和繁荣，凡是只顾一个方面，而轻视另一个方面的时期，社会主义就会出现曲折，甚至失败。[15]早在1993年邓小平就提醒全党：“在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略思想工作的倾向。”[16]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做出了上述论断。在实践中，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政治制度健全民主、社会和谐稳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生态文明良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进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正确认识改革实践过程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響，对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17]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将意识形态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新做法，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将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

第三，坚持“破”与“立”相统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18]同时又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19]上述论述体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要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破”与“立”，在“破”中“立”，“立”中“破”，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时代是思想之母，實践是理论之源。时代和实践发展不断提出新课题，需要我们总结经验，创新理论，运用理论武装群众，指导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在理论创新、思想宣传、新闻舆论等方面费尽心血。同时，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的严重泛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这一形势的危害性和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重要性作了诸多论述。

第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0]。本质上讲，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坚持党性，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要坚持党管媒体、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等会议上，都鲜明地指出了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是新时期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党中央将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相融合，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同时也将意识形态建设纳入党的建设之中。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制定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通过这一制度建立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总的来说，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有许多与时俱进的理念革新和战略机制的实践探索，很好地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诉求。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要求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更要在实践中提升意识形态应对水平和应变能力，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和管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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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责任编辑：张俊华]

作者：杨静 寇清杰

社会主义独立形态论文 篇2：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达成的辩证法分析

摘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专注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是我们党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路径。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促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达成的主要话语策略。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生进行疏解，探讨其表征，论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生成，需在理念、方向、价值取向、对象和内容上坚持五点辩证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说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生成越来越具有迫切性、重要性。笔者认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促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达成的主要途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价值，在于帮助统治阶级树立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合法性地位，同时将这种合法性内化于大众，并在大众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从而促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生成，可以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巩固和在同其他权力关系竞争的优势地位。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疏解

合法性(1egitimacy)概念最早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够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即“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人认可的价值”。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认识和反映世界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或者“信仰体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哈贝马斯强调和注重的价值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斯·韦伯指出：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㈨他的合法性概念具有两重含义：对于处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的问题;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的总和就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学者认为合法性具有三种意义：一是该事物的存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即得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尊重和支持;三是它比被取代的前身具有优越性，且能够较有效地处理和解决当前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一种统治的持续认同主要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综合上述，所谓“合法性”，就是指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被人们认可、支持和接受的正确和正当的价值认同程度。

所谓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有学者指出，是指意识形态所蕴含和倡导的价值观符合并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正义，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意识形态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身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够合理准确地解释现实世界，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得到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和接受。笔者亦认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意味着意识形态被人们认可的价值，是意识形态自认为以及被认为是正当和正确的认同程度，首先必须保证它具有合理性。何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成果，总结和概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郑永廷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等概念，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或一致性，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同义语。或者反过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它与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的“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亦称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合理性，被人们认可、支持、拥护和接受的正确和正当的价值认同程度。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表征

1.合规律性

“合法性”中的“法”，可能是法律，也可能是社会公认的道德行为准则，还可以是传统习惯或者神圣信仰。对这个“法”是否符合正义的追问，则是它的关键所在。那么，“法”要符合正义，就要具备合理性，合规律性，合乎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的要求。因此，合法性首要指合理性，合规律性，合乎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理性，指其经过必要的论证自身所应具有的合规律性，必须保证自身的论证是逻辑自洽的，这种自洽的论证和说明，必须与多数个体对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相符合，既合理地解释世界又合理地改造世界。即它同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同人类普适价值的相容性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一致性，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对于各种社会意识来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适应社会意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能够整合各种社会意识;另一方面，真正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可以成为引领社会意识的力量，促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

2.普遍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意识形态是否能够获得民众的持续忠诚，除了其自身的合理性外，另一个就是自身所蕴涵的普遍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所谓普遍性，一方面指意识形态对社会论证的全面性，科学性。成功的意识形态，其理论必须彻底，能够反映、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够保持合理的张力，科学解释社会现状，预测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指民众接受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固然具有群体性和阶级性，但先进的意识形态必须突破一定阶级、阶层或团体的狭隘，为尽量多的群体成员所认同和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意识形态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包容和整合其他的社会意识，做到兼容并蓄，具有适度的灵活性。美国学者诺斯认为：“但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集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

当社会现实生活发生变化时，意识形态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才能够具有说服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就是最好的确证。这个理论体系紧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当代中国最现实的四个问题，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顺应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点，昭示时代前进方向。总之，充分体现了世界观、方法论、价值性的统一。世界观强调认识世界，要求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方法论指向改造世界，要求明确实践操作的基本路径;价值性针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要求始终铭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本身”。

3.利益主体的人民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得到民众的持续认同和支持，必须反映和体现民众主体的利益性。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具有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终极目标的，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利益的主体，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鲜明的价值取向，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首先尊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利益的主体。该理论体系确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每一个群体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科学地界定“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人民群众。牡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为理论创新源泉，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为理论创新目的，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有了最广泛和最坚实的基础。其次，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实践中，坚持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和支持，其根本原因在于其鲜明的人民性、先进性的价值取向。

4.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统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实体化、存在化，其本身并非事物或对象本身的性质，不能把它们直接混同于事物的性质，是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统一。共时态是指某一时期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当前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在共时态上出现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多样社会意识并存的状况。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遇时代和言说方式的挑战并不足为怪，但作为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可以在矛盾和冲突中，经过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论证构成一个自行繁衍生殖的世界，保证它的稳定性。历时态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在不断发展动态变化的“新旧交替”的过程。起初，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多样社会意识并存使许多人茫然而无所适从，发生种种困惑;继之，两者发生冲突，在冲突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后，经过实践探索和论证，人们选择、接受并认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地位。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体走势和发展方向是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从传统和过去的僵化向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相适用的新型意识形态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最好的确证。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生成辩证法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形成后，统治者需要获得民众可持续的思想认同和政治支持，即意识形态合法性。为赢得民众的自愿认同和支持，并使这种自愿认同和支持尽可能持久，任何政权都不仅要通过特定的政策给民众以实惠，而且要在民众中间培育一种独立于特定政策的散布性的善意情感。其维持的过程就是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思想教育的可持续过程。以期达成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简言之，共识是在一定时空环境内人们对价值理念以及达成价值理念的方式的共同认可。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生成必须依靠达成共识的话语策略。在现代政治社会条件下，平和性的话语策略比以论辩和批判为主的批评性话语策略更为可行，因为它不仅在本义上高度重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和分歧，而且内在地要求以平稳的态度解决分歧，避免激烈冲突。要实现这类平和性的话语策略，除了要求其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还应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以保证共识的有效达成。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功能。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视角，促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达成共识的话语策略，应遵循以下辩证法。

1.理念上。树立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

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了其具备提供政治“合法性”依据的功能，现代政党执政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重视意识形态合法性建设，促成民众形成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维护和发展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一条普遍的社会规律。”，但问题是，我国不在于是否加强而在于如何加强建设、促成共识的问题。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的差异性决定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促成，其内容、手段等有很大不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因此，我国对内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反对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重视对未成年人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对外要警惕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交往，并不等于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更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以不设防。对此，邓小平提出警告：“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我们要警惕”。时至今日，这一论断越发显示出正确性。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体现了先进性和普适性的统一，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同时昭示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促成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道路。

2.方向上，坚持一元与多样的辩证法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世界观之上的思想体系，有着鲜明的国家性和民族性。对于执政党来说，意识

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将意识形态所包括的价值、观念与理想有效地传输和分配给社会成员，并转化成为他们对执政党及其现实政权的政治认同。基于这种认识和要求，1994年，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思想建设要以立为本，增强实效。“理论宣传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的方针，对于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十分重要”。因此需要动员和引导社会民众“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㈤因此，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元性和社会意识多样性并存的辩证思维。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同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的规划中，应正视全球化时代信息革命的现实，顺势而变，放弃原有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宗教”模式，以开放的心态来培养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情感。但尊重社会意识多样性并不等于放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理念、方法论和价值观。为此，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必然对其有着或多或少、或浅或深的约束，这种约束既有意识形态的物化形态(如政治制度、社会及团体内部舆论等)的外在规范，又由于认同而产生的社会成员个体内在的自我规范，使社会在整体上表现出有序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生成。

3.价值取向上，坚持党性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统一辩证法

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搞建设，必须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遵循人们思想发展的规律。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党性原则和以人为本的辩证统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正如雷蒙·威廉斯对霸权的动力学特征的表述——霸权永远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成就，而‘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同样面临着被“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问题。坚持以人为本，从理想教育来看，需要将党的价值理想、社会理想与个人奋斗理想的结合作为宣传的切入点，不应该用所谓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制度和抽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来否定基本现实，“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作为“目的因”，通过共同理想的宣传，将党的政治理念与公民的个人追求结合起来，升华为全体公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使之转化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动力因”;从现实教育来看，需要关注开放条件下人们的精神困惑。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现实问题和自身的利益，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而不是以后能否实现某种理想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关系，认识到社会转型的负面成本是难以避免而且必须承受的，认识现行的国家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从而持一种理解、认同的态度。

4.对象上，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统一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坚持针对性的根据所在。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不断的分化和组合，不同社会群体由于所处政治、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一般地根据传统的阶级分析法体现为先进、中间和落后三种情况，而是依据不同人群对政治、组织、文化、信息乃至地缘资源占有不同而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必须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根据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坚持广泛性与层次性的要求，突出重点群体和重点领域，不能对所有群众都进行自上而下的理论灌输。在理论教育领域，集中力量抓好党员干部和大学生这两大重点群体，使他们真正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信念;在日常生活领域，对广大群众在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价值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在广泛性上，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把依靠群众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在广泛性上使不同层次的人群理解、坚持和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依靠群众，“任何思想……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一方面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最后强调，“共产党员如果真做宣传，就要看对象”。需要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原则和方法。

5.内容上，处理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内容的宣传上，处理好变与不变辩证法。毛泽东曾将历史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类是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所谓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典型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所谓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是不变的因素，是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是同一的。当基本原理被运用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换句话说，基本原理则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静态的知识体系;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表示理论同实际的相互观照，是动态的活的灵魂。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具体结论因随时代变迁而过时。需要进行修正和创新。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民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因此，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阐述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是不变的，是要坚持的，而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具体内容要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使之与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相符合，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持一种支持、认同的态度，最终促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共识的生成。

作者：王素玲

社会主义独立形态论文 篇3：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协同问题初探

摘 要：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遮蔽性”导致了其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相互抵触和长期分离。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和价值性、国家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的特质，使其完成了从“虚假”走向“真实”、从“遮蔽”走向“解蔽”的过程，从而在现实依据、理论特质和实践条件上保证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协调统一。在三者协同的实现机制中，领导权是核心，管理权是保障，话语权是基础。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

作者简介：王新刚(1982-)，男，河南偃师人，法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坚强保障。”[1]那么，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协调运行，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具体工作，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其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具有协同统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运行的过程中表现为“协同”关系。

一、协同的现实依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间接性和能动性，但从根本上看，它大体上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能够协同一致，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尽管意识形态是伴随着阶级产生而产生的，但对其关注和研究却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精神现象。1796年，德斯图·德·特拉西在法国国家研究院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说明观念学说及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并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依据人的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开启了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理性原则”的流派。与之相对的观点是“虚假建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不同阶级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虚构的虚假意识。比如拿破仑基于对19世纪法国意识形态理论家对宗教的批判和现实专制的否定，认为意识形态是荒谬的诡辩术，是人苦思冥想的理论形态，于是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全盘否定。

不管基于“理性原则”还是“虚假建构”，从根本上都没有找到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和依据，落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都要依据并表现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存在，因为不仅人的理性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且阶级利益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意识是个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它必须依赖社会现实，“‘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533意识形态是“意识”在“共同体”层面的存在方式，是意识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实利益关系而单纯存在。马克思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揭示出了意识形态自身的规律性，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2]550正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对立性制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获得其领导权和管理权，但从根本上看，却无法实现与话语权的统一。这个观点也被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所证明。

新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形成的现实社会关系，它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是基于中国道路而形成，同时又反作用于中国道路，具有协同一致的现实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先后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文化方面就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意识形态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表达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彰显了意识形态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统一关系。因此，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实现了完全统一。也正是这种从根本上的统一性，意识形态也反作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旺盛的生命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

二、协同的理论特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利益表达的观念形式，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现存的阶级利益关系，具有把阶级利益说成全社会利益的“虚假性”，还具有掩饰现实利益关系矛盾的“遮蔽性”。只有真正地实现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才能结束意识形态“三权”分裂和抵制状态，实现它们的协调统一。

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三权”处于分裂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分离，它的价值操纵性成为了被批判的根源。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第一部分的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经济学批判，就认识到了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政治经济学家发现了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来源，但基于私有制的理论前提，无法解决工人工资与劳动所得成反比的社会现象，于是，把他们的学说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现实关系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这种与现实相悖的理论就是意识形态，并且体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身的虚假性。法兰克福学派多是基于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批判，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绝对对立的，它具有只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这种功能借助于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起到了很好的操纵作用，甚至把人都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以至于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等都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等问题。卢卡奇和葛兰西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总体性的消解作用，而且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卢卡奇从“物化”范畴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化的特征，而且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伦理、法律等社会意识也普遍性被物化，造就了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直接导致人的总体性和批判能力的缺失。葛兰西则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要不断地提高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智力水平，换言之，要赋予群众中无定向的分子以个性”，[3]22提升人民的启蒙意识和批判水平，其核心就是不仅要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还要获得管理权和话语权。可见，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身“价值性”和“真理性”的分离，“虚假”的意识形态必然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利益的表达，它既具有解释世界的相对真理性，还具有维护统治的鲜明阶级性。一方面，任何真理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是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存在的，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是相对的，即相对真理，它是通过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比而显示出先进意义。那种认为意识形态是依据于人的理性原则而存在的，是一门自然科学，具有“普遍适用”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另一方面，任何阶级社会的不同阶级都有自身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维护自身阶级关系进行辩护，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由此断定意识形态是虚构的虚假意识、不具备可证实的真理性，也是错误的。因为意识形态的价值性是建立在相对真理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体现社会多数人利益关系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实现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具有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为“三权”协同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从真理性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合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和方向，保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三者构成了社会客观精神中价值观念的完整系统、内在逻辑结构的完整性，也证明了其自身的科学性。从价值性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理想，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利益认同共识、秩序认同共识、政治认同共识和共同理想目标认同共识”，[4]270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凝聚力量。因此，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才使得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具有了协同的理论特质。

三、协同的实践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协同一致，从实践条件上看，它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理性意识形态论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人的理性形成的“普世价值”，任何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工作，都要遵循或推广这种普世价值观念;虚假意识形态论者认为意识形态是虚构的理论，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控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意识”和“人民利益”的分离。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因此，具有了“三权”协同的实践条件。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双重标准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惊人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吹嘘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意识形态控制的自由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种“洗脑”活动。另一方面，却把西方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模式标榜为全体国民的意识形态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规范，向全世界推广。比如“美国制造”是国际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通过制造教义、制造媒体、制造产业、制造敌人，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系统性和结构化。这种制造已经被模式化，成为了美国开展文化帝国主义运动、谋求文化霸权的核心技术。[5]因此，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曼海姆所提出的超越阶级性和党派之争的“总体的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的特殊观念”，即某一阶级或利益群体拥有了与自身利益相一致的某些价值观念，是真实的、具体的利益表达，它“是一个时代或者具有一个时代的历史——社会全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当我们涉及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总体性精神结构的构成和各种特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6]65不管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再隐藏，也总不可能具有超越具体利益的理论形态，利益仍然是决定意识形态的直接原因。西方社会已经改变了试图把意识形态变成充满激情的信念系统的策略，基于此才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指责。但它从未改变用潜在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对人民的控制，从未放弃过他们的文化帝国主义扩张活动。因此，西方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建立在自身双重标准和自相矛盾的基础上的，这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制性和虚假性。

事实上，国家和意识形态是任何阶级须臾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国家是政治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制度化的载体;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是国家统治思想化的表现。国家需要意识形态论证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意识形态需要国家强制才能保证实施。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意志。只不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把意识形态隐藏于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工作之中。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意识形态是人民的意志表现，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都是人民利益的体现。因此，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在保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协同一致的基础上，探索积极有效的方式方法，促进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也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才使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具有了协调统一工作的可能性。

四、协同的实现机制：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运行结构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过程就是要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积极有效的运行。只有探索三者在具体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避免相互抵制和消解的尴尬状况。各在其位，又各谋其事;权责明确，又相互关联，才能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确保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安全。

领导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运行的核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也称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是社会统治集团通过非暴力的形式，把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变成被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使主导价值观转变为主流价值观，从而形成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领导权体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性和引领性，是意识形态工作具体实施的向导。一是社会思想领域，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围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核心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纷纷踏上历史舞台，试图引导和影响我国改革的进程。保证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核心地位，就是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各种思潮的引领。二是中西方思想交锋中，保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我们要在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既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成果，又批判其糟粕。“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7]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保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三是社会生产领域，体现意识形态对中心工作的保证作用。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经济工作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核心作用还体现在为经济工作的开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保障。四是社会管理领域，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国家治理作用。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意识形态工作是国家治理能力中文化实力的体现，其领导权就是要保证它发挥出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社会治理作用。

管理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运行的保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是运用国家组织和机构对意识形态的一种管理活动权力，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具体实施，它可以有效保障意识形态工作协调有序运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辅助执政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施意识形态管理实践中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的主体以党政权力部门的管理者、事业单位及媒体行业的管理者为主，它的客体涵盖社会生活每个领域的成员，对象是有关意识形态工作活动的各个宣传文化活动。因此，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就是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管好各级各类宣传媒体;探索网络的新技术新应用，管好网络虚拟社会;弘扬主旋律，加强对各级各类文化市场和社会文化活动的管理。

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协同运行的基础。话语权不仅是“说什么话”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为谁说话”和“怎么说话”的问题，是一个话语权力、话语立场和话语艺术的综合性问题。话语权由领导权所决定，是管理权的具体表现，同时它又对领导权和管理权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因此，掌握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保证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和分析当前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思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文化生态建设，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协调的话语格局。二是坚持人民性的话语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说话，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和立场。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就是探索积极有效的方式方法，促进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践行。三是体现积极有效的话语艺术。话语艺术是一个“怎么说话”的问题，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就是要针对社会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贴近人民的具体生活，用鲜活的、易被接受的语言来说话。

总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协同，就是要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促进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它们之间不仅具有协同的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必要性。只要弄明白“三权”之间的现实依据、理论特性、实践条件和实现机制，才能促进其有效顺畅地运行。

参考文献：

[1]王伟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10-0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姜安.美国制造：意识形态控制走向结构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5-25.

[6]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M]. 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EB/OL].人民网，2014-1-2.

【责任编辑：闫生金】

作者：王新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