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大学管理行政论文(精选5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目标指向是为了使象牙塔中的大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向往和追求，并使其成为支配其各种行为的精神动力的教育活动。行政管理专业这部分大学生的信仰与其他专业大学生相比具有其普遍性，即作为普通公民所应树立的信仰;同时也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他们未来就业部门的公共性和服务性特征，又手握大量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
美国大学的行政管理
编者按：2006年暑假，华南理工大学启动教育管理高级人员出国交流培训项目，首批28名管理干部被派往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培训。从7月22日到8月21日一个月的培训学习中，学员们通过课程讲授、实地考察、参观交流，对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美国一流大学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作了全面了解。他们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和我校实际，立足自身工作岗位，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马里兰大学各项工作加以关注和研究，撰写学习考察心得体会和论文，现挑选其中五篇予以发表，希望能抛砖引玉，对推进教育思想和管理理念的转变有所启迪。
摘要：本文在对当代美国大学管理体系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学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主要特点，并对美国大学校长的工作职责与管理定位进行了阐述，以期对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美国;大学;行政管理
一、美国大学的管理体系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也是科技与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联邦政府虽设有教育部，但其管理职能与作用非常有限，在美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全国性的教育管理体系。1862年《莫里尔法案》以立法形式确立州政府的办学责任。美国的州政府通常是通过教育协调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来对本州区域的各类大学进行管理与协调，但州政府与大学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美国的宪法从法律上赋予了各州拥有教育立法权和管理权，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州的教育发展战略和教育目标，向本辖区内的大学拨款和监管教育质量。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出于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正在巧妙地利用一套调节机制把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贯穿到大学中去，通过与大学建立起某种联系，推动大学参与国家的建设与科学研究。其主要的调控方式：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各州政府的教育责任;以“签约”形式，委托大学管理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研项目，使大学科研向着国家需要的方向发展;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保证教学质量，把教育的选择权交给受教育者;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并引入竞争机制，确保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得到有效使用。同时还通过经济手段的介入来支持各州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多项科研基金和各类学生奖学金，通过科研项目的拨款支持高校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通过奖学金引导年青人就读联邦政府所需的人才专业。美国公立大学主要的办学经费来源于各州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学校的自筹资金，部分来源于学费(低于30%)，而科研经费则主要是由大学各学院教授们掌握，学校主要是提供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服务。
二、美国大学内的管理机构
通过对美国马里兰等多所大学的实地考察与交流我们知道，美国各大学的行政管理架构虽然各有特色，但其基本管理模式还是有相似性。其管理架构一般分别是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组成，三方各有分工，相互协作、相互牵制共同管理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一)决策机构
美国大学的组织框架，分别由大学董事会、校务委员会、院长委员会和校长顾问委员会组成。其中大学董事会最为重要。美国大学的组织机构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管理模式——大学系统，即由本州的几所或十几所大学共同组成一个大学联合体，联合体内的各大学校长组成大学系统的董事会。大学系统的董事会主席通常由知名的学者或社会人士来担任。大学系统董事会是一个具有一定管理权限的机构，它对系统内的各大学的财政预算、战略发展、校长聘任、大型项目投资、学费标准制定、协调各大学之间的有关标准与问题等有决策权。马里兰州就设有这种大学联合体的系统，其中马里兰大学就是这个系统大学中的旗舰大学。
1、大学董事会。公立大学董事会主席由州政府任命(广泛听取大学和社区意见)，其他成员包括公众代表、校长、校友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代表、非教学人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等人组成。大学董事会负责处理战略性的、预算性的、管理方面的政策问题或对大学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务决策，如大学的财政预算、大学财产管理和学生的收费标准等。大学董事会下设多个委员会，包括人力资源与报酬、社区与政府事务、审计及投资等常务委员会。
2、大学校务委员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主席由大学校长担任，成员包括校级管理者、学院代表、非教学人员代表和学生代表。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术事务、学生事务以及院系负责人的任命和教学人员和高级管理者的聘任。大学校务委员下设学术计划委员会、设施发展委员会、学习环境委员会、学术标准委员会、大学教学奖励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
美国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与董事会的成员在任职上互有交叉，校长、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本科生代表、非教学人员代表、教学人员代表都有可能同时担任多个委员会的成员。校务委员会的各个重要决定需要经过大学董事会批准，大学董事会的各个议程由校务委员会提供。
(二)行政机构
美国大学的行政管理层，包括校长、兼管学术的常务副校长和分别主管科研、外联、财务和行政、设施的副校长以及院长、系主任。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对董事会负责，拥有管理和指导学校一切事务的权利以及董事会所赋予的其它权利和义务。校长可以书面形式将其权利、义务委托给适当人选，并明确其所托之权利、义务的行使条件。副校长的权利和职责在校长的建议下由董事会任命。副校长对校长负责，向校长报告。大学各学院院长一般都是由校长聘任，系主任由学院院长聘任。
(三)司法机构
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及立法部门，对大学的个案进行判断，根据立法机构通过的司法政策对个案进行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除了以上管理机构，在美国大学的运行过程中还有一些顾问团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大学的评议委员会、院长委员会、校长顾问委员会、校友会。(1)大学评议会：一般大学的评议会是一个独立的，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学的师生员工、社区各方人士、企业界人士等组成。通过这个大学评议会来协助大学加强与本地社区、工商界、政府、本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联系，它是大学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大学评议会有责任调查大学自身及与社会利益有关的各项事务。同时，大学评议会还可要求院系委员会、研究生委员会及大学的任何教学人员向其提供报告，还可以向大学董事会提出各类建议。(2)院长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各个学院院长以及任何由其它专业委员会指派的大学成员构成，院长委员会是校长、董事会、校务委员会的顾问班子并具有相应的权利和职责。(3)校长顾问委员会：负责为校长和常务副校长提供有关各院系主任所关注事务的建议，校长顾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组成校长的院系主任顾问委员会。(4)校友会：美国各大学都非常重视校友会的工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为校友提供各
种帮助和支持，鼓励和帮助校友为社会多做贡献，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大学吸引校友关注母校、支持母校的建设与发展。
美国大学还有多个团体，它们分别是学生会、研究生会、教师联合会和教辅人员联合会。(1)学生会：首要任务是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支持、服务和管理，马里兰大学的学生会是美国最强的学生会组织之一，有近250个学生团体和俱乐部，经费预算超千万美元，为学生提供的服务项目多、范围广。(2)研究生会：性质与为本科生服务的学生会一样，为学生个人和团体提供服务。(3)教师联合会：保护会员的个人和集体利益，保护个人的教学和研究自由及思想的独立性，调节和管理雇佣合同，监督和影响大学内部管理，参与州政府可能影响到大学的活动。(4)教辅人员联合会：维护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利益，帮助他们与大学的相关部门进行工作交涉，包括工资待遇和其它聘用细节，同时也为会员提供其它方面帮助。
三、美国大学行政管理的主要特点
从对美国大学的行政组织架构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美国大学行政组织在其运作过程中具有以下特点：
(一)大学各行政管理层的权利与工作职责明确
美国大学在机构设置的设置过程中就已对校长职责、各个委员会的职责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如董事会的职责之一是选聘校长，之后便授权校长管理大学，如果校长做事不力，董事会也不会代替校长行使其行政管理权。相反，他们会重新选聘合适的校长来管理大学。校长与副校长、副校长与院长、院长与系主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上一级不会直接介入下一级的工作，只要认为选定了合适的人选，便放手放权，然后根据职责要求对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大学的师生员工都有其组织的委员会参与大学管理
在美国的各大学，教师代表参与学校董事会工作，出席学校董事会议，教师还是校务委员会的重要力量。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各种委员会在大学行政管理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样，学生也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学校事务，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提高学费，学生都有权发表意见。高层管理者特别是主管学术的副校长特别重视处理与学生的关系，有时甚至带领学生前往政府部门谈判学费等问题。另外，学生会、研究生会的工作得到学校大力支持，成为美国大学最强大的学生组织。
(三)大学有多个专业委员会管理学校不同业务
大学里的这些专业委员会，一方面有助于将擅长处理某类事务的专业人事集中起来协助校长管理大学，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大学工作效率。因为，大学只会将一些特别事务提交校务委员会研究，而学校的一般事务都是由这些专业委员会来处理。而且，行政管理人员与各级委员会之间不是直接的领导关系，这样有利于委员会提出的意见更为客观公正，行政官员的个人管理职权受到限制，从而保证大学管理事务的公开公平公正地执行。
(四)美国大学的行政事务管理重心在院系
美国大学的行政事务管理重心处于学院一级，学院院长拥有很大的权利。美国大学包括马里兰大学的学院都相对独立，学院的很多事情包括项目管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教师的聘任和评价、专业和课程的设置等都由学院根据教授委员会的意见来决定。院长对校长负责，校长赋予院长极大的自主权，对院长实行年度目标管理。
(五)美国大学校长的产生过程
美国各大学都非常重视大学校长的选拔工作，而且大学校长的产生过程都有各自的选拔程序。一般大学会将招聘大学校长的信息向全世界发布，欢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应聘该校的大学校长。同时，学校也会向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合适的人先发出邀请，也会通过一些中介组织协助大学寻找最理想的人物来担任校长一职。大学董事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找到一位最合适人选来担任大学校长，所以，在大学董事会的领导下，大学会成立一个专门的校长选举委员会，委员人数往往超过100人，其中有教授、学生、职员、政府代表、学校董事会成员，社区代表、工商界人士等。校长的选举过程非常严谨与规范，候选校长要经过各种专业委员会考核，并要作多场应聘校长的报告，同时也有许多机会让候选校长了解该大学的基本情况，提供各种机会与大学的各方人士接触。
四、美国大学校长的工作职责与管理定位
(一)大学领导的工作职责
1、大学校长的工作职责。在美国，大学校长是学校的象征，有很多决策并不需要校长来决定，各行政职能部门或学院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不需要征求校长同意或审批，可以由自己决策并执行。在美国大学里最有权力的是学院院长，因为美国大学的学院是相对独立的，学院的很多事务，包括项目管理、资金的分配与使用、教授与管理人员的招聘等都由院长决定。院长是学院的执行总管，但学院的具体事务则主要由分管的副院长负责实施。美国大学的权力是下放到学院这层次的，由学院自己决策，自行执行，不需要向大学校长汇报。美国大学有一套非常详细而又规范的管理制度，通过制度来管人管事，大学校长完全可放心去处理自己的事。如果院长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或做不好学院的管理就将面临解聘风险，其他人不会来代替院长来做本应由院长应该做的事。
美国的大学校长主要负责实施大学董事会的战略决策与发展规划，并可向董事会提交他认为应经大学董事会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大学校长负责领导和主持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工作。大学校长是学校最高的行政长官，负责大学的一切事务管理与运作。大学的副校长则拥有大学董事会在校长建议下所赋予的权力、义务和职责。
2、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工作职责。美国有的大学设有常务副校长一职，其权力与工作责任明显高于其他副校长。其权力来自大学董事会在校长建议下所授予的权力。校长不在学校，常务副校长就是学校的代表。一般情况下，其他的副校长都经常与常务副校长交流校务工作(也可以向校长汇报)。学校的院系工作会议通常由常务副校长主持，所以许多院系的学科建设，教学管理、人事聘用、各项评估等都由常务副校长负责领导，并拥有对这些学院或部门的工作评估权。当然，校长有权力改变副校长的任何决定，但通常这样的事情在美国的各大学都很少发生。
3、大学副校长的工作职责。美国的各大学均设有副校长的职位，其具体的职位数则由大学董事会决定。一般大学会设立分管理国际事务、教学、科研、财务行政、总务运行、对外联络的副校长。副校长在自己分管的工作范围内承担管理责任和行使管理权力。
(二)大学校长的工作定位
1、校长是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执行者。根据美国州政府的教育法案规定，大学校长是大学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大学事务的管理与决策权。大学校长是学校发展战略、各项重大事务、教学管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执行者。
2、校长是大学内外重要关系的协调者。美国
的大学校长通常由大学董事会聘任。美国公立大学董事会成员中的多数成员是由政府指派的，但这些政府指派成员的产生也是会广泛听取大学和社区的意见。大学董事会的多数成员虽然是由政府指派，但大学董事会有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保证大学的独立运作而不受政府的干预。大学校长同时又要担任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全面领导校务委员会的工作。学校的许多事务性工作都可能会在校务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并做出决策，而有些决策是需要报告大学董事会批准的，所以，大学校长要能很好保持与大学董事会各成员的沟通，让董事会成员能够全力支持大学的工作。大学董事会是从宏观上来把握大学的发展，而大学校务委员会则是更具体地研究和决定大学的行政事务。大学校务委员会下设若干个专业事务委员会，具体执行校务委员会所做出的工作决定。同时也为校务委员会收集和整理有关的项目资料供校务委员会研究使用。
3、校长是大学战略发展的创新者。美国的大学校长具有相当大的管理与决策权，虽然，大学校长的权力来自大学董事会的授权，许多大学的重大决定需要经过大学董事会的批准，但大学校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大学董事会的成员来支持大学校长的管理与创新工作，而且，大学董事会一般都会非常支持大学校长的工作。因为，大学校长是具有极强专业背景的高层管理者，他对于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是会有比较成熟的思考，而且大学校长对于如何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来管理大学是会有所创新的，如果大学没有发展或者进步，大学校长是无法在学校呆下去的，大学董事会另选合适人来担任大学校长这一职务。
4、校长是大学运作资金的主要筹集者。由于美国大学的起源是由私立大学发展而来，因此，筹资建校历来就是美国大学的主要工作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州政府给大学的拨款有限，加上全球范围的科技竞争日渐激烈，这使得美国的大学校长更要将工作重心转到以对外交流争取资金为主的工作上。
从整体上说，美国大学管理体制一方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重，另一方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又两权分离，相互渗透，各司其责。美国大学的行政管理分工比较明确，而且，其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以各个副校长的纵向行政管理团队为主。各纵向的行政管理团队在其授权范围自行处理各自的业务工作。各副校长的纵向管理团队可以直接与其它的纵向管理团队进行沟通联络并开展工作。这种由各个副校长直接领导的纵向管理团队有较清晰的工作职责与较高的工作效率。大学的行政管理基础就是各部门事先就有的工作计划与校历安排表，任何未在计划范围内的工作都是难以执行的。
作者：彭说龙
内容摘要大学“去行政化”的要义，就是既承认现代大学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必要性，更强调大学的行政管理有别于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组织文化的“场”内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即服务并切合大学的学术活动、教育活动的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学去行政 化有利于那些由教授、博导、院士出任校长、书记的学科专家向真正的教育家的转变，而且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教育家。
关键词大学去行政化行政级别越权与异化校长职业化
作者龚放，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南京：210093)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6月6日，国家公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7月29日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再次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取向：“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1]就政策层面而言，大学“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改革方向——尽管加了“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这样较为审慎、也较有弹性的修饰词。但是，大学“去行政化”何以须为?仍然有辨析、澄清的必要;大学“去行政化”何以可为?也不无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大学去行政化”：
绝不等同于取消院校的行政级别
对于逐步淡化或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有多位著名大学的校长、书记发表了不同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大学校长龚克的担忧：“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官僚体系，高校里若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就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省里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连厅局长都可能不愿见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令你事难办。”龚克的坦言，涉及了当今中国不容回避而又令人无奈的“行政化”、“官僚化”的社会现实。确实，高等院校的“行政化”倾向，仅仅是全社会日益严重的“官本位”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连著名大学校长都会因为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而“求见”无门、对话无人，更遑论普通教师的建言献策或平民百姓的投诉、辩白了。今天的中国非要总书记批示或总理发话，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失地农民的温饱才有人问津。这些报道在让人们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民务实作风的同时，也凸显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的“官僚化”作风和对百姓疾苦麻木不仁的恶习。同样，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官本位倾向，各级党政机关不从根本上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新”的价值观和执政观，则大学的“去行政化”是难以真正落实到位的。
话说回来，大学的“行政化”固然与实际存在的院校行政级别有关系，但“去行政化”又并非依赖淡化或取消“副厅”、“正厅”或“副部”、“副省”此类级别就能见效或完事。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身居大学管理高层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富贵于我如浮云”，还是“丈夫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提级时”?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也好，与行政级别完全脱钩也好，对一个真正献身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大学校长而言，应当是无足轻重的。1950年代中期，身为云南省省长的郭影秋主动向中央请缨，出任南京大学书记兼校长，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云南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匡亚明作为1920年代即投身革命的高级干部，在省级领导与新组建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他们并非没有行政级别，但他们志存高远，不为级别所束缚和牵累，将心思放在研究、探索教育、科研和办学规律上。他们后来能够成为有思想、有见地且有建树的大学校长，由革命家“华丽”转身为教育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境界超越了个人名利和荣辱，他们的“兴奋点”与关注点集中在“育天下英才”、“进学术前沿”和“办一流大学’，他们真正做到了“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防止行政管理的越权和“异化”
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学术副校长的阿什比勋爵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黑体由原作者所加)”。[2]毫无疑问，200年前的柏林大学，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共同体”，或者说“学术共同体”。数十年前阿什比主政时期的剑桥大学，也是学科不多、规模有限的“同质体”。在这样的“同质体”大学，其内部事务基本上由专家学者兼管，大学在实现基本自治的同时，也做到了教授治校。
但是，时移势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学的体量、形态、使命和功能均发生了根本变化。1963年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哈佛大学所发表的豪情万丈的演说，形象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性变迁的画面：19世纪中叶纽曼所赞许的大学，充其量是“一群僧侣居住的村庄”;20世纪30年代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也不过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它们都难以与加州大学这样“充满无穷变化的大都市”——“多元化巨型大学”相匹敌。[3]曾经担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18年的弗兰克·H.T.罗德斯，则用一组数字突出反映了大学规模的扩张、学科的繁衍、功能的拓展是如何改变了大学管理的性质和文化——“不断增大的大学的多样性带来了大学校园规模的扩张。早期的美国本科生院是小而紧凑的同质体。200年前，哈佛大学录取了大约57名学生，100年前是3373人，到今天达到了18700人，其中有6800人是本科生。……1891年的时候，密歇根大学的校长詹姆斯·安吉尔还没有秘书，他的所有回信都是手写的，亲自为所有的文学院学生注册，教授国际法和合同史，做礼拜仪式，他认识所有的103个教工，以及2420学生中的好几百个。‘他清楚课程的每一个部分’……”[4]中国大学的情况同样如此。30年前，拥有13个系科和6000余学生的南京大学在江苏省是数一数二的大学。如今，仅就规模而言，2.5万名在校学生数的南京大学，也许难以跻身全省高校的前10名之列。
现代大学已经是这样一个巨型的复杂系统，或者说“矩阵结构”。它不仅要培养数十个学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要进行数十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它既要与各级政府打交道，从它们那里获取财务、经费的支持和政策、法规的指令，还要与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周旋，既向它们“输出”自己的“产品”——从毕业生到科研成果，又吸纳相关的“输入”——从信息、经验到资金、技术装备;它既从事着文化整合、知识创新这样难以估价的精神生产，又经手着数亿甚至上百亿的巨额资金运作……大学依然是学术共同体，但它已经不是昔日纯粹的“同质体”而拥有纷繁复杂的行政管理事务。它一方面要循着学科专业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它又应该按照行政事务的程序决策行事。我们看到两个最基本的事实：
其一，“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这些任务分成许多相互紧密联系但却独立自主的专业;这种任务的划分促使形成一种坡度平坦、联系松散的工作单位结构;这种结构促使控制权分散;最后，目标必然是模糊的。”[5]
其二，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巨型联合体。它具有双重含义：即“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广泛多样的，高等教育组织是由多种不同的成分组成的”。这样一种巨型联合体产生了大量管理事务，而事务性部门(business side)则接近于其他社会组织类型的“责任金字塔”，其等级性远甚于“学术性部门(academic side)”。“一条相对清晰的指挥链从一名‘行政主任’或行政和财务副校长传往下属各部门负责人(注册主任、人事处长、财务处长等)，这些人的办公室挤满虽有各种不同头衔但在任何意义上人们都理解为‘雇员’的办事员。”[6]
当大学的规模较小、学科有限、任务与使命单一而“同质性”较强时，教授治校是可以实现的，由教授学者兼任管理工作、参与所有决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现代大学已然是复杂的巨型系统，就不可能再由教授学者来承担大学治理的所有事务。一方面，学科的分化和深入发展使得教授的知识结构向纵深拓进而在跨学科的拓展上遭遇挑战;另一方面，诸多与社会沟通联系、博弈妥协的事务，特别是资金的筹措、财务的决算、多校园的管理等等，也决非那些在天体物理领域如鱼得水，或者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不断拓进的教授们所感兴趣，或者说所能胜任的。
此外，让这些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教授学者舍其所长、取其所短，实在既不科学，更不划算。因此，聘任专职的和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解脱教授学者的“俗务”并为之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就在所难免。任何一所现代大学，都已经形成学术与行政管理的两个系统、两支队伍、两种逻辑，就像“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一样不可或缺。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去行政化”绝非不要行政管理，更非取消或取代行政管理团队。
从上面推论可见，我们所批判并决心革除的大学“行政化”弊端，并不是指正常的、必须的行政管理事务，而是行政权力的越位、专权与“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异化劳动理论，阐述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7]。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们生产的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成为统治和支配人们自己的外在力量。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大学的“行政化”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大学所聘任的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本来是为大学的教学和学术活动提供服务、创造条件，目的是解脱教授们日益繁重和复杂的行政事务，让他们更自由、更潜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本来是“为教授搬板凳”的行政管理人员，却成为“指挥教授搬板凳”的人;行政权力逐步成为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并管辖、控制甚至挤压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异己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这种“主”、“仆”颠倒是高校权力异化的典型形态。
伯顿·克拉克教授等学者曾经分析了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在学术单位和高等教育系统的亚文化中，最不引人注目但重要性日增的趋势是管理人员文化与教师学生文化的分离。”由于“专业”的管理干部“取代了由教授兼职，导致一套独立的规则和一种独特的利益的出现”[8]，伴随而来的是“教授权力的相对下降”，特别是在关键决策领域。“行政管理人员不再主要是由教学人员担当，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把教授和学生充其量看做是最缺乏理解的人，甚至是制造麻烦的人和敌人。”[9]大学“行政化”的关键，在于管理人员的文化与大学组织文化的主流——学术文化相分离、相背离，并出现了“独特的利益”和“利益集团”。他们将行政管理的权力无限扩大以挤压学术权力的空间，甚至变相“寻租”、牟利。
因此，大学“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取消行政团队，回到19世纪大学教授治校、兼任管理的状态，而是“诸神归位”，“主”“仆”分明。明确大学的行政团队是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师、学生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在大学的整体利益之外不能有自己的“独特利益”，更不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私立大学董事会与工厂企业的董事会有着不同的本质特征：“尽管外行董事会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优于教师，然而他们不应该把他们的作用等同于企业中的董事会。后者的目标是为他们的股东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前者的目标是促进和提高学者的工作。……由于教师是为难以确定价值的长远目标工作的，因此不可能像计算企业或商业人员的价值那样来计算学者的价值……学者在监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自治条件下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10]私立大学的董事会尚且如此，公立大学的行政管理团队更应将“促进和提高学者的工作”以让其教学、科研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这个意义上讲，防止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越位、专权和“异化”，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使命。
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
尊重大学的组织特性
大学“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关系，即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除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管理人员“指挥教授搬凳子”而不是“为教授搬凳子”外，大学“行政化”的另一个重要涵义就是：“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也就是说，大学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过多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失去了大学的独立性。”[11]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位法国商人在被问到国家如何振兴商业时说，国家只需做好诸如修路、铸币、制定灵活的汇兑法等事项，剩下的“由我们自己来干”。康德认为，这一回答也适用于大学，特别是哲学院与国家的关系。[12]但是，时移势迁，大学早已不止文(哲)、法、神、医四科，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仅“承担大量教育经费的州，现在越来越坚持为大学定调”，而且，相当一批学者专家也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3]
由于现代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大学能够承载的社会责任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也远远超越了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大学和19世纪“象牙之塔”时代。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既涉及国计，更关联民生。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弗兰克·H.T.罗德斯充满睿智地界定了进入21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活动：“作为一种公众信任的研究”——“研究需要自由和独立性，但它代表着公众义务和信任;研究源于个人的求知欲，但却需要公共支持;研究属于个人发现，但它提供了公共知识;研究需要个人洞察力，但它产生社会利益;研究以基础知识为根本，但它要运用于实践。”[14]这一界定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当代大学的重要特性，即它们不再是少数精英学者的集合与“基于闲暇好奇”的探索与追求，它们在保持个人自由与独立性的同时，也越来越与公众利益、社会需求甚至国家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因此，国家的关注、支持和管理、问责，是不可缺失的。但是这种管理和问责的前提，是尊重大学组织的特性和大学活动的特质，而不是将大学视同政府部门的延伸或附庸，采用指令性计划或简单、粗暴的令行禁止方式管理大学。
大学组织特性之一是“学术共同体”。到目前为止，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院校，仍然被视为“学术共同体”。“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正是这些掌握了“高深思想”、“高深知识和方法”的学者教授，组成了以专门化为特征的学科专业。尽管近年来学科的分化与学科的整合使得传统的学科界限有日趋模糊的倾向，但学科的实力、水平和特色，依然是高等学校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个特性是不同学科间的差异性，不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技术学科迥然不同，即便同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政治学与教育学之间也相去甚远。这种学科差异性延伸出另一个特性，即结构松散，各学科专业发展目标的自主、清晰与整个组织系统目标的模糊。有人将之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混乱的有序”。
尊重现代大学组织特性，就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严格区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切忌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去处理学术问题，更不能以长官意志来判别学术争鸣的是非曲直;其二，坚持以学术管理为主而非行政主导。
现代大学的组织特性之二是“群英荟萃”，大学是高智商、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富集之地。正如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汇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15]大学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经费等物质条件，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人，在于高水平的学者教授。能否吸引学富五车的大师，能否吸引和造就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青年才俊，已经成为衡量大学核心竞争力强弱的主要指标。
对“群英荟萃地”的大学的管理也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特征，即科学探索与知识创新的“非线性”、非均衡性;遵循人才培养的诸多特性：群体培养与个性培养的结合，可计量与不可计量的交叉，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兼有、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而效应滞后等等。二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心理特性。近年来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像办企业、抓经济那样看待大学建设和发展，把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发现与创新视同物的生产，用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考核大学的绩效，要求立竿见影、限时见效。许多高校也盲目引进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推崇计量评估和“重奖制度”等等，将大学教师等同于工厂流水线上的“计件工”，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地挫伤了大学教师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政府和社会公众必须承认大学是不同于政府部门、军队、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承认大学的活动——培育人才和发现新知——不同于物质生产、商贸活动和军事、执法等其他社会活动。高明的政府理应明白：让“大学自治”，而不仅仅是有限地“下放”本就属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其实正是激发大学活力、发挥大学功能的最佳选择，也是最终符合国家利益和公众期望的教育管理之道。200年前柏林大学成立之时，首任校长费希特教授在履职演讲中说：“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它不是依据政府一时的政治利益和党派、教派的狭隘眼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恰恰相反，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主旨。”[16]我相信，这也是所有中国大学的高远志向。
大学“去行政化”的出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或者说让真正的教育家来办学，与淡化、取消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两项互为表里的举措。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其实质就是被遴选或聘任到大学领导层面的教授学者，其价值追求不是循着“副厅级”、“厅级”乃至“副部级”的“仕途晋升”，而是要修养、历练成为真正理解教育、钟爱学生、尊崇学术、精通管理的教育家。
真正的教育家的涌现，有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是政府营造宽松、自由、多样化发展的氛围及环境，让大学能够自主、自律，“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办出特色，办出个性;其二是大学校长、书记们对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行政管理的投入与执着，不是将大学领导的职务视为晋级、提升的台阶，也不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将大学管理作为副业或者说“苦差事”。有学者指出：“目前校长的岗位不大可能把一名学者培养成教育家，只能将其历练成官吏，成为通晓关系的‘政客’。”[17]其实就是强调在大学“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现实面前，无论是外部范围，还是主管追求，都不利于真正教育家的生成。
现代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在急剧增加，无论是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还是院校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发生着“从非专业性人员向专家的转化，非专业性人员为以行政为生涯的人所替代，他们是各行政领域的专家，任期长，采用聘任制而不是选举产生。协调机构的构成也转变到更多地依靠专职的永久人员，而较少依靠兼职的一般性人员”[18]。这些管理专家，即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院校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专家，相当一部分是由学科专家“变身而来”，即他们原来是物理学、化学、工程技术学，或法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通过院校管理实践，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视野，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和领导能力。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卓有建树的大学校长，就是有学科专家转换角色，成为成功的教育实践家和思想家的。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其取向是成为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实践家或教育理论家。人们期待中国能像美国那样也有一批大学校长成功实现从学科专家到真正教育家的角色转换。这批有思想、有创见，更有建树的教育家的出现，既标志着“大学去行政化”的成功，也可进一步推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去行政化”，进一步调整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
真正的教育家办学，还有赖于大学管理中日益增多的专职、专业管理人员。他们大多是具有管理学、教育学、科学学领域硕士、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他们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掌握了管理、协调较大和较复杂的高教系统的方法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相对各具体的学科专业比较超脱。因而从理论上讲，也可能有“适应从高层观察的思想”[19]。我理解所谓“从高层观察的思想”即高屋建瓴把握趋势，全局在胸参与博弈的思维和能力。这和诸多学科专家教授往往从自己所在的系科甚至自己所擅长、所钟情的学科方向出发的思维与价值判断是有明显不同的。
但是，这些堪称管理专家或准管理专家的专职行政人员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一是他们缺乏相应的学科背景，也缺乏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亲身经历，如果高高在上而又不深入系科实际，就可能难以理解、支持第一线的教授学者;二是如果他们形成“独立的文化”，即形成了基于自己的利益与权力的特殊“文化”，则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大学“去行政化”的要义，就是既承认现代大学的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必要性，更强调大学的行政管理有别于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组织文化的“场”内确立大学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即服务并切合大学的学术活动、教育活动的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大学“去行政化”有利于那些由教授、博导、院士出任校长、书记的学科专家向真正的教育家的转变，而且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教育家，成长为职业性的大学校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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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尧. 大学去行政化 打破利益格局还是成为官场?科学时报，2010.5.5.
[12]转引自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电信的影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5.
[15]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124.
[16]张宝昆. 人的因素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德·美·日三国大学发展与高等教育思想家. 外国教育动态，1988(1).
[17]王英杰. 学术神圣——大学制度构建的基石. 探索与争鸣，2010(3).
编辑叶祝弟
作者：龚 放
摘 要：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目标指向是为了使象牙塔中的大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向往和追求，并使其成为支配其各种行为的精神动力的教育活动。行政管理专业这部分大学生的信仰与其他专业大学生相比具有其普遍性，即作为普通公民所应树立的信仰;同时也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他们未来就业部门的公共性和服务性特征，又手握大量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因此，必须对其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培养其高尚的行政人格，使其在进入公共事业单位后，能更加有效地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行政伦理冲突，全心全意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关键词：行政伦理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信仰
一、大学生信仰教育普遍性以及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信仰的特殊性
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目标指向是为了使象牙塔中的大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向往和追求，并使其成为支配其各种行为的精神动力的教育活动。对大学生进行信仰教育，能够使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这种转型期的是国内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大学生是未来的栋梁之才，他们的信仰建设关系着祖国的繁荣富强。当前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给身处其中的大学生的信仰带来了巨大冲击。有调查总结了目前大学生的“九宗罪”，表现为：生活腐化、玩物丧志、堕落傍款、寄生依赖、理性的侏儒、政治的冷漠与投机、学术精神的失落等等。作为高校教师，从多年与学生打交道和对学生的观察中，笔者总结出国内大学生整体素质近几年还是在不断提升的，特别是学习能力及动手能力。但是，上面所提的这“九宗罪”在部分大学生中还是能发现其影子的。如不加以教育引导，将会影响我国高校教育的总体质量，没有好的人才，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滞后。因此，对于大学生的信仰教育就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行政管理专业是培养具有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相关领域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1]。这是对行政管理专业一种比较宽泛的定义。笔者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定义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认为行政管理是对公权力的一种运用，是掌握公权力的人员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区别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主要就业去向是各级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政策研究、管理规划、外事交流、宣传策划、机关管理、人事管理等。从这个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以及培养方案都可以得知，该专业类的大学生将来从事公共事业的可能性最大，进入公务员序列的人数也较其他专业人数多。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的信仰和其他专业大学生相比较有其普遍性，即作为普通大学生所应树立的信仰，同时又有其特殊性。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他们未来就业部门的公共性和服务性特征，同时又手握大量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因此，这部分大学生除了应拥有基本的信仰，还必须有坚定的行政伦理信仰。
二、行政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行政伦理又称行政道德，它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行政伦理是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是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而行政伦理学就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来对行政管理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加以研究[2]。宏观来看，学习与研究行政伦理学有助于行政人员尽快确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能帮助行政人员抵御腐败伦理的侵蚀，更重要的是能帮助行政人员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更好地运用权力。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结构调整的转型变革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同时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日渐丰富，价值观也开始变得多元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也就会导致道德判断的多样化，人们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行为是不应当的，缺乏统一认识。不同标准的道德认知导致了不同道德层次的道德行为以及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不同标准的行政伦理认知必将导致行政伦理失范。
行政伦理失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腐败。腐败治理的途径也不可谓不多，但是反腐效果总是不佳，主要根源就是我们对行政伦理的忽视。因此，不管是从专业角度还是从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来看都有必要唤起对行政伦理教育的重视以及加强行政伦理学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大学生行政伦理教育，使之正确地认识权力和公共利益，树立公平正义价值观。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对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的行政伦理教育，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响应中央的号召，深化反腐倡廉行动，从源头预防做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败上发实招、出重拳，一连串“虎贪”“蝇贪”落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笔者提出要加强“准公仆”的行政伦理教育，树立该专业大学生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防腐于未然，使未来的公共管理系统更加廉洁，更加高效，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
2.培养准行政人员健全的行政人格。完善科学的行政伦理教育不仅可以防腐，还可以培养高尚的行政人格，帮助学生在进入公共事业单位后，更加有效地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行政伦理冲突，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3.行政伦理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大部分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了行政伦理课程，但是通常只是作为选修课程，不论是社会、学校、教师还是学生自身重视程度均不够;相关方面的研究欠缺;教师在课程教学内容上囿于教材，教学手段死板，学生学习的目标不明确，自然不能对课程提高兴趣。
三、行政伦理教育的内容设置
为了达到以上所期望的目标，行政伦理教育最根本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内容：
1.公共行政的科学观。公共行政的科学观包括了效率观、法治观、和权力观;在分别讲清楚这三观各自内涵的前提下，特别要重点讲清楚权力观。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于民;另一方面，如果握有权力的人员不能很好地认清权力的来源与本质就容易错误地使用权力。贪污腐败就是典型的以权谋私的权力滥用，目前热议的行政不作为其实也是为官者不能很好地认识权力、运用权力所造成的一种权力滥用。从现实中可以发现，其实大量行政人员都并不能正确地认识权力，也才产生了上面所说的权力滥用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权力观讲解必须从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对权力进行思考，形成正确的权力观。
2.公共行政的伦理观。主要就是公平正义观。这部分内容关键是需要指导学生了解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于公平正义的诠释和解读，进而联系国内公共行政实践，使学生学会在实践过程中，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公平正义并且把握公平正义的方向。
3.公共利益的内涵。公共利益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它不同于国家利益和集团(体)利益，也不同于社会利益和共同利益，公共利益主体数量不确定、实体上具有共享性等特征，如何识别公共利益是政府制定、司法和行政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注意区分其和国家利益、共同利益等的相关概念异同。如果对公共利益的内涵理解不清，那么在实践工作中，也就会出现失误。现实中，不乏打着追求公共利益的旗号，但实际却是在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因此，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共行政活动的价值实现。
4.行政人格。行政人格是指国家行政人员在公共事务中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内在规定性，是行政资格、行政规格、行政品格和行政风格的内在统一。行政人格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在它的公共性、责任性和主体性应从三个方面入手对行政人格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讨论。第一，视角比较：制度论、环境论与主体论;第二，历史检视：传统行政伦理与病态人格;第三，现实审度：行政人格扭曲与行政伦理;第四，从人格重塑的角度探索了行政伦理重建的有效途径。一是确立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定位。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的确立是行政伦理教育特别是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行政伦理道德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软约束，是一种自我的约束与管理，它必须以行政人员自身对伦理道德的认同与信仰为前提条件。二是高扬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三是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
四、结语
当然，这里提出的几方面行政伦理教育的内容是非常根本和重要的，但是并不代表没有提到的相关内容就不重要。笔者列出以上几点内容只是想以此为例说明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行政伦理学课程不能如同高中政治思想那种带有通识和宣传性的课程。而是必须要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各种概念、现象;理论联系现实，学会思考，学会学以致用。总之，大学生信仰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公共行政事业的接班人不仅要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必须是具备高尚行政人格、以公平正义为指导、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人民公仆。
参考文献：
[1] 王全铁.关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2] 张康之，李传军.行政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李晓群]
作者：陈娅
[摘 要] 互联网络的不断普及和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对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各种条件与要求。在此情况下，相關人员就必须要对以往的行政管理工作经验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以“互联网+”为前提，对实际的大学行政管理方法和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与创新。首先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和大学行政管理，然后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大学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大学行政管理创新改革的有效措施，希望能对相关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 键 词] “互联网+”时代;大学;行政管理;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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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新的发展趋势之下，管理人员必须要充分掌握大学的教育宗旨和发展目标，以《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参考，确定行政管理工作的重点与核心，并以此为切入点对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统筹规划。与此同时，相关人员还必须将“互联网+”提升到行政管理的指导高度和战略高度，充分参考成功的大学行政管理案例和经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有效的调整。此外，相关人员还必须要全面加强对“互联网+”时代的前沿信息和资讯的关注，将一些核心技术和科研成果运用到行政管理工作中，不断进行大学行政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
一、“互联网+”时代和大学行政管理
“互联网+”主要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根据不同的管理诉求和发展要求，将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络进行融合，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辅助完成相关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还需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完成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集成与优化，并构建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生态。这样不仅能推动各行业和领域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同时也能全面促进传统行业或管理模式的升级转型。行政管理工作包括教育改革、教育管理、教育教学等内容，对大学的改革成效、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产生深远的影响。该工作主要是为了实现大学教育目标，以相关的标准、要求、制度为依据，对现有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和整合，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对相关事物进行执行、管理、治理的整个活动过程。而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开展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相关人员必须要明确自身的使命和职责，掌握改革与创新的整体方向，对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模式进行不断整合与优化，将“互联网+”彻底地渗透和贯彻到大学行政管理的每个阶段，并安排专业人员对各环节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监督。
二、“互联网+”时代大学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人员能力有限
部分大学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还存在“行政化”和“官本位”思想，即便相关人员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开展行政管理工作，但取得的整体效果仍然差强人意。虽然部分管理人员本身的工作经验较为丰富，但自身的专业水平和信息技术水平较为有限，往往难以快速地掌握先进的管理软件和系统。虽然能够根据行政管理的要求目标来开展各环节工作，但却无法有效利用“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部分大学未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专业选择和人员数量控制，这就会使招聘考核存在较为严重的随意化现象。且部分行政管理工作都是要求专业教师来兼职完成的，其工作压力和工作负担相对较大。教师偏向型的管理工作会对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造成影响，反之亦然。
(二)管理模式单一
现阶段，虽然部分管理人员认识到信息技术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性，但在进行相关的技术和制度的引入过程中，并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选择，这就导致行政管理工作和现有信息技术存在不匹配现象。部分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都是由领导层进行决策规划，由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执行和实施。决策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且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实际决策还会存在一定的主观色彩和片面性。且原有的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容较为固定，整体的流程较为烦琐。例如，某教师需要办理退休离校手续，表格上要求盖章的数量接近20个，这也意味着需要经过20多个部门核查与审批，至少需要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而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通常习惯于以人力为主，即便引进了“互联网+”的管理手段，但在无法简化流程的情况下，仍然难以取得较为理想的管理效果。
(三)缺乏制度指导
受到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和思想的影响，大部分管理人员将工作重心放在日常管理和廉政管理方面，其推行制度也向相关工作偏移，并未对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系统而客观的规定，从而使行政管理的整体监管力度不足。部分大学在进行制度制定过程中，会参考典型的案例和经验，但却未结合实际的行政管理工作需求来进行整改，这就导致行政管理制度缺乏针对性和适应性。且部分大学没有对相关制度的制定进行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分析，只是根据当下情况来推出相关的制度，这会增加行政管理工作的无风险的隐患。
三、“互联网+”时代大学行政管理创新改革的有效措施
(一)提升管理人员综合能力
现阶段，大学可利用“互联网+传统媒体”的方式来进行行政管理工作的宣传，聘请在行政管理领域具有较高政策的专家和学者，实际到大学内部开展“互联网+行政管理”的主题讲座。促使管理人员及时转变自身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的意识，并树立全新的行政管理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大学可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来招聘一些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的行政管理人员，全面提高招聘标准，科学地进行人员考核和岗前培训的设置，使每一个人员都能更快地掌握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流程和方法。也可以外聘与行政管理工作有关的法律顾问、政治顾问、管理顾问、教育顾问，全面提升行政管理队伍的综合业务能力和水平。针对现有管理人员，需全面地渗透人文关怀，根据不同管理人员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实际诉求，组织一些与“互联网+”行政管理相关的课题培训以及交流学习、出国深造等学习活动。也可以立足于行政管理工作的实际诉求，科学地进行技能培训和理论培训的设置，并在其中增加一些与职业素养、道德品质、党风廉政、契约精神以及信息技术、法律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有关的培训内容，全面提升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创造能力、执行能力、专业能力、思想修养。
(二)引进信息化的管理模式
大学可成立专门的监察部门，全面提升该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根据行政管理工作的需求来进行职位设置，科学地进行监察人员的选择，要求其根据大学的标准和要求来开展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工作。管理人员可以引进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收集一些与管理、科研、教学、改革等有关的资料，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整理、统计、归纳。利用相关设备将一些纸质文档转化为电子文档，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的方式存储在系统中的信息数据库内。还可全面地进行防火墙技术和数字认证技术的引入，在数据库中进行参数设置，相关人员可通过密码验证和权限认证的方式来进行登录，并对行政管理信息进行查阅、下载。另外，也可建立全新的行政管理信息沟通交流平台，科学设置集中安全管理内网，根据学校的不同区域来进行规划，确保WiFi能够覆盖学校图书馆、宿舍、食堂。相关人员能够根据实际施工的需求，在校内随时随地地进行数据库和系统的访问，并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信息的传输与共享。在提升信息利用效率的同时，有效避免各部门出现重复收集和整理信息的现象。另外，行政管理人员还必须要对学校的各项工作内容进行全面了解，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来引进相应的软件系统，例如，教务处管理系统、财务处管理系统、学生管理系统，以及针对教师离职、科研项目申请、论文发表等进行审核与管理的软件，对整个管理流程进行优化与简化，并对其进行高效、自动、快捷的处理。学校也可在内部构建行政管理网站，定期推送一些政治方针和相关决策，并在网站上设置公共参与、公共监督等板块，借助全校师生和相关管理人员的力量来完成行政管理工作。
(三)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
现阶段，大学需对与行政管理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全面了解，利用计算机系统来对行政管理工作进行风险预测评估，以相关数据为参考来进行监管制度的优化与改革。首先，可在内部全面推行较为完善的岗位责任制和分层管理制，对行政管理工作进行全面化系统化的研究，由上至下地进行工作任务的划分，并将各环节的工作落实到相关管理人员头上，并用信息系统来对管理人员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当工作出现问题时，则可根据系统信息快速定位问题节点，并根据制度要求来追溯涉事人员的责任。也可建立较为健全的监督机制，对监察部门的工作进行界定和划分，根据不同的行政管理工作内容成立专业的监督小组，对小组成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约束。另外，也可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推出管理人员准入制度、人员培训管理制度、信息系统管理制度、数据库管理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设备与系统管理制度、行政管理档案制度、网络平台管理制度等，明确各个环节的工作。此外，还可将行政管理工作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獎惩机制，根据行政管理人员的日常表现和系统考评信息，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处罚、换岗、解聘等的处理。
四、结语
高校被认为是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基地，提高高校管理和教育水平，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内容。综上所述，管理人员必须要充分掌握“互联网+”时代的整体发展趋势和特性，以全面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为目的，建立具有较强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大学行政管理方案，为后续各个环节的工作指明方向。与此同时，大学还必须要全面加强优质的行政管理队伍的构建，对原有的行政管理流程和管理体系进行优化，并在其中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此外，还需考虑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的发展趋势，建立全新的监督制度和管理制度。这样不仅能够确保各个环节的行政管理工作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也能够为“互联网+”时代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傅建国.“互联网+”时代大学行政管理的改革创新[J].长江丛刊，2019(2)：193-194.
[2]朱庭菊，周思佳.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变革研究[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19(9)：79-80.
编辑 郑晓燕
作者：熊冠琦
【摘要】在新时期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健康稳定发展，同时新形势也对大学行政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开展院校研究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为了适应全新的发展形势，大学要结合院校研究，积极改革行政管理。文章详细阐述了大学行政管理、院校研究之间的联系，就大学行政管理有待改革的情形进行探究，提出相关解决办法。
【关键词】大学 行政管理改革 院校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开放大学思政工作专项研究课题：新媒体阵地建设与网络思政工作创新研究(szkt201904)。
一、院校研究、大学行政管理改革两者关系密切
(一)行政管理改革需要院校研究成果
院校研究倡导在大学管理中充分运用现代管理科学、高等教育的科研成果，旨在提高大学管理水平[1]。在院校研究上，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设计方案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充分开发学校的优势，有效利用学校资源，帮助学校更彻底地释放活力。院校研究面探讨的是大学运行包含的规律和隐藏的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得出客观的结论。为此，院校研究可以为高等院校制定管理决策提供直接服务，最终实现大学管理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院校研究有意识地承认和追求科学规范，研究人员的工作具有相对的自主权，从而能够得到真实的数据，信息也便于公开。这种公开性可以提高学校办学质量的社会评价美誉度。
(二)院校研究需要行政管理改革举措的支撑
在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各项内涵和外延随之发生着改变。很多大学都在积极思考和探究如何创建一个现代化的行政综合性管理平台，从整体上提升行政管理水平，使大学各个部分组成一个高效运行的整体。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带一路”发展趋势显著，大学行政管理需要走出去，需要实现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的现代化。该过程包含了管理人员的创造，要求他们将实践经验加以理论化，其中蕴含很多他们经过多年工作总结的规律。大学管理层上下要形成合力，行政管理工作将更加科学，全面质量管理将是内控工作的主要方式，管理效率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而达成为学校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院校研究的最新对象可以是管理制度、管理思路等，院校研究有了更多的实践实例，丰富的研究材料让学科发展更加良好。
(三)院校研究、行政管理改革可以同步
第一，院校研究、行政管理改革的目标一致。大学的日常运行，主要通过行政管理工作达成。行政管理工作的改革目的则是为了大学运行得更加顺畅有力，完成其社会责任。通过使用多种方法从各个方面调动资源，从而达到预定的目标[2]。管理改革直接影响大学综合实力的提升，在学校科研等工作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院校的实际运行流程与效能评估，是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具有咨询研究和行动研究的特点，院校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分析、处理、收集数据信息，提出大学行政管理改革举措的依據与方法，从而帮助相关人士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解高等教育，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提供必要信息支持，其目标即促进学校管理体系与管理能力现代化。第二，院校研究与大学行政管理改革研究范围大体一致。院校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领域，其为大学自身发展服务。在大学中，大学行政管理是一个重要的辅助系统，可以为高等院校科研等职能履行提供重要保障。新时期大学行政管理不断创新，有利于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实现教书育人目标，为国家培养建设性人才。院校研究需要在此宗旨指导下进行，大学行政管理改革也是如此，二者相辅相成，研究的应用性强，管理的操作性强。
二、行政管理改革、院校研究正在不断形成合力
(一)院校研究成果不断支持着行政管理改革
现阶段，种种新的挑战会在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中遇到，比如行政的权力可能过大、管理干部的综合水平可能偏低、规章制度可能不完善等等，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积极参考院校研究成果。从当前院校研究成果来看，有的可能无法起到明显的理论支撑作用，很多研究成果可能在管理行为外。虽然很多院校研究会涉及到大学的行政管理，但是极少数仅仅停留在表面，仅仅重视研究一般性的规律，研究缺乏深入性，对实践缺乏科学指导。
(二)行政管理改革需要更多院校研究人才的参与
我国部分科研机构在开展院校研究，可能很少会涉及到学校运行中常规的内容，比如课程的规划、人力资源的开发、校史的整理等等。面对政管理改革难题，决策者会预先制定改革指导思想，由学院办公室制定相关制度，这些部门会使用调研、参照提交方案等方式，制度考量的缺失无法为行政改革方案的科学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3]。规则研究是以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为核心，它的主要目标是从结构层面设计学校的顶层问题，而不是发展相关的理论。有的大学没有学院研究人员参与行政改革的实施，如果研究人员不切实担任职务，那么即使参加了示范研讨会和改革研讨会，也可能会缺乏话语权，几乎不会给决策层带来较大的影响。
三、利用院校研究成果加快大学行政管理改革
(一)根据院校研究思路，改进和更新大学行政管理理念
在院校研究中，我们不仅要选择性借鉴与适当改造既有的理论，而且要保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大学管理改革应该在院校研究过程中得到益处，积极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高等学校的产品是教育服务和学术成果。人是重要力量，个人创造力直接影响工作的有效性[4]。为此，大学在行政管理改革中要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运用科学的策略和有效的方法，以人为本，赋能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能力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学校要不断强化专家学术研究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倡导科学精神。
(二)院校研究成果宣贯，促进带动完善改革工作
院校研究是学校根据工作流程实际情况，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的手段。研究方向都不可能是虚拟问题，而是包含特定对象、特定情况、特定要求的问题，更加注重解决存在的特定问题，为此，院校研究具有个性化和即时性的特点。院校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日常事务管理、战略管理、专题研发等。各部门各成员要加强协调沟通，通过使用工作通报等手段实现部门间良好沟通，提升政务公开性和透明性，保证校内信息沟通更加流畅，传递信息要快速，要加大互动力度。人事制度改革要加快，要及时完善行政管理人员编制[5]。在与绩效挂钩的基础上，有利于坚持人才选拔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分流、轉岗、淘汰不合格的人员，从而打造管理人员间良性竞争的局面。此外，有利于构建完整的矛盾解决体系。通过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解决管理人员切身利益，充分开发行政人员的潜力，把潜力转化为效率，其效果就在行政管理工作效能的提升上体现。
(三)在院校研究基础上，行政管理能力大幅度提高
院校研究功能主要是指院校研究在学校履行自身职能的基础上对学校发挥的作用。学校需要并要求进行院校研究，为此，院校研究会收集各种研究素材，如学校历史信息、数据和资源。专家全面关注这些材料，监测实际运行中的瑕疵，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和缜密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可行的方案，为学校领导提供相关的依据和建议。院校研究的各项好处逐步显现，可以直接完善集体决策体系、集体负责制度、工作协调制度等的完善性。学校在制定改革举措时，具体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需要采用院校研究收集真实资料，这些信息的流动性、共享性和层次性得以体现，从而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避免个人经验的局限，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公平性。大学可以借鉴政府部门效能建设责任制，发挥专家智库作用，分工明确，定位好团队每个部分的工作职责。院校研究成果使决策者在行政管理改革工作中，可以掌控全局，直指问题，发挥着明显的监督作用，可以克服以往行政管理互相推诿的弊端。此外，学校可以提升激励制度的完善性，通过开展院校研究掌握教职工的实际思想动态，建立一套科学的效益分配制度，有利于打造一支优秀的、团结的大学行政管理队伍。
院校研究的应用性要加强，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要提高。要有机结合院校研究与应用，从而增强大学行政管理改革效果，工作人员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改革的成败。要提升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水平，提升管理人员个人思想境界和素质。大学要加大培训力度，宣贯制度与具体举措，让行政管理人员全力投身于改革，应变能力要提高，信息收集要完整，组织工作要细致，实施措施要落地，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管理人员。
四、结语
提高教育质量，大学行政管理改革是必由之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大学在线人数和入学率进一步提升。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大学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大学要在院校研究视角下积极开展行政管理改革，为全校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1]沈召前.院校研究视角下高校行政管理改革之思考[J].江苏高教，2020(1)：128-130.
[2]李鑫，张宝生.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高校管理模式改革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9，37(12)：7-9.
[3]程建荣.“双高”视角下高校行政管理效能提升的路径分析[J].文渊(高中版)，2021(5)：541.
[4]张慧.期望理论视角下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绩效管理研究——以LS学院为例[D].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19.
[5]王晨.高校行政管理视角下学生私权的行政救济研究[D].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19.
作者简介：
张颢蓝(1992年-)，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张颢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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