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

[摘要]代际公共品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以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效用最大化的社会福利问题，并提出了代际外部性、代际公平改进等研究方向。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 篇1：

企业战略转型中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提升

摘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企业必须实施战略转型，而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更为重要。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不仅分析了资本运作与投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也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企业发展 战略转型 资本运作 投融资能力

文献标识码：A

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积极探索更加科学的发展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特别是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企业必须实施战略转型，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否则就会制约企业发展。尽管企业在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都采取了积极和有效的措施，努力使战略转型更具有科学性，但一些企业没有深刻认识到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项工作还不适应企业战略转型的需要，甚至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企业在实施戰略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更加高度重视资本运作能力以及投融资能力建设，努力为企业战略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促进企业战略转型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企业战略转型中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的重要性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内部资本的运作能力以及投融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更要高度重视这方面的能力建设，确保企业战略转型拥有强大的基础。对于企业来说，在战略转型过程中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需要企业给予重视。一方面，通过提升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能够为企业实施战略转型创造更加多元化的机会。由于企业在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特别是对于那些朝着技术型、创新型转型的企业来说，对资金的需求量更加强大，只有实施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资本运作模式，才能使企业战略转型顺利实施，同时通过投融资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使企业投融资效率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提升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能够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体系改革，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企业通过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管理改革，特别是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作用参与到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中来，可以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进而为企业战略转型创造更多机会和条件，使内部资本市场功能更加完善。

2 企业战略转型中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我国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尽管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都在寻求转型发展之路，而且很多企业制定了转型战略，努力使自身的发展更加适应形势需要，但一些企业在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资金支撑，导致战略转型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很多企业出现了战略转型失败。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没有高度重视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导致内部资本市场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对战略转型的强力支撑。深入分析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意识相对薄弱。从当前我国一些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情况来看，尽管绝大多数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战略转型规划和策略，而且也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一些企业缺乏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意识，直接导致战略转型受到阻碍。比如一些企业没有将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纳入到战略转型体系当中，缺乏对资本运作与投融资重要性的认识，因而没有与战略转型同步推进，甚至一些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本运作能力，制约了战略转型的深入转型。还有一些企业尽管也认识到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的重大价值，而且也努力提升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资本运作监督管理体制，导致资本运作效率不高，由于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导致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缺乏科学性甚至被异化。总之，由于一些企业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意识相对比较薄弱，直接导致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无法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机制比较落后。从当前一些企业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的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尽管普遍都进行了优化和完善，特别是在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机制得到了改进，但仍然存在不足。一些企业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机制没有进行优化和完善，特别是没有建立符合企业战略转型的运行机制，无法发挥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的积极作用，比如由于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完善，资本的使用效率不高，在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缺乏匹配性和效能性，甚至制约了企业战略转型。还有一些企业在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没有建立科学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管理、监督、评价体系，导致投融资决策缺乏科学性，甚至出现了很多投资失败的案例。由于很多企业没有将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纳入到战略转型体系当中，相应的制度不够科学，内部审计缺乏独立性，相关信息不对称。

三是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模式缺乏创新。目前一些企业在这方面还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很多企业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模式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比如一些企业在融资模式方面，主要是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而商业银行贷款又无法满足企业战略转型的需要。还有一些企业在开展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没有引进和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同时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本运作缺乏多元化和系统性。还有一些企业不能从有利于战略转型出发，对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比如在融资方面，没有正确处理好长期融资与短期融资的关系，缺乏对融资的战略思考，风投、众筹、上市等多元化融资模式缺乏有效的组合和运用，必然会制约企业融资能力建设，需要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

3 企业战略转型中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的提升策略

提升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对于确保企业战略转型取得实效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由于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使其更加符合企业战略转型的需要，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务求实效。这就需要企业在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比以往更加重视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以防范风险、促进发展、推动转型为战略目标，大力提升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确保企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具体说，要想提高企业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重点要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强化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意识。企业在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要把强化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意识作为首要任务，积极推动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理念创新，使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为战略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将战略转型与资本运作、投融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价值链”管理模式，努力使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符合战略转型需要，比如企业应当制定资本战略，进一步强化投融资能力建设，通过健全和完善企业股权结构，使股份制改革成为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的重要战略。企业还要大力加强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方面的教育、引导和培训，努力打造相应的企业文化，构建更加科学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体制。企业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战略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改革，最大限度的解决战略转型中的制约性瓶颈。

二是完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机制。健全和完善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机制，对于确保战略转型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企业要想使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得到提升，最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为更有效的开展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提供保障。比如企业应当进一步加大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机制建设，着眼于为企业战略转型保驾护航，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同时还要构建强有力的监督、审核、评价机制，建立目標责任机制，提升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再比如企业应当从促进战略转变科学化和效能化的角度人手，大力加强资本运作与投融资体系建设，除了财务部门之外，应当建立专门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组织机构，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协调、论证、决策等工作，使企业的各层次管理人员、各个部门都参与到资本运作与投融资工作中来，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三是创新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模式。创新是进一步的灵魂。企业战略转型本身就属于经营与管理创新，因而也需要在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方面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本运作与投融资发挥积极作用。这就需要企业在实施战略转型过程中，一定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模式，努力使其发挥更加多元化、系统化、全面化和战略性的功能与作用。比如企业在开展融资工作过程中，除了要加强与商业银行贷款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要进一步拓展融资领域和融资渠道，风投、众筹、股权、票据、上市等多元化的融资模式，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再比如企业通过投资进行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投资领域、投资规模、投资形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确保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并且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努力通过投资转型促进战略转型。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企业必须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积极推动战略转型，而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果在这方面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必然会制约战略转型的步伐。这就需要企业在实施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更加深刻认识到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的重要性，特别是要着眼于解决资本运作与投融资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特别是要在强化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意识、完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机制、创新资本运作与投融资模式等诸多方面认真加以改进，努力使企业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为企业顺利实施战略转型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宫继安.浅谈新形势下企业资本运作[J].财会学习，2018(20).

[2]徐画梅.企业资本运作及风险管控探析[J].当代会计，2018(3).

[3]郑淑珍.企业战略转型中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能力提升[J].中国商论，2017(36).

作者：张雪佳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 篇2：

代际公共品研究述评：内涵、研究路径及新视角

[摘要]代际公共品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以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效用最大化的社会福利问题，并提出了代际外部性、代际公平改进等研究方向。相关研究偏重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并且在前、后向代际公共品分析中，西方学者研究认为养老保障这类利己的后向型代际公共品提供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公共教育之类的前向型代际公共品提供必须有前提保证。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受到“养儿防老”和“孝敬父母”等思想的影响，此结论在中国是否适用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未来，除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分析代际公共教育供给的问题之外，环境保护这类代际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路径以及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性代际公共品提供等问题是很好的研究视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YJC790154);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培育基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WN1422025)。

[关 键 词]代际公共品 外部性 有效供给 公共教育 财政分权

[作者简介]杨继波(1974-)，女，云南昆明人，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吴柏钧(1960-)，男，浙江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代际公共品(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简称IPGs)源于Sandler and Smith提出的“代际物品(Intergenerational Goods)”概念，即代际物品是在代际间分享的公共品。①之后，Sandler and Cornes在《代际俱乐部理论》一文中建立了“跨时间”(代际)模型，引入贬值函数来反映时间特征，而过去传统模型在分析公共品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时间性的因素。②代际效应突出的公共品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研究与发展的知识、人力资本、公共教育和物质环境、制度环境等。代际公共品概念的提出，使得对公共品的研究从静态分析进入到了动态分析。

我国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纯科学、环境保护等具有明显时间性特征的代际公共品，长期存在供给不足和配置失衡的现象。代际公共品不仅是直接关系到当代人的生存质量与发展的代内问题，也是涉及到后代人生存权利与切身利益的代际问题。研究和探讨促进资源在代际间的合理和有效率配置的可行途径，提高代际公共品供给水平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现有关于代际公共品研究的文献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对代际公共品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国外学者从代际物品引申出了代际公共品这一概念①②，国内学者有的从时空角度去诠释，而有的从代际外部性角度去分析③④;其二，国外学者倾向于理论研究，以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论为基础，就一般性的代际公共品有效供给进行探讨⑤⑥，国内学者主要是针对某一单独领域，如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进行分析，缺乏对西方学者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实用性分析⑦⑧⑨;其三，中国面临着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特殊体制，目前尚无学者研究在此体制下代际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本文正是在研读并整理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有关代际公共品的内涵和研究脉络，指出了当前代际公共品研究的不足，提出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梳理相关文献对代际公共品的定义，并进一步归纳整理代际公共品的类型，分析代际外部性对代际公共品供给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探讨代际公共品供给的研究路径，提出了代际公共品最优配置、代际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三大研究主题，并进一步探讨了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论对此研究的适用性;第三部分对比分析政府在代际公共品供给中的不同定位及作用，进一步追溯其制度根源;第四部分讨论了迄今为止代际公共品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新视角。

一、 代际公共品的内涵

1. 代际公共品的定义

在讨论代际公共品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代”的含义即代际关系的跨度区间进行界定。一般而言，代际公共品的效用发挥，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很难界定复杂对象的时间跨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人为等量划分时间，定义“代”为n年，也可以定义为政府的任期(一般四至五年)。另外，也可以从家庭角度出发，定义“代”为我们所谓的“辈”，如父辈、孙辈等;也有按照惯例(人口学意义)定义“代”为十年等;在大多数文献中，将“代”定义为“辈”的情况，如青年和老年两代的跨期抉择，或者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代的跨期选择。⑩

理解了“代”的界定之后，可以探讨一下关于代际公共品的含义。William R.Lowry11认为，代际公共品是为未来代人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例如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为后代人存留并保护的一部分土地、社会保障、退休养老金、为循环使用或者开发可更新使用能源者设置的税收激励、长期坚持的空间(太空)探索。也有学者认为代际公共品指的是在代际交叠经济背景下客观存在的公共品，超过一代以上的人分享使用的产品，相对于代内公共品，它具有明显的代际外部性。①大部分学者②③④认为代际公共品包含下列三个因素：(1)时间性，即代际公共品跨期的投资与收益、使用寿命和效用问题等，都与时间性相关。(2)稳定性，即代际公共品供给行为如何矫正、保持和延续问题。(3)代际“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即公共产品对于一代以上的消费者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问题。笔者认为代际公共品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品，其次该公共品的投资人和享用人(受益者或受损者)不在同一时间范畴，即代际公共品发挥作用的时间超过了投资人存在时间，是由一代以上的人共同分享的特殊公共品。代际公共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仅存在于空间范围内，更突出表现在时间领域，将公共品在不同时间段内产生外溢性的这一特点，称为公共品的代际外部性。

2. 代际公共品的分类

由于代际公共品本身概念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了阐述，并且罗列了不同的分类情况。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根据“代”而进行的划分，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品发挥作用超过一代人，则称为代际公共品，主要划分标准是“代”的确定，如前文所述有人口学意义上的十年为一代，有以政府一届任期(4-5年)为一代，有以家庭模式下的“辈”，如老、中、青三代或老年、青年两代。

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和奥尔森的“集团”产品理论证明，任何公共产品都是与某一组织相联系的，是组织内部成员的公共产品。Sandler提出“代际俱乐部”理论后，众多学者将上述关于“组织系列”的思想引进代际公共品的分类中，可以根据与其相联系的“组织”对代际公共品进行分类。由各类社会组织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列，这个系列的一极是最小的公共组织(可以由两个人组成)，另外一极是最大的组织(超国家的全球性组织)。在这两极之间，排列着从小到大的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家庭教育问题的边界是家庭，讨论的是家庭内部各代之间关于教育的投资和享用的问题;而环境污染这类代际公共品则是跨国界的，讨论的是不同国家间关于这类跨国界代际公共品的提供问题。

一个常见的划分是根据代际公共品效用产生的方向进行的，如果以当代人为研究对象，现在投资某公共品，但这类公共品是对后代(子女辈)或是父母辈发挥作用的，则我们将现在投资对上代发挥效用的公共品称为后向代际公共品(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简称BIGs，如社会保障;对后代发挥效用的公共品称为前向代际公共品(for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简称FIGs)，如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

借助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概念，也可以将代际公共品划分为好的代际公共品和坏的代际公共品，一般称为代际公共益品和代际公共劣品，比如环境保护和研究开发就属于好的代际公共品，而不良习惯、不好的政治制度则属于坏的代际公共品。

根据公共品代际外部性产生的原因，也即投资人和受益人所处“代”的情况进行划分。当投资人与受益人处于不同“代”，如教育和养老保障，投资人投资后由后代或上代受益，其供给要靠信用机制来维持，将这类公共品称为信用型代际公共品;另一类则是投资人与受益人处于同“代”，并且公共品发挥作用的时间超过了(投资的)一代人的存在时间，(受益的)后代人通过继承公共资本存量的形式享受到它们带来的利益，将此类公共品称为耐用型代际公共品，比如公路、公共建筑等。①

如果从公共品本身的属性划分，可分为制度性代际公共品和物质性代际公共品，比如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属于前者，而更多的诸如环保、教育等等则属于后者。

将上述划分标准及分类整理如下：

对代际公共品类型的梳理，便于展开有效的研究。不难看出，由于代际公共品投资和受益人不在一个时空领域内，造成的代际外部性不可避免，因而我们对于代际公共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代际外部性的分析。

二、 代际公共品的最优供给：研究脉络、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

对于代际公共品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代际公共品最优供给的探索。学者们从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社会学主要关注世代之间的变动，即世代—社会的关系，伦理学考量的主要是代际正义，而经济学则主要考察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本文主要以经济学视角展开讨论。

1. 代际公共品的经济学研究脉络

对于代际公共品供给的研究，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出发，主要集中在代际外部性的分析，也即当代人向后代或未来几代人延伸的外部性，代际外部性可以分为代际外部经济和代际外部不经济。学者们建立了大量的理论模型，并聚焦于如下论题：代际公共品的代际外部性特点决定了其总是面临着供给不足的困境。如果当代人是“自利”的，他们为什么能实现公共品在代际间的转移;进一步地，何种制度形式下才能够实现代际公共品供给的最优化。学者们以此为核心，对代际公共品的特点和由此导致的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并致力于研究消除代际外部性的方法。围绕外部性主要有以下三类主题的研究：

第一，代际公共品最优配置问题。该主题以传统的Samuelson②条件进行了延展，利用代际公共品对私人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即MRSGP =MRTGP，讨论代际公共品供给最优化问题。卫玲和任保平③从效用函数的角度分析，认为代际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交易外部人”和“交易内部人”的成本收益函数都会发生变化，改变了完全市场状态下两者收益最大化的资源消费的均衡点，从而使得边际收益最大化均衡点也发生移动，这种情况下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社会总效率也就相应降低了。Doeleman & Sandler①、Kotliof & Rosenthal②研究了在一个有限的代际交叠模型中代际公共品的投资，他们认为，由于各代人的自利动机，往往对于后向型代际公共品会产生投资不足的情况。

第二，代际公平问题。代际公平是指资源代际配置在代际之间保持一种公平的关系，在代际之间形成一种公平的合理消费关系，不会出现某一期间过多的低效消费，也不会出现在某一期间过少的不足消费。作为代际公平理论的奠基者，Edith Brow Weiss③提出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受托与委托关系，因此当代人一方面有权利使用前辈人遗留的资源(文化、环境等)，另一方面更有义务将这些资源照顾、保持好，以完成受托者的责任。美国学者Page④倡导“代际公平”，他认为，代际公平问题可以简述为“假定当前决策的后果将影响到好几代人的利益，那么，应该在各代人之间就上述后果进行公平的分配。

第三，可持续发展问题。大卫·皮尔斯⑤指出：“在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里，包括给下一代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财富遗产，它至少应等于这一代所继承的”。赵时亮提出代际外部性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尽量消除代际的外部性问题。在存在代际外部性的情况下，作为前代的“交易内部人”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却无须承担其相应的成本，而使作为“交易外部人”的后代承担了相应的成本，这更使得代际资源代际配置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造成了代际资源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危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代际公共品的研究方法——纳什和戴蒙德的融合

在众多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用了跨期迭代模型(或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简称OLG模型)和博弈论两种研究方法。

(1) 跨期迭代模型在代际公共品研究中的运用

跨期迭代模型是Diamond⑥于1965年提出的，该模型正好符合代际公共品跨代的特性，将消费者分成不同时代，并允许代际之间的差异性，在收入水平等约束条件下来分析经济个体跨期行为的最优化问题，进而得出有价值的分析结论。

西方学者构建了有限代交叠模型，研究了对未来代人的代际公共品投资，并且得出结论，由于每一代人都是自利的，不足投资必然发生。Kreps⑦首次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了自然资源，并进行了经济达到竞争均衡的资源分配效应分析;John构建了一个两期世代交叠模型来讨论环境外部性和资本积累问题①，他们设定有两种政府： 短期政府和长期政府，短期政府有其短期目标，制定政策只内在化代内的外部性，即只解决当代的环境外部性问题;长期政府则具有长远眼光，目标要内在化代内和代际的环境外部性问题。Ono在其世代交叠模型中设计了最优税收制度(消费税和代际收入转移)来内生化环境外部性。②M.Boldrin & A.Montes运用代际交叠经济，研究了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障和公共教育的多数决定规则的政治性意义。③

国内也有学者以戴蒙德(Diamond)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多代交叠经济环境下的理论模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通过辖区内土地价格的变动将代际外部性资本化和内部化，从而有效地协调了代际间的利益分配，提高了代际公共品的供给水平。

(2) 博弈论在代际公共品研究中的运用

Antonio Rangel构建了触发战略的博弈框架，得到子博弈完美均衡解，认为如果组织内部仅考虑唯一的前向型代际物品(FIGs)投资的决定，最终并没有投资发生，因为决策者从前几代人处获益，但他们出于利己动机没有投资FIGs。为了进行FIGs的投资，往往伴随着进行后向型代际物品(BIGs)投资的决定。BIGs投资对维持FIGs的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BIGs，则FIGs的投资是不足的。④⑤顾晓莉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考察了环境资源代际公平性的博弈，得出了：环境与资源分配的代际冲突，是各代人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作为理性行为个体追求当前利益而放弃长期利益及其子孙后代利益的博弈结果。⑥通过建立一个包含私有自然资本在内的世代重叠的增长模型来比较分析转移政策和自由主义政策行为给各代带来的福利效应，表明转移政策会降低资源的消耗程度，提高产出增长，对后代有利。资源份额超过一个阈值时，保护环境资源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会弥补税收带来的福利损失。所以，各代都更偏好代际转移政策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

孙海婧通过代际公共益品供给的代际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分析，认为代际公共益品的有效供给通常依赖于代际之间的合作，而代际合作的实现，需要建立在相应的代际补偿的基础上。⑦

3. 代际外部性内部化对策

当前的经济学理论在处理外部性问题上所采用的庇古税和科斯定理的思路，“庇古税”即对负的外部性制造者征税，而科斯定理要界定产权或实施内部化的方法，主要处理的是传统经济学空间效应上的外部性，但是代际外部性是表现在时间效应上的外部性，代际公共品的产权只能界定给当代人，产权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进行交易，却没有对等的产权交易对象，中间存在着时间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科斯定理对于解决代际性问题亦无能为力。

有关代际外部性如何内部化的问题，目前有三类针对性的研究：

其一，遵循Tibout“用脚投票”原则，可以通过房价将代际外溢性内部化。有学者重点分析了耐用型代际公共品中的地方公共品，直接称为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地方政府的竞争可以带来耐用型公共品的有效提供。John运用Tiebout模型于一个动态的经济过程，分析论证了地方政府竞争对提高代际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分析得出：中央政府基于全国平均需求水平对公共品进行供给，是不能够把代际外溢性内部化的，而由地方政府来供给公共品，则完全可以把这种代际外部性内部化;同时，实施多中心或权利下放后，区域间外溢性会引起福利效果下降和部分效率损失。因此，他认为在进行公共品供给机制的设计时，选择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来进行公共品供给，一定要基于代际外部性和区域间外溢性这两方面综合考虑，合理选择，从而实现公共品供给均衡。

John认为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如道路及基础设施等，由于居民的不同偏好及产品的代际外部性，应该由地方政府提供;非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如警察及消防等，由于居民的不同偏好性，由地方政府提供;而非耐用性纯地方公共品，如医疗保健、扶贫等，由于跨行政区域的外部性，由中央政府提供;耐用性纯地方公共品，如国防、环保、教育、全球气候变暖的防御等，这类代际公共品因为代际外部性和跨行政区域外部性的冲突，导致制度失灵，任谁提供都达不到最优。

其二，代际外部性可以通过税基限制将其内部化。Rangel认为设计一种机制能够将这种代际外部性直接转化为影响当代人的其中一个变量，从而激励当代人关注后代。他通过研究如何利用税基限制保护后代并提供最优代际公共品，认为重点在于通过税收工具而非债务或支出水平增加政府收入。比较了4种税收机制：(1)仅仅只有土地税;(2)收取定额人头税，不取决于收入、土地等;(3)每代人自己选择人头税或土地税税基，确保每个时期有足够的收入(用于代际公共品);(4)混合制，即代际公共品的投资来源于土地税，但其中用于偿还债务的计税基础没有限制。

其三，技术进步可改善跨国际的代际外部性。Todd Sandler研究了跨国代际公共品的提供，他认为这类代际公共品往往由发达国家承担较大的供给，除非有替代技术的进步，否则这种单方面供给的状况会持续下去。①郭骁等认为可以通过对资源进行“与社会技术发展速度相匹配的资源定价”这一创新性的方式来调节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合理配置，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三、 中、西方研究结论的冲突：政府在代际公共品供给中的不同作用

众所周知，公共品由于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其提供一般是政府供给，那么代际公共品是否也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有效提供呢?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中国学者更加倾向于政府干预，而以 Rangel为首的大部分西方学者则认为在非市场性机制条件下(如政府和家庭)代际物品供给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1. 政府政策有利于代际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我国学者对于代际公共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是对概念及其内涵的拓展分析，部分学者通过多代交叠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代际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机制，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可以将代际公共品的代际外部性内部化，损益双方各有补偿和付出，提高代际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为代际公共品供给提供重要的现实条件。正视转型发展中出现的利益格局变化引起的代际公共品需求的变化，充分发挥政府在规模经济、制度创新和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战略，加快代际公共品供给。

有的学者通过将前代的外部性视为沉没成本，使代际外部性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外部性，这样行为主体都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从而通过政府的介入，通过庇古税的调节，部分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吕光桦等②认为政府应承担社会保险体系外筹资、融资责任的观点基础上，运用代际公共品理论，构建我国代际家庭公共品供给模型，通过引入政府规制因素的扩展模型分析了30个省区1998-2006年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揭示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经济机制可以调整家庭养老和教育投资契约的均衡状态。

John P.Conley通过分析由中央政府供给和地方政府供给两种机制，认为纯公共品和具有跨行政区域外溢性公共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具有代际外溢性的公共品应该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政府由于对公共品提供的情况会导致选民“用脚投票”，从而可以通过房价将这种外溢性内部化。①地方政府的竞争可以带来耐用型公共品的有效提供。

2. 非市场性机制条件下代际公共品的供给

Antonio Rangel研究了在非市场性机制条件下(如政府和家庭)代际物品供给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模型中的主体有三个阶段：少年、中年和老年，每一阶段中年人会决定为后代投入多少他们本身并不能获益的前向型代际物品。

另外，大部分学者更多地把代际公共品的供给与代际间的激励问题和公平问题联系起来，从代际间的博弈角度进行代际公共品供给的讨论。 Kotlikoff et al.②研究了一个标准的多代交叠的经济，他认为，每一代的政府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虽然它愿意选择低的资本税率但却不能有信用地履行。这个共同的问题通过引入可持续性的“代际契约”得以解决，在这个代际契约中，后代人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以钱或物品的形式转移给前一代人，作为对前一代人能够履行契约(为他们自己选择较低的资本税率)的经济补偿。

Kreps论述了持续的代际公共品的出现可以用于克服道德风险问题③，从而能够用于解决代际经济中的无效率问题。

四、 代际公共品研究的创新视角

迄今为止，现有关于代际公共品供给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完善“代际公共品”这一理论概念的讨论，大多文献主要针对代际公共品的某一典型代表进行研究，如教育、养老保障、环境保护、代际公平等问题的讨论，鲜有文献运用代际公共品理论进行充分分析和论证。在代际公共品供给讨论中，现有文献更倾向于分析代际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对供给机制的研究或者根据代际公共品分类讨论，或者进行跨国界代际公共品供给探讨，缺乏供给有效路径的探索。学者们更多以西方国家进行分析，对中国背景下代际公共品供给的探讨屈指可数，由于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再加上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不同体制下的决策模型会有较大变化，目前针对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代际公共品供给路径的对策研究几乎为零。

1. 环境保护这类代际公共品的供给依然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对代际公共品的研究中，大部分中国学者选择了环境保护这一研究对象。周建鹏等④通过构建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从代际的角度去分析政府不同碳税政策情形下环境质量的代际分配效应。构建了四个两期的效用函数：代表性家庭的消费函数、生产商的生产函数、政府的碳税收入函数、环境质量的变化函数来研究政府不同碳税政策方案情形下的环境质量的代际分配效应，为政府在低碳经济中选择或制定合理的碳税政策提供参考。洪树林、邵宜航⑤提出严厉的环境政策有利于积累更多的资本，且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等。政府在征收环境税，内在化环境外部性的同时，还需要征收消费税、一次性转移等内在化代际外部性以实现社会最优配置。孙海婧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分析了环境治理的代际成本和收益，说明了环境保护这类具有正的代际外部性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潘珊和马松将环境质量纳入到代际交叠模型中，当经济由未治理过渡到投入正的环境治理费用时，随着收入不断增长，环境质量会呈现出先降低后提高的情形，解释了为何不同的环境污染问题会有不同的治理难度。①

2. 中国国情下的公共教育和养老保险亟需有别于西方的研究视角

西方以Rangel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当代人有强制后向代际公共品投资的动机，却没有强制前向代际公共品的动机。后向代际公共品投资对维持前向代际公共品的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后向代际公共品，则前向代际公共品的投资是不足的。因而得出养老保险有利于促进公共教育投资的结论。Gary Becker and Kevin Murphy研究了FIGs和BIGs的关联。②他们建议将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孩子的教育作为代与代之间的交易：孩子们由父母提供教育支出，作为交换，他们将支付赡养父母的退休养老金。但是该观点饱受争议，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当孩子们成年后，有可能不履行义务。

3. 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制度对代际公共品有效配置的影响

结合中国“财政分权”及“政绩考核”的现状，进一步研究IPGs配置失衡的根源所在，发现政府在“对上负责”的行为激励下，会更倾向于提供在短期内(或者官员任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型的IPGs，例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相对忽视改善民生型的IPGs，例如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而正是这些IPGs才是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提供IPGs才能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是目前我们比较关心的话题。解决好市场化中的代际问题对于我国的公共品供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既可以加速我国代际公共品供给市场化进程，又可以解决我国当前代际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低效率问题。

(责任编辑：余风)

作者：杨继波 吴柏钧

转型经济融资决策研究论文 篇3：

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转型研究

[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必要性，在分析的同时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对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基本原则和方向进行阐述;最后，针对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转型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22.074

近几年，随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效落实，以及城镇化建设脚步的加快，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性债务也在日益积累，受到主观因素以及客观因素的影响，投融资平台逐步产生了担保违规、缺少监督、债务不具有透明度等问题，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转型，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主要从当前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分析新常态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具体要求，以及在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如何做好转型工作，并对这两者进行深入研究。

1 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必要性

1.1 解决地方投融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详细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内部缺乏完善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地方政府内部缺乏治理架构，这些内部治理机构主要包括监事会、董事会以及经理层。但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这些内部治理机构完全在政府的监督范围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盲目负债、多头借款等问题;第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偿付债务方面有着非常高的比例，而且缺少透明度。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投融资业务透明度比较低，这种情况非常容易造成举债主体混乱、成本过高以及担保违规等问题。因此，从地方投融资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层面来看，地方政府投融资非常有必要进行转型。

1.2 适应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提出的新要求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的发展让我国的城镇化比率逐渐呈现增高的趋势，这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基础建设的深入发展。而随着城市基础建设的发展，扑面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投资，但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现实情况是，根本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国家财政的收入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城市扩张过程中，就非常有必要借助投融资平台解决大量的资金需求，以解燃眉之急。与此同时，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也越来越重视优化和发展产业以及土地结构，基于此，要想真正的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需求相适应，就非常有必要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转型。

1.3 满足改革发展的需要

我国以往实行的分税制会显著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导致财政和事权无法匹配的情况。因此，地方政府为了能够将资金瓶颈的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解决，就要在此种情形下建立投融资平台。而这种平台的不足之处就是，在实际运行中难免会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因此，为了保障其能够稳定的发展下去，就需要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进行转型和完善。

2 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牢牢掌握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节本原则以及方向，是保障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更好实现转型的基础和前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政府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和责任要进行明确的划分;第二，在公司的结构框架上，需要通过外来资本的不断进入，促进其健全和完善;第三，促进投融资平台的模式转变为资本控制和运营;第四，结合投融资项目和当前时代发展的背景，使投融资项目更具有创新型思维模式;第五，对投融资的经营范围不断进行扩大，争取在发展上实现多元化的格局。只有牢牢把握以上所述的五项基本原则以及方向，才能更好地保障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建设和完善。

3 新常态背景下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新常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要想切实地让融资难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要不断促进地方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在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上，切实有效的建议不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与此同时，财政部87号文件的发布，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转型，因此，在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转型上，本文将结合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以下几点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建议和意见，详细内容如以下所述。

3.1 切实加强融资平台管理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要想得到真正的转型，就需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的管理，进一步促进融资平台公司尽早转型，早日成为依法、合规开展的市场化投资，以及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作为地方政府和所属的部分，对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化投资以及日常中的运营不能进行干预。对于储备土地以及公益性资产，地方政府都不能在融资平台公司中注入，更不能在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中，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作为收入。对于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行为，不得对政府性资源干预金融机构进行利用。对于依法合规的融资平台公司，金融机构应该支持其进行市場化融资。

3.2 充分整合已有平台资源

对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而言，对已有的资源进行整合是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前提和基本保障，与此同时，对已有平台资源进行整合，对切实有效地解决债务问题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对自身已有的数据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彻底地将工作人员对待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其次，基于内容层面的角度上，要對其进行科学和规范的处理，充分地做好对平台进行搭建的工作。除此之外，可以试着进行民间资本的引入，在优化地方政府已有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可以通过采取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方式，达到优化投融资平台的目的。同时，可以将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实际发展形势作为基石，以便更好地整合和优化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

3.3 充分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工作

从现阶段地方经济发展所处于的时间段来看，是促进平台更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時期，拥有新的发展机遇，比如，我国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优质人才的不断增加和信息化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等。但不可忽略的是，这个期间，也是平台风险最大的一个时期，比如，比比出现的信息失真以及系统性投资风险等，因此，这个期间非常有必要做好防范债务风险的工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求地方政府要全方面地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不断地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促进其职业素养的提升，防止因为人为的操作失误造成不必要的财务风险和资金损失的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在投融资工作进展的过程中，要对自身的潜在的各种风险和自身所具有的风险点进行明确，充分地将评价和风险评估的工作做到位，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转型工作进行落实的过程中，可在制订出切实可行的风险抵御方案后再进行。

3.4 充分做好中长期规划和人员培养工作

从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所身处的市场环境，还有其所身处的经济环境来看，要想将更好地实现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改革和发展，就需要将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潜在风险，以及经营方面的风险降低到最小化。基于此，充分地将中长期规划以及人员培养的工作做好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中长期规划方面，就需要以变化莫测的市场发展作为基础，对公司的基础性框架结构进行不断的完善，基于长远发展的眼光规划和布局好公司的整体，并积极地对公司的经营能力进行协调，在做好公司规划工作的同时，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不断地拓宽融资渠道，实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又好又快发展。首先，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人才培养方面，平台公司的领导者需要对投融资平台转型过程中的人才建设作用进行明确，同时作为平台公司的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争取掌握更多和平台公司相关的专业知识。其次，要鼓励财务人员牢牢树立不断学习的意识，以及对自身专业技能和知识不断提高的意识，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并将其和公司員工的自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便激发出工作人员对待工作的热情，为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奠定扎实的基础。

3.5 大力推进信息公开

作为地方政府，要切实地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等规定和要求进行贯彻和落实，并对地方以及其所属部门的决策、执行、管理、结果等一一进行公开，对不按规定进行公开的人员进行严格追究，汇报社会人员的一文，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对于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而县级或者是地方各级政府对于本地区债务限额和余额应该进行重点公开，切实推进融资平台的转型。

4 结 语

新常态，在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工作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其要求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工作上要更加科学、透明以及严谨等，这就对业界人士提出了一定的新要求，要求在对新常态背景下，在了解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前提下，牢牢地将基本原则和防线把握好。还要有效地结合自身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及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对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转型提出更加切实有效的建议，以便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长久发展，从而拉动地方经济实现更好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天德，陈志伟.新常态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探析[J].中州学刊，2015(4).

[2]朱志宏.新常态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探析[J].管理观察，2016(4).

[3]徐幸.新常态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工作路径建议[J].浙江经济，2015(6).

[4]翟艳赟.新常态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探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6(20).

[5]汪星.新常态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探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18).

作者：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