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理论研究述评
摘要：面子问题在华人社会根植已久。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面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行为选择，并无所不在地影响着社会交往。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国内外与面子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概括了面子概念的内涵、特征与维度结构，总结了面子的度量方法，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剖析了面子的作用机理。最后，基于面子的社会功能，笔者就其之于组织管理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面子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作出了展望。
关键词：面子；礼貌理论；面子磋商理论；面子感知
长期以来，与面子相关的理论研究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问题，即面子究竟是一个普适通用的概念，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据此，可以将传统的面子理论研究划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对于面子的追求是全人类共有的特性［1- 2］，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于面子的需要和关注仅仅存在“度”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3］；另一类则以本土学者的研究为代表，认为面子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是华人社会特有的现象［4- 5］。随着跨文化研究的日益兴盛，迄今为止，面子概念的普适性已经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忽视面子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殊性，而是将面子界定为“一种根植于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6］。
根据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的不同，同样可以将现有的以面子为核心的理论研究归纳为两大类。其中第一类采用的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多以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1］为基础构建。研究者认为面子是礼貌用语的生成机制，使用礼貌用语的目的在于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冲击，缓和互动双方的关系［1］。所以，他们多将面子得失感知视作衡量语言礼貌性和直白性的指标，侧重于识别和分析沟通过程中的面子威胁以及各种面子策略的应用［7-8］。第二类研究多采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以面子磋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2］为基础构建。礼貌理论所坚持的面子概念的普适观点一直以来都遭到华人研究者的诟病，他们认为：礼貌理论从西方个人主义视角出发［7］，假设面子的基础是自我，表征的是行为者的内在品质（如能力、自主性等）而非外在特征（如社会地位）；假设面子行为出现在离散的事件和情境中，与长期的关系、义务无关［3］——这些均背离了华人心目中的面子的实质［9-11］。应用该理论针对华人的面子行为展开的许多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假设完全相反的结论［3］，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礼貌理论的
跨文化局限性。为此，以Ting-Toomey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始着手探讨文化因素之于面子的作用的影响［12-13］，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面子磋商理论用于解释特定的跨文化沟通行为。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华人研究者秉持本土研究视角，聚焦于华人文化背景下面子的特殊性，对面子的产生、作用过程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全面的剖析［14-16］。近年来，此类研究渐成主流，笔者将就此展开重点的陈述。
一、面子概念的界定
面子问题在华人社会根植已久，即便到了现代，面子之于华人的重要作用依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17］。面子究竟是什么？几十年来，这一基本问题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尝试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面子展开分析，却久久未能达成共识［18］。
为了将面子与其他相似概念区分，早期的研究者首先对面子“不是什么”进行了界定。例如，何友晖就曾明确指出面子既不等同于身份、地位，也不等同于一个人的声誉或声望［19］。他认为身份和地位只是面子的外在表征；而声誉或声望指的则是群体给予个体的尊敬和信心，它与一个人的品格和责任密切相关，反映的仅仅是面子的一个侧面——换言之，有面子并不一定有声望［19］。再者，面子与自尊也不是等同的概念。面子的实质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的关注，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自尊则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确信，是一个以自我评价为核心的建构，无需通过他人的认可［20］。据此，研究者提出面子概念应该和社会认同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10-11］，但二者亦不能混为一谈。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21］，属于个体感知到的“他人眼中的自我”；面子则是一种需要经由他人确认的、内在的社会自我价值［22］，是由个体“期望的自我”与他人评价或反馈之间的矛盾引发的心理感知［10, 23］。除此之外，面子和华人平常所说的“脸”也是各有所指。胡先缙最早通过强调脸的道德性对二者加以区分，认为它们代表的是两套不同的行为评价标准；脸作为人格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决定面子多少的前提之一［4］。她的思想为部分研究者所承袭，进而发展出了包含“道德面”和“社会面”的面子二元模型［5］。当然，也有人认为脸和面是由两个相关性很高的概念所形成的一组连续的标准，二者都可以涉及或不涉及道德［10, 19, 24］，上述区分并不确切。但无论如何，脸和面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好比“实”与“名”，由一个“实”可以衍生出许多的“名”［25］。
在知道面子“不是什么”之后，如何才能确切地定义面子“是什么”呢？长期以来，“面子是一个社会概念还是心理概念”构成了困扰研究者的一个理论难题。从社会学角度看，面子是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极力主张的正向社会价值［22］，代表个体所追求的一种社会尊重和社会认同［26］；从心理学角度看，面子则是个体内在的自我意象或渴望呈现的公众形象［1-2］，体现的是与社会关系及整个社会相关的个体自尊价值和自身的重要性［25］。为了厘清面子概念的内涵，笔者对不同视角下的面子定义做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具体可参见表1。
综合上述两类观点，有研究者提出：面子既可以是个体经由他人获致的社会尊严，也可以是他人允许、认可的公众形象［25］，它兼具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的特性［6, 12］。此类综合性定义部分侧重于社会认同和社会评价，根据个体被他人外在地、集体地感受到的社会形象界定面子；部分强调个体的主观感知和诉求，以个体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自我投射界定面子［26］，更为全面地反映了面子概念的内涵。由此，可以总结出对于面子内涵及其特征的概括：（1）面子是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极力主张的综合性的正向社会自我价值；（2）它可以通过一系列外在的社会性资源（如身份、财富、人脉、成就等）加以表征［23］，并以特定的公众形象具象地呈现；（3）个体对于面子的主张和诉求需要经由他人确认，在得到相关评价或反馈时，凸现于个体内心的自我价值感和心理体验（或称个体的自我意象）就是通常所说的实际感知到的面子［23］，它一般表现为计算型的面子的“得/失”、“有/无”或“保全”；（4）上述的认知性体验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的情绪反应（如得意、愉悦、羞愧、懊恼等）和行为反应出现，对于后者，我们一般称之为“面子工夫”（facework）［1-2］。
二、面子的维度结构
面子是一个典型的多维度概念。迄今为止，最为常见的面子的维度划分标准有二：第一是面子的基体（locus of face）［2］，第二是面子的内容。面子的基体分类法最早起源于Goffman［22］，他根据面子指向的不同将其划分为自我面子（self-face）和他人面子（other-face）两类，与此相对应的分别是防御性（defensive）面子行为和保护性（protective）面子行为。Ting-Toomey在Goffman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共同面子（mutual-face）概念，用以表征个体对互动双方共有的面子的关注［2］。基于面子的基体差异发展而来的二维和三维模型在后续的面子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2, 27］，但是这样的分类更像是一种实践导向型的探索性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针对个体实施的面子策略及面子行为展开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并从中揭示出防御和保护性面子行为背后不同的表层动机，却始终无法触及面子的内核。
着眼于面子所涉及的丰富内容的面子维度结构研究，可以依照东西方研究者秉承的不同视角划分为天然的两派。其中，以Brown和Levinson为代表的礼貌理论的拥趸，基于人的自我形象需求划分出了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和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前者源于个体渴望拥有行动自由，不受干涉的需求；后者则源于个体渴望树立正面形象，受到赞许和认同的需求［1］。而后，Lim进一步提出了更为细化的面子三维度模型：自主面子是有关自我命运掌控的自治性意象，根植于人们不想被压迫的需要，与消极面子相对应；交情面子是有关个体作为同伴的价值性意象，引发被认可的需要；能力面子是有关个人能力评估的意象，导致被尊重的需要，以上两者共同构成积极的面子［28］。另一方面，胡先缙［4］的脸面划分法则为面子的主位研究奠定了基调。华人研究者普遍认为，华人的脸面至少包含两种社会赞许的价值，即个人品德和成就［15, 19, 26］，这在金耀基所提倡的二元面子概念中分别被称为“道德性的面”和“社会性的面”［5］。
上述以面子的内容为基础的维度划分思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与面子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 29-30］，但是这种分类方法始终无法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维度的完备性与抽象性之间做出适度的权衡，使面子概念的结构模型在尽可能提升解释效力的同时又显得足够简洁，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情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笔者在前期的一项研究中作出了初步的尝试：综合既有研究成果提出的面子四维度模型，累计解释方差达到70%以上，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指标（Cronbach’s α）值均超过0.85，且具备了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31］。这四个维度可分别表述为：（1）基于能力要素的面子，主要来源于个体对他人认同自身能力以及由能力衍生的一切附属品（如成就、财富、地位等）的渴望；（2）基于人际关系的面子，主要来源于个体对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广泛的人脉网络以及在群体中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渴望；（3）基于个人品德的面子，主要来源于个体对他人认可自身品格和道德水准的渴望及其对自我的内在制约；（4）基于自主需要的面子，主要来源于个体不受他人控制、保持独立自主的自由意志及渴望［31］。
三、面子的度量
在华人文化背景下，面子是一个可以计量的概念，是有大小、有损益的［4-5, 19, 24］。针对面子量的计算，持结构主义观点的研究者认为面子是个体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函数［19, 24］，决定个体社会地位高低的因素，如成就、财富、权威、出身、社会关系等非个人因素以及象征道德品质的个人因素等［5, 24-26］，都将直接影响面子的大小。另一方面，持认知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却认为由上述因素带来的社会性资源仅仅只是面子的外在表征，其与面子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潜在的［23］。在一次具体的人际互动事件中，这种潜在的面子必须经由当时在场的他人确认［6, 23］，并且为个体所觉知，才能转化成为现实的面子。在不同的情境和关系网络中，个体的现实面子的大小只可能是一个相对量，并且由个体的社会性资源对他人的可利用性、可利用程度以及他人的认同程度共同决定［23, 26］，无法精确测量，只有为个体感知到的面子量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地被量化。然而，面子量的增减——“得面子”和“丢面子”也不是一个单维指标的两极。面子增加的对立面严格来讲是面子的蚀损（erosion），即一种无形的持续损耗；直到某个特定的时间，个体的面子遭到考验而又没能保全的时候，他才会切实地感知到“丢面子”［19］。所以，与面子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完善、统一的测量模型，大多数研究者都将侧重点放在了导致面子量改变的因素上［14, 19, 25, 32］。
四、面子的作用机理
围绕“面子究竟如何作用于个体的行为选择”这一研究命题，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早期的独立于行为主体的结构视角（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以及当前主流的以行为主体为核心的知觉视角（perceptual perspective）。其中，持结构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多将人际互动过程中的语言和行为视作对面子构成威胁的前因存在，并由此提出了“面子威胁”（face threat）概念。他们认为威胁程度的高低是不同语言表达形式（含肢体语言即行为以及表情等）的固有特征之一，行为主体做出的面子反应是此类直接威胁信息刺激作用的结果［33］。可以说，面子作用的结构研究秉承的仍然是行为心理学派的“刺激－反应”研究思路，认为行为是人受到刺激之后的反应，而反应总是随着刺激呈现［34］。显然，这种以纯粹客观的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刺激反应行为的心理学更像是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34］。随着认知心理学派的逐渐崛起以及认知理论的日渐完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特定的语言表达形式和面子反应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语言/行为的面子威胁性的体现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特质［35］。换言之，结构并不是决定面子威胁大小的唯一前提，行为主体对于语义的理解及其对情境中蕴含的潜在威胁的感知和体验才是联结刺激与行为的关键所在［36］。例如，中国学者陈之昭［14］和佐斌［16］即遵循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刺激—认知—反应”（S-C-R）模型，分析还原了个体评估潜在面子事件，进而做出相关内隐或外显反应的心理过程（分别参见图1和图2）。在此类模型中，引起面子顾虑的外在刺激可以是处于某一时空中的人、事或物；个体受到刺激之后，会对整个情境进行解码、释义，建立标准，继而进行比较和评估，并得出有关面子得/失的结论。一般情况下，“丢面子”与“耻”（shame，常见于华人社会）和“窘迫”（embarrassment，常见于西方社会）直接相关，由此带来的典型负面情绪包括焦虑、羞愧、紧张、生气、沮丧、伤心等［5, 15, 17］。为了避免“丢面子”或是重新挽回面子、增加面子，个体可能会采取各种防范性（如恪守礼仪、限制自己的行动、回避等）和修正性（如解释沟通、纠正赔偿等）［15, 22, 32］的措施，此类外显的行为反应就是所谓的“面子工夫”［1-2］。
资料来源：陈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1988年。
资料来源：佐斌《中国人的脸与面子——本土社会心理学探索》，1997年。
然而，上述的研究模型仅仅提出了分析面子作用机理的理论思路，远未达到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另有一部分研究者将个体之于面子事件的认知反应单独剥离出来，作为联结外部刺激与个体情绪、行为反应的中间桥梁加以考察，并由此提出了“面子威胁感知”（face-threat perception）或“感知面子威胁”（perceived face threat）［15, 31, 37］、“面子顾虑”（face-concern）［2, 27］等概念。例如，Ting-Toomey的面子磋商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为：外在的各种情境变量、文化变量以及个体层面的人格特征变量都会对冲突主体的面子工夫和冲突策略选择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冲突主体对于自己、他人或双方共同的面子的关注与顾虑的中介传导作用实现［2］。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朱瑞玲早在1987年就已经刻画出了面子感知的一般作用模型［15］，具体可参见图3。
朱瑞玲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是引致面子威胁感知的先决条件［15］。据此，她从纷繁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了若干影响面子感知、引发面子维护需求的因素，并将其划分为三大类，即情境特征因素、个体特征因素和行为/事件特征因素［15］。朱瑞玲指出，在这三类因素中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情境特征因素。由于面子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理解为社会之于个体形象需求的反馈，所以情境的公开性和熟悉程度、观众的评价能力、社会的权力距离、互动双方的人际关系等诸多要素都会对个体的面子感知产生影响——这一点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证实［27, 31］。应该说，面子感知、面子顾虑等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此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的面子研究大多继承了这一研究思路，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五、面子的社会功能
在华人社会，面子代表了一整套的行为互动法则和社会控制机制，贯穿了个体社会化的全过程［4-5, 22, 26］。基于羞耻感的作用，面子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惩罚机制，以他律的形式约束着个体的行为［17］。根据每个人社会化程度的不同，陈之昭曾经形象地提出：在华人社会，道德约束的是少数的“真君子”，这一部分个体将社会规范和文化规范内化到了“里子”，从而实现了最高层次的自律与自我克制——道德不善所产生的“罪感”对其而言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惩罚；法律约束的主要是“真小人”，它通常表现为一种有形的外在控制；面子约束了绝大多数的“伪君子”，是一种无形的“潜规则”式的社会控制机制［14］（图4）。一个人的面子越大，其行为的社会显著度就越高，受其他社会成员的监督越甚，面子的制约力也会相应增强［26］。
相较之下，面子的控制范围比道德、法律更为广泛［14］。因为道德和法律的作用仅仅是消极的阻止或压制，尽管带有一定的预防性质，却不像面子一样还能通过积极的社会赞许和认同发挥特定的行为激励作用。换言之，面子作为一种动机性的心理建构［19］，不仅能够防止个体实施某种社会不期望的行为，也能够激发、引导并维持某些社会期望的行为。遗憾的是，对于面子的这种正向社会功能，以往的研究者固然有所察觉［9, 14, 17］，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人”，回答的是“人为什么要面子，如何保全面子”的问题。其得出的结论一般是：在特定的行为决策过程中，面子“能够”起作用。至于面子为什么能够起作用，甚至能够起积极的激励作用？面子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对于什么样的人可以采用面子激励的方式？围绕这些主题展开的研究在现阶段仍鲜有踪迹可循。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面子也存在某些反社会的负面效应［11, 14］。Smith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38］由面子引申出来的“虚面子”、“好面子”、“死要面子”的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形式主义、奢侈浮夸、买卖情面问题，对社会发展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六、面子与组织管理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面子之于日常工作的影响亦不容小觑。为此，在不断强化核心议题的同时，与面子相关的研究热潮也迅速蔓延到了组织管理领域之中。特别是在市场营销［39- 40］、组织沟通［30， 41］、冲突管理［27, 42］、知识管理［43-44］等环节，面子所扮演的角色已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归结起来，相关的研究主题可概括如下。
（一）面子与控制
作为控制组织内部机会主义行为的理想机制，其必备条件有三：第一，员工和组织的目标一致；第二，组织能够精确测量每个员工的实际贡献；第三，员工觉得这种测量方法是公正的［9］。如此完美的控制在现实中实在难以企及，基于成员个人目标、动机、信仰、价值评判标准和知识的多样性而滋生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直接导致了组织管理成本的激增和生产效率的低下。为此，越来越多的组织倾向于借助文化实施控制。个体对于满足他人预期和树立积极的个人形象的渴望是面子控制的基础与核心［9］，这是一种内化的自控机制，由此产生的压力和强制力远远高于各种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14］，因而对于机会主义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制约。
（二）面子与激励
Kim和Nam认为，华人的工作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即尽力满足上司或同事的期望，赢得他们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就个人的事业［9］。所以说，对于华人员工而言，来自他人的认可和自我实现一样有着同等甚至更高的权重。在针对这一类人群的管理过程中，目标设置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模式。尤其是当目标为上级所设定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一预期，就是一种巨大的刺激。为了挽回面子，员工会采取一系列的补偿或修正措施［9, 15, 32］，以弥补过失，提高工作绩效，重新树立能干、可靠的形象。此外，面子的激励效果还可能表现为对员工个体的创新意愿、知识共享与整合意愿的多重影响。“丢面子”导致的羞耻感或许会抑制个体的创造性行为，但对面子的追求以及为维护面子所引发的外部归因也可能平衡这种负面效应［9, 45］。同样，对于丧失知识独占权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识话语权的忧虑可能会抑制个体的共享行为，但对于源自他人的赞赏、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面子的渴望也总是能抵消前者的负面影响［43-44］。总体说来，面子激励的效果通常会受到个体的面子需要（face need）的影响［14-15, 32］，个体对面子越是关注，激励的效果就越好。
（三）面子与冲突管理
集体主义文化的核心法则和理想状态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和谐共处，因此，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组织冲突管理更侧重于集体目标的实现以及人际关系的维护［9, 24-25］。面子行为涉及个体在各种人际交往场合的自我控制与自我调试，要实现均衡互利，不仅要维护自己的面子，也要保全他人的面子［17, 19, 22, 26］。从这一点上讲，面子的作用与集体主义文化下组织冲突管理的基本理念吻合。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华人社会的文化属于典型的冲突规避文化，当处于冲突情境中时，华人通常会采用非对抗的、间接的面子磋商策略，以照顾彼此的面子［12- 13, 24］。但是，一味地回避冲突对于组织而言是否必然是有利的呢？现有研究结论表明：正是少数“反对派”的存在才激发了群体内部的多元化思维，并最终导致创造性成果［46］。也就是说，适度的冲突已经成为团队创造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47］。因此，正确理解面子在冲突管理中的实践指导意义，趋利避害，将冲突导向良性发展才是研究冲突中的面子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面子与跨文化沟通/谈判
尽管面子是一种普适通用的概念，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赋予面子的价值和重要性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别［1-2, 6］，这也是众多学者坚持从本土视角研究面子的原因所在。因此，用比对的方法进行跨文化沟通研究也是近几年面子理论应用分析的热点之一［3, 12-13］。
七、未来研究展望
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与面子相关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面子这一社会心理学建构的跨文化普适性已经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1-2, 19］。随着礼貌理论和面子磋商理论的提出与完善，人们对于面子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影响作用有了比较具象的认识，面子为特定的行为选择以及互动结果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极为良好的解释框架［2］。然而，受制于面子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抽象性，本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仍然处于零散分布状态，彼此之间的相关性、继承性不高——这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后续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为此，笔者认为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尚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由面子衍生出来的诸多概念应该如何区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作用关系？由于对面子概念的内涵缺乏相对一致的理解，立足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不同视角的长期研究催生了众多与面子相关的衍生概念，如面子顾虑［2］、面子需要［14］、面子压力［32］、感知面子威胁［37, 31, 42］、面子威胁敏感度［29］、面子意识［39］、面子倾向［48］等。相对于复杂的面子现象而言，此类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混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均未对其加以严格的区分，也没有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清晰的说明。这使得后续的研究者无法针对不同的研究结果展开横向比较和交互检验，也不利于本领域内的研究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笔者提出对诸多面子衍生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比较与总结，是后续研究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的前提与基础。
第二，如何对面子进行测量，怎么样才能有效降低社会称许性偏差的负面影响？从整体的研究现状看，与面子及其作用相关的实证研究远远落后于理论，这足以体现面子测量的难度。对于面子的测量维度的选取，研究者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设计、开发测量条款与测量量表，其测量信度和效度均有待商榷。目前，在实证研究中应用相对较广的是Ting-Toomey与其同事共同开发的面子顾虑测量量表［12］以及周美伶提出的面子倾向测量量表［48］，但二者所测量的都是面子的衍生概念，并非面子本身。此外，在具体的测量过程中，研究者也发现与面子相关的测量极易受到社会称许性偏差的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不仅要在调研问卷的设计和调查研究的实施阶段做出各种针对性的处理，更要从测量问项及测量量表等根源上降低这种测量偏差。笔者认为，如果能从面子作用的形成机制入手，借助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熟概念解释面子现象，运用那些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与严格检验的测量量表替代现有的面子衍生概念测量，应该能够进一步提升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并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第三，仅仅从顾虑、威胁、压力等负面视角看待面子的作用显然是片面的；根据面子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推断，面子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应该也能够发挥积极的引导与促进作用［9, 14］；如果是这样，这种积极作用的形成机制和作用基础又是什么？众所周知，个体之于面子事件的认知通常有正有负，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4, 48］。根据Kahneman和Tversky的得失不对称（gain/loss asymmetry）理论［49］，大多数人总是对“失去”更为敏感，认为“失去”带来的痛苦远多于“得到”带来的快乐。同样的，华人给予“丢面子”的关注也大大超过了“挣面子”［26, 48］。因此，当前有关面子的研究重点关注的都是“丢面子”或“没面子”的情况，其中包括可能引致面子蚀损的行为、事件、情境特性，影响面子威胁感知的各种要素，以及“丢面子”之后的情绪反应和补救行为、策略及措施等，而恰恰忽视了面子所具备的正向社会功能及其在组织管理实践中的应用［9, 14］，这一点需要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引起重视。
第四，面子作用于个体行为选择的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以往与面子的作用相关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人”，回答的是“人为什么要面子，如何保全面子”的问题。它们多采用后验的多重比较法证实“在特定的行为决策过程中，面子能够起作用”［12］，却始终没有说明面子究竟“如何起作用”。为了回答这一核心问题，许多研究者对面子的作用过程做出了细致的刻画［14-16］，但他们的努力大多停留在描述层面，并未涉及操作化的测量和实证检验。即便是目前看来相对成熟的面子磋商理论和礼貌理论也有着各自的局限。面子磋商理论所提倡的面子基体分类法并不足以体现面子概念本身的多面性；在不同的人际互动情境下，个体急于维护或展现的自身的外在形象显然并不相同。相较之下，礼貌理论所坚持的积极/消极面子的区分固然能够揭示出不同的面子要素的具体作用，但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却又显得过于笼统。从本质上看，上述两种理论所揭示的仍是面子顾虑、面子威胁感知的作用，而非面子本身的作用机制。这一缺失无疑为后续的理论拓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第五，社会文化、法律体系、经济准则的潜在变化对面子的内涵及作用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在华人的传统文化背景下，面子概念总是和关系、人情、义务紧密相联。面子业已成为人际交往必须遵循的潜规则，是为“礼”［22, 24-25］。然而，伴随着“公平、公正、公开”的西方社会交往和市场交易准则的深入影响、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健全，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面子的影响作用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面子概念本身的内涵是否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未来面子理论研究的焦点。此外，“脸”与“面”的分野，即面子道德性与社会性的区分是否依然存在，二者之间的界限是否逐渐变得模糊，抑或是有所偏重［11］，这也是需要进一步追踪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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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f Mianzi
ZHAO Zhuoji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P.R. China)
Key words： Mianzi; face; polite theory; face-negotiation theory; face concern; face perception
（责任编辑 彭建国）
作者：赵卓嘉
摘 要：“面子”是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一个中国本土的社会心理概念。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它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频繁地使用着，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极大的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社会生活。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面子”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目前理论研究中的不足。
关键词：面子；理论；现状；不足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0-09-30
作者简介：
韩萍（1980-），女，安徽涡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与实践。
On the “face”theory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HAN 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232001, China)
Key words: face; theory; current situation; insufficiency
对于面子问题的探讨，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西方学者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学者们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即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以及社会心理学。学者们针对面子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其中关于面子的定义和内涵的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
一、西方学者对“面子”理论的研究
美国华裔心理学家丁托米（Ting-Toomey）采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差异作为理论框架提出的面子磋商模型，认为面子是指在某种关系情境中，个体所声讨的一种积极的社会自我意象。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布朗和美国哲学家列文森认为面子就是每个人要求他人认可的公众自我心象。这几位学者关于面子内涵的阐述中，都把自我形象作为重要因素。
可以说在面子的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主要集中在对面子的定义和分类上，他们的观点对面子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社会学家戈夫曼试图从面子运作的角度来解释带有普遍性的人际互动模式。从对面子的研究引申出“戏剧理论”，以解释人际之间的互动现象。他认为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行为举止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在前台的行为”和“在后台的行为”。前台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后台行为是因为人们受到面子心理的制约，在前台行为中，为了让自己表现的与他人映像中的自我一致甚至更好，对自己的行为、外貌、言谈举止进行一定的修饰。每个社会人都有面子心理，受着面子社会机制的制约，要面子的心理促使社会人在群体的环境中去做出合乎身份的行为举止。简单的说，印象整饰是指个体试图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印象的过程。戈夫曼指出了受面子心理制约的社会人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行为。在戈夫曼看来，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种种角色，他们要不断的调试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他人的社会角色期待，但是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人类普遍的互动法则，因而，他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文化环境。“戈夫曼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家，他敏锐的看到了面子的重要内涵，但他同时因受到角色、规范及互动结构的影响而没有认识到他说的面子实际上只和面子的约束作用有关，因而也发现不了中国人的脸面具有约束和炫耀、守则和不守则的双重作用及群体性……”尽管如此，戈夫曼依然是试图建立面子理论体系的第一人。
面子作为中国本土化概念，西方学者由于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差异，其研究必然有局限性。相反，中国学者对于面子的研究则更为深刻，因为他们可以细致地体会到面子的微妙之处，对面子的本土化研究则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二、学者对“面子”理论的研究
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面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学者林语堂和思想启蒙者鲁迅都对面子问题都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细致地分析。但是，他们只进行了举例没有对其加以科学的界定。由此可见，对面子进行定义，说清楚其内涵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开始尝试对面子这一抽象复杂的现象进行定义。但是，学者们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没有达成共识各有侧重。
胡先缙是第一个给面子下定义的人，她认为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经历中步步高升，藉由成功和夸耀而获致的名声，也是藉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积累起来的声誉［1］。学者何友晖和黄光国［2］也都在分析中强调面子中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重要，认为面子是“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胡先缙还提出了“脸面”异质性的问题。她认为“脸”是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面子”是人从社会成就而拥有的声望，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承认。至此，对于将“脸”与“面”的区分研究拉开了序幕。
作为大陆为数不多研究面子的学者之一的翟学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胡先缙的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脸面的异质性问题。他认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他根据对脸面的独特理解，将面子分成了四类：有脸又有面子；有脸没面子；没脸没面子；没脸有面子［3］。翟学伟富于创新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中国人脸面观中的紧张性，对中国社会许多独特的社会现象有相当大的说服力。
香港社会学者金耀基先生以脸与面子区别理解为基础，将面子具体地分为“社会性面子”与“道德性面子”两类［4］。他认为“社会性面子”是社会赋予个人的，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没有社会性的面子，它体现了社会互动性中他律性的一面，属于社会层面；“道德性的面子”是一种道德品质，它是人人可拥有的，至少普遍拥有的潜能，体现了社会互动中自律性的一面，属于个人层面。学者朱瑞玲也认为面子包含两种社会赞许的价值，一种符合外在社会要求的面子；另一种是个人内化的道德行为是自我要求的面子。
社会学博士高永平在其《对中国人“脸面”观念的新解读》一文中提出评价性面子与互动性面子的概念。他将脸面的一部分叫做“评价性脸面”，它具有整体性、自我性、不能转化成社会资源等特征；另一部分叫做“互动性脸面”，它需要和他人的互动才能实现并加以运作，这其中包含了认知、情感和行为全部三种因素，具有互动性、可增减性可转化为社会资本等特征，具有社会交换社会服从的功能。可以说这种分类涵盖了脸面的几乎所有外延，而且两种类型之间的界限清晰。
三、“面子”理论研究中的不足
学者们关于面子分类的研究上除了上述观点外，还有其他一些分类方法。他们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面子的复杂内涵。例如，中国哲学史家成中英教授将面子分为“主观面子”和“客观面子”两类；西方学者Lim将面子分为三种类型：自主面子、交情面子、能力面子。
基于以上对中西方学者在面子理论方面研究工作的梳理，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学者们对面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从不同侧面深刻地剖析了面子的内涵，细致地对面子进行了分类，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分析了面子对个体、社会及人际关系的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面子背后的深层次内涵，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首先，从以上中西方学者对面子学术界定的综述中看到学者们对面子的理解众说纷纭。虽然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面子是一种与身份有关的现象，具有认知、情感的成分，但共识也仅此而已，远未达成一致性的意见。
其次，面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但是中西方对面子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少情境性地研究，只有少数学者从日常的社会现象入手丰富了面子的理论内涵。也正是因为没有实际的证据支撑，对面子的定义才没有取得学术认同。
第三，中西方学者对面子的研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但并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因此，对此问题的探讨应该从具体的研究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范式和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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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萍
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 张燕--维普资
谈中西礼貌原则
O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eness Principles
浅谈中西方“礼貌原则”对比研究
论文 关键词：中西方
礼貌原则
差异
对比
论文摘要：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礼貌原则”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在礼貌用语中有充分的体现。礼貌是对比语言学中语用对比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在迥异的中西方文化中更是如此。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礼貌原则有着较大的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指导意义。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的理论研究
1.西方文化中的礼貌概念
西方“礼貌”理论中较有影响的理论框架当属Brown&Levison的“面子论”及Leeeb的“礼貌原则”。两种理论对礼貌的内涵及外延作了较为系统深刻的研究，对不同文化领域的礼貌研究都有一定影响和借鉴意义。Borwn&Levison的“面子”概念建立在Gofman的定义基础上。根据Gofman的理论，面子对每一个人来说是最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对每一个交际者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容忽视的J。但Brown&Levison的面子概念更为具体，他们认为所有理性的社会成员都具有面子。他们根据个人需要把面子分为两类：消极面子(negativeface)，即个人拥有行动自由、不受干涉的权利;积极面子(Positiveface)，即个人的正面形象或“个性”包括希望这种自我形象受到赞许的愿望。面子有双层性，而且构成面子的双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在交往时，一方面我们需要与对方有所关联，或者关注对方，并且要向对方表示出我们的关注。面子的“关联”方面就是积极面子，Levison把它称之为积极礼貌(Positivepoliteness)。“积极面子”所常用的语篇方略是：恭听对方谈话，对其表示兴趣，表示与列方有共同之处，相互以名字称呼等。如：“Agree，Ihaveal～waysbelievedthat，too.”另一方面，我们要维护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向对方表示我们也尊重他们的独立需求。面子的“独立”方面就是消极面子，Levison把它称之为消极礼貌(negativepoliteness)。实施消极面子的方略主要有：最低限度地推测别人的需求和兴趣，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给别人以充分选择的余地。比如向别人建议时，可能会说“I‟denjoygoingoutforcofee，butIimagineyouareverybusy.”实施消极面子的所用方略的关键是不强加于人，使对方享有充分的自由和独立。在现实生活中，交际行为大都是威胁面子的，有时威胁积极面子，比如对别人的观点看法表示反对，抱怨或指责他人工作干得不好，有时说不敬的话或忌讳语电是对积极面子的威胁，这是因为说话者不顾及他人的社会价值。有时一些行为会威胁消极面子，比如命令、请求等，如果对方按照命令或请求去做，就等于他自己的行为自由受到了阻碍，受到了别人的强加。为了避免或减少对面子的威胁，并使正常交际进行下去，说话者要为自己和对方的面子作出一定的努力，这就是礼貌。
2. 中国 文化中的礼貌概念
许多中国学者对礼貌现象也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理论。顾日国先生在《礼貌、语用与文化》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礼貌”包含四个基本概念：尊敬、谦虚、热情、文雅(respecftulness，modesty，attitudinal，warmth and refinement)。尊敬是个人积极肯定别人的面子、社会地位;谦虚可以被看做是贬低自己的另外一种说法;热情是个人对别人表现出友好、关心;文雅是选用雅语，禁用秽语。何兆熊认为与B&L的面子相比，“尊敬”概念相当于尊重列方的积极面子;“谦虚”概念广义上来讲在不同文化里都蕴涵有此含义，但如把它解释为“贬低自己”则只有在中国文化里独具;“热情”概念在Brown&Levison看来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并威胁他人的消极面子，但在 现代 汉语里却并不被认为是威胁面子;“文雅”概念代表的是礼貌的规范性，尽管礼貌具有普遍性，但他们并没有提到“文雅”这一概念。在这四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再结合Leech的礼貌原则，顾先生提出了适合于现代汉语的几条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得体准则，慷慨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中西方礼貌原则的宏观比较
礼貌是“典型人”(ModelPerson)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这种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它分为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而后者则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 英语 文化似乎更加偏重于个人主义、独立、隐私，不希望别人过多地干预自己的生活，而这种文化氛围使英国人或美国人更加在意自己的消极面子。在中国，我们则强调集体主义、合作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实现合作或团结，称赞对方屡试不爽。因此积极面子在中国文化中更为盛行。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较好地解释了语义与语力之间的关系。但Leech认为，这种做法无法说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何要在语言表达中采用间接方式。于是他提出“礼貌原则”(Polite.heSSPrinciple)来拯救“合作原则”。
(1)策略准则(TactMaxim)：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慷慨准则(GenerosityMxaim)：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3)赞扬准则(ApprobationMxa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批评、尽量增加对他人的赞扬;
(4)谦虚准则(Modesty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尽量夸大对自己的批评;
(5)赞同准则(Agreement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不同意见、尽量夸大与他人的相同意见;
(6)同情准则(Sympathy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诚然，Leech的礼貌原则之精神是建立在以 英语 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之上的，忽视了东方礼貌文化的特殊性。的确， 中国 是礼仪之邦，中国人也十分注重礼貌，但伴随礼貌，中国人特讲究“客气”一番，或贬低自我褒赞他人。西方人，尤以英国人为代表，似乎无暇“客气”。所以中国的礼貌源远流长，颇具有中国特色。顾日国曾经撰文归纳了五个中国式的礼貌原则：
(1)“自卑而尊人”与贬己尊人准则;
(2)“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与称呼准则;
(3)“彬彬有礼”与文雅准则;
(4)“脸”、“面子”与求同准则;
(5)“有德者必有言”与德、言行准则。
三、中西方礼貌的文化差异
1.中西方礼貌内涵的差异
从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是以差序格局为主要取向的社会结构，“礼”的基本精神是天地人伦的上尊下卑。不论王公贵族、平民百姓，都必须以“礼”为标准，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说“礼”是维系“上尊下卑”等级秩序和亲疏关系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中，作为“礼”的衍生物——礼貌原则，与西方的礼貌原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礼貌原则如同“礼”的基本精神一样，强调“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等级差别的标志。
2.礼貌准则选择侧重上的差异
在Leech的礼貌原则中，策略准则是最重要的，是人们交际时最经常采用的准则，它构成了英语语言文化礼貌原则的核心。在西方社会，个人利益、个****力、隐私等都被当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人们之间，哪怕上级对下级，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实施“指示性”言语(诸如请示、命令、警告、建议、劝告等)行为时，人们必须遵循策略准则以减少对别人消极面子的威胁，或尽量减少语气的强迫性。
然而，中国的传统来看，人们的行为是受社会期望所制约的。有些人有权力，或适合向别人提出命令、要求、建议、劝告、提醒、威胁、警告等等;而有些人只能处在无条件地接受或完成这些行为的地位。正所谓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譬如，通常只有长者对幼者，上级对下级，教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老板对雇员实施“指示性”言语。反之则不妥，被当成不礼貌的表现。
3.中西方表达礼貌的方式上的差异
(1)恭维与应答。恭维语是一职多能的社会言语行为，即在日常生活交往的不同社会环境中可以完成不同的功能。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调查，英语恭维语除表示欣赏外，其主要的功能是协同交往双方关系的“一致性”，交际者采用积极礼貌的方略。而汉语恭维语的功能主要集中在：使对方感觉良好;欣赏;利用他人。
(2)邀请与接受。中国人通常采用螺线型思维模式，话语整体结构包括多次话轮转换，经过谈话双方多次协商之后，才能完成一个交易。这种情况在邀请与接受邀请的礼貌会话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邀请人往往三番五次地邀约，以示真心实意，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礼貌的热情准则。而受邀请人推三托四，邀请人一再坚持。一方面，受邀请人要一再试探对方是否真心，是否只是礼节性的邀请，而非真实邀请。过早接受邀请则会有失于礼节;另一方面，只有一再坚持，才能体现自己的诚意，因此邀请方和受邀请方经常要经过屡次协商才达成一致。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大变革，随着对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中西方礼貌文化差异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礼貌是一面镜子，反映了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何有效地运用礼貌原则达到成功的言语交际和沟通，取决于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只有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文化因素的差异，并且具有成功地与其他文化成员交流的真诚愿望，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这种差异制造的交流障碍，进而剔除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促进文化重组。Sympathy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论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与语用移情能力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语用失误
语用移情
跨文化交际
【论文摘要】语用失误有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两种表现形式。注重语言本身，而忽略了不同语言文化差异是造成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成功消除语用失误所造成的障碍.必须了解目的语语言文化，调整自己的思维定势，做到语用移情。文章分析了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种类和原因，并且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语用能力和语用移情的习惯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看法和建议。
一、引言
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何自然，何兆熊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做了很多研究，并且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研究有的侧重广告翻译、社会用语、旅游英语等不同交际领域的语用失误，如郝钦海(2000)，张新红(2000)，陆建平(20O1)，赵湘(2006)等;有些侧重研究称呼语、褒奖行为等具体的言语行为中的语用失误，如李悦娥(1998)，刘小珊(0o1)等。然而他们的研究对于语用失误的原因分析过多，而对于如何解决语用失误的办法研究不够。本文结合非本族语者使用英语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语用失误的种类及其根源，并指出培养语用移情能力是解决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重要途径，同时对如何培养学生的语用移情能力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二、语用失误
1983年Thomas在他的论文“Pragmaitcfailureincross culturaleommunicali‟中提出了“语用失误”的概念，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注意和兴趣。Thomas认为所谓语用失误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没有达到完满交际效果的差错。“语用失误”这一概念的提出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可以说，某人说了一句不符合语法规则的话，并称其为“语法错误”，因为语法是规定好了的规则(至少是为了语言教学的目的已经规定好了的)。可是，我们却不能说某句话的语用之力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这句话没有达到说话人想要达到的目的。Thomas把语用失误分为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两种具体表现形式：
(一)语言语用失误
语言语用失误指学习者正确地运用了言语行为，却使用了错误的语言手段，即在语言形式的使用上出现了偏差。口语言语用失误的所指对象，是与语言结构相关的各种规则。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明白所有这些规则，并在他的具体言语行为中正确地(即没有语法等形式错误)表现出来。然而，说话人虽然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些规则，却不能得体地使用它们。语言语用失误笼统地指说话人对语言规则(确切地说是静态的语法形式规则)用得不得体。
例如：(1)一位国外中年男士与中国年轻女教师对话：Man：Oh.youlooksopretty.Woman：(witharedface)…Don‟tbejoknig.I‟m ugly.在国外对女性的外貌方面进行恭维是很普遍的现象。女性穿了新衣服，发型有了变化似乎都必须受到及时恭维，不管年龄、社会地位、职业如何。L5这位中国女士得体的回答应该是Thankyou.而不是根据中国的习惯觉得不好意思，谦虚～番。
(2)一位男性美国客人到一家饭店用餐，他点了蜜汁鸡脯，并对女招待说：Wouldyoupleaseservetheehiekenundroessed?(请你上鸡时，别先浇汁，好吗?)女招待是一位刚高中毕业的年轻姑娘，不知客人的要求是上菜时不要把汁事先浇在鸡脯上，他要自己来浇。她只知道undressed是“不穿衣服”的意思，于是大惊失色：No，Ican‟t.Yuo areinChina，sir.(不，不行。这是在中国，先生。)
(3)一位导游人员陪同外宾游览了一天，外宾说：Tiumk you.导游人员忙回答说：Notatal1.It‟smyduyt.导游人员本意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但他这样说却会让外宾理解为：他本来不想做，但这是他的职责，所以不得不做。适当的回答是I‟m adtobe ofhelp或It‟8apleasure表示“我很乐意(为您效劳)”之类的客套话。
(二)社交语用失误
社交语用失误指学习者未能按照情景的要求，运用言外行为，在意义的得体性方面出现了偏差。社交语用失误在所指上与非语言结构规则有关，主要指说话人使用的非语言结构规则(确切地说是交际规则)，无法保证交际的得体和成功，因此，社交语用失误与交际及其效果关系甚密。社交语用失误属于交际规则用得不合适。例如：
(1)A：lamverybusythesedays.
B：It}linkyoushouldnotbetootired.Youshouldtakeeareofyourself.
A本意是出于关心，但B会以为对方在说他缺乏照顾自己的能力而觉得不快。
(2)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个学生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太太艰难、吃力地爬坡时便对她说：“Lethiehelpyou，Mrs.Smiht，youareold.”Smith太太听了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为什么Smiht太太会感到不快，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呢?这是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造成的。中国人有尊老爱幼的民族传统，常用老来表示对别人的尊敬。我们常常听到“老王”、“老李”之类的称呼。而英美文化中常常把“老”与“年老无用、无力”的意义联系起来，以至于造成误会。
(3)一位中国人在英国大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说：“CUSehie，woludyoupleasesendmetohterailwaystation.”这位司机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坐车是要付钱的，司机为你服务这是他必须而且乐意做的，这时候你说得这么客气反而让人觉得你是没钱付车费而求人家。
三文化介入与语用失误
上述两种语用失误，其关键在于文化的介入而造成交际语言的不得体。这种交流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接触和碰撞由于语言使用者受到母语规范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和影响。生硬套用母语的一些表达方法，便容易导致交际的失败，即语用失误。美国语言学家Edwardsapir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续下来的各种做法与信念，这些做法与信念的总和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不仅需要外语学习者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而且也需要了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增强其对目的语文化的领悟力和敏感性，提高社会文化能力，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跨文化语用失误。
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时，由于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东西文化差异，经常发生交际失误：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教师到学校图书馆外文阅览室去看书，路上遇到一个学生也去图书馆。这位学生热情地向前打招呼：Where are you going?这位外教觉得很奇怪：你明明看着我往图书馆去，为什么还要这样问?同时心里也有一丝不快，心想我去干什么关你什么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用失误呢?这个中国学生虽然能够正确地说英语(即没有语音语法错误)，却不能得体地运用它们。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常说“吃饭了吗?”“你去哪?”而美国人则说Howaeryou?同时由于民族文化背景不同，英美人士对于Where are you goign?在心里的反应是whv do you ask?甚至可能是h‟8onne of your business.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私事，以至造成“交际短路”。这个例子说明了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得体性的重要性和外语教学中注重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讲英语的人对汉语中的敬辞和谦辞很难理解。在英语中，同自己的上级说话写信时也许需要用比较尊敬的语气，但不需要用什么特殊的词语。而中国人不习惯用平常的话语直截了当、不加修饰地与年长的人、客人或有地位的人说话。试看下面一份请帖：“Will you Dleasehon or hieby coining to my humblehome for asimple meal this Sunday evening?We will eb very pleasedf you call collie at 6 O‟clock.”(兹定于星期13下午6时在寒舍举行便宴，敬请光临。)这是典型的汉语式的英语，没有注意语用移情，让自己的表达方式符合英语的语言文化和表达习惯。如果把这个请帖改成：“Frank，we‟dlike youyou‟re your wife to come over for dinner this Frida yevening.Sixt lirtyat Ourplace.Can you lake it?”这样的表达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完全符合英语的语言文化和表达习惯。
四、语用移情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移情说”是德国的罗勃特·费肖尔在1873年发表的《视觉形成感》一文中首先明确使用的美学概念。日本语言学家库诺(gL,no)最早把移情的概念移植到语言学领域。Ruben认为：在言语交际中，移情指的是能够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把移情能力列为有效交际的七种要素之一。国内最早将“移情”的概念引入语用学的是何自然。他于1991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一文中认为，“语言习得者应该理解、感受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并设身处在对方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语言的学习和运用”。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语用移情(pragmaitcempahty)指的是言语交际双方情感相通，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用意，涉及说话人如何刻意对听话人吐露心声，表达语意，听话人如何设身处地来理解说话人言谈的心态和意图。也就是说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对交际双方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度的基础上，为了交际的顺利进行，说话人调整自己的思维定式，在心理上有意识地摆脱本民族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和影响，站在对方的语言文化立场上与之交流的一个策略。那么，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语用移情呢?
(一)要克服文化迁移对跨文化交际的负面影响。戴炜栋、张红玲指出“文化迁移是指由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干扰，它表现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或外语学习时，人们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并以此为标准来评判他人的言行和思想。文化迁移往往导致交际困难、误解、甚至仇恨”。文化差异是语言使用中的干扰源，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源，我们要克服本国文化对学习的干扰作用。学生往往把本国的民族文化内容不加审辨地套用在外语交际中去。由于两种民族文化中诸多因素，因而套用的结果，往往会严重地影响理解和表达的准确性。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分发与课文相关的资料给学生阅读，然后可利用各种直观手段，或组织模拟训练，引导学生把自己既置于英语语言之中，也置于英美文化之中，反复进行练习，争取达到脱口而出的程度。
(二)要培养交际中的文化意识，增强对英语文化的敏感性。各民族由于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语用移情，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比如说与操英语的本族人打招呼时不要按照汉语习惯说“吃了吗?…„到哪儿去?”而要按他们的习惯说“Hello…How are you?”或者“I love yweather，isn‟tit?”提高语用能力仅靠课堂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应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以加强学生实际运用的能力，如利用外籍教师的优势开展英语角、英语沙龙、晚会和辩论会等活动开办形式多样的讲座，介绍英美国家的概况、文化及习俗，特别是其中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习俗，还可以通过收听调频广播或访问互联网站接受原汁原味的英文表达，提高语用能力和听说技能。
(三)广大的外语教师要注重学生语用移情能力的培养。在我国外语教学界有一种认识：语言教学就是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教学。三要素都学会了，语言也就自然掌握了。以此种理论指导教学实践，其结果往往是：学生虽能说出(或写出)语音(拼写)、词汇和语法完全正确的句子，但是相当一部分不符合“文化语用规范”，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另外，课堂设置更多地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多做分角色对话等练习，让学生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把它看成是交际的工具。还有，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多和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多读国外出版的刊物和报纸，多看国外著名影片。总之，教师要向学生强调学习语言中的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两个方面，设计合适的练习，使用多媒体设备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第一手的“真实的”语言材料。
(四)在外语教材的编写上应该重视真实语言环境的再现。学生语用移情能力差的原因还在于教学、教材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形式的社会意义，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许多课本都包含这类“对话”：
——What‟s your name?——My name is Li Mign.
——How old are yon?——I‟m eighteen.
——are you going?——I‟m going the library.
学生往往对这些语言机械模仿，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这些对话形式固然正确，但却忽略了讲话是否得体这一重要方面。除了在医院、移民局、警察局这类地方，很难想象会出现一连串这样的问题。
(五)要改革现有的单一的外语测试方式，加强测试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尝试口语测试。近年来，我国对中国的外语教学，尤其是教学理念、教法、教材、测试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外语测试也进行了改革，如加强了外语测试中的听力测试，听力测试的题型更加多样化，在测试中所占比重也进一步加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外语口语测试仍然未能有效的开展，即使针对外语专业的口语测试也缺乏有效的模式，如没有真实的情景会话测试等。外语教育也是一门人文科学，科学是无止境的，是需要不断质疑的。英语是外来语，我们对英语的认识，对英语教学及学习规律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我相信随着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开展，新的有效的测试模式一定会出现。
理性行为理论(TRA)与计划行为理论(TPB)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又译作“理性行动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兹(Ajzen)于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TRA的理论模型，如下图：
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行为意向合理地推断，而个体的行为意向又是由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准则决定的。人的行为意向是人们打算从事某一特定行为的量度，而态度是人们对从事某一目标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它是由对行为结果的主要信念以及对这种结果重要程度的估计所决定的。主观规范(主观准则)指的是人们认为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使用新系统的感知程度，是由个体对他人认为应该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对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水平所决定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行为意向(倾向)，最终导致了行为改变。
理性行为理论是一个通用模型，它提出任何因素只能通过态度和主观准则来间接地影响使用行为，这使得人们对行为的合理产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该理论有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人有完全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是，在组织环境 下，个体的行为要受到管理干预以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需要引入一些外在变量，如情境变量和自我控制变量等，以适应研究的需要。
X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与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Ajzen& Fishbein,1980; Fishbein & Ajzen,1975)所结合发展出来的，由于理性行为理论假设行为的发生，皆能够由个人的意志所控制;可是实际的情况下，个人对行为意志控制往往受到许多其它的因素所干扰，而大大的降低了理性行为理论中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力。因此，Ajzen(1985,1991)便将理性行为理论加以延伸，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期望能够对个人行为的预测及解释更具适当性。 [编辑] 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的五要素 计划行为理论的几个因素
(一)行为意图
Fishbein和Ajzen(1980)认为行为意图(behavior intention)，就是个人想要采取某一特定行为之行动倾向，也就是指行为选择之决定过程下，所引导而产生是否要采取此行为的某种程度表达，因此行为意图是任何行为表现的必需过程，为行为显现前的决定，Peter和Olson(1987)提出对行为意图的测量，可用来预测实际行为的产生，可应用于营销市场对消费者行为作预测。
(二)行为态度
行为意图第一个决定因素：实行某项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对于态度的说法，并不一致。根据期望─价值理论﹙Fishbein& Ajzen，1975﹚指出态度乃个人对特定对象所反应出来一种持续性的喜欢或不喜欢的预设立场，也可说是个人实行某特定行为的正向或负向的评价，他们认为态度的形成可从个人实行某特定行为结果的重要信念(salient beliefs)和对结果的评价(outcome evaluations)两个层面解释。即
Ab= BBiOEi
Ab=执行某项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BBi=行为信念(Behavior Beliefs)
OEi=结果评价(Outcome Evaluations)
i=显著信念的个数
(三)主观规范
行为意图第二个决定因素：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 它是由个人在采取某一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认知。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可以说是个人知觉重要的他人或团体(salient individuals or groups)认为他应不应实行某一特定行为的压力。所以主观规范是规范信念 (Normative Belief)和依从此普遍性社会压力的依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的积和。即
SN= NBjMCj
SN=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
NBj=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 )
MCj=依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
j=规范信念的个数
(四)知觉行为控制
行为意图第三个决定因素：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亦即个人预期在采取某一特定的行为时自己所感受到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因此，可能促进或阻碍行为表现的因素之个人能力评估(Control Belief)和这些因素重要性考虑的便利性认知(perceived facilitation)的积和。即
PBC= CBkPFk
PBC=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CBk=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
CFk=便利性认知(perceived facilitation)
k=控制信念的个数
知觉行为控制常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或二手信息或预期的阻碍。Ajzen和Madden的知觉行为控制(1986)与Bandura的自我效能(1986)与Bandura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Triandis的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概念类似。基本上，知觉行为控制(PBC〉是包括了内在控制因素，如个人的缺点、技术、能力或情绪等，以及外在控制因素，如信息、机会、对他人的依赖性或障碍等(Notani，1998)。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笔记
《交往行为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交往行为理论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以及胡塞尔、洛维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他批评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反对主客体分离的意识哲学。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中意义丧失、自由丧失等交往异化现象,并力图通过交往合理化的实现来构建一个合理社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在当今社会创造一种平等、自由、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在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 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
哈贝马斯首先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这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并且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
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
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
(一)行为主义教学理论的主要观点
由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把学习看成行为方式或频率的改变，因此，行为教学的目标是让学生对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并评估学习者的行为，以确定什么时候开始教学。在教学中，教师要安排环境中的刺激，要设立引起学习者反应的各种提示，把学习材料分解成能按顺序掌握的小步子，以利于学习者作出恰当的反应并对其进行强化，通过对反应的强化或塑造，使学习者频繁地作出反应，进而不断取得进步。因此，行为主义取向的教学理论主要表现为为行为结果而教学的教师中心取向。
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教师中心取向的教学理论认为，教
学过程只涉及教学操纵和结果操作两个因素;结果操作由教学操纵直接决定，学习的结果(或行为的持久变化)是由强化的历程所控制的。教师以及相应的教学手段是影响教学的重要的外部刺激，它直接主导和控与环境和他人的互动能力等。教师中心取向的教学强调教师这一变量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决定性影响，这是有局限性的。有效的教学取决于多种因素，除教师这一变量外，学生、物理与社会环境及其彼此间的互动等都是不能忽视的。即使是教师变量，其种类及影响机制等仍有待扩展和深化。
(二)行为主义教学理论的主要形式
1.程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简称PI)
程序教学是基于斯金纳(B.F.Skinner)的操作条件反射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教学形式。其基本操作是将有待学习的材料重新组织成短小的框面，学习者会对每一框面上的问题(刺激)作出反应。如果学习者的反应正确，他们就会获得积极的强化，同时进入下一框面的学习;如制着学生的学习行为，并且有效地预测学生的学习结果。为此，研究者对教师教学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如探讨了教师的提问与反馈方式、讲解的清晰性、课堂管理行为、提问后的停顿时间长短等各种课堂教学行为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这种取向的教学理论强调从以下几方面来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建立。(姚梅林、王泽荣、吕红梅：《从学习理论的变革看有效教学的发展趋势》，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1.创设有助于传递信息、训练技能的教学环境
按照行为主义的学习观，要使学生积累大量的有组织的知识和技能，就必须提供相应的环境来支持教师或其他信息源向学生有效地传递信息，并且让学生有机会反复操练技能，直至熟练化。为达到这一目的，教师要做的工作就是选择供学生使用的学习材料，安排好练习的时间进程，并对学生的学习进程和学习结果提供反馈，对学习全程进行控制。由于正确的反应只有在无关刺激很少的情境中才更有可能出现，所以，教学情境应该是有所控制的、简化的情境，而不是真实的情境，因为后者很容易诱发错误，一旦产生错误，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矫正错误，这势必要降低教学的有效性。除了控制、简化教学情境外，还可以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或教学措施，提供与学生的已有经验水平相适应的个别化教学。
2.提供层级化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内容
根据加涅提出的学习等级或累积学习的观点，在掌握复杂的行为单元之前，应该先掌握简单的、更小的行为单元。这一观点为教学内容的编排提供了依据，为了促进知识的获得和技能的形成，必须将复杂的教学任务分解，即进行任务分析，把教学任务分成各个成分，并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由部分到整体、由简化情境到复杂情境的顺序加以排列，进行训练。学生的学习是小步子、程序化的，受到教师及教学程序的控制。因此，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容易导致机械的学习。
3.对知识和技能进行个别化的定量评估
既然学生所获得的某一学科领域的经验是个别的知识和技能的集合与累积，因此，在测验时，应该对局部、个别的成分进行准确的、量化的考查，以评估学生在某一学科中究竟掌握了多少内容。这就需要从学科领域中抽取代表性的内容，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测验。在学校的学业成就测验中，最常用的就是标准化的成就测验，其中最典型的测验方式是多项选择。众所周知，这类测验方式很难考察复杂的问题解决能力、
果反应不正确，他们就会被要求重新回答或被提供有利于找出正确答案的信息。有效的程序教学依赖于一些基本的教学原则。(1)小步子呈现。框面以由易到难的小步子呈现，两个步子之间难度差很小。(2)积极反应。要求学习者对每一个学习问题都作出主动的反应。(3)即
时反馈。在每个学生作出反应后，即给予“及时确认”或“及时强化”，以提高学生的信心。(4)自定步调。让学生按自己的速度和潜力进行学习。(5)低错误率。教学中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反应，提高学习效率。
2.掌握学习(mastery learning)
掌握学习是布卢姆(B.S.Bloom)提出的一种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达到一定学习水平的教学模式。其指导思想是在适当的学习条件下，几乎所有人都能学会学校所教的知识。其基本要求是：教师首先把整个课程计划分成一系列较小的学习单元，确定每一单元的教学目标，并安排好单元的序列，使单元间紧密衔接，以便于学生的学习能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然后，编制与单元目标相对应的形成性测验，以帮助学生找出学习中的错误和误解，并规定掌握标准，以确定学生在该单元学习上达到的程度。其基本教学程序是，教师教授完一个单元的教学内容之后，即对全班实施形成性测验(测试1)，并对测验结果进行分析：学生掌握与否，找出学习困难所在，分析困难原因。对没有通过标准的学生，教师提供各种供学生自己选择的学习材料和矫正措施进行额外辅导(矫正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额外学习，对他们进行第二次测试(测试2)。已掌握该单元的学生可自由进行巩固性活动，或者充当未达到掌握水平的同学的“小老师”。当所有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也许是80%)都通过了测试1或者测试2，那么整个班级就可以开始学习新的内容。这一循环可以不断重复，直到教师感到绝大多数学生都掌握了所学内容，达到了允许继续教学的标准。
掌握学习理论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了显著效果，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被誉为“乐观的教学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以来，被改造为有中国特色的“目标教学”，对我国中小学学科教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一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使所有学生掌握教学内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仅仅比较适合内容要求比较严格或是“最为基础”知识的教学。(R.E.Slavin(1986)，Educational Psychology：Theory into Practice.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
此外，还有凯勒(F.S.Keller)的个别化教学体系(PSI)以及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简称CAI)等，都是在行为主义基于程序教学和掌握学习而发展起来的一些教学理论。
扎
根
雪
域
的
格
桑
花
院系：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姓名： 学号
一胡忠谢晓君夫妇简介：
两人均为四川藏区福利学校志愿者，教师。在去藏区支教前，胡忠、谢晓君夫妇都是成都中学的老师。2000年，胡忠在晚报上看了一篇关于甘孜州康定县塔公乡一所孤儿学校急需老师的报道，动了支教的年头。他带着妻子到当地考察后，两人为当地的艰苦状况震惊。胡忠下定了决心，妻子支持他的决定。这时候，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孤儿学校处在海拔3800米的康定县塔公乡，是一所福利性质的民办公助寄宿制学校。这里是甘孜州13个县的汉、藏、彝、羌四个民族143名孤儿的校园，也是他们完全意义上的家。 胡忠以志愿者身份来到塔公乡，300多元生活补助是他每月的报酬。谢晓君在音乐学院弹得一手好钢琴，可学校最需要的却不是音乐老师，而是生物老师、数学老师、图书管理员和生活老师，三年时间里，谢晓君尝试了四种角色位置，顶替离开了的志愿者和支教老师。
2006年，8月，一座位置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学校"木雅祖庆"创办了，他的妻子谢晓君带着年幼的女儿追随而来，她主动前往当起了藏族娃娃们的老师、家长甚至是保姆。2011年2月，她甚至把工作关系转到康定县，并表示"一辈子呆在这儿。支教初期，学校环境不好，几间板房和帐篷就是他们的教室和宿舍。 “板房漏风，有时候早上起来，一半的被子上都是雪。”谢晓君说，当时条件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木雅祖庆学校6年级一班，10个学期换了11位数学老师。谢晓君说已经数不清自己送走了多少位老师。 谢晓君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但如今，她的双手被高原干冷天气侵蚀后变得有些粗糙，这双手捡过柴烧过水，为孩子们洗过衣服，拥抱过孤儿，擦去过孩子脸上的泪水，却很少弹钢琴。“学校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没时间弹琴。”对于西康福利学校在校的143名孤儿来说，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为雪域高原上的孤儿们撑起一个温暖的家。12年来，他们也曾犹豫，但却不曾后悔。
2007年，报社以《成都女教师，扎根雪域的格桑花》为题报道了胡忠夫妇的事迹，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胡忠谢晓君夫妇当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二组织行为学理论分析
(一)、人物个性特征分析
1个性：从胡忠夫妇的实际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坚强，不畏艰苦，有着坚强的信念的个性特点。个性是个体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适应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它主要是在后天生活过程中形成。我们可以看出胡忠夫妇之前的工作也是担任教师，当胡忠在晚报上看了一篇关于甘孜州康定县塔公乡一所孤儿学校急需老师的报道，动了支教的年头。他带着妻子到当地考察后，两人为当地的艰苦状况震惊。胡忠下定了决心，妻子支持他的决定。自己的教师经验，加上当地的艰苦状况，孩子们对学习的渴望，更加坚定了他们留下来的信念，也给了他们战胜艰苦环境的毅力。
2价值观：从他们的感人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具有高尚的价值观。从他们身上体现的关于价值观的具体特点，如负责(可靠的)、勇敢(坚持自己的信仰)、顺从(有责任感、尊重的)等可见属于罗克奇价值观的工具价值观类型。一个人认为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就是最有价值的。在胡忠夫妇看来，授予贫困地区孩子们一些知识，就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
3态度，是指个体对外界事物的一种较为持久而又一致的内在心理和行为倾向。态度影响着人对挫折的适应能力，正是因为胡忠夫妇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恶劣的环境，面对匮乏的物资，面对有限的教学环境，积极向上的态度支撑着他们，让他们坚持着，坚持着。。。。。。
4能力：谢晓君在音乐学院弹得一手好钢琴，可学校最需要的却不是音乐老师，而是生物老师、数学老师、图书管理员和生活老师。因此，她不得不通过学习来增强自己的相关知识，以便能够更好的教导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只是专业能力增强就可以了，也需要增强心理承受能力。面对幼小的女儿，内心满是愧疚，面对亲人的不理解，内心满是无奈。但是，也只能默默承受。没有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无法坚持下来的。
(二)、人物心理活动分析
1知觉与决策：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充当着多种角色，如家庭中的、性别的、职业的、群体中的角色等等。每个角色都有相应的身份、位置、责任和任务，按照角色所表现的行为，称之为——角色行为。胡忠夫妇既是130多名学生的老师，又是他们女儿的父母，还是他们父母的子女。可这些角色之间，充满着矛盾。当爱都给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时，他们的女儿就失去了一部分的爱。他们坚持扮演好教师的角色，坚持教师育人的职责。
(三)压力分析
对于胡忠夫妇而言，压力是相当大的。一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他们的女儿现在和他们在一起，可是不能给孩子很好的照顾。而且，胡忠十二年内，仅仅回家三次，家中年老的父母是何等的期盼着儿子啊。二是工作上的压力，当时条件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木雅祖庆学校6年级一班，10个学期换了11位数学老师。谢晓君说已经数不清自己送走了多少位老师。而他们要同时担任几门学科的教学，费时费力，压力巨大。三是来自社会上的压力，对于康定县塔公乡的家长们来说，胡忠夫妇是孩子们的希望，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神。家长的期望，让胡忠夫妇更加的感受到责任的重大性。
三启示
生活中，有太多太多平凡的人，做着不平凡的事。从胡忠夫妇身上，我学到了许多。面对逆境，要通过学习、锻炼来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面对各种的压力,要通过各种途径去减轻和缓解压力，或者化压力为动力;面对别人的不理解，要学会淡然处之。也许，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无法做一些感天动地胡大事，但只要我们每个人为自己和别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家庭、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一、期望理论的基本内容 这个理论的表述为：人们对相同情境的反应决取于他是盈利状态还是亏损状态。一般而言，当盈利额与亏损额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在亏损状态时会变得更为沮丧，而当盈利时却没有那么快乐。当个体在看到等量损失时的沮丧程度会比同等获利情况下的高兴程度强烈得多。研究还发现：投资者在亏损一美元时的痛苦的强烈程度是在获利一美元时高兴程度的两倍。他们也发现个体对相同情境的不同反应取决于他目前是赢利还是亏损状况。具体来说，某只股票现在是2O元，一位投资者是22元买入的，而另一位投资者是18元买入的，当股价产生变化时，这两位投资者的反应是极为不同的。当股价上涨时，18元买入的投资者会坚定地持有，因为对于他来说，只是利润的扩大化;而对于22元的投资者来说，只是意味着亏损的减少，其坚定持有的信心不强。由于厌恶亏损，他极有可能在解套之时卖出股票;而当股价下跌之时，两者的反应恰好相反。18元买入的投资者会急于兑现利润， 因为他害怕利润会化为乌有，同时，由于厌恶亏损可能发生，会极早获利了结。但对于22元买入的投资者来说，持股不卖或是继续买人可能是最好的策略，因为割肉出局意味着实现亏损，这是投资者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其反而会寻找各种有利的信息，以增强自己持股的信心。Tversky和Kahnemn在1979年的文章中认为：投资者更愿意冒风险去避免亏损，而不愿冒风险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多数投资者是风险的厌恶者;而在有亏损的情况下，多数投资者变成了风险的承担者。换句话说：在面临确信有赚钱的机会时，多数投资者是风险的厌恶者;而在面临确信要赔钱时，多数投资者成为了风险的承受者。在这里，风险是指股价未来走势的一种不确定性。
二、后悔理论的主要内容 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常出现后悔的心理状态。在大牛市背景下，没有及时介入自己看好的股票会后悔，过早卖出获利的股票也会后悔;在熊市(bear market)背景下，没能及时止损出局会后悔，获点小利没能兑现，然后又被套牢也会后悔;在平衡市场中，自己持有的股票不涨不跌，别人推荐的股票上涨，自己会因为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而及时换股后悔;当下定决心，卖出手中不涨的股票，而买人专家推荐的股票，又发现自己原来持有的股票不断上涨，而专家推荐的股票不涨反跌时，更加后悔。Santa Clara大学的Meir Statman教授是研究“害怕后悔” 行为的专家。由于人们在投资判断和决策上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而当出现这种失误操作时，通常感到非常难过和悲哀。所以，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为了避免后悔心态的出现，经常会表现出一种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投资者在决定是否卖出一只股票时，往往受到买人时的成本比现价高或是低的情绪影响，由于害怕后悔而想方设法尽量避免后悔的发生。有研究者认为：投资者不愿卖出已下跌的股票，是为了避免作了一次失败投资的痛苦和后悔心情，向其他人报告投资亏损的难堪也使其不愿去卖出已亏损的股票。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投资者的从众行为和追随常识，是为了避免由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投资决定而后悔。许多投资者认为：买一只大家都看好的股票比较容易，因为大家都看好它并且买了它，即使股价下跌也没什么。大家都错了，所以我错了也没什么!而如果自作主张买了一只市场形象不佳的股票，如果买人之后它就下跌，自己就很难合理地解释当时买它的理由。此外，基金经理人和股评家喜欢名气大的上市公司股票，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如果这些股票下跌，他们因为操作得不好而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害怕后悔也反映了投资者对自我的一种期望。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在一个研究中发现：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除了避免后悔以外，还有一种追求自豪的动机在起作用。害怕后悔与追求自豪造成了投资者持有获利股票的时间太短，而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太长。他们称这种现象为卖出效应。他们发现：当投资者持有两只股票，股票A获利20 ，而股票B亏损20%，此时又有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而投资者由于没有别的钱，必需先卖掉一只股票时，多数投资者往往卖掉股票A 而不是股票B。因为卖出股票B会对从前的买人决策后悔，而卖出股票A会让投资者有一种做出正确投资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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