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心理过程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对历史上的影像修辞研究进行梳理，目的在于探究影像修辞研究的发展规律。历史上的影像修辞研究一开始就与符号学和语言修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主要包括图片中的修辞研究和电影修辞研究。电影修辞研究是影像修辞研究的主要内容。文章从电影的第一符号学和第二符号学两个阶段对电影修辞研究作了概括。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修辞心理过程研究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修辞心理过程研究论文 篇1：

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之三

提要　朱德熙《评改两篇说明文》以元语言的形式描述了某些修辞心理过程。以朱德熙《评改两篇说明文》为例，可以探讨基于语境的话语感知过程、基于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基于推理的话语理解过程。

关键词　修辞心理过程　个案考察　元语言　评改　话语理解　认知语境

张春泉《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以中国宪法(序言)部分文本的起草和修改为例》(2007:127—130)、《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之一——以蒋孔阳(书房题名未遂记)为例》(2002:18—19)和《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之二——以鲁国尧(创造新词的心路历程)为例》(2005:62—64)分别从宏观、常观和微观视角探讨了修辞的过程性、研究修辞心理的材料、方法以及修辞心理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等。本文选取朱德熙《评改两篇说明文》关于修改动因的描述作为材料，探讨基于语境的话语感知和话语理解过程以及基于推理的话语理解过程。

1　文章评改：本文语料来源

本文语料主要取自朱德熙《评改两篇说明文》(以下简称《评改》)，该文收于《朱德熙文集》(第4卷)。

朱德熙(1999:247)《评改》开头指出，“这是报纸上发表过的两篇说明文。题材类似，毛病也差不多。这两篇文章曾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石新春和张雪森两位同志分别评改过。现在把他们两位的评改略加调整补充，拿来作为讲座的材料。”可见，《评改》是多主体材料，讨论的主要是文章修改问题。文章修改是一种修辞活动，是修辞过程的延续，诚如秦牧(1992:3)在倪宝元《汉语修辞新篇章——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的序言《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本领》中所指出的，“比较成熟的作者，文章写成之后，修改往往也包含了进一步的修辞。”倪宝元(1992:15)则进一步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觉得‘修改’和‘修辞’在材料、方法、目的等方面都有相通、相同、甚至相等之处，把‘修改’归属在‘修辞’下面来进行研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定修改也是修辞。”(倪宝元，1992:14)修改必然受制于特定的修辞心理过程。

朱德熙十分注重文章的修改。他指出：“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也就是反复修改的过程。”(朱德熙，1999:304)具体说来，“写文章之前要好好考虑，考虑好了再动笔。可是写的时候却要大胆，不能有顾虑。写完了必须仔细修改。修改的时候要严格、认真，不能满不在乎。”(朱德熙，1999:181)“严格、认真，不能满不在乎”的修改不能不受修辞心理的制导。

修改至少有两种情形：其一，同一个主体的修改;其二，不同主体的修改。第一种情形，倪宝元等学者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第二种情形的心理动因，即评改者作为新的修辞主体修改原有言语作品的心理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评改者”既是接受者又是表达者，评改者的这一双重角色较为充分地说明了话语接受对于话语表达的影响。

如果把“语言”分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两个层面，则本文所选取的材料与笔者此前有关修辞心理过程个案考察的材料均主要为元语言。

2　基于语境的话语感知过程

朱德熙《评改两篇说明文》通过元语言对于原文改动理据的说明，有助于人们了解基于语境的话语感知过程。

话语感知过程是对于话语的某种整体感知活动，修辞过程离不开话语感知。朱文中某些关于评改动因的描述即为显例。为了表述的方便，以下诸例中，均先给出被修改的原文，然后讨论其修改动因。例如：

原文：番茄含有较多矿物质和很丰富的维生素甲、乙、丙和维生素丁原。朱德熙(1999:251)认为，“这句话用了两个‘和’字，层次既不清楚，念起来也别扭。不如把原句拆成两句，说：‘番茄含有较多的矿物质，维生素甲、乙、丙和维生素丁原也很丰富。”“这句话用了两个‘和’字”显示的是“和”的语境分布，“把原句拆成两句”也是对于上下文语境的重新建构，“念起来”“别扭”无疑是一种话语感知过程，这一过程与语境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上，朱德熙也是十分重视话语感知的。他十分注重语言的整体感觉(感知)，注重“念”和“听”等多种感官的综合运用。朱先生(1999:180)曾指出，“一句话通不通，顺不顺，就不一定看得出来，得念一念才能听得出来。为什么‘念’和‘看’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说起来也简单，作文和说话基本上是一回事，口里说的是话，写下来就是‘文’。”“念”和“听”的过程是原文修辞过程的必要的延续。并且，这种“念”和“听”的感知与修辞效果的检验密切相关。“欣赏别人的文章，光看不念，不容易体会它的好处，检查自己的文章，光看不念，也不容易发现毛病。”(朱德熙，1999:180)“念”和“听”是需要语感的，“说‘看两遍’，我的体会就是‘念两遍’，最好念出声来。这样做是为了把文章跟口语结合起来，用我们对口语的感性知识去衡量纸上的文章，看看是不是通，是不是顺。”(朱德熙，1999:3073)其中，“念两遍”即是一种话语感知过程。

3　基于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

不妨说，“感知”主要是对语言能指形式的认知过程，而“理解”则主要是对话语所指(语义内容)的认知过程。《评改》用较为典型的元语言描述了基于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例如：

原文：更主要的是它含有一种超于任何蔬菜的养分——胡萝卜素。这种黄色色素在许多植物体中都有，但以胡萝卜中的含量最多。并且在一百二三十年以前，人们就是从胡萝卜中首先发现了这种色素，所以一直称为胡萝卜素。

朱德熙(1999:260—261)认为，“原文先说明胡萝卜里含有胡萝卜素，再说胡萝卜所含的胡萝卜素比其它植物的含量高，最后才说明胡萝卜素得名的由来。胡萝卜素是什么东西，一般读者不见得知道，应该在提到胡萝卜之后，立即说明它得名的由来。采取这个写法，当读者看到‘因为这种色素最早是在胡萝卜里发现的，所以叫做胡萝卜素’一句时，就知道含有胡萝卜素的植物不止胡萝卜一种，因此下文接着说‘别类植物也有含胡萝卜素的，但是含量都不如胡萝卜高’，就显得顺理成章，一点也不突兀。”这里“先说明”、“再说”、“最后才说明”、“下文接着说”主要是就语境而言的，文章评改之所以要调整上下文，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一般读者”的认知习惯和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

以上是基于上下文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朱德熙《评改》也描述了基于认知语境的话语理解过程。例如：

原文：“番茄到欧洲大陆之后，就在比利时、英国等花园中定居下来”。

朱德熙(199:248)认为：“‘大陆’两字要删去，因为下面说的英国虽然是欧洲国家，却不在大陆上。‘在比利时、英国等花园中’，这么说，好像比利时和英国都不是国家，而是花园了。如果要保留原文的说法，就得把‘等’字改为‘的’字。(‘花园’前边最好加上‘一些’。)‘定居’是比喻的说法，得加上引号。”评改者的分析涉及地理、历史知识，也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知识。无疑，

这属于认知语境的范畴，评改者改动的动因仍然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又如：

原文：“群芳谱”上就有“番柿”的记载。

朱德熙(1999:250—25 1)认为，“《群芳谱》这部书一般人不见得知道，最好简单介绍一下。引号应改为书名号(《》)。此外，‘番柿’是‘番茄’的古名，也应该加以说明。根据以上所说，我们把这一句改为：‘明代一部讲种植知识的书《群芳谱》上就有关于番茄的记载，当时叫作‘番柿’。”本例关于“群芳谱”和“番柿”的知识，是主体因素，属于认知语境。再如：

原文：四千多年以前人们就食用它，所以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对它就很熟悉。人们栽培胡萝卜那应是更久以前的事了。

朱德熙(1999:259)指出，“原文先说罗马，后说希腊，按照历史顺序，应该先说希腊，后说罗马。罗马早已灭亡了，说‘罗马’，总是指古罗马。‘罗马’之前不一定要加‘古’字。‘希腊’前边不加‘古’字，便可能跟现代希腊相混。根据以上所说，原文‘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应改为‘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古”与不同的直接成分组合，势必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原文的改动诉诸历史知识(如对“历史顺序”的了解)，是认知语境影响话语理解的又一个显例。

4　基于推理的话语理解过程

这里所说的“推理”主要是指修辞推理。修辞推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一种言语博弈过程。诚如朱先生(1999:45)所言，“要设想作者和读者是处于敌对的地位的，作者任何一点破绽都会引起读者的责难，所以写文章必须周密，准确，无懈可击。”与其说“周密，准确，无懈可击”是对作者表达的要求，不如说是对读者歧解的“抵制”。

朱文《评改》描述了基于修辞推理的话语理解过程，值得玩味。例如：

原文：一般认为番茄是有毒的植物，但是西班牙人把它的果实加辣椒、大蒜和牛油作菜吃，而葡萄牙人和波希米亚人甚至用它的果实作调味汁。

朱德熙(1999:249)评改道：“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说葡萄牙人不仅用番茄作菜吃，而且还用来调味。如果是这个意思(引文内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那就可以把原文的‘甚至’换成‘还’字。‘作调味汁’的‘作’字，可以解释为‘当作’，也可以解释为‘做成’。如果是前一种意思，应该说：‘用番茄汁来调味’，如果是后一种意思，就得说：‘把番茄做成调味汁’。”显然，这里“作者的意思可能是”、“如果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前一种意思”、“如果是后一种意思”即是对于作者原意的揣摩推测。再如：

原文：不过烫久了就会变酸，这是因为果实中起缓冲作用的蛋白质受到破坏，酸味就显出来了。朱德熙(199:253)认为，“‘缓冲作用’指什么不明确。揣摩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说番茄里所含的蛋白质原来可以抵消一部分酸味，用开水烫过之后，蛋白质受到破坏，酸味就显示出来了。如果我们猜得不错，这一句可以改为‘这是因为本来可以抵消一部分酸味的蛋白质受到破坏的缘故。”“揣摩作者的意思”在这里是一种推理，在这种推理过程中实现了对原文“所指”的理解。又如：

原文：番茄果实中还含有适量的助消化的苹果酸和柠檬酸等与一定的糖类，使吃的时候酸甜适口。

朱德熙(1999:252)认为，“前边说‘含有助消化的苹果酸……’，后边说‘吃的时候酸甜适口’，好像‘酸甜适口’跟‘助消化’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似的，其实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这番评改运用了“好像”、“其实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等凸显评改者的推测理解过程。这里使用了“好像”表示揣度的语气副词“好像”。元语言中“好像”的使用在此是一种揣测，对于原文口气的推测更是推测的推测。例如：

原文：每一市斤胡萝卜中，含胡萝卜素是1.2-1.8毫克。就是按照近来营养学家的说法，在人体内只有半数的胡萝卜素可以被吸收利用的话，那么取食二两鲜胡萝卜(以每市斤含胡萝卜素1.8毫克计，就可以转变成整三千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甲。

朱德熙(1999:262)认为，“用了‘就是……的话’，这一句就含有对这种说法不十分相信的意味。删去‘就是’和‘的话’。”“……意思要周密一些。因为言外之意是……”本例“意味”、“周密”、“言外之意”即基于推理的话语理解的“关键词”。

以上所述之话语感知和话语理解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它们只是在某一方面有所倚重而已，都是修辞心理过程，均为修辞过程。修辞过程是话语建构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以建构或生成有效话语为指归的一种广义对话过程。(张春泉，2007:290)这里“人与人”可以是“原作时的修辞主体自己”与“修改时的修辞主体自己”。

以较为典型的元语言为语料，结合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个案考察修辞心理过程，符合修辞学的学科性质，“修辞学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确实是这样。修辞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比起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来，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它要调动的知识，不只是某一分支学科领域内的，而涉及语言学、美学、文学、心理学等等。”(陆俭明，2008:5)修辞心理是修辞话语生成或建构的重要动因，修辞心理过程的个案分析将有助于深入探索修辞理据。

作者：张春泉

修辞心理过程研究论文 篇2：

影像修辞研究的发展历程

[摘要]本文对历史上的影像修辞研究进行梳理，目的在于探究影像修辞研究的发展规律。历史上的影像修辞研究一开始就与符号学和语言修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主要包括图片中的修辞研究和电影修辞研究。电影修辞研究是影像修辞研究的主要内容。文章从电影的第一符号学和第二符号学两个阶段对电影修辞研究作了概括。

[关键词]影像修辞 第一符号学 第二符号学 修辞格

人类自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传媒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电影的诞生和电视传播技术的出现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在读图时代里，信息的传播的媒介由以文字语言为主转变为以图像为主包括声音和文字的综合语言。以视觉为中心的“影像时代”，带来了人们接受方式、感知方式、思维范式等一系列的变迁，也使得影像的传播面临着新的课题，即影像的传播者怎样运用以图像为主的综合语言的各表达要素进行修辞建构，以使影像传播的表达效果最佳。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影像传播在实践的基础上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历史上的影像修辞研究一开始就与符号学和语言修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要包括图像中的修辞研究和电影修辞研究。前者主要指的是对绘画、摄影、广告图片的图像修辞规律的研究后者是影像修辞研究的主要内容。电影第一符号学中的修辞研究主要是对电影语言中的修辞符码的研究，第二符号学中的修辞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是运用修辞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研究电影与梦之间共同的语言机制和和共同的心理功能。达德利。安德鲁则把电影修辞作为对电影文本的解构活动，认为电影修辞格是是影视创作主体个人化的言说方式，是“叙事在场(presence ofnarration)的标志”。

一、图像的修辞学

对于图像的修辞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罗兰·巴特和他的学生杰克斯·都兰德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罗兰，巴特是最早运用符号学的原理进行影像研究的理论家。《影像的修辞学》是其视觉修辞研究的经典著作。在文章中，巴特把影像中的讯息符号分为：语言讯息、非编码的肖似图像讯息和编码的肖似图像讯息。语言讯息实质即语言的，如影像上的“解说词”和品牌标签等。语言信息对于(双重)肖似图像讯息具有“锚定”和“中转”的功能。非编码的肖似图像信息，是影像中的一系列非连续性的符号系统。在对一则Panzani广告的分析中，巴尔特分析了四种这样的非连续性符号。这些符号并列而非线性地呈现在影像中，它们“形成一个紧凑的整体”，在影像中并不具有直观性的特征。它们需要观众一种“普遍的文化的知识”和“文化教养”才能识别和见出，甚至是隐藏为连观众也不易觉察的“暗示”。都兰德沿着视觉研究的语言修辞研究方向，在老师的研究基础上，把视觉研究引向了深入。相较于老师的研究，都兰德的研究主要借鉴语言修辞的概念，以“在视觉成分的运用现象中寻找传统语言学研究中已经基本确定的各种修辞手段，或者更简单的说，就是要在视觉传播领域中寻找语言学修辞手段的图片性对应物。”在其著作《修辞与广告图像》(1970年)和《广告图像中的修辞手段》(1987年)中。都兰德首先进行了对一般语言修辞手段的划分这一视觉修辞研究的基础工作。然而，实际上在语言，性修辞手段和视觉修辞手段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都兰德又对这个语言性的划分进行了适用于视觉修辞的修改，以适应具体的视觉修辞现象。之后，用大量的篇幅，在对上千幅广告图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修辞手段在广告图片中的体现。都兰德把图像中的视觉成分划分为图像中的产品、展示和使用产品的人和形式三个部分。这些成分的不同的选择或配置，产生了8种不同的修辞手段，即反复、形体变化、芭蕾、同形异体、连续、多样、全体一致、列锦。

分析都兰德对类似性修辞手段的划分，我认为，他把对图像中的视觉成分划分过于简单化了。它一目了然，只是简单的浮于图像的构成内容。他并未像他的老师一样对图像中象征的、文化的或作为内涵的讯息揭示出来，图片中的色彩、构图等元素所传递的所指被严重的忽略了。都兰德的视觉修辞的研究其进步意义在于，对广告图片中的修辞手段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整理和分析，尽管这种整理还存在一些遗漏，但是，这已经在图像的视觉修辞领域取得了一个开拓性的进步。

二、电影第一符号学与电影修辞研究

对于电影的符号学研究是电影修辞研究的基础和发端。电影符号学的诞生使电影理论研究逐步深入化、系统化、成熟化。电影中的修辞研究，历来就和电影符号学纠缠在一起，其本身就是运用电影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分析电影的产物。

在对电影语言特有代码的分析中，麦茨认为现代电影由包括形象、被记录的言语音声、被记录的乐声、自然音响声、书写物的图形记录五种物理型式的能指独特结合为特征，由此麦茨确定电影语言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在麦茨看来，电影语言缺少一种“语言系统”，即一种可供相互通讯的记号系统，它只是部分的系统和欠缺记号的系统。“这导致了麦茨在一个超越影像的层次上，在把影像组合成片断的过程中，在故事本身的产生中，通过广义的蒙太奇手法去寻求一种电影语言的特征。”基于对电影语言这样的认识，麦茨确立了他的“组合段类型理论”。麦茨的电影修辞法的研究也是从蒙太奇的运用所产生的修辞效果为出发点的，以此来探讨某一修辞法的特征及其修辞效果的。他列举了其中一个系统的一种修辞法即“连续蒙太奇”的修辞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能指面上，“连续蒙太奇”具有如下三个相关的特征：(1)从同一空间具有的若干主题，循环地或紧凑地融合在一起。(2)系统地依赖于一种，而且只是一种光学效果。(3)在音乐主题(单一的)和肖似形象系列之间时序的符合。这些特征为同一时期的连续蒙太奇所独有。另外在所指的平面上，它也具有三个相关的特征，即“同时性的语义特征”、“连续性的语义特征”和“与陈述方式相关的语义特征”(它只是偶然具有相等性，表现为细节上的可信的说明或令人信服的样例)。麦茨对连续蒙太奇的分析，实质上是对“连续蒙太奇”修辞法所具备的特征的分析概括。

与麦茨把形象作为“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再加以分解的原初实体”和帕索里尼把“形象记号”确立为电影语言的工具性基础不同，艾柯认为，电影形象是一种编码。并把电影代码分为知觉代码、识别代码、传输代码、色调代码、肖似代码、肖似化代码、趣味和感觉代码、修辞性代码、风格代码和无意识代码10个类别。其中的许多代码具有强烈的修辞特征。如其中的肖似代码、肖似化代码和修辞性代码(作用与电影语言中的含蓄意指层)、风格代码、色调代码和趣味和感觉代码(作用于电影语言的含蓄意指层)、无

意识代码都产生出强烈的修辞效果。

肖似代码是以由传输代码实现的可知觉的成分为基础形成意素的代码，它们被连接为修辞元、记号和意素。修辞元如主题背景关系、光暗对比关系、几何学效果等。记号有“通过惯习化的图形手段成立的识别意素”，“抽象模型”、象征符号，对象的概念图式(用具有放射线的圆圈表示太阳)。意素经常被看作“形象”或“肖似记号”，他实际上构成一个复杂的肖似性短语，是影像表意的重要单元，也是电影修辞的不可缺少的载体。肖似化代码则把肖似代码的“所指”，提高为“能指”，以便含蓄意旨更复杂和更被文化化了的意素。修辞性代码指的是“把意素(文化性的)加于组合或聚合以形成习惯意素的代码”，它们可以划分成修辞性修辞元、修辞性前提和修辞性论证。修辞性代码是形成电影修辞法的重要代码、其中的视觉性修辞性修辞元，实际上就相当于语言中的修辞法，如隐喻、换喻、反喻、引伸等等。修辞性论证是“具有论证力的真正组合段的连接物”，是一部电影复杂的含蓄意指实现的必备条件。风格代码直接就是电影导演精心修辞建构的结果，是特定的电影作品中“由修辞学加于码化的、或者只被实现过一次的、确定的、独创性的代码。”如红白蓝三色系列之《红》中，影片开头镜头随主人公的声音穿梭于电话线、到达大洋彼岸的镜头。色调代码是“使肖似代码的成分(记号或意素)携带审美信息的代码。”它是由记号媒介的特殊性的决定的，如色调处理，运镜方式和剪接技巧等。趣味和感觉代码也是一种修辞性极强的代码，它们以极其富于变化的形式建立由肖似代码和肖似化代码意素引起的含蓄意指方式，具有强烈的审美意味。对于无意识代码，人们惯习的把它们看成是能够进行同化作用和投射作用，能够刺激起某些反应并表现某种心理情景的代码，它们是实现劝说性修辞效果的重要手段。

三、第二结构主义与电影修辞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一些电影理论家们开始认识到，并非一成不变的符码不可能独立于作为一个“独特符号系统”的“影片本文”——本文创造着符码，而符码又为本文所独有。因而，对作为能指的本文的读解就非常重要。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己从结构向结构过程、从表述结果向表述过程、从静态分析向能指运动转变。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更加的关注主体的次级心理过程的分析，结构符号学向着主体的符号学的方向发展。

麦茨首次在法国《通讯》杂志上发表了《想象的能指》的论文，文章主要运用拉康的后弗洛伊德主义思想来解释电影现象，表明了麦茨把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电影的意图，即把电影当成梦和一种语言来进行研究。电影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发现，电影与梦具有共同的语言机制和共同的心理功能。梦是一个隐喻的世界，电影也是一个隐喻的世界。梦能够“将高度浓缩的表象的心理能量置换给无关重要的表象”，而电影则通过整部影片复杂的语言修辞策略隐含着各种意愿、思想和情感。对于二者而言，隐喻都是它们最基本的表现(转化)形式。然而隐喻又不仅是电影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电影语言的修辞方式，它甚至是电影的本性所在。凡在电影中出现的东西，它们都具有隐喻的功能。电影不仅有与梦同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还采取了梦的表述语言，具有梦的修辞方式。梦在具象化、视觉化的过程中，需要把由于凝缩和移置的作用导致的杂乱无章的梦的材料进行处理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梦，“使各种个人欲望以各种‘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使梦失去荒谬不连贯的表征”，那就需要所谓“二度校正”，即对梦进行叙事化处理，“赋予梦的逻辑一种显在的可理解性”，从而“给梦的更深层的形式结构披上伪装”。电影则“能够把一种非逻辑精神情绪变得逻辑化，把一种非理性的感性冲动变得理性化，把一种非道德的自我欲望变得道德化。”这需要修辞主体在影像表达的过程，采取有效的修辞策略来实现。这样影视作品才能实现最有效的表达，获得观众最大程度的认同。

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越过语言学的逻辑清晰性转向比较朦胧的修辞学规律的研究，“意味着对符号学领域(符码)和表述理论领域(组合体、聚合体、叙事诸因素)进行增补，办法就是引进修辞学术语(隐喻、转喻、反讽，等等)和精神分析术语(凝缩、置换、再现力、再度阐释，等等)。”麦茨是雅克布逊“心灵(及其一切过程)靠选择和有序化而运作”主张的积极倡导者。在语言学和符号学中，“词典(聚合规律)囊括了我们选择的可能性，语法书(组合规律)指导着选择出来的东西的有序化。”语言的这一运作模式与精神分析模式相契合。“‘凝缩’靠基本的选择操作，‘置换’靠曲折的有序化操作”，而‘再度校正’只是调节梦、艺术品、习惯等等对凝缩和置换的程度的协同因素、把“再度校正”这个概念引入编码领域，我们可以发现选择和有序化这些原则也适用于修辞学。其实，从一开始精神分析研究就采用修辞学术语进行研究和表述。它们就成了电影按照单元的选择和部署来组织本文的方法。电影符号学研究的这一转向显示出，电影并非是一种自然语言，它顶多只不过是一套做法和手段的有序化，它们是‘预制的’，而并非来自一个什么(在系统一词的任何强烈意义上的)系统。因此，电影文本的“这种拼合(bricolage)状态”，使得电影中的意义，“大部分都是经由惯例(最初是作为修辞格)而来的。”所以，修辞格“尤其是在电影中，乃是逐步有序化的非理性表述的常规标志。”与麦茨不同，达德利·安德鲁认为阐释的层次远高于结构主义分析，因此把把修辞格看作一种解构活动。罗兰·巴尔特和其他批评家认为“抉微剔隐的词源学方法、修辞分析法等等，会使每个符号的;中击力，不论搞得多么复杂，最终都能一清二楚”，而精神分析则通过把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永远切断，从而“清理出即便不是意义、至少也是任何象艺术语言那样充满情感的话语的力量。”修辞格与有语法的语言的有序的逻辑相对立，它(隐喻、排比、反意等等)违反或窜改语法，并通过此举坚持它们的独特呈现模式的重要性。因此，修辞格与幻想有特殊的联系，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是希望掌握表述的力量(即深层意义)的任何考察的焦点。“从每个角度来看，修辞在一种全面的电影理论中都占有首要的地位。从表意的观点看，在符号学被迫离开去的地方，它就大行其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修辞格标出了分析的范围。从样式和电影史的方位看，修辞格一方面编纂了我们仅有的唯一可靠的词典，另一方面，修辞格提供了使系统变更的能量。”修辞格是影视创作主体个人化的言说方式，是“叙事在场(presence Ofnarration)的标志”。对于具有独特的形式的修辞表述，“只有诠释取向而不是结构取向才能使我们有办法对付它”。“在依靠规则、常识和语法，同时无疑又植根于心理学的前提时，修辞活动扩充了意义的空间，并吸引我们通过阐释来填补这个空间。修辞格改变了词典，但它又不能没有词典。”

作者：苗　瑞

修辞心理过程研究论文 篇3：

多模态漫画语料视觉修辞建构研究

摘要：“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等志愿者组织是在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新形势下诞生的。北京公安机关发布“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多模态漫画形象宣传平安北京战略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研究从视觉修辞、多模态隐喻等理论角度和视觉修辞图像神话模型、漫画语料等实证角度出发，建构了“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多模态漫画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模型，给人们提供了多元读图理论思辨依据及视觉素养认知考察理据。研究发现，首先，漫画强调了深入基层生活而不是只依赖先进科技的务实方式的重要性;其次，漫画向中外人士揭示了平安北京建设是长期持续开展的全民参与工程。

关键词：多模态漫画;视觉修辞;意识形态;朝阳群众;西城大妈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等北京志愿者组织是因应“创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首善之区”新形势需要而诞生的。邢彦明认为“人文北京”理念是 “三个北京”(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顺利实施的核心要素，其内涵包括“平安北京”“法治北京”及“和谐北京”等观念的价值诉求，需要各级志愿服务组织从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和推进首都法治建设这两个层面的认识高度积极参与。[1]殷星辰指出开展“平安北京”建设对“人文北京”建设意义重大，它能够显著提高首都文化软实力，增强首都居民幸福指数，促进首都社会和谐创建。[2]2014年9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深化平安北京建设的意见》，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完善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在首都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中，规范街道、社区各类协管力量，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北京建设”。2015年8月，北京公安机关通过“平安北京”官方微博、微信等网络渠道发布因举报多名明星艺人嫖娼、吸毒而闻名的“朝阳群众”和占西城区志愿者力量七成以上的“西城大妈”群防群治志愿者队伍的多模态漫画形象(下文简称“形象”)，见图1。其目的是“为强化宣传效果，将两大概念群体形象化、标志化，鼓励广大市民争做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共同为平安北京建设贡献力量”。此举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其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和象征意義不言而喻。

如何实现“形象”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应该成为学术界和新闻界的研究重点，对“形象”理论上开展全方位深入解读和理据上实施多维度强力支撑迫在眉睫，尽快提高人们多元读图能力和视觉素养也刻不容缓。本文拟从视觉修辞理论、漫画隐喻理论及多模态隐喻理论视角出发，结合视觉修辞图像神话/意识形态建构模型和“形象”四幅漫画[3]作为深入考察、研究的实证语料，探讨“形象”多模态隐喻视觉修辞的建构方式，探索漫画背后建构的意识形态，以期帮助人们更好地培养多元读图能力及视觉素养(Visual Literacy)，从而为“形象”获得理想的宣传效果。

二、视觉修辞研究综述

视觉修辞研究先驱Barthes提出图像(Image)讯息包括语言讯息、被编码肖似图像讯息和非编码肖似图像讯息。[4]语言讯息包含标题、解说词、电影对白和漫画插话等。它对图像具有锚定(Anchorage)和接力(Relay)作用，图像对语言具有说明(Illustration)作用。锚定指限制图像的多义特性，使观众接受信息固定在预先设定的意识形态上，如新闻、广告等;接力指添加语言讯息到图像讯息上，如漫画、插图等，参见图1(a)、(b)。被编码肖似图像讯息指字面的、具有外延或直指(Denotative)功能的图像;非编码肖似图像讯息指象征的、具有内涵或涵指(Connotative)功能的图像，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性及意识形态性。Barthes把语言和图像的能指称为修辞[5]，认为修辞是用来表达意识形态的象征(Signifying)特性，语言修辞和图像修辞主要研究对象是语言成分及图像视觉符号，如位置、颜色等元素之间的关联或变化。简而言之，视觉修辞主要目的是实现视觉传播的最大说服效果。在Suassure提出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概念之外，Barthes补充意指(Signification)概念，它包括表达(Expression)、内容(Content)及两者关系(Relation)等层面，简称ERC结构。Durand声称视觉修辞中存在视觉转换过程(Visual Transposition)[6]，其修辞方式包括附加(如重复、押韵)，压制(如省略、遁词)，代替(如隐喻、转喻)和互换(如倒装、重言)等。Forceville将该过程称为图像对等物(Pictorial Counterpart)。[7]Foss主张对视觉修辞的研究重点应该聚焦于性质、功能和评估三个方面。[8]Hesford和Brueggemann建构修辞三角形模式[9]，提出视觉修辞分析应该考察三个角度：主题、视角和观众。

国内学者对视觉修辞领域也作了深入研究。冯丙奇归纳出视觉修辞概念：为了达到宣传效果最大化而对图文传播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视觉成分进行有机配置的方法和技巧。

[10]陈汝东认为视觉修辞学(Visual Rhetoric)的研究对象是图文之间转换及匹配的现象与规律。[11]刘晓燕提出语言与图像逻辑关系形成的核心因素是观众，视觉修辞是语言与图像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组合体，其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索视觉产品的修辞表征和传播特性。[12]蒋原伦主张视觉修辞具有拓展表达空间、提高视觉生动和传递情感诉求三大功能。[13]隋岩把Barthes“在直指基础上形成涵指”的神话/意识形态概念引申为“元语言与涵指重新形成组合”(见图2)，提出涵指建构通过E2与C1之间能启发联想的联系形成，元语言通过C1与C3之间能建立逻辑推理或阐释延伸的关系建构意义，隐喻是涵指等值转换，而换喻则是元语言等值对应。[14]37从图2中不难发现，在视觉修辞结构中，通常会出现一个ERC意指结构中的能指表达(E)或所指内容(C)包含另外一个ERC意指结构的情形。在E1R1C1构式形成第一层面的条件下，E2R2C2作为第二层面形成含蓄意意指构式，如E2能指表达包括E1R1C1意指结构。赵毅衡总结出图像修辞方式有明喻、隐喻、转喻等。[15]李玮等分析了ERC结构[16]26：(ERC)表示直指，涵指结构表示为[(E1R1C1)R2C2]，此种情况下E1R1C1结构成为E2能指表达面。类似地，元语言结构表达为[E1R1(E3R3C3)]，此时E3R3C3结构作为C1所指内容面。

三、“形象”意识形态认知修辞建构

(一)视觉语法认知修辞阐述

Halliday认为视觉图像是一种标识，文字是该图像的价值依附，两者之间形成身份识别关系。[17]Kress和van Leeuwen建构了视觉设计语法理论(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18]，主张图像不仅可以再现客观世界、扮演互动角色，而且可以形成诸如广告、海报等不同类型可以识读的文本，把Halliday提出的语言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发展为再现功能、互动功能和构图功能。再现功能指创造图像事物或事件、参与者及环境，包括概念和叙事等元素。其动作过程表达的隐喻修辞方式中动作主体是隐喻源域，客体是目标域，主体动作特性是映射项。主体也可以是目标域，此时客体为源域，两者隐喻修辞特征具有可逆性。言语和心理过程主体通常为人类或拟人化非生命物体，这些隐喻修辞通常使用具体过程如图像描写来构建抽象过程。分类过程与分析过程建构隐喻源域，象征过程建构映射项，分类过程及分析过程分别建构类别关系和部分-整体关系。互动功能指互动意义依靠图像拍摄空间位置建构，建立读者与图像中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构图功能指构图意义由图像空间位置构建，聚焦图像及文本信息值和空间分布。

李战子发现图像象征过程属性具有明显特征：图像所在位置具有显著性，包括尺寸夸张、色彩显眼、细节丰富、聚焦明晰等方面，同时象征隐喻修辞属性在传统上与象征价值紧密相关。[19]冯德正从系统功能视角阐释[20]27：1.互动功能构建IMAGE-VIEWER RELATION IS CAMERA POSITIONING(图像-观众关系是拍摄位置)隐喻修辞。包括SOCIAL DISTANCE IS POWER DISTANCE(社会距离是权势距离)、POWER RELATION IS VERTICAL ANGLE(权势关系是垂直拍摄角度)、INVOLVEMENT IS HORIZONTAL ANGLE(观众参与是水平拍摄角度)三个子隐喻修辞。它们进一步划分为CLOSE RELATION IS CLOSE SHOT(近距离是短焦拍摄)与 DISTANT RELATION IS LONG SHOT(远距离是长焦拍摄)，IMAGE POWER IS LOW ANGLE(图像权势是低角度拍摄)、EQUALITY IS EYE-LEVEL ANGLE(平等是眼睛平视拍摄)与VIEWER POWER IS HIGH ANGLE(观众权势是高角度拍摄)，INVOLVEMENT IS FRONTAL VIEW(观众参与是正面拍摄)与DETACHMEMT IS BACK VIEW(观众疏远是背面拍摄)。2.构图功能构建INFORMATION VALUE IS SPATIAL POSITION(信息价值是空间位置)隐喻修辞。包括GIVEN IS LEFT(已知信息是左边位置)与NEW IS RIGHT(崭新信息是右边位置)、IDEAL IS UP(理想信息是上面位置)与REAL IS DOWN(真实信息是下面位置)、IMPORTANCE IS CENTRALITY(重要信息是中间位置)三个子隐喻修辞。依据Yus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漫画隐喻修辞识别基本步骤[21]：首先，根据文字附加给漫画的价值判断漫画隐喻修辞的源域;其次，根据漫画的语类推断其隐喻修辞的目标域，Forceville等指出图像隐喻修辞识别依赖于具体语境及所属语类[22];最后，依照观众认知经验或背景知识推测出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共同存在的相似属性/映射项。

(二)意识形态认知修辞考察

从漫画再现功能角度考察，首先，就概念层面而言，“形象”四幅漫画都包含分类过程和象征过程。分类过程指(a)“朝阳群众”、(b)“西城大妈”和(c)“平安北京”民警角色都属于建设平安北京的各种社会力量来源。象征过程指(a)时尚青年形象象征“朝阳群众”，建构的隐喻修辞为“年轻人是朝阳群众”，他拿的手机和戴的眼镜隐喻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身穿的T恤上描绘的“ICY”图案暗喻“我爱朝阳”语境。类似的，(b)中年妇女形象象征“西城大妈”，她拎的菜篮子上“西城”文字隐喻北京西城区，手臂袖章上“治保”文字隐喻其真实身份是维护治安积极分子。(d)英文单词YOU隐喻阅读“形象”并积极参加平安北京建设的观众。从色彩的象征过程方面分析，四幅漫画上“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和“平安北京”图案背景的颜色为红色。红色既隐喻光明、顺利等抽象意义，又隐喻进步、先进等政治含义。[23]这彰显出有了“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等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平安北京战略一定会成功实现的乐观情态，也隐喻平安北京建设无论男女老少，都歡迎参与进来。其次，就叙事层面而言，“形象”四幅漫画都表示动作过程及反应过程。漫画中人物、动物或物体元素建构的斜线称为图像叙事标志符号“矢量”。如“形象”设计的手动矢量：(a)手持手机矢量隐喻平安北京建设需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b)手拎菜篮子矢量隐喻要深入基层生活中参与平安北京建设;(c)三人同时伸出右臂拦住矢量隐喻平安北京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配合，要敢于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良现象和潜在因素作斗争。眼动矢量：(a)、(b)、(d)都是“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和民警平视观众，隐喻漫画人物角色与观众之间形成平等的权势关系，缩短了两者之间的陌生感，从而引发观众的浓厚兴趣。(c)是“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和民警一起远眺左上方，隐喻既面对客观现实又对理想未来充满希望的积极心态。

从漫画互动功能视野分析，在距离方面漫画特写隐喻密切或个人关系，漫画长镜头隐喻疏远或非个人关系。漫画个人距离将观众视作漫画一部分从而建构漫画角色与观众之间的亲密互动关系，社会距离则隐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公共距离隐喻两者之间存在疏远社会关系。[20]27“形象”四幅漫画中(a)和(b)是按照特写距离方式设计的，隐喻时尚青年代表的“朝阳群众”及中年妇女代表的“西城大妈”和漫画观众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正如平安北京微信所倡导的，“在违法犯罪面前，人人都可以是朝阳群众、西城大妈”;而(c)和(d)是按照个人距离方式设计的，隐喻漫画角色和观众之间的密切互动潜势，这样观众就会将自己作为漫画角色中的一员换位思考，进而积极参与漫画角色所从事的活动，正如平安北京官方微信所号召的，“鼓励广大市民争做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共同为平安北京建设贡献力量”。同时，“形象”四幅漫画都是按照正面拍摄(如d)和稍微侧面(如a，b，c，d)拍摄角度设计的，这隐喻“形象”主旨是呼吁广大观众踊跃参与漫画设计的活动，尤其是(d)正面角度设计的英文单词“YOU”隐喻平安北京建设参与者是广大观众中的任何一位。同样，(d)正面角度设计的民警形象建构了“水平拍摄角度是读者参与”的隐喻修辞，凸显公安机关强烈呼吁广大观众参与平安北京创建的殷切期望。

从漫画构图功能视阈解读，信息值指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组成的有机整体，即版面布局构建信息值。漫画上方是理想、整体信息，下方是现实、具体信息，左边是已知信息，右边是崭新信息，中间是重要信息。[20]27由此可见，(a)左下方设计的 “爱北京，爱朝阳，我为平安出力” 文字是现实的、已知信息，(a)右上方设计的 “朝阳群众”文字是理想的、崭新信息，两者一起建构“平安出力是朝阳群众” 隐喻修辞。相应的，(b)建构了“平安出力是西城大妈”隐喻修辞。(c)民警形象位于漫画中间位置，彰显公安机关在建设平安北京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角色，构建了“平安北京建设核心是公安机关”的隐喻修辞。Teng和Sun总结出图像常见的视觉修辞方法[24]：并列(Grouping)、明喻(Simile)和对比(Oxymoron)。他们发现水平轴排列的图像呈现明喻特征，而垂直轴摆放的图像表现对比表征，曲线则展现目标域永不停歇的本质。由此可见，(c)设计目的是强调警民一家、团结一致的和谐氛围。(d)呈现的视觉修辞表征包括两个明喻修辞(民警像朝阳群众，参与者“YOU”像西城大妈)，一个对比修辞(朝阳群众使用先进科技，而西城大妈选择深入基层生活)及“永不停歇”隐喻修辞(平安北京建设是长期持续开展的全民参与工程)。依照这样的视觉修辞语境分析不难发现，观众作为参与者YOU应该更具备与西城大妈相似而不是与朝阳群众相似的特征，正如平安北京官方微信所介绍的，“在首都的群防群治力量中，朝阳群众只是其中一部分;西城区的群防群治力量就以七成以上人员是大妈为特色，仅2015年，北京西城大妈就发现72条涉恐信息”。不难看出，公安机关重点强调了西城大妈更为突出的显著作用，这与上述考察结果殊途同归。最后考察“形象”四幅漫画相同的视觉背景：背景中间位置为警徽图案，隐喻公安机关在平安北京建设中的核心角色。背景上面设计的“@平安北京”中文和“FOR THE SECURITY OF BEIJING”英文映襯出漫画设计的中、英国际性元素，隐喻“形象”的目标观众群体是国内外各界人士。

从“形象”漫画与文字建构多模态隐喻修辞视角探索，不难发现(a)和(b)建构的漫画隐喻修辞与中/英文隐喻修辞遥相呼应，图文相得益彰、组建多模态隐喻修辞，形成图文接递(Relay)现象。Forceville和UriosAparisi提出AING IS BING的多模态隐喻框架。[22]12Schilperoord和Maes认为静态映射能够引导观众建构隐喻场景(Metaphorical Scenario)。[25]结合前文分析结果可以判断，(a)内容是时尚青年戴高科技眼镜、手持新潮移动电话，隐喻平安北京建设需要先进的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该动态映射是以“手机和眼镜是先进科技”“时尚青年是朝阳群众”的名词性静态映射为前提的。同样，(b)建构的动态映射是平安北京建设需要广大观众积极参与，其静态映射前提是“菜篮子是基层生活”和“中年妇女是西城大妈”。俞燕明研究发现，漫画通过设计文字提示方式在静态映射基础上形成动态映射来建构隐喻场景的完整性、连贯性和系统性，从而帮助观众最大限度地领会漫画设计意图。[26]结合(a)和(b)以及四幅漫画背景文字信息可以判断“形象”通过“平安、出力、Security(安全)”等核心名词建构“战争”概念隐喻修辞，其中“出力”建构的是“出力是使用先进科技和深入基层”隐喻修辞。这意味着要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社会协同、群众导向原则来深化平安北京建设。[27]最后，把上述研究结果运用到本文图2构建的视觉修辞图像神话/意识形态模型，得到隐喻修辞建构模型(见图3-4)。

四、结语

当今时代视觉图像逼真的形象化及深邃的穿透力对人们的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Lantolf和Bobrova揭示了漫画多模态概念隐喻修辞映射及蕴含的跨文化差异。[28]Maalej证实单模态及多模态隐喻与转喻在政策改变中的角色扮演和图像显示(Pictorial Display)在增强语言价值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9]陈平原认为漫画呈现了视觉修辞多元化趋势[30]，如描述趣事、审美娱乐等，优秀视觉图像和文字应该同时凸显文字美感、深化图像意义及提升作者立意。李玮等人

指出新闻图像传播的核心问题不是研究其反映的信息事实，而是要考察其建构的意义指向。[16]30如2002年3月北京市公安机关就率先在全国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发布卡通民警形象，展示新时代民警亲民、爱民的积极一面，一经推出全国各大城市如广州、青岛等纷纷效仿。良好的民警形象能够制造积极效应，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保证。[31]蔡蓉英提出民警网络视觉形象是民警网络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和正面的政府网络形象。[32]2013年10月一段解读中、美、英三国领导人产生过程、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动画视频登上网络平台后引发轰动，国内外各界反应强烈。2014年2月 “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系列漫画一经问世好评如潮。新华社也及时跟进发表评论《习近平努力工作漫画形象感动网友》，认为漫画形象增强了领导人的影响力、亲和力，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漫画使用诙谐式、接地气和大众化的视觉修辞方法能够消解刻板、严肃的政治语境[33]，也能够塑造政府机关和领导人的亲民形象。

本研究综合视觉修辞理论、漫画隐喻理论、多模态隐喻理论、视觉修辞图像神话建构模型和“形象”语料，在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层面上初步探索了“形象”建构的多模态隐喻视觉修辞，为人们深入理解“形象”背后建构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多元读图理论思辨依据和视觉素养实证探究理据。本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首先，深入基层比使用先进科技在“平安北京”建设中更为实用，也更受欢迎;其次，对于中外各界人士而言，平安北京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开展的全民工程。毋庸讳言，本研究只是从视觉修辞角度出发对“形象”进行了初步学术探索，也期望后续研究从更广阔的政治学、新闻学和传播学等视野出发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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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

作者：陈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