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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研究
摘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高校领导干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责无旁贷。大数据时代要求领导干部养成新的工作素养，具备新的实践方式，掌握新的研究范式，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然而，在新的时空境遇下，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意识形态甄别能力不强、意识形态导向能力不足、意识形态把控能力不够等。对此，文章认为应通过学习培训、实践锻炼、科学研究等途径，着力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意识形态把控能力，使其具备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切实担负起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105高校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将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明确要求党委书记、校长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次要求高校党组织书记、行政负责人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认真落实意识形成工作责任制，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意识形态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对高校各级管理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挑战。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以下简称高校领导干部)是在高校中承担计划组织、指挥、管理和协调等领导职能的人，在高校组织结构中居于领导和核心位置。做好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当前高校领导干部面临的重要任务，具备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是当前新形势对加强高校领导干部办学治校能力的必然要求。在现阶段有关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涉及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研究成果较少。为此，研究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较强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日趋复杂，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任重道远。
(一)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基本要义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信息数据爆发式增长，人们生活在大数据的环境中，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具有数据信息爆发式增长、数据信息多渠道流通、数据信息持续累积等特征，带来人们工作、生活、学习等新的变革，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工作，是指政党通过自己意识形态的构建、传播和在实践中的实现来贯彻自己的目标与宗旨的一切活动”[3]。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是指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领导干部在高校中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传播和在实践中的实现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与宗旨的一切活动。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所应具备的主观条件。显然，这一工作能力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即指高校领导干部针对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所应具备的主观条件。
(二)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和环境，对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传播方式更隐蔽。大数据环境为各种信息在高校的传播提供了跨越疆界的平台，“西化”“分化”势力加紧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例如，有的“国际组织”“民间团体”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利用网络论坛宣扬人类“普世价值”，持双重标准对别国政治体制、价值信仰妄加批判。二是意识形态在高校争夺的场域更集中，网络已然成为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争夺的主战场。“在互联网上英语内容占90%，全部网址中78%为英文网址，70%的网址都出身于美国”[4]62。可见，各种敌对势力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势差加紧了意识形态的渗透。三是意识形态在高校争夺的对象更明确。大学生和高校青年教师接受新事物快，思想活跃，网络化依赖程度高，实践经验不足，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敌对势力争夺的主要对象。正因为此，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青年。“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5]104。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使命。高校领导干部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领路人，肩负着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的双重职责，要从确保党和国家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认清高校的历史使命，始终把握住“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针对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复杂形势，捍卫主流意识形态，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三)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存在的不足
同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相比，当前，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还存在着一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意识形态甄别能力不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西方落后腐朽的思想文化得以涌入国内。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这些思想文化对中国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西方敌对势力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其目的是争夺中国的青年和下一代，以实现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目标。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高校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多种多样，如通过好莱坞文化等流行文化渗透西方意识形态，通过学术交流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等。如何甄别隐藏在“光鲜外表”之下的“丑恶嘴脸”，是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短板。尤其是由敌对勢力主导的各类慕课平台，对中国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的甄别能力构成了极大挑战。大学生在慕课平台上潜移默化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念，而高校领导干部对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面临的复杂形势缺乏足够的警惕，甄别能力不强，导致各种敌对意识形态内容通过大数据环境，悄无声息地渗入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颠覆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意识形态导向能力不足
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导向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导向方法陈旧，不符合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领导干部过去在引导高校意识形态发展方向时，主要采取了课上课下两种方法，课上主要采取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课下主要采取的是通过辅导员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些新的方式也逐步产生，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等。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这些方式对引导高校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高校师生接触的信息面越来越广，接触信息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大，与之相应，他们面临的思想困惑越来越多。在这种时空境遇下，传统的意识形态导向方法明显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弱化了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的导向效果。二是意识形态导向主体分散，没有形成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导向合力。领导干部是高校意识形态导向的主导力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学生辅导员等是高校意识形态导向的主要力量。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工作，确保了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性质和办学方向。除了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学生辅导员等之外，全校教师都肩负高校意识形态导向的责任，都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导向的主体。只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才能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导向的正确性。但是在实际的意识形态导向工作中，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导向工作只是学校领导的事情，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辅导员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也有部分教师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政治敏感性不强，甚至在课堂上公开宣扬西方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弱化了高校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导向能力。
3.意识形态把控能力不够
从主观方面而言，“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不懂互联网、不善于运用互联网，就无法有效开展工作”[6]。当前高校领导干部对大数据的认知还比较欠缺，尤其缺乏数据收集、存储、利用的意识。同时，高校领导干部应用大数据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探索不足，难以把握大数据环境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局势。例如，2014年11月，《辽宁日报》致信全国高校教师别在课堂上抹黑中国后，报社和文章作者遭到大量网络攻击甚至威胁，大量不当网络言论严重混淆了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价值判断。对此，高校领导干部仍只是在传统媒体上撰文回应，没能运用微博、微信等大数据载体以网来网去的方式进行及时反驳，造成正面发声效果不佳。从客观方面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阶层划分和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成员之间思想观念、价值观点等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各种“失范”也随之而产生。大数据时代，贪污腐败、炫富炫权等现象通过网络、智能手机等充斥着大学生的视野，造成了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淡化、价值取向的模糊、审美标准的扭曲、道德判断的迷茫，严重影响了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的把控能力。
二、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新要求与主要内容
探索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新要求与主要内容有助于高校领导干部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一)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新要求
大数据时代要求高校领导干部必须养成新的知识素养，具备新的实践方式，掌握新的研究范式，才能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1.养成新的知识素养
习近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7]403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要适应时代发展，其核心和前提就是要养成和具备新的知识素养。而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最重要的知识素养之一就是数据素养。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即数据信息素养(Data Information Literacy)，指人们在获取、整理、分析、利用和共享数据方面的能力及其在这个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代表着人类认识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我们不会再将世界看作是一连串我们认为或是自然或是社会现象的事件，我们会意识到本质上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8]125。掌握数据并有效运用数据的能力，已经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数据素养是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必然具备的素养。离开了这一知识素养，领导干部所从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2.具备新的实践方式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对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实践方式构成了挑战，又为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实践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机遇。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工作优势的同时，要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新变化，推进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增强工作时代感和实效性。高校领导干部要具备新的实践方式，主动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这其中最重要的实践方式就是线上意识形态工作实践。过去，高校领导干部普遍占有意识形态工作信息优势，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通过开展好线下意识形态工作足以确保高校的意识形态安全。但在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不再完全占有意识形态工作的信息优势，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相反，当前大学生运用新技术新产品掌握及时海量多源头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很强，已经形成了与高校领导干部掌握信息情况的“对抗”。为此，高校领导干部要主动创新实践方式，高度重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线上建设。一方面，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创设高校意识形态线上工作平台，加强主题教育网站、专业学术网站和“两微一端”建设，融文字、图像、音頻、视频于平台之上，制作传播贴近大学生特点的新媒体内容产品，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另一方面，通过设置高校意识形态线上工作平台，整合负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地方党政部门、学校、社会团体等主体，共享高校意识形态数据资源，积极参与、相互配合，实现高校意识形态在线工作的合力共振。
3.掌握新的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两大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这两种研究范式都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定量研究是通过对数量关系的分析来揭示问题、反映现象，确定某一事物的某一方面量的规定性。定量研究起于假设，构建于数据获取和数据分析。定量研究的不足之处是限于有限的技术条件，数据获取和数据分析的效果和质量难以保证，使得研究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定性研究是通过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以把握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客观规律的研究方法。过去，受多种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态势。但是受技术条件所限，大学生复杂的思想情况很难转化成可以分析和处理的数据信息而被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所掌握。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采取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定性研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为“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8]17，“我们的研究始于数据，也因为数据我们发现了以前不曾发现的联系”[8]92。大数据技术也越来越受到学校领导重视，并逐渐应用于获取反映大学生思想状况数据的过程之中。可见，大数据时代要求高校领导干部掌握新的研究范式，从过去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式转变为大数据时代的以定量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式。
(二)高校领导干部应具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主要内容
大数据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依据高校领导干部面临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意识形态把控能力等。
1.意识形态甄别能力
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在复杂的数据化环境中，判别数据信息隐含的意识形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观条件。意识形态甄别能力包括以下含义：一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观条件;二是能够面对复杂的大数据环境，判断识别数据中隐含的意识形态的主观条件;三是便于更有针对性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观条件。意识形态甄别能力的突出特征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判断识别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例如，通过高校师生微信朋友圈转发的信息，洞察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趋向;通过慕课平台，分辨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价值观念;通过校园网络论坛热议的话题，明晰高校师生意识形态中存在的问题等。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具备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有利于其更清楚地认识大数据时代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宏观影响，增强其在数据化环境中判别意识形态的敏锐性，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预见性，具有十分明显的意义。当前，高校领导干部必须要能够甄别大数据环境中的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质疑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等错误社会思潮，认清其本质与危害。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具备意识形态甄别能力需要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和对大数据环境的认识水平。
2.意识形态导向能力
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通过大数据资源、载体、技术等要素，引导教育对象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条件。意识形态导向能力包括以下含义：一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观条件;二是能够通过大数据资源、载体、技术等要素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观条件;三是旨在引导教育对象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条件。习近平同志讲到，领导干部要“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6]。意识形态导向能力的突出特征是通过大数据的运用，引导教育对象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例如，通过开通高校领导干部的个人博客、微博、微信等大数据载体，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办学治校、立德树人的感想体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高校师生认同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高校领导干部主动开设慕课、微课，与大学生开展线上线下的深入交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其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通过领导干部网络连线，精心策划校园“微话题”，充分利用图片、音频、视频等大数据资源，积极引导高校师生将国家的发展与自身的成长进步紧密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9]10。高校领导干部应充分运用大数据资源、载体、技术，着眼高校师生的根本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意识形态引领。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具备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有利于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发挥高校领导干部的影响力。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具备意识形态导向能力，需要过硬的思想理论功底和一定的大数据运用能力。
3.意识形态把控能力
意识形态把控能力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在复杂的数据化环境中，运用大数据资源、载体、技术等要素，关注意识形态动向，积极消除不稳定因素，把握意识形态总体方向的主观条件。意识形态把控能力包括以下含义：一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观条件;二是综合运用大数据资源、载体、技术等要素，关注意识形态动向，消除不稳定因素的主观条件;三是旨在把握意识形态总体方向的主观条件。意识形态把控能力的突出特征是运用大数据资源、载体、技术等要素，把握意识形态总体方向。例如，通过高校舆情监测系统等大数据载体，关注师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意识形态的错误倾向，有针对性进行教育引导;通过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发现意识形态存在突出问题的个别师生，主动开展个性化的意识形态教育，帮助其端正思想认识;通过科研大数据收集，把握社会科学与思想理论前沿，更有预见性地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要深入开展网上輿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10]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具备意识形态把控能力，有利于提高其应对新形势下复杂局面的能力，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从而保持高校的稳定。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具备意识形态把控能力，需要较强的大数据综合运用能力。
(三)高校领导干部应具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内在逻辑关联
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领导干部在高校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所应具备的主观条件，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意识形态把控能力。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意识形态把控能力都是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所应具备的主观条件。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是高校领导干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因为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传播方式更加隐蔽，有的通过网络课堂、有的通过网络论坛、有的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要求高校领导干部能够练就“火眼金睛”，从纷繁复杂的大数据环境中甄别潜藏其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危机，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是高校领导干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因为大数据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能充分利用大数据载体和大数据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意识形态把控能力是高校领导干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大数据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深刻的影响，把控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局面，及时处理和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形势，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是大数据时代对高校领导干部最根本的要求。简言之，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只有具备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才能发挥意识形态导向能力和意识形态把控能力;高校领导干部具备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才能在发挥意识形态甄别能力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高校领导干部具备意识形态甄别能力和导向能力是为了最终发挥意识形态把控能力，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
三、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培育路径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大数据时代，应通过学习培训、实践探索、科学研究等途径，着力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甄别能力、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意识形态把控能力。
(一)强化学习培训着力提升意识形态甄别能力
大数据时代是飞速发展、崇尚创新的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培育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应强化学习培训。加强学习培训能促进对大数据的认知，培养大数据意识，着力提升意识形态甄别能力;能够系统学习大数据知识，更深入地了解大数据的内涵、价值以及发展动态，加深大数据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认识;能够逐步增强大数据收集意识、大数据保管与储存意识、大数据挖掘与使用意识，逐步树立全体数据思维、包融数据思维、关联数据思维等大数据思维，提升从海量数据中发现高校意识形态中存在问题的能力。当前，应通过举办专题培训、依托基地培训等举措，加强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应通过专题培训，帮助高校领导干部认清大数据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的影响，要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结合大数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启迪高校领导干部结合本校实际，积极开展对策思考;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取得先进经验的单位建立培训基地，着力培育高校领导干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二)注重实践探索着力提升意识形态导向能力
实践出真知，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培育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在加强学习培训的同时应注重实践锻炼。强化实践锻炼有利于高校领导干部提升意识形态导向能力。通过图片、音频、视频、文本等类型多样的大数据资源的实践运用，高校领导干部能够将意识形态工作由抽象的说教变为生动的感召，从而增强教育引导的实效。通过大数据载体的实践运用，高校领导干部能够将社交媒体、APP软件、智慧课堂等大数据载体运用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积极引导高校师生接受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实践运用，能够帮助高校领导干部发现高校意识形态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目前，应通过搭建实践平台、开展实践活动等措施加强高校领导干部的实践探索。要积极搭建高校领导干部与广大师生联系的数据化平台，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交流，灵活应用多样化的大数据资源，采取贴近高校师生实际的话语方式，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要通过高校领导干部新媒体应用操作等实践活动，推广先进典型的实践经验，促进高校领导干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利用大数据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导向能力。此外，还要通过数据化平台整合学校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生辅导员等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密切相关的主体，使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形成意识形态工作合力。
(三)开展科学研究着力提升意识形态把控能力
高校是人才、知识、技术的汇聚地，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培育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应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开展科学研究能促进高校领导干部对大数据的运用，着力提升意识形态把控能力。高校领导干部通过开展科学研究，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更有利于整体把握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局;能将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能充分发挥组织统筹能力，整合校内外大数据资源，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当前，应通过联合攻关、搭建平台等措施开展科学研究。高校领导干部要牵头开展科学研究，把握大数据时代契机，整合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协同创新。例如，电子科技大学“以大数据教育中心为基地，根据不同需求建立不同项目组，如数据采集团队、数据分析团队、数据运用团队，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链”[11]。领导干部牵头开展研究，有利于破解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难题，探索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模式，提高意识形态把控能力。高校领导干部应调动高校的资源，积极搭建大数据研究平台，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方向，以尽高校领导干部的守土之责。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飞速发展，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受到的影响还在不断加深，高校领导干部要迎难而上、敢于亮剑。大数据时代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应成为高校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以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定向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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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big data era; leading cadr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y
(责任编辑 彭建国)
作者：唐樵 代浩云
【摘要】建构优良的政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集中的体现，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终极核心价值，政制的建构必须创设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政党国家形态里，党的干部是政党保持合法性基础、维系自身统一和动员社会的行动力量，也是意识形态的担当者，正是在干部的掌控和支撑下，干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国家建设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意识形态担当主体的培养和塑造的过程是相统一的，其本质是一个干部塑造的过程，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规定了干部塑造的内在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干部塑造的过程则必须要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干部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在政制的建构中，干部塑造在任何时期都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结合起来，既要为党的建设发展塑造干部，更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塑造干部。具体说来，既要发扬又红又专，也要坚持德才兼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看，“红”与“德”的有机结合是政制建构对干部塑造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干部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政制
政治制度既是政治思想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国家建构与变迁的核心问题，建构优良的政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集中的体现，更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终极核心价值。制度变迁的历史告诉人们，当人类组织和生活在国家的空间和形态中，政制的建构必须创设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因为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意识形态承载着许多历史的知识和思想的积淀，通常被理解为“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1]368。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国家存在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通过一系列理论概念符号的特定结合，来论证国家体制与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实现特定理想目标的途径的合理性。
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必需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32这里，马克思区分出了作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和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 所起的作用就是“软国家机器”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意识形态论证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以获取被统治的社会个体从心灵和情感上的认同;第二，意识形态论证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有效性，使得被统治个体认同统治阶级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发展;第三，意识形态论证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公正性，使被统治个体认为只有在这种统治中个人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第四，意识形态论证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自然性，从历史规律中寻求政权不可挑战的解释。所以，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把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信念灌输给社会成员，创造最大的认同。在本质上，国家意识形态是现实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存在在统治阶级观念上的反映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国家的主导和主流政治意识，是整个社会的行动纲领。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就是从人类社会的精神、价值信仰层面提供一个社会共同体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观和带有普适意义的道德体系，也就是从终极价值的角度规范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用真、善、美的基本符号体系约定生活规则。
二、意识形态担当者：中国政制中的干部
无论是解释、信仰的功能，还是行动的功能，意识形态本身首先需要一个承载、担当的主体。原因有三点：第一，因为意识形态的运作的第一步是需要嵌入到这个担当主体的思想和意识之中，这个担当主体首先要为意识形态的展现提供一个平台和空间，这样，意识形态才可以随后进入国家和社会领域发挥功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在它进入国家与社会之前，它的本质必是代表社会之中占统治地位阶级、阶层或集团、组织的利益、愿望和信仰。马克思在分析意识形态时，就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扩展了“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将其与社会领域的劳动分工，被称为阶级的集团和一定阶级的统治和权力联系在一起。[3]5-6因此，统治阶级、阶层它首先必须要承载自身的意识形态，才可能借助国家或者政府机构中宣传、教育、研究等力量宣传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第二，意识形态被创设之后，其自身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与调适需要意识形态担当者的主观行动。意识形态的调适性是由其自身内在层次性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在形成后其认知解释部分和价值信仰部分是相对固定的，但其实践行动部分因为要考虑动员、指导社会行动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和可能，具体来说，是因为意识形态“在内容上表现为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广泛宣传和广为知悉的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即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规划、战略、路线、方针与政策体系。”[4]243所以，其实践行动部分则需要不断调适与社会生活的适应度和融洽度，这就促使了担当主体不仅仅是简单的承载，还要修整、调适意识形态。第三，任何意识形态的最高状态就是建立普适的认知解释体系，此过程需要意识形态自身的担当者借助特定的工具不断灌输和宣传。某种意义上讲，灌输和宣传构成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和机制，担当者成为社会化的主体。这样，意识形态的担当者就成为意识形态能够发挥其功能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可认为，是担当者支撑起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自身的意识形态为号召和旗帜的政治集团，干部是政党保持其合法性基础、维系自身统一和动员社会的行动力量。基于政党的一体化和领导、执政的需要，党必定要锁定和塑造意识形态的担当者，这就是党的干部。政党的干部成为政党意识形态的担当者，这是由党的干部与党的组织结构、政权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的。(1)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定了政党的行动纲领，担当和宣传政党的意识形态，并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机构体系得以正常运转。政党的本质是一种组织结构，它至少包含五个基本要素：一是完备的理论纲领，二是相对稳定的领袖和领袖集团，三是各级骨干组成的层级节制组织体系，四是上下相通的信息传输渠道，五是比较固定的组织成员。[5]44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性组织原则，干部具有强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它有力地扩展和壮大党员数量和规模，并且，党的干部带领党员深入中国社会，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以获取群众最大的支持。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它是以干部为核心和骨干支撑起来的组织体系。中共党内的职务组成是：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普通党员，干部成为党组织结构的骨干，由上而下履行不同的领导和组织职能。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组织层次是：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干部也直接构成党的组织层次体系。(2)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政权体系的核心。任何新确立的组织、制度或者经过再造的组织、制度，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围绕在党组织这个核心的四周，这样，“在党的组织网络渗透进各级政府以及各种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体制条件下，国家权力运行的制度组织体系所能产生的实际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组织网络对制度组织体系的组织控制和功能替代程度”[6]157。党组织体系对国家政权体系的控制和支配，其实际的行动者就是覆盖全国党组织的广大党的干部，党的干部广泛渗透和深深融入到国家政权体系里。具体的形式：一是体制内的领导，这主要通过其党员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党的组织来实现;二是体制外的领导，这主要通过党对政府主要干部所具有的组织人事权，以及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决策制来实现。[6]164这样，党的干部就成为支配和支撑国家政权体系的内在结构要素。(3)国家政权体系建构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执掌国家政权体系，领导中国社会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作体系中，干部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运行者。干部在新的政权体系里至少在两个层面发生作用：第一，社会的利益、要求和支持通过干部流入政治系统。从地方到中央，由干部支撑起来的整个政治系统具有层级性，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支持反映到各个层级的干部，而下级系统向上级系统传递利益表达信息，同时也进行一次又一次利益聚合，最后到达中央一级，形成最高层次的表达和聚合。第二，政治系统的命令和规则通过干部作用到社会，完成国家的治理。因为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已经在政治上被各种相互协调的组织结构整合到一个大的政治系统之中，这些组织包括各级代表大会、党政各级组织、居民区和劳动团体、青年、妇女、工人等的群众性协会。正是通过干部对公共权力的执行和运行，作为治理层面的国家公共权力才得以正常运行，从而保证了国家制度的安排和社会秩序的提供。
党的干部成为意识形态的担当者，也正是在干部的掌控和支撑下，干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以阶级统治为本质的国家政权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由什么来创设和建构?马克思认为是“软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则直接提出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指出，国家权力的实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两种国家机器中进行：一种是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它们是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的;后者包括宗教的(各种教会系统)、教育的(各种公立、私立的学校系统)、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政治系统，包括各个党派)、工会的、传媒的(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的(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等诸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①所以阿尔都塞的一个结论是意识形态绝不单单是一种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以现实存在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非强制性国家机器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干部掌控和控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实就是自身成为政治传播者，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政治传播，在传播的政治社会化机制中夺取整体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②。正如汤森所研究，中国的公开传播网络几乎都是官方的(国家或党的)事业，其内容和管理都受中央政治权威的控制。[7]151其实这也是干部网络作用在国家层级体系的一个直接体现。实际上，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层干部，从政治体系的系统观念看，都承担了政治传播的职责，因为高层干部作为领导地方机构和基层干部的权力掌控者，在传播的过程中角色分工显得更为特殊。所以上级干部监督下级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工作，在必要时则通过亲自来访以支持他们的工作。上级要求这些基层干部、下级干部和积极分子掌握正式媒体所揭示的政治问题，并引起公众的注意，必要时向群众作说明或劝导，以便赢得群众支持。实现这一要求的方式包括：通过学习时事政治的定期讨论小组，就特别紧迫的问题召开特别会议，或简单地通过日常的问答对话。通过干部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作为，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随时接触和洞察群众的反应，并灌输其理论和观点，这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大力量所在，也是干部作为政治传播者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的过程。
三、干部塑造：干部队伍建设与国家成长
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付诸实践，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对意识形态的担当主体进行培养和塑造。因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整合，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意识形态需要在同时的思想世界中取得优势地位;二是取得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4]248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执掌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复合性和重叠性。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一体化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一体化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就是要使担当主体的思想、意识获得统一，并且需要在全党范围内取得担当主体的真正同意和认可。实际上，在国家建设中，政党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与意识形态担当主体的培养和塑造的过程相统一的，其本质就是一个干部塑造的过程。
干部塑造与国家建设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方面是由干部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干部自身的内在特质决定的。干部既是政党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特定的社会群体，具有特定的社会角色和功能。中国的干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社会性。干部是一定社会关系要求的体现。马克思把社会看成一个由多要素、多层次和复杂结构组成的巨大系统，创立了社会形态理论。他把人的本质看成现实的系统和结构，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60干部脱离不了人的本质的这种内在规定性，干部表达了一定社会关系。干部的社会性决定了干部必定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而不是虚幻和想象中的。第二是政治性。干部是政党的骨干，干部是政党按照自身的纲领、奋斗目标、组织结构等的要求挑选出来的。因此干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个体，有着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它肩负特定的政治使命，承担特定的政治任务。干部也只有按照这一要求，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按照政党的要求发挥作用。所以干部的政治性就决定了干部必定表达和反映一定的政治关系。第三，复合性。干部的复合性是指随着干部从事社会管理活动范围的扩大、领域的加深，必定会涉及政治与经济、科技与文化、教育与管理等各个方面，这就要求干部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干部的复合性也就体现了干部完成政党使命、政治任务的内在诉求。第四，时代性。干部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时代对干部的要求不同。这其实就是政治任务决定组织路线的具体化。比如，在土地改革中，对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具备说服群众、发动群众的能力，掌握土地经营和管理的本领;在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中，对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则就是要善于经营管理，有开放性思维，有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等等。所以干部的时代性也是干部必须完成政党使命、政治任务的正常反映。
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发展中，干部塑造与国家建设是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在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规定了干部塑造的内在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干部塑造的过程则必须要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主导下，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国家建设运动。在早期，中共基本上接受了苏联国家模式，不仅在政治上完全接受了列宁主义式的政治统治模式，而且还接受了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不过，尽管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从来就没有对苏联式的国家模式满意过。[9]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建设回归到正常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既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又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这种发展具有双重性特征，所以，我们把这一发展又叫做‘双重转型’。”[10]357正是这种“双重转型”，使得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具有双重规定性：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既要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追求现代化。然而，革命后的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牢牢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战略和方式是全方位的和多元的：发展的经济战略是集体化和中央集中计划;发展的政治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执政的共产党真正垄断国家权力;发展的最后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求通过长期阶级斗争和反复努力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确立始终如一的集体主义觉悟;发展的世界环境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斗争的战略形势。[7]102-103在其中，一个基本的策略和机制就是塑造自己的干部队伍，通过又红又专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以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稳步构建。但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启动的国家建设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维度展开的，其立场与在现代社会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国家建设有内在的冲突，结果导致国家建设的扭曲。[11]而党和国家的人才塑造则在“政治挂帅”的旗帜指引下，往往突出“红”而忽视“专”，甚至片面强调“根正苗红”，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高考被废除，不仅造成了原有人才资源的浪费，也给后来的国家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人才资源不足局面。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路径发生深刻变化，将社会主义的实践建筑在现代化基础之上，并创造了全新的中国进步与发展。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因此回到现代化发展的逻辑中来，并得到有效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在党员人才队伍塑造上，又“红”又“专”被“德才兼备”所取代。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将优秀的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指出：“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12]407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其来源渠道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因此，作为执政党与领导党的人才塑造标准也应该是多元化的。首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议程还是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或者提高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也具有政治意义。因此，党必须不断努力塑造懂经济善经营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针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江泽民曾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连市场经济的ABC都不了解、不掌握，怎么领导人民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学习，使我们的领导干部尽快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要领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13]88-89其次，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也表现在其他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尽管各民族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得到发展，但很难达到一个平均状态。很显然，要在这些差异中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其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尽管自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积累了一套成功的少数民族干部培育经验，也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积极作用。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及国内利益矛盾的多元化冲突加剧，国家建设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最大任务仍然是国家整合。因此，党的人才塑造也必须服务于民族地区国家建设的需要，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培养非少数民族但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其他族群的党员干部。再次，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各个方面正以加速度和国际社会整合，在很多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外部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即一个我们可以能够应付自如的国际社会。相反，国际环境变化无常，经常超越出社会和政府所能应付的程度，更不用说社会个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国际环境作出及时有效反应的政府。[9]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党员人才队伍建设就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必须大力塑造或吸纳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人才。最后，当代中国正进入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在国家整体实力得到有效增强的同时，其内部多元复杂的矛盾也使其发展具有脆弱性、高风险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事实上集全部责任与风险于一身。国家发展的脆弱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风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党的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其人才塑造必须建立起能“吐故纳新”的血液循环机制，确保党的生机与活力。
在现代国家成长中，干部塑造既要为党的发展创造空间，更要推动现代国家的建构，为当代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提供人才资源。首先，塑造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人才。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熔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1]490作为民族国家范畴的国家要素，“是指现代理性国家，它形成于西方现代初期，是一种自立于其它制度之外的、独特的、集权的社会制度，并在已经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获取的垄断权力。”[1]490因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其核心是主权，即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对外的最高代表权。自新中国成立后，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就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其任务还十分艰巨：祖国统一大业尚未最后完成，边疆不稳定因素也频繁出现。这在客观上要求作为领导党和长期执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支强大的涵盖科技、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优秀人才的干部队伍。其次，塑造现代民主国家所需的人才。当代中国不仅要建设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4]168，并认为“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4]176。中国共产党历来以“民主”作为其最基本的政治理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对于“民主”一词并不陌生，民主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并不透彻。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民主就是不受约束，就是不需要任何权威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此种民主，邓小平曾告诫说：“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15]252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就是照搬西方的民主。事实上，“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15]284追求民主是我们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但错误的民主观将导致民主的错误。林尚立指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具有三重规定性：一是社会形态的规定性，即它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二是历史条件的规定性，即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三是中国国情的规定性，即它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16]453如此重的民主建设任务，并不是任何一位党员或党的干部所能认识得到并能在实践中运用得当的。因此，在当代中国建设现代民主国家所需要的党政领导人才，必须是既懂得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又懂得中国的基本国情，还要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才。
四、红与德的有机结合：干部塑造的政制使命
干部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在政治制度的建构中，干部塑造在任何时期都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结合起来，既要从党的建设实际塑造干部，更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塑造干部。具体说来，既要发扬又红又专，也要坚持德才兼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看，“红”与“德”的有机结合是政制建构对干部塑造的历史使命。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而言，树立高尚的道德人格、塑造和坚持先进的思想品质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能力就成为“红”与“德”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党的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以什么样的标准选人用人是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把德放在首要位置。”[17]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将党员干部“德”与“才”的塑造和权衡形象地表述为“红”与“专”的问题，提出党员干部应该“德才兼备”、“又红又专”：“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一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18]309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党员干部的“红”与“德”。正是由于党员干部能够以先进和高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质要求自己，才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革命胜利。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德才兼备”和“以德为先”作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标准，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忽略“德”与“才”的兼备，以及过分地强调“红”和“德”为先都是片面的，并不是发挥干部和党的先进性的表现，反而是对其的歪曲和削弱。强调红与德，并不是片面地追求红与德，而是在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基础上，突出红与德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功能。
“红”与“德”的结合，最为基础的内容是：第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第二，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对于干部来说，其立场和观点必须坚定地站在人民和党的政策立场上，站在维护党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划清基本界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所以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可以变物质”，“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8]226，他强调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所有干部甚至是全国人民的头脑，要开展“灵魂革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要坚持不懈。第三，严明的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指干部在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党章和准则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干部必须完全遵守党章、党纪、党法，并有高超的政治能力。要求善于从政治上划清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界限，增强对一切有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病菌的抵抗力、免疫力。具体地讲，就是要能够分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议会民主;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学习西方先进与崇洋媚外;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等等。客观地讲，无论是在录用阶段还是在管理控制阶段，对干部在思想政治素质上的塑造都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对“红”的重要要求就是要确保政治的纯洁性。
“红”与“德”的结合，最为关键的是忠诚于党性。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性，也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阶级的政党代表着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意志和要求，因而有着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特性的自觉表现，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最高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而明显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刘少奇曾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19]94-95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员的党性有其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三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四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五是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六是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同一切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③忠诚于党，就是忠诚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所培育的干部，不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圣人，而是融于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群众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劳动者。江泽民在《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讲话中就强调，一方面，“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20]540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要求，也是新时期干部塑造的首要任务。新时期干部塑造需要培育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但其人才必须首先姓“党”。
“红”与“德”的结合，最为紧迫的是选人用人机制的创新。选人用人的实质是“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法选人”、“用什么标准评价人”的问题。必须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完善选人用人机制。(1)选什么样的干部。这实质是用什么样的标准选干部的问题。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选人用人标准。要打破人才的身份、背景、单位、部门和所有制限制，拓宽党政干部来源渠道，广开进贤之路，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选人用人。既要注重领导干部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更要确立政治品德在“德”中的首要地位，把那些德才兼备、政治品德好、干事能力强、群众信得过、扎根群众、奉献人民的干部选到领导岗位上来。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选拔任用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磨练、重大事件考验、实践证明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2)用什么方法选干部。要拓宽视野，按民主公开、公平公正、优中选优的原则选拔干部;要立足全党，用差额选举、公开招考、竞争上岗的方法选拔干部;要尊重民意，用多元提名、责任明晰、科学票决的机制推荐干部。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竞争性选拔干部是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是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方式。要加大力度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干部，加大力度完善党内差额选举、竞争上岗，加大力度推进县、乡两级党组织公推直选产生干部的试点，加大力度推进地方党委全委会、常委会决定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完善干部提名权机制。规范提名主体，厘清“一把手”提名和发扬民主的关系，构建民主的多途径的提名机制。既要确保主要领导的选人用人权限，又要克服初始提名权被“一把手”垄断的弊端;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解决推荐主体责任不明的难题;既要尊重民意，又要综合多途径多渠道的考核意见。坚持权责统一，明确提名责任，建立健全提名主体责任追究制度，增强提名主体的自我约束力，确保提名权有效行使。(3)用什么标准评价干部。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政绩考核干部;用“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答应不答应”的标准评价干部;历史地、全面地、经常地考察干部。树立科学发展政绩观。树立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的科学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标准科学、内容具体、方法正确的考评体系。必须扭转唯GDP评价干部的导向，把科学发展理念、人本理念融入考评指标，注重工作实绩，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干部和班子的特点，建立健全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考评指标体系。加强民主测评、民意调查。确立考察干部的民主导向，坚持执政效果问民意。将干部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转化为群众可感知、易判断的指标，用群众满意度来评价干部，引导干部关注民生、服务人民。
注释：①转引自孟登迎著《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②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就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者它往往会‘清除’或者其至以武力来制服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参见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③参见叶笃初、卢先福主编《党的建设辞典》中的“党性”辞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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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海峰
[摘要]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其信息量大、互动即时、无界无域、迅速传播的特点，占据着思想文化及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随之而来的是此起彼伏出现的各种思潮，各种亚文化、负能量的思想借助网络等新媒体渗透到互联网场域。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通过金钱收买国内网络段子手，让其利用敏感节点制造话题，使得互联网上“杂音”和“噪音”持续增多。领导干部作为社会意见领袖以及话语权的掌控者，意识形态的水平是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互联网时代亟需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教育。
[关键词]互联网 领导干部 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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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7.02.012
一、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
截止2016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其规模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中国互联网当下的普及率已经达到53.2%，超过全球互联网平均普及率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互联网平均普及率7.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95.1% [1 ]。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技术载体、新传播渠道和言论空间的扩展。但与此同时，许多社交媒体、网络贴吧、微信群、微博客户端顺理成章地逐步取代街头、广场成为广大民众热议社会公共事件和评论当下时政的重要场所，成为思想文化传播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迅速成为各种非主流思想竞相争夺的重要阵地以及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权的重要平台。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更关乎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為此，互联网场域已成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必守的核心阵地，加之新媒体具有较强的用户自行生成信息传播发布的特点，对信息发布者的准入门槛较低，政府难以像过去传统媒体那样方便把关，所以被各种利益集团操控的网络段子手都会争先恐后借助互联网平台抢先发表并宣扬自己的“高见”。更有甚者散步谣言，危及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安全，如有的网络段子手发文鼓吹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有的借助网络帖子传播宗教极端教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有的打着学术争论的旗号大肆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也有的极端主义者因为其对生活境遇不满，在互联网上故意借助社会转型期中不可避免的一些负面问题炒作社会矛盾、贫富差距以及各类腐败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原本清朗的互联网言论空间的信息传播顿时变得真假难辨，这些负面观点又难以进行事先预控，只能事中监管与删除，舆情监控相对比较被动。由此可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其信息量大、即时互动、无界无域、传播迅速的特点，已成为意识形态争夺的主战场。
2016年4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 [2 ]习近平书记强调：“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历史和现实深刻警醒着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事关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同时也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段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不仅深刻阐明了我们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而且阐明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迫切需要做好舆论引导和稳定预期的工作。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一定要切实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 ]，要根据当下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掌握社会思潮多元化传播的趋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正确的价值观。务必树立宽广视野、强化战略思维，在干部教育体系中加大深入分析当前意识形态趋势和背景的课程，以此更清晰地找准领导干部教育的坐标和定位。自2013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围绕这项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之后，各地对意识形态的工作特别重视，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教育更显得尤为重要。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意识形态教育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必然要求。
二、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及挑战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但是在快速崛起的进程中，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风险及挑战。为此，全党应提高对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这就对我们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提出了新的要求 [4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着强烈的冲击，加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国外产品、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一同进入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都对我们形成着一个又一个冲击。面对时刻发生着的全球化碰撞，我们应分门别类地理性分析，一是政治的全球化，二是经济的全球化，三是文化的全球化。追根溯源，政治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本质要求，而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政治和文化因素等综合作用呈现出来的必然趋势，文化的全球化又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呈现方式。
回顾已经举办了三届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其大会主题从第一届的“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到第二届的“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再到第三届“创新驱动 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最大的变化是塑造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主张。“网络空间是全人类共同生活的空间，世界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安全已成为当前一项具有全球紧迫性的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置身事外，维护全球网络安全是互联网时代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责任。”当前，全球网民人数已经突破32亿，中国的网民人数也已经突破7亿，这么大的用户群体在一起共生共荣，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等复杂的问题出现，更多地是与各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以及文化安全挂钩。为此，我们已经深切感知到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力，深刻意识到互联网的相关问题只能重视不能轻视。2015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大力实施互联网强国发展战略，让互联网的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和突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召开全国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会议、党校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专题会议或座谈会，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决策部署。特别是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不断创新和改进互联网上的宣传方式，不断探索互联网的传播规律，以此更好地借助互联网传播平台，弘扬充满向善的社会发展主旋律，激发社会正能量等，就网上舆论引导等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中间，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新媒体时代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安全就难以确保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而互联网场域的意识形态安全又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中之重。而当前，我国互联网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及挑战。
(一)由突发社会事件上升为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频率加大
当互联网上的各种舆论与现实社会的热点事件经过交融与碰撞之后，导致不同意识形态的舆论论争频发。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对于每一项社会事件的公共讨论，几乎都会在互联网上发酵并朝着意识形态方面去论争，尤其是进入新媒体信息传播时代后，在微博、微信、论坛、貼吧等互联网公共舆论平台上，由具体事件而引发的社会意识形态论争甚至论战的舆情事件几乎每时每刻都能出现，小到道路改扩建、菜农种菜、人民法院办案，大到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等一系列社会事件，都会在互联网上转化为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论争，持续不断地冲击着各个阶层社会民众的心理。
(二)由意识形态斗争而引发的社会论争在互联网上呈现的形式日趋复杂多样
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上对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军史以及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革命英雄人物的评价，已经成为引发网络意识形态论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互联网上呈现着各种各样“解构英雄”的言行，这些言论却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在造谣生事，其表现却早已超越了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的范畴，具有别有用心的政治倾向，其本质就是借助“解构英雄”的言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内外一系列历史教训深刻地表明，互联网上各种“解构英雄”的言论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欲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惯用伎俩。20世纪八九十年代，恶搞英雄的乱象曾在前苏联各个媒体上恣意横行，曾是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被敌对势力“巧妙”解构，导致社会主流价值观被动摇，社会凝聚力被侵蚀，最终酿成的结局就是前苏联的解体。前苏联的悲剧也时时刻刻警示着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权瓦解通常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一个国家的政权动荡和政权更迭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思想领域的演化却需要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网络上经过议程设置的“历史虚无主义”其本质并非学术之争，而是中西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之争。
(三)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对民众政治心理状态的影响已经愈来愈深
当前，互联网及新媒体一方面承担着传播信息、承载文化的传媒常规功能，另一方面也扮演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角色 [5 ]。这个观点我们不难从英国广播公司(BBC)(以下简称“BBC”)对2015年9月3日在我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大阅兵的各个报道中管窥一二。BBC以《中国阅兵纪念二战胜利》为标题做了长时间聚焦，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开教授对BBC对这一盛况的直播通过手机终端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研究后发现，BBC别有用心地采用了一种与中央电视台完全不一样的报道视角和不一样的声音来聚焦这次备受全球关注的阅兵仪式。BBC的连线评论员对“中国裁军和永不侵略的承诺”煽风点火式地解读为：“中国历史上和现在都反复强调说永远不会侵略的国家，但是中国却把‘有争议’的地方都说成是自己的。当然，我们可别忘了，中国和德国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武器制造者之一。”该言论明显站在非公正客观的视角看待中日“钓鱼岛”之争，可谓非常不怀好意地解读话语。直播中提及中国台湾问题时，BBC演播室里的评论员又怀有敌意地解说到：“台湾当局让中国大陆应该重新审视当年国民党军队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同时呼吁当年参战的台湾老兵远离这次阅兵仪式”，借助“解说”阅兵干扰中国内政的意图不言而喻。关于一些西方大国元首缺席此次大阅兵，BBC解说员又非常主观地解说是因为这些西方元首不赞同中国政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贡献的说法。这些非客观而带有明显搬弄是非的言论借助互联网平台及新媒体第一时间传播扩散后，对民众的政治心理影响可谓极具破坏力和杀伤力。由此不难看到，以互联网信息平台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不仅引发了一系列传播技术方面的变革，而且正在迅速建构起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球网民的生存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甚至在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互联网时代国际舆论引导与国家安全任重而道远。
(四)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存在向社会政治事件转换的一种新乱象
正如近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占中”和台湾的“反服贸”事件，其本质是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把一些极其普通的社会事件炒作成社会敏感事件，再把议程设置过的敏感事件上纲上线地炒作成政治事件，接着别有用心的网络段子手将其从互联网上的舆论引到现实社会当中，有组织有目的地将其转化为社会的街头政治事件再进行炒作，接着就是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而这些“群众”几乎都被这些反华势力买通。香港的“占中”和台湾的“太阳花”等示威游行运动，其本质就是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预演的“颜色革命”。他们欲在我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寻找代理人和代言人，与此同时通过互联网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与“颜色革命”等战略协同进行。为此，全党上下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对西方这种反华势力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手段要有清醒的认识。当下，西方反华势力已经把互联网平台作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及推行“颜色革命”的重要渠道之一 [6 ]，而“颜色革命”和互联网“文化霸权”为主导手段的和平演变政策又将中国视为主要目标 [7 ]。
(五)互联网上以“呲必中国”为主题的意识形态争论已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老百姓将凡事都全盘否定中国和中国人的现象称为“呲必中国”。当然，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在思想、文化等交流领域中无法回避来自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多重冲击，有相当一部分人缺少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应有的鉴别和分析的能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对西方的盲目崇拜。还有一些同志有机会去到西方之后，不知不觉间就陷入一个迷茫的状态，没有清醒认识到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态，缺乏清醒认识经济全球化产生效应的思维定力。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文化交流中间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大片，很多是西方国家生产的，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产自美国，包括世界各地的民众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国际新闻与全球各地的信息，大部分也都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建构的，这就导致互联网场域信息传播的非对称性，西强我弱的意识形态传播格局使得西方国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处于控制性地位。
(六)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亟待加强
在2016年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委托调研课题“广西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调查、分析、预判及对策研究”的课题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情况，如针对“中特”理论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12道题目让353名党校学员进行闭卷测试，最终答题的平均正确率只有35.10%，这些学员都来自2016年广西区委党校主体班的各個班次，测试结果说明当前广西领导干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知晓度和理解度都不是很高，对“中特”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不牢。俗话说得好：打铁还要自身硬。在当前互联网意识形态纷争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干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主流意识形态要通过制度和政策加以实现，而领导干部是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担负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责任，这一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熟悉与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各级领导干部应起到支撑作用。此外，领导干部因为其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社会公共话语的掌控有着有别于普通群体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其话语权和行为方式甚至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当中起到引领的作用。在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背景下，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言行都会通过互联网成倍地被放大、聚焦、短时间内裂变式地通过互联网领域传播给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上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8 ]。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守“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如何利用互联网有效合理地表达民众的呼声，积极倡导网络上的正能量;如何打击网络上的谣言，规避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音符，需要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
三、互联网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教育的对策
全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是我们党教育和培训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承担着为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补钙壮骨、立根固本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时代，更加应该坚持抓好意识形态教育，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把意识形态教育放在干部培训中更加突出的地位，并切实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 [9 ]。
(一)互联网时代的意识形态干部教育应加强培养其意识形态鉴别力
所谓意识形态鉴别力就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对每时每刻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进行认清和辨识的能力。前苏联的教训时刻警示我们：一旦意识形态的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因此，我们要从关乎政权安危的高度来审视并强化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意识形态相关能力的教育。当前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改革不断深入、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互联网信息传播背景下，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在与意识形态相关问题以及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看待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才能更好地抵御多元化、消极的社会思潮的侵蚀和干扰 [10 ]。
当前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最大变量”，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现实中，意识形态问题往往与其他问题互相交织在一起，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加强与培养领导干部意识形态的鉴别力，其路径可以有三条：一是要善于从政治高度审视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大局当先，是统帅和灵魂的先导。凡属于根本性、重大性、原则性和方向性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凡是涉及相关领域的事务，都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去审视。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思想言论，只要涉及党的政权和政策，都需要往意识形态的方向思考。二是要把握好基本原则。把互联网舆论场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舆论尽量减少，把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思想舆论在互联网上更多地宣扬，尤其要把充满正能量的主旋律更好地唱响。当然，习总书记在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也教导过广大领导干部，在利用互联网“走群众路线”以及了解舆情的时候，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三是心里面始终要有一杆秤。凡事都要衡量这些言论和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否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既不能太“左”，也不能过“右”，一切从实际出发，凡事都要实事求是。
(二)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教育应围绕培养其意识形态思考力进行培训
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思考力是指培养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琢磨的能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上以意识形态争夺为突破口的突发事件不断增多，时刻考验着每一位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维定力。我们知道，党的老一辈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当年就在不同场合多次警示我们要警惕西方以意识形态为途径的和平演变，应该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相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以及意识形态能力的建设。在互联网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级党员干部更要大兴学习之风，培养在学习中加强意识形态思考力的能力，这样既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同时也能及时回击错误的社会思潮，以此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始终牢固地掌握在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手中，这也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体现。互联网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教育的思考力，就是要对西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及和平演变进行合理预判和深入研究，在不断思考中探索出互联网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相关规律，这样才能具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措施，才能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意识形态防御办法，相关的对策与路径有三点：一是做个有心人，在平时工作和学习中善于观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曾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时刻牢记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身的辩证思维能力，最终达到虔诚而执著、自信而深厚的人生境界”。二是要培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的能力。互联网上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纷繁复杂，只有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立场，才能抓住关键问题。近些年，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被西方通过金钱收买利用了的“网络大V”，他们“引导”网民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和平，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言论，一时间颇有市场。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有抓住相关问题的关键，弄清西方宣扬“普世价值”的实质就是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就是欲借概念的偷梁换柱和平演变中国，才能在面对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时候临危不乱，心有定数。三是要培养理性推理和分析的能力。理性推理和分析的能力就是为了揭开网络意识形态纷争的谜团，从而达到更加精确地透过现象看本质。类似西方指使国内“网络大V”公然抛出的“普世价值”就是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联合起来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可见，新形势下国内面临着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针对具体问题时一定要增强其意识形态的思考力，传统意识形态领导管理方式与互联网背景下舆论引导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渐凸显 [11 ]。
(三)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教育应围绕培养其意识形态创新力进行培训
明理者根据时间的不同而改变，智者依照事物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强者借趁势头的力量而前进。互联网时代网络纷争此起彼伏，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教育是最需要创新也是最应该不断创新的一项工作。围绕意识形态教育的创新力对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培训，主要是培养其思想上时刻保持对形式形态相关问题的敏锐度和笃行力，避免在判断和分析此类问题时陷入某种思维的定式甚至是僵化中去。为此，以增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创新力为目标的相关培训，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进行：一是理论创新要及时跟上。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在不同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治党治国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方法，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供给侧改革”等，这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路为我们践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理论支撑。二是审时度势以内容创新为目标，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改革。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该在不断探索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同时，用发展的眼光不断挖掘其现实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比如，在互联网时代依然应该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新思维与新方法，给予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生活和启迪人生的新思路。三是要紧扣时代背景和特征，及时围绕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内容的干部教育创新。中国共产党一直沿用“实事求是”来定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路线。我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清晰地表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改革开放的经验智慧，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国梦”来谋划中国的目標和愿景，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话语既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又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成为极具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创新的典范。以理服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而“洗脑赢心”又是其根本目的。四是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创新能力的培养，关键是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体制机制，最终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众志成城，积聚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打赢意识形态争夺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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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军
作者：庄严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主题教育常态化为主线，紧紧围绕公司战略要求，坚定政治方向、牢记使命任务，坚持守正创新、增强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把握中心环节，在新起点上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二、重点任务
(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守住意识形态阵地
1.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永恒主题，利用“三会一课”、班组政治学习、主题党日活动等载体，采取专题党课、现场体验、互动教学等方式，增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加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推广使用，每周通报“周积分排行榜”和“累计积分排行榜”，每季度总结评比，不断探索学习积分奖励模式，在全体党员中掀起一股“比学赶超”的学习热潮。
2.加强党建课题研究。围绕企业改革发展党建重点难点问题，开展2020党建群团政研论文征集活动，持续深入推进党建群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3.履行好主体责任。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和《集团公司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意见》。定期分析研判和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问题、重要情况，职工队伍思想动态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引导。强化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绝不给错误思潮和主张提供传播的空间和渠道。
4.引导好主流舆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话语权，支持正确思想言论、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大力开展《初心追梦好故事》作品征集活动，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网站、行政楼大屏幕、橱窗展板等载体，全方位耕作正能量“高产田”，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引导党员干部职工群众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5.实施好舆情管控。落实《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舆论引导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指导意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网络技术，不断提升智能预警水平。在应对舆情信息时，坚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报送、第一时间处置，做到早说话、不失语、抢占舆论先机，稳定公众情绪。
(二)大力培育时代新人新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6.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持续加强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爱党爱国、爱企爱家、爱岗爱业。把握重大节点、重点任务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中央决策部署、上级公司及公司党委工作要求转化为统一思想和自觉行动。
7.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和“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创建活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以“建功新时代、当好排头兵”等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
8.强化企业文化引领。根据集团公司《视觉识别系统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品牌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规范厂内使用标志。将企业文化培训纳入新员工入职和党员干部培训，形成精神共识和价值认同。
9.加强精神文明创建。以创建“全国文明单位”为目标，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队伍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使公司文明建设迈出新步伐、走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营造文明和谐氛围。
(三)始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0.精心策划主题宣传。围绕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党的建设等主题，组织一批有热度、有温度的特色活动，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教育。
11.强化重点工作宣传。围绕公司工作的重点、难点、热点和亮点进行宣传，根据企业完成工作任务的时间节点提前思考筹划，积极开展专题宣传报道，着重宣传机组检修、迎峰度夏、防洪防汛、防寒防冻、安全生产月、季节性安全检查、道德讲堂、金陵讲堂等重点工作。
12.挖掘职工先进事迹。深入挖掘广大干部职工典型事迹，通过“xx好故事”“先锋xx”宣传党员职工在“聚集高质量，勇当排头兵”主题实践活动中的典型经验，特别是来自基层一线的鲜活故事、典型人物和生动实践。
13.发挥内宣、外宣传作用。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发挥新闻宣传工作为顺利推进企业中心工作打头阵、造氛围的作用。在对外宣传工作中，要加强企业整体对外宣传策划，保证数量的同时提高质量。14.选树宣传先进典型。积极做好各类先进劳模推荐参评工作，大力宣传职工先进事迹，积极营造学习榜样、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四)以高素质专业化为目标，建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15.加强新闻舆论队伍建设。扎实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培训，提高通讯员队伍整体水平，进一步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公司新闻宣传工作锻造一支优秀的骨干宣传力量。深入开展基层调研，注重成果转化，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推动公司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16.加强沟通交流，畅通报送渠道。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及负责人沟通，及时掌握公司新闻报道方向和需求，根据企业实际加强对新闻信息的挖掘和采写，提高报送信息的针对性、及时性、新颖性，努力提高刊用率。
17.强化宣传队伍作风建设。突出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政治标准，坚决防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高举旗帜、把牢方向，努力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站位和使命担当，大力倡导“宣传思想工作也是生产力”和“宣传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两种意识，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020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一、2020年意识形态工作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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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党的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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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理论学习，树牢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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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阵地建设，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正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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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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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工作认识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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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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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识形态工作方法有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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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意识形态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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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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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抓好政治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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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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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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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狠抓意识形态责任落实
6
2020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2020年以来，在上级正确领导下，我处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提升保障能力、切实为人民服务为着力点，保持了全处意识形态工作良好态势。
一、2020年意识形态工作推进情况
(一)加强党的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
1.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我处始终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支部工作重要安排和支部学习重要内容，定期开展工作研判，及时向上级报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提升全处党员干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
2.明确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细化任务、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认真履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内容，与党建工作、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同研究同部署同实施。针对意识形态工作新形势，研究和改进方式方法，提高意识形态把控能力和引导能力，全力抓严抓实抓成效。
(二)加强理论学习，树牢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根基
1.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结合“不忘初心、不负韶华”“讲纪律、守规矩”等主题党日活动，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理论学习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倡导全处党员干部养成勤读书、勤思考良好习惯，树立终身学习理念，鼓励和支持全处党员干部参加多种形式教育培训，着力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推动学习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2.注重教育引导，增强意识水平。引导支部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促进工作，坚持学以致用，做到以学促用、学用相长，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成果和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头脑、指导业务实践、推动工作开展，切实增强全处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科学发展意识，努力提升全处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工作水平。
(三)加强阵地建设，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正确导向
1.我处始终注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宣传思想工作“九个坚持”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持续加强党支部对处室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对外发布的任何信息、资料，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严格的审核把关，确保政治正确、内容安全，半年来未发现涉及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规定的内容。
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处主动作为，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机构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作出的突出贡献、涌现的好人好事和先进事迹，印发工作简报疫情防控专刊两期，向上级就疫情防控进行专报，向报纸期刊报送多条新闻，被刊用1条。
二、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不足
(一)意识形态工作认识有待提高
要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二)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有待提升
注重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不够，需要进一步狠抓学习教育，强化理论学习，引导党员干部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三)意识形态工作方法有待创新
对意识形态工作深入研究不够，需要不断探索意识形态工作新的方法，通过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狠抓学习教育、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强化舆论导向等形式，使意识形态工作深入人心，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敏锐性、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下一步意识形态工作思路
(一)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核心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作用，加强教育引领，让全处党员干部在推动业务工作发展的道路上始终充满激情，弘扬正气，同心同向，通过培育核心价值观占领思想阵地，形成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二)切实抓好政治理论学习
加强理论学习，注重在正面教育引导中筑牢思想防线，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党风廉政学习、党纪国法学习，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提高法治意识、尊法学法守法意识，引导全处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坚决反对各种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想、行为。
(三)加强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加大规章制度的落实和警示教育的力度，积极配合上级统一安排部署，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研读警示教育读本、撰写心得体会，教育引导全处党员干部自觉讲政治、守纪律、讲规矩，自觉净化“工作圈”“生活圈”，树立党员良好形象，做一名严守纪律的好公民。
(四)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和谈心谈话，教育全处党员干部不在QQ、微信、微博、论坛等移动和网络平台发布、转发包含消极言论、低级庸俗的信息、图片、视频等;需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和报道，按程序报审通过后上网发布;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不妄议，不跟风，传播正能量，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五)狠抓意识形态责任落实
在认真分析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不足的基础上，加强研究，认真谋划，周密部署，细化工作任务，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这不仅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也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在党员干部的能力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们要从关乎政权安危的高度来认识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问题。对如何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鉴别力
意识形态鉴别力就是认清和辨识是否属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认知和判断能力。现实中，意识形态问题往往与其他问题互相交织，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鉴别力，关键是要把握三点：
首先，要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因
此，无论什么样的思想言论，只要关乎政党、政权、政府和政策，都有可能产生意识形态的后果。
其次，要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最后，要始终把握几条标尺。这几条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衡量某种思想和言论，既不以“左”为标尺，也不以“右”为标尺，而是要以这几把尺子为标准，要做到心里有数。
二、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思考力
意识形态思考力是指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琢磨的能力。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思考力，关键是要把握三点：
首先，要善于观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比如，在如何看待民主的问题上，针对一些人对中国的民主问题的指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
“八项标准”，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八项标准就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的思考力。
其次，是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纷繁复杂，林林总总，要坚持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必须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当前，事关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和全局的问题，习总书记提出了“13个如何”。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
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党员干部在这
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最后，是要善于进行分析。进行分析，是为了揭开意识形态迷雾，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针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
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
三、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创新力
“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意识形态工作是最需要创新、最应该不断创新的工作。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创新力，主要是党员干部要保持思想上的敏锐性和开放性，避免陷入思想的僵化和某种思维定势。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创新力，关键是要做到三点：
首先，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关键不在于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理论。比如，通过提出“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工人阶级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我们党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理论，比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这些理论都为中国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
其次，要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今天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在阐释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同时，也必须对其现实指导作用进行创造性的深入发掘，比如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但过去未曾充分挖掘的，需要今天的我们下大力气进行阐发。这同样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新。
最后，要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加上了新时代，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的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是说服人，根本在于争取人心。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重要的是坚持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站在思想和道义的制高点上，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组工干部是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实践者、推动者，其形象如何，关乎组织部门的形象，关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乎党的事业的顺利推进。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是新时期对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新要求，更是新时期加强组工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路。“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不仅是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忘我的境界，一种无私的品格，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担当，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努力践行，率先垂范，我们必须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把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根本要求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和行动中，使自己真正成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楷模。全面领会和深入贯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基本要求，我认为，组
一、突出重点，注重方法，不断增强服务意识。
服务意识是组工干部应有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追求，也是必须具备的最根本的政治鉴别力。一要服务于党委中心工作。想党委之所想，谋党委之所谋，办党委之所定，认真落实党委要求，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二要服务于发展稳定大局。多做凝聚人心的工作、多做团结协调的工作，多做鼓劲加油的工作，多做排忧解难的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三要服务于基层组织。抓基层之所需，急基层之所急，解基层之所难，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积极为党员、干部、人才和群众服务，做到待人平等、热情、谦和、诚恳，奉民若亲，事事民为先，着力构建和谐温暖的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和人才之家。四要服务于广大党员群众。要用“六个一”服务于广大党员身上，即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座、一杯清茶暖心、一腔热情接待、一身正气办事、一句好话送行，营造和谐氛围，增强组工干部的亲和力，让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有家的亲切感、信赖感和归属感。坚持“打开门，往外走”的工作思路，强化群众观念，主动服务，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并时时刻刻牢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职责和使命，千方百计把群众工作做深、做实、做透，使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二、与时俱进，更新理念，不断提高服务本领。
组工干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各级干部、广大党员、各类人才,这就要求组工干部必须加强学习、调研与实践，掌握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努力在书本学习的基础上,必须不断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学会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成为具有多方面知识素养和工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一要加强知识更新。组工干部的形象是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而良好的内在素质来源于学习更新。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的时代，组工干部不仅要政治上可靠，党性原则强，而且知识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别人谈经济，我们听不懂;别人说法律，我们不了解;别人讲科技，我们不清楚;以无知论有知，以狭窄对宽阔，如何服务于人?因此，组工干部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注重知识的更新换代，要把学习作为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阶梯。除学习组工业务知识外，还要学习经济、科技、法律、金融、文史等方面的知识，拓宽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全面提升自身能力和综合素质。二要注重调查研究。只有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才能增强组织工作能力，提高服务水平。要围绕组织工作中心任务，结合业务工作确定调研课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成熟的做法，要认真总结推广，及时规范;对于符合改革规律但还不够成熟的做法，要积极大胆探索，不断完善;对于当前一些亟待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开展专题调研，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三要强化业务实践。组织工作是一门学业，也是一门科学，组工干部应精通这门科学，努力掌握有关专业知识，把握工作规律，努力成为熟悉业务的“政策通”、“活字典”，具备出色的能力和过硬的本领。要持之以恒地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深刻领会文件精神，吃透政策，对新问题、疑难问题能举一反;要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的业务知识，不断丰富工作经验，通过学习和实践，使自己业务知识融会贯通，日常工作得心应手;要加强岗位锻炼，紧紧围绕提高组工干部政治鉴别、政策运用、知人善任、组工业务、拒腐防变等能力，推行多岗位锻炼，采取压担子、压任务等方式，使组工干部在实践中丰富经验，增长才干，提高能力，成为工作的多面手。
三、创新思路，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工作效能。
组工干部提升工作效能，必须坚持只要有利于和谐、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基层，就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努力养成雷厉风行、快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一要建立实绩评价标准。不要仅仅根据组工业务、上级领导的个人评价、组工干部的“自我感觉”和少数党员群众的测评情况来评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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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要从组织工作服务经济建设、服务社会发展、服务基层群众的实际成效出发，形成客观公认的评价尺度。二要实行工作项目化管理。建立重点工作目标体系和管理流程，对任务立项、目标选择、任务分解、监控落实、绩效评估、奖惩反馈等，进行全方位流程管理和监控，明确序时进度，严格检查考核，严肃工作纪律。完善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和限时办理制，明确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工作职责、工作标准和服务要求，切实为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三要细化量化服务细则。结合当地实际，针对干部选拔任用、干部教育培训、基层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党费收缴等各项工作分别制定“组工干部服务手册”，将服务内容、工作职责印制成册，做到组工干部人手一册。手册中同时明确各项工作的服务标准和服务制度，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要求组织工部及时、准确地办理;对手续不全或不符合程序规定的，将全部办理要求及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对于非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耐心地解释说明，引导其到相应科室或机关办理。
当前，在全国组织系统广泛开展的“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形象”学习实践活动，是加强组织部门、组工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组工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涉及到党的政策，一举一动都关系党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切实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升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效能，以党性为“尺”， 以品行为“影” ，以表率为“镜”，树立组工干部公而忘私、正而不邪、卓尔不群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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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宣传不能落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书记同志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就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求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这是党中央着眼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制度安排。
一、把责任放在心上
习书记同志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 要切实增强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履职自觉，强化使命担当，真正把主体责任放在心上。
(一)要把意识形态摆在重要位置。牢固树立抓意识形态工作是本职、不抓是失职、抓不好是渎职的理念，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核。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指导，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定期听取意识形态工作汇报，定期在党内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切实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者、
- 1把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融入各自工作，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治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抓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性，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履责，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
(三)强化担当精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是党组织应尽的政治责任、应有的政治担当，必须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持“一把手”带头。肩负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一把手”必须带头抓、直接抓、具体抓，切实当好“第一责任人”。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牵头抓总、靠前指挥，做到“三个带头”“三个亲自”，即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不能当“甩手掌柜”。
(四)要毫不动摇坚守“主阵地”、躬身不辍种好“责任田”，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发声，在思想交锋中敢于亮剑，决不能有半点含糊和犹豫，决不能被动应付、被动接招，决不能当“爱惜羽毛”的所谓“开明绅士”，坚决克服“好人主义”、上推下卸、敷衍塞责、养痈遗患等现象。切实履行处置意识形态领域问题之责。这是衡量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的“试金石”。要
- 3识，确保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努力”这一根本问题上绝不含糊、绝无偏差。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书记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履行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之责。习书记同志指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也不能变，那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履行主体责任，说到底是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负责，对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负责。只有做到这“两个巩固”，主流思想文化的“根据地”才会壮大，争取人心的“同心圆”才会扩大。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央决策部署在湖南的生动实践宣传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社会的主流展示好。
认真落实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的要求，守住思想防线，不允许搞“舆论飞地”。切实履行打赢网上舆论攻坚战之责。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直接关系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 5(二)进一步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主流舆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不断提高，主旋律影响更加突出。新闻宣传工作方法得到改进，内容进一步创新，“三贴近”的要求进一步落实，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大大增强。宣传舆论阵地进一步巩固和拓展，特别是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管理和运用能力大大提高。
(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的文化改革观和文化发展观，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文化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新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涌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以满足。
(四)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再上新台阶。思想道德教育和宣传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未成年度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新进展，干部群众理想信念进一步升华，全市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双建设、双整治”活动进一步深入，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成效明显，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落后的、封建的、陈旧的思想观念、行为意识得到转变，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思想观念、行为意识得以形成。“学习型社会”创建活动进一步深入，全社会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氛围更加浓厚。“提高市民素质，塑造城市精神”活动深入开展，市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 7 -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
一、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总书记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
习总书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总书记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
从理论上思考，习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总书记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
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如苏联解体、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
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
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曾经《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辽宁日报》听了许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二、如何提升意识形态能力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所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在针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
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为标尺，也不能以“右”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某某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对于某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也要多想一想。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习总书记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当年，苏联解体、东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第一，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及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总书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
三、提高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原则
第一，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秉持“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甚至包括我们的每一公民，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强了，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我们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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