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研究
摘 要：阶级政治、权力政治、经济政治、民生政治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的基本过程和内容。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一个的主要启示是坚持和发展基本共识，基本共识是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继续前进的基石。
关键词：变迁;经验;共识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至今为止，政治主题变迁的基本过程为：阶级政治——权力政治——经济政治——民生政治。研究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在当下乃至将来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主题变迁的基本过程
(一)阶级政治
阶级政治是指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追求无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过程。在我国，这一时间过程大概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主要特征为：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目的是寻求无产阶级及其联盟的阶级解放、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以及无产阶级阶级联盟的解放。其时代背景为：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及其解放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至今一切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因此，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政治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政治主题。第二，我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成长，是以正确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为基础。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斗争以及寻求无产阶级解放是当时最有效的形式和主要任务。所以，阶级政治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题。第三，阶级政治为主题的国际环境。阶级政治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有着一定的国际背景，在当时，国际社会比较复杂，具有复古的历史情绪，也有追求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还有无产阶级斗争及其解放的趋势，在这样的国际历史背景中，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及其阶级斗争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二)权力政治
权力政治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国家政权、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也可称为政权政治。权力政治时期在我国大概从建国前夕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一时期的特征主要为：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以及掌握国家政权、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过程的背景为：第一，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国家政权，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事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思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认为，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并不是唯一目的，而是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以及全人类的解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的有利因素。因此，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应该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人民群众生活在战乱中，生产力被严重破坏，政局动荡不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急需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运用国家权力进行国家、社会、经济建设成为必然。第三，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整个世界需要谋求国内社会发展，尤其是国内经济的复苏。此时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制度建设、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经济政治
经济政治也可称为生产力政治，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民的物质生活进一步提高的政治观。经济政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主要特征为：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经济政治产生的背景为：第一，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国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运用国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阶级政治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历史的必然趋势要求重视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第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结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为，文革十年证明以往以阶级政治、权力政治为主题的政治生活已经不适应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我国的政治主题应该转入经济政治时代。第三，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经济条件的矛盾促使我国的政治生活以经济政治为主题。社会主义的建立及其发展是建立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的社会制度，落后的经济基础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需要我国的政治生活以经济政治为主题。第四，经济高速发展的全球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世界各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给世界各国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的压力促使我国以经济政治为主题。
(四)民生政治
民生政治是以民生为核心的政治生活方式和理念，本质是认同基本政治共识基础上认识自我，实现自身价值，协调各种利益，寻求共同发展、共同享有的政治过程。中国共产党以民生政治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公布为标志。民生政治产生的背景为：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自由、平等、公开、竞争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模式，其本质要求进入市场的主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赋予个体追求合法利益。同时，由于市场的缺陷，需要社会做出相应的集体或者个体的行动。因此，民生问题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题。第二，全球化导致全球性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注重民生问题。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的同时，还带来了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劣、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民生问题。因此，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民生问题成为世界性的主题。第三，现代化导致贫富差距、缺乏幸福感等问题促使民生政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题。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它给各国人民带来现代性优秀成果的同时，也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存在、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缺乏幸福感、信仰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促使人们反思现代化过程，其结果是民生政治概念的提出。
二、政治主题变迁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经验。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评价和描述了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一再强调这一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2]。2007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再次作了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3]。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毛泽东也有同样的论述：“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5]。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正确的理论，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的主要经验和根据。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首先，坚持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客观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形态，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次，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当前社会发展条件和未来社会走向，清醒认识当前社会历史发展的环境，勇于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的有利因素。最后，在实践中深入认识和丰富唯物主义历史观，创新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坚持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坚持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性原则。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整个社会利益中最根本的利益，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之一。政治主题变迁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认真把握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需求的结果。
坚持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性原则的基本原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6]。党章明确指出全体党员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变迁决定我党政治主题的变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党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生活，这个要求使我党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我党承担着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根本利益的任务。
坚持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性原则要求党认识到：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地位问题的正确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人民群众的利益无小事。人民群众是由一个一个个体组成的集体。个体利益问题虽然是小事，但是，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个体利益问题是涉及全局性的问题，应该重视。第三，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重视弱势群体利益是我党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
(三)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坚持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90年来成功实现了阶级政治、权力政治、经济政治、民生政治的变迁，这些政治主题的变迁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变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主题的变迁是没有意义和没有正确方向的变迁，是脱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变迁，也是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变迁。
坚持党的领导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重要性。毛泽东在1928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7]。1957年毛泽东再次强调党领导的重要性，提到：“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8]。
坚持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领导地位，需要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集中体现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党的先进性就要从严治党，保持党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有着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丰富经验，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全面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深入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遵循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1934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9]。194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0]。这个历史性的总结，是对党的根本性经验的深刻认识，也是对党的历史本质的生动阐述。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认识中国国情，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的基本规律。第一，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二，认真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的变迁是认真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认真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基础性意义。
三、启示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的变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的基本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政治主题变迁过程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其主要的一个启示是坚持和发展基本共识。
基本共识是指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基本制度和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基本政治制度和体制、基本文化制度和体制、基本精神等，这些基本共识以宪法形式被确认。坚持基本共识具有两个向度，其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基本共识的基本内容。这是保持正确方向的基本保障。其二是发展基本共识。发展基本共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未来发展的基本任务，也是实践的基本内容。基本共识反映了我党9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艰苦探索的精华，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坚持和发展基本共识，有利于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利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32.
[4]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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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905.
[7][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112.
[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30.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795.
作者：严卫
【摘 要】我国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困境与危机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众多的教育工作者为德育的改革与发展做了艰苦探索，不断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对德育研究的主题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期对过去六年我国有关德育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分析，发现个中尚存的缺陷和问题，找到其未来有待努力的方向，进一步推进德育研究。
【关键词】德育研究 主题 分析
随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的全面开展，我国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困境与危机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众多的教育工作者为德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艰苦探索，不断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本文选择2005年至2010年为时间段，试图针对德育研究的主题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期对过去六年我国有关德育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分析，并作简略的评述。
一 研究对象的确定
期刊传递的信息具有快、新、全的优势，有助于我们了解最新、最近的研究热点和重点。其中《小学德育》是全国唯一一份全面反映小学德育工作的权威性杂志，《教育研究》则是一份声誉卓著的综合性的教育类核心期刊，该刊专设德育栏目刊登有关德育方面的文章。前者应用性较强，为广大教师顺利实施新课程改革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后者更多是反映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国内学者欲了解德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最权威、最精准的信息，恐怕绕不过这两份期刊。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搜集和整理了《小学德育》和《教育研究》两份期刊2005年至2010年六年间刊登的所有与德育相关的文章，并根据我们不成熟的见解对这些文章进行分类、统计和简要的评析。尽管是一孔之见，但仍期盼能通过对德育研究成果的梳理、对比与分析，发现个中尚存的缺陷和问题，找到其未来有待努力的方向，进一步推进德育研究。
在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界，我们比较了中西方若干较有教育影响的工具书和德育学专著，如胡森(Husen T.)等人主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1990)、《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檀传宝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等。尽管表述和呈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仍能发现其中关于德育本质、德育对象、德育目的、德育内容、德育过程、德育课程、德育方法等基本课题及共同关注的问题。此外，随着我国愈发重视和加强公民道德的建设，出现了许多过去未曾涉足的，却又是当前热点问题的研究，如针对德育主体、德育的社会环境、德育范畴等问题展开论述。故我们认为，主题分类有十，分别是：德育范畴;德育本质;德育对象;德育目的;德育过程;德育内容;德育课程;德育方法;德育主体;德育的社会环境。
二 德育研究主题之简析
诚然，十项主题在两份期刊中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我们没有必要强求其平均分布，应做的是要深究如此分布背后的原因，以及隐含着的问题，这将会对我们了解当前德育研究的动态和日后德育研究的导向有着较大的启示作用。下面我们按主题所占比例之大小分别对各项主题进行评析：
1.德育课程(占25.77%)
新课标对德育课程作了较大的修改，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德育课程的研究兴趣。“德育的学科课程”(包括专门的德育学科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中包含的道德内容)、“德育的活动课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约而同都被两份期刊大量收录，而且篇目逐年递增。其中《小学德育》期刊中应用性研究居多，占了“德育课程”类的96.59%。诸如“品德与生活”课程、“品德与社会”课程、“德育的学科渗透”等内容的研究刊登得较多，分别有27篇、22篇和28篇，占293篇“德育课程”类文章的9.21%、7.50%和9.55%。此类研究为新课标下德育课程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当然，关于德育课程这一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例如：在基础研究方面，道德教育可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去开设?如果可以，它的主要内容与方式是什么?德育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课程相比，其特点何在?从应用研究来看，如何实施生活化教学、活动化教学与情感教育，如何处理隐性课程与德育课程的关系，如何处理教材内容稳定性等。
2.德育过程(占17.85%)
一般来讲，可将德育过程概括为认识过程、情感过程、体验过程、意志过程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的总和。其基本要素是由教育、受教育者、德育内容、德育手段、德育实施的步骤构成的。“德育过程模式”、“德育活动的组织与设计”、“解决德育过程的矛盾”等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对德育过程的计划性、多端性、引导性、整合性的认识逐步清晰。但具体到“德育活动的评价”、“德育过程的管理”问题，如评价的科学化、民主化，德育资源的分析、德育经营的投入、德育效益的追求等方面仍需要德育工作者继续积极地研究、实践和思考。
3.德育内容(占14.78%)
由于历史与文化条件的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德育内容是各不相同的。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1)和《小学德育课程标准》中关于德育内容的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层次的德育内容：一是基本文明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教育;二是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三是公民道德或政治道德品质的教育;四是较高层次的道德理想教育。在我们的统计中也发现，“德育内容”此主题下的研究与这四个层次的德育内容息息相关，且“团体合作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法律法制意识”、“心理素质教育”等一系列与学生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德育内容研究尤为丰富。这或多或少与新一轮课程改革和“德育概念的泛化”的现实有关。因此，关于“德育内容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即德育内容与德育目的、德育过程的关系问题，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样才不至于使德育的内容过于宽泛和无序，最终削弱德育的效果。
4.德育的社会环境(占13.10%)
影响德育的社会环境既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又含大众传媒、社区、学校、家庭等，以学校自身环境最为专门和规范。我们发现关于德育的社会环境的研究较为丰富，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上升。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导向和新课改对德育课程的改进。德育的社会环境正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相关内容如“社会环境与个体道德发展”、“大众传媒对学校德育影响”、“青少年亚文化与学校德育”、“社区对学校德育的环境作用”、“家庭对学校德育的环境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方面可以在我们的统计中得到印证。其中又以微观系统建设问题的研究居多，“家庭对学校德育的环境作用”的文章有31篇，约占“德育的社会环境”此项主题的22.46%。但关于“大众传媒对学校德育影响”的文章却只占了其中的5.07%，可见网络传媒的新时代构建和优化还应得到更多学者和教师的关注。另外，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看，如何使全社会建立起较为充分的对于德育的义务感和德育自觉也应该是日后德育研究的重要议题。
5.德育方法(占9.76%)
德育方法是德育活动目标达成的中介。如何正确运用德育方法也就对德育目标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关于德育方法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在我们收集到的此类文章中也证明了各类德育方法，如“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情感陶冶法”、“行为训练法”等，在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试验、改进和完善。但是“如何选择德育方法及其组合”的问题仍是我们今后探究“德育方法”领域的重点和难点。
6.德育主体(占5.81%)
对德育主体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德育理论不断研讨的一个命题。但经过我们对两份期刊的分析，人们开始意识到教育主体性的建立仅仅着眼于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中有害无益，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不是已经提得太高，而是远远不够，因此研究人员逐渐把视线放在了德育过程中“教育者主体性作用与作用的发挥”、“主体素养结构与素养提升”等上面。
7.德育本质(占4.49%)、德育目的(占3.87%)、德育范畴(占2.55%)、德育对象(占2.02%)
此四项主题在本次统计中所占的比例都较少，不是常在两份期刊中出现。这可能与这些主题的理论性较强、时事性和实效性不突出有关，因此这些主题一般会在教科书类著作中专列一章介绍。但笔者认为，这并不代表这些方面的问题人们就已经认识非常清晰，从不多的文章中可以发现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当代的教育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发生了变异，德育呈现出边缘化、外在化和知识化的趋势，正确认识德育范畴、德育本质、德育对象、德育目的，对规范德育内容、制定德育方法、开展德育课程、指引德育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断对“德育何以可能”、“德育包括什么”、“德育本质功能”、“新时代赋予德育的任务”等问题进行思考并理清头绪是不断推进德育研究的前提条件。
德育所涉及的是人的精神中最深沉的部分，而从我们统计和分析的结果来看，德育改革的实践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不足以做出系统、完整的理论概括。正因为此，新的历史时期大的德育建设不能不是一项长征性的工程。以上是我们对过去六年关于德育研究的主题进行的统计与拙见，虽是管窥，但我们旨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人们对德育研究发展状况、趋势、成就、不足的思考，从中挖掘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使德育事业能更好地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
〔责任编辑：王以富〕
作者：余少华
[摘 要] 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迅猛产出，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集体生产的建构特征，表现为一种高度自觉、反应迅速的整体化文艺出版实践行为，上升到了国家工程的高度。从各级作协的组织生产与实践导引、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实践、出版机构的主动策划与跟踪服务，到接受评价层面的价值激励与反向规约，参与集体生产的各方都在建构脱贫这一宏大叙事上达成共识，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形成了脱贫主题文艺叙事的热潮。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大量生产，既彰显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突出人民性、时代性的期待和导引，也见证着作家对乡村鲜活生动现实的观察、描摹与分析，以及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的新变化新气象。
[关键词] 脱贫 主题出版 文艺 集体生产
[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Theme publishing Literature and art Collective production
主题出版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其基本作用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动员全社会团结一心，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篇章”[1]。近年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随着党中央精准脱贫战略的深化推进，脱贫主题出版兴起，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即时迅猛产出。2019年6月25日，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全国百家出版社，以出版社自荐、商报征集推荐的方式发布首批“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其中收录近两年出版的文艺类书目55种[2]，而其他未列入该书目的脱贫主题出版物更为丰富。考察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的生产机理，不难发现脱贫主题出版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集体生产的建构特征，表现为一种高度自觉、反应迅速的整体化文艺出版实践行为。考虑到集体生产的复杂性，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作者层面，而应将视野抬升至国家工程的高度，以“大生产”“大出版”的思维观察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从组织、策划、创作、出版到接受评价的全过程，厘清参与生产的各方主体因素及其功能发挥，才能精准把握这股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热潮形成的因由。
1 脱贫主题文艺出版成为国家工程
探讨脱贫主题文艺出版，首先要搞清楚“脱贫”这一话语的本质属性。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其社会学著作《贫困与饥荒》中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贫困概念必须包括两个要素：(1)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2)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总体映像的方法[3]。无论是通过“直接方法”或“收入方法”来识别贫困，还是运用“贫困人口比率”或“贫困缺口”标准来度量贫困，都与经济范畴直接相关。脱贫缘于人们改变自身贫困状况和穷人经济地位的最本真的利益诉求，因而与“贫困”一样，首先都是一个经济话语。其次，脱贫是一个政治话语，已固化为党和国家行动纲领的重要战略之一，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摆脱贫困》一书的流行，可以窥见这一话语的勃勃生机。第三，对于主题文艺出版而言，脱贫又是一个经济话语、政治话语与文艺出版話语深度融合的综合性话语。文艺出版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对这一新时代话语作出自己的诠释与反应，更何况从出版的历史与现实来看，“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并不罕见。基于脱贫话语的复杂性，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高度组织化生产的特征愈加明显，已经上升到国家工程的高度。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要求文艺真正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真正体现时代的风貌、真正引领时代的风气。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总体部署，中宣部制定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规划(2017—2021年)》。随后，中国作协据此制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工程规划(2017—2021年)〉实施方案》。2018年5月10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工程规划会上介绍，该规划旨在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推动广大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突出“六个方面”“五类题材”的创作，努力铸就新时代的文学高峰[4]。“六个方面”即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城乡建设新变化、致富奔小康新故事、人民群众新风貌，“五类题材”即倡导现代经济题材、乡村振兴题材、脱贫攻坚题材、生态文明建设题材、全面建设小康题材。除了明确提出的“脱贫攻坚题材”，“城乡建设新变化”“致富奔小康新故事”“乡村振兴题材”等亦与“脱贫主题叙事”互为表征，密切相关。文化部也制定了《“十三五”时期艺术创作规划》《“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特别在文化扶贫方案中单独设立“扶持扶贫题材艺术作品创作”，鼓励各地积极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展主题作品创作，推出反映扶贫事迹、先进典型、经验成果等作品，鼓励各地推荐优秀扶贫题材作品和来自贫困地区的优秀艺术院团及作品参加全国性优秀作品展演展示活动[5]。由此可见，从党对社会主义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的总体要求，到官方文艺政策、制度的具体导引与规约，都表明脱贫主题叙事已经成为十九大以来当代文艺出版物组织化生产的重要内容，迎来了繁荣发展的空前机遇。
2 各级作协：组织生产与实践导引
作为文学创作主管机构，中国作协除了制定宏观规划予以总体导引以外，还通过实施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组织集体采风活动等方式加大对脱贫主题出版物生产的支持力度。如杨恩智的《普家河边》、江觉迟的《雪莲花》、卜谷的《红脉：赣南134位开国将军故里扶贫70载》、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丁一鹤的《大数据扶贫》、陈聪的《会它千顷澄碧：兰考脱贫启示录》等脱贫主题作品，以及长江的《明月村的“月亮”》、网络作家邓元梅的《成浩宇的幸福生活》、胡说《山根》、小姐姐安如好的《致我们勇敢的年华》等涉脱贫叙事作品入选2019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南豫见的《扶贫记》等脱贫主题作品入选2018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土家族作家雷耀常的《村官》、姚元和的《脱贫攻坚手记》等脱贫主题作品入选中国作协2018年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篇目，仡佬族作家肖勤的《迎香记》、瑶族作家吴玉华的《大冲刺：云南省15个独有民族脱贫记》等脱贫主题作品入选中国作协2019年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篇目。据了解，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不仅为作家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资助，而且对作家深入生活、采访创作及作品的审稿编辑、发表出版和宣传推介等都提供支持，使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成为一种长效机制，从而催生出更多精品力作[6]。作协实施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2018年为96项，2019年为142项，其中有一批作家推出了脱贫主题作品。启动“村暖花开”作家助力精准扶贫公益项目，组建扶贫采风团，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等在内的50位知名作家，深入到中西部地区城市开展采风活动，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基层脱贫风貌。
各地方作协也高度关注脱贫主题叙事，结合各地脱贫攻坚实际，组织策划扶持本土作家积极书写脱贫事业的新成绩及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新变化。四川省作为全国第一个集中开展脱贫攻坚文学扶贫活动的省份，脱贫主题文艺创作成果丰硕。据四川省作协工作报告介绍，该省实施文学扶贫“万千百十”工程，即每年动员全省各级作协会员向贫困县农家书屋签名捐赠图书1万册以上;每年动员1000名以上各级作协会员书写脱贫攻坚伟大进程;每年推出反映脱贫攻坚的优秀文学作品100件以上，其中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学精品力作3部以上，力争到2020年累计达到10部以上[7]。采取“命题作文”与“自拟题目”相结合，统筹确定重大选题，广泛收集筛选全省会员申报选题，遴选确定重点作品，对《大道兴川》《羌山梦：最美村官肖琳》《奇迹凉山》《巴塘虹：川藏联网羊皮书》等35件作品给予创作扶持。《四川文学》《星星诗刊》《当代文坛》《四川作家》报、四川作家网开设“脱贫攻坚”作品(评论)专栏。四川广元市开展“聚焦脱贫攻坚”文学征文、“第一书记”脱贫攻坚文学征文活动，巴金文学院、攀枝花市、甘孜藏族自治州作协等把脱贫攻坚文学精品创作纳入签约作家年度签约项目。中篇小说《高腔》《山盟》、报告文学《通江水暖》《大国扶贫》《向往》《决战贫困》、长篇小说《迎风山上的告别》等作品陆续产生较大影响，四川省脱贫文学走在全国前列。其他各省作协纷纷实施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组织主题型文学采风活动，引导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一线脱贫攻坚的火热现实中汲取创作灵感和资源，从群众的伟大脱贫实践中升华文学的人民性和时代性品格，复苏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作家把握现实的洞察力，推出了一批脱贫主题文学出版物。如贵州省作协开展“文军扶贫”行动，举办“第一书记—贵州决胜脱贫攻坚先进群像”大型报告文学采风活动，组织优秀作家集中创作一批脱贫攻坚先进人物文学作品。云南省作协组织“走进勐约乡”脱贫攻坚采访采风活动，湖北省作协组织“荆楚作家走乡村”精准扶贫采风活动，湖南省作协组织“作家看湘西扶贫开发”采风活动等，把作家引入脱贫攻坚现场，凝聚作家力量集中创作脱贫主题文学作品。
3 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藝实践
由于脱贫主题出版集体生产的特点，参与脱贫叙事建构的各方主体力量体现于生产的各个环节，但是其中的核心主体还是作家。作为脱贫主题出版的第一责任人，作家如何发挥主体作用书写脱贫话语，讲述乡村故事，传达时代新声，是脱贫这一宏大集体叙事重中之重的命题。新世纪伊始，久已存在的“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引起普遍关注。人们愤愤于作家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艰辛生存现实的冷漠，诟病于对乡村“乡愁”的泛滥叙事，呼吁并掀起了底层叙事的热潮。这一时期底层叙事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一种贫困叙事，对于底层贫困现状的集中反映，复苏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甚至影响到乡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也彰显出文学介入现实的强大实践功能。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些作家乡村生活经验极度贫乏，不少作品停留于书写贫困，驻足于展示苦难，有些写作素材取自于媒体报道，“村子里的事”总是千篇一律，作家无法准确把握乡村的现实律动和精神本相。当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工程铺开实施，对乡村社会结构产生新的巨大影响时，一开始作家们还是表现出了某种迟钝。究其因，有的仍然欠缺观察和把握乡村律动的自觉和能力，有的执著于所谓纯文学的审美原则，忽视身边正发生激变的乡村现实。当然我们不是要求作家们都去书写乡村，这也不符合文学多元化的审美规律。在脱贫主题出版转变为一种集体组织、集体生产行为的背景下，不少作家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这一生产工程，发掘脱贫这一时代话语赋予乡村书写的新元素新特质新内涵。
如何书写好脱贫话语，讲述好乡村故事，作家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经验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制定支持文艺工作者长期深入生活的经济政策，健全长效保障机制，为他们蹲点生活、挂职锻炼、采风创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成果展示平台”[8]。细读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作家身份不外乎返乡者、下乡者和留乡者三种，尤其是返乡者、下乡者通过各种途径深入生活，获取经验，弥补写作资源的匮乏。这其中有的是个体实践，有的是组织安排;有的是长期深扎，有的是短期驻留。主要包括驻村扶贫、扎根支教、蹲点生活、下乡采风四种途径，其中以下乡采风居多。如作家陈涛、李约热都曾挂职任驻村第一书记，留在乡村深处触摸乡村生活，写出了个人对乡村人和事的朴素体验，前者创作出散文《甘南乡村笔记》，后者出版了小说集《人间消息》。李约热曾在《到乡下吹吹风》一文中谈到扶贫经历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这一年多，我记得最多的，是那些愁苦的臉庞。意外事件和病痛使一个个家庭风雨飘摇”[9]。这种颇为细腻的情感体验使得集子里的那篇《村庄、绍永和我》在一众脱贫叙事中独树一帜。江觉迟坚持扎根藏区支教15年，以自身最为真切的扶贫体验为素材讲述藏区扶贫故事，创作出长篇小说《雪莲花》，其间有欢喜，有疼痛，令人动容。凌翼深入井冈山各乡村，历时9个多月，走访20多个乡镇、120余个村组，访问人物300余人，形成2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构建了脱贫叙事的资料库，最终写成报告文学《井冈山的答卷》。纪红建带着“为我国的扶贫事业留下一份带着温度的扶贫报告”的创作初衷，走访了202个村庄，涉足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多个精准扶贫重点地区，带回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出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10]，创作出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何建明秉持注重文学调查的一贯立场，5年来先后8次深入十八洞村进行采访，写成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刘裕国、何竞行走在巴山蜀水之间，涉足60余个采访点，采访干部群众130余名，整理第一手采访资料近百万字，推出报告文学《向往》。舒辉波通过持续十年的采访，创作出儿童文学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以社会学视角讲述一群孩子的昔日梦想与现实人生。应该说，大多数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背后都留下了作家奔走于乡野田陌间的身影，艺术价值有高低且不论，我们理应对作家这种深入生活的姿态和热情持有一份尊重。
从叙事的角度看，大多数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都可以视为非虚构叙事，虽然批评者们对脱贫主题作品命名不一，有的称其为纪实文学，有的称其为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以对易被忽视、遮蔽的存在的深切关注和作者亲历亲验的在场性书写，拓展写实类作品写作的时空，接通了这类文学形式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复活了作品的生活质感和个体生命气息，存真了现实的另一种真实，尽管这样的真实也许并不鲜亮，但它毕竟也是一种色彩，从而呈现出一个更为全面多样的现实世界。尤其可贵的是非虚构作者沉入生活的信心和行动能力以及以真诚之笔呈现对象真实、真相的勇气，使作品凝聚着一种对于此类写作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11]。就脱贫主题非虚构叙事而言，这种主题叙事大量生产出来的文本，是否都能反映真实的乡村和乡村的真实，或者说有些作品反映自以为真实的同时是否可能又遮蔽了另一种真实，这是存疑的。但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大规模文艺实践推动作家去呈现对象真实与真相，去复活生活质感和生命气息，确实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品格。
4 出版机构：主动策划与跟踪服务
文艺期刊组织策划相关选题，设置专题栏目，重点推介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人民文学》作为当代文学作品生产的重镇，起到了带头作用。该刊2017年第1期《中国报告》栏目推出王宏甲的脱贫主题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将其作为重点推介文章写入卷首语。作品发表后影响较大，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人民文学》2017年设置《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特选作品》栏目，先后刊发的脱贫叙事作品有陈涛的散文《甘南乡村笔记》(2017年第4期)、任林举的报告文学《此念此心》(2017年第7期)、马平的中篇小说《高腔》(2017年第8期)、黄国辉的散文《高原笔录》(2017年第9期)、彭学明的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2017年第10期)等，并为任林举的《此念此心》、马平的《高腔》、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举办研讨会。2017年第12期开始设置《新时代纪事》栏目，2018年将其作为重点栏目打造。贵州作家欧阳黔森的脱贫主题报告文学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分别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第3期、第9期《新时代纪事》栏目头条刊发，地位之高，实属罕见。《新时代纪事》栏目另刊有福建作家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2018年第7期)，以平潭扶贫工作真实案例为素材，讲述扶贫干部到岚岛挂职奋力开展脱贫攻坚的故事，这也是该栏目发表的第一部脱贫主题长篇小说。2019年设置《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选作品》栏目，其中赵德发的《经山海》(2019年第3期头条)、肖勤的《迎香记》(2019年第5期)、郑旺盛的《信仰的力量》(2019年第7期)及胡正银、张合、廖泳清合写的《让梦想起飞》(2019年第7期)等讲述基层干部投身精准扶贫事业的故事。《人民文学》杂志社除了遴选推荐刊发稿件以外，还主动跟踪指导与服务，关心作家生活和作品进展情况，得到了作家的感激与认同。《高腔》的作者马平曾在创作谈中感叹，“如果没有来自《人民文学》的指导和激励，很难说这篇小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12]。《高腔》单行本出版发行时打出的宣传口号就是“深情书写脱贫攻坚伟大实践 激情唱响乡村振兴时代新声：《人民文学》献礼党的十九大特选作品”。这一时期，其他文学刊物也不甘落后，发表了不少脱贫主题文学作品，《中国作家》推出何建明的《山神》、老藤的《战国红》、李朝全的《国家书房：金兴安和全国第一个农家书屋》、李春雷的《妮妮下乡：定西“精准扶贫”纪事》、贺享雍的《大国扶贫》、纪红建的《乡村国是》、郑旺盛的《庄严的承诺：兰考脱贫攻坚纪实》、赵朝龙的《莫负脚下这片热土：贵州省江口县脱贫攻坚纪实》等作品;《民族文学》推出王华的《在路上》、邓毅的《山路带我回家：陈行甲的扶贫之路》、周建新的《钱为谁而余》等作品;《芳草》开辟专栏持续探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芳草·潮》设立《聚焦·精准扶贫》栏目，集中刊发脱贫作品。
各出版集团、出版社也纷纷组织脱贫主题出版，传达脱贫声音，讲好脱贫故事。这一方面，以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文轩”)出版实绩最为显著。新华文轩致力于打造精品主题出版物，将“扶贫攻坚出版工程”纳入八大主题出版重点规划方案，出版优秀脱贫主题图书[13]。主题出版必须突出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和文化性。新华文轩旗下天地出版社提出，主题出版不是简单地出版“应景”图书，而是出版承担社会责任、承载社会使命、关系民生大计、有深度有温度、对国家命运、时代脉搏有精准把握的图书。只有深度介绍中国发展、解读中国成就、阐释中国立场，以昂扬的精神鼓舞人、树立民族自信的图书才符合主题出版的要求[14]。正是秉持这样的主题出版理念，天地出版社抓住四川省实施“万千百十”工程、推进文学扶贫的机遇，抢先与参加扶贫活动的作家商谈，确定了《高腔》《悬崖村》《向往》《天梯》《赶考路上》等扶贫项目选题，签订合作协议，拟定出版计划。項目实施过程中，实行风险把控，由项目负责人跟踪责任编辑联系作者的情况，了解选题实施进度，交流稿件存在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近两年新华文轩旗下天地出版社出版的《高腔》《悬崖村》《向往》、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国扶贫》《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迎风山上的告别》、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家湾》《乡村志·卷七·盛世小民》《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记实》9部作品入选首批“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其中3部作品入围2017、2018年度“中国好书”。《高腔》2018年3月首印1万册，码洋达38万元;2018年4月加印5500册，码洋累计58.9万元;截至2018年4月底，实现销售8500册，销售码洋32.3万元[15]。出版两个月内即有这样的销量，在当前的文学市场中实属难得。再如，中国出版集团与国家扶贫工作总协调机构联合实施扶贫图书出版工程，组织策划、编辑出版扶贫图书，全方位展示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成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打造江觉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雪莲花》。希望出版社组织策划“新时代童心看世界”原创书系，出版《梦想天空》《家住武陵源》《乘着星光回家》等儿童小说，聚焦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通过儿童视角观察新时代乡村变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组织策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少年爱中国”书系，先后出版《大学生村官》《美丽乡村》等脱贫主题出版物，关注乡村少年成长。这些出版物均入选首批“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
5 接受评价：价值激励与反向规约
从大生产的维度来说，一个完整的文艺出版物生产过程，并不终结于出版物的出版，还延伸于出版后的接受评价。接受评价效果的认定，既是对出版物的价值判断和认同激励，也会进一步反向规约导引某种创作现象的发展和创作者的自觉生产。接受评价源于各个方面，既有来自官方的评选表彰，也有来自文艺界的专业批评、出版行业内部的自评自鉴、普通读者群体的阅读评价，以及市场占有率的货币化反馈。这其中，评奖制度作为一种能够有效赋予生产者价值认同的制度设计，一直为人们所高度重视和尊崇。从奖励制度设计本身来说，“奖励制度是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导引和召唤。因此文学艺术的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与此发生联系，它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标准，它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16]。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生产作为一种主题型写作现象，与当下国家精准扶贫这一伟大政治实践深度对接，更多是命题式遵命写作，主流意识形态诉求更为鲜明。参与文艺生产的各方主体力量，包括各级宣传部门、文联作协系统、出版机构、创作者等，也都迫切期待通过获奖来表征生产意识形态，彰显各自的主题实践成绩，而这也恰与奖励制度设计者的初衷相吻合。
对于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而言，目前国内最为权威最受青睐的奖励项目当属中宣部设立的“五个一工程”奖。“五个一工程”奖的设立旨在树立主旋律文艺样本，通过组织实施主旋律文艺的高效生产，实现对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有效导引。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屡获“五个一工程”奖，让人印象深刻。在2019年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乡村国是》《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荣获特别奖，《十八洞村》《闽宁镇》《经山海》《战国红》《海边春秋》荣获优秀出版物奖。然而国家级奖项指标毕竟有限，在2019年各省级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能发现更多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身影。如《迎风山上的告别》《悬崖村》荣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战国红》《春归库布其》荣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蒲公英女人》荣获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迎香记》《报得三春晖》荣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金谷银山》《我的幸福谁当家》《太行新愚公》《李保国》 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
除了评奖以外，接受评价激励机制中还包括各种主题型重点书目的推出、读者阅读好评以及市场良性反馈等因素，在给予认同的同时也会促进主题文艺出版物的规模化生产。如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全国百家出版社发布首批“乡村振兴与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书目。《经山海》《战国红》《海边春秋》等作品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海边春秋》《乡村第一书记》《乡村志·大城小城》《我的十八洞村》《第一书记扶贫手记》《高腔》《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等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在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选活动中，《高腔》入围2018年度“中国好书”，《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向往》入选2018年度7月“中国好书”，《战国红》入选2019年2—3月“中国好书”，《海边春秋》入选2019年5月“中国好书”，《雪莲花》入选2019年6月“中国好书”。在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中国出版好书”评选中，《山神》登榜“2018中国出版30本好书”。在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主办的“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评选中，《高腔》《第一书记扶贫记》入选2019年文化类图书榜单。此外，各级宣传部门、作协机构、出版机构等经常性举办作家作品研讨会，邀请知名评论家助阵，从政治、文学等多维视角发掘作品价值，扩大宣传效应，也提高了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社会美誉度。正是通过以上种种的正向度评价激励和广泛表扬，树立脱贫主题文艺样本，在提高脱贫叙事出版物艺术水平的同时规约导引脱贫主题出版物的扩大化生产和总体性发展。
6 結 语
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集体生产，各方主体因素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但彼此之间又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互相作用的。参与集体生产的各方在建构脱贫这一宏大叙事上达成共识，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形成了脱贫主题文艺叙事的热潮。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大量生产，既彰显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突出人民性、时代性的期待和导引，也见证着作家对乡村鲜活生动现实的观察、描摹与分析，以及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的新变化新气象。毋庸讳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那样，脱贫主题叙事也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有些“返乡叙事”“下乡叙事”只是赶任务赶工期，深入生活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满足于表象的单向度采访记录，热衷于戏剧性事件的渲染叙述，津津于政策文件资料的快速再生产，忽略遮蔽了乡村心灵的细腻颤动，走到了农民家门口却始终未能走进农民的内心。此外，主题写作规约与作家创作个性之间还不够融洽，导致有些作品艺术形式单调，千人一面，审美价值存在缺憾。面对脱贫这一伟大政治实践，面对中国乡村正发生激变的复杂现实，创作者们还要“身入”“心入”“情入”，沉潜下去扎根人民，抓住这一历史契机，用文艺之笔深情细致地书写乡村生态和乡村精神，才能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注 释
[1]范军.出版主题的“意义”与“意思”[J].出版科学，2017(3)：1
[2]穆宏志.首批扶贫扶智主题出版物发布[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06-25
[3][印度]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5
[4]李晓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工程规划会在京举行[N].文艺报，2018-05-14
[5]欣闻.文化部发布“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6]付小悦，饶翔.从当代中国伟大创造中寻找创作主题[N].光明日报，2019-05-28
[7]刘裕国.四川省作协为助力脱贫攻坚，实施“万千百十”工程[N].人民日报，2018-05-24
[8]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10-20
[9]李约热.到乡下吹吹风[J].江南，2019(4)：112
[10]纪红建.乡村国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410
[11]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J].当代文坛，2019(5)：93
[12]马平.高腔[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14
[13]新华文轩.新华文轩主题出版重点规划方案[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11-27
[14][15]陆翌.“脱贫攻坚”主题出版项目的实施和推广[J].传播与版权，2018(7)：65，66
[16]孟繁华.1978年的评奖制度[J].南方文坛，1997(6)：56
(收稿日期： 2020-06-09)
作者：施学云
1987年7月11日，世界人口达50亿。为进一步引起各国政府、公众社会对人口问题的重视，联合国确定自1990年起，将7月11日确定为世界人口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从1996年起，为每年的世界人口日确定一个明确的宣传主题：
1996年：生殖健康与艾滋病。
1997年：为了新一代及其生殖健康和权利。
1998年：走向60亿人口日。
1999年：60亿人口日倒计时。
2000年：拯救妇女的生命。
2001年：人口、发展与环境。
2002年：贫困、人口与发展。
2003年：青少年的性健康、生殖健康和权利。
2004年：纪念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0周年——遵守承诺。 2005年：平等=授权。
2006年：年轻人——为了年轻人，与年轻人一起行动起来。 2007年：男性参与孕产妇保健。
2008年：生殖健康是一种权利，让我们将它变成现实。 2009年：应对经济危机：投资于妇女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2010年：每个人都很重要。
2011年：70亿人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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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世界电信日主题 历年世界电信日主题
来源 威客网络兼职：http://s.epweike.com/
据知情人士透露称，2012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庆祝主题已经确定为“信息通信与女性”。
《人民邮电报》的官方微博称，从国际电信联盟新闻处和工信部国际合作司获悉，2012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庆祝主题已经确定为“信息通信与女性(Women and Girls in ICT)”。
1969年5月17日，国际电信联盟第二十四届行政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决定把国际电信联盟的成立日——5月17日定为“世界电信日”，并要求各会员国从1969年起，在每年5月17日开展纪念活动。
为了使纪念活动更有系统性，每年的世界电信日都有一个主题。
历年世界电信日主题回顾：
1969电联的作用及其活动
1970电信与培训
1971太空与电信
1972世界电信网
1973国际合作
1974电信与运输
1975电信与气象
1976电信与信息
1977电信与发展
1978无线电通信
1979电信为人类服务
1980农村电信
1981电信与卫生
1982国际合作
1983一个世界、一个网路
1984电信：广阔的视野 1985电信有利于发展 1986前进中的伙伴 1987电信为各国服务 1989国际合作 1990电信与工业发展 1991电信与人类的安全 1992电信与空间：新天地 11988电子时代的技术知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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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电信和人类发展
1994电信与文化 1995电信与环境 1996电信与体育 1997电信与人道主义援助
1998电信贸易
1999电子商务
2000移动通信
2001互联网：挑战、机遇与前景
2002帮助人们跨越数字鸿沟
2003帮助全人类沟通
2004信息通信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2005“Creating an equit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 Time for Action”“行动起来,创建公平的信息社会”
2006“Promoting Global Cybersecurity”，中文译法是“推进全球网络安全”，也可译为“让全球网络更安全”
2007“Connecting the young: the opportunities of ICT”(携手青年:ICT产业的机会)，进一步突出年青一代在ICT发展中的重要性。
2008“Connect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CT Opportunities for All”信息通信技术惠及残疾人
2009世界电信日主题为“Protecting children in cyberspace”(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2010世界电信日主题为“信息技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011世界电信日主题为“信息通信让农村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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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日的由来及历年世界环境日主题 世界环境日的由来:
转自: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13国参加)，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该建议。世界环境日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我们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都在6月5日的这一天开展各项活动来宣传与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历年“世界环境日”主题
2005年营造绿色城市,呵护地球家园
2004年，海洋存亡，匹夫有责(Wanted! Seas and Oceans——Dead or Alive) 2003年，水——二十亿生命之所系!(Water —— Two Billion People are Dying for It!)
2002年：让地球充满生机 (Give Earth a Chance)
2001年：世间万物，生命之网 (Connect with the World Wide Web of Life) 2000年：环境千年，行动起来(The Environment Millennium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1992年：只有一个地球── 一齐关心与共同分享
(Only One Earth, Care and Share)
1991年：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 (Climate Change: Need for Global Partnership)
1990年：儿童与环境 (Children and the Environment)
1989年：警惕，全球变暖 (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ning)
1988年：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公众参与
(When People Put the Environment First, Development Will Last)
1987年：环境与居住 (Environment and Shelter: More Than a Roof) 1986年：环境与和平 (A Tree for Peace)
1985年：青年、人口、环境 (Youth: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1984年：防治沙漠化 (Desertification)
1983年：管理和处置有害废弃物、防治酸雨破坏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Managing and Disposing Hazardous Waster: Acid Rain and Energy) 1982年：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提高环境意识 (Ten Years after Stockholm (Renewal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1981年：保护地下水和人类食物链，防治有毒化学品污染
(Ground Water;Toxic Chemicals in Human Food Chain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980年：新的10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发展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New Decade: Development without Destruction) 1979年：为了儿童的未来──没有破坏的发展
(Only One Future for Our Children - Development without Destruction) 1978年：没有破坏的发展 (Development without Destruction) 1977年：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滥伐森林
(Ozone Layer Environmental Concern; Lands Loss and Soil
Degradation;Firewood)
1976年：水：生命的重要源泉 (Water: Vital Resource for Life) 1975年：人类居住 (Human Settlements)
1974年：只有一个地球 (Only One Earth)
1996年：我们面临结核病感染的危险
1997年：防治结核病，人人保健康
1998年：结核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实行归口管理，有效控制结核病
1999年：依法控制结核病，防止结核病蔓延
2000年：动员全社会共同关注结核病
2001年：积极发现、治愈肺结核病人
2002年：遏制结核，消除贫困
2003年：防止结核，造福人民
2004年：控制结核病，让每一次呼吸更健康
2005年：防治结核，早诊早治，强化基层
2006年：防治结核，坚持不懈
2007年：结核流行广泛，控制从我做起
2008年：控制结核，人人有责
2009年：控制结核，人人有责——关注农民工，共享健康 2010年：遏制结核，健康和谐
2011年：遏制结核，共享健康
2013年4月22日第44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珍惜地球资源 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文明 共建美丽中国”。
2012年4月22日第43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推进找矿突破，保障科学发展”。
2011年4月22日第42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珍惜地球资源 转变发展方式”。
2010年4月22日第41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
2009年4月22日第40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认识地球保障发展——了解我们的家园深部”。
2008年4月22日第39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认识地球，和谐发展”。
2007年4月22日第38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善待地球——从节约资源开始”。
2006年4月22日第37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善待地球——珍惜资源、持续发展”。
2005年4月22日第36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善待地球——科学发展，构建和谐”。
2004年4月22日第35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善待地球——科学发展”。
2003年4月22日第34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善待地球，保护环境”。
2002年4月22日第33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善待地球”。2001年4月22日第32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地质遗产保护”。 2000年4月22日第31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清洁能源，中国活动的主题是：地质环境保护”。
1999年4月22日第30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防治地质灾害”。 1998年4月22日第29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1997年4月22日第28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保护地球资源与环境”。
2013主题：共建诚信 有你有我2012主题：消费与安全 2011主题：消费与民生 2010年主题：消费与服务 2009年主题：消费与发展 2008年主题：消费与责任 2007年主题：消费与和谐 2006年主题：消费与环境 2005年主题：健康维权 2004年主题：诚信维权
2003年主题：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2002年主题：科学消费 2001年主题：绿色消费
2000年主题：明明白白消费 1999年主题：安全健康消费 1998年主题：为了农村消费者 1997年主题：讲诚信反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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