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应对思路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技术的扩散，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安全内涵正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安全，诸如领土、军事、主权等重要性在不断下降，非传统安全，比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金融危机等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日趋凸显。在当前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蓬勃进行的时期，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无疑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是值得借鉴和研究的新课题。
关键词：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应对思路
后冷战时代，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技术的扩散，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安全内涵正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安全，诸如领土、军事、主权等重要性在不断下降，非传统安全，比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金融危机等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日趋凸显。中国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崛起不仅对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释放出浓郁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更面临着来自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大国崛起，不仅仅遭遇到国际政治结构性的障碍，更面临着地区与全球层面上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其中，经济安全、生态危机、信息安全、社会安全(恐怖主义、毒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内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根据非传统安全的特点，它的威胁不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需要多边的手段共同解决。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必须联合起来，在一种“共同的外部威胁”之下，通过建立互利且有效的合作机制，积极应对。中国与东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并且在建立新安全观方面不谋而合，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经济安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非常广阔，双方合作的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多层次的合作框架逐渐形成，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在当前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蓬勃进行的时期，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无疑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是值得借鉴和研究的新课题。
一、非传统安全的界定
学界对非传统安全观念的界定源自于西方，认为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观念而言，传统安全领域外的新安全挑战，具体指一切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生态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际公共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超出了传统国家的地缘政治的主权、领土界限，其解决也并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能够实现的。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技术的扩散，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模式日趋成型，包括个人、非政府组织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多种渠道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伴随着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传统的国家权力包括军事与经济权力，开始萎缩。国家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威胁日益凸显。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产生出环境、贫富差距等问题，严重威胁到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这些问题多数具有复杂多层、跨领域的特征，体现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乃至个人安全等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也由单纯的军事安全延展到经济、军事、政治、信息和生态环境领域，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
二、 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环境
1.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我国陆地国界线长达22800多千米，与16个国家相邻，而且这16个邻国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宗教都有较大的差异性;同时，我国在长达18000多千米的海岸线上，与6个东亚、东南亚国家遥海相望，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不断进步，海洋中的能源资源不断被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围绕渔业、石油等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岛屿归属问题产生一系列争端，中国的海洋安全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保持了相当长的和平与稳定。中国积极利用形势，谋能势成，在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奉行和平外交战略，敦亲睦邻，稳定与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文莱、韩国和中亚各国建交，与越南和蒙古的关系正常化，并通过谈判逐步协调了中苏、中哈和中越的边境问题。这使得中国周边边境进入一个相对稳定与和平发展的良好时期，整个亚太地区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该地区诸种非传统安全日益占据国家间的议事日程。
当然，随着相互交往和联系的增多，中国与这一地区在社会与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在不断提升，各种跨国性问题也在增多。特别是，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借着各种跨国渠道溢出国界，衍化为地区性问题。这些都使得这一地区国家间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信息安全、恐怖主义和毒品等问题威胁日益严峻。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发展不仅仅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中国自身的崛起进程亦具有不容忽视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和防范。
2.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面临的挑战
(1)经济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参与各种国际机制，积极融入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地区层面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这种“融入”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和可用资源，建构了与越来越多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相互依赖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许多外部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特别是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后，这种脆弱性表现在，当亚太地区及周边其他地区发生危机时，会通过共有的贸易与经济网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共振效应。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重大逆转，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更直接的冲击，冲击烈度也将更大。
(2)生态安全。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安全方面的矛盾对我国双边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在逐步加大。比如，日本对源自中国的酸雨对其经济和环境造成的损害一直不满，要求中国改善环境状况成为日本向中国贷款的主要条件。中国将大量工业垃圾和污染物排至黄海，污染了韩国的海岸线。在边境地区，中方环境污染是俄方的六倍。此外在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以及航道安全方面，中国与共有国均存在着许多重要问题。这些生态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产生极为不利的溢出效应，对中国营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良好周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3)社会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走私毒品、非法移民)。亚太地区极为复杂的地域、经济、宗教以及民族差异，为地区国家间各种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走私毒品以及非法移民等社会安全问题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对地区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源自三股势力的存在：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恐怖主义。而且，中国毒品发展日益猖獗，已由毒品过境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毒品受害国。此外，走私问题和非法移民都有上升势头，对我国周边关系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对中国的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构成威胁，而且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全局。
(4)信息安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革新，深刻改变了人们生活、生产与管理的模式，加快了国家现代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然而，信息安全问题也已成为各国信息活动和国家安全保障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扩散，在网络上建构了虚拟的共同体，并以其强大的渗透力与破坏力，对国家的主权安全等问题造成巨大的挑战。中国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使其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等多种信息安全威胁，其中包括基础信息技术对国外的严重依赖、信息安全管理体制不够健全、信息安全意识淡薄等多种问题。因此，信息安全也是我国面临的战略性非传统安全问题。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非传统安全矛盾轻则有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重则会升级为国家间甚至地区军事冲突，演变为传统安全威胁。虽然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矛盾仍在可控制范围内，然而，若是任其发展不加重视，则必然会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造成极深的负面影响。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共同性的特征，其错综复杂超越国家传统的地缘政治界限，对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完整提出挑战。这种超乎传统国际政治的新特征也决定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同样超乎传统地缘政治观念的窠臼，即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安全“囚徒困境”模式的新型解决模式——合作型的“保证博弈”。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不仅与所有东盟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且双方关系的层次也从起初的磋商伙伴关系已发展成为现在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于相似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并且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国内面临着发展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任务，在国际问题上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而且，中国的强势崛起，直接冲击到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无论奉行“搭便车”抑或“均势”战略，都必须认真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这种情势就推动了亚太地区“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加之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所产生的“共同风险”意识，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合作机制的创建。
2002年11月，第6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双方在反恐领域的全面合作，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在反恐安全领域，2003年l月，中国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上提出深化国际反恐合作的四项主张，对双边反恐合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在禁毒合作问题上，2000年10月，中国、缅甸、泰国、老挝和联合国禁毒署代表签署了《东盟和中国禁毒行动计划》，此后禁毒进展迅速。在经济安全领域，《清迈协议》签订后，中国与东盟在10+3合作框架内建立了多边和双边货币援助，以多边合作为主的东盟货币互换机制逐步扩大到东盟所有成员国，资金规模增长到10亿美元。2008年5月，东盟和中日韩财政部长同意，为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出资至少80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等等。
四、结语
当前，在应对亚太地区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方面，中国与东盟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机制体系，并在应对过程中展现了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这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大国崛起对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国家所引发的“威胁感”，于长远则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然而，仍需注意到，在现实主义色彩依旧浓厚的国际政治中，这些合作机制并不能完全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与“焦虑”，并且，这种“不确定性”与“焦虑”严重地阻碍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亦面临着具体的合作方式、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必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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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菲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2015年的诸多事件如何对全球安全格局构成冲击?面对这些安全挑战和安全危机，各个大国之间如何相互竞争?又如何维持一定的平衡态势?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安全领域中发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及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如何看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需要关注的主要趋势和看点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杨毅。
《领导文萃》：请您谈一谈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有哪些新特点?
杨毅：可以说，这些年国际安全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2014年整个国际安全局势和国际政治生态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过没有发生对全球整体安全格局造成震荡性冲击的事件。而2015年则出现了诸多安全挑战和安全危机，各大战略力量在安全关系方面的互动异常活跃，可以说2015年是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国际安全局势变动最为活跃的一年。总的来讲，大的战争冲突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摩擦没有发生，但在其代理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敲山震虎”式的冲突。
2015年欧美和俄罗斯延续了自乌克兰危机事件以来的紧张安全关系。与之前欧美采取“攻势”、俄罗斯采取“守势”的不同之处是，在2015年“北极熊”绝地反击，“险中弄险”，争取主动。一方面，在欧美联合制裁、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降价的背景下，俄罗斯外汇收入降低，卢布贬值，经济遭受重创，安全环境出现恶化;另一方面，俄罗斯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坚决挺住，并有力回击，比较突出的是根据叙利亚的形势变化果断出兵，客观上使得俄罗斯的安全局势有绝处逢生的感觉。通过出兵叙利亚，克里姆林宫达到了很多地缘政治目的。而之后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法国对叙利亚IS进行了报复打击，客观上促成了法俄组成打击IS的同盟军，而英国随后也参与了打击。此外，针对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一事件，莫斯科采取很巧妙的回应方式，没有立即鲁莽地动用军事力量报复土耳其，而是有理有据有节地逐步占领舆论和道德高地，从表面上采取了一些防御性的措施，实际上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好了舆论准备、力量准备和方案准备，体现了比较高超的战略智慧。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有很多不利因素，但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
对于美国来说，2015年是继续延续其战略间歇期，从整体上看，美国安全战略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在2015年奥巴马尽可能地减少对外干预、对外军事用兵。能不派兵尽量不派兵，能派无人机尽量不用作战部队，能派空中部队尽量不派地面部队，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小布什任期内过多地参与地面战争而陷入地区安全危机和战争泥潭的情况，尽量减少对美国综合国力造成重创的军事行为。
再者，美国面临着一个“双重矛盾”的尴尬，也就是其远大的战略目标与实际战略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美国的战略目标很远大，奥巴马总统提出要重振美国雄风，稳固其全球的领导地位，延续美国的全球领导，实现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的目标。然而，美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国力又不足以支撑这么宏大的战略目标，出现了战线过长、能力不足的窘境。
而在军事建设方面，美国面临维持现有军事行动规模与军队长远建设的矛盾，也就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如何处理现实与未来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面对未来愈发激烈的竞争，必然要投资更加高科技的装备，这需要高昂的军费，而维持现有的军事行动规模同样要耗费大量的财政支出。更多地立足现在还是着眼未来，这使得美国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IS和俄罗斯定为安全威胁，但从长远的国际战略格局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担忧与日俱增，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潜力没有底，不知道中国的战略能力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中国进一步强大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姿态，美国对中国是不放心的。尽管美国宣称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对中国未来可能挑战美国霸权潜力的忧虑促使美国增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举措，这就是在中国周边的南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的紧张状态的美国因素所致。其中，美国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积极调动并借用日本来制衡中国。
总的来说，国际安全局势出现了各个大国之间相互竞争，而在竞争同时又维持一定的平衡的态势。在面对许多地区和世界安全危机上，各大国既有合作，又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暗藏了深远的地缘政治目的。可以说，各大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竞争中不得不妥协，形成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交织状态。此外，传统安全挑战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错，在2015年发生了多起非传统安全挑战，比如IS的出现，巴黎恐怖袭击，美国恐怖主义事件。这些事件加大了大国关系互动的复杂性和重叠性，各大国在不同领域互动的现状和目标各不相同。
领导文萃：这些年，中国周边安全领域中也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特别是2015年发生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您如何看?
杨毅：应该说，中国周边环境总体稳定。中国的整体实力增强，但是面临的战略压力在增大。这个看似是矛盾的，但是有因果关系的。中国面临的结构性和阶段性安全压力增大。所谓结构性，就是我们国家无论在地区、周边还是在全球层面，我们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文化影响力和军事能力都在大幅度提高，这就引发了其他周边国家的猜疑、防范、恐惧和担忧。对于美国来讲，是一种战略警觉和防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把美国赶出亚太，影响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地位，甚至是在全球层面上把美国取而代之，成为在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主导性国家，所以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所谓阶段性，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尤其是和与自己有海洋和领土争端的国家的矛盾在激化和上升，这些国家担心中国整体实力上升后，会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和他们打交道。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中国需要应对双重压力的情况，既面临着美国的战略防范，也面对着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的恐惧和担忧。这两者在跟中国有矛盾的时候会形成不利于中国的合力，对中国形成同步压力。这是中国周边环境在当前的一个特征，特别是2015年发生的事件使这个特征更加凸显，具体说：
第一，日本安保法的通过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也可以说既是二战之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最重大变化，也是东北亚地缘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绝不能低估这个事件对于日本对外政策、东北亚安全以及亚太战略平衡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由于战后体系和宪法及其相关法律的安排，日本被剥夺了集体自卫权，也就是剥夺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和能力，而安倍政权通过一系列努力突破了上述限制，其背景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矛盾。前面我们讲到，美国是野心过大而能力不足，要防范中国感到力不从心，况且美国不能尽全力防范中国，他还有别的地区、别的利益需要关注和维护。所以，美国需要帮手。而日本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大力营造中国咄咄逼人、以强凌弱的氛围。日本以帮助美国防范中国、平衡中国为名义，“借船出海”，为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造势，来获得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短期来看，日本还不至于发动侵略战争，但是，一旦日本打开这个拥有发动战争权利的“潘多拉魔盒”，拥有这项权利和能力，日后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冲击不可小觑。日本社会和战略文化中的军国主义的基因很容易被唤醒，对其未来不得不防。可以说，美日是相互利用，美国利用日本来弥补自己能力的相对不足，而日本则借机获取道德的保护伞。这对于中国就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历史上中国人民、朝鲜半岛以及亚太地区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害，对日本军国主义还留有很深刻的历史记忆。从地缘政治来讲，日本不能接受中国在这一地区充当领导者和支配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在安全问题上存在非常浓厚的零和色彩，因为两国还存在诸如钓鱼岛问题的争议。日本的军事潜力不可低估，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
第二，在南海方向出现了矛盾公开化、美国走向前台化的戏剧性现象。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海洋权益、岛礁归属等争议问题。虽然中国的领土被侵占，但我们还是本着稳定周边的考虑和合作共赢的大局，主张“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改善和相互合作，为未来问题的解决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是越南和菲律宾在域外势力，主要是美国的支持下，越来越大胆行事，时常到国际法庭上去告中国，而美国在对中国防范的战略的指引下，对于南海问题也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表面化。美国针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这一问题大做文章，进行炒作，使得南海问题的热度不断提高到中国破坏区域格局的高度，给中国扣上“破坏游戏规则”的帽子。说中国在南海人工造岛，而实际上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施工建设。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人造岛礁，就不拥有主权，而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施工建设，这是我国在主权范围内完全可以做的。而因为这个事，美国在2015年10月27日派军舰来巡航。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这次巡航，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而是整个大棋盘中的一步棋。通过这个来限制中国，并想借此激化矛盾，引诱中国做出过激的行动，让中国出昏招。而中国的应对相对巧妙，没让美国占多大便宜。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重在政治炒作，在具体行动上非常谨慎，没有采取更加具体、更加刺激中国的军事行动，包括导航雷达开着，警戒雷达是关闭的，火控雷达也关闭着，也没有其他军事行动的操演。应该说美国在军事上非常低调，在政治上非常高调。而中国采取军事上监视、警告和驱离，外交上抗议，今后这步棋还要这么走，下一步美国还会让巡航常态化，那么中国的反应也必然常态化。中美双方在南海和整个亚太地区的互动也是未来导致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总的来说，东海方向的日本安全政策调整和南海方向的美国直接介入是中国周边形势在2015年的最大事件。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是稳定的，呈现出“北固、西稳、东紧、南急”的局面，也就是在北部和俄罗斯以及北部方向国家的关系较好，安全局势稳定;西部也相对稳固，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和最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中亚甚至西亚国家的关系比较稳定，安全局势较好;东部的紧张是由于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导致;南部的南海问题风高浪大，显得比较急，对于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而言比较迫近。
领导文萃：由此，您认为目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杨毅：尽管2015年有着上述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可以说是稳中有紧，紧张之中体现平稳的态势。中国的整体实力在增强，并处于上升趋势，这些问题和挑战也是中国在爬坡阶段遇到的正常挑战，属于正常现象。中国的回旋空间广了，力量大了，影响力强了，随之面临的压力也必然增大。而我们应对这些压力，面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也提高了。总体看，我们的运筹帷幄和应对是不错的。可以说2015年周边安全形势是稳定当中有动荡，动荡之中又维持一定的稳定。这跟我们的实力增加有关，跟我们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运筹也有关。
《领导文萃》：谈及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谈到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就不能不首先谈到中美关系，当前中美安全关系的总体情况如何?
杨毅：中美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很难用一两个词概括中美关系。不能用朋友、敌人等词语把复杂的中美关系简单化、标签化。中美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复合性的大国关系。在不同的领域，中美双边关系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是不完全一样的。在政治上，中国作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与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分歧，双方既有斗争也有合作，既有协调，也有妥协;在经济上，双方都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较高，也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的压舱石，尽管在2015年中美在贸易领域出现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说，经济是中美关系中比较稳定的因素;而安全和军事因素则是中美关系中最不稳定、变量最大的因素，因为在大国政治中，军事力量是看家手段，是大国博弈的“守门员”。如何守住底线，军事力量是最后保障。从全球来讲，美国的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是无可匹敌的，但出于对未来发展和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护，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是充满疑虑的。实际上，美国对俄罗斯并不担忧，尽管俄罗斯最近不断地秀肌肉，而且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的存量比中国还多。但是美国更担忧的是增量。美国认为，俄罗斯再厉害也超不过前苏联，前苏联那么厉害，都被美国搞垮了，而俄罗斯不会对美国造成本质性的威胁。而中国是一个上升的东方大国，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没有理想的手段和十足的把握能够战胜，美国也不知道中国的军事力量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战略规划者在今后如何使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因此，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军事力量和军事现代化的防范。在战略上，美国对中国是防范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美国不希望主动挑起军事冲突跟中国决战;而在战术上，美国则是进攻性的，从军事部署上，美国招数不断，而且非常扎实地稳步推进。而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访美对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次访问很不容易，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有博弈，有磋商，也有分歧，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很多共识。有一条共识很重要，就是双方要有效地管控分歧。我们承认分歧，正视分歧，尊重现实，尤其在军事安全领域。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控制分歧使之不转化为危机，使危机不转化为冲突，这是双方战略领导人的智慧所在，也是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在。这使得中美两国恶性竞争出现的可能变得更小，更不能把可能出现的竞争和恶性竞争升级为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是很危险的，作为两个大国，尽管中国的综合军事力量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军事的增量很大，中美两国的军事对抗不但使中美两国受害，还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繁荣、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习主席的访问推动的是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愿意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对抗不是最好的方案，得不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反而会损失惨重。可以说，习主席这次访美为中美安全关系上了一道保险阀。
《领导文萃》：前面提到，“一带一路”是稳固周边特别是西部安全局势的重大战略部署，那么，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杨毅：“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说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很多人把这个战略简单地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走出去”的一个平台，而实际上，这是中国提出的很大的战略构思，对内是战略，对外是倡议，是形成以中国为圆心向四周画的大圆，这个大圆形成利益共同体，政治安全上互信，经济贸易上互惠，文化民心上互通，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构想，它会促进中国在各个方向同俄罗斯、中亚、西欧、东亚、西亚、东盟等地区的合作。如果“一带一路”能够顺利实施，这将极大地拓展我国的战略空间、安全空间、利益空间，同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也是有很多利益的。而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按照麦金德的陆权理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住了全世界的命门，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好要经过所谓的世界岛;按照马汉的海权理论，谁控制了海洋尤其是咽喉航道，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贸易的通道，谁就控制了经济命脉，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就是要控制海上的咽喉要道，所以从传统的地缘政治来讲，这是一种挑战。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两洋战略出现重合性的矛盾，美国两洋战略，即大西洋战略与太平洋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冷战时期，美国主要的战略目标是搞垮苏联。而现在美国的新两洋战略从侧重欧洲转向侧重亚洲，在巩固大西洋联盟的同时，其重心已经放在了太平洋，比如加强美日同盟。当然，在两洋战略中还包括经济武器，比如TTIP和TPP。总的来说，我们的“一带一路”面临着两大挑战，传统的地缘政治挑战，认为你不是搞合作，而是占地盘，控制海洋，控制世界，美国认为，这是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挑战和对冲甚至是对抗和去全球化，还包括日本、印度、土耳其等一些地区大国的怀疑，这是“一带一路”的外部挑战;对内来讲，我们面临一个准备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战略，形成了中央提出，各部委研究，地方实施的局面，容易出现一哄而上和急功近利的情况。
《领导文萃》：与中国相关的主要非传统安全议题，诸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当前有哪些新变化?
杨毅：中国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15年气候问题更加严重，在我国的华北、华南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气，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在去年12月中上旬北京颁布了雾霾红色预警，可以说，气候变化使中国深受其害，这类的非传统安全带有很强的紧迫性。
说到网络安全，我国是网络安全问题的最大受害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我们的网络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这增大了我国受网络攻击的可能性。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网络挑战，维护网络安全，比如维护网络安全平台的建设，加快网络硬件和软件的国产化。我们在遭受网络安全挑战的同时，也遭受来自这方面的压力，美国指责中国对其进行黑客攻击，而实际上，美国利用自己在网络方面技术最强、力量最大、手段最多的优势，对别的国家网络的监控攻击才是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斯诺登揭示的那样，美国甚至对盟国的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都进行了监听，更不要说对我国的领导人和重要人物的监听。所以，在网络安全方面，中国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方面被别人攻击，另一方面被“莫须有”地指责攻击别人。
再者，是恐怖主义袭击。对于国内来说，我国没有面临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但是，这种潜在的危机、威胁在上升。第一，就是外部恐怖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国内的问题。随着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对IS的打击，这些恐怖组织势力可能会东移，通过相关途径进入中国。第二，就是国内的三股势力不容小觑。三股势力呈现不断蔓延、不断扩大并逐渐向内地发展的趋势。不断高科技化并在大城市闹市区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在提升。第三，随着经济社会进入深层次的转型期，各种类型的矛盾都在激化，客观上，为恐怖主义袭击提供有利的环境。因此，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领导文萃》：中国与周边大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的安全关系目前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
杨毅：可以说，中国在与周边大国的互动中体现的是一种积极作为、稳步推进的态势。首先，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在2015年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战略互信不断提高，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普京频繁会见和不断针对世界局势及时交换意见。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军事关系、经济关系都在提升，俄罗斯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合作。中俄战略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俄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和协议，尤其军事合作，包括达成了关于俄罗斯苏-35和S400的协议。这些都是俄罗斯武器库中比较高端的武器。以前俄罗斯对于类似的高端武器出口中国是不放心的，而现在的出口则显示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在增加，当然也有其经济困难不得不卖的背景。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安全关系更加巩固、更加成熟。
就中印关系而言，两国总体关系得到改善，总体维持稳定。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成功访问，并与莫迪总理进行了深入会谈，两国就重大的地缘安全问题，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15年莫迪总理访问中国，习主席特意到西安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仿古欢迎仪式。应该说，两国关系在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总体回暖，保持稳定。两国发展稳定的、持久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的意愿是很强烈的。但客观上讲，中印安全关系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一个是两国的领土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另一个是第三方因素问题。美国和日本都在拉拢印度，印度也想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总的来说，中印双边关系更加发展了，愈加巩固了，这是主要方面。
就中日关系而言，总体关系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知道，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采取购岛、“国有化”的政策，用政府的行为直接挑战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直接导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而在2015年，中日关系进行了“破冰”和走出低谷的尝试。由于日本在中国核心权益方面做出了承诺，双方达成了四项共识，实现了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见，双方也都愿意稳定中日双边关系，应该说，中日关系在逐步走出低谷，朝着更加稳定和积极方向发展。但中日关系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抱有很深的猜疑心，有很高的不信任。日本担心中国日益强大会以力服人，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而中国担心日本在军事安全政策方面走得更远，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挑战。双方的战略担忧，互相不放心仍在继续。另外，两国在地区其他问题上也存在竞争，比如，日本的外交很重视中国，基本是习近平主席走到哪里，安倍就要跟到哪里。中日恶性竞争的事件经常发生。这都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中日安全关系走出低谷，但要实现恢复平稳发展，避免结构式动荡，还需要中日两国的进一步努力。
《领导文萃》：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需要关注的主要趋势和看点有哪些?
杨毅：应该说，2016年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十三五规划是在夺取全面小康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目标的冲刺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中国全面推动改革的意义极其重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特别需要外部环境的稳定。处于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我国特别希望2016年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包括跟各大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稳定。这就牵扯到如何稳定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继续深化和巩固中俄关系，妥善地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印度的合作关系。应该说，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但是，从外在趋势来讲，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首先，中美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结构型相互猜疑还会继续上升。因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实力与日俱增，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也会愈发强烈。双方还会继续试探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底线，中美可能会在2016年出现新的摩擦点。第一，美国的对台军售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美国已经放出风声，继续对台军售，这必然招致中国政治上的反对，中国也必然会采取相关的反制措施。第二，美国进入大选年。出于选举和国际局势的综合考虑，美国会对中国实施更大的压力。中国的议题会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很重要的谈资。第三，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相关问题上，会加大对与中国有矛盾的第三方的支持力度。比如，会加大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支持。这些因素的叠加会导致中美关系的不稳定。
而中日关系面临着日本如何实施已经通过的安保法案问题，尤其是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警惕日本在钓鱼岛附近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关系会面临着新一轮的紧张态势。其次，我们要警惕日本在南海方向上的动作。日本的官方和民调都支持日本加强在南海的巡航等等。这是一个非常能引起我们警觉的信号，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中日能不能避免在东海擦枪走火，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在海洋方面，我们要避免一些意外安全事故的发生。因为美国的军舰、飞机在我们周边巡航、侦察频繁。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增强我们的巡航，这样，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就会上升。
再就是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防止这些周边国家“抱团”，防止其形成更加固化和稳固的、针对中国的阵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关注点。
台海方面，即将上台的民进党，他们也不敢贸然采取不利于两岸发展的极端举措，但采取一些“阴招”，比如隐性台独、文化台独和恶化两岸关系的趋势不可低估。
总的来说，随着我国的实力增长，地位的上升，中国在周边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增加，周边国家对我们的经济需求也会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我们在周边的回旋余地更大，但是相应的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2016年的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上是乐观的，但是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朝鲜半岛问题，这是很难预料的，朝鲜会不会继续进行类似不久前发生的核试验或者其他的冒险行动，都不好说。这就对中国周边的冲击很大，大大增加我国周边外交的变数。最后，我们还要预防那些我们难以预见的意外事故的出现。我们能预料的挑战，是比较好应对的，那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意外事件，则需要我们提高战略智慧和应变能力来应对的。
作者：李然
摘要：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宏观目标是谋求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FTA网络，在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国家利益的同时，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与宏观目标相呼应，中国的此项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次目标乃是要打造基于FTA网络的周边安全架构，保障周边市场安全、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台海安全等相关领域的安全，以利于有效应对和解决周边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关键词：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 周边安全 周边市场安全 周边交通能源安全 台海安全
中国历来重视周边安全，并注意不断调整和完善周边政策——由军事对抗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由“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再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由以注重增强“硬实力”为解决安全问题的坚强后盾到同时重视强化“软实力”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FTA)战略不失为解决周边安全问题的最佳路径之一。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中国实施立足周边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迎合了周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搭乘中国“快车”助推其自身经济发展愿景的渴望;其次，中国立足周边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可以在相关地区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FTA网络。中国利用这一网络平台构建和巩固周边安全架构，从而得以在解决周边安全问题时能够从容应对。籍此，本文在审视“中国(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具有“立足周边”、“驾轻就熟”、“安全立命”等特点后，将着力考察基于这一战略构建的周边安全架构。该安全架构的重点在于确保周边市场安全，其支点在于确保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其难点在于确保台海安全。
一、战略根本：立足周边
在冷战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国际安全区域化的倾向日益凸显。作为区域主体的国家或区域性组织为此制定了各种战略加以应对，其中具有超越单纯经济收益等新区域主义特征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乃是最为有效的战略之一。进入21世纪后，包括中、美、日、韩等在内的大多数亚太国家最初并不热衷于达成以FTA为核心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WTO等多边贸易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多哈回合谈判(Doha Round Negotiations)进展缓慢，这些国家开始转向RTA/FTA，以藉此弥补WTO的缺失，且其相关行动有不断加速的趋势。这突出地表现为它们纷纷制定出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如日本、韩国和美国分别于2002年、2004年及2006年正式提出此项战略。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最大特点是实践在前、提出在后、立足周边、逐步完备。中国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之际。然而，由于入世谈判在90年代后半期进人关键时刻，中国需要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WTO成员地位问题，因而自由贸易区建设仍只能停留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但是，中国几乎是在加入WTO的同时，特别是在中共十六大提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的方针后，便开始了与巴基斯坦、东盟等周边国家和区域组织开展FTA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在此基础上，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要求“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又一次强调，“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再度强调，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自中国启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的首个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做出“顶层设计”。至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了正式的官方文本。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立足于“大周边”，其影响力渐趋凸显。鉴于中国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其“周边”概念的外延也不断拓展，已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接壤邻国的“小周边”范围。《中国外交》(2011年版)白皮书关于“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深化”的专题中提及“上海合作组织”、APEC、“东亚峰会”、“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等字眼，就是对“大周边”概念的强有力的印证。丁工在总结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大周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亚洲大陆为本体主干和以印-太两洋为翼面构建的“一体两翼”框架结构，它覆盖了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海湾及南太平洋六大地域区块，容纳了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部分濒海临陆地带的辽阔空间。笔者在本文中倾向于将中国“大周边”简约为“亚洲+大洋洲”。2015年12月20日，中国—韩国自贸区、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协定同时正式生效。
然而，对中国立足周边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国外研究机构和学者的解读多有偏颇。如韩国国际经济政策所(KIEP)的政策分析报告得出“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区战略同日本竞争东亚地区领导权”的结论，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片田纱织则进一步强调，中国是“为了在亚洲确立领导地位而利用自由贸易区战略”。
二、战略趋势：驾轻就熟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一个日趋成熟的体系框架，这突出地体现为中国从事相关谈判的经验日益丰富，对战略实施的掌控能力日益增强，战略的全球布局日臻完善。
首先，在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过程中，中国的谈判经验从无到有，逐步积累，并于此间稳中求进，举一反三。事实上，中国早在2001年已开始提出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虽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的框架协议被外界看作是“宏观而又粗糙的”，但多年来，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从“早期收获计划”到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的逐项签署，再到投资协议的签署，逐步充实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可谓“瓜熟蒂落”。这些特点也反映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例如，中国将“早期收获计划”(2005年)用于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谈判，相关协议的达成仅以双方签署货物贸易协议为标志(2006年)，而服务贸易协议从谈判到正式签署历时三年左右(2009年)。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署也经历了从货物贸易协议(2005年)到服务贸易协议(2008年)再到投资协议(2012年)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每年都签署补充协议，截至2013年8月，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第10个补充协议。2014年12月，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广东协议》。次年11月，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服务贸易协议》。2010年6月，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正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早期收获计划于201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然而，于2013年6月签署的ECFA后续协议之《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却因岛内民进党势力的强行阻挠而被暂时搁置。
其次，中国对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的掌控能力不断提高，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在内的一揽子协议签署的力度日益加大。2008年10月生效的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协议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区协议，中国还于当月与新加坡签署了内容较为全面的自由贸易区协议。2009年4月，中国与秘鲁签署了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的首个一揽子自由贸易区协议。次年4月，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签署了中国与中美洲地区国家的首个一揽子自由贸易区协议。2013年4月，中国与冰岛签署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首个一揽子自由贸易区协议。同年7月，中国与瑞士签署了中国与欧洲大陆和世界经济20强国家的首个最为全面的自由贸易区协议。2015年6月，中国与韩国签署了东北亚地区的首个自由贸易区协议，也是迄今中国对外商谈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协议。当月稍后，中国与澳大利亚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澳大利亚因而成为世界上首个以负面清单方式对中国作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力度异常加大，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谈判为标志，中国将加快相关已签署协议的升级谈判。
第三，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全球布局是立足周边，全球布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最终使得中国与自由贸易区谈判对象的所在地区逐步发展为区域性自由贸易区。除已与上述有关国家和区域组织就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外，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也正在进行。它们是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格鲁吉亚和海合会(GCC)，大洋洲的斐济，欧洲的挪威和摩尔多瓦，非洲的南部非洲关税联盟(SACU)，拉美的哥伦比亚。此外，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次)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毋庸讳言，中国积极地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是点面结合的最佳体现。
三、战略超越：安全立命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之组成部分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并不能被简单地归属于经济战略。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自由贸易区战略都不只单纯地出于经济目的，还不乏政治、安全等方面的动机。以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为例，它即含有多种目的，如推进美国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强硬的外交政策、提高美国在世界贸易体系及其规则制定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将自由贸易区作为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和维护本国安全的工具。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也包括经济、政治、安全等不同目的，而中国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比较成熟的自由贸易区伙伴选择标准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一标准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双方政治和外交关系良好，且各方均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同意愿;二是双方产业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较强;实行自由贸易不会给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带来严重冲击;三是对方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及贸易辐射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由此可以看出，自由贸易区战略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大战略，用以寻求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是其目标又超越了经济战略，涉及政治、安全等其他战略的范畴。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宏观目标是谋求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在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国家利益的同时，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国内外安全环境。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宏观目标贯彻了形成于20世纪末的“新安全观”，后者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理论基础，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以各方的平等对话、协商和谈判为付诸实践的主要途径。中国的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安全合作的成功实践中确立并逐步发展的。它在中亚和东南亚的践行充分证明，大国和小国可以在国家间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合作，以实现共荣共存和共同安全的目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它不仅有利于各自的经济建设，而且有助于建构彼此间的共同安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以经济合作与互信推动政治合作与互信，是中国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的重要举措。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宏观目标更加充分地体现了亚洲新安全观。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共同”意味着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综合”标志着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是要安全与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必须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应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与宏观目标相呼应，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周边地区也有其深层目标。通过研究发现，由于自由贸易区谈判涵盖了双方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的考量，中国就有通过其形成自己的周边安全架构的可能，以便在面临相关问题时从容应对。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目标是要打造基于FTA网络的周边安全架构，确保周边市场安全、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台海安全等相关领域的安全，以利于周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应对和解决。
四、战略重点：确保周边市场安全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不断加深，逐步形成了利益-命运共同体。2013tg4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共克时艰，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给世界带来了信心。步入新世纪十多年来，亚洲的地区内贸易额从8000亿美元增至3万亿美元，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贸易额从1.5万亿美元增至4.8万亿美元，表明了亚洲的合作是开放的，区域内合作和与其他地区的合作并行不悖。自迈进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额由1000多亿美元增加到1.3万亿美元，已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超过了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额之和(参见图1)。
因此，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近期和远期的目标和任务无疑具有合乎逻辑的部署。2015年，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中要求：近期，加快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提升已有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水平，积极推动与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使中国与自由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或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中长期，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使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实现自由化和便利化。从中不难看出，这一部署的逻辑起点是立足周边，确保周边市场安全。
当前，中国在周边地区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主要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挑战。首先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挑战。TPP是一个高水平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其内容不仅有商品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而且涵盖服务贸易自由化及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合作等领域。TPP还参照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章程，制定了关于劳动合作与环境合作的补充协定。更为重要的是，TPP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例外，它要求各成员毫无保留地实现贸易自由化，其时间也较APEC茂物宣言的目标年度——2020年提前。自2010年起，美国做出了“重返亚太”的决定，TPP也成为其操弄地区霸权的一种手段。在整个TPP谈判中，其进程事实上为美国左右，且中国迄今未曾被邀请参与，“孤立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TPP拥有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12个APEC成员国，有关谈判已于2015年10月5日成功结束。韩国与美国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其加入TPP只是时间问题。毫无疑问，TPP几乎掏空了APEC，分裂了东盟，威胁了RCEP，成为美国在经贸领域遏制中国发展、增强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工具。
对此，中国利用自己担任2014年APEC峰会轮值主席国的机会，与APEC各成员密集磋商，就启动并推进FTAAP建设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制订了《APEC推动实现FTAAP北京路线图》。该路线图总结了到目前为止各方围绕FTAAP形成的共识：FTAAP与多边贸易进程是互补的，其性质是全面、高质量并涵盖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APEC是FTAAP的孵化器，TPP和RCEP是FTAAP的实现途径，需要开展相应的能力建设等。RCEP和TPP两者各有其比较优势：RCEP更多地反映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诉求，更符合东亚乃至亚太生产网络的要求;TPP则代表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对21世纪贸易规则制定的诉求。显然，FTAAP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才能兼顾这两种诉求。而在TPP谈判结束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RCEP谈判各方只有加快步伐，方能最终实现FTAAP对二者的整合，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挑战。
其次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挑战。2015年1月1日，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3国发起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运行，随后，亚美尼亚(1月2日)和吉尔吉斯斯坦(5月1日)亦成为其正式成员。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第一次与作为第三方的越南达成了首份自由贸易区协定。8月24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Alexey Ulyukaev)在东亚经贸部长磋商会上表示，目前，超过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愿与欧亚经济联盟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意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和柬埔寨等。事实上，俄罗斯对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建设始终持消极态度，担心中国通过经济影响力获得对中亚事务的主导权。欧亚经济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存在着竞争关系，这乃由二者成员国的大部分重叠、所处地域的大面积交叉以及经济功能重合等三方面因素所导致，其中经济功能的重合对双方竞争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欧亚经济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若要避免激烈的竞争和不必要的损耗，在竞争可能发生的领域进行磋商及协作便显得尤为必要。为此，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于2015年5月8日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联合声明》，共同宣布启动《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当天，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委员(部长级)斯列普涅夫(Slepnev)签署了启动该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商定通过该协定设立贸易便利化的制度性安排并最终建立自贸区。而普京总统也在12月3日的年度议会国情咨文中提议启动关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和东盟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的磋商。
五、战略支点：确保周边交通及能源安全
当前中国立足周边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最为迫切的需要，无疑是支撑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交通合作和关乎经济命脉的能源合作。中国周边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其交通及能源基础设施相当落后，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它们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影响了中国与其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实施效果。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通及能源合作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是在两个区域或区域组织中，一个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而中国同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通和能源合作均或多或少地与此二者有关。例如，中国与其进口石油的最大来源地海合会(GCC)将于2016年内达成全面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海合会的石油输往中国则必然经过东盟，今后其也有可能经由在建的中巴经济走廊这一捷径，而巴基斯坦乃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交通及能源合作源远流长，且具有现实而宏大的战略空间可供构建。在2007年9月于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一东盟交通战略规划研讨会上，中国交通部向中国和东盟十国的交通专家及官员提交了《中国与东盟交通合作规划设想》，其中有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将形成“四纵两横”运输大通道的构想：“四纵”为中缅通道、昆明一曼谷—新加坡通道、中越通道以及海上运输通道，“两横”系马六甲海峡通道和孟中印缅通道等。“四纵两横”运输大通道谋求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打造一个建立在已有的现实基础上，统揽除航空之外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立体型、全方位、多领域的交通和能源安全合作网络。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关合作成果寥寥，很多设想仍停留在纸面上。以中国与东盟间的泛亚铁路合作为例，中国境内的路段项目都在积极推进中，而东盟各国境内的路段项目却迟迟未能开工。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该项目所需建设资金庞大，对老挝、柬埔寨、缅甸等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亟需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其次是技术和设计多种标准的协调，其中轨距不统一是最大的难题。泛亚铁路东盟路段的沿途各国有三种不同的铁路轨距，分别为1435毫米、1067毫米、1000毫米。因此，有专家建议研制一种可改变轮距的新型准轨-米轨列车，使之在泛亚铁路全线通行无阻，这也被认为是实现泛亚铁路国际联运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但进行米轨和标准轨道的更换及对接的成本和造价较高，需要各国进一步就此进行沟通与合作;最后是区域内外各方力量的博弈。区域内，作为泛亚铁路的倡议国，马来西亚一直对这一大通道的建设十分重视，朝野上下皆希望尽早开工。而新加坡对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在欧美和日本，其进出口主要通过海路，国际陆路运输所占比重不大，因此反应比较冷淡。虽则建设区域性铁路网格外重要，但老挝、柬埔寨、缅甸和越南等国对线路的选择仍存在争议，因为不同的线路对沿线各国的意义大相径庭。区域外，日本通过提供援助插手泛亚铁路项目，并积极支持中南半岛一些国家建设东西走向的交通线路，以与泛亚铁路这条“南北走廊”一争高低。作为该地区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国和援助国，日本加大了支持建设横贯湄公河的东西走廊的力度。此外，印度在其全面“东进”东盟的战略中，也将尽快修通自新德里到河内的铁路作为重点。
上海合作组织的交通与能源合作的战略空间构建更为宏大，其范围扩展至“6+6”(上海合作组织6个成员国加上6个观察员国)甚至更大，如此才会显得更加完整。然而，相关区域内同样存在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这一合作的“硬瓶颈”，其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缺口也颇为巨大。所幸包括中国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交通及能源合作仍在快速升温并有序展开。2014年9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正式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计划于2017年建成从连云港至圣彼得堡的公路网，使各成员国更好地共享连云港这一出海口。这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多边经贸合作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可堪称“十年磨一剑”。此项协定的签署可以说是各成员国对习近平所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积极回应，是对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份“厚礼”。2015年12月14日至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河南郑州举行，各国总理们一致强调，该协定的落实将有助于发展多式联运，构建便捷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格局，释放上合组织成员国过境运输潜力，应使其尽快生效。
近年来，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签定关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和管线建设的多项巨额投资合同，致力于能源获取多元化，以规避“马六甲困局”，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与此同时，非该组织成员的美国、日本、欧盟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积极向其中渗透。这将可能导致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出现种种不和谐因素，组织的凝聚力下降，外来势力乘虚而入。针对上述问题，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率先提出了组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设想，并得到广泛支持。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建议“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稳定供求关系，确保能源安全”。次年9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能源俱乐部作用，加强成员国能源政策协调和供需合作，加强跨国油气管道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安全。”
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促进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加速，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都是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要途径。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框架思路也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通和能源合作勾画出清晰的路径：陆上以国际大通道为依托，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为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又主导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LB)和丝路基金等金融公共产品为其“保驾护航”，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短板问题。因此，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通及能源合作将不断呈现出开放、深化、升级、多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态势。
六、战略难点：确保台海安全
台海安全概念的提出，有着诸多历史与现实的考量。从现实的角度看，台海问题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日等外国势力的插手和干涉。美国是始作俑者，为了围堵原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及中国大陆，着力将台湾打造成“第一岛链”中“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虽不断声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暗地里却仍不断为台湾谋求“国际空间”，并不断通过向其出售先进武器确保恐怖平衡，以使两岸处于“不统不独”的绝佳状态。日本的殖民情结也是潜在暗流。同美国一样，日本不愿看到中国恢复以往的强盛，总是与美国一起，动辄在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台海地区一直都在日本所关注的“周边事态”涵盖的范围内;二是台海两岸间多年的隔阂形成了彼此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不同程度的差异。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大陆目前尚处于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而台湾则已站上产业链的高端。政治制度的差异具有本质性，且台湾社会与文化也在多年的发展中呈现出其独特性。因此，台海两岸短期内不可能在各领域形成高度的认同感;三是鉴于外部势力的干预和两岸的认同差异，“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逐渐滋生。这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势力，其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中甚至已达到高峰。“台独”势力伴随时局的变动，以不同的形态存在。它不仅想在政治上谋求所谓的“国际空间”，军事上图谋“以武拒统”，还意欲通过经济上的“实质外交”、文化上的“去中国化”、社会上的“族群分裂”等一系列举措，达到“法理台独”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
针对台海问题可能爆发的三个机理，要想构建台海安全机制，中国大陆除必须在政治上不断强调“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和立场，在军事上决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的选项，还应加强两岸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各种交流平台的构建，从而增强彼此“同文同种”的认同感。当然，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防止“台独”势力的滋生，这也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固守双方在业已共同加入的WTO和APEC中的身份定位，防范和消解台湾地区在多边、区域或双边经济合作中任何有悖身份的企图。2001年12月和2002年1月，海峡两岸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和“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华台北)”的身份加入WTO。1991年11月，中国大陆同中华台北和中国香港一起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在此之前，中国同APEC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明确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体，分别以“中华台北”和“香港”(1997年后改为“中国香港”)的名称加入。1993年11月，APEC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会议确定，台湾地区参加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只能是经贸部门的负责官员或工商界人士。这种方式被称为“西雅图模式”，此后的APEC会议均沿用这一模式;二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地区与以“主权国家”或“政府”等身份登台亮相的台湾地区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2002年11月，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强调：“台湾当局正在以商谈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为手段，来搞实质意义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的问题。因此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中方坚决反对与我们建交的国家同台湾当局商谈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否则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麻烦，影响我们双边的经贸合作关系。”这一表态反映的正是当时中国政府否定台湾有在WTO的架构下与其他国家洽谈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新加坡曾于2001年与台湾就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但最后因北京的压力及台湾坚持使用“台湾”名称而暂时搁置。虽然在大陆的默许下，2013年，台湾当局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名义与新西兰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这也仅具有个案效应而非可以无条件效仿的先例;三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达成与FTA性质相类似，旨在实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经贸领域中的“双赢”或“多赢”的经济合作协议。
2008年，国民党籍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上台后，致力于达成富有两岸特色的FTA。两岸最终在2010年6月正式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2011年1月1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全面实施。在ECFA签署一周年、早期收获计划也付诸实施半年之际，台湾当局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于2011年6月会同相关部门举行“ECFA签署周年成效说明会”，对ECFA签署及实施以来的成果予以积极评价。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2011年竞争力排名，台湾从2010年的第8名上升为第6名。台当局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赖幸媛据此认为，ECFA推动了台湾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她表示，在ECFA作为框架性协议生效之后，双方已启动了两岸货品贸易、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投资等协议的蹉商，并开展海关合作、产业合作及双方经贸团体互设办事机构等事项的合作，“明确了两岸经贸发展的路径图，有序推动并提升了两岸经贸往来的制度化保障”。
然而，随着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ECFA后续谈判工作面临的各方面阻力更是纷至沓来。以海协会与海基会于2013年6月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为例，这本是一份互利双赢的协议，但由于岛内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民进党出于政治目的的抹黑，引起不明真相者和民众的恐慌，一股反“服贸”情绪开始在社会上弥漫，甚至引发了“太阳花学运”。这份协议在“立法院”中至今仍被束之高阁，迟迟无法审查通过。其实，反黑箱、反服贸只是借口，这场运动真正的根源在于“反中”，背后实则为民进党“逢中必反”的情绪作怪。因为台“立法院”审议台湾与新加坡的自贸协议和与新西兰的自贸协议均遵循“行政议签、事后审查、包裹表决”的立法规范，而服贸协议却要“政党协商、逐条审查”，甚至主张另订《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自然，诚如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先生所言，台湾地区面对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大陆地区尚且如此，又何谈未来加入TPP与RCEP的雄心?将与台湾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的潜在对象又会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的开放力度?民进党籍的台湾地区新领导人蔡英文企图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前提下，通过所谓“新南向政策”谋求贸易多元化，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终将面临注定失败的窘境。
结语
总之，随着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将会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密切合作，从而改善周边安全环境，这既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利反驳，又是对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和谐世界(地区)以及命运共同体等外交理念创新的有利佐证。多年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周边地区积极的实践，逐步搭建起了包括市场安全、交通能源安全、台海安全等诸多领域的周边安全框架。这一基于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安全架构还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在周边地区的逐步落实而涵盖更多的安全领域，从而使中国在解决周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上更加得心应手。
收稿日期：2016年4月
(责任编辑：胡传荣)
作者：张义明
摘要：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复杂的地缘关系决定了中国安全环境的严峻性。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形势跌宕起伏。通过柴宇平教授对周边热点问题分析,加之从影响我国安全稳定的因素进行了说明和对比,提出若干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加新的变数，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究其原因，既有不利因素也有有利因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周边的整体安全环境可谓喜忧参半，总体上呈现“北稳”、“西热”、“东闹”之势在内容上,这次形势与政策的报告会主要有下面几个主体内容: 第一,对周边影响我国安全稳定局势的因素进行分析，阐述我国目前可能面临的威胁与挑战。第二,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思考，提出解决的办法，及时迎接与化解挑战。第三,对现在面对的情况简单作一个总结。总之，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安全与稳定面临巨大威胁，所以，中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加以应对，保障我国安全。
关键词：中国，周边热点，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中国的国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中国国界线长约为22千米，海岸线长18000多千米。陆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国家有6个，照这样的海陆位置,按现在的形势分析,中国的周边环境是相当复杂的。除此之外，在世界上人口过亿的10个国家中中国周围有6个;世界上宣称有核武器的8个国家中中国周围有4个;国际上极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五个地区中也有四个在中国周围。如此复杂的地缘关系可知中国安全环境的严峻性。
中国周边环境安全形势
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现阶段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处于亚洲通往欧洲的要道上，并且因为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都有着较大影响。就中亚自身来讲，一方面政局不稳，内部冲突不断，对我西部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如最近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爆发的大规模的骚乱，就有向周边地区蔓延之势。另一方面，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都是国家的安全隐患。此外，美国正不断加强对里海、中亚石油及其战略通道的控制，并以反恐为由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是对中国西部安全的严重威胁。 俄罗斯与中国安全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两国的共同边界长达4300公里。俄罗斯不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还拥有超强军事力量，依然是个军事强国和核武器大国，因此是影响中国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冷战结束后，中俄邦交迅速实现了正常化，也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中俄不断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关系稳步向新的高度和深度发展。但中俄间仍存在一些干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问题。随着中俄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反而增加了。俄罗斯不断加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可以说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在稳步发展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存在。
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长期以来，朝鲜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一直在秘密研制核武器，使得本来就微妙的朝鲜半岛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也增大了我国维护东北安全稳定的压力。朝鲜拥有核武器，将直接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破坏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并势必造成有关国家的连锁反应，不但促使美、俄竞相部署核力量，而且会给韩、日等国研发核武器提供借口，使半岛成为“核弹火药桶”。
日本与中国安全
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稳步发展，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依然不容乐观。首先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对侵华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教科书，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之后是在领土、领海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与我国争夺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权益，从而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与美国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军事合作，力求在与中国的斗争中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日本在中国周围的一系列动作是我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我们应当高度警觉。
印度和中国安全
作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印度不断加强自身军事实力，以实现其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梦想，并把中国作为其实现大国梦的最大威胁。近年来，中印关系虽然已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大障碍。。首先，边界争端是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首要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领土存在争议，并在1962年发生过边界战争。边界问题事关国家的根本利益，又直接涉及国民的民族感情，从根本上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少印度人认为，中国是一大潜在对手，中国的强大是对印度的威胁。因此，印度不断加强其军事实力，这使得中国的西部面临着潜在的安全隐患。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印度虽然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但却在暗中支持**集团分裂活动，企图以此增加向中国施压的筹码。
南海问题与中国安全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邻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显著增多。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国家非法侵占南中国海我国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东南亚国家的行为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从战略上看，南海地区在国际海运航道上的地缘战略优势和丰富资源，是中国未来海军建设和潜在能源供应的重要基地，关乎中国的崛起。围绕南海水域、岛屿的主权争夺愈演愈烈，并日益复杂化和国际化的态势， 已经成为维护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制约因素。 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与中国安全。
台湾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具有深远性。台湾问题使我国一直存在卷入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可能，对国家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困扰。随着国民党2008年大选的获胜，台海局势出现了缓和的有利局面，两岸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美国与中国安全
美国虽然不是我国的周边国家，但美国在东亚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影响最大。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中国的邻国，而且是最大的邻国”。在中国东南，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通道，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已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构成了三道岛链防线。美国在我国周边地区密集的军事部署更使我国面临强大的军事压力。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需严密关注、高度警惕、正确应对。
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加快谋划“大周边战略”，区分陆地与海洋的不同情况，统筹各大地缘方向，针对地区热点，技巧性地解决。此外，针对外界对南海问题的炒作与曲解，宜适时明确界定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底线”。
放眼未来，周边安全是中国发展中需要经历的机遇和挑战，也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坎”，谋划中国对外的策略，必须想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安全与稳定面临巨大威胁，所以，中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加以应对，保障我国安全。
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和睦友好外交政策一直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外交政策。这项侦测不仅需要考虑国家核心利益，和中国所处于的周边众多而且诊治形势宗教信仰众多国家中的独特的政治环境;对于安全和环保等众多问题，拥有一个好邻居是目前最佳的途径。而拥有安全的周边环境的事实表明，和睦友好外交是正确的。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军事安全稳定、经济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等内容，一般指传统意义的周边安全环境，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安全。环境周围区域多边合作是时代的潮流。冷战结束后，地区多边合作发展良好;一系列的多边组织会议和论坛兴起，区域经济、政治和安全在中国和邻国关系中表现的很重要。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层次的区域多边合作。总体表现为区域多边合作是时代的潮流。这也是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环境安全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周边的行为，是在变化和发展繁荣的过程。因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不不长期保持稳定，是一个动态的现象。
通常，人们谈论“地源”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关系：他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是不同地区之间，国家的地理情况。由于地理环境之间的不同。需要考虑了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制约关系后中国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在研究所相邻的国家时，地理环境不但是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关系，还应该包括少数种族、政治活动和社会经济因素等社会自然因素。其中地理环境是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我们知道政治关系是人类政治生活与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它是空间特性和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并且拥有它的特定属性。政治行为可以控制地理环境，政治行为也可以控制权力给特定利益和权利为核心的安全以及以空间关系的地理环境的竞争和用于协调的过程，发展它甚至可以通过地理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领导人的政治对话，来谋求诉诸于公共权力来公平、公正地分配国家利益。与国内政治生活不同的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没有一个公共权威的存在，政治行为体之间无法谋求诉诸于公共权力来公平、公正地分配国家利益，竞争就构成了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地理空间中开展竞争是地缘政治的重要特征，这种竞争可以分为对抗性型竞争、妥协型竞争和合作型竞争三种，由此而促成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也可分为对抗型的、妥协型的和合作型的三种。
迟迟无法解决的领土争端可能导致持久的冲突或危机。中国拥有极长的国境线周边国家中有许多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这是一个影响的周边安全环境稳定的重要的原因。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和绝大多数陆上邻国解决了划界问题并签署了相关条约。其中，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等国，在冷战结束之后成功地完成了边界条约的签署、边界的勘界工作。但是仍然有部分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中印边界问题。关于海上领土争端的权利和利益，中国和越南在冷战的结束后签署了在北部湾划界协定。然而，中国与邻国的海上领土争端依然有一些尚未解决，其中包括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尤其是南沙群岛领土争端，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一些领土争端有日趋国际化的倾向，某些外部大国和地区多边组织介入其中，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如果争端不能很好的解决，中国将很难应对和处理与一些邻近国家的关系，我们不能保证中国处于一个长期和良好的安全环境。不仅如此，领土争端可能导致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国际危机，威胁中国的安全环境。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只能通过高度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只有解决好双边与多边的领土问题，才能真正拥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
以下是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下如何应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挑战的思路。以硬实力对抗周边的挑战。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大程度上认为中国目前UDP是世界第二，再加上中国军事现代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因此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应是第二。而既然中国有这样的硬实力，中国就不必再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应该以硬实力对抗挑衅中国的周边国家，在解决领土争端中有所作为，以实力求和平。如前所述，以硬实力手段解决周边的争端问题，尽管可能彰显中国维权的不可动摇决心和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威慑效应，但从长远看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第一，它会刺激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加剧中国周边的紧张局势。目前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军备竞赛比较突出的地区。中美之间为了抢占战略先机，在外太空、深海、网络和远程投射以及防御领域展开了竞争;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也不断演练和提高军事装备，为本地区可能的军事冲突做物质上的准备。中国如果利用军事手段或者通过硬实力的进一步提高达到阻遏本地区对中国的挑衅，可能只会加剧这一趋势，从而加强中国的安全困境。第二，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小国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心理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否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这种疑虑心理都一定程度存在，据此它们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很难走成功。但多年来在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周边战略的宣传下，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努力下，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认为中国可能会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是如果中国以硬实力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则会使中国是本地区“威胁意像”重新达成。一旦这样的意像形成则很难改变，对中国整体外交战略实施也将构成障碍。
区域多边合作的发展，将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生极大的影响。首先，区域多边合作的发展将进一步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中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例如，在建的201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深化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目前，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过程中，如果能克服政治障碍，可能会在未来成为现实，并且和东盟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道构成东亚自由贸易区。其次，区域多边合作的发展也会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例如，冷战后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建立了上海五大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以促进中国与该国的政治关系，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密切合作关系。再次，区域多边组织越来越重要的中国周边行为体。比如，东盟已经成为中国需要认真对待和打交道的周边行为体之一。中国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加人了东盟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例。再次，区域多边组织成为日益重要的中国周边行为体。
最后，区域多边合作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它必然会改变中国的观念与行为。
2011—2012.2“形势与政策”第4讲
2012年若干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重庆工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部
古世平
教学目的要求
1.认识西方发展模式弊端不断显现的事实并理解其原因。
2.了解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并认识其主要表现。
3.理解并掌握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和可能趋势。
教学重点
1.西方发展模式弊端不断显现的事实和原因。
2.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意图
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和基本趋势
复习思考
1.怎样理解西方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积弊深重?
2.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思想依据是什么? 3.美国全方位布局亚太主要表现有哪些? 4.为什么美国“重返”亚太并非易事? 5.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6.怎样认识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可能趋势?
教学内容
一、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
尽管，我们在介绍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时，涉及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企等情况。但是，当我们关注2012年的国际热点时，不能不再次提到欧美债务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甚至可能陷入二次衰退，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催化下，西方政治极端民主化、经济极端市场化、社会极端自由化积弊尽显，陷入深刻危机。华尔街神话破灭，西方制度光环褪色。伦敦骚乱、默多克新闻集团丑闻等使西方所谓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一)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难见尽头
1.债务危机越演越烈
从2007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美国金融业的同时，也严重冲击了欧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运行。在采取一系列应对方案和改革措施后，人们本已开始期待西方经济可以摆脱危机阴影，重新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但是，严峻的现实，很
1 快使世人的希望破灭。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愈演愈烈，引发系列政治动荡和社会风波，成为国际热点。2009年欧盟27个成员国，除波兰外，都是负增长;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负债率和政府财政赤字，都超过欧盟规定的60%和3%，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欠债，只是多少而已;政府都是寅吃卯粮，债务问题增大时，一旦周济不开，就会发生违约，甚至国家都会破产。
2011年以来，欧债危机持续蔓延深化。6月，希腊债务总额高达255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两年内升至200%。主权违约风险激增，国家陷入信用危机之中。欧盟在欧元建立之初就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提出了加入欧元区的标准：各国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预算赤字不得超过3%等。但目前大部分国家都突破了这一红线。截止2010年底.法国国债规模高达1.59万亿欧元.占GDP的比重高达81.7%;截至2011年8月，西班牙负债6800亿欧元，占GDP比重为64%，虽低于欧元区债务国83%的平均债务水平，但其失业率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国家;意大利负债1.13万亿欧元，占GDP的120%。欧债危机不断发展深化，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等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主权评级均被下调;欧洲大部分商业银行受债务问题严重拖累而陷入困局。
美国债务问题十分严重。近两年，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财政赤字攀上历史高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美国联邦公债占GDP的比例2011年达到99%，2012年预计会进一步升至103%。2011年5月16日，美财政部称美国债总额达到14. 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为不使美国债务违约，奥巴马政府同国会密集协商，美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提高国债上限、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激烈争斗，几乎在最后时刻达成妥协.通过提高国债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暂时框架协议。美国债务违约风险导致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欧美经济再次深度受挫并一蹶不振，并由此引发多国社会剧烈动荡，从雅典的街头抗议示威，到伦敦大规模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从经济到社会似乎都出了大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应该如何从更大的时代背景去理解西方经济和社会困境的深层动因?
2.政治动荡和社会风潮不断加剧
在长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解决高额主权债务危机的出路，是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就导致在是否接受欧盟救援和如何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问题上，一些国家执政党和反对党产生了分歧，造成了政治动荡，“欧猪5国”政府纷纷倒台。2011年2月，上任仅两年的爱尔兰总理赖恩·考恩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总理任期;3月份，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因议会拒绝批准其财政紧缩计划而宣布辞职;11月9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辞职，随后成立了联合政府;三天之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在强烈政治压力下于11月12日宣布辞职，结束了他长达17年的总理任职;11月20日，西班牙提前举行大选，反对党人民党获胜，在任总理薛帕特罗辞职。
欧洲各国频频发生政治动荡的同时，社会风潮不断加剧。长期形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紧缩财政造成的威胁，使得广大“愤怒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西班牙“5·15”示威游行打出反对现行体制的口号，希腊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有关国家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有所抬头，挪威出现暴力极端事件，英国多个城市爆发骚乱。
(二)美国经济难有较大起色
1.美国各种经济问题难以缓解
2012年的美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2011年相比，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美国官方在处理
2 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将更加明显;是否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则颇费思量。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在2012年可能推出某种形式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3)。
美国经济前景虽然短期内大体平稳，但增长明显面临停滞，同时也意味着各种经济问题难以缓解。《经济学家》杂志预测，201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仅为1.3%。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克拉里达(Richard Clarida)认为，2012年美国经济预料能够实现平稳增长，通胀率维持在低水平，官方动用金融杠杆实施刺激政策的意愿依然不大。
他对记者表示，美国市场上目前充斥着流动资金，刺激政策可能会加速巨额资金的高速流动，对经济健康增长并不是很有利。他指出，美国现在仍需要稳健的货币和金融政策。
失业率问题依然严重。2011年11月美国失业率虽降到9%以下，但这主要是由于很多人到了年底放弃找工作，而并非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学家》指，美国当前的实际失业率是9.6%，尚若将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临时工也计入失业群体，那么失业率就高达15%。美联储在其最新报告中指出，“高失业率仍是美国经济主要问题，企业固定投资的增长速度似乎有所放缓，住房部门仍旧处于受抑制的状态”。美国证券和商品交易市场的波动性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选举政治”和两党政治恶斗，干扰经济决策。2012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选民格外看重经济和就业议题，这也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争取连任至关重要。但“选举政治”很可能会干扰经济决策。奥巴马虽然野心勃勃地抛出4470亿美元就业促进法案，但在国会表决中举步维艰，只得拆分成几个较小议案继续审议。即便如此，议案通过的希望也很低。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关键议题上争吵不休，差点令美国债务违约、政府关门，令外界强烈质疑美国政界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2011年8月历史性地调降美国信用评级，其中原因就有对美国政治决策过程的不信任。
“政治瘫痪”阻遏经济复苏。华盛顿的“政治瘫痪”，是阻遏美国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举行之前，美国国会难以就重大刺激经济决策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2.欧洲经济问题拖累严重
2012年美国经济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欧洲。虽然，欧元区各国达成了加强财政监管的协议，但国际评级机构却加紧对欧元区国家施压，区内多国的信用评级下调可能已迫在眉睫。欧元区的危机继续发展，该地区2012年将很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美国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因欧洲问题面临巨大压力。
美国本应在欧债危机问题上做出更大努力——毕竟此问题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但美国出于各种考虑，并没有全力干预。外界普遍认为，如果放任欧元区危机继续恶化，美国经济势必要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金融和银行系统会遭遇重创。
如果内外环境不像当下这般糟糕，美国经济或许能够恢复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但可惜现实严酷，2012年的美国经济大概还得在低迷的泥潭中继续沉沦。
(三)欧元区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险增加
1.二次衰退威胁增大
欧盟为全球贡献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欧元区上次陷入衰退是在2009年，经济下滑4.3%，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衰退。2012年2月23日，欧洲联盟委员会发布的预测认为，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2012年将下滑0.3%，而非先前预测的增长0.5%。提醒欧元区尚未走出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甚至正奔向三年内的第二次经济衰退。
3 欧盟委员会认为，“主权债务人虚弱、金融市场脆弱和实体经济放缓之间的负面循环似乎仍未打破”，整个欧盟经济2012年将停止增长，希腊经济将连续第五年衰退;西班牙和意大利经济将收缩大约1%。
当然乐观的预测也仍然存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告诉德国媒体，欧元区经济正在反弹，积极信号有所增加。
2.失业高企甚为严重
南欧国家推行极为苛刻的财政紧缩措施，致使一些地方政府无力支付职工工资、社会服务停顿、失业率高企。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失业增长，占欧盟2010年末以来失业增长的95%。更甚的是，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从危机前的高水平)飙升至接近50%”。
3.通胀逼近风险剧增
更为糟糕的是，通货膨胀风险，可能伴随欧元区经济下滑。美国彭博新闻社分析，通胀率抬头，可能妨碍欧洲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
欧盟委员会预测，2012年欧元区通胀率将上升至2.1%，触及欧洲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鉴于地中海周边国家债务深重、竞争力太低，欧元区成员之间的差距将更加“突出”。德国和法国经济，今年可能分别增长0.6%和0.4%，与南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拉得更大。
(四)西方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积弊深重
欧美债务危机的深化蔓延，实际上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各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大规模非常规刺激政策，导致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深层次原因，则是冷战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金融资本扩张，导致其整体经济结构失衡，政治、经济和社会多种矛盾并发所致。西方经济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所带来的冲击，也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范畴，成为关乎西方经济社会制度和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是虚拟经济膨胀削弱和腐蚀了西方的生产力。西方特别是美英推崇金融至上，大搞“以钱生钱”的“金融创新”，不仅导致“金融泡沫”破灭后迟迟形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体经济和产业日益萎缩，而且也造成拉动社会就业能力严重缺失。
二是借债消费的模式累积和推高了西方高福利、高赤字、高债务“三座大山”。西方在“寅吃卯粮”的惯性轨道上越滑越远，去“三高”将是漫长艰难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三是金融阶层暴富加剧了西方社会贫富分化。作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级日益缩水，社会结构由传统的“橄榄型”变成了“金字塔型”。
四是大资本集团绑架西方政治，党派极化现象突出。当前掌握巨大政治能量的是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选票和党派利益至上严重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决策效率。
五是西方制度赖以运行的外部有利条件日益丧失。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在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等领域的垄断，加剧了西方产业和就业岗位的流失。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同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使西方操控世界的杠杆越来越少。
同时要看到，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仍占绝对优势，并拥有雄厚的科技、教育基础和强大创新能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更不甘坐视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将想方设法对外转嫁危机，加大对新兴国家的管控和打压，极力维护其既得国际权力。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4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来势汹汹。2011年，美国领导人密集出访亚太，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增兵澳大利亚„„奥巴马自称美首位“太平洋总统”，反复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誓言继续充当“亚太领导”角色。
(一)重心东移由来已久
1.美国地缘战略的演变
从地缘来讲，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比喻为一个人，本土是主干，加拿大和拉美就像他的头和脚，欧洲和亚太变成了两个胳膊、手，一边搂着大西洋，一边搂着太平洋，这样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美国一直强调要以美洲大陆为核心，抓住两对关系，一是跨大西洋关系，另一个是跨太平洋关系，对欧亚大陆进行合围。美国崛起的时期，门罗主义强调，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重心主要在美利坚大陆本身的扩张上。在崛起之后，它的战略重心放在了欧洲，尤其在冷战时期，战略针对的对象是苏联，依赖的主体是北约，寻求的目标是欧盟与北约的“双推进”。冷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它的重心仍在欧洲，消化前苏联解体后的政治遗产。
2.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开始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运筹战略重心东移。克林顿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冷战后的第一个《美国东亚战略报告》，明确地规划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的，抛出“亚太共同体”倡议，做足战略重心东移的理论和思想准备。1998年又出台了第二个《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以这两份报告为标志，克林顿政府启动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亦准备加速战略重心东移，打出“谦逊的国际主义”旗号，主张收缩战线，削减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和军事基地，加大亚太投入，被广泛认为其关注重点将明显向东倾斜。但“9·11”事件打乱了小布什政府战略部署，美战略重心东移进程止步于中东和南亚。21世纪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主要精力被消耗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战略重心东移心有余而力不足。
3.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思想依据
奥巴马上台前后，美战略界就美国战略目标与重点等根本性问题展开大辩论，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反恐与应对大国崛起的两项战略任务不可偏废。小布什政府受到反恐议程拖累，顾此失彼，犯了战略错误。如今，恐怖主义遭到重创，伊拉克、阿富汗渐被改造，两地撤军行动已经启动，长达十年的反恐时代告一段落，应对大国崛起应成为美国政府的紧迫课题。
其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必须顺应世界权力和经济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的大趋势。正如俄罗斯南下、印度东进、澳大利亚北上一样，从经济上看，处于困境中的美国要实现出口倍增、拉动就业、刺激经济的目标，必须寻找巨大的海外市场，而环顾天下，欧盟自身难保，中东一片乱局，非洲不是理想投资场所，亚洲便成为它出口倍增的主要依赖。
其三，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这一地区的盟国出现松散化和离心倾向，尤其是小布什执政期间，日本要脱美入亚，韩国要当东北亚的“平衡者”，澳大利亚拼命拉近与中国的关系，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的关系一度好于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来，美国要想保住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必须笼络和强化盟国关系。而且，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浪潮如火如荼，而一体化进程或是排挤美国或是没有美国参与的，比如东盟10+1，东盟10+
3、中日韩一体化，尤其是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让美国人产生极大的危机感，如果再不参与各种一体化进程的话，美国的经济利益将会无法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中、俄、印同步崛
5 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在东亚影响力急剧上升和扩展，使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性地位受到历史性挑战。
战略界的这些共识，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安团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依据。 4.美国加速战略重心东移
奥巴马政府上任之初，全面运用“巧实力”，努力修复美国同伊斯兰世界关系，重启美俄关系，巩固美欧关系，对“问题国家”实施“伸手外交”，适时调整反恐战略，将恐怖主义视作“21世纪的诸多挑战之一”而非“唯一”，不再片面地从狭窄的反恐棱镜中看待世界，为战略重心全方位移师亚太创造条件。
国务卿希拉里就任不足一月即首访东亚，成为五十年来将首访放在亚太地区的首位国务卿。后又十访亚太，五次发表有关亚太战略的重要讲话。2011年10月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新太平洋世纪》，全面系统地阐述奥巴马政府的亚洲观，明确指出美国未来十年的战略重点就在亚太，声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要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美国要领导亚太各国“建立一个更富有活力和更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一个更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构架”，并发挥地区“领导作用”。该文堪称美国新亚太战略的蓝本，给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做了明确的结论。
紧接着，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抵达印度尼西亚，开始转任五角大楼“掌门”以来对亚洲的首次访问，向“盟友”承诺，美国虽然面临军费削减，仍会维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在亚太地区的预算绝不会减。随后，奥巴马展开其亚太9天行程，主持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高调访问澳大利亚，并首次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出席东亚峰会。
至此，无论从言论上，还是实际动作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已成为现实。
(二)美国“重返亚洲”全方位布局
1.雁型安全模式全面升级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强力推进既定部署，见缝插针，巩固亚太地区同盟国家向心力，巧妙利用各种手段拉近与非同盟国家关系，力争全面主导亚太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调整主动权。从2010年开始，美国逐步在中国周边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不仅使中国直接面对美国日益增强的战略挤压，也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国家间关系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模式中，美国是雁首，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石”，美日韩三边存在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印尼，越南和印度的关系，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
“雁型安全模式”是冷战以来美国亚洲战略的第三个阶段。从冷战开始到21世纪初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前苏联为对手的轴毂模式，第二个阶段以日本为对手的扇形模式。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不同模式并非是替代性关系，而是逐步累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战略与政策的继承性大于变革性，是一个突出特点。第三个阶段的“雁型安全模式”，正是综合美国对苏、对日战略的历史经验，站在亚太战略之上，挟亚太以制衡中国，以军事、经济两手都要硬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
2.巩固、强化和整合传统盟友关系
6 美日关系方面，2010年5月，美日就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共识，消除了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障碍。日本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称，日美同盟在实现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不可缺少。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在更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在“天安号”事件和中日“渔船事件”后，美日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美韩关系方面，两国正式签署《国防合作指针》、《战略同盟2015》和《战略计划方针》等文件，构筑两国“21世纪全面战略同盟”，还设立“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全方位深化两国安全合作。所谓“延伸威慑”，指的是美国利用其核保护伞，向韩国提供安全保证。“天安号”事件后，美韩连续9次举办大规模联合军演。
美澳关系方面，2011年11月16日，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永久性的驻军协议。从2012年开始美国2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可以在澳驻扎，6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长驻南太平洋地区。
同盟三边化与多边化，美在整合双边同盟体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同盟三边化甚至多边化。2010年7月，美韩举行联合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演习，引起外界对美日韩三国军队可能进一步“整合”、“联动”的高度关注。同年10月，美日韩澳四国的海陆空军首次进行将官级别的战略协商，并谋划进一步整合各国间安全合作机制。
3.“多面下注”加强“战略支点”扶持力度
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过程中，注重加强对印度、越南、印尼等新“战略支点”扶持力度，尝试缓和同缅甸、朝鲜等敌对国家关系，为巩固美在亚太地位“多面下注”
美印(度)关系不断升级。由冷战期间的“1.0版”、克林顿和布什时期的“2.0版”升级为全新的“3.0版”，在全球安全、人类发展、经济和科技等四个领域重点深化合作，并建立双方“战略对话”机制。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双方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印联合声明”。
美越关系发展较快。最近两年，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频率越来越高，访问的舰只也从一艘增加到数艘。2011年7月，美国“钟云”号驱逐舰、“普雷贝尔”号驱逐舰和“哨兵”号护卫舰，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为期7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就是为了让越南感受到美国愿意与其成为伙伴。
美印(尼)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10年11月，奥巴马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双边会晤后，共同签署了一份全面伙伴关系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美国和印尼将在贸易、投资、教育、能源、环境、国家安全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以巩固和加强两国在未来的合作。
4.推动TPP谈判扩大经济影响力
增长乏力的美国经济，欲在亚洲的增长繁荣盛宴中分得一杯羹。为防止在新一轮经济整合中被边缘化，确立和强化美在亚太经济格局主导权，奥巴马政府着力在双边渠道和地区层次拓宽与域内各国经济联系，打造以美为主的亚太经济圈。在进一步夯实同日韩等国经济合作基础上，尤其强化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
2011年11月12日，在夏威夷举办的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宣布与8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达成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定，日本也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如果TPP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对跨太平洋的贸易整合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TPP一旦运转，将对
7 中国产生复杂影响。首先，亚太地区其他经贸体制，将面临被架空和掏空的危险，亚太地区也将会更加分化。其次，美国主导下的TPP使美国成为亚太经贸机制的中心，这将改写亚太经贸版图。想让东亚的经济增长不那么依靠中国市场，打断中国越来越引领东亚发展的势头。最后，除经贸之外，TPP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军事和政治领域。
5.强化在核心地带的军事安全布局
目前，美海军陆战队的一半兵力已部署在亚太，美海军11艘航母中有6艘部署在太平洋。2011年6月，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钟云”号已部署在南海和菲律宾苏禄海海域，目的是为“确保航海自由”。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驶离美国海军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前往西太平洋海域与各国合作执行警戒任务。舰长劳斯曼表示，“我们的使命是与太平洋地区的各同盟国共同作战以稳定地区局势。”美国还推出“海空一体战”等长远作战设想，将其防范对象指向中国。
6.加入东亚峰会，争夺东亚主导权
2005年，第一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时，有媒体将之称为“东亚地区第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地区合作机制”。美国尽管在地理上并非东亚国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2011年11月19日，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参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6届东亚峰会。
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将产生复杂的地区效应。首先，影响东亚合作进程。有可能给东盟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冲击东盟的话语权，如果想继续领导东亚合作，东盟将不得不更加谨慎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其次，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美国加入东亚峰会，有助于东盟从一个“清谈馆”转变为务实的组织，并且很可能会抵消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峰会内部扩大的影响力。第三，用议题逐步改变峰会的定位。美国希望东亚峰会成为讨论地区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场所，甚至希望对中国推动建设的上海合作组织产生消极影响。
目前，新的美国大战略已经隐现。即：在继续巩固和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同时，充分利用亚太地区既有或正处于塑形阶段的APEC，TPP和东亚峰会等机制，在经济上重返亚太，实现新一轮的战略扩张，绘制新的亚太贸易版图和权力版图。
(三)“重返”亚太并非易事
美国新亚太布局，看似一路高歌猛进，咄咄逼人，但正如小布什时期当年迅速进军中东、中亚一样，最终成效如何，还有待现实检验。综合分析，既要看到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严峻性和危险性，也要看到其背后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
1.美国存在三大软肋
一是国内局势的限制。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政治斗争社会矛盾，使未来几年美国无论谁掌权都必须把战略重心转向国内。此次亚太布局进攻性明显，但它是美国全球战略整体收缩中的一部分。只看到其亚太进攻的一面而忽视其总体收缩，难免夸大其影响力。以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未来几年亚太军事部署能否有足够的财力支撑，确实是个问号。
二是国际形势的限制。西亚北非变局才刚刚拉开序幕，其走势如何谁也说不清。从美国全球战略看，中东至少是和亚太同等重要的地缘重点地区，如果奥巴马全力重心东移而置中东于次要地位，恐怕要犯小布什过于重中东轻亚太的同样错误。美国国内尤其是共和党已对奥巴马应对埃及，利比亚等做法提出批评。一旦变局进一步冲击美国利益，批评声浪必然再起。而巴以矛盾的激化，叙利亚乱局、伊朗核问题的失控以及恐怖势力乱中做大的隐忧，将不得不耗费美国的战略资源。再看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撤军后两国的局势会好转，其对美国的战略牵制短期内不会改变，怎一个走字了得!此外，俄罗斯目
8 前借助油气资源，一面继续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深化俄中关系，一面抛出“欧亚联盟”构想拉近俄欧关系，而且在独联体夯实基础，假以时日，俄罗斯复兴的速度将超出美国战略预期，由不得美国不提前加以防范。
三是亚太自身的限制。美国错把亚太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欢迎，理解成各国喜欢美国，殊不知是借力用力、以美压中的短期战略需求使然。长远看，亚太国家在美中间平衡，在经济上继续倚重中国的现实不会改变。
2.东亚各国欢迎中带有忧虑
日韩等盟国，对美国“重返”亚太心态复杂，一方面欢迎，当前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比较凸显，相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自信心在减弱，迫切需要美国来抗衡中国。另一方面忧虑，请神容易送神难，过去十几年亚洲主宰性力量来自地区内部，中日韩齐头并进发展，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美国成为“东亚国家”后，不管这个地区是美国主导下的，还是美中对抗下的，或是美中和解下的，对这些国家自身都不利，所以并不是心悦诚服地接纳。
比如越南，现在看起来和美贴得很近，希望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替它撑腰。但越南有着双重担心，一是怕美国把越南当成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最后反受其累，小国总是大国的牺牲品，二是怕美国借机改造越南，把它的社会制度、政权更迭了。
日本也有代价.一是在普天间机场问题上忍辱负重妥协，二是美国要拉它加入TPP，国内农业集团反对的声音特别强，政治压力增大。
因此，美国进入亚太，能不能给这个地区带来公共产品，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实惠，是一大考验，或者说是对美国亚太战略的一大限制。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东盟国家吃过美国的亏，历史记忆是很深刻的。
三、正确认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正当中国崛起之际，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安全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和周边国家海上争端不断上升。2009年后更加明显和突出。中国深海战略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尤其在南海，我国和菲律宾、越南摩擦不断。一些国际舆论大肆炒作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很多大国企图插手介入南海问题，以所谓“国际航行自由”抢占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美国自1995年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其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美国还把南海问题与台海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中国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其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冲突，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东海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
9 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随着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力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夸大南海争端既是美国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边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争议已经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也将成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权转移的 一个信号。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强势和扩张的重要论据。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2.朝鲜半岛僵局难破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包括维护中朝边界的稳定，阻止对华包围圈的形成，以及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与可能性。
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朝韩双方的紧张对立和美日韩的武力威慑政策，不仅给政治和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把朝鲜半岛推到了战争的边缘。
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形势和局面，究其原因是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新政策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互动的产物。李明博政府以朝鲜政权“即将崩溃”为依据，采取“战略攻势”，主要表现为：高调宣布在今后的冲突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基本抛弃了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说服美国不要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朝韩关系改善是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提，增加朝韩会谈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韩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美国为实现“重返亚太”，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同盟，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并强化其亚洲的同盟体系并拓展其功能。
10 2011年伊始，朝鲜采取了一些缓和姿态，企图缓解美日韩的高压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建立，使“六方会谈”在管理朝鲜半岛冲突、促进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波澜起伏。从2011年9月起，美、韩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2011年12月1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目去世，给朝鲜半岛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性机遇的来临。但是，2012年3月16日，朝鲜宣称将在金日成诞辰100周年之际，发射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实用卫星。美日韩等国表示强烈发对， 加紧部署应对措施，日本完成演练“全国瞬时警报系统”“严阵以待”，美国还鼓动日、韩等盟国部署反导系统，进一步引发东亚紧张局势，给中国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如果朝鲜半岛紧张状态长期化，将严重损害有关各方的利益。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日本在“3·11”特大地震后接受国际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对外关系排列顺序的亲疏远近。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国家，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国。具体来说.处于中核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快速协调应战能力方面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第二层次的间接盟友也发挥了快速集结的配合救助优势。第三层次的关系主要体现了“情感投资反哺回馈”的良友关系。第四层次则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明显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资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选择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从日本领纳其他国际赈灾救援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其现代版的“远交近攻”策略。
日本特大震灾也加速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此次地震对日本经济地区安全形势造成重大影响，进一步拉大了与亚洲经济第一大国中国的实力差距。整体经济数据表明，日本进一步依赖中国，但是在高端技术产业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日本。正是整体依赖但部分占据优势地位的这种局面，影响了救灾外交在消弭中日两国的不信任中的作用。灾后日韩两国的互动表明，双边关系已经摆脱了那种因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双方均试图改变对方的混乱期，正朝着承认不同、开始倾听和询问的整合期阶段发展。
灾难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2010年，来自冲绳的强烈反对，阻碍了日本政府执行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协议。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驻日美军迅速、大规模的救灾行动，使日本民众看到美日同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民众对美军基地的情绪，弱化了冲绳对基地搬迁的反对声浪，有利于同盟关系的稳定。地震证实了日美同盟体系具有相当强的协调能力、相当快速的反应能力。从军事运作的角度看，在很短的时间内，日美两国政府可以调动极大力量的军事效能，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灾后上台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视美日同盟为日本外交基轴的立场。借助于美国的扶持，日本在新防卫大纲中提出了“机动防卫能力”概念，扩充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防卫态势，重点部署海上力量，加强情报收集及警戒监视活动。目前的美日同盟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信息共享等内容的新框架。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日本，也包括周边国家。虽然日本和美国在扩展国家利益时，双方存在定的冲突，但是日美之间由于价值观一致，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能够在互相协调的基础上解
11 决矛盾、提高共同利益。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上力量。从长期来看，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的态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互信的建设，可能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恶化。
在周边国家眼里，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过快，意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焦虑感的上升，中国“军事威胁论”被放大。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更强。这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已将军事防御重心放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普遍较强，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日方认为中国军费增长超过实际经济增长很难让人接受，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削减军费，周边对中国的信任就增强了。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周边国家之间正加强军事合作，联合制衡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美国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加速东移，未来一段时间，东亚是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地区，中国是其防范重点对象，美国将进步扩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为维持反恐成果和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将在阿富汗长期存在，并重视与印巴的军事合作，提升其在军事坐标中的位置。在美国的战略部署棋盘上，东南亚是其战略依托，战略部署已经成熟稳定，而中亚和南亚是其势力重点拓展之区。从地缘的角度看，美国正在加强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和中亚的战略链条连接力度，一旦顺利完成且加固，那么就意味着环形包围圈构建完毕，在欧亚大陆就很难出现对其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
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外交战略取向看，美国将日益重视能源通道的控制力。美国正利用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联盟体系，以及通过在中亚和南亚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论辩中国发展航母的动机与意图，甚至出现了中国是否将发展“以航母为中心的海军”这样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发展有限的海军能力，以提升中国在不涉及美国时捍卫地区利益的能力，保护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执行非传统安全使命，实现军事外交，展示负责任国际形象，以及提升中国的声誉。而有的人则认为，边界争端不会导致安全冲突，相反，是安全冲突带来边界争端。边界争端升级是安全冲突发展的象征，而不是原因。例如，南海周边国家之所以能挑战中国，是因为他们享受着美国的保护，而这主要是基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海上优势。
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社会化、地区化的趋势，直接影响民生。日本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和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
2011年自然灾害频频袭击周边地区。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灾害以及核泄漏事故，因其危害强度大波及范围广，对全球核安全和能源的安全利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核电站的安全措施，成为各国确保核能安全的首要任务，也为国际和平利用核能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东京电力公司将大剂量高浓度辐射水排入大海，可能对海洋环境和生态带来复杂和
12 长期的影响，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抗议。7月以后，泰国东北部、北部和中部泛滥的特大洪灾持续了近4个月。首都曼谷10月份的灾情，一度达到“危急的临界点”。此外，受洪灾影响的还有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大国在中亚竞争的阴影仍无法消散。本·拉登被击毙后，2011年6月，奥巴马总统宣布正式启动从阿富汗撤军进程，对中国的安全将产生复杂的影响。首先，美国不会完全撤离阿富汗。其撤军的战略意图，是要在中亚站稳脚跟，欲走还留，在中亚地区形成多个战略支点，以便以点带面地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网络。其次，美军撤离阿富汗会增加中国反恐和打击分裂主义的压力。“9·11”后，中美在反恐方面保持合作，有利于中国打击“东突”和“三股势力”。随着美军的撤离，中亚的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可能重新抬头并伺机而动，影响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美国倡议“新丝绸之路”计划，开始实施其“非军事战略”。十年反恐战争，极大的代价，并不能解决阿富汗及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美国开始从单纯注重军事战略、依靠自身和少数北约成员，转变为军事战略与经济战略并重。2011年7月，在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9月22日联合国大会期间，希拉里与德国外长和阿富汗外长，共同主持了一个由30多个国家外长参加的“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专门讨论“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目的就是借助国际社会的努力，打造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经济与运输网络，通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将经济迅速发展的印度甚至整个东南亚，与油气资源丰富的西亚国家连接起来，利用国家间、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强化阿富汗的枢纽作用，促进包括阿富汗等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航道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2011年“湄公河事件”，凸显航道安全的重要性。湄公河流域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山高林密通信不畅导致跨国犯罪猖獗，已严重威胁沿岸国家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11月26目.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宣布，四国将在湄公河开展联合巡逻执法工作，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促进湄公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友好往来。中方将在联合巡逻执法装备和人员培训方面向老缅方提供帮助。此举意味着，中国为维护区域安全提供公共产品，朝着建立切实的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框架迈进了一大步。当中国的地区利益能够得到制度化的保障时，中国的地区战略才能顺利推进。
应对非传统安全更需构建软实力。2011年9月30日，缅甸政府叫停密松水电站建设，凸显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的紧密联系。缅甸总统吴登盛对搁置电站项目的解释是，该电站可能会“破坏密松的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的生计，破坏民间资本栽培的橡胶种植园和庄稼，气候变化造成的大坝坍塌也会损害电站附近和下游居民的生计”。其实，密松水电站开发，不完全是经济和环境问题，之所以变成了政治问题和“民意”问题，在缅甸和国际社会被热炒，事实上既是西方非政府组织长期不遗余力煽动的结果，也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积极干预、影响和拉拢缅甸，疏远缅中关系不无关系。
如果从软实力的角度看非传统安全问题，那么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度，构建软实力显得十分重要。在全世界形成自己的软实力优势，这种优势未必需要美国来加以保障，也并不与中国和平崛起相冲突，它们是人类为追求和平与繁荣而获得的经验积累。特别是在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面前，单独某一国的技术积累和智慧还不够，需要国际协作。全球性问题的增生，迫使国家利益的内涵已不能局限在领土范围之内，而是呈现出全球性地区性关联。
(二)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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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1.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其实质是中美海权的较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为制约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长，美国未来还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加大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对中国而言，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其挑战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一个新的海洋秩序。
受限于技术，中国发展航母，短期内根本不会对美国海上安全直接构成挑战。但是，在外交层面上，会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政治化。中国发展航母的目的十分明确：中国不当海上霸主，不争夺海上霸权和地区霸权，不以任何国家为作战目标，不对他国构成安全威胁。中国将来拥有航母，只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近海防卫战略不会改变。但是，对美国的部分人而言，中国海上力量增强，却是挑战海上安全的信号。一部分专家认为，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无需立即改变其军力发展计划，只要持续增加在太平洋西海岸的海军部署，并加强与该地区盟友的防务合作以及提升美国航母在该区域内港口的存在，就可以维持美国在西海岸的海上优势。
在美国新一轮战略扩展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步入了战略焦虑期。美国的战略焦虑在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产生包括领土在内的更多利益诉求，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焦虑则在于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因美国重返亚太而引发的安全上和经济上的联动效应。战略焦虑的现实存在，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可能放大中美之间的分歧，使得中美之间风波不断。如果美国的权力是建立在抵消和解构中国对区域影响力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就难以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中美竞争加剧，促使中国周边的利益分化重组加快。通过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回顾与展望，我们发现，“周边”的范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化而延展，目前已经发展为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地区体系。在这样一个周边世界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衔接、霸权国家与地区强国共存。尽管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实力增长必然导致军事扩张，但中国试图摆脱历史的宿命，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激烈的冲突。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2.大选年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
每次大选不仅意味着国内政局的更替，也意味着地区局势的调整。新领导人上台，变革财经政策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这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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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在进行大选，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换届。处于大选年的各国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也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的压力和动力。
第一，中国成为美国2012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压力和挑战。尽管美国选举拿中国说事早就不稀罕，但在美国战略决策界心理失衡的情形下，美国有可能把对华的情绪性、策略性看法，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一旦如此，中国将面临持续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现在就想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赢家是谁还不可能，但很明显输家已经有了一个，那就是中国。共和党候选人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奥巴马政府面临着压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着内外困境。在国内，两党政治极化严重，关系紧张，围绕着债务上限问题的两党恶斗，让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强烈怀疑，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外交方面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被迫实行战略收缩。美国诸多国内问题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战略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果。“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生动体现。在2012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将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内政外交的调整和变革方向。在未来几年，随着美国内外战略的调整加速，且更多被国内问题、国内利益所左右，中美关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第二，政府换届导致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可能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以菲律宾为例，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为了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拉拢美国、日本抗衡中国，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在缅甸，2011年3月，吴登盛被缅甸议会选举为总统，组成了新的文官政府，掌握缅甸政权20多年的军方强人丹瑞宣布退休。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的新举措，使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尤其是9月30日，吴登盛突然宣布搁置中缅合作兴建的密松水电站，这决定让中国感到措手不及，再次凸显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困境与尴尬。
韩国大选可能给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带来新的契机。“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半岛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与李明博政府对朝鲜的认知和强硬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新政权改变对朝鲜“崩溃论”的认知和僵硬的对朝政策，则可能迎来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进步促进六方会谈恢复。2011年10月下旬，民间团体和各在野党统统推选出身于民间团体的候选人当选首尔市市长，反映出韩国政治下行的压力。2011年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一系列“革命”表明，目前新一轮的社会意志渗透进政治体系，很可能引发诸多冲突。
选举对地区影响的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这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以及战略界的情报分析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3.以政经合一的方式管控周边局势
客观地说，中国周边局势的复杂化，并不都是因为美国的介入。美国“雁型安全模式”的出现，其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多种威胁，包括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跨国性问题等。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有的周边国家欢迎美国加入，有的国家拒绝美国加入，甚至有的国家既欢迎又警惕，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周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拥有不同的安全需求。
15 中国在周边地区安全的需求上，既有美国的特征(威胁来源于国土之外)，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影响安全的因素来自内部)。更加突出的是，中国将从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行列，安全需求的升级非常明显。目前来看，中国有着多种安全需求：东北部，传统安全威胁、非法移民与跨境民族;东部沿海，领海争端、资源能源通道、进出口通道;西南部，领海领土争端、水资源、非法移民、毒品与跨境民族;西部，跨境民族、能源通道与“三股势力”。
以多个次区域为依托点的周边外交，将是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近代史上，中国存在着以陆上为重心还是以海上为重心的战略论辩(塞防与海防)。随着资源多元化以及安全威胁的泛化，这种划分的讨论将逐渐失去意义。判断究竟是海上重要还是陆上重要，要看战略性资源的通道安全威胁的等级以及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基本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种合作性参与战略。因此，从次区域层次和问题领域来审视各个地区的安全等级秩序会更加有效。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冷静地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短期内也不会出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均势。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收益，但未来20年内权力的分配优势(尤其是军事能力)，还是在美国这边，特别是美国的同盟体系。按照客观的实力分布，那么只能说周边国家是追随美国，而不是制衡中国。弱小的一方依赖强者并不与历史经验相违背。如果历史经验还具有某种长期合理性的话，那么周边邻国不制衡中国的行为是符合东亚的历史情境的。中国外交依然要着眼于为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
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WTO的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
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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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周边形势浅析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与国际上有了更多的交流，得到了许多的机遇，但机遇与挑战同在，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中国周边环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而是一个开放开明的国家。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和平相处，提倡可持续发展，注重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但最近以来，日本钓鱼岛事件的发生，更加的告诉我们，形势并不容乐观，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复杂关系形势的准备。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分析中国周边目前的形势。 首先是日本。
中日关系在1972年进入正常化。至今38年有余，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而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日中关系在发展中却有存在着许多隐患。人本政府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严重影响地区的稳定，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事件更是说明了中日在东海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其次是美国。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在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素，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俄罗斯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回缩到我国北部方向，而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已成为最主要的外部因素。美国的影响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全方位性，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美国的影响在手段和方式上亦具有多样性，一是保持直接的军事存在，二是发展同我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三是介入和干预地区热点问题和危机。当然，目前美国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大都是间接和潜在的，而且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遏制我国的同时，也同我国进行“接触”与合作。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延缓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对我国的威胁。
之后是朝鲜半岛。
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始终牵动着大国利害关系，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朝鲜和韩国都在竭力谋求统一，但是双方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冲突，造成了一种一致谋求统一却又坚持对抗的局面。近些年来，双方的各项交流合作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朝韩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是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半岛南北双方真正走向和解，只有在中美等大国的支持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最后是俄罗斯。
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我国北部地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邻国。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和安全隐患。同时，我国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并且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动摇。因此，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俄在对外政策上，其作为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决定其外交政策的平衡性，实施欧亚并举的双头鹰外交。西部，把外交重点放在独联体地区，对欧盟签署“通往未来路线图协议”。对美，虽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分歧，但短期之内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与对抗。在东方，则加强与我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方位关系，同时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表明两国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两国政治走向合作的体现，为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样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从以上几个国家分析来看，中国周边国际形势有好的发展，但是也有潜伏的危机，特别是日本方面，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让中国和日本在长久的时间里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方面更是在教科书上篡改历史，公然掩盖事实真相和逃避放下的错误。另外日本在军事上的发展迅速，已然成为世界级军事强国，更加多中国造成威胁。
中国的周边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且挑战大于机遇。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勇敢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面对挑战，不断壮大自己。
骆放
09级会计二班 200901012026
1当前我国周边国际环境对发展的影响;
2国防建设与创新发展;
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周边形势浅析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和平相处，提倡可持续发展，注重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形势并不容乐观，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复杂关系形势的准备。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分析中国周边目前的形势。
首先是日本。
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其次是美国。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延缓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对我国的威胁。
之后是朝鲜半岛。
半岛相关国家的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积极关注之。
最后是俄罗斯。
北亚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将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从以上几个国家分析来看，中国周边国际形势有好的发展，但是也有潜伏的危机，中国的周边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且挑战大于机遇。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勇敢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面对挑战，不断壮大自己。
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和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首要因素。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继续利用海上安全问题对“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地区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海上问题矛盾激化，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
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中突升级。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台海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中国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中国台湾因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中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总之，自1995年美国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开始，美国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美国的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
2.半岛局势僵局难破
2011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态。朝鲜表示愿意同韩国进行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解。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震灾揭示日本外交“同心圆”，美日同盟继续强化。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灾后国际救援行动和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排序，
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各国;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质方面予以日本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日本选择国际援助的态度充分显示了其 “远交近攻”策略。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加剧。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明显增强，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要的军事力量;东南亚国家加快军备建设，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因此，中国虽然能一再宣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是防御性的，但是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未来这一态势不会改变，这将损害国家间安全互信的建设，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
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区化扩展。东日本大地震、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恐怖主义的抬头、中国船员在湄公河被害、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突发性、跨部门、多地区等特征，应对传统安全的治理模式遭受极大挑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一方面，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部撤退并没有带来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另一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也使矛盾激化。未来，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将显著上升。
同时，2012年是周边国家的大选年，各国国内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格局新变化。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政府换届。各国政府将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压力和动力。新领导人上台，财经政策变革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的选举，其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这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态势下，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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